疫情中行政法

㈠ 疫情期间哄抬物价处罚标准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各地出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哄抬物价行为.对这类行为我国采取"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二重处罚机制.在对哄抬物价行为进行规制时,存在认定标准不明,执法标准不一,执法程序不当与规制效果不彰等局限.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有规制路径,从而进一步明确执法依据,完善比例原则,细化裁量基准,构建协调机制.
什么是哄抬物价？
将疫情期间哄抬物价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源于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从应然层面看,此类行为的本质特征不在于扰乱市场秩序而在于妨害疫情防控,将其解释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违反了同类解释规则,前置行政法的位阶也存在争议;以司法解释突破立法将其径行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存在程序瑕疵.此类行为的刑事规制应从非法经营罪转向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并通过修订扩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范围予以适用.从实然层面看,在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尚未修订,疫情紧急的现状下,依据司法解释以非法经营罪规制此类行为,亟需明确疫情期间的起止时间,
总结防疫物资的范围,哄抬物价的幅度等具体要件,以期精准适用刑法.对于传染病以外的突发事件,可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增设"妨害突发事件应对罪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
经营者有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㈡ 疫情期间单位法律知识怎么学习

第一步，首先你要了解事业单位法律方面的内容，从头到尾先了解内容，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大致能够了解到事业单位的法律部分都包括些什么。
大体上事业单位法律部分比较重要的部分有这么几个：①法理学②宪法③刑法④行政法⑤民法这几块是最重要的部分，当然很多考生会问还有其他法的内容啊？但是一般事业单位法律方面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几大块来的，所以你着重复习这些内容就可以了。
第二步，只靠记忆是不可以的，通过案例去理解考点和知识点。没有案例空谈知识点也很难真正理解。下面我来举个例子，那就是正当防卫，那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有哪些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构成要件通过题目来理解，然后就可以很快了解这个知识点，也可以联系其他知识点。
第三步，那就是你要通过再来练习，因为很多题目都是换汤不换药。只要你理解掌握了知识点，那做到某个题目你就可以很快地了解到是哪个知识点，如果还是不够清楚，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再去查漏补缺了。
其实，法律部分的内容重在理解，结合案例才能更好把握。当然有些概念该记忆还是要记忆，但重中之重是在理解。只要你能够真正理解了，遇到法律的题目可以快速找到自己所理解掌握的知识点，那么法律部分的题目基本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㈢ 没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能否到企业进行疫情防控检查

不能。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合法行政这一首要原则及合理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等。没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进行疫情防控的检查违反了行政法规定。
合法行政属于形式法治的范畴，与之相对应的合理行政则属于实质法治的范畴。疫情期间个别地方政府存在的肆意行政问题未能平衡“刚性管控”与“依法行政”之间的关系，背离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精神。
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行政执法行为将引起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而这种怀疑一旦在公众之间形成“塔西佗效应”，那么无论政府说真话还是假话，民众都将不再相信，从而进一步破坏政府的公信力。

㈣ 违反居家隔离规定，擅自外出，这种情况会如何处罚

法律分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般的情况会根据行政法进行处罚，如果严重的话，会触犯刑法，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依据】《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一）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1.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含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有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为了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行政机关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依法快速、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
（二）拒绝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和物品进行消毒处理的；
（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
（四）出售、运输疫区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物品，未进行消毒处理的；
（五）拒绝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甲类传染病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

㈤ 学校疫情防控的双备案指什么

指的是两个防控的计划
一般来说学校都会有两个防空备案的，以便于应对突发情况。备案是指向主管机关报告事由存案以备查考。行政法角度看备案，实践中主要是《立法法》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第十二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的《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办理备案。未经备案，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而对于没有备案的网站将予以罚款和关闭。

㈥ 疫情期间琴行开门行政处罚多少钱

行政处罚一般两千元至一万元不等。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

㈦ 法律第六十五条是什么

第六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未依照本法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或者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未及时组织救治、采取控制措施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释义】本条是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承担有关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规定。
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承担法律责任的三种违法情形
在本法中，对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法律义务，在各章中基本都有规定。如在“总则”中规定了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治的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治和监督管理体系、完善有关制度，方便单位和个人参与传染病防治的法定义务；在“预防”一章中规定了有计划建设和改造公共卫生设施，改善饮用水卫生条件、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防止艾滋病的传播的法定义务；在“疫情控制”一章中规定了实施隔离措施、采取紧急措施、宣布疫区必须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的法定义务；在“医疗救治”一章中规定了加强和完善传染病医疗救治网络的建设，指定具备相应能力的医疗机构或者设置传染病医院承担传染病救治任务的法定义务；在“保障措施”一章中规定了将传染病防治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负责本行政区域和基层的传染病预防、控制、监督工作的日常经费、负责储备防治传染病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等法定义务。
从法理上讲，未履行法律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无责任，则无法律”。在行政法领域中，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律义务，一般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对于一些倡导性的、宏观性、计划性的法律义务，履行与否很难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有些未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本法仅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三项法定义务规定了法律责任。
第一，本依据本法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的。这里的报告职责，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对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特定人员实施隔离措施、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采取的五类紧急措施、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宣布本行政区域部分或全部为疫区时的报告义务。无论是隔离措施、紧急措施还是宣布疫区，都涉及到对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的一定限制，而且对社会的各方面影响也是很大的，为慎重起见，必须报告上级人民政府来决定。本法对报告的程序有规定，以上三种需要报告的情形，程序还不太一样。对采取隔离措施的报告，是在实施隔离措施的同时，报告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对紧急措施和宣布疫区的报告，必须在实施之前进行，只有得到批准后，才可以具体实施。
第二，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根据本法规定，承担疫情报告和通报职责的是卫生行政部门，而不是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但卫生行政部门在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或者发现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必须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就我国的行政体制而言，卫生行政部门受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在实践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尽管没有报告传染病疫情的职责，但有时会出现出于维护本地区经济发展等因素的考虑，利用行政命令，阻挠本级卫生行政部门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传染病疫情的情形。为防止这种不利于传染病防治情形的出现，本法对于人民政府授意其卫生行政部门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或者阻挠卫生行政部门报告疫情，导致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情形，追究其相应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第三，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未及时组织救治、采取控制措施的。这里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是“传染病暴发、流行”的前提。在平时，发现法定传染病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病例时，医疗机构在报告的同时承担救治任务，地方人民政府没有必要进行组织协调工作，但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由于出现大量的传染病病人，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和药品，也需要统筹安排有关医疗机构，甚至需要设立临时的传染病医院分担救治任务，这时就需要地方人民政府开展组织协调工作。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按照预防、控制预案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在平时，地方人民政府也没有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的必要。其次是“未及时”的时间要件。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时间非常重要，延误时机将会导致传染病更大范围的蔓延，因此地方人民政府必须当机立断，及时组织救治和采取控制措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可以采取隔离措施、紧急措施和宣布疫区三类控制措施。其中隔离措施是可以直接采取，同时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因此这里“及时”不包括报告时间。而采取紧急措施和宣布疫区，必须先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因此这里的“及时”是在批准之后算起。
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的行政责任
对于行政责任，一般认为行政责任分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行政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和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责任。其中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的形式有：通报批评、撤销、承认错误、赔礼道歉、纠正不当行为等。行政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的形式有：行政处分、赔偿等。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责任的形式有：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为等。有的观点认为行政责任可以分为内部行政责任和外部行政责任。本条中的行政责任是行政机关和行政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并不涉及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责任；是上级人民政府追究下级人民政府及负有责任主管人员的行政责任，是一种内部行政责任，不是外部行政责任。上级人民政府追究下级人民政府的内部行政责任的方式有：通报批评、责令改正错误等。根据《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上级人民政府视不同情况，可以对下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分别处以警告、记过等八类行政处分。“通报批评”是一种非财产内容的精神上的惩罚，其与行政处分都是惩罚性的行政责任形式，而“责令改正”则是一种补救性的行政责任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本条中追究人民政府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的行政责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出现本条中所列的三种违法情形的，就可以追究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责任，只有出现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时，才可以追究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的责任。所谓传播是指传染病在一定范围内扩散，使不特定多数人感染上传染病，实际上造成了传染病传播的后果。所谓流行是指一定地区某种传染病发病率显著超过该病历年的一般发病率水平。所谓其他严重后果是指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传染病进一步扩大流行区域等情形。
在修改传染病防治法的过程中，有的意见主张应该明确规定“领导问责制”的内容，明确规定如果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领导应等职等。考虑到“领导问责制”是一项规范政府行为的基本制度，不直通过本法来确立，而且本法已有了追究负有责任主管人员责任的相关规定，因此并没有采纳该意见。
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
本条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构成的犯罪是玩忽职守罪，其犯罪构成要件如下：
第一，犯罪主体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也就是负有责任的行政领导。
第二，犯罪的主观方面只是过失，而不是故意。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犯罪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状态。在本条中，地方人民政府的主管人员不可能希望或者放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发生，只可能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轻信能够避免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后果的发生。
第三，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从后果看本罪使得公共财产、社会经济秩序、公民的人身健康等受到严重损害，但这是本罪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表现，本质上仍然属于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
第四，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使得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后果的发生是追究负有责任的地方政府主管人员的行政责任的要件，但不是构成本罪的要件，只有当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达到使得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的程度，才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立案标准》的规定，“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主要是指造成人员伤亡的，包括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或者轻伤十人以上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三十万元，但间接损失造成一百万元等情形。
需要指出的是，本条及本章其他条文中的犯罪都是行政犯罪，行政犯罪的重要特点是其违法要件的行政从属性，即客观行为方式及程度应当依照行政法的规定界定，因此本条所讲的犯罪就是与本条前部分行政违法行为所对应的玩忽职守罪。同时，本条并不排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其他的违法行为所构成的其他犯罪。
希望能解决您的问题。

㈧ 社区防疫人员对小区无居住房屋进行破门检查 是否合法

作者：王敏，清华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方向博士生。来源：行政法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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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我与清华大学何海波教授讨论《行政诉讼30年》一书相关事宜时，认识了他的学生王敏博士。在聊天中，我曾对何教授和王敏同学谈过，现在法学教育与实务脱节较为严重，法学界应当多注意社会关注的问题，可通过个案分析，将其上升为法学理论，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法学的进步。最近，王敏同学就有关防疫期间行政权力的边界问题，写了一篇《“依法”是防疫的底线》文章，就防疫期间出现的大理征用口罩案、洪湖市“卖1元被罚4万”口罩案、“孝感一家三口打麻将被破门执法”案，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分析，从中明确防疫期间行政权力的边界问题。特此推荐给广大读者，从而推动对防疫期间行政权力的边界问题的研究，促进和完善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建设。
蔡小雪
2020年2月27日
“依法”是防疫的底线——防疫期间行政权力的边界
王敏
（清华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方向博士生）
自新春伊始，抗击新冠疫情就成为所有中国人生活的核心。为遏制疫情传播，上至一级政府、下至社区组织，纷纷动员力量开展防控工作。疫情传播形势严峻，各类严防死守的“硬核”措施轮番登场，但越来越多的防控措施受到“过火”的质疑，引发舆论热议。所谓的“硬核”和“过火”如何区分？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管控权力的边界应当划在何处？决定边界所在的应当是法律。“依法抗疫”不是一句口号，更不是教条，而是抗疫工作紧密有效开展的前提和保障。
一、征收征用的权力边界：以大理征用过境口罩为例
2020年2月2日，云南省大理市卫生健康局出具的《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在网络热转。重庆市政府委托企业订购的9件口罩，由顺丰自云南瑞丽发往重庆，被大理“应急征用”。
这条新闻引发舆论哗然，网民将大理此举称为“截胡”，折射出一般公众对这一做法的不满。
而本文要问的是，在法律上，大理是否有权征用这批口罩？
有学者撰文挑战这份《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中“征用”的适法性，因为“征用”指的是对使用权的剥夺，有借还需有还；“征收”是对所有权的剥夺，无须归还，但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口罩是一次性使用的防疫物资，事实上没有归还原物的可能，此征用效果上构成“征收”，对这一点已无争议。
但名为“征用”实为“征收”是需要修法才能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传染病防治法》还是《突发事件应对法》都仅对“征用”作出了规定，而未提及“征收”。因此，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制定的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都以“征用”为名，尽管许多生活必需或防疫物资，都只能“征收”。由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过于苛求大理市卫生健康局以“征用”为名征收口罩。
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即使允许效果上构成征收，大理市卫生健康局是否有权征用这批口罩？

《传染病防治法》第45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国务院有权在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

根据这条规定，只有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征用。而在网络盛传的《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的落款，却是“大理市卫生健康局”。大理市卫生健康局仅有组织实施征用工作的职权，没有以自己名义作出征用决定的权力，征用决定只能以大理市政府的名义作出。在这一点上，大理市卫生健康局超越了自身职权，系违法征用。

其次，多名学者指出，只有国务院有权跨行政区域征用，地方政府仅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调用或征用，以此质疑大理征用重庆物资的合法性。但如有学者提示的，“本行政区域”确实划定了地方政府征用的地域管辖范围，但是“本行政区域内”究竟是指征用对象限于本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还是被征用物资必须位于本行政区域，法律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采用第二种理解，当口罩位于大理境内时，大理的确是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征收。而且此时，由于快递仍然物流在途，如果不是重庆政府直接委托顺丰运送，那么所有权仍然属于代为订购的商家，也不构成有学者怀疑的“公对公”不能“征用”。
但是，这能证明大理的征用合法吗？答案是不能。
因为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不仅要遵循法律条文的具体要求，也要符合法律的原则，严重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构成“滥用职权”或“明显不当”，依然违法。
“严重不合理”，是指“行政决定的不合理，以至于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机构都不会作出”。大理的征用行为也很难通过检验。疫情防控的部署本应“全国一盘棋”，任何一个省份都不能独善其身。
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1月29日发布的《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调用”重点医疗应急防控物资。更何况在大理卫生健康局实施征用时，重庆的疫情比大理要更为严峻，而大理的疫情防控无论如何都没有紧急到要截留其他地方应急所需的过境物资的地步。且若此举各地得以效仿，将沦落为“物资靠抢”的混乱局面。是否合法的判断需要精细的法律技术，同时，也不能违背社会共同体所分享的常识。这显然不应当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机构能作出的行为，是对行政职权的滥用。
二、行政处罚的权力边界：以洪湖市“卖1元被罚4万”为例
另一则备受热议的新闻与行政处罚相关。
据报道，湖北省洪湖市华康大药房购进一次性劳保口罩44000只，购进价格0.6元/只，销售价格1元/只，洪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投诉进行查处，对药店作出罚款4万余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该处罚决定遭网友质疑，洪湖市市场监管局回应称，处罚依据为一份“红头文件”：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期间有关价格违法行为认定与处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药房违反了2条规定：一是“公共卫生一级响应期间，与疫情相关的医用商品、防护消毒商品等一律不得涨价”；二是“所售商品无参照原价，购销差价额超过15%”的，构成哄抬价格行为。
口罩成为紧缺的防疫物资后，不良商家借机“发国难财”的担忧触动着人们的神经。相应的，政府对口罩价格上涨也本着“严防死守”的态度。
据检索，多地都出台了类似上述《指导意见》的文件，只是差价标准不一，购销差价额超过15%是一个常见的认定“哄抬价格”的标准。
但这造成了上述案例中，进价0.6元的口罩，只能以不高于0.69元销售的荒唐结果，即使并非从事相关经营活动，也可以看出，商家扣除人力成本、需缴纳的税款等，难以从中获得合理的利润。
规范性文件做此种规定，从法律角度来看，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根据《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有两种不同的违法行为需要区分，一种是“哄抬价格”，另一种是“违反价格干预措施”。
哄抬价格，指的是商家通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等手段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是一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
违反价格干预措施，指的是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违法行为，表现之一即超过规定的差价率、利润率销售商品。
“价格干预措施”，是应对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时所采取的一种保障商品供应的手段，也能起到预防哄抬价格的效果。
根据《价格法》第30条的规定，有权决定采取价格干预措施的机构仅限于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指导意见》的制定机关则是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并不具有此项权限。《指导意见》和其他类似文件的此项规定超越其职权范围，故不能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哄抬价格”，是一种通过推动价格过快上涨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超过15%的购销差价是不是构成推动价格过快上涨首先即成疑问。
其次，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经营者在购进成本基础上大幅提高价格对外销售，经市场监管部门告诫，仍不立即改正的”，可以认定为“哄抬价格”。《意见》同时规定，“大幅度提高”，“由市场监管部门综合考虑经营者的实际经营状况、主观恶性和违法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在案件查办过程中结合实际具体认定”。
这是赋予市场监管部门一定的裁量空间，即针对个案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裁量的义务。执法机构必须对所规定的因素，包括实际经营状况、主观恶性、社会危害程度等加以考虑和衡量，再作出相应处理，同等情况同等处理，不同情形不同对待，否则构成违法。洪湖市市场监管部门对进价0.6元销售价格1元的药店作出处罚，与此同时，湖北省市场监管部门协调相关企业加强民用口罩供应，却是进价1元以2元销售，这显然违背“同等情况同等处理”的法律要求，加深了执法不公的观感。裁量的确常常需要标准，以避免恣意，但标准本身不能僵化，更不能是不考虑实际情况的“拍脑袋”政策。所谓的“一刀切”的标准制定，本质上是一种裁量怠惰，怠于考虑相关因素，完全无视市场规律，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以“稳定价格”为名，挫伤了经营者售卖防疫物资的积极性。网络上药店经营者针对这种“一刀切”监管的抱怨随处可见，价格管控反而成为造成物资紧缺的缘由之一。
另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第6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行政处罚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这是“正当程序”的要求。我们无法看出此案是否给予当事人相应的权利，但是有必要重申陈述、申辩权利在此类案例中的重要性。它不仅保障拟受处罚的经营者有一个“说理的机会”，更有利于执法部门了解具体情况，保证处罚适法。
三、强制措施的权力边界：以“孝感一家三口打麻将被破门执法”为例
最后讨论的这个案例也是最为极端的一个案例。近日，一则“一家三口打麻将被扇耳光”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一家三口身着睡衣在房间搓麻，佩戴红袖章的防疫人员破门而入，抓起麻将牌摔至地上，遭到当事人的抵制后，引发了肢体冲突，更进一步有了人们热议的“扇耳光”、“摔麻将桌”的过激举动。
防疫手段极端到了此等地步，几乎不需要法律专业知识来判断是否合法，我们需要对这种案例进行法律分析似乎才是一种荒谬。将这一事例拿出来做法律角度的探讨，只是为了再次重申本文立场，无论疫情防控形势何等严峻，防控措施需要何等严格，“依法”都应当是不能退让的底线。
首先，非法侵宅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文规定的违法行为，只有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才有可能未经公民同意进入住宅，基层防疫人员显无权力破门而入。当然，考虑到一些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确存在家门常开、乡里邻居自由出入的民俗，在这一案例中是否将“破门而入”视为违法行为值得商榷。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使是公安机关，也不能随意进入私人住宅执法，基层防疫人员更不可能具有此项权力。
其次，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居民、村民参与社区、农村的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活动”。基层组织，特别是乡镇、社区防疫人员，其主要工作内容，是监测、宣传、教育和上报。并没有权力“下场执法”。对人身采取强制措施，必须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根据法律授权和法定程序才能实施。
本案中的防疫人员，之所以对“打麻将”的行为如此“深恶痛绝”，源于当地县防控指挥部的一纸禁令，即“严禁聚众打牌”，并号召乡镇、部门、村庄成立“纠察队”，发现并及时制止违反禁令的行为，不听劝阻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汇报。可见，即使根据县里的文件，防疫人员也只有劝阻、汇报的权限，更不必提在本案中，一家三口打麻将根本称不上“聚众”。推而广之，在其他新闻中，捆绑不戴口罩的村民、强制隔离未戴口罩在小区慢跑的居民，均是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基层防疫人员，一概只有劝阻、教育，情形严重时向上汇报的权力，绝不应该、事实上也从未被赋予“滥用私刑”的权限。
在孝昌县政府的门户网站上，能看到对“麻将禁令”的严厉立场，并强调“一些地方基层组织执行不力”，“少数地方还不够严、不够到位”，“对这类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贯彻执行的压力级级下沉，执法力度层层加码，一味强调禁令的严格，却从未明确基层组织权力的边界，可能是造成过度执法的事件一再上演的重要原因。直接面对群众的社区、乡镇的防疫人员，只有宣传、劝阻、汇报的职责，也不应被赋予超出职责的义务。“防疫”的大旗不能成为侮辱、伤害他人的借口。对于“私刑”式执法，情节严重以至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也同样应当严惩不贷。
疫情防控，必须守住“依法”的底线。“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在新冠疫情蔓延的紧急态势下，行政机关面临着罕见的挑战，此时行政治理的目标，不仅仅是防止疫情蔓延扩散，还包括保障社会秩序安全稳定、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复工复产有序开展等，顾此失彼终将导致巨大的损耗，而“法治”恰恰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

㈨ 外地8人返回西安妨碍防疫措施被拘留，其行为如何定性

其行为是违法违规行为，必会受到惩处。

在防疫抗疫常态化的情况之下，各地都有其本地防疫措施。人员从外地进入本地，需要切实遵守并落实本地防疫政策，否则将会受到严惩。

在当今疫情状况之下，从中高风险地区返回必须按照当地防疫政策予以报备，并配合当地政府部门要求进行核酸检测或隔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主动自觉去做的事，也是疫情能够早一天结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抗疫防疫，人人有责，我们都需要从自身做起，为疫情防控尽一份力。

㈩ 与动物防疫法相关的行政法有哪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