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凌云行政法

① 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方报警说我肇事逃逸，交警部门打电话联系我，我也马上去了交警队算肇事逃逸吗

在车身发生刮蹭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算肇事逃逸，应当到交通部门及时处理。

6种情况不构成肇事逃逸：

1、交通事故当事人对事故事实无争议，撤离现场自行协商解决，达成协议，并留下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后，一方反悔并报案的；

2、交通事故当事人为及时抢救事故伤者，标明车辆和伤者位置后驾车驶离现场并及时报案的；

3、交通事故当事人将伤者送医院后，确因筹措伤者医疗费用需暂时离开医院，经伤者或伤者家属同意，留下本人真实信息，并在商定时间内返回的；

4、交通事故当事人因受伤需到医院救治等原因离开现场，未能及时报案的；

5、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驶离现场，有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或不能发现事故发生的；

6、有证据证明交通事故当事人因可能受到人身伤害而被迫离开交通事故现场并及时报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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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2016年6月1日电（杨孟辰）5月27日凌晨，艺人李易峰驾驶白色兰博基尼跑车在北京市朝阳区大郊亭桥北侧撞上桥墩，车头损毁严重。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称，桥梁主体结构未受影响，但桥梁泄水管被撞坏，维修费用将由车主承担。

事后李易峰单方面声明，由于脚底打滑不慎撞向桥墩，确定没有人员伤亡及公共财产损坏后，安排工作人员处理后续事宜，本人因工作离开了现场。

经北京市交管部门初步调查，确认驾驶人为李易峰，所驾车辆临时号牌过期。交管部门通报称正在依法对交通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同时将依法对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李易峰是否属于肇事逃逸 律师专家观点不一

李易峰工作室声明指出，事情的大致经过为：凌晨，李易峰整理出差行李时发现护照遗忘在父母家。因深夜不想打扰工作人员休息，遂自己驾车去取护照。

由于脚底打滑，在转弯时不慎撞向桥墩。现场查看后，确定没有人员伤亡及公共财产损坏，马上致电保险公司报案，并安排工作人员处理后续事宜。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起淮认为，李易峰驾车撞上桥墩后离开现场，属于交通肇事逃逸。“在警察把事故现场勘查完，鉴定完之前，交通事故的当事人离开现场，属于交通肇事逃逸，之后归案属于投案自首。”张起淮说。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凌云则表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员应第一时间报警，保护好现场，配合警方调查。

“李易峰在事故之后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这是不对的。据其声明了解到，当事人李易峰因故离开现场，并安排工作人员代为处理，并非主观逃避法律制裁。而且，现在对事实的认定还需交管部门进一步调查，根据法律认定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交通肇事逃逸。”

据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委员会副主任魏镇胜分析，驾驶员是否“逃逸”，一方面是看本人是否离开了现场，还有就是要看离开的目的。

比如交通事故发生后造成了人员受伤，那么司机在报案后，保护好现场，做好标记，然后离开送伤者去抢救，这种是不属于“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况。

“李易峰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离开了现场，据其单方面发表声明表示没有主观故意，但这还需要交管部门对其离开的目的和原因做进一步调查，才能做出判断。”魏镇胜表示。

魏镇胜说：“对逃逸的处罚远远大于酒驾。酒后交通肇事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是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要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交通事故后逃逸，有可能会加重民事、行政、刑事的处罚后果。有很多人认为只有造成人员伤亡时逃逸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这是错误的认识。”

张起淮指出，交通肇事逃逸，首先应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如果有酒驾等加重情节还会被加重处罚。“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80毫克即为醉酒驾驶，醉驾是刑法中的罪名，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张起淮说。

② 余凌云的任职情况

1989年7月至1991年9月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1997年7月至2006年12月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三级警监，享受公安部部级津贴。
1998年1月至1999年1月被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聘为研究助理（Research Associate）；
2002年3月至2003年3月，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2004年11月至12月，英国布莱姆希尔警察学院高级警官培训。
2005年10月，香港入境事务学院“第一期内地公安赴香港入境处研修班”培训。
社会兼职：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理事，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③ 既然很多法学专家说中国户籍管理是不合理的制度枷锁，为什么不废除

有学者认为，尽管中国一些地方进行了户籍管理的试探性改革，但主要还是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的改革。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中国户籍管理制度仍存在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三是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被人为付予了太多的“附加值”。只有上述三大弊端得以突破，有关户籍管理的主要障碍才能迎刃而解。

全国人大代表吴明辉建议，《户籍法》应该包括以下内容：公民拥有依法迁徙入籍的自由；取得入籍居住资格的基本条件是，在拟入籍地有稳定的住所，或有稳定的工作，或有直系亲属、监护人承担赡养、抚养、监护的义务；取得某地户籍后，公民在租用或购买住宅、求职、工作、受教育、婚姻生育、参与公共政治社会生活、休憩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全国各类地区不再设立类似红印、蓝印之类的差别性户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余凌云教授表示，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户籍放在控制人口的个人信息上，而不是强加给户籍许多附加值。现阶段完全放开让公民自由迁徙，则会给城市特别是大中型城市带来很大的压力，公共设施、医疗、就业、教育等都一下子很难跟上。余凌云认为，随着观念的变化，在一些地方已有人口从城市向农村流动的“反向流动”。他相信户籍改革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对中国户籍法过早出台的反对声音也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教授认为，有些人想当然地以为靠一部户籍法就能解决所有与户籍有关的社会问题，这是不可能，也是盘根错节、无从下手的。只有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发展、稳定等社会问题，才能水到渠成地出台一部统一的户籍法。

④ 法制日报揭秘悬赏金额如何确定 奖金由谁出怎么发

近年，各级政.法机.关发布的悬赏通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门户网站大量转载，微信推.送篇篇超过10万次，奖金数额不断刷新。
悬赏要具备哪些条件？悬赏金额如何确定？奖金由谁出？近日，《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广东、江苏、河北等多地政.法机.关和相关领域专.家，揭开悬赏通告的神秘面纱。
调动群众布下天罗地网
2017年年底，广东省肇庆市检.察机.关利.用“网络传播+悬赏通告”的方式发动群众追逃，使“专.业追逃”上升为“人人追逃”，形成强大的追逃声势，布下了天罗地网。悬赏通告发出不到24.小.时，潜逃12年的犯罪嫌疑人李某落网。
“群众举报积极性很高，一个上午就能接到10多个举报电.话和信息。”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汉介绍说，通告发布后的第二天上午，端州区检.察院便接到来自北.京、广东深圳及惠州等地的举报电.话和信息，为检方提.供犯罪嫌疑人李某的相关线索。
事实上，悬赏通告的运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⑨83年轰动全国的“二王”案，在通缉辽宁王宗伟、王宗坊两名凶.杀案.件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则悬赏通告。
19⑨8.年，公.安部发布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57条第1款规定，“为发现重大犯罪线索，追缴涉案财物、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必要时，经县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发布悬赏通告”。
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同，法.院悬赏更多用在解决“执行难”方面。2017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发布悬赏公告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的做法予以肯定，对悬赏金的领.取条件、支付方式等问题进行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介绍说，悬赏执行是指，通.过悬赏鼓励社.会公.众将其了解到的财产线索提.供给人.民法.院，是依靠群众优良司法传统的重要体现。既可以增加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的机会，也有助于形成对被执行人的心理压力，促其主动履行义务。
单线联.系通常现金支付
2017年7月1日凌晨，根据群众举报，广东警方在陆丰市甲西镇渔池村一民宅内，抓获“11·24”特大走私毒.品案1号在逃犯罪嫌疑人郑森。7月12日，警方对抓获郑森的举报人员举行奖金发放仪式，现场奖励100万元。
记者梳理2017年政.法机.关发布的悬赏通告发现，公.安机.关发布的数量最多，法.院次之，检.察院相对较少。悬赏金额则从数千元至上千万元不等。
据了解，在悬赏金额方面，公、检、法机.关均没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往往直接规定悬赏的具体金额，法.院则根据执行到位的现金或财产变现价值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在悬赏金来源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采用“谁悬赏、谁出钱”原则，从见义勇为基.金或办案经费中抽调，法.院则由申请执行人承担。
“悬赏金额会根据案情大小和社.会影响综合分析确定，奖励办法根据公.安机.关和见义勇为相关文件规定执行，线索一旦经查属实，公.安机.关会按照悬赏通告的承诺兑现。”据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新闻中心副主.任刘.辉介绍，为最大限度地保.障举报人人身安全，民.警会与举报人单线联.系。赏金兑现通常采取现金支付的形式，确保举报人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商事诉.讼数量随之飞速增长，由于缺乏被申请执行人及其财产信息而无法执行，一些被执行人逃避法.律惩罚，法.律的正义得不到体现，也影响司法权威。在此背景下，法.院积极尝试悬赏执行这一方式，通.过报刊、电视、微信等媒体刊登悬赏公告，形成传播矩阵，让“老赖”无处遁形。
“悬赏执行针对的一般是经过较长时间强.制执行，穷尽各种执行措施，仍无法收到执行效果的案.件，尤其是被申请执行人下落不明且无法查证其财产状况或者被申请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等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杜玉勇介绍说，与公.安机.关破案悬赏不同，申请悬赏执行的主体是申请执行人，赏金应由申请执行人承担。若申请执行人反悔拒绝支付悬赏金，执行法.院将直接从执行款中扣划应付悬赏金并支付给举报人。
悬赏机制尚需规范完善
实践中表明，悬赏通告是行之有效的调.查手段，对一些案.件的顺利侦破起到关键作用。但在专.家看来，悬赏通告在司法实践中存有尚需规范的环节，相关法.律法规仍有空白亟待填补。
目前，何种类型的刑事犯罪案.件可以进行悬赏，现行法.律法规没有相应规定。公.安机.关会根据案.件的重特大程度、社.会关注度、恶性大小等因素“自.由裁量”。
“悬赏资金从哪里来？为避免悬赏奖金成为一纸空文，应在相关法.律或规定中予以明确。现在的悬赏大部分具有法.律依据，散见于不同的法.律规范中，标准不一且不成体.系，有关奖金兑付、监.督的规定比较欠缺。”余凌云认为，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悬赏奖金发放纠纷，是因为奖励设置不明确。一旦出现奖金发放争议，将影响公权力机.关的形象。悬赏举报的奖励条件不能笼统，设置悬赏奖金的条件应该具体、明确，否则不利于兑现。
“目前，有关悬赏的名称、种类、性质、发布主体、发布对象、发布程序、发布方式、赏金筹集、悬赏数额、领赏程序等方面，法.律层面尚未做出明确统.一规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张品泽认为，要让悬赏通缉制.度发挥更加积极、长远的作用，政.法机.关应设立固定的悬赏奖励基.金，统.一管理、专款专用。

⑤ 余凌云的学术成果

1、《行政契约论》，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一版， 2006 年第二版；
2、《行政自由裁量论》，独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3、《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独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4、《警察行政权力的规范与救济 — 警察行政法若干前沿性问题研究》，独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5、《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若干问题研究》，独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2007 年第二版； 6、《警察许可与行政许可法》，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7、《警察行政法学》、《警察行政法学案例评析》，全国公安院校法学（本科）教材，共同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8、《违法行为矫治措施》，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9、《安全技术防范报警服务业立法研究》，共同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0、《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具体适用问题》，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1、《安防执法规范化与企业资质制度改革》，共同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2、《交警执法疑难问题评析》，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一版， 2006 年第二版
13、《警察预警与应急机制》，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行政法上 的 假契约现象”，载于《法学研究》 2001 年第 5 期；
“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再思考”，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 年第 4 期；（余凌云、周云川）
“对行政自由裁量概念的再思考”，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2 年第 4 期；
“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载于《法学家》 2002 年第 2 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宪法学、行政法学》 2002 年第 5 期全文转载；
“简论警察开枪的合法情形”，载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02 年第 5 期； “警察调查权之法律控制”，载于 《南京大学 法律评论》 2002 年春季刊

⑥ 继续盘问的继续盘问和留置的法律性质

继续盘问和留置制度是由《人民警察法》第9条规定的。公安部在随后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执行〈人民警察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又特别规定：“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公安派出所，城市公安分局和县（市）公安局可以设留置室”。据此，有人就理解为在事实上就形成继续盘问和留置制度的实际内容为：被盘问人经该公安机关批准继续盘问后，即被留置于留置室，以便继续盘问。在留置室的设置中，公安部规定，留置室必须具备“安全、卫生、通风、采光”等基本条件。正是出于安全考虑，留置室一般都是“铁门、铁窗、铁锁”。很明显，对于公民和社会而言，继续盘问和留置的现实意义就是公安机关以限制人身自由为手段对被继续盘问人进行留置以以保证继续盘问得以顺利进行的一种强制性法律措施。于是，他们就提出这种强制措施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刑事强制措施的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人民警察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继续盘问等同于留置，也没有对继续盘问和留置的法律含义予以明确，同时也没有规定对继续盘问人必须采取留置手段。当然，《人民警察法》在这发面做了模糊处理，具体原因在此暂不讨论。依笔者理解，继续盘问和留置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行为。继续盘问是一种警察调查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余凌云在《警察调查权之法律控制》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继续盘问制度是警察调查权），留置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继续盘问既然是一种调查权，那么，被调查对象既可能是自愿配合调查，也可能是被强制接受调查。也就是行政法学上的任意性调查和强制性调查。任意调查，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调查方法，指纯粹依赖被调查人协助和同意而进行的调查；强制性调查即是指依赖强制性手段迫使被调查人接受调查。表面上看，好像继续盘问是强制调查，但如前所述，《人民警察法》并未规定对被继续盘问人必须留置，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如果被继续盘问人自愿接受公安民警继续盘问，那么，继续盘问就是一种任意性调查；反之，只有当被继续盘问人拒绝配合公安民警继续盘问时，继续盘问才会是一种强制性调查。
当前的一种通行的观念是把留置与继续盘问相等同，这于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是极为不利的。因为留置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将会引起一系列的法律后果，这在后面再讨论。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说留置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关于对留置的法律性质的认定，《人民警察法》没有作处明确的规定，对于其法律性质的认识，应当说是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最初就有人不承认留置是一项行政强制措施，而认为是一项刑事强制措施。
我们知道，刑事强制措施来源于《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章的有关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只有如下五种：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很显然，留置盘问措施不是刑事强制措施。
根据《人民警察法》第6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具有双重职能，一是刑事侦查职能，即公安机关有权对其发现的犯罪事实立案并采取侦查所需的法律措施；二是行政管理职能。公安机关行使继续盘问和留置权是一种行政行为，这一点在理论上应当没有分歧。1997年公安部在下发给各公安机关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基本系质考试复习题要》（公安部政治部编）一书中给留置所下的定义是：“留置是指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在一定时间内对被盘问人依法进行继续盘问的一种治安行政措施。”这里我们注意到，公安部政治部在定义中并未使用“强制”二字 .那么，留置盘问究竟是不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法学上给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是：“行政强制措施，系指国家行政机关为维护和实施行政管理秩序，预防和制止社会危害事件与违法行为的发生与存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行为、及财产进行临时性约束或处置的限权性强制措施行为”。行政强制措施作为一种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又作为行政强制行为的一个构成要件，具有下列法律特征：1、强制性。它意味着当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措施时，对象人具有隐忍的义务，否则要承担法律后果；2、非处分性。它一般是限制权利，而不是处分权利；3、临时性。强制措施都是一种中间行为，而不是最终行为；4、实力性。以作为物理性的动作为特征，如对人身的约束。仔细分析一下，留置的特征与行政强制措施的特征完全吻合。1、强制性。它是不以被盘问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非处分性。《人民警察法》第9条明确规定：“经继续盘问，公安机关认为对被盘问人需要依法采取拘留或者其它强制措施的，应当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作出决定；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不能作出上述决定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由此可见，留置具有非处分性；3、临时性。留置的时间一般为24小时，最长不超过48小时。可见，它只是一种临时性限制人身自由措施；4、实力性。留置措施是由公安机关负责实施，被留置盘问人在留置期间人身失去自由。
很显然，从理论上来讲，留置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近几年来，公安部在一些规范性文件中已经明确承认留置是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1998年10月13日公安部批复给北京市公安局的《关于盘问留置时间可否折抵劳动教养期限的批复》（公复字[1998]4号）中就明确指出“在办理劳动教养时，对被劳动教养人采取留置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先期羁押的，其被羁押时间应当折抵劳动教养时间。”
在司法实践上，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公民对公安机关的留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1999年4月，湖北省鄂州市农民刘祥安因涉嫌盗窃同村村民的珍珠蚌被鄂州市梁子湖区公安分局留置盘问，后因证据不足释放。此后，刘祥安状告该分局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当地两级法院都认为梁子湖区公安分局留置刘祥安的行为是一项行政强制措施，刘祥安有权对公安机关提出起诉。后来经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以梁子湖区公安分局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了该分局对刘祥安的留置决定。
承认留置是一项强制措施，既是法学理论的胜利，也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和三个代表重要理论深入人心的必然结果。然而，留置作为一项行政强制措施，就必然会产生一定得法律后果。

⑦ 交管部门探索接受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分 以教代罚牢记交通安全

交管部门将探索试点接受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分

以教代罚牢记交通安全

●近日，公安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交管部门推出的6项便民利企新措施，其中包括将探索试点接受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分，机动车驾驶人每个记分周期累计最高减免六分

●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安全教育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参加学习考试，包括网上学习考试、现场学习考试；二是参加交通安全公益活动

●为了避免有关工作人员、机动车驾驶人弄虚作假，机动车驾驶人在学习、考试期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通过人脸识别、实人比对等方式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机动车驾驶人本人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建立举报投诉查处制度，方便群众对违规问题进行举报投诉；对于交通警察及辅警在工作中参与舞弊的，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1月14日，公安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交管部门推出的6项便民利企新措施，其中包括将探索试点接受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分，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参加公安交管部门组织的交通安全教育学习、考试或者交通安全公益活动达到相关要求的，减免部分交通违法记分，机动车驾驶人每个记分周期累计最高减免六分。

此前，为加强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教育，发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制度教育引导、鼓励守法的正向激励作用，推动提升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贯彻落实公安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群众服务企业60项措施，公安部起草了《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拟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考试或者交通安全公益活动，达到相关要求的，可以申请减免现有累积记分中的记分分值。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陆续出台了通过交通安全学习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分的措施。

减免记分颇受欢迎

学习方式自主选择

《征求意见稿》拟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安全教育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参加学习考试，包括网上学习考试、现场学习考试。参加学习考试的内容包含交通违法行为判断与案例分析，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处理、快处快赔相关规定，常见交通标志、标线和交通警察手势辨识，安全行车常识，高速公路驾驶常识，恶劣天气和复杂道路驾驶常识，文明驾驶常识，防御性驾驶知识，紧急避险常识，健康驾驶心理知识以及其他相关知识。二是参加交通安全公益活动。

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后，符合减免记分条件的，在机动车驾驶人现有累积记分分值中扣减，且在本记分周期内分别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网上、现场学习考试或者交通安全公益活动的，累计最高减免六分，超过六分的分值不记入下一记分周期。

近日，《法制日报》记者随机采访了部分司机，他们对于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行为扣分的方式都十分支持，认为这是一种很人性化的举措。

采访中，已有5年驾龄的司机赵强（化名）认为：“通过学习可以减免因为交通违法行为扣掉的分数，我觉得这种方式挺好的。比如有时可能是因为没看清道路交通标识就被扣分，也算是无心之错。如果通过接受教育就可以减免交通违法行为扣分的话，相当于给那些犯下无心之错的司机一次改正机会。”

赵强说，在《征求意见稿》中，接受交通安全教育的方式还可以自行选择，时间安排上会更加灵活。“这样对于上班族来说更加便利，可以选择工作之外的时间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效果也会更好。”

从事长途蔬菜运输的货车司机彭小华（化名）说：“我常年奔波在路上，被扣分的情况比一般司机肯定要多些。虽然我平时开车挺小心的，但开车时间过长扣分几率也会高一些。如果通过接受交通安全教育能够减免扣分的话，对我来说压力会小一些。”

司机徐玲（化名）正式开车上班才一年时间，算是一名新手司机，但成功实现了零违章。她认为，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行为扣分的方式，给有些想重新学习驾考知识的司机一次再学习的机会。

“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把驾驶证考下来了，现在都过去四五年了才开始开车，发现当时学习的有些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忘了，比如各种特殊天气情况下该开什么灯等。当时学习驾考知识是为了通过考试，并没有实际开车经验。现在真正开车以后，发现很多内容是非常有用的。”徐玲说。

徐玲认为，一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可通过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六分的规定，非常合理。“六分的分值刚刚好，有限度的容错改错，也不会让某些司机恣意妄为。”

以教代罚符合规定

八种情形不得申请

采访中，也有人对接受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分表示担忧。一位市民说，“对于经常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来说，单靠教育是否真能起到作用？对于这些司机，可能还是需要通过比较严厉的惩罚措施或罚款，才能让他们长记性。”

据了解，浙江省台州市交警部门2017年曾推出政策，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实时举报交通违法行为，查实后除获得微信红包奖励外，视违法情形差异还能获得交通违章“减分券”，在举报人交通违法时可以抵扣。“减分券”只能处理6分(含)以下的交通违法，属于轻微交通违法行为。

海南省交警总队新闻发言人周平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教育是交通管理中的“治本之策”。车多了，隐患随之增多，驾驶员素质跟不上，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事故高发、秩序混乱。在此情况下，提高交通参与者守法出行文明出行的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很多驾驶员对记分有误解，认为记分是一种惩罚，实际上记分和接受教育不过都是一种交通管理手段，本质一样，记分也是一种教育，区别无非就是一种是违法行为发生前的教育，一种是违法行为发生后的教育。

“实行记分制度主要是因为很多驾驶员排斥教育，不自愿不主动，如果能够通过‘以教代罚’让驾驶员变被动为主动，取得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周平虎说。

《征求意见稿》拟规定，有8种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机动车驾驶人的申请，包括在本记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有二次以上满分记录，或者交通违法行为累积记分达到十二分的；在上一个记分周期，机动车驾驶人有二次以上满分记录的；在最近三个记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因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或者买分卖分受到过处罚的；机动车驾驶证在实习期内，或者机动车驾驶证逾期未审验，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暂扣期间的；机动车驾驶人名下有未处理的交通违法行为记录的；机动车驾驶人名下有安全技术检验超过有效期或者未按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机动车；机动车驾驶人参加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或者机动车驾驶人违法记分满分教育和审验教育学习考试时存在弄虚作假、冒名顶替情形的；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政法教学部主任张柱庭认为，对交通违法者进行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也是法律所规定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累积记分达到规定分值的机动车驾驶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对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重新考试；考试合格的，发还其机动车驾驶证。

张柱庭认为，为了加强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教育，还可以进一步强化交通安全教育考核，落实交通安全教育责任。

技术保障规范执法

有效避免弄虚作假

实践中，不同地方出台的减免交通违法记分的相关措施，具体细节不尽相同。

2019年9月12日至12月20日，成都交警依托“蓉e行”平台，开展为期一百天的“学法规、强意识、快处理、除隐患”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在“蓉e行”平台注册的成都籍非营运性质小汽车车主，存在成都本地电子监控交通违法，且该违法为记分不超过3分的轻微交通违法的，在此次道路交通百日安全宣传教育专项活动期间，可通过参加“蓉e行”平台酒后驾驶、安全文明驾驶两个方面专题教育学习，减免2次轻微电子监控违法记分。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相关内容规定过于生硬而引发的争议。

“现代行政法治越来越强调民主参与。这种方式就相当于分苹果一样，把同样的法定效果分成若干种，然后个人可以像行政机关一样对此进行选择，看想要接受哪一种，但效果都是一样的。例如，有的乘客携带小刀到机场，执法管理部门会给乘客几种选择，一是丢掉就可以上飞机，二是寄存小刀，三是托运。这种让人们自己做出选择的方式，既避免了单一强制性规定带来的生硬感，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争议的发生。通过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也是这样一种方式，属于选择执法。实质上，是把法定效果产生的决定权给了相对人，让相对人扮演行政机关的角色，来决定想要什么样的结果。”余凌云说。

但有部分网友担心，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以教代罚”会被人“钻空子”。

据了解，为了避免有关工作人员、机动车驾驶人弄虚作假，《征求意见稿》要求，机动车驾驶人在学习、考试期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过人脸识别、实人比对等方式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机动车驾驶人本人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建立举报投诉查处制度，方便群众对违规问题进行举报投诉；对于交通警察及辅警在工作中参与舞弊的，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余凌云认为，只要把执法规范做好，“钻空子”或其他问题是不会发生的，而且还可以依靠技术支持来进一步保障执法规范。

“比如说，交通违法者要接受一个小时的交通安全教育，系统是会计时的，而且学习后还要进行考试，这些都会有电脑记录，所以人们担心交通教育流于形式、走过场、被‘钻空子’等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从技术角度来说，也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余凌云说。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⑧ 余凌云的介绍

余凌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1989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4 年、1997 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研究方向：行政法学、部门行政法（警察法学）

⑨ 关于闯黄灯的议论文

道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做事不能太死板，要灵活。

现行法律对“黄灯”的定义及交通灯传达的信息不够明确，这给司机守法和交警执法都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浙江嘉兴司机舒江荣“闯黄灯”遭到处罚，引发了全国关于“闯黄灯是否违反交通法规”的争论。这引起了公安部的重视，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制订更加明确和细化的执法标准。
“闯黄灯”之争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交警依法行政的层面，二是交通信号控制的技术层面。
首先，现行法律对“黄灯”的定义不够明确，这给司机守法、警方执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规定：“黄灯亮时，已越过停车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清华大学法学院余凌云教授称：这一法条“隐含”的意思是，没有越过停车线的车辆，禁止继续通行。但是法律规定，本应明确清晰；如果法律还需要法学家解释出“隐含”的意思，难免缺乏权威性。所以，公安部门在细化规则时，应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发布统一的规范，并作为司机培训的标准教材，避免各地各自为政。
其次，交通灯本身就是指挥交通的信号；其所传达的信息，应明确而没有歧义，才能使信息接受者统一行动。而目前的黄灯对很多司机来说，是个相当“模糊”的信息。
事实上，早有专家提出“黄灯困境”。因为当黄灯亮时，司机无论是选择立即刹车，还是加大油门开过去，都受到反应速度、车速、路况等条件约束，结果可能是既无法安全地在停车线内停车，又无法在黄灯时间内通过，或者因为刹车太急，被后车追尾。据统计，黄灯时间内发生的交通事故，约占整个信号交叉口事故的50%以上。
为了避免“黄灯困境”，有人主张取消黄灯，早在2005年青岛市就在部分路口取消黄灯，只在绿灯末期做出闪烁警示。据称，当地去掉黄灯后，信号灯循环一个周期就可省12秒，加大了路口通行量，交通事故也降了下来。
各地不妨借鉴青岛等城市的经验，在有利于提升道路使用率、降低事故率的前提下，取消部分路口的黄灯过渡，代之以绿灯末期闪烁——当然这一交通决策的前提是对不同路况、不同时段的路口，做科学的定量分析，而不能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