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诉讼法
1. 名例律的沿革变化
（一)法典化的渊源和法典化的兴起
从法制文明的历史考察，伴随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曾出现过法典化编纂的高潮，中国也不例外。考察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法典化的过程，肴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奴隶制的夏、商、周三代积累了丰富的刑事立法经验，开始酝酿制定法。例如，规定了三国三典的刑事政策(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规定了疑罪从赎、疑罪从赦等刑罚适用原则。同时，开始制定《禹刑》、《汤刑》、《九刑》、《吕刑》等，并初步区分狱、讼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形成法典化的渊源。但由于统治阶级奉行“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法律秘密主义观念，所以阻碍了成文法公布的进程。与奴隶制夏、商、周三代刑事立法相适应，当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司法体制，在中央，即天子以下，设立了中央司法机构，有大理(夏)，也有大司寇(商、周)；在地方，有诸侯国家，还有乡、州两级地方司法机构。
当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伴随地主阶级的兴起，和社会剧烈变化，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如郑国子产、魏国李悝等人，在他们主政期间，打破奴隶主阶级对法律的垄断，揭开了法典化的序幕。通过铸刑书和铸刑鼎以及制定《法经》等各种方式，将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成文法典公诸于世，从而使法典化步人新的历史阶段，成为普遍遵守的法律规则。这一时期李悝制定的《法经》，成为当时法典化的突出代表。从《法经》的内容看，它主要是刑事性的法典，也就是说，既包括了刑法方面的规定，也包括了刑事诉讼法方面的规定，从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看，该篇法典首先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的指导原则，主张用法律的手段对于“造反”等政治性的犯罪，“杀人无忌”等恶性刑事犯罪，以及抢劫盗窃等危害财产安全的犯罪，列为刑事镇压的重点，作为推行法典的主要任务。此外，《法经》规定了《盗法》和《贼法》，与此同时，为了保障上述两篇实体法的实施，又特别规定了《囚法》和《捕法》。最后，《法经》还专门规定了具有“具其加减”作用的《具法》，作为全篇的总则，指导各篇的行用。从形式上看，《法经》确实有“诸法合体”的特点，但在内容上也有相应的分工，也就是说，在“诸法合体”的前提下，包含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元素：第一，刑事政策和指导原则；第二，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如《囚法》和《捕法》；第三，最早规定了总则的基本内容，即各篇有关犯罪的量刑与行刑的基本原则。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古代法典化的进程具有典型价值，虽然它与世界各国同期法典都有相似之处，即“诸法合体”的形式，但不同之处，它也包含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元素，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已经领悟到法典原则和法典制定的关系、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关系、总则和分则的关系，虽然因为在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限制了人们的视野，造成法典化初始阶段的一些特点(诸法合体、程序法与实体法并立等)，但毕竟把法典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公布成文法治理国家的阶段。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二)秦汉社会转型与法典化运动
西周以下到春秋战国，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封建社会开始形成。进入秦汉，社会转型期后，为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改革上层建筑，特别是法律制度成为历史的要求，也成为地主阶级奋斗的目标。从有关秦朝的历史文献的记述，到云梦秦简的发掘，人们都可以看到，统一的秦王朝已经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法律秩序，它的法典化程度，远远超出以往的春秋战国的水平。从当时的刑事政策和立法指导原则来看，秦朝提出“以法为本”、“垂法而治”、“一断于法”、“轻罪重刑”、“事皆决于法”等一系列刑事立法原则，对于封建刑事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商鞅改法为律，认为“律者，’常也”，“律者，罚罪也”，律的功能作用还在于“范天下之不一归于一”，这样就把封建国家的刑书定位为国家大法，也就是刑事性的、普遍性的、经常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其中也包含刑事诉讼法《囚律》、《捕律》等法律内容。
汉承秦制、萧何在制定《九章律》时承袭了秦律的传统，在盗、贼、囚、捕、杂、具六律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篇，形成了九篇律文的体例。对于《九章律》，后代有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九章律》对秦律作了重要的发展，增加了惩治违反户籍管理，以及财赋征收方面的犯罪内容，增加了惩治违法擅自兴修土木工程和擅自调动军队的犯罪行为，又增添了惩治违犯牲畜管理规定的各项犯罪，使得封建刑书内容更加丰富，同时又将某些单行刑事立法，经过中央立法部门的整理，上升为国家大法的内容。另一种意见(曹魏时代之刘劭)认为，《九章律》的问世，在体例上有严重的失误，按照李悝制定的《法经》，具法排列最后，也能起到总则对分则的指导作用，只是位置不一定合适。而《九章律》把具律既不放在篇首，又不放在篇末，而置于篇中，从而使总则的地位有所降低，总则的作用也难以发挥。由此可见，在秦汉转型期内，承袭了春秋战国的刑事立法的成果，继续推进法律改革。但从法典化的过程看，秦汉立法仍属于初创阶段，在其探索中，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这就为后世的刑事立法、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秦汉时期由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度，面临着纷繁复杂的法律问题，单纯的国家大法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于是，秦代创造了令、诏、廷行事等，汉代创造了科和比(比又称“决事比”)，于是出现了以多种法律形式调整社会关系，惩治社会犯罪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东汉年间，创设了一种“比”的形式，也就是典型判例断案的形式，即所谓“诸夜半无故人人家，主人登时杀死，勿论”。秦汉法律都规定，杀人者斩。但出于正当防卫，将入室犯罪者在格斗时当场杀死，判例规定不追究责任。这种减免处罚的判例规定，对于同类案件具有示范作用。换句话说，可以进行类推，即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条件下，比照典型判例，对同类案件作出科学的、符合逻辑的推理判决。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在刑事法律形式上有重要发展，即将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共同构建了封建早期的刑事法律体系，它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只承认判例法而否定成文法的传统，又不同于大陆法系只承认成文法而否定判例法的传统，从法律渊源的意义上看，这是中华民族先人的一种创造，它们不固守某种不变的成式，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创造新的法律形式，来调整变化了的社会关系。
在秦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度内，无论是中央的司法体制，还是地方的司法体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在中央，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成为最大的司法审判官，皇帝以下，设立廷尉，作为司法审判机关的长官。但廷尉已经和商、周的大司寇在执掌上有明显的不同，按照《周礼》、《秋官·大司寇》的记载，大司寇主掌司法审判，同时兼管“刑暴乱”，即负责社会治安管理。但到秦朝时期，由于旧贵族的反抗，和社会矛盾的突出，犯罪案件剧增，加重了刑事审判工作，从而导致了秦朝完成了中央司法审判权与中央治安管理权的两权分离。于是，在廷尉之外，又设立中都尉，使之掌管全国治安管理大权。秦汉司法体制的这一变革，意义重大，曾影响了封建后世两千年。此外，秦汉时期还设立了监察机构，即御史大夫和监察御史，以及御史台制度。这种垂直监察领导方式，有力地巩固了封建集权制度，有效地制约了官吏的不法行为，为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封建法典化的第一次高潮——隋唐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众所周知，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法制文明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中国封建法典化的第一个高潮。隋朝采用中典治国的方针，在《开皇律》中确立了十二篇的法律体系，其中以《名例律》作为律文首篇，充分发挥了总则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改变了萧何《九章律》中《具律》既不在篇首又不在篇尾的状况。与此同时，将秦汉、魏晋以来《囚法》、《捕法》、《捕断》、《系狱》改造成为《捕亡律》与《断狱律》，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律文当中的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内容和行刑规则。封建刑事法律体系改革的成功，这应视为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第一个标志，此外，隋唐时期，随着社会文明与法制文明的发展，采取了以轻刑主义替代重刑主义的原则，从而推出了法定的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这种捌度的进步性表现在：采用身体刑的笞杖方法替代残酷野蛮的墨刺肉刑，以徒流等劳役刑替代野蛮残酷的荆刑和宫刑，以绞、斩两种死刑替代以往残酷的死刑制度，诸如具五刑、枭首、车裂等。从中可以看到，隋唐统治者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从保护犯火的劳动力价值出发，推进了刑罚制度的文明化改革，这应视为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第二个标志。隋唐法律中，特别是唐律当中，虽然确定了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但在国家大法中，对刑讯逼求口供的做法是加以严格限制的。《唐律》之《断狱律》规定：凡刑讯，必须向上级提出申请，上级批准后才能实行；在实行刑讯时，必须有同僚共同参与，才能够动用刑罚，而刑罚总数为杖二百，同时规定要分三次进行。这说明，唐朝统治者认识到，刑讯逼求口供的审讯方法，是存在着很多弊病的，必须严格加以限制，避免出现冤、假、错案。与此同时，《唐律》之《断狱律》又规定，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如果罪犯“赃证露验”，经审判人员反复推敲研究，理无可疑，即使无法取得犯人口供，仍可以依据证据定案。《唐律》的这项规定，是当时刑事诉讼法理科学的重要发展，也是审判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发展的重要根据。对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第三个标志。此外，隋唐确立了皇帝以下中央三大司法机关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共同负责中央司法审判的格局。其中，大理寺负责流刑以下的审判工作，死刑案件必须上报皇帝，由皇帝最终裁决；刑部负责对大理寺审案的复核工作；御史台则负责法律监督工作，用以纠正大理寺和刑部审案的失误。隋唐在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审判制度，州县长官就是该地方的司法长官和行政首脑。他们掌握两项主要权力，即案件的批准权和上报权，州县长官以下，设立法曹参军和司法参军，具体审理各类刑事案件，审判结果要报州县长官，州县长官认为审判无误，可以批准执行，但审判和执行的案子只限于笞杖和徒刑。如州县长官认为审判案件过于复杂，难于定案者，可以上报中央，请求处理。此外，唐朝还规定了死刑的复奏制度，在京实行“五复奏”，在京外实行“三复奏”，通过复奏的形式，尽量减少死刑执行中的冤、假、错案，以此缓和社会的不满情绪，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从司法制度的完善与构建和谐司法秩序上，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统治时期，达到了封建统治的巅峰，也可以视为封建法典化进人高潮的第四个标志。
(四)封建法典化的第二次高潮——明清时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时代进入了晚期。它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封建中期的特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早年生长在民间，较之一般的帝王更了解民情，在长期的征战和统治中，形成了带有自身特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识，他的思想当中，更多的带有针对性和实践性。在洪武十三年发生宰相胡惟庸造反案后，朱元璋针对此案得出结论，宰相制度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于君主专制统治不利，应当予以废除。他还强调，今后有人提出要恢复宰相制度的“定斩不赦”。针对此次宰相的变乱活动，朱元璋进行了改革，不仅在政治体制上排除了宰相的制度影响，实行皇帝亲抓六部的垂直领导体制，而且，通过变更法律的体制，实现皇帝运用法律规范约束六部官吏的新的制度，即《刑律》的七篇体例，具体说，就是《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次法律体例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法律科学的角度看，总则的指导地位固定，依然可以发挥统率作用。此外，这次变革，在分则的领域实现了行政法律规范相对的集中于《吏律》，财政、金融、经济法律规范相对集中于《户律》，礼仪科考等法律规范相对集中于《礼律》，惩办军官、军士犯罪的军事法律相对集中于《兵律》，刑法、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相对集中于《刑律》，违法建筑工程方面的法律相对集中于《工律》。我们结合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可以看到，这次变革的重要价值即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的要求，形成了由封建性的“诸法合体”过渡到资本主义性质的部门法体制的中间环节，就是沈家本所说的“六部分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六部分律”体制的出现，是十二篇体制的重大发展，也是走向部门法体制的中间环节，同时也是封建法典化进人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标志。明清时代是封建晚期社会，在明朝存在厂卫特务干预司法的厂卫制度，在清朝存在着思想高压与文化专制的文字狱制度，这些都是晚期封建社会地主阶级走向没落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并不能以偏概全，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仔细考察明清时代的会审制度，就会发现，在死刑的复审、复核方面，明清时代步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众所周知，死刑是剥夺人们生命的最高刑罚，一旦执行死刑，便会出现死而不可复生的局面，如果执行的是冤假死刑的话，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明清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在死刑复审复核制度上作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划分死刑的两种类别，即立决和监候制度，凡死刑属于造反等政治性的重大案件和恶性的杀人案件等，一般采取斩立决和绞立决的处刑方式，而对于一般的死刑案件，则采取斩监候和绞监候的处刑方式，也就是留待秋审或朝审时再作处理。其次，建立临时的最高审判机构，即九卿会审制度，由中央六部尚书和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史等九位中央长官，会同审理绞监候和斩监候案件。具体的形式有两种，即秋审和朝审。所谓秋审，是指在立秋以后，由九卿在天安门西面的朝房会同审理全国上报的死刑案件(绞斩监候案件)。所谓朝审，是指由九卿出面，会同其他官吏审理中央刑部处理的绞斩监候案件，以及京师附近发生的绞斩监候案件。从最后处理的结果来看，上述死刑案件的多数都可以获得减刑的处理，例如，可矜(具有某些可怜因素的死刑案件)、缓决(因证据不足推迟审理案件)，以及留养承祀(独生子死刑案件)都可以获得减刑的处理，惟有情实这类死刑案件因其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属实无误，故上报皇帝勾决执行死刑。明清时期对死刑案件的重视，表明当时的统治者对生命价值的肯定，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总括以上，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典化运动，渊源于夏、商、周三代，初创于战国秦汉，完善于隋唐，变化于明清。由于当时社会条件所限，特别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方式的影响，使得当时的法典只能是诸法合体、诸法并存，而不可能产生独立的部门法，但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从法典化的运动中看出它自身发展的规律。从法典的体例来看，由杂乱无章到体系化，由繁杂到简明，由总则置于篇尾到总则调整到篇首，显示了立法技术的提高与司法经验的丰富和积累，从法典的内容来看，由单纯的刑律的调整，发展到判例与刑律共同调整，采取多种手段调整社会内容和社会关系，反映出法典化伴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日益完善的过程。此外，从司法制度的角度来看，中央司法机关由单一机构执行法律，到多个机构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共同执行法律；地方司法机关由长官行使司法权，到长官掌握批准权和上报权，具体案件由司法参军或法曹参军审讯，反映了司法机构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在执法过程当中不断地调整变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走向文明的过程，特别是唐朝的三复奏、五复奏，明清时代的会审制度，都表明了，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社会文明的要求，统治者也逐渐改变了草菅人命的态度，而逐步转到对人生命价值的肯定。由于本书研究的是刑诉法典化问题，而古代不可能分离出刑事诉讼法，也不可能产生独立的刑诉法典，对于古代的研究，只能在诸法合体的条件下，来研究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变化过程。中国古代初步分离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产生了狱和讼的区分，这说明中国的先民们，已经意识到刑事诉讼同民事诉讼，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具体争端的解决方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历代的刑书和刑律中，都包含了总则的相关内容，都囊括了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诸如《囚法》、 《捕法》到《捕亡》、《断狱》，再到《刑律》，可以看到，它们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所解决的程序问题越来越集中，这同样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走向文明的过程。但是，这一项进步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一种进步，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下的部门立法的进步不可同日而语，而后者则是前者质变的结果，也是客观发展的必然。
2. 如果明朝官员犯了罪，百姓究竟有何检举途径
我国的明代是一个重律的朝代，如果当朝命官犯罪，百姓有何检举的途径？在明代时期，百姓并不一定非要向监察御史（所谓的八府巡按）告状，百姓可以选择的方式有很多，一种是直接向犯罪官员的上级主管部分进行举报，另一种是敲响登闻鼓告御状，但是后一种方法可以状告的类型却有限，此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可以在民间制造舆论效应，引起但是特殊制裁机构的注意，并且，不能使用匿名状，这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
3、制造舆论
在明朝有一个特殊的机构，锦衣卫。其权利可以说在当时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想要检举某一个贪污官员，可以直接印刷传单，撒在街上就行了。锦衣卫的探子是无处不在的，自然就会被她们收集回去了。
3. 有人有 大明律法条例 吗
明代综合性法典。
制定过程
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等议定律令。十二月，编成《律令》四百三十条，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同时又颁《律令直解》，以训释《律令》文意。洪武六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以《律令》为基础，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修成，颁行天下。其篇目仿《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二十二年又对此作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于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传统的法律体例结构至此面目为之大变。三十年五月重新颁布，同时规定废除其它榜文和禁例，决狱以此为准。由于朱元璋严禁嗣君“变乱成法”，此次重颁《大明律》后，终明之世未再修订。有变通之处，则发布诏令或制定条例，辅律而行。弘治十三年(1500)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内三百七十六条；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增内三百八十二条。此后律、例并行。
基本内容
包括：《名例律》一卷，四十七条，是全律的纲领。名例是刑名和法例的简称。它规定了对不同等级、不同犯罪行为论罪判刑的基本原则。其中“五刑”条规定刑有五种，即笞，杖、徒、流、死；在“六律”的具体条款中又有凌迟处死、边远充军、迁徙、刺字等刑罚；“十恶”条规定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种所谓“常赦所不原”的重罪，集中地表明了明律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名教的阶级实质。“八议”即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爵一品及文武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议宾(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确定了皇族、贵戚、官绅的法律特权。这八种人犯罪，法司皆不许擅自鞫问，须实封奏闻，取自上裁。但《明律》“八议”中文武官员的特权与前代比较有所下降。
《吏律》包括《职制》、《公式》二卷，三十三条。主要规定文武官吏应该遵循的职司法规及公务职责。其中“大臣专擅选官”、“文官封公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交结近侍官员”、“擅为更改变乱成法”等死罪条款为明律所特有，反映出明代君权及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日趋强化的历史特点。
《户律》分为《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七卷，共九十五条。此律是人口、户籍、宗族、田土、赋税、徭役、婚姻、钞法、库藏、盐法、茶法、矾法、商税、外贸、借贷、市场等有关社会经济、人身关系及婚姻民事内容的立法。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大为增加，《课程》、《钱债》、《市廛》专篇，反映出明代封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宗法关系等方面也有时代特点。不限制私人土地拥有量，但严禁“欺隐田粮”；允许土地买卖，但规定典卖田宅必须税契、过割，并严禁正常土地买卖之外的土地兼并。有关钱粮等事明律科罪较唐律重，但“脱漏户口”、“商嫡子违法”、“别籍异财”、“居丧嫁娶”、“良贱为婚”等科罪却较轻。另外，还规定庶民不准蓄奴，田主不得随意役使佃客抬轿、佃户对田主只行“以少事长”(即以弟事兄)之礼。
《礼律》分《祭祀》、《仪制》二卷，二十六条。此律是对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种礼仪的法律规定。律中除“留难朝见官员”、“阻挡上书陈言”、“假降邪神惑众”等直接侵犯皇权的行为外，对其馀“亏礼废节”行为(有的尚属“十恶”)的科罪大都较轻，“合和御药误不依本方”、“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坚固”等，尽管属“十恶”范围，但仅定杖罪。“闻父母及夫之丧匿不举哀”，亦属“十恶”，仅为徒罪。
《兵律》分《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五卷，共七十五条，此律是有关军戎兵事的立法。对军人犯法科罪较重，除在《名例律》中增立“军官有犯”、“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等律条外，复设此专篇。
《刑律》分为《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十一卷，共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了对刑事犯罪的论罪定刑及诉讼、追捕、审判的原则，是全律的重点。其中对“谋\反”、“大逆”、“造妖书妖言”、“强盗”、“官吏受赃”以及“强奸”等论罪均较重。如“谋反大逆”罪，唐律规定本人处斩，父子年十六以上者绞；明律规定本人“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皆斩；“强盗”罪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官吏受赃”罪，明之死罪起点比唐低得多，此举意在加重制裁直接触犯封建统治的犯罪，与此同时，对“子孙违犯教令”、“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和奸”以及雇工人殴、骂、奸、告家主等间接危害封建名教的罪罚则有所减轻。
《工律》分《营造》、《河防》二卷，十三条，是关于工程营建、官局造作以及河防、道路、桥梁方面的立法。工律设置专篇为明代所独有。
此外，又有丧服图和五刑图。
主要特点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朱元璋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大明律》是其一生中“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的经验总结，是他经过反复修改，“凡七誊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他视其为维护朱明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为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朱元璋还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次年又颁《大诰续编》、《三编》，二十一年又颁赐《大诰武臣》，令全国官吏军民诵习。其目的是通过律令的教育和宣传，使广大人民服从封建统治。
《大明律》，是中国明朝明代法令条例，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而详细制定而成。
制定伊始
按《明史‧刑法志》，元至正25年（1365年），朱元璋占领武昌后，开始着手议订律令。1367年，朱自称吴王，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编修法律。同年年底，律令修成，计令145条，律285条。（明朝中叶以后又有条例，万历时，刑部尚书舒化定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律例相合，令就不再通行了）除此之外，又修了《律令直解》把适用于民间的律令条文及违犯法令的案例，分类编辑成册，颁发到州县。洪武六年（1373年）冬，朱元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再次修订律令，第二年书成。经过实践考察之后，又经过三次修改和增删，洪武30年（1397年）才将大明律正式颁发，作为各级司法部门决狱量刑的依据。
内容
《大明律》共分30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条。这种以六部分作六律总目的编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来的，与《唐律》面目已不尽相同，在内容上也较《唐律》有许多变更。又增加了「奸党」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前者主要指地主阶级内部的诉讼，后者主要指对谋反、大逆等民变的严厉措施。不准「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揽权、交结党援的集权思想。
在刑法上，《大明律》渊源于《唐律》，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即所谓正刑，其它如律例内的杂犯、斩、绞、迁徙、充军、枷号、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有的承自前代，有的为明代所创。所谓廷杖就是朱元璋开始实行的，其它大明律未规定的酷法漤刑也层出不穷。至于锦衣卫的「诏狱」杀人最惨，为害最甚。其后又有东厂、西厂、内厂相继设立，酷刑峻法，愈演愈烈，直到明亡。
4. 《大清新刑律》的特点 明朝《大诰》的内容和特点
《大清新刑律》原称《钦定大清刑律》，由清政府于1911年1月25日颁布，原定宣统五年施行，但因清朝灭亡而未及施行。它是清末法制改革中制定的最重要的新型法典之一，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大清新刑律》是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新式法典。在编篡体例上，法典采取了近代西方刑法典的模式，分为总则和和分则两个部分，在内容上，不再纳入民法、诉讼法等方面的内容，突破了传统法典诸法合体的形式，是一部纯粹的刑法典。
(2)新刑律在刑罚上抛弃了传统的封建五刑制度，采用新的刑罚制度，将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主刑包括罚金、拘役、徒刑、死刑，从刑则包括褫夺公权和没收。
(3)新刑律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传统的刑法思想和原则，采纳了西方近代刑事法律思想原则和术语。如采纳罪刑法定而删除比附制，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代替封建等级特权，删除了八议、十恶等罪名，引进了缓刑、假释、正当防卫等制度和术语。
(4)《大清新刑律》的《暂行章程》中，保留了不少传统的刑法规则。新刑律修订过程中，礼教派对其进行了多次的诘难，从而引发礼、法之争。新刑律是两派妥协的产物。因此，在刑律中，保存了许多封建性的东西。如，在新刑律正文后增补具有浓厚宗法伦理色彩的《暂行章程》五条，其中保留了一些亲属相犯之类的封建性条款。
明《大诰》于1387年编成，共有二百三十六个条目，其内容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
一是撮洪武年间刑事案件之要，特别是洪武十七年至十九年朱元璋对臣民法外用刑的大量案件，用以“警省顽奸”；二是结合陈述案件和列专条颁定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条款，用以严密法网；三是在不少条目中兼杂有明太祖对臣民的大量“训导”，明确地表达了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思想和主张。《大诰》实际上是以案例、峻令、训导三个方面内容组成而又具有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大诰》的问世，标志着明王朝把重典政策推向了新的阶段。”它用刑的严峻程度和明律相比确实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一，列举种种酷刑案例惩戒臣民，以诏令的形式公开肯定法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诰》总共罗列了凌迟、枭令、夷族罪千余条，斩首弃市以下罪万余种。
第二，同一种犯罪，《大诰》的处刑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除了个别罪名（如匿藏逃军）《大诰》与明律量刑相同之外，几乎所有的罪名都是加重处罚。四编大诰中开列的刑罚如族诛、枭首、断手、斩趾、刖足、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阉割为奴等都是汉律以来久未载于法令的酷刑。
第三，朱元璋还在《大诰》中设置了不少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刑法令。
“大诰”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列举种种以酷刑惩治吏民的案例，公开肯定律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诰”总共罗列族诛、凌迟、枭首案例几千件，斩首、弃市以下罪案例万余种，其中酷刑种类有族诛、凌迟、枭首、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断手、斩趾、刖足、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重刑迁、充军、阉割为奴等几十种。②同一犯罪，“大诰”较明律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明律只应处笞、杖的，“大诰”却加重为死刑。③设置了不少为明律所没有的-和罪名，著名的有“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等。④强调重典治吏。“大诰”的打击矛头总的说来是针对全体吏民，但侧重点是惩治贪官污吏，其条目80％以上是属于治吏的。
5. 中国古代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和规则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历代立法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周礼》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内容。《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6篇，即《盗》、《贼》、《囚》、《捕》、《杂》、《具》。《法经》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还颁布了大量法令。秦汉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种》、《法律答问》、《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说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说法是信实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没收孥等，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500条。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
宋元《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诏□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成为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正式出现“典卖”制度的法律规定。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编□，但改□为“条例”或“条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特点。
明清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明太祖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把“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治乱世用重典”等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封建法律体系结构。《明大诰》共4篇，是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还加强了经济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钞法、钱法、税法、盐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在刑罚和诉讼方面，清律规定满人享有各种法律特权。清朝还颁布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专有特定内容的单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清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也大为增加。
历代行政法规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主要特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
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③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④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中央虽设有专门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6. 明朝的法律特点
《大明律》第一次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明孝宗的修律，更将“不因言杀版人”写入律法。权大明律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备受推崇的法律奠基，近代的欧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从《大明律》中受益颇多。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朱元璋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大明律》是其一生中“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的经验总结，是他经过反复修改，“凡七誊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他视其为维护朱明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为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朱元璋还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次年又颁《大诰续编》﹑《三编》﹐二十一年又颁赐《大诰武臣》，令全国官吏军民诵习。其目的是通过律令的教育和宣传﹐使广大人民服从封建统治。
7. 明朝法律
一、历史概况
元朝末年，统治腐朽，经济崩溃，黄河决口，灾难连年。农民无法生存，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出生佃农的朱元璋率领的一支红巾军，不久在江南地区迅速崛起。朱元璋是濠州人，家道极为贫寒，从小给地主放牧牛羊，岁时旱蝗大饥，父母兄弟相继饿死，朱元璋无所依照，投奔寺庙当了云游和尚。当元军围剿义军，滥杀无辜，和尚也做不下去的时候，不得已，17岁那年，投奔郭子兴的农民起义军，他作战勇敢，富有才干，足智多谋,受到郭子兴的器重,被召为女婿。后来，这支起义军就由朱元璋领导。他善于用人，1368年，朱元璋以应天为京城，称皇帝，建立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在重新统一封建国家之后，采取了奖励垦荒，减轻赋税，加强封建法制，整顿吏制等政策，使封建经济又呈现出暂时的复兴景象。为巩固明朝天下，明太祖把儿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势力尤其强大.明太祖死后,朱棣为争夺帝位与建文帝发生了“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夺取帝位，就是明成祖，1421年，从南京迁都到北京。明朝中期以后，皇帝经常不上朝，大权由宦官掌握。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预示着明王朝的衰败。明朝末年，困苦不堪的百姓又遇到天灾。1628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1644年，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被清军打败。明朝灭亡。
二、立法思想
明代统治阶级的立法指导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权力的皇帝和参与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观点。当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仅将大权集于一身，还以他个人的思想统一全国，立法思想与他的出身相关。他崇尚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暴力镇压主义，主张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实是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以严刑酷法为主，德礼教化为辅，法儒结合，刑礼并用。这是中国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化，适应了极端专制统治的需要。
1．立法因时制宜
明代的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到明神宗，都主张法律要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确定刑罚的轻重。朱元璋对皇位继承人太孙朱允炆所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即虽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为一时的权宜，并要求子孙们适时而变，采用轻刑，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随着专制政治的日趋腐朽、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刑罚不断加重。朱元璋认为元朝的败亡，在于中央昏暗不明,软弱无力,各级官员作威作福，纲纪败坏，法纪无存。宋元以来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刺激，地主豪绅盘剥兼并，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均达到疯狂局面，只有采用重刑，威慑臣民，才能巩固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2．立法必须礼律结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颁行《大明律》时明确指出：“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已久。”明礼和定律相结合，从而治理天下，这是朱元璋一贯思想。他的继承者建文帝进一步宣传崇礼赦疑，礼重于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礼律结合，巧妙使用。这是从历代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的，独刑罚可以压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时之效，但并非长治久安之策。就是说，刑事镇压和德礼教化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从起草、修改到颁布，共历时三十余年。说明朱元璋十分重视封建法制建设，他不仅把个人的意志上升为全国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孙代代遵守，“群臣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大明律》于是成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条。后世的法律学者评议说《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极端专制主义统治在立法上的体现。
2．《明大诰》
朱元璋亲自编辑的四篇：《大诰一篇》、《大诰续篇》、《大诰三篇》、《大诰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训斥等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关严惩官民过犯的案例汇编和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由于《大诰》是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还以权力为后盾，采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对大诰进行强制性的宣传普及。他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有《大诰》，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则减等处刑；若没有，则加重处刑。并命令各类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试考 《大诰》 ，命乡民集会宣讲大诰。结果全国上下购买大诰，讲读成风。有十九万的宣传队伍。
3．编例
明朝的例又称条例，是皇帝就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所下的诏令，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弥补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遗奸。但总体而言，因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随时作出的判决，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随意性的体现，因此汇编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发展。它不仅能补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数量太多，导致“人不知律”。可见，统治者的意志变化，不能不破坏法的统一。
4．明会典
它是行政法规。取材于官藏档案史册，内容广博，记述详备，可称得上明朝行政法规全书。体例上，与《唐六典》有相同之处，它采取官统其事、事归于职的编制方法，即以官职分卷，卷下记载有关的律令、事例。但《明会典》以六部为纲，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标明种种条目，这是与《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说明它更适应了明朝绝对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
8. 法律问题
1.法律体系：
1、宪法 2、行政法 3、经济法 4 、民商法 5 、劳动法 6 、环境法 7 、诉讼法 8 、刑法 9 、军事法
2、继承法、婚姻法、民法通则、收养法
9. 明朝诉讼制的特点有哪些
明朝诉讼制度特点：
1、皇帝进一步控制最高司法权
明代时，皇帝握有一切死刑和重案的最后裁决权，各类会审均须由刑部“拟律以奏”，然后依旨执行。皇帝亲自审案，任意用刑，如朱元璋凡“有大狱必面视”，“重案多亲切（审理），不委法司”。成祖时又令“重罪必五复奏”。明初太祖滥刑及作为常制的廷杖姑且不论，仅成祖诛戮建文帝旧臣，其酷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其他还有先去齿、断手、再断颈；有用油煎；有先割耳鼻再凌迟等等，致使明代法律制度遭到极大破坏，加速了明王朝的衰朽。
2、厂卫特务性机关干预司法
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是由太监组成的特务机关，专管“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重案。卫，即锦衣卫，原来是皇帝亲军“上十二卫”中最亲信的一卫，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和警卫事宜。从太祖开始，锦农卫以兵兼刑，掌有缉捕、刑狱之权。所设南北镇抚司中，北镇抚司专管诏狱，又称锦衣卫狱。厂卫之制是皇权高度集中的产物，它几乎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一，被授予种种司法特权。
（1）侦查缉捕之权：其侦缉范围主要是涉及国家政权的大要案，对一般刑事案不干预。如民间有人在密室酒后大骂魏忠贤，声未落即被厂卫特务捕到魏府凌迟处死。
（2）监督审判之权：厂卫有讯问权，无判决权。
（3）法外施刑之权：厂卫自设特别法庭，任意刑讯问罪，假造证据、严刑逼供之事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