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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行政法

发布时间: 2022-08-13 21:08:24

1. 中国法制史 北洋政府时期的立法原则

北洋时期的立法原则以“隆礼”、“重典”为基本原则。

2. 北洋时期的国务院是干嘛用的

中华民国国务院,是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时期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最高行政机关。以国务总理为首长。
1912年4月20日,始设国务院。1915年5月1日,袁世凯为集中总统权力,改《中华民国约法》,废除国务院,设政事堂,废除国务总理,设国务卿。政事堂附属总统府,不再是独立行政权力机关。1917年5月8日,恢复国务院建制。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24日任临时执政,集总统、国务总理权力于一身,废国务院与国务总理,1925年12月26日复设。张作霖于十七年(1928年)6月18日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安国海陆军大元帅,也设置国务院与国务总理。
历届国务院均以秘书厅为办事机构,秘书厅设秘书长,下分若干课。国务院所辖各部:南京临时政府有陆军、海军、司法、外交、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九部。迁都北京后,国务院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十部,后撤销农林部、工商部,设农商部。中华民国军政府时,设外交、军事、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农工、交通九部。
以上摘自维基网络,希望对你有帮助。

3. 北洋政府司法组织体制的特点

希望对你有帮助1.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北洋政府的法律大体分两类:一普通法,指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的法律,如《暂行新刑律》;二特别法,指用于特定时期、特定地点、特定人或事的法律,如《陆军刑事条例》。
2.恢复废除的遣刑和笞刑。
3.军队会审重于其它审判机构。北洋政府的审判机构大体分三种:一为特别法院,二为普通法院,三为监理司法法院。特别法院主要是军队会审。北洋政府法律规定,军队会审的范围有:一是军人犯罪要由军法会审机关处理,非军人犯罪也可由军法会审裁决;二是刑事案件要由军法会审审判,民事纠纷也可由军法会审处断。这样,它可以审讯所有人员,也可处断一切案件。

4. 民国时期北京的“北洋政府”合法吗

北洋政府民国前期袁世凯及其以后继者建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这是相对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革命政府)的称呼。由北洋军阀等势力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中央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是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机构与最高行政机关,成立于1925年7月1日,终止于1948年5月20日。在1925年至1928年之间,与北京的北洋政府相互对峙。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依循《中华民国宪法》就任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国民政府即改组为总统府,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也改为中华民国总统。

5. 简述中华民国时期的“六法”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两大部分。成文法在南京国民政府法内律体容系中占据了主要地位,通常被概括为“六法”,其汇编被称为《六法全书》;不成文法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重要的法律渊源,它们是成文法的重要补充。虽然当时的不成文法都无须经过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和公布,但都具有法律效力,都是南京国民政府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不成文法也是当时法律体系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成文法方面,《六法全书》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本法典,是“六法”及其相关的单行法律和法规的汇编,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成文法的总称和当时法律体系的主体。南京国民政府成文法之所以被称为“六法”,是因为其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是由六大类基本法典所组成的,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民法与商法合而为一,不再是两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统称为民商法,因此邵分学者认为,行政法应当取代商法成为六法之一,这样所谓“六法”就是指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行政法这六部基本法典。

6. 急求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法律资料,可以谈下该时期法律中的封建性最好,谢谢急求!!

晚清70年,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事件60年,经济发展的实绩远远不及推行新政的最后10年。原因无他,把被扼杀的经济自由还给了大清国民,求利的冲动成了推动国家繁荣的主要驱动力。它带来的是真金白银:民间经济蓬勃发展;全国财政收入也从19世纪末的8000万两至辛亥革命前增加至3亿两左右。

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战火几乎连绵不断,但经济仍在持续发展,1912年至1936年的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竟高达9.2%!一些学者赞誉这个时期是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这个速度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速度几乎一样。

友:军阀混战的情况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实绩呢?

袁:发展经济的首要条件是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的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战火之下谈不上对财产权的保障;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许多公民权利,也一再受到侵犯。但是,中国经济仍在持续发展。在这些矛盾现象后面有值得玩味的玄机。

容许我说句在一些人看来大逆不道,但却符合历史实际的话吧:在扭曲了的近代中国环境下,遍布各地的27个租界成了很奇特的战乱中的安全堡垒。从太平天国时期开始,凡遇战乱,人流和资金流都涌入租界,各级政府和军阀不敢侵犯,它成了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中心。中国政府不能保障中国人的财产和自由,中国人要托庇于洋鬼子,这是中国的耻辱,却给中国的发展留下了生机!为什么这个时期的上海超越日本和其他地区成为远东金融中心?金融机构集中在租界,受到租界的管理机构的保护并按照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规则在运作,黄金和外汇买卖不受管制,股票和期货交易也很发达,既自由又安全,成为远东主要金融中心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经济自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甚至抗战爆发后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日军不能进入租界,上海仍然是全国重要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不但中外银行汇聚,大量工厂也在狭窄的租界中破土而出。“从1938年1月到1939年2月,租界上新注册和新接电开工的工厂达4534家”。

还有一条也不能忽视:一些地方军阀在努力保障本地的安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广东人念念不忘上一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陈济棠时代”,就是因为这个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发展。以我所在的中山大学来说,就在那时建设了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校园(一万亩)和拥有最充足的经费。

总之,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安全,是国家兴盛的首要前提。自由和安全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追求,也是现代国家兴旺发达的首要条件。租界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却在中国人争取自己的自由中起到某种独特的作用。这是令人心酸的历史记忆。

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逐步扶植官僚垄断资本,建立特务控制下的恐怖政治,实行独裁专制统治,践踏公民的经济、政治和言论自由,结果不但党内四分五裂,也带来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危机。这是永远值得记取的教训。如果本国政府善待民间社会,努力履行现代政府无可推卸的职责,保障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现代化就会走上康庄大道;在政治清明,法治严明,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收回受到损害的国家主权就有了坚实基础。万一受到外国武装侵略,公民也会不惜流血牺牲,万众一心保卫祖国。

第二条应该切记的是和平改革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最好道路。

“须知兵者乃凶事,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改革的社会成本最低。

再讲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辛亥革命,各省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形形色色的革命武装——— “民军”(光广东省就有148000多人),每月军费开支由清末每月216万多元增至970余万元,整整增加了四倍多!为了供养和遣散他们,各省不得不扣留应该上缴中央的税收,财政系统的运作一片混乱。那么大一个国家,竟然出现北京、南京两处合计中央政府的库存不到9万元的准破产状态!为了弥补高达将近3亿的赤字,只好借外债。于是,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出台。没有免费午餐;借款要抵押,盐税成了主要抵押品。袁世凯政府成立了统管全国盐务的盐务署,在其下设立“盐务署稽核总所”和各地的“稽核分所”,名义上由署长兼任稽核总所的“总办”,实权掌握在借款方派来的“会办”手上。当时舆论大哗,说是丧失了主权。话没说错;可是,钱不能不借,要人家肯借钱,相信还钱有确实保证,又不能不请外国人去监督(稽核)。腐败无能的官僚系统,信誉度实在不高,谁肯白借钱给你啊?设立了这样的外国人挂帅的稽核系统后,盐税真的稳步上升了。1912年是7136万,1913年是7756万,袁世凯去逝那一年 (1916年)上升至8031万,1928年更达13704万。

国民革命,国民党统一全国,铲除侵略痕迹,1927年古应芬当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把这个稽核所系统废掉,外籍官员解雇,痛快极了!可是,税收随之下降。同年10月12日,孙科接任财政部长,建立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新的稽核机构,也是成效不彰。1928年1月3日,孙科离任,宋子文执掌财政大权,一个月后就下令恢复原有的稽核系统,把原来雇用的外籍官员请回来,配合一系列其他整顿措施,到1936年盐税上升至21750万元。

友:您的意思是要听任外国人支配我们的财政、经济?

袁:不对!国家独立和公民自由,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两项最重要的制度基础。管理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应有的权利,政府机关也应由中国人自己管理。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不能不借款,因此要接受损害主权的条件时,你怎么办?二是可以收回自己管理了,你却管不好,又该怎么办?处理这些大事,只能冷静地审时度势,任何情绪化的举措都有害无益。总结历史经验,很重要的一条是千万别在经济领域胡乱“反对帝国主义”,而要眼睛向内,致力于自身的改革;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制度,在公民监督下整顿好国家机关,不要像国民政府的盐务管理机关一样,腐败无能,被迫请洋人来监督。

至于外资企业,也可以转化为本土企业;大企业已经国际化,不要斤斤计较企业的国籍,如此等等,经济学家已经说得很多,我就不再罗嗦了。
晚清70年,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事件60年,经济发展的实绩远远不及推行新政的最后10年。原因无他,把被扼杀的经济自由还给了大清国民,求利的冲动成了推动国家繁荣的主要驱动力。它带来的是真金白银:民间经济蓬勃发展;全国财政收入也从19世纪末的8000万两至辛亥革命前增加至3亿两左右。

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战火几乎连绵不断,但经济仍在持续发展,1912年至1936年的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竟高达9.2%!一些学者赞誉这个时期是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这个速度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速度几乎一样。

友:军阀混战的情况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实绩呢?

袁:发展经济的首要条件是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的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战火之下谈不上对财产权的保障;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许多公民权利,也一再受到侵犯。但是,中国经济仍在持续发展。在这些矛盾现象后面有值得玩味的玄机。

容许我说句在一些人看来大逆不道,但却符合历史实际的话吧:在扭曲了的近代中国环境下,遍布各地的27个租界成了很奇特的战乱中的安全堡垒。从太平天国时期开始,凡遇战乱,人流和资金流都涌入租界,各级政府和军阀不敢侵犯,它成了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中心。中国政府不能保障中国人的财产和自由,中国人要托庇于洋鬼子,这是中国的耻辱,却给中国的发展留下了生机!为什么这个时期的上海超越日本和其他地区成为远东金融中心?金融机构集中在租界,受到租界的管理机构的保护并按照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规则在运作,黄金和外汇买卖不受管制,股票和期货交易也很发达,既自由又安全,成为远东主要金融中心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经济自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甚至抗战爆发后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日军不能进入租界,上海仍然是全国重要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不但中外银行汇聚,大量工厂也在狭窄的租界中破土而出。“从1938年1月到1939年2月,租界上新注册和新接电开工的工厂达4534家”。

还有一条也不能忽视:一些地方军阀在努力保障本地的安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广东人念念不忘上一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陈济棠时代”,就是因为这个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发展。以我所在的中山大学来说,就在那时建设了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校园(一万亩)和拥有最充足的经费。

总之,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安全,是国家兴盛的首要前提。自由和安全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追求,也是现代国家兴旺发达的首要条件。租界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却在中国人争取自己的自由中起到某种独特的作用。这是令人心酸的历史记忆。

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逐步扶植官僚垄断资本,建立特务控制下的恐怖政治,实行独裁专制统治,践踏公民的经济、政治和言论自由,结果不但党内四分五裂,也带来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危机。这是永远值得记取的教训。如果本国政府善待民间社会,努力履行现代政府无可推卸的职责,保障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现代化就会走上康庄大道;在政治清明,法治严明,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收回受到损害的国家主权就有了坚实基础。万一受到外国武装侵略,公民也会不惜流血牺牲,万众一心保卫祖国。

第二条应该切记的是和平改革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最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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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辛亥革命,各省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形形色色的革命武装——— “民军”(光广东省就有148000多人),每月军费开支由清末每月216万多元增至970余万元,整整增加了四倍多!为了供养和遣散他们,各省不得不扣留应该上缴中央的税收,财政系统的运作一片混乱。那么大一个国家,竟然出现北京、南京两处合计中央政府的库存不到9万元的准破产状态!为了弥补高达将近3亿的赤字,只好借外债。于是,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出台。没有免费午餐;借款要抵押,盐税成了主要抵押品。袁世凯政府成立了统管全国盐务的盐务署,在其下设立“盐务署稽核总所”和各地的“稽核分所”,名义上由署长兼任稽核总所的“总办”,实权掌握在借款方派来的“会办”手上。当时舆论大哗,说是丧失了主权。话没说错;可是,钱不能不借,要人家肯借钱,相信还钱有确实保证,又不能不请外国人去监督(稽核)。腐败无能的官僚系统,信誉度实在不高,谁肯白借钱给你啊?设立了这样的外国人挂帅的稽核系统后,盐税真的稳步上升了。1912年是7136万,1913年是7756万,袁世凯去逝那一年 (1916年)上升至8031万,1928年更达13704万。

国民革命,国民党统一全国,铲除侵略痕迹,1927年古应芬当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把这个稽核所系统废掉,外籍官员解雇,痛快极了!可是,税收随之下降。同年10月12日,孙科接任财政部长,建立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新的稽核机构,也是成效不彰。1928年1月3日,孙科离任,宋子文执掌财政大权,一个月后就下令恢复原有的稽核系统,把原来雇用的外籍官员请回来,配合一系列其他整顿措施,到1936年盐税上升至217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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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看世界,任何国家盛衰的奥秘都在如何对待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告别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自大和自恋症,以宽阔的胸怀主动融入世界主潮流,这是福国利民的最好选择!

冷眼看世界,任何国家盛衰的奥秘都在如何对待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告别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自大和自恋症,以宽阔的胸怀主动融入世界主潮流,这是福国利民的最好选择!

7. 民国时期的法律

中华民国时期法规 辛亥革命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历届政府颁布的法规,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法规,北洋政府法规和国民党政府法规3个部分。
临时政府法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封建王朝以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史称南京临时政府。在它存在的短短3个月内,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许多巩固民主共和制度、保障人权、发展资本主义和改革封建恶习的法律、法令。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中华民国时期法规
关于政府组织法
1911年12月 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于1912年1月2日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次日加以修正,共 4章21条。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的诞生,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灭亡。它确定南京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政府机关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临时大总统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临时大总统下分设各部,部长对临时大总统负责。参议院为行使立法权的机关。参议院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临时中央审判所为行使司法权的机关。南京临时政府还于 1月30月颁布了《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起草了《各部官制通则》和各部局的官制,编定了各类官吏考试制度。在这些法令中,规定了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各部的职权范围及官员任免办法。临时政府在3月10日又公布了《南京府官制》,作为改革地方政权机关的模式。

关于改革司法制度
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2日颁布《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3月 11日颁布《大总统令内务、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体罚文》,规定行政、司法官署审理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逼供,不法刑具悉令焚毁,其罪当处笞、杖、枷号者,一律改为罚金、拘留。违反命令者褫夺公权并治罪。临时政府还拟定了《临时中央裁判所官制令草案》、《律师法草案》,主张建立律师制度,实行陪审和公开审判制度。

关于保障人权
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 3月17日颁布《大总统通令开放蛋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文》,宣布废除清朝法律中对所谓"贱民"的歧视和限制,规定水上居民(蛋户)、"惰民"、丐户、义民(奴)、优娼、隶卒等均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公民权利和自由。3月 2日和3月19日又相继颁布《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大总统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明令禁止贩卖华工,买卖人口,保护华侨,废除奴婢卖身契约、主奴名分以及人身奴役等。临时政府还明令取消清王朝官府中"大人"、"老爷"的称呼,废除跪拜礼,劝禁缠足,晓示剪辫以及禁烟、禁毒。此外还颁布了《维持地方治安临时军纪十二条》,强调"拥护人权为第一要义",严惩侵犯人民生命财产权利的行为。

振兴实业
临时政府制定了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则例》等保护工商业的法令,鼓励兴办实业,奖励农垦,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为此,还以大总统和内务部名义发布了保护人民财产的命令。凡在民国势力范围内,人民所有一切私产,均应归人民享有,无确实反对民国证据的清政府官吏所得之私产,应归该私人享有。工商企业在受到不法侵害时,有权向中央平政院陈述或向都督府控告,一经调查确实,"立予尽法惩治"。

北洋政府法规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于1912年4月在北京建立了北洋政府,直至1928年6月才为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迫宣告结束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主要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暂行新刑律》、《刑事诉讼条例》、《民事诉讼条例》、《民律草案》和《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等。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1913年10月31日由国会组织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共11章,113条。这部宪法草案采取资产阶级宪法形式,实行责任内阁制,规定了对总统任期的限制和国会对总统的牵制权。这部宪草大大妨碍了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因此,袁世凯于1914年1月14日悍然下令解散了国会,"天坛宪草"随之成为一张废纸。

《中华民国约法》
由袁世凯一手操纵的"约法会议"所制定,并于1914年5月1日公布,又称"新约法",以示区别于前临时约法。该约法分10章,68条。它以确认袁世凯专制独裁制度为基本特征,取消了国会制,设参政院作为总统的咨询机构。这个约法是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反动,为袁世凯推行专制独裁提供了法律根据。

《中华民国宪法》
1923年10月10日直系军阀曹锟贿赂国会议员当选总统后制定公布的宪法。它以"天坛宪草"为基础,是北洋政府正式公布的第一个宪法,共13章,141条,内容十分庞杂。这部宪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民主伪装下实行军阀独裁。它罗列了一系列有关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规定。但又赋予大总统凌驾于国会之上的权力,有权停止众议院或参议院的会议等等。此外还赋予地方军阀极大的权限,借以换取对曹锟政府的支持。这部宪法随着1924年10月直系军阀的倒台而作废。

《暂行新刑律》
北洋政府对《大清新刑律》(见清代法规)稍加删改而制定的刑事法规,于1912年4月30日颁行,内容与《大清新刑律》基本相同。1914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以"重典"威慑人民,颁布《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15条,增设了一些罪名,并加重了原来的许多刑罚。此外,北洋政府还在1915年和1918年先后拟定了两次刑法修正草案;但均未颁行。

《刑事诉讼条例》
1921年11月14日公布,1922年7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它是在清末《刑事诉讼律草案》(见清代法规)的基础上制定的,是中国正式公布施行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该条例分总则、第一审、上诉、抗告、非常上诉、再审、诉讼费用、执行,共8编,514条。

《民事诉讼条例》
《民事诉讼条例》也是在清末《民事诉讼律草案》(见清代法规)的基础上制定的,于1922年7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它是中国正式颁布施行的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典。该条例计6编:总则、第一审程序、上诉审程序、抗告程序、再审程序,以及特别诉讼程序,共755条。

《民律草案》和《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
北洋政府曾于1915年起草了民律亲属编草案,至1926年完成民律各编的起草,但一直未作为正式的民法典公布。所谓《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即《大清现行刑律》(见清代法规)中关于民事的规定。1912年 3月10日袁世凯宣告"暂行援用"前清施行之法律,也包括《大清现行刑律》民事部分。同年4月3日,参议院在《议决暂时适用前清之法律咨请政府查照办理文》中也指出:"嗣后,凡有关民事案件,仍应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办理。"所谓民事部分,即指《大清现行刑律》中的"服制"、"户役"、"田宅"、"婚姻"、"钱债"等大部分或一部分,以及户部则例的"户口"、"民人继嗣","田赋"中的"开垦""坍涨拨补""牧场征租"、"寺院庄田"、"撤佃条款"、"滩地征租"等有关条款,直到1929年国民党政府公布新民法才予以废止。

8. 北洋政府司法制度的特点

扩大外国人的司法特权;滥施军事审判权;实行司法专横。县知事兼理审判是北洋时期基层的法律结构。

9. 当年北洋政府实行的是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

北洋历届政府
不管按临时约法,约法,民国宪法
都是按三权分立原则来的,不过是分配不同而已
五权分立,在孙文在世时从未搞出来过相应的法律制度

以后硬搞了一个,实际执行起来也是各种窟窿

10. 北洋军阀时期的民商事立法及特点

(一)民法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

北洋政府建立之初,仍然承认民商法的独立地位,但考虑到大清民律草案未正式颁行,故将《大清现行刑律》以及《户部则例》中的有关涉及到民法的内容,如服制、田宅、婚姻、钱债、户口、田赋等,作为《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直接加以援用。,北洋政府大理院曾以判例的形式对此有过明确规定:“民国民法典尚未颁布,前清之《现行律》除制裁部分及与国体有抵触者外,当然继续有效。至前清《现行律》虽名为《现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有关民、商事之规定,仍属不少,自不能以名称为刑事之故,即误会其为已废。”

以《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来应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事行为和民事纠纷固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发展和变化,法律与现实生活的矛盾甚至冲突时有发生。众所周知,《现行刑律》是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下制定的,它坚持的是男尊女卑、等级身份等原则和精神,因而势必要与《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中所确立的平等、自由等社会价值与理念发生冲突。加之原有的法律中涉及民事的内容规定又过于简陋,根本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不得已,北洋政府又采取了另一办法进行补救,即通过司法手段,而非立法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引用民商习惯、大理院判例和法理作为办案依据。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传统民商习惯和大理院判例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法源,两者相互配合,弥补或修改原有法

律的不足和过时的法律条文。

从1914年起,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开始了民法典的编订工作。到1926年先后完成了亲属、总则、债、物权、继承等编的二稿或三稿草案,制定了《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不动产登记条例》、《验契条例》、《森林法》、《矿产条例》等单行民法。

(二)商法

在商法方面,北洋政府没有制定统一的商法典,但却制定了大量的单行的商法规,如《公司条例》、《商人通例》、《公司注册规则》、《商标法》、《著作权法》、《证券交易所法》、《物品交易所法》、《会计师暂行章程》等。不仅如此,《票据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也起草完毕,但未及颁行。

四、特点

(一)创新和继承并存

北洋政府时期法律制度是在晚清法制变革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成的,同清末所制定的同类法规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中行政法规创新之处较多,而刑事法律、民商类法律继承有余,创新不足。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实施情况较差

尽管从文本上讲,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已经基本完善,但由于北洋政府时期就本质而言,是武夫专制的时期,封建军阀对法律实施的干涉时有发生,加之政权更迭过于频繁,因而上述法律规定大都并未真正实施,法律制度相对完备,但法律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微弱,这一点在北洋政府时期反映得极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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