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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书评

发布时间: 2022-08-16 05:49:27

1. 包万超的学术论著

著作:
1.包万超著:《行政法与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4月版。
2.包万超著:《宪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13年3月版。
3.包万超著:《儒教与宪政》,商务印书馆,2013年3月版。
4.张千帆、包万超、王卫明著:《司法审查制度比较研究》,译林出版社,2012年1月版。
论文:
1.包万超:“宪政转型与中国司法审查制度”,《中外法学》2008年第6期。
2.包万超:“面向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
3.包万超:“公共选择理论与实证行政法学的分析基础”,《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3期。
4.包万超:“论法治政府的标准及其评估体系”,《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5.包万超:“大一统与儒教宪政的君主专制”,《学海》2013年第2期。
6.包万超:“天人合一与儒教宪政的哲学基础”,《学术研究》2013年第3期。
7.包万超:“平衡立法与公共选择”,《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期。
8.包万超:“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状况与改革思考——基于《中国法律年鉴》(1991-2012)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4期。
9.包万超:《作为严格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载于《法制日报》,1999.12.19(上篇),1999.12.26(中篇),2000.1.9(下篇)
10.包万超:《实证行政法学与当代行政法学的基本难题》,载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卷
11.包万超:《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载于《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2000年第6期
12.包万超:《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载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2000年第1期
13.包万超:《转型发展中的中国行政指导研究》,载于《行政法论丛》,1998年第1卷
14.包万超:《英国行政法治之路》,载于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2001
15.包万超:《儒教与新教:百年宪政建设的本土情结与文化抵抗》,载于《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第1卷第2期
16.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种思路》,载于《法学》,1998年第4期]
17.包万超:《论司法公正中的法官与经济人》,载于《法学杂志》,1998,第5期
18.包万超:《宪政:中国的困惑与选择--从传统的国民主体意识谈起》,载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5,第4期
19.包万超:《行政法治的精神与制度》,载于《政府法制》,1996,第4期
20.包万超:《民告官:中国的现状、困惑与改革》,载于《政府法制》,1996,第5期
21.包万超:《行政协调的法律障碍及其对策研究》,载于《学术界》,1995,第3期
22.包万超:《行政法与公共选择--论建立统一的行政法学实证理论》(2001届博士论文)
23.包万超:另在《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中国书评》、《比较文学通讯》等报刊上发表《重读戊戌变法》、《无知与自由--读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评布坎南<立宪秩序的经济学和伦理学>》、《法学教科书的一个学术范本--评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违宪审查面临合法性与技术性挑战》、《法官与经济人假设》、《民主的底线》、《宪政与人性》、《法官与宪法》等宪法行政法学评论和随笔若干。

2. 法律专著书评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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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面相河北省省内考生招生吗 学校管的严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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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政法职业学院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普通学校。
学校成立于1949年7月,2001年4月改建为河北政法职业学院;2004年7月,为了加强政法干部培训职能,恢复“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2010年被确定为河北省重点建设示范性高职院校。2011年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河北省教育厅组织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
截至2014年,学院有三个校区,占地面积1229亩,总建筑面积27万余平方米。设有11个教学机构,开设50个专科专业,有全日制在校生12000余人。[

1949年,成立河北建设学院;
1954年,河北省建设学院、河北省公安干部学校合并组建河北省政法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校门新图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校门新图
干部学校;
1983年,河北省政法干部学校升格为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1998年,河北律师学院创建(合署);
2001年,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河北律师学院合并组建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2004年4月,河北林业学校整建制并入学院;
2004年7月,为了加强政法干部培训职能,恢复“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2010年,学院被确定为河北省重点建设的示范性高职院校。

办学条件编辑
院系专业

学院设有法律系、国际法商系、计算机系、管理系、建设工程系、财经系、国际交流系、会计系、继续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体育部等11个教学机构。开设专业50个专科专业。[2-3]
农林牧渔
园林技术、商品花卉、城市园林 交通运输 航空服务、报关与国际货运
资源开发与测绘 工程测量与监理 公共事业 人力资源管理
土建 环境艺术设计、建筑工程管理、工程造价、房地产经营与估价、物业管理 电子信息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技术、图形图像制作、三维动画设计、电子商务
文化教育 应用英语、商务英语、文秘 艺术设计传媒 展示设计
旅游 旅游管理、涉外旅游、酒店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 法律 司法助理、法律文秘、法律事务
财经 国际金融、资产评估与管理、投资与理财、财务管理、会计、会计电算化、经济信息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管理、物流管理
单招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
1 法律事务 150
2 司法助理 30
3 法律事务(律师方向) 80
4 法律事务(国际经济法方向) 30
5 国际经济与贸易 50
6 国际商务 40
7 国际金融 50
8 报关与国际货运 30
9 资产评估与管理 30
10 金融管理与实务 30
11 电子商务 40
12 软件技术(3G软件开发) 30
13 计算机网络技术(3G数据网络构建方向) 30
14 计算机信息管理(移动互联网4G-LTE方向) 30
15 经济信息管理(管理软件应用工程方向) 30
16 图形图像制作(超媒体设计方向) 30
17 三维动画设计 30
18 艺术设计(建筑可视化方向) 30
19 会展策划与管理 40
20 人力资源管理 70
21 物业管理 40
22 文秘(高级商务助理方向) 40
23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40
24 环境艺术设计 40
25 工程测量与监理 60
26 工程造价 60
27 城市园林(项目管理方向) 30
28 建筑工程管理 30
29 园林技术 30
30 制冷与空调技术 50
31 旅游管理 30
32 酒店管理 30
33 物流管理 60
34 市场营销 60
35 连锁经营管理 30
36 应用英语 30
37 商务英语 30
38 航空服务 200
39 表演艺术(航空服务方向) 30
40 航空服务(安全检查方向) 100
41 会计电算化 120
42 投资与理财 30
43 财务管理 60
44 会计(司法会计方向)[4] 50
合计 2160
师资力量

根据2014年学校官网显示,该校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的35%,研究生及以上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64.5%,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的80%。[2]
教学建设

截至2014年,该校有省级示范专业3个、省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4个、省级精品课程6门、教指委精品课程3门、校级精品课程5门。[5-6]
省级示范专业:法律事务、法律文秘、司法助理;
省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法律事务、法律文秘、园林技术、酒店管理;
省级精品课程:刑法、秘书理论与秘书实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应用写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
教指委精品课程:法律英语、民法、秘书理论与秘书实务;
校级精品课程:文学与艺术欣赏、人力资源管理、刑法、刑事诉讼法、园林树木。
学术研究编辑
科研成果

根据2014年学校官网显示,该校近年来公开发表论文3460篇,出版著作、教材148部,市级以上立项课题662项,获市级以上奖励271项。[2]
学术资源

馆藏资源
根据2014年学校官网显示,该校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达到74.5万册,生均册数59.32,中文期刊1162种,外文期刊46种,电子资源33万册,电子图书存储量25512GB,电子专业期刊10158种。购买了包括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书生之家电子图书、网上报告厅、以及起点自主考试系统等一批电子资源。[7]
学术刊物
《河北法学》为法学研究专业刊物,1983年8月创刊,由中共
校园风光
校园风光 (4张)
河北省委政法委主管,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河北省法学会主办,河北省律师协会协办。栏目有专论、专题、名家论坛、青年法学家、外国法学、司法实践、中外法学书评等。读者对象为法学研究人员、政法院校师生及立法、司法工作者。是为2004年版、2008年版“中文核心期刊”和2004年度、2006年度“CSSCI来源期刊”,2008年初被评为“CSSCI扩展版(2008-2009)来源期刊”。[8]
学校领导编辑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校园风景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校园风景 (14张)
省委政法委委员、党委书记:李凤奇
院长、党委副书记:王春良
党委委员、副院长 刘莲花
党委委员、副院长 卢玉中
党委委员、副院长 葛伟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李春兴
党委委员、副院长 李君奇[9]
文化传统编辑
校徽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校徽

校训

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厚德”,是人文精神的凝练,要求教育首先要教做人,把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贯穿于教学育人、科研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全面培养广大师生的公民道德、职业道德和政治道德,不仅使之具有先进的道德知识,还要具有深厚的道德素养,并且具有优雅的道德形态。
“明法”,是法律精神和法治理念的体现,要求通过课堂教法、著述释法、制度强法、管理示法、文化浓法,促使师生全面掌握法律知识,养成法学素质,具备法治精神,能够自觉懂法、敬法、守法、护法,为国家法治建设发挥骨干作用。
“格物”,是科学精神的写照,要求全校大学生确立求真务实、学以致用的优良校风,使师生树立强烈的科学态度,不断拓宽学术视野和知识结构,以知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作为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不断提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以服务国家法治建设和政治进步的现实需要为教育活动的最终归宿。
“致公”,是公共精神的表征,要求全校营造以确立公平价值、公权意识、公心修养、公众情怀为内涵的教育文化,使师生树立“公平至上、正义优先”的学科价值,力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职业使命,履践“亲民仕众、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
学院文化建设编辑
学院重视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了“尚法、精业、博知、笃行”的职业教育环境与氛围。坚持“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育学生成人”的宗旨,将学生管理作为思想教育和素质培养的重要载体,实行“以自律为目标、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管理模式,努力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规则意识、程序意识、责任意识,努力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养成。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深入推进“立德树人”工程,同步推进“育德”与“增智”,同步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职业技能、健全人格与精神涵养,教育学生有理想、担道义、会做人、善创造,称为能够在社会和专业领域有效发挥精神引领作用的人才。 [10]
联系方式编辑
地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569号。
邮编:050061

4. 考公务员需要看什么书

1.一般公务员考试分为:地方招录和国家统一招录两种类型。 2.地方招录考试科目:《申论》《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能力测试》,有些招录职位需要加考其行业知识,有些地方可能出现3选2,但是其内容都是这3本书中的。 3.国家公务员考试科目:《申论》《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能力测试》,有些招录职位需要加考其行业知识。
其次考公务员必读的书:

1、《沧浪之水》,阎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2、《中国政府管理与公务员考录》,于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3、《中国人事制度概论》,刘俊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4、《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

5、《论十大关系》,毛泽东

6、《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年

7、《行政公文写作技巧、模板与范例》,祝雪虎,广东经济出版社2008年

8、《公务员礼仪手册》,金正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

9、《基层公务员素质与能力建设》,苏保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图形世界探秘》,杜国平,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5. 怎么写关于一本法律著作的书评

学习中国法律史的必读书——《中国法学史》书评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有律学而无法学,如梁治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虽有过律学的兴盛,却自始便不曾产生何种法学。”[1]张中秋先生也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律学,而无法学。”[2]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于律学的研究大有人在,可以举出众多的名家和著作,如晋朝的张斐、杜预及其对晋律的注解;唐时的《唐律疏议》本身就是一部律学研究的结晶;明清之际也有大量律学作品,如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王肯堂《读律笺释》等。对于律学发展的历史,大都为人所知,但不可否认,如果从全面的角度去考查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是有法学的。既如此,对中国古代法学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开拓性的价值。《中国法学史》就是一部开法学学术史系统研究之先的作品,该书由华东政法学院院长何勤华教授撰写,已于2000年10月出版。
《中国法学史》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编排体例,整部书的架构恢宏,同时不失于严密细致。
作者首先以严密的逻辑和大量的资料进行举证、推理、类比,就“中国古代有无法学”这个论题进行阐述,论证了中国古代法学的存在,为本书的来由和著作的必要性奠定了基础。
全书将清朝末年公元1900年以前中国法学史的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为萌芽阶段;秦汉时期为诞生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发展阶段;隋唐时期为昌盛阶段;宋元时期为成熟阶段;明清时期为衰落阶段。之所以这样划分,与每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法学发展的程度不同有关。
对于每一个阶段法学发展的概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立法的发展。对各朝代立法的状况进行概括说明,为当时法学研究活动提供时代的背景。
第二,对法学教育的考察。在三代就有了系统的教育“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孟子·滕文公上》)秦时奉行法家学说,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时在中央地方设立多级教育机构,私学兴盛,法律教育活跃,出现许多律学世家。如东汉时颖川的郭氏,沛国的陈氏。魏晋南北朝设立律学博士,形成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法律教育更加专业化。隋唐也在中央设置了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宋元时代将法学教育与科举制度、官吏选拔制度结合起来,使得法律教育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发达起来。两宋时的法学教育具有历史上的最大规模和最高的水平。(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明清时期由于对文化教育的严格控制使得法学教育没有受到重视,但是明清幕学的发达,使得法律教育在官学之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第三,法学世界观的发展。春秋时期的法家法治理论开中国法律思想的先河,秦汉时期先是奉行法家学说,随后秦的灭亡使法家法学说为汉初统治者所废弃,而采纳以黄老思想为基础的法学指导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形态上的大分裂造成学术思想在相对自由的情况下获得发展的空间,多种学术思想都在影响着法学思想的内涵,法哲学呈现多元化的局面。隋唐安定的社会局面使法学观更加成熟、完善,儒学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宋元时理学的发展对法学观念有不小的影响。明清衰亡之际,思想受到禁锢,法学世界观基本保持在原来的状态,同时具有综合性、集大成的特点。
第四,律学的发展。秦汉时期律学诞生并受到官方的重视,是当时唯一的学术;汉朝时,由于引经注律的广泛盛行,律学作为经学的附庸也有一定的地位;隋唐《唐律疏议》的出现使得律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宋代由于出现大量私家法律著述,律学变为私学,开始走向民间;明清的法学研究在唐宋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出现更多的律学著作,内容最为丰富。
第五,重要著作的介绍。全书所选择的古代文献典籍主要有:春秋战国时期《法经》、《尚书》等8部重要文献中的法学思想;秦汉时期《汉书·刑法志》;魏晋南北朝时的《晋书·刑法志》;隋唐时期《唐律疏议》;宋元时期《宋刑统》、《洗冤集录》等13部书;明清时《读律琐言》、《驳案新编》等19部书。
第六,主要法学人物的生平、著作及法律思想的简介。这是全书与其他法律史著作不同的一点。该书详细列出对中国法学史的发展作出贡献的著名法学人物,为法学史的发展注出源头所在。春秋战国时期录入14人,秦汉时期录入36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录入32人,隋唐时期录入37人,宋元时期录入52人,明清时期录入56人。从每一个阶段法学人物的人数就可以看出,随着历史的发展,法学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国法学史》一书以丰富的资料、大量的引证充实了它的内容,使其不仅凸显本身的学术价值,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第一,大量引用中外法史界已有的法学成果和著作来阐述事实,说明观点。如在对先秦法家法治的理论进行评价时,从几个方面加以引证。首先,借助文献古籍中的原文,如《淮南子》、《晋书·刑法志》、、《韩非子》、《史记》、《管子》等书中的法家思想。其次,近现代对法家思想的评述,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法家。莫纪宏在《法家法律思想得失谈》中的分析。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韩非思想的分析,同时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再次,为对比中外法治理论的同异,也引用了西方的原始典籍如柏拉图的《法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
同时,鉴于日本法史学界对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有相当的成就,作者也本着尊重学术的态度,将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作为资料加以引用,澄清了法史界的一些看法。如在对唐律进行说明之时,将日本学者利光三津夫在《律令及其令制研究》中的成果引用,增加了说服力和可信度。
第二,该书很大部分由作者自己的论文构成,体现了理论的深度,在全书整体上一气呵成,前后衔接,具有连贯性。如导语《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是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论文,以此为始,对中国法学史的研究逐渐展开,几乎每一个论题都是作者的一篇专论。对秦汉时期律学的诞生,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学世界观的变化,宋时法医学的发展等都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不像一般的介绍性的书籍只是泛泛而谈,只见表面,不见实质。
第三,大量引用古典文献中的案例、资料,以实证的态度加以考证。如为说明汉代决事比的内容,引用《太平御览》所引《风俗通》记载的《辞讼比》的三则佚文说明东汉决事比处理疑难案件的方式:“汝南张妙,酒后相戏,逐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遂至死。鲍昱决事云:原其本意无贼心,宜减死;……”(程树德《九朝律考》)

6. 法律之门的博西格诺《法律之门》书评

法律是什么?千百年来,尽管人们在理论上为法律绘制了各种令人向往的图谱,然而实践中的法律却往往不以人的观念为转移。其实,法律生存于各种力量的撕扯之中,每一种力都承载着现实的社会要求,而每一种要求在不同的情景和观点下都有其应被满足的理由和价值。读美国学者博西格诺的著作《法律之门》,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领悟各种关于法律的困惑。

法律在理论和实践上矛盾重重。
“法律即是正义”是西方自然法学者的重要思想。那么,法律如何实现正义?概言之,制定法律要体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实施法律要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体系的存在将基于身份、财富、权力乃至性别差异造成的不平等现状固定化。立法无法做到“人民公意的表达”。在简单社会形态中,人们可以熟知社会中的大部分法律,但是在今天,人们实在不太可能知道大部分影响他们生活的法律,就更谈不上对它们的认同。正如哈特所言,“现代社会的实况无疑是:一般公民有很大一部分(或许是多数),对于法律的结构,或其效力判准,根本没有概念。他所遵守的许多特定、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而言,可能只是笼统的‘法律’一字而已。”(〔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第148页,许家馨、李冠宜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0年版)于是,立法成为实现少数社会精英分子意愿的过程。为了使法律对自己或其所属的集团有利,有权力的人会在立法过程中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例如,法律上的税收制度杠杆并没有使收入和财富趋于平等,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呈现加剧趋势;像企业偷税、证券内幕交易、合同诈骗、贪污挪用等所谓的“绅士犯罪”,其待遇绝对不同于像盗窃、抢劫之类的穷人犯罪;而在强奸案中,通常是根据(男性)强奸者的心态而不是根据(女性)被害人的心态来确定犯罪,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暴露了法律中的性别偏见。
“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是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典型话语。这意味着法的确定性,而不是正义,成为法的最高价值。法律实证主义认为:(一)法律由一系列已知的、确定无疑的规则构成。尽管法律体系中还包括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技术等要素,但是法律规则确实是法律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二)确定的规则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能够产生合理预期。(三)法官从确定的规则中能够推出具体的法律判决,由此可见,法官的判决是可预见的。然而,在日常的个案中,我们发现单从规则本身去精确预测判决结果的可能性很小;为了达成预测的目的,我们有必要学会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因为法官对围绕事实的具体生活情境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案件的结果。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也是一种意义体系。法律规则不会等在那里自动地适用于案件,法之所以是“活法”,正是缘于其意义的释放。法律适用是一个“法之意义”释放和加工的过程。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意义的释放主体是法官,无怪乎霍姆斯说,法律是“对法官实际上将要做什么的预测”。如果我们承认个案对于规则的特殊性,那么我们也要承认法官的个人价值立场及见解在其判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那些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偏见”),是其判断的入门。可以说,法官的判决归根结底是他整个生活历程的产物。(《法律之门》,第33页。以下引自本书的内容只标明页码)我们还发现,法官们在向规则顶礼膜拜的同时,也将既定的规则开膛破肚。与普通人对规则的践踏相比,法官只不过是让规则在庄严的司法过程中“死”得更为尊严。于是,传统的司法裁量过程:“事实?规则)判决”,质变为“事实?态度)判决”。

孟德斯鸠说,法是一种理性存在。爱德华·科克说:理性是法律的生命。在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与法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如《牛津法律大词典》中的描述:“由于长期的自然规律思维的延续,理性已成为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因素。尽管自然主义法学派仅将理性特征赋予人类理性的自然法,但自然法和实在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人们在进行现实立法的过程中,其立法原则也蕴涵着理性,并将它作为自己的评价和伦理基础。”(《牛津法学大词典》,中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51页。)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守法行为与其说来自于法律理性魅力的感召,倒不如说有赖于法律背后的暴力支撑;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普通人对法律的认知中,暴力因素是一个值得人们高度警戒的“雷区”。尽管法律暴力一向遭受人们的质疑,但是没有暴力支撑的法律,就好像没有武装的战士一样,失去了胜利的保障。法律暴力即使在最常见的司法过程中也发挥着作用。审讯过程好像是一次次文明的对话,然而,这种“交谈”作为法律暴力实施的前提条件,本身即是暴力的运用,它为法律暴力的实施寻找正当合理的理由。我们可以对法律暴力的受害者表示某种同情,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恐怖的平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们所期望和渴求的那种公正。因此,法律暴力“不是对它力量的颂扬,而只是不得不予以容忍的一个因素,一个难以解说的因素。”(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979?? p. 9.)
亚里士多德说,“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法律规则的普遍性、明确性、连续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对抗着混乱和无序。“正如人们所知,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所关注的是建立人类行动或行为的模式,而且只有使今天的行为等同于昨天的行为,才能确立起这种模式。如果法律对频繁且杂乱的变化不能起制动作用的话,那么其结果便是混乱不堪,因为无人能够预知明天所将出现的信息与事件。”(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然而,在现实中,法律一般是指一种司法体系,而秩序是指一种行政体系、一种国家的特殊秩序,典型地被看作一种等级秩序。这种权威性等级秩序保障规则从权力的顶端逐级向下贯彻而得以实施。但是,在很多场合,法律的实施并非利用这种纵向权力模式,而是横向权力模式,它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在制度上控制其他人。比如,近期在全国各级法院中流行的“司法公正,一心为民”的口号,正是横向权力模式在法律实施中的表达。所以,米歇尔·福柯认为,“法律和秩序的调和,一直是那些人的构想,而现在必定还是一个梦想。法律与秩序是不可调和的,当你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它仅仅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将法律结合到国家的秩序之中。”(第274页)
法治常被理解为“法律的统治”,法治政府则是“规则的政府而非人的政府”。翻开法律思想史,关于法治的定义比比皆是。在对法治的通常理解中存在一个前提预设:法律是自然的。像其他自然规律一样,法律是社会中的固有部分,社会必须尊重法律的运行。然而,这一前提预设面临的难题是:法律不同于其他自然规律,它要求用人的努力来维持其存在,而其他自然规律则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法律,非人创造则不能诞生,非人实施则不能运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任何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然而,说“法律依赖于人”同样是有问题的。如果法律的存在和运行依赖于人,那么人应当具有创造和操作法律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要先于法律而存在。如果人的本性中具备这种能力,那么法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由此可见,法律与人的关系,就如同鸡与蛋的关系一样存在循环。

对司法过程的理论想象无法掩盖其所面临的困境。
司法过程在理论上是法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所经历的步骤是:确定法律事实,寻找法律依据,最后通过三段论的推理得出结论。然而,心理学家所描述的常人的判断过程却并非如此。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判断的过程很少是从前提出发继而得出结论。判断的起点正与之相反——先形成一个不确定的结论;一个人通常是从这一结论开始,然后努力去发现能够得出该结论的前提。如果他不能如愿以偿的发现适当的论点用以衔接结论与他认为可接受的前提,那么,除非武断或愚蠢,他将会摒弃这一结论而去寻求另一结论。(第27页)由此可见,结论(或目标)在判断过程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点在律师的思维方式中比较明显。结论对律师来说不再是一个选择性问题。律师为其委托人的利益工作,因而就必须从确保其委托人胜诉的结论(目标)出发来剪裁、组织案件事实,以便能够从他所渴求的结论(目标)倒推出他认为法庭乐于接受的某个大前提。既然法官是人,他的思维方式也应当不会违背这种常人的思维方式。哈奇逊法官以其切身体验告诉我们:“法官作出决定,的确是通过感觉而不是通过判断,通过预感而不是通过三段论推理,这种三段论推理只出现在法庭的意见中。”(第29页)“在感觉或‘预感’自己的判决时,法官的行为精确地与律师对案件的处理相一致,只有这样一个例外:律师已经在其观点中预设了目标——为委托人赢得诉讼——他仅搜寻和考虑那些确保他走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的预感,而法官仅负有漫游着去作出公正判决的使命,他将沿着预感引导的道路前行,无论到达哪里……”(第29页)法官在司法裁量过程中所运用的法律论证方法,也明显说明了“结论(目标)的统治地位”。法律论证的本质特征是:一方面,具体的判决发生在论证之前,另一方面,须对判决进行论证。由此可见,实际的判决过程似乎应当是:“确定问题→设定目标→寻找选择方案→评价选择方案→落实一个选择方案”。在整个过程中,法官的主要工作是:想象可能的案件判决方案,以便落实一个最佳的选择方案。
司法裁量过程在理论上是法官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形成案件判决的过程。本杰明·卡多佐在其《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从分析一个司法判决得以形成的方法入手,描述了法官在审理案件中选择、平衡与应用各种法律方法以得出判决的整个过程。在他看来,司法过程事实上就是法官运用各种方法对不同的考虑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酿造”一种奇怪的“化合物”的过程。为此,他详细阐释了案件的各种裁决方法:逻辑方法,历史、传统和社会学方法,以及遵循先例(司法过程中的下意识因素)。卡多佐的贡献在于,为现代法律的内在矛盾提供了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一位司法技艺娴熟的法官更容易切中法律问题的要害,然而,在司法过程中,一旦技艺和工艺占了统治地位,就会导致文牍主义的结果——对于所有遭遇这一结果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正如法国法理学家Jacques Ellul所言:司法要素(主要指组织机构)已不再承担寻求正义或者以任何方式创制法律的责任,它承担适用法律的责任。这种作用能够纯粹是机械的,它不需要哲人或者有正义感的人,它所要的是一位优秀的技师,他明了技术原理、揭示规则、法律术语,以及推演结论和发现答案的方法。但是法律人有着某种顾虑,他们无法做到从法律之中完全剔除正义而又不使良知感受痛楚。(第53页)正义感对法律人来说至关重要,“法官的良心是社会正义的最终保障”(西方法谚)。在司法裁量过程中,正义感促使法官对所有相关的材料都必须审慎地进行整理、筛选和检视,也许这一切不足以影响案件的最终判决,但却迫使法官必须使自己的判决免于任何可能的错误。所以,柏拉图主张,一个好的法官一定不是年轻人,而是年纪大的人。因为只有年纪大的人才懂得正义是怎么回事。(柏拉图:《理想国》,第11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抗辩式审判方式在理论上更符合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抗辩式过程的逻辑预设是,“真理越辩越明”,在案件双方都寻求胜利的“对抗”中,裁判机关能够发现更多的事实。然而,在充满火药味的庭审中,我们也许会离真相越来越远。法官所确定的法律事实是在法定范围内认可的并为一些证据所支持的事实,也就是说,“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载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那么,证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可信?就证人而言,“陌生的环境及其伴随的焦虑和匆忙,证人可能受到的哄骗或威吓,缺乏足以唤起可以澄清每一难题的那些回忆的提问,以及交叉询问所造成的混淆……都可能引发重要的错误和忽略。”(第451页)就律师而言,法庭不是他的主人,他的忠诚只针对他的客户。尽管法律确实要求律师尽其官方职责,但这一职责就是将自己奉献于客户。在激烈的庭审对抗中,律师职业的道德观发生了质变:正义在于对你的友人为善而对你的敌人为恶(苏格拉底)。尽管法律不允许律师在法庭上编造谎言,但是不说不利于自己当事人的话却是他的义务;尽管律师明知自己的当事人有罪,但是他还是要挖地三尺般地去寻找辩护理由,事实上,为了实现每一个人的辩护权,为了使律师更愿意承接案件,法律不得不将案件是否有理的问题模糊化,也就是说,“不清楚案件是否在理的,不是律师,而是法律”(第444页)。英美法学家经常以一种类似市场竞争的方式来比喻庭审过程中的证据确认——“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听信谁的证据,听信多少,就如同是一位顾客,而诉讼双方或他们的律师就如同推销产品的厂家极力要在法庭这个‘市场’上向其预期的顾客(法官)推销他们的产品;这种竞争被假定为会产生最好的结果。”(苏力:《关于抗辩制改革》,载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庭审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它意味着对人、财、物等资源的实际占有将成为左右有利证据的重要因素。
现代高新技术正大踏步地向法庭走来,庭审过程因此而增加了许多高科技因素。科学必然使审判过程做到准确无误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实验室比法庭更适合于解决社会纠纷,科学人士所拥有的特殊技术使他们比法官更有资格评价事实、意图或动机之类的法律问题,由此证明自动售货机式的纠纷解决方法是可行的。然而,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废弃法官、法院,而代之以科学技术的诊断来处理社会问题?“公众本能地期待司法运作不仅仅是为了引出真相和适用法律,而且还要满足社会和共同体其他的价值。”(第505页)在接受科学技术的诊断时,人便失去了他的主体性,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承受科学技术对其意志及其他隐秘的侵犯。“每一技术都磨蚀了人的尊严,它所导致的不尊严即使未成为流行病,至少也成为了传染病。”(第505页)尽管我们传统的司法模式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在其前行的每一步都没有将对人的尊严的忽视视为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毕竟,尊严与真相的天平如何倾斜,终归要有赖于一个社会是选择效率还是选择自由。

7. 金泽良雄的著作介绍

《经济法》一书共分经济法总论、经济组织法、经济活动法三部分。经济法总论包括经济法的意义、本质,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经济法中的规制与计划,日本经济法的沿革、经济行政组织等7章;经济组织法包括个别企业法,合理化法,竞争政策法,产业结构法,国家管理法,特别企业形态法等6章;经济活动洗包括资金和金融规制法,物资与物价规制法,对外经济法,资源规制法,消费政策法等6章。限于篇幅,这里仅就本书第一部分经济法总论中的要点作些介绍、评述。 1、经济法的概念与本质
金泽良雄首先对关于经济法概念的历来的学说作了探讨。他指出,在经济法发源地德国,关于经济法的要领主要有五种观点;集成说,认为凡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规范的总体就是经济法;对象说,与集成说相对,主张将经济法作为对象来研究,并作为法律分支承认其独立性;世界观说,认为只有具有现代法特征,并渗透于现代法的经济精神为基调的法才是经济法;方法论说,强调经济法是有关经济生活的法律领域中适用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机能说,着眼于法律的机能,认为以国家编制经济特有的法律是经济法。
为了解决战后日本的经济法律问题,日本学术界在接受德国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关于经济法概念析诸种见解。主要有:
(1)与市民法对比来理解经济法的见角,认为经济是与“现代性所有权法”的现代法(市民法)相对的“社会性所有权之法”的后现代法。
(2)将约束和统制列为经济法中心概念的见解,认为经济法是从国民经济整体立场来约束经济之法,或是将市场“统制”列为中心概念的法律。
(3)将《禁止垄断法》理解为经济法重点因素的见解。
(4)将经济法理解为“维持垄断阶段中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政策立法”的见解。
(5)关于以“经济性从属关系”为前提的法律是经济法的见解。
金泽良雄认为,在上述各种学说中,集成说、世界观说、方法论说,在严格意义上不是经济法概念本身,故不予深入讨论。对象说虽需再作进一步分析,但它着眼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现象之外,,又以由此所产生的实质性社会结构(“组织经济”、对国家和个人的“社会”、“统制经济”)为对象,这一点比以前在日本流行的、将经济法对象仅仅一般地求之于“企业者’’的企业者说远为优越。机能说从国民经济整体的立场出发来把经济规制到一定方向,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现象为前提,符合经济法产生的基础和发展实际。但是对经济法机能发生的内在基础的讨论,将涉及经济法的本质,故有待进一步探讨。至于战后日本学者对经济法概念的诸种见解,也都既有可取之处,又不乏进一步商榷与探讨的地方。
基于上述分析,金泽良雄指出,对经济法概念与本质的分析,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入手。可以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立法分为两类:作为自由主义经济的法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法。前者是以确保个体自由的市民法,后者就是协调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经济法。由此,金泽良雄得出自己的结论:经济法不外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换言之,经济法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的法。
2、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在德国与日本,有许多学者认为,经济法作为一种社会法,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第三类独立的法律部门。金泽良雄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公法、私法与经济法之三分法是以然而,在当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国家与个人间经济的日益交叉、同一,使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论必然趋向崩溃,使将公法与私法的区别绝对化的观点自然地受到批判。因此,金泽良雄认为,三分说中提出的所谓经济或社会法的“独立法域”本身,实质上应该包括在公法和私法的自身发展之中。换言之,应该认为经济法是与公法、私法两者重叠存在的。他认为,在实体法领域,绝对不能忽视实施着公法和私法的规制。在这一限度内,经济法为满足社会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取公法的规制(如作为《禁止垄断法》执行机关公正交易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措施等),也采取着私法方面的规制(如依据私法规定,一定资金以上的公司须以某行政长官的批准为成立要件等)。在这种意义上,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与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与这两个领域互相牵连以至彼此交错的现象。
根据上述对经济法的分析,金泽良雄阐明了经济法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即在经济法与宪法的关系上,经济法由宪法确认其存在,并在许多方面受宪法的规制。而经济法又通过其经济协调功能,实现宪法的目标;在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上,经济法中的规制,往往须通过行政权干预经济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经济行政法。在经济法与刑法的关系上,经济法作为刑事特别法或经济刑法而与刑法发生联系。在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上,一方面,经济法因协调某些纵向经济关系和采用行政法手段而与民法相区别;另一方面,经济法有时也采取私法规制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法具有民事特别法的属性而与民法相联系。在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上,商法一般是以企业自身的组织与相互交易以及个体间利益为规范中心,而经济法则从国民经济的立场出发,是在包括企业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实现经济秩序化的法律规范。在经济法与劳动法的关系上,劳动法作为劳资关系法、工人生活秩序法,与经济法是有区别的。在经济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上,作为国内经济法,与国际国家支持公法、市民支持私法与社会支持经济法为理论基础的。经济法在规制方法、目标等各方面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经济法中的规制 “规制”一词,是日本经济法中的重要概念,不弄清它,就很难理解日本经济法的实质。金泽良雄是从下述几个角度阐述这个,概念的。
(1)规制的含义。在经济法上,规制相当于广义的“国家干预”。这种“干预”涉及到消极的(权利限制)和积极的(促进保护)两个方面。
(2)规制的对象。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即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一系列经济生活。
(3)规制的目的和作用。经济法规制的目的,在于从经济政策上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协调的要求,其作用主要是为了国民经济的宏观发展而通过修改甚至破坏民法的平等关系或建立这种关系的条件,形成一种特权(或优惠)关系,如某种产业的保护促成法、优先贷款措施等等来实现的。 、
(4)规制的方式。分为权力强制性规制和非权力性规制两种,前者包括依据法律实施的直接规制(如依据《物价强制令》规定的禁止不当高价合同)、依据行政权进行的规制(禁止许可等)…以及通过立法对私法方面设置强制性的规制(如农业危机时制定的《金钱债务临时调停法》等)等等。非权力性规制包括国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以及国家对私人经济给予经济援助两个方面。
4、日本经济法的沿革
日本各经济法学家的著作,一般都涉及这个课题。相比之下,金泽良雄的论述较为充分。这主要得益于他对日本经济立法史的专深研究(1985年,金泽出版了日本第一本经济法史专著《经济法的史的考察》)。从金泽的论述中,我仃J可以探知日本经济法发展的大体轨迹。
(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法。如《军需工业动员法》(1918年)、《炼钢行业奖劢法》(1917年)等,它们为第一次大战后日本经济法的正式产生打下了一定基础。
(2)第一次大战后经济危机时期的经济法。为了治理战后的经济危机以及对付后来的战时经济干预,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如《米谷法》(1921年)、《银行法》(1927年)、《重要产业编制法》(1938年)等,这些立法已具务了现代经济法的诸项特征。
(3)第二次大战期间的经济法。为确保战时经济,制定了一系列国家编制的法律,如《国家总动员法》(1938年)、《战时紧急措施法》(1945年)、等。
(4)第二次大战后初期的经济法(1945-1954年)。适应战后初期日本的各项政策,日本制定了《关于限制武器、飞机等生产的事宜》(1945年)、《持股公司清理委员会令》(1946年)、《禁止垄断法》(1947年)、《企业合理化促进法》(1952年)、《农产品价格稳定法》(1953年)等法律,从而,有效他促进了当时的经济恢复工作。
(5)经济成长期的经济法(1955-1970年)。特点是向开放性经济体制过渡,扶植中小企业、改进农业现代化等方面的立法日趋完备。
(6)美元危机与石油危机后不景气时期的经济法(1971-1976年)。此时,日本主要制定了一系列稳定经济、节约能源的立法,如《国民生活稳定紧急措施法》(1973年)、《石油供求适度化法》(1973年)等等。
(7)稳定发展和结构性不景气时期的经济法(1976年以后)。这时期主要有《稳定特定不景气产业临时措施法》(1977年)、《稳定特定不景气产业临时措施法》(1978年)、《中小企业破产防止互助法》(1977年)、《特定不景气地区中小企业对策临时措施法》(1978年),以及强化反垄断措施的《禁止垄断法》的修改和外江及外贸管理法修改等等。 与日本其他经济法革作相比,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即:第一,紧紧扣住战后日本数十年经济立法的实践。战后日本的经济立法,是世界各国中最频繁、最活跃的,通过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目标与重点不同的法律措施,日本的,通过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目标与重点不同的法律措施,日本修正了垄烦恼资本主义的体制,有效地治理了战后各次经济危机,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反映了这一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它紧紧扣住上述经济立法的实践过程,从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两大系统入手,多层次、多角度地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述,既对战后日本各项主要的经济立法的形成、发展、内容、功能、社会价值以及利弊得失等作了说明,又对日本战后数十年宏观的经济立法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使经济法学适应、指导日益变动的社会经济生活实际方面树立了楷模。
第二,资料丰富、内容充实、论述详密。金泽良雄从事经济法教学和研究达40年,并参加过一系列经济立法实践活动,具有丰富的经济理论与实务经济。经过他精雕细刻、多次修订再版的本书,阐述重大经济法理论与实务经验。经过他精雕细刻、多次修订再版的本书,阐述重在经济法域数十个,涉及具体法规上千个,参考了各种语言文献数十种,加上各种附表等,资料十分丰富。同时,本书除对《禁止垄断法》这一日本经济宪法作了深刻分析之外,还对个别企业法、合理化法、产业结构法、国家管理法、特殊企业形态法、资金和金融规制法、物价规制法、物价规制制法、对外经济法、资源规制法、消费者政策法等作了充分论述,内容充实,体系也较完整。此外,《经济法》一书对日本经济法学中的一系列概念、术语的解释、阐述也比较清晰、确切。因而,本书在战后日本十余种经济法著作中可以说是比较杰出的一本。正如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在《书评·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文中所说:“战后关于经济法的菱出了若干册,但其中大多数只将《禁止垄断法》作为论述中心,对其他高速经济关系的法律涉及甚少。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与这类经济法著作截然不同,它不仅研究《禁止垄断法》,而且还将其他各类经济关系法规与〈禁止垄断〉话在同等重要地位而广泛涉及予以充分论述,它是战后出版的经济法专著中最全面、最优秀的一本。”
第三,本书在将满足社会协调性要求作为经济法之目的与本质,并将各项经济法规纳入其中以构造现代经济法学体系方面进行了尝试,作出了努力。同时,在将经济法作为完成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法律技术和手段方面,本书也作了系统的论述。这些,也是本书与其他各种经济法著作相区别的地方。
当然,如有的日本学者指出那样,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在体系上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将竞争政策法(禁止垄断法、垄断形成法、市场进入规制法、市场领域高速法)放入第二编经济组织法中就不太妥当。因为,竞争政策法作为规制和高速妨害经济活动自由行为的法律,具有经济活动自由保障法的性质,将其放入第三编经济活动法似更为贴切,等等。 尽管如此,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仍不失为日本经济法学界一本划时代的作品,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对我国也有借鉴意义。尤其是本书中总结与阐述的数百种日本现行经济法规的精神与实施情况;关于经济法的概念、本质,经济法中的规制与计划,日本经济法的历史沿革等的见解;《经济法》一书所构造的经济法学体系,等等,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促进经济法学教学与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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