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冤案跟刑事诉讼法的关系

A. 我党的历史悲剧潘汉年冤案，是如何得以平反的

1980年，廖承志在发言中提到过，希望能够为潘汉年平反说这是一件冤案，并且潘汉年的家人和亲属也多次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申请，能够重新对潘汉年一案调查和处理。在1982年8月23日，中央发出文件，向中国郑重宣布潘汉年同志一案为冤案，潘汉年同志不是内奸。

希望在如今的21世纪，不会有那么多的冤案发生，让那么多的人在监狱中浪费时间度过自己的一生，让人们心凉，不要他们含冤九泉。

B. 潘汉年冤案的零落

8年幽禁，潘汉年一案迟迟未判。直到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期间，潘曾一度被“假释”出狱，与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团河农场。在一次和朋友交谈中，他说：“我是冤枉的，杨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1967年5月22日，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潘汉年和董慧被重新收监，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又经受了长达5年的“审查”。这次坐牢与上次不同，在无休止的折磨下，年已61岁的潘汉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直到1972年，以原来的罪名，报经当时党中央批准，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与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湖南省公安厅江茶场。1977年4月14日19时54分，潘因病在湖南长沙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去世，终年71岁。不久，董慧也含冤病故于江茶场，随潘汉年而去……
与传奇的潘汉年相比，董慧的生平极其简单。她原本是香港的富家之女，为了救国，十几岁来到延安，与潘汉年相遇结合后，一直随他奔波在生死线上。新中国成立后，没过几年安稳日子，就受潘汉年一案株连被捕入狱，一起生活在另一种生死线上。当她的亲人从香港赶来要将她接回香港时，她拒绝了。她说：“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16岁，今年60岁啦！老潘的问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

C. 犯罪心理学与刑诉法的关系

犯罪心理学，是研究犯罪人主观方面，即犯罪的目的、动机和心理状态。是学术研究。刑事诉讼法，是规定审判程序的法律。是程序法。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网友理解，仅供参考。祝你好运！

D. 潘汉年案审判前后的作者简介

彭树华，广西陆川人，1925年出生，1946年秋考取广西大学法律系，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曾任学生会学习部长、桂林市学联第一副主席。1950年调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任秘书、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审判组长。1955年中南分院撤销，调最高人民法院任刑事审判庭秘书、助理审判员，1978年任刑事审判庭副庭长。1979年9月至1983年1月，参与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理的全过程，负责该案判决书的起草工作，及江青、张春桥原判死刑缓期执行改判无期徒刑的具体工作，任合议庭审判员。1981年任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参与审理了许多大案要案，潘汉年案就是其中之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资深法官。1994年离休。

E. 潘汉年冤案的介绍

1955年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1982年才得到平反。这桩冤案长达27载4个月零20天。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为什么突然被捕了呢？而被捕后当时很多人并不知情，他到底是怎样被捕的？被捕后又被关在哪里？他的“罪证”是什么？这个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运和他本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F. 潘汉年冤案的蒙冤

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主持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落成仪式，当晚乘车去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一些曾受高、饶影响，或与高、饶有过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和交代。毛泽东在会上要求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在会上印发的材料中，有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潘汉年看了材料后，触发了长期埋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潘汉年奉命到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与李见面后，李突然提出汪精卫现在很消沉，想见潘汉年。潘汉年明知是圈套，但权衡当时的实际情况，从大局出发，决定答应李士群的要求。事后，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没有马上向组织报告，许多书上写的都是“种种原因”，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时整风运动正值干部审查阶段，饶漱石利用整风反陈毅，说陈毅偏袒知识分子干部，潘汉年怕一时讲不清，把问题复杂化了，也对陈毅不利；二是他怕饶漱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自己打成特务，成为第二个“杨帆”。作为1925年入党的革命者，他目睹过党在“左”的路线下的种种悲剧，他内心斗争过，痛苦过——他不是不想讲，而是有顾虑。但他不曾料到这一迟疑，将给他带来终生的遗憾和痛苦。
1955年4月2日，经过反复考虑，潘汉年向陈毅详细汇报了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来龙去脉，和自己长时间未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并将一份此事的经过情况和检讨交给陈毅转报中央。毛泽东看过材料后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

G.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案有关系吗帮忙介绍一下吧！谢谢！

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前者是程序法，规定如何追究犯罪人的回刑事责任的具体操答作程序；后者是实体法，规定什么是犯罪和处以什么刑罚。修正案就是对法律的修改，因为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属于不同的法律，所以两个修正案之间没有关系。

H. 请问是谁一手制造了潘汉年和杨帆的冤案的

凌子风坦言惹祸扬帆

1943年，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青年学子凌颂强(即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怀着抗战救国的赤子之心投奔到了延安，正赶上“整风运动”(康生在其中又搞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凌颂强坦陈是由当年的戏校老师石蕴华介绍加入南京“救国会”，从而与共产党及爱国进步人士接近并投奔而来的。

凌颂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坦陈将老师石蕴华，即当时已担任新四军三师保卫部长的扬帆也牵进了被“抢救”的行列。南京戏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张道藩——大名鼎鼎的国民党“CC”派健将。这所学校的救国会一定与“CC”有瓜葛，扬帆竟在这所学校当过半年老师，还热衷于救国会运动，这还了得？康生如获至宝，即刻密电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将扬帆逮捕。

接下来的情况便是，扬帆被诱到军部开会，而后脚镣手铐全副加身，审讯诱供轮番进行。禀性耿直的扬帆誓不屈服，每次审讯都以僵局收场。无可奈何中，只得请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到新四军军部黄花塘来继续审问。

潘汉年具有丰富的国统区工作经验。他在看了扬帆的材料后，便觉有疑。扬帆被捕的主要依据是所谓“地下救国会”问题。对救国会，潘汉年是十分清楚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过贡献。参加过救国会，就是“CC”派，这实在是牵强附会。

I.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简单的说，区别在于规矩与实施规矩的程序，刑法是规矩、刑事诉讼法是回程序。刑法规定了犯罪与刑答罚的问题，是刑事实体法；刑事诉讼法则是规定追诉犯罪的程序、追诉机关、审判机关的权力范围、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以及相互的法律关系，是刑事程序法。

两法的联系在于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定罪与实施关系，如果将刑事诉讼看作是一个逻辑证明的过程，那么，在这个逻辑证明的链条上，刑法的规定就是大前提，刑事诉讼是为了探寻小前提，通过刑事诉讼的结果便是处罚结论。因此，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具有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属性。

J. 刑事诉讼法产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被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尽管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行为，但我个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是充满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深刻的发展动因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剖析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别是回答为什么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这一国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GDP连年以9%以上的速度递增。这种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也必然会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为了决策机关与社会公众越来越关系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均着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改革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了推动中国法制状况前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最能为政治决策机关所认同？我个人认为，诉讼法的修改是首选的方案，诉讼法是关于诉讼程序、诉讼步骤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强调纠纷的程序化解决，与剧烈的司法体制、人财物等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不同，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可以逐渐、安全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要进行再修改的第一个背景与动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会公众与法律人当中越来越受到认同，这为刑诉诉讼法的修改创造了另一基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学术界对程序独立价值的研究逐步开始深化，新闻媒体也通过不断的宣扬程序的价值、功用来提高社会公众对程序独立性、正当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认知程度。观念的转变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第三，刑事诉讼法自身存在着若干重大弊端与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细致的执法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整治，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立法中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频频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得通过立法修改，遏制长期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这一社会实践要求显得更加突出。要切实解决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必然之路。坦诚地讲，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法治先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中国近年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在民商事方面进展较大，我们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为先进。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发达程度却不容乐观。这一推论可以从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两个角度来证明：从“质”的角度来看，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法治国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则与制度在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处于缺失状态，最简单的例子是西方国家200多年前就已经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恐怕很难用“中国的国情”这一借口就能解释得通；从“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225个条文，2万字多一点，这样的一种条文规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须知刑事诉讼法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执法人员、相关人如何操作，作为一部操作性质浓厚的法律必须完备、详细，其条文数量应当多于实体法的条文数量，而我国刑法现在的条文数量都有448个，可见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真是少得可怜。由于条文数量少，规定粗，导致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个机关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这种状况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是严重相悖的。总之，保质保量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也呼唤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