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东刑事诉讼法

⑴ 刑诉法修改的几大亮点

新刑事诉讼法共计修改二十三处，具体内容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版的处理;基层权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时的程序规则;补充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举几条：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⑵ 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是怎么回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27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提出办案机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强调讯问时的权利告知，人民检察院依申请或者依职权排除非法证据，明确对非法证据以及案件的处理；辩护方面，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同时有获取有关证据材料的诉讼权利；在审判阶段，明确了程序启动，庭前会议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的处理以及庭审阶段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的处理，二审阶段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结论的救济程序。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认为这次的《规定》无论从非法证据的范围、程序，都对原有规定进行细化，具有可操作性。表明我国对司法公正、对司法的人权保障高度重视，进一步规范侦查、起诉和审判环节中采取刑讯逼供、殴打、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手段获取证据，防止冤假错案，使我国的刑事诉讼进一步走向规范。

据悉，该《规定》自2017年6月27日起施行。

法制更加健全了，凡事都重证据而轻口供，以事实为依据，这样就会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⑶ 我国有哪些比较有名的刑诉法学家

法学家，一般是按照法律部门分类的，分为：理论法学、法律史学、宪法学与行政法专学属、刑法学、民商法院、诉讼法学、军事法学。刑诉法学属于诉讼法学的一个分支。
按照《当代中国法学名家》所载，诉讼法学较为专业的学者有：
“卞建林 常 怡 陈光中 陈桂明 陈瑞华 陈卫东 程荣斌 崔 敏 樊崇义 顾培东 江 伟景汉朝 李 浩 刘家兴 龙宗智 沈达明 沈德咏 宋英辉 谭 兵 谭世贵 汤维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国枢 王敏远 王亚新 徐静村 严 端 杨荣馨 张卫平 周国均 左卫民 孙长永 李昌道...”等人。

⑷ 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

近日，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顾问樊崇义、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张明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卫东、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等刑事法学理论和实务专家以及相关律师参加研讨会。

与会专家就“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进行了深入研讨。

对将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分开开庭审理，分别组织举证、质证的做法。樊崇义教授认为，集中审理、证据裁判、程序公正和诉权保障是刑事诉讼的四大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有规定和体现。将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分开审理违背了这些基本原理。

陈卫东教授认为，将认罪和不认罪作为同案被告人分开审理的标准和根据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理。一是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意味着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可以分开审理。二是认罪和不认罪很难进行区分，容易导致操作困难。三是被告人认罪还是不认罪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法庭调查才可以查明，在未经查实的情况下分开审理容易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四是将认罪和不认罪作为同案被告人分开审理的标准和根据可能产生不利于不认罪的被告人的效果。

张明楷教授从共同犯罪案件整体性角度出发，指出共同犯罪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有机整体，除客观不能等例外情形外，原则上不应分开审理。而且，张明楷教授指出在共同犯罪中，原则上来讲应先查清正犯的犯罪事实，才能正确处理教唆犯、帮助犯，没有查清正犯的客观事实，也就无法查清教唆犯、帮助犯的客观事实。因此，通常来讲，教唆犯、帮助犯应当和正犯一同审理。

毛立新律师则认为将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分开审理存在诸多方面的程序问题。一是该做法违反了诉讼主体原理、庭审参与原则；二是侵犯了同案被告人的知情权、质证权；三是影响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四是影响诉讼效率。

与会专家还就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的其他相关问题做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刑事诉讼法》陈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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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陈卫东的主要成就

自1998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以来，陈卫东带领团队就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难点和空白点开展课题研究。在重重阻力之下，陈卫东主持撰写了《羁押场所巡视制度研究报告》，被公安部采纳，于2010年9月13日颁布了《看守所特邀监督员巡查监督工作规定》，称其“成为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个亮点”。2007年，陈卫东撰写了 《我国秘密侦查合法化之辩》，建议将秘密侦查纳入法律条款，用公开严格的法律程序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201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完成了第二次修改，修改条款之多，范围之大前所未有，其中“秘密侦查”被写进法律，“羁押人员投诉权利的保障”也在积极推进中。
陈卫东教授致力于中国的司法改革研究，发表、出版了许多学术论文与著作，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为中国的司法改革作出了突出贡献。参加了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的一系列改革论证会，参加了中国律师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起草与修正工作。
陈卫东教授与英国大使馆文化委员会、英中协会、美国福特基金会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承担了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刑事诉讼法的配套措施与保障机制研究》等项目，目前正在承担英中协会《保释制度研究》等一系列课题，主持召开过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司法公正与律师辩护等大型国际研讨会。还与美国纽约大学正在合作《刑事审判及审前程序》的课题。

⑺ 共同犯罪，开庭是共同审理还是一对一的

近日，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研讨会”。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顾问樊崇义、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张明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卫东、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等刑事法学理论和实务专家以及相关律师参加研讨会。

与会专家就“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进行了深入研讨。

对将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分开开庭审理，分别组织举证、质证的做法。樊崇义教授认为，集中审理、证据裁判、程序公正和诉权保障是刑事诉讼的四大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有规定和体现。将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分开审理违背了这些基本原理。

陈卫东教授认为，将认罪和不认罪作为同案被告人分开审理的标准和根据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理。一是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意味着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可以分开审理。二是认罪和不认罪很难进行区分，容易导致操作困难。三是被告人认罪还是不认罪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法庭调查才可以查明，在未经查实的情况下分开审理容易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四是将认罪和不认罪作为同案被告人分开审理的标准和根据可能产生不利于不认罪的被告人的效果。

张明楷教授从共同犯罪案件整体性角度出发，指出共同犯罪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有机整体，除客观不能等例外情形外，原则上不应分开审理。而且，张明楷教授指出在共同犯罪中，原则上来讲应先查清正犯的犯罪事实，才能正确处理教唆犯、帮助犯，没有查清正犯的客观事实，也就无法查清教唆犯、帮助犯的客观事实。因此，通常来讲，教唆犯、帮助犯应当和正犯一同审理。

毛立新律师则认为将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分开审理存在诸多方面的程序问题。一是该做法违反了诉讼主体原理、庭审参与原则；二是侵犯了同案被告人的知情权、质证权；三是影响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四是影响诉讼效率。

与会专家还就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的其他相关问题做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⑻ 刑诉法修改能消除刑讯逼供吗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一大亮点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其中，两位嘉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谈起在人民大会堂听取王兆国副委员长作草案说明时，韩德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刑诉法修改“正当其时”。他说，现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制定的，1996年进行了修正。2004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1996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亟须对刑诉法再次修正。 作为刑事诉讼领域的专家，陈卫东教授全程参与了这次刑诉法修改。他说，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修改了100多条，增加了66个条文，使得刑诉法内容更加充实、体系更加完备。 “我国目前几乎没有一部法可以像刑诉法与宪法这样有着如此直接、紧密的联系，它是‘实践中的宪法’，也有人把它称为‘宪法的测振仪’。”陈卫东说，“刑诉法在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也直接关联到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等一系列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因此有着‘小宪法’之称。” 两位嘉宾一致认为，此次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刑诉法当中，意义重大，而这作为刑诉法修改的一个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要在具体制度设计、程序设计当中，体现和落实这一宪法的原则。 证据是定罪量刑的事实指针，此次刑诉法修改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被认为有利于公检法机关在办案中准确把握证据标准，正确办案，防止错案。 韩德云说，在过去的司法实践当中，不排除在个别地区、个别领域、个别案件上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很多的冤假错案，都是因为证据的不当取得、非法取得，甚至是刑讯逼供取得而形成的。佘祥林、杜培武、赵作海一系列冤错案的发生，都留下了刑讯逼供的深刻教训。 “从1979刑诉法实施以来，都有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用威胁、利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证据，但在刑诉法条文里，没有规定如何禁止。”陈卫东说，这次刑诉法修改，在中央司法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将“两高三部”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吸收入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程序，也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后果。 非法证据为什么要排除？陈卫东说，非法获得的证据，它可能是虚假的。“犯罪嫌疑人在受到公权力追究的时候，是弱势的。将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必然形成错案冤案。它侵犯了公民的身心健康，损害了其人格和尊严，就是对公民人权的侵犯。非法证据排除就是从根本上切断刑讯逼供、滥用职权的动力来源。” 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到底如何认定？“这是个难题，因为刑讯逼供发生在对外封闭的羁押场所，而且刑讯逼供时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不会有第三人在场。那么如何证明刑讯逼供的发生？”从推行两个证据的规定实践来看，陈卫东认为，一是看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身体状况，是否有伤；另一种是申请调取询问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另外还可以由同监舍的人提供证据，询问完了以后犯罪嫌疑人是否遍体鳞伤。 陈卫东提醒，目前一个新的情况需要注意，过去那种赤裸裸的殴打，现在越来越少了，更多是一种隐性的、不留痕迹的逼供，像不让吃饭，饿着；不让睡觉，熬着；大冬天在外面冻，大热天在外面晒，或者用大灯泡烤。“这样的行为不留痕迹，很难取得证据。这也给刑侦诉讼立法提出了一个课题，我认为这还需要立法进一步解决。” 作为一名律师，韩德云从律师辩护权的角度阐释说，“律师界有律师提出来说，在所有的案件当中，给予律师在场权，没有律师在场可以不接受询问，以此作为犯罪嫌疑人接受询问的条件、前提。”韩德云说，这比通过技术性录像录音更具制度性安排。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深度和广度，决定了法制建设整个的水准和阶段。这实际上不是律师的权力，而是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力，以此矫正公权与私权的失衡。 刑诉法草案规定不得自证其罪，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中有了沉默权制度？ 陈卫东说，这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沉默权的精神，但它跟沉默权制度是两个概念。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来源于联合国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规定，就是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被采用以暴力、威胁或者强制的手段违背自己的意愿去陈述，而使自己陷入有罪的境地。但它不排除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阐述自己有罪。

⑼ 新《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亮点

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亮点：
此次民诉法修改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调解与诉讼相衔接的机制；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完善简易程序；强化法律监督；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完善执行程序等。
1、证人费用由败诉方当事人负担
新修改的民诉法规定，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当事人申请证人作证的，由该当事人先行垫付；当事人没有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作证的，由人民法院先行垫付。
新修改的民诉法还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
2、增加专家出庭参与诉讼的规定 新修改的民诉法增加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这样规定的考虑是，医疗事故、环境污染和知识产权等案件，专业性强，为了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庭审过程中需要专家提供专业意见。
3、明确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条件
新修改的民诉法进一步明确了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条件。
现行民事诉讼法对第二审民事案件是否必须开庭审理规定得不够清晰，实践中有许多民事案件在第二审程序中未经开庭书面裁判，为此，应当进一步明确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条件。
新修改的民诉法将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4、与仲裁法的有关规定相互衔接
新修改的民诉法统一了人民法院对申请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标准。 现行民诉法规定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条件，其中规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仲裁法规定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审查条件，其中规定“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审查比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审查更为宽泛，不尽合理，为此，应当根据我国仲裁的实际情况，统一审查标准。
新修改的民诉法根据仲裁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了相应修改。
5、增加对案外被侵害人救济程序
新修改的民诉法还增加了对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济程序。
6、增加对恶意诉讼惩罚措施
当前，当事人通过恶意诉讼等手段，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恶意诉讼，除应当适用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给予拘留、罚款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在民诉法中增加对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济渠道。 为此，新修改的民诉法关于第三人的规定中增加规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7、小标的案件，一审终审
新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现行民诉法对于民事诉讼案件统一实行二审终审制，也就是说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均有权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二审，在二审审判终结前一审判决并不生效。但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当事人为拖延审判时间，延长最终法院执行期限，对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依然无故提出上诉，一个简单的案子有时能拖延一年甚至更长；另一方面，如简单的侵权、借款、租赁纠纷案件等，权利人苦于诉讼时间太长，权利得不到及时救济而放弃诉讼，进而通过一些非正常的甚至是违法手段行使“私利救济”，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针对上述情况，新民诉法对于小标的额、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增设“一审终审”制度，有助于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节约司法资源，使公平正义得以及时实现。 8、当事人选择法院，应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
新民诉法第三十四条 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现行民诉法已经确立了“约定管辖”制度，即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来选择合同或财产纠纷案件将来起诉时所管辖的法院。新民诉法在现行民诉法规定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5类“固定”约定管辖地之外，增加了“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使得原来5类“固定”管辖地变成了实际联系地的列举，在实际中使得约定管辖更加灵活。另外，将约定管辖案件的范围，由原来仅适用于“合同纠纷案件”，扩大到了“合同或者其他财产纠纷案件”。
在适用约定管辖时，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不能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 二，约定的地点不能与争议没有任何实际联系。
例如：在石家庄居住的一个老人向邻居借款5万元并出具借条，双方不能在借条上约定争议由石家庄中院或者河北省高院管辖，那样就违反了“级别管辖”的规定。两个邻居也不能约定与借款没有任何联系的北京法院管辖。但如果老人的儿子还向邻居提供了连带还款保证，儿子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则北京市朝阳区就成为了与借款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该区人民法院可以作为约定管辖的法院。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亮点
1 逼供获得言词证据一律排除
【草案摘录】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解读】
胡康生（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此次修改的亮点，就是在原来刑诉法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加上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除了自己坦白的，不能进行强迫。如果逼出来的言词证据，就一律要排除。
这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来讲是个进步；对公安机关办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也是动力，督促他们更要严格依法办案，防止一些错案发生。比如以前佘祥林的案子，后来反思为何会发生？原因之一就是刑讯逼供，使用非法言词证据。
徐显明（山东大学校长、法学教授）：任何人不能被要求证明其自己有罪，这条原则来自于联合国的规则，不能自证其罪，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让被告人自己去证明自己有罪。这体现了人权精神，也使证据更加准确和科学，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保障。
2 证人强制出庭直系亲属除外
【草案摘录】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解读】
胡康生：刑事案件现在比较突出的就是证人出庭的问题。一些案件证人不出庭，直接宣读证人证言。但是，刑事犯罪最重可能是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要辩护，法院认为必要的证人，就得出庭。
同时，一些鉴定结论对案情的判决也很重要。举例说，官员在贪污受贿时涉及一张名人字画，如果最后决定犯罪不犯罪，罪轻罪重，关键在这个字画值多少钱。那么鉴定环节就很重要。对鉴定意见不一致，也可要求鉴定人出庭。
另外，为了尊重中国国情，规定被告人配偶、父母和子女，不要求强制出庭作证。
此次草案首次确立了对证人的保护制度，现在一些人为什么不敢作证？就是怕打击报复。包括经济纠纷、民间纠纷等，有些人都不敢作证，更别提刑事案件了。因此，要加强对证人的保护。
3 贪官外逃财产没收有利反腐
【草案摘录】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解读】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特别程序的设置，有利于严厉惩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挽回国家损失，消除犯罪的经济条件，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
由于我国不允许缺席审判，因此，当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无法到案时，诉讼程序就无法启动，使得犯罪分子的财产长期无法得到追缴。
“不定罪的财产没收程序，是一个特别程序，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又能追缴其犯罪所得的问题。”由于这些财产是犯罪行为所得，因此对这些财产的追缴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
4 怀孕妇女可监视居住
【草案摘录】
监视居住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但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的，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以及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等情形。
【解读】
宋英辉（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采取监视居住措施首先是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嫌疑人出现逃跑、串供、毁灭证据等妨碍诉讼的行为或者继续犯罪。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目标是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样的修订也符合有关国际公约倡导的以非羁押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精神。
修正案草案同时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和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为防止这一措施在实践中被滥用，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5 发回重审只限一次且不加刑
【草案摘录】
对于因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二审法院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法院再次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二审法院应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二审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解读】
陈卫东：在此前的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二审频繁发回重审，使案件久拖不决，而且有二审法院以此来推脱责任、回避矛盾的情况。
对于已经发回重审后又再次上诉、抗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如何处理此前法律并没有规定，也没有有限制发回重审的次数。所以案件仍可能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程序法这些弹性较大的标准发回重审，此时案件将重新进入一审程序，案件永远无法结束，是出现“循环审判”的诉讼怪圈，发回重审没有次数限制是主要原因之一。
“上诉不加刑”是二审的一项原则，发回重审的案件来源于当事人的上诉或者检察机关的起诉，也是派生于二审程序。因此对于一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所作出的判决，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判决不应加刑。
6 死刑复核结果应通报最高检
【草案摘录】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解读】
胡康生：死刑复核程序备受关注。死刑是最严厉的惩罚，应该慎之又慎，因为错了就无法挽回。
按照规定，所有死刑案件须最高法核准，那么，最高法核准要不要监督？此次规定，最高法核准死刑时，可以讯问被告人，如果辩护律师在有证据时提出还有疑问，还可以提。
徐显明（山东大学校长）：这些修改，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体现了国家对适用死刑的慎重，有利于进一步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加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
刘昊（北京法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从立法规定上看，死刑复核程序过去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带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开性、透明性，为保证这类案件的质量，避免错杀，落实“少杀、慎杀”的原则，完全有必要增加这样的规定。
7 因贿赂被监外执行不计入刑期
【草案摘录】
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收监：（一）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二）严重违反有关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管理规定的；（三）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
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其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解读】
胡康生：有的贪污受贿的官员或有钱的老板判刑后，进去没多少时间又出来了，甚至威胁举报的人。有的判了死缓，十多年就出来了；有的判了15年，还不到1年就保外就医了。对现实中存在这种情况，老百姓反映很强烈。
此次对监外执行有了严格规定。如果一旦发现行贿、拉关系等手段出来的，马上就要收监，且在外面的时间不算，重新计算刑期。同时，对减刑假释和监外执行要加强监督，避免花钱减刑。
徐显明：监外执行有时候已经成为某些人的特权，人民群众对监外执行意见很大，这次是做了一系列完善。包括监外执行的时间、取保候审、监外就医等不能计算刑期，这些修改，有利于规范执法，防止犯罪利用这些制度逃避刑罚。
8 技侦所得材料可直接作为证据
【草案摘录】
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解读】
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现在每年的刑事发案立案数500万件左右，大概五六年前还是二三百万、三四百万，这几年急剧增加。我们的破案率是多少？大概十年前，我们的破案率72%-73%，现在的破案率是45%-50%。我们打击犯罪侦查破案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挑战。社会上的犯罪有组织性、流动性、反侦查性越来越强，如果不提高侦查破案的能力，社会的安全、人民的安危就处在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必须提高侦查破案能力。“怎么提高？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技术侦查，包括秘密侦查。
许兰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草案规定过于笼统，应该把使用技术手段的条件进行明确规定。过去多年我们内部一直有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与此相伴随一直有如何审批、如何控制的规定，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样的规定经过梳理和斟酌以后写到刑诉法条文中。
9 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可“和解”
【草案摘录】
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
【解读】
全国人大法工委有关负责人：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适当扩大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
同时，考虑到公诉案件的国家追诉性质和刑罚的严肃性，为了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对建立这一新的诉讼制度宜审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也不能过大。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制度不是一点没有弊端，但是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适用范围很窄，比较严格，而且必须出于双方自愿。鼓励犯罪人道歉赔偿，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权益，使其得到更多赔偿。这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10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草案摘录】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⑽ 陈卫东的个人作品

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自诉案件审判程序》《司法文书写作教程》《中国刑事诉讼法》《检察监督职能论》《刑事普通程序》《刑事特别程序的实践与探讨》《刑事二审程序论》《审判监督程序论》等8部，主编、参编各类教材、著作《刑事诉讼法学》《中国律师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对策研究》等50余部。
1．《刑事诉讼法学》（2003年全国司法考试指定教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4．《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6．《审判监督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中国律师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腐败控制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9．《刑事诉讼法学》（全国律考统编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0．《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11．《中国律师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中国刑事诉讼法学》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7年版
14．《刑事二审程序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
15．《司法文书写作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新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版 1、《论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论立案管辖的立法完善》，《政法论坛》1996年第2期
3、《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法学家》1996年第5期
4、《论不起诉制度》，《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
5、《论涉台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6、《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司法调查权的变化》，《法学评论》1998年第2期；
7、《正当程序的简易化与简易程序的正当化》，载于《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
8、《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及存废的思考》，《中国法学》1998年第5期
9、《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载于《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0、《实然与应然——侦检权是否属于司法权的思考》，载于《法学》1999年第6期
11、《被告人诉讼权利与程序救济论纲》，载于《中外法学》1999年第第3期
12、《刑事申诉制度改革研究》，载于《法学家》1999年第4期
13、《中国刑事审判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中国律师》2000年第2期
14、《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前瞻》,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5、《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资源配置》，载于《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16、《刑事再审一审终审制之改造》，《法学家》2000年第4期
17、《我国公诉方式的结构性缺陷及其矫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18、《谁有权力逮捕你》（上、下），《中国律师》2000年第9、10期
19、《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载于《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
20、《法院主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之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5期
21、《刑事二审全面审查原则质疑》，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22、《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法律科学》2001年3期
23、《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制度保障》，《刑事法判解》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
24、《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创立、发展及其完善》，《法学家》2001年第3期
25、《公诉的价值冲突与衡平论略》，《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26、《论检侦一体化改革与刑事审前程序之重构》，《刑事法评论》第8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27、《司法公正根植于法官的职业道德》，《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8．《公正与效率——刑事审判的两个目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5期
29．《司法公正与律师辩护》，《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1日
30．《如何保障法官的真正独立》，《诉讼法学研究》2001年12月
31．《刑事庭审查程序改革研究》，《诉讼法学研究》2002年2月
32．《以法官独立为核心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现代化》，《人民司法》2002年2期
33．《司法改革十年检讨》，《人民检察》2002年3期
34．《联合国准则与警察保障人权》，《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2期
35．《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法学研究》2002年2期
36．《司法官遴选制度探微》，《法学论坛》2002年3期
37．《论遏制刑讯逼供的程序保障（一）》，《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3期
38．《从建立有罪答辩制度到引入辩诉交易——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
39．《集中审理原则与合议庭功能的强化》，《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40．《英国保释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人民检察》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