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中争议的问题

Ⅰ 行政法相关问题

1、法院认为属于行政法上的行政。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回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答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Ⅱ 行政合理原则的相关争议

英国的学者认为正面界定“合理原则是相当困难的，于是从反面角度规定了‘什么是不合理’，并认为”不合理“之外就是”合理的“。格林法官认为：”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志。“丹宁法官认为：”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迪普洛克大法官认为：“如此无视逻辑和公认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于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位大法官对”不合理“的表述形式上不同，但他们的分析的角度是相似的：首先，他们都将对行政行为“不合理”的判断视为一个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其次，都将该判断的主体视为处在理智时期的“理性人”，即为格林法官眼中的“一般理智的人”，丹宁法官认为的“有理性的人”和“明智地”以及迪普洛克大法官认为的“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再则，判断的标准即包括“质”的认识又包括“量”的说明，格林法官认为的“如此”“荒谬”，丹宁法官认为的“如此”“错误”以及迪普洛克大法官认为的“如此”“无视逻辑和公认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最后就是判断的客体是行政行为或为支配此行政行为的主观的意识和意志。
在英国的司法事务中，将“不合理”具体化为以下类型：
作出决定的程序存在实体上的缺陷
此大类下又可继续细分为三小类。（1）受到虚假动机、恶意或者个人私利的支配的行政行为。“虚假动机”是指行政行为的实际目的和行政权设置的初衷不一致，或有偏差或是完全的背离。“恶意”是出于个人或政治敌意而对当事人诉诸极端的偏见和刁难。这是从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执法动机和目的的角度分析。（2）没有平衡考量相关因素。相关因素的考量必须置于具体的个案中才能将其明确化。这是从行政执法过程中各种利益权衡的角度分析的。（3）严格的“非理性”，即行政决定明显的有悖于逻辑、常情或不充分语气和理由支持的。这是从”理“的角度去分析的。
违背普通法和宪法确立的权力行使的原则
对一切权力的规范毫无例外的应适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例如，法律的确定性、实体的合法预见以及平等对待等。这是从现行法律规定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约束的角度分析。
压迫性决定
即为使受害者身处极度痛苦或公民的权利和权益因而承受不必要或过于沉重的损失。这是从行政行为结果对行政相对人影响以及行政相对人的承受力的角度分析的。
可见，当一种理论思想需要被作为构建一种现实制度的理论基础时，为了实现制度的可操作性的“优秀品质”，那么必须在对此种思想深入认识的基础之上，结合现实的需要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角度将其细化为具体的原则，依据相同的思维方式进而将原则在具体化为规则。
中国学者对行政合理原则则是从正面作出界定。行政合理原则是指，行政行为的动因应当符合行政目的，行政行为应当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之上，行政行为的内容应该符合情理。还有学者认为除以上外，还应再加上“行政行为的程序正当”。
行政合理原则是行政法的立法者、执法者、对行政权监督的司法者在立法、执法、司法各自行为的领域中，对行政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行政执行行为、行政监督行为）在理性认识的前提下，是否符合作为法律基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规律以及法律本身的规律，是否符合历史主体需求的抽象的判断标准。
区别
中国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具体适用和贯彻这两项原则是极为重要的。要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理解以下几点：
第一，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项基本原则，两者不可偏废。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既合法又合理，任何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均是不许可的。
第二，行政合法性原则是主要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补充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必须以合法性原则为前提。合理是合法范围内的合理，任何违法的所有“合理性”概不允许。
第三，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羁束行政行为，又适用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仅适用自由裁量行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的行为，但自由裁量权并不全是合理性问题。
第四，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行政管理，又适用行政诉讼，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不适用行政诉讼。
第五，违反行政合法性原则构成行政违法，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构成行政不当。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当合称为行政瑕疵。行政瑕疵是行政法旨在防止和排斥的行政行为。控制和纠正行政瑕疵是中国行政法的重要任务。
实例举例
央行只是少量发行了奥运纪念钞，只有极少数人兑换到了奥运纪念钞。
律师崔武认为：这次央行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量少，二是程序不公平。这说明人民银行没有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奥运纪念钞的迫切需求。而且因奥运纪念钞供需比例严重失衡而造成各地出现“抢兑风潮”，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银行营业秩序，表现出央行行使行政职权时没有进行全面考虑。央行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行政合理原则。按照一般诉讼原则，诉讼书递交法院后，一旦法院受理，案件就将进入一审程序。央行会在15天内提供证据进行书面答辩，如果不答辩举证，法院就会判他们败诉了。

Ⅲ 行政法司法解释争议不大

是在问对行政法司法解释争议不大怎么办吗？通过查询相关资料显示，对行政司法解释争议不大，可以选择遵照判定来处理。行政司法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点作用，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2、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3、行政指导行为；
4、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5、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
6、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
7、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
8、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
9、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
10、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具体消息可关注官方网站，获得第一手权威信息。

Ⅳ 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有什么区别

（一）主体因素
主体因素是判断某一争议是否为行政争议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行政争议双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另一方则是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我国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认为行政主体主要有两类：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这一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均已暴露出其缺陷。一方面，已有学者认识到中国行政主体的概念只是舶来品，并无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显得“根底浅薄”；另一方面，当初提出行政主体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行政诉讼被告这一问题，但诸多的案例已经告诉我们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行政诉讼被告仍然无法确定。其中问题最多的地方即是所谓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诉讼实践中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一概念实际上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确有必要改造现有的行政主体概念，在吸纳大陆法系国家行政主体理论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实际，赋予行政主体新的内容。首先，行政主体“是指行政法上享有权利、负担义务，具有一定职权且得设置机关以便行使，并藉以实现其行政上任务之组织体。”行政主体应当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国家与地方的行政机关；第二类是公务法人，包括公共机构和公法社团两种主体。在公私法二元分立的国家里将法人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中国没有这种划分。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可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和社团法人。“在各种法人中除公司、企业等依民法设立的民事主体即行政机关已经有了确定的法律地位和救济途径外，事业单位法人及社团法人的法律地位及性质并不明确，对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属性也缺乏定性，自然对它们之间的争议也缺乏明确的救济途径。”因此有学者主张应当将事业法人及社会公共团体归类为公法人，将诸如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文化团体界定为公务法人。这种公务法人不是单一的民事主体，它包括负担特定目的、提供专门服务的行政机构（公共机构），还包括某些以社员为基础而组成的公法组织（如行业协会之类的公法社团）。第三类行政主体是被授权的组织或个人，这与原有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概念不同，它是指执行特定行政任务的私法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国家可以放弃自行执行行政任务或者由行政机关、公务法人执行行政任务，而授权私人在相应范围内执行行政任务，这是行政多元化的一种体现。
如果行政主体在所进行的活动中并没有运用公权力，而是处于与相对人平等的地位，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争议即为民事争议，如行政主体在购买办公用品的过程中与相对人所产生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

（二）公权力因素
根据所适用法律的性质，行政可以分为公权力行政和私经济行政。私经济行政是指“国家并非居于公权力主体地位行使其统治权，而是出于与私人相当之法律地位，并在私法支配下所为之各种行为。”私经济行政可大别为四类：为达成行政上任务所采取之私法形态的行为；以私法组织形态所从事之营利行为；私法形态之辅助行为；参与纯粹之交易行为。行政主体的私经济行为若与相对人发生争议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的。
关于公权力行政的范围，有三种对立的观点：其一为狭义说，认为公权力应限定于国家基于统治权的优越地位所发动的作用；其二为广义说，凡国家或公共团体中除去私经济作用之外的一切作用均为公权力行为，因此公权力行为包括非权力作用（例如公法契约、行政指导等）；其三为最广义说，即公权力范围甚至包括私经济作用在内。我们采广义说，并且将公权力行政与公共行政通用。公共行政可以分为政府的公共行政和社会的公共行政，政府的公共行政是指由国家的代表――政府根据法律规定所实施的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行政，行政主体处于优越于人民的地位；社会公共行政则是指社会公共组织对一定领域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在这一领域，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存在着与权力行政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服务提供关系。在德国，公共行政根据承担者的性质分为直接的国家行政和间接的国家行政（社会公共行政）。在直接的国家行政中公权力色彩较强，而在社会公共行政中公权力色彩相对弱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几乎看不到权力的痕迹。
对于公权力行政，我国传统的观念主要将视角局限于国家行政，即国家处于优越于人民的地位，享有对相对人单方面发布命令，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随着服务行政的兴起，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化，行政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了，而是扩展至公共行政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
我们认为，凡是行政主体运用公权力的行为而导致与相对人发生争议，即应当属于行政争议。而行政主体出于与相对人平等的地位，基于意思自治而做出的行为所导致的争议则属于民事争议。

（三）法律依据
如果争议的发生原因是行政主体的公法适用行为则应当认定为行政争议，如果是行政主体适用私法的行为则应当认定为民事争议。在德国，学说判例认为“必须斟酌原告所提出之事实关系，是由哪些法规加以定性规律以及对于原告诉之声明之判断，哪些法规可被适用等因素”。“以私法为基础的国家活动和公共机构活动所产生的法律争议，不是具有公法性质的争议。同样，如果国家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与利用这些机构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以私法为基础的，那么也不存在任何公法性质的纠纷。”日本的田中二郎博士也认为：“行政事件是相对于民事事件的概念，本意为有关行政法规即公法法规之适用的诉讼事件，纵使是行政诉讼事件，但以关于私法法规只适用事件，则属民事事件，而非行政事件。”因此，问题回到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上。
关于二者的区分标准，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有三个：其一为“利益说”，主张有关公共利益的法是公法，私法则是关系个人利益的法。其二为“从属说”，即规范上下隶属关系的法规为公法，规范平等关系的则是私法。其三为“新主体说”，公法是公权力主体或其机关所执行之职务法规，赋予权利或课予义务的对象仅限于行政主体或国家机关；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均发生权利义务之可能者为私法。我们赞同“新主体说”。值得注意的是，区分公法与私法的差异，实质上就是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这两种法律关系的差异，它不是对不同法律部门的简单区分。我们在考虑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时，不能采用形式性的观点，而应该对法律法规的实质内容加以分析与辨别。一部法律是由许多具有规范效力的法条组成的，这些法条的效力可以形成人民个别的权利义务，并结合而组成此法律。故应当个别地区分法条的性质，因此在一部法律内部可以同时包含具有公法性质及私法性质的条款。
还应当注意的是，行政主体是否应当适用公法须由解决争议的主体作出客观的判断，在客观上应当适用公法时，即使行政主体认为应当适用私法，行政主体的行为所引起的争议也属于行政争议。现实生活中许多行业（如电信、邮电等行业）仍然存在“政企合一”的情况，这些行为主体（如邮电局、电信局）一方面是行政主体，一方面又是民事主体，不能笼统地将这些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均认定为民事行为，尤其应当防止行为主体在职能重合的情况下，借民事行为之名行行政行为之实，利用行政权力追求一些与社会公共利益不符的目的，同时规避行政法律责任。因此，对于行政主体是否应当适用公法应当由纠纷解决主体作出客观的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判断行政主体是否运用公权力的法律依据应当包括法律与法规，并不包括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之所以持此观点，是为了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一致。

（四）权利义务的特殊性
法律关系是两个以上的法律主体就具体实践，依法律规定所处理的法律上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即依行政法而成立的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一般而言主要存在于国家与人民之间。所谓“国家”是各种行政主体的总称，行政主体除了行政机关之外，尚有大量公务法人以及依法律授权行使公权力的私人及法人。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是各种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这种权利与义务同作为私法关系内容的私法权利义务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政主体与人民在法律秩序中的不对等的地位。首先，在私法中，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义务人之义务即为权利人之权利，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公行政的义务并不当然意味着人民的权利。人民的“公权系指人民基于法律行为或以保障某个人利益为目的而制定之强行性规范，得援引该法向国家为某种请求或为某种行为之法律上地位。”在享有公权利的同时，人民同时负有行政法上的义务，人民依行政法的规定，应当服从公权力，作出特定的作为、不作为或容忍。由于法律直接对公权力主体授予权力、公行政则据此对服从其公权力的人民将其抽象的义务具体化、现实化，从而实现公共利益、完成行政任务。其次，在私法法律关系中，基于私法自治原则，法律关系当事人对法律关系的内容有充分的形成、变更或撤销的自由，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基于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无论行政主体或人民，法律关系的内容之形成自由皆远不及私法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在行政争议中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公民一方与行政主体一方各自的权利义务相应地呈现出与民事争议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不同的特殊性。
还有必要提及的是，一般行政关系只包含公民的一般权利义务，而特别权力关系则涉及到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中当事人的关系极不平等，个体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行政机关、学校、监狱等不仅可以在无法律依据的前提下限制其属员的基本人权，而且这些行为被认为纯属行政的范围，从而排除了行政诉讼的适用。二战之后，这种不符合法治要求的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判例的发展已经使特别权力关系的范围逐渐缩小。在中国，有关学校与学生之间、监狱与服刑人员之间、行政机关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若发生争议是通过内部途径加以解决的，且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近两年来几起著名的学生诉学校的案件才使这一领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认为，为了保证行政主体对其成员正常的管理秩序，不宜将行政主体与其成员之间的一切争议均纳入行政诉讼的轨道。但是，如果行政主体的行为如果涉及到其成员个人基本权利义务、改变其法律地位、对其有重大影响，则争议就应当纳入行政争议的范围，依循一定途径加以解决。

（五）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行政的一个基本特征，“公益向来为国家所积极追寻的目标之一，虽然自古至今国家之类型与职能多有嬗变，公益概念之内涵亦随之时有变化，但是公益却始终为国家社会所存在之目的。”“公益概念不论在何种类型的国家中，都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以依法行政为核心的现代法治国家里，法律的制定、执行皆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终极目标。”关于何谓“公共”，主要有两个判断标准：其一为非隔离性，即为开放性，意思是指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自由的进出某一团体，无须有特别条件的限制。这一团体既不封闭也不专为某个人所保留，该团体之多数人不具有排他性。据此，某一居住小区并不是一个闭锁的圈子，具有非隔离性的特征，该居住小区内的居民可以成为公益的主体。其二是数量上须达到一定的多数，这一标准比“非隔离性”更为重要。那么何为“利益”？当任何人（评价主体）根据某一评价标准，对某客体为评估，就评估主体而言，该客体所获得的特定价值即为利益。而公共利益是主观上的利益还是客观上的利益呢？我们认为，利益的形成即利益价值的认定，均是由当时的客观事实来决定的，公益的内容自然是随着发展的及动态的国家社会情形而不同。因此，“法律上所称公益也者，并非抽象的属于统治团体或其中某一群人之利益，更非执政者、立法者或官僚体系本身之利益，亦非政治社会中各个成员利益之总和，而系各个成员之事实上利益，经由复杂交互影响过程所形成理想整合之状态。”一般而言，公益在现代国家，系以维持和平之社会秩序、保障个人之尊严、财产、自由及权利，提供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等为其内容。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须以公益为目的，若背离了公共利益而掺入一些不正当的考虑，则该主体的行政活动将丧失正当性。
公共利益常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着眼点。例如，在德国有这样一个案例：处于困境的某银行不服德意志银行刚刚提高的贴现率而提起诉讼。在此案中如果将确定贴现率从公法角度观察，就会因其无私法上的赢利、考虑货币的稳定与全社会的经济市场的稳固利益相关，从而倾向于公法性质的定性。
综上所述，在判断某一争议是否为行政争议时须综合考虑到主体因素、公权力因素、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的实质规定以及公共利益等多重因素，而在这多种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实际上是行政主体的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内容，因为它在一般情况下会决定某一行为主体是否为行政主体，其所作出的行为是否为公权力的行使。因此，在判断某一争议的性质时应当首先考虑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实质内容。

Ⅳ 行政法问题

行政主体就像一个人，它要做很多事情，不可能把他能做的事情一一列举。而且行政机关会面临很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况，如果剥夺其管辖权，必然导致问题。所以你的问题让人很难回答，但是我还是努力给你找出来。
《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
第五条
市公安部门是本市养犬管理的主管部门。区、县公安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养犬管理以及相关处罚。市公安部门设立的犬只收容所负责犬只的收容、认领和领养工作。（这里有规定区县公安机关对有关行政相对人的处罚行为）
兽医主管部门负责犬只的狂犬病防疫，指导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实施相关管理以及处罚。（这里有规定兽医主管部门对有关行政相对人的处罚行为）
城管执法部门负责查处城市化地区饲养、经营犬只过程中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这里有规定城管执法部门对有关行政相对人的处罚行为。如果没有遵守，可能被城管整顿，比如没收犬只、强行搬离。）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从事犬类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卫生、财政、物价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养犬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养犬管理工作。

第七、八、九条都规定了有关行政主体的行政事实行为，主要体现为行政指导、发布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信息。

第二章 养犬登记
本章规定的行政行为主要是行政许可与行政确认，这两种行政行为贯穿本章。
例如：
第十一条 本市实行养犬登记制度和年检制度。饲养犬龄满三个月的犬只，养犬人应当办理养犬登记。
未经登记，不得饲养犬龄满三个月的犬只。
本市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实现犬只的狂犬病免疫接种与养犬登记、年检在同一场所办理。
第十一条规定的年检制度，实际是行政许可。登记制度，既是行政许可也是行政确认。例如：“未经登记，不得饲养犬龄满三个月的犬只”。这一款就是集中体现了行政许可与行政确认。
第三章 养犬行为规范里并未规定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多是一些任意性规范，如果养犬人不遵守，在《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里也未规定处罚、强制措施。
第四章 犬只的收容、认领和领养里规定行政机关有在一定条件下取得犬只所有权的权力，但是不应该认为是行政法的内容，我觉得是民法（见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相关行业协会、动物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经市公安部门认可，可以开展犬只的收容、领养工作，收容、领养的犬只不得用于经营活动。公安部门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予以支持，并履行监督职责。（本条有行政合同的影子，也有行政许可的影子）
第五章 犬只的经营里主要是行政许可。
第六章 法律责任里完全是行政处罚的规定，非常具体。
第七章 附则里只有第六十条——“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为犬只办理养犬登记的，继续有效”是行政确认行为。

《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中的行政行为在学界有争议，行政规划本身的性质还要研究。因为行政规划到底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现在说不清。如果认为是抽象行政行为，但是有针对具体的某地，不可以反复适用。如果认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在规划涉及的领域内又是必须遵守的准则，这个就带有抽象行政行为的特征。
有行政许可行为，例如：
第二十七条 建设项目应当符合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或者村庄规划，以及规划管理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实施规划许可，应当遵循便民的原则，提高办事效率。
也有行政处罚行为，例如：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您认为根据理论上对行政法上“行政”的理解和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具体规定，我国邮政行业的各种业务是否都属于“行政”的范围？为什么？
“行政”这个概念本身存在争议，但是“行政”的核心内容没有争议，就是“管理”。这个“管理”的范围有争议。广义上的”行政“，包括了一切管理行为和为管理服务的行为。中国行政法受苏联影响，以前认同这个道理。狭义的”行政“仅仅指有行政权的组织依法（法做广义解释，指国家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履行职责的管理行为。中国目前倾向后者。
邮政行业的各种业务不完全是”行政“，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经营行为，是市场行为。”行政“的部分就是对邮政行为进行管理的部分，比如批准快递企业从业、处罚违规的邮政企业。
邮政行业和铁路行业很类似，曾经都是全国唯一的政企合一的巨无霸单位，各自都行使了部分行政权，也进行经营活动，都具有公益性质。但是邮政这块市场化比铁路早，所以大家不怎么关注。

Ⅵ 行政法各法律渊源之间如果有抵触或者冲突，应该如何处理

基本抄法律和普通法律发生冲突，以基本法律为准;法律和行政法规发生冲突，以法律为准；行政法规和规章发生冲突，以行政法规为准；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发生冲突，报国务院裁决；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发生冲突，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如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应当适用行政法规，则以行政法规为准；特别行政区方面，变通规定优于法律；最难区分的可能就是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了。这个先由国务院来裁决，如果裁决为部门规章，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最终裁决。
行政法规范冲突实际上就是法律规范冲突具体到行政法规范领域的特殊表现类型。因此，明确行政法规范冲突的内涵的首要前提，就是明确行政法规范的含义。广义的行政法规范，是民事法规范、刑事法规范的对应概念，指的是一切行政法渊源的总和，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规章以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而基于论证重点的选择，本文所指的行政法规范则主要采用较为纯粹的狭义理解，即主要涉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其他的国务院规范性文件。

Ⅶ 行政处罚管辖争议的解决

法律分析：对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法律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一条：对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第二十条 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Ⅷ 关于行政法中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先和你说说他们的性质和区别。
行政复议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行政管理职权时，与作为被管理对象的相对方发生争议，根据相对方的申请，由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其它机关依法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的活动。
行政复议，以书面审查为主，以不调解为原则。行政复议的结论做出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注意：只要法律未规定复议决定为终局裁决的，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仍可以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注意：当事人提出行政复议，必须是在行政机关已经做出行政决定之后，如果行政机关尚没做出决定，则不存在复议问题。
行政复议以行政相对方的申请为前提。行政管理相对方提出复议申请是因不服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争议的活动。
简单来说：复议的任务是解决行政争议，而不是解决民事或其他争议。

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定程序与要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人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活动。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是两个并行的法律救济制度。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言，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都有对其合法权益保护的救济功能。但两者有着区别，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制度，是在行政诉讼之前进行的。而行政诉讼是司法救济，由人民法院作出诉讼裁决，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也被称作“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两者比较而言。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申请了行政复议，如果对复议结果不服，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后15日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进行诉讼的。
行政诉讼不受理的案件有：1、国家行为。2、刑事司法行为。3、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4、抽象行政行为。5、驳回当事人对行正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6、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7、法定行政终局裁决行为。8、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该行政机关公务员权利、义务决定的行为。9、行政调解行为。10、法定行政仲裁行为。
我国《行政复议法》第16条第2款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
同时进行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是给自己找麻烦，也不符合规定。你只要分清两者的区别，什么类进行什么诉讼就好了。行政复议不服再进行行政诉讼就行了。

Ⅸ 行政法、商法、民诉法都有哪些热点（争议）的问题

说实话，争议的东西太多了。
刑法那个是炒作抄的，其实刑法更多深奥问题反而没用回处理答。
行政法核心——官民冲突，怎么解决。合理合法的解决。行政法的原则。新国家赔偿法（还是不赔偿）……
商法——如何处理董事、股东、职工……权利斗争，公司怎么赢利才行……
民诉法——减少诉讼，和谐社会啊！！！ADR建立，执行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