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合法性研究以刑事诉讼法为范例

① 如何体现程序正当 新刑事诉讼法

程序性正义：认为有三种程序正义。
1． 纯粹的程序正义：
不存在关于结果正当与否的任何标准，一切取决于程序要件的满足，只要游戏规则公正，且被严格守，无论结果如何，都被认为是公正的。如赌博。
2． 完全的程序正义：
存在结果正当与否的独立标准，并且合理的程序总是导致正当的结果。如分蛋糕理论。
3． 不完全的程序正义：
无论程序怎样设计，都可能出现不公正的结果。如刑事诉讼。我们的任务是设计合理的程序，一方面使案件事实通过该程序进能尽可能地查明，另一方面即使事实难以查明，只要该程序本身公正且被严格遵守，控辩双方仍都可以接受。案件事实查明（实体真实实现）之艰难，要求严格遵循合理之程序以消解败诉者的不满，同时使判决得到公众的接受，使法院获得信赖和权威。
这样，程序就具有了两方面的价值，一是外在价值，即功利价值，作为手段、工具的价值。表现为通过程序惩罚犯罪、释放无辜。一是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是不是善的、理性的，是不是尊重了个体的基本人格尊严。程序正义主要指的就是程序是内在价值。
一旦确立程序规则，就应当遵守，否则应负不利后果（程序法也是法，应当遵守）。美国的《量刑阶段》，我国的重实体轻程序。
“诉讼法乃实体法发展之母体”。早期英国采取“诉讼方式”的程序、罗马法中的“诉权”理论、现在法官实际上的解释法律创制法律都说明程序法具有实体法形成之功能。
事诉讼：私力救济、血亲复仇——国家介入（从消极到积极，从自诉到公诉，由国家暴力取代个人暴力）。
刑事诉讼法：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与宪法联系最紧密。犯罪是个别的、特殊的，而国家的暴政，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干预和侵犯却可能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不仅背后有国家资源的支持，还难以救济。因此自由主义哲学认为，国家权力的滥用才是最可怕的。宁可遭受犯罪的侵害，也不愿遭受国家的暴政。由此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陪审团制度。

② 中国三大基本程序法

法律分析：三大基本程序法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一、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是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已于2014年12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6次会议通过，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

目前版本为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民事诉讼如同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一样，都是透过国家所设立的法院来进行的诉讼程序，仅是依其所针对事务的不同，而将其划归为此三大类。

刑事诉讼重在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借由刑事诉讼对于犯罪行为进行追诉并加以处罚；行政诉讼则重在救济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时所产生的错误。而所谓的“民事诉讼”乃指民事法院依当事人之请求，就民事纷争事件利用国家公权力强制解决之程序。

而须注意的是，民事诉讼法中规范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民事诉讼的开始（起诉）、进行（审理）、终结（判决）之部分，另外就保全程序的部分亦是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而就诉讼终结后的执行问题则是属于强制执行法的问题。

二、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通过，1979年7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第五号公布，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2018年10月26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

三、行政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制定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89年4月4日通过，自1990年10月1日实施。现行版本为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条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一条 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③ 求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制度的案例分析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缺憾

（一）刑事被害人程序性诉讼权利存在缺陷

1．被害人自诉权的行使受到严格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赋予了被害人提起自诉的权利。但要求被害人必须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而我国法律将犯罪的侦查权明确赋予给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被害人作为普通公民，尤其是在受到犯罪侵害后处于弱势状态下，其对犯罪证据的搜集能力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在公诉转自诉案件中，被害人通常不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而公诉机关不再承担任何诉讼义务，被害人即便有律师的帮助，往往也很难在诉讼中享有如同国家公诉机关一样的诉讼能力。

2．刑事被害人缺乏独立的上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这样一个看似保护被害人权利的规定，却在实质上剥夺了被害人的上诉权。刑事诉讼法一百八十二条赋予被害人的仅仅是抗诉请求权，它并不是必然导致第二审程序的启动，跟被告人的上诉权相比，是颇为不公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害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被害人缺乏必要的刑事诉讼参与权。被害人作为犯罪的直接受害人，刑事诉讼的结果与其有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除了附带民事诉讼外，被害人一般不出庭，即被害人不能直接参与审判活动的权利。在审理过程中，只有被告人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进行答辩的权利，最后陈述的权利等，被害人的相应权利无疑是被剥夺了。

（二）刑事被害人的救济程序存在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项制度的建立，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赔偿问题，但由于我国这项制度的规定不尽合理，程序不尽完善，使得其在被害人保护中的作用被削弱。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将精神损失排除在外。传统刑事司法理念认为，行使国家公权利惩治犯罪，对其定罪科刑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抚慰和精神赔偿。然而“精神”虽然是指人的某种意识活动，但“精神损失”无疑是与“损害赔偿”联系在一起的。而赔偿的范围必定要用财产才能衡量。我国《民法通则》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排除精神损害赔偿，这样一个具有民事诉讼性质的程序法却排斥民事实体法的规定，这在处理具体案件中极易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在刑事案件中，除了单纯的侵财类案件外，针对公民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名誉尊严的刑事犯罪，除了会造成被害人经济上的损失外，最重要的还是对其精神上的损害。从当今世界立法和司法实践趋势来看，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是明确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让罪犯承担精神损失，才能体现对被害人正当权益的认可和充分保护，才能体现让侵权者承担全部责任的公平精神。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完全依附于刑事诉讼而存在的，在程序上缺乏民诉的完整性，容易造成“重刑轻民”。在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片面强调刑事优先，不能完整地体现民事诉讼特有的财产保全、举证责任、证明标准、辩论原则等程序规定，不能称其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事诉讼。以证明标准而言，我国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部分的证明标准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如果单纯采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会造成法官在处理刑事审判部分的证明标准出现逻辑混乱。司法实践中一般采用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来衡量民事请求是否成立。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远远高于民事诉讼，会造成被害人的某些民事请求因证据不能达到真实、客观要求，不被法院支持，这样认为的提高附带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对被害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3．缺乏国家补偿制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往往有名无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让被害人能够得到经济赔偿，但拿到一纸判决的被害人却常常无法及时从被告人那里得到实际的赔偿。鉴于刑事被告人的特殊性，其常常是缺乏赔偿能力的，甚至很多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长期不能被抓获，面对这种情况，被害人只能面对漫长地等待和苦苦的寻求。国家补偿制度是对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有利补充。当刑事被害人不能及时取得罪犯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实质性的赔偿时，可以通过国家补偿制度解决一时困难，维持自身生活。而正是缺失这一制度的有利支撑，被害人民事权力实际上处于了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

（三）刑事被害人的保障性诉讼权利存在缺陷

1．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缺失。法律援助是针对一些经济困难或者存在特殊情况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或者减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利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经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体系，但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却被严重忽视，几乎成为空白。

2．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制度有待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这位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有效的参与诉讼起到了有利的保障作用，有利于被害人完整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愿。但这一被害人代理制度在立法上的规定却过于简单，且存在很多不合理的限制。例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二十五条对律师阅卷权设置了范围的限制，对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责任的规定不尽明确，这些都制约了被害人代理制度作用的发挥，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3．刑事被害人缺乏应有的知情权。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理应对整个案件的处理进程有充分的了解，以便于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却对被害人知情权没有明确规定，加之传统司法理念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存在偏失，导致被害人常常要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案件进程，直到法院开庭审理前都没有明确规定要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害人。在判决的执行环节，法律也没有赋予被害人了解、参与执行的权利，这就可能会损害到被害人寻求赔偿，追回损失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之构想

（一）转变司法理念，提高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意识。被害人作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之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当与被告人处在同样平等的地位，保护被告人的人权不能就忽视被害人的人权。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处理刑事案件时，要克服国家本位主义的影响，强化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司法理念，不能片面追求办案效率而无视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和正当要求，充分发挥被害人在追诉犯罪当中的积极作用。

（二）完善对被害人诉权的规定。真正赋予被害人补充起诉的权利，加强对司法机关不立案、不起诉权利的制约，排除被害人直接起诉权的障碍。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使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得以充分体现，增强其对法律的信任感，同时也加强了对公、检、法机关的法律监督。赋予被害人最后陈述权，使被害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平息被害人对判决结果的对立情绪，促进社会和谐。

（三）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不能到案的情况，如果被害人具备了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应当允许其先于刑事诉讼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对潜逃的犯罪嫌疑人作缺席判决，使被害人损失可以得到及时的补偿。赋予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对由于被告人实施了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造成被害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害人有权要求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在刑事被害人无法获得经济赔偿的情况下，由政府给与适当的补偿和援助，保证其基本生活水平。以国家公权利的追诉代替被害人私权利的追诉，由国家通过实施代为求偿权追究被告人的赔偿责任，减轻被害人寻求经济赔偿的压力，避免造成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四）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刑事被害人受到财产损失，经济上形成巨大困难时，虽然可以通过诉讼获得赔偿或补偿，但数量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其要求，就可以通过保险赔偿、社会救助等途径给与适当援助。同时，还可以从社会公益服务、新闻舆论等各个方面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招募志愿者建立社会服务机构，向被害人提供急需的法律服务、心理咨询等，给被害人的以多方面的帮助，切实保障其合法权利。

④ 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我国刑事案件办的理程序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刑事诉讼的程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理裁判。一般的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检察机关负责审查起诉，法院负责审理公诉案件。具体的管辖规则、证据规则等需要结合具体案件确定。
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条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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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刑事诉讼法论程序正义

【摘要】程序正义是人们追求的对象，什么样的程序是正义的？必须考虑设立程序的目的，设立程序的最终目的是程序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可以说程序是当事人权利的大宪章。当事人权利来源于何处？最终来源于设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义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义的，程序正义的标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标准。
【关键词】程序 正义 人性

一、问题的提出
“程序正义”一词通常有二方面的意义，其一，指按法定程序办事过程所体现的正义。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如果按本条做了，至少在审判侦查、起诉和审判的组成人员方面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应当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种标准的程序所体现的正义。如上例，如果诉讼法没有规定司法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时应当自行回避，就不是正义的程序，因为它忽视了人的趋利性。符合什么标准的程序是正义的？即程序正义的标准是什么？
程序正义的标准依其内容可分为技术标准和价值标准，前者如立法的简明扼要、逻辑的缜密、期限设计的恰当等，后者如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允许当事人申辩等。技术标准以立法经验和客观存在为依据，价值标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为依据。本文着重讨论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
从逻辑推论，对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的研究，应该与程序立法的历史同步，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程序正义价值标准研究起于何时。但是，自觉的系统的研究仅仅开始于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在我国则是上世纪末。1977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米奇尔曼在《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形式与协作目标》中，阐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尊严价值、参与价值、威慑价值和实现价值。 1981年耶鲁大学教授马修发表《行政性正当法律程序：对尊严理论的探讨》，提出了程序正义的尊严价值理论。 陈瑞华评论说：“马修尊严理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强调在法律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响的人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从而具有人的尊严。就是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实现的目标，也是一项法律程序公正与否的尺度。” 与马修同时代的康乃尔大学的萨默斯教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类似的观点。陈瑞华认为，程序正义有六个要素：参与、中立、对等、司法理性、及时性和终结性。 以上中外学者对程序正义的研究有历史性贡献主要有：第一，确立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义的命题，程序不再是实体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义品性基础上，意识到衡量程序正义的标准问题。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义标准：尊严、平等、参与、隐私、可预测、透明、中立、理性、及时和终结等等，提出了设计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深化了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把程序正义标准与程序关系主体即人的尊严联系起来，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显的：第一，尊严、中立等价值标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义内涵，例如，程序设计是否应该考虑程序主体的生存、亲情、自由和发展？第二，尊严、平等、参与、隐私等价值标准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那么统一于什么？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把它们统一到程序正义的旗帜下。第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应该是对立统一的，不能为了强调程序正义而割裂程序和实体二者的联系。本文从人性的角度，试图系统论证程序正义的人性价值标准及其理论基础。
二、人性的基本内涵
人性是什么？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自由、发展等需求倾向。
卢梭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种本能，过了幼年阶段，人的生存欲望就超越了本能，总是带着一项或多项“任务”生活着。人因珍爱自己的生命而珍爱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须让别人能生存。人类一开始就是群体的生活方式，原始社会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把人赶出部落。今天的个人似乎越来越独立了，其实不然，人们的相互联系和依靠越来越重要了。
尊严就是把人当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严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没有尊严，特别是没有内心的尊严，就不成为人。人的尊严，基于人的自然属性，与一个人的权力、金钱、寿命、相貌等无关。尊严像空气一样，不引人注意，却非常重要。
亲情是人对其关系密切的人的眷恋和关爱，有父母子女亲情、夫妻亲情、朋友亲情、种族亲情等等。父母子女亲情以血缘为基础，是亲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亲情俗称爱情，以性为基础，但不止于性，包含着互相尊重、互相依恋、彼此关怀的道德情感。
名誉是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周恩来曾称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亚当·斯密称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誉上不应有的损失。人们曾询问托尔斯泰创作的动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对于荣誉的渴望。所以，德国伦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说：“最高的名望和荣誉是大多数曾给历史带来转折点的人们的最强有力的动机——在亚历山大、凯撒、弗里德里希、拿破仑那里就是这样。而且，假如在人的记忆中没有对荣誉、名望和不朽的憧憬，伟大的精神和艺术成就也就不可能获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个好名誉，因为名誉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有一致性。小孩从懂事开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称赞，这种希望一直伴随着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从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宁死”，康德则认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权利。卢梭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去做人，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 中国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严复在翻译约翰·密尔《论自由》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当的对应词，他非常焦虑，推开窗户，低吟柳宗元的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灵感。
发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永不满足。在一种低层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仅仅会有一段短时间的“高峰体验”，人还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人永远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后目标是人永远不能达到的目标。希望能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种需要：自我发展的需要。
如果说人性的内容呈现无限多样性，以上探讨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自由、发展等是基本人性，那么，人性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如认识、学习、创新、自觉、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现，只不过与前列相比，具有继发性特征，后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绝对地存在，不以财产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职业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气候、种族肤色为根据，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义人性标准的实证分析
以刑事诉讼法中的逮捕为例。为什么设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设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会危害性发生。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对侦查活动的干扰，继续犯罪或可能给被害人、证人带来的威胁。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碍取证，是为了规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规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誉和自由等权利受到贬损和限制。詹姆斯·威尔逊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与人性》中说，“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质利益、性满足、复仇和同伙的承认等；犯罪后果包括良心的责备、被害者的报复、朋友和同事的非难和可能的惩罚”。 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趋的主要之“利”，“犯罪后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几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于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倾向而设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为了自己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和发展，会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于抑制被强制人规避法律制裁的意识和行为。
为了防止人性的恶而设立逮捕制度的，这是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时也是针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因为可能会出现权利之恶。并且工作人员最终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征，“有权力的人行使权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权力没有界限，就会导致权力腐败。为了防止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恣意枉为，保护被强制人的正当权利，刑事诉讼法就逮捕制度还设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说第61条是针对被强制人的话，那么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条都是针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条款。
因此，可以说，逮捕制度对于犯罪嫌疑人、对司法人员来说，都是基于基本的人性，具体指人的生存需求、尊严需求、亲情需求、自由需求和发展需求。
四、程序正义人性标准的理论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体是人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幼稚，因为从法理学来说，这是一个常识，但现实生活表明，这个常识常常被误解了。我们眼中往往只有国家、政党、社会、阶级、集体和抽象的人，而忘记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政府、政党、经济组织，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体。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并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一切社会主体都是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但阶级不是法治的主体。
然而，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人？一是传统法律文化的负面作用，二是现行法律的国家本位主义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当今社会出现了某些异化。法眼无人，法律的统治蜕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动中，仅仅看到法律规范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静止的规则，而看不到其与法律目的、价值、法整体之间的联系，看不到法之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体，将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变成毫无人性的机械运动。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往往将人法分割，只虑事、不思人，使法律规范远离人性，更不能随时代之进步而在法律中给人更多的关怀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订的
立法的主体最终是人，不是神，不是国家，也不是统治阶级。谁在立法？神的启示这个最古老观点已经不值一驳。法律是不是国家制订的？从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国家制订的，由特定的具体的国家机关承担立法的任务，如我国人大行使立法权。但是，应该看到，立法机关是由人组成的，如果没有人，立法机关还有什么？法律是不是由统治阶级制订的，肯定是的，但阶级是由人组成的。基于同样的思路，执法的主体最终是人，不是行政机关；司法和诉讼的最终主体是人，不是司法机关；守法的主体最终也是人。
人的本质决定了法的本质，人的命运也决定着法的命运。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盛行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词，则法的本质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为规范的总和”。法的本质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强调法的根本属性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同的社会阶级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继承和借鉴的可能?其继承和借鉴的东西是什么?很难自圆其说。
（三）程序法的内容是人的权利和义务
“社会法律生活表明,权利和权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见、最基本的法现象,法学应当以权利和权力为最基本研究对象和分析起点,从而形成新的范畴结构和新的法现象解释体系。” 如果我们承认程序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人，那么程序法律的内容就是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刑事诉讼为例，有三类“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机关，这三类主体最终都是自然人。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就是这三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总和。不管是司法机关，还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终都是自然人，因此诉讼权利义务都归根到底是人的权利义务。司法人员代表司法机关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似乎与司法人员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无关，实则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条等具体规定了检察官的权利和义务。整个诉讼程序的法理结构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的制约司法工作人员的权利，“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就体现在对裁判者权力的制约以及对被裁判者程序性权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权利义务的内存依据
基本人性凝结成人的基本权利。生存需要产生生存权，人的生命不可剥夺，困境中的生命应该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权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义务。尊严需要形成人格权，人在任何情况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权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义务。亲情需要产生亲权。亲情是精神的归宿，亲缘是亲情的载体。亲缘关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稳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别是其中的血缘关系，是一种与生俱来、不能选择、不能替代、不能否认、饱含温情、维系家庭、稳定社会、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拥有，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都有保护亲缘的义务，每个人都有享受亲缘的权利。名誉需要产生名誉权，人有捍卫名誉的权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誉的义务。自由需要产生自由权，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发展需要产生发展权，自己要发展，他人也要发展；穷人要发展，富人也要发展；“好人”要发展，罪犯也要发展。
依照人性构建的程序权利义务，应该能够成为程序关系主体的自觉意志和行为，为什么还需要法律去规定，特别是还需要刑法的强制保障？有二类原因。第一，人能够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发展，但资本、市场等物质力量的异化及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杀了。在某些时候，大众之恶也可能伤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恶的一面。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柏拉图用吉格斯指环透彻地说明了这一点。 孟德斯鸠、 麦迪逊、 杰弗逊 都论证过权力拥有者“潜恶”的存在，因此对权力所有者与权力的谨慎与防范成为一种现实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决定了这种“谨慎”与“防范”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须靠客观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与法律。
既然人性恶有其固有的属性，那么又为什么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质力量。人们追求健康的体魄、社会的尊重、真挚的亲情、行为的自由和发展的机会，都是一种与社会进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种“善”的力量。其二，社会力量。在社会力量面前，个人有力量总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视社会力量，服从社会支配。
人按人性行为，法治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以人性善为实施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法的产生，是人性导致人类行为有善有恶的必然结果，有善有恶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础。人的恶性与人的恶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对象，才使法的产生成为了必要。人的善性与人的善行，使法的产生成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现。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扬善抑恶。如果真正做到了扬善抑恶，程序正义也就实现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义的根本价值标准
传统的立法价值原则，通说认为主要有四项，《立法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为宪法原则、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 严格地说，前两项原则仅仅是技术原则，后两项既是技术原则，更是价值原则。
但是，笔者认为，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不能准确地概括立法的价值。苏格拉底是民主的牺牲品， 苏格拉底的悲剧会重演吗？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证明；将来还会重演吗？可能，因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刚“出土”的时候，只有少数关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开始只在少数人手里，但认可真理的权力掌握在人民大众手里，此时，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实质是多数原则，不是全民原则，可能出现多数人之恶。其三，民主毕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与人与生俱来的，不能说明人的价值。因此民主作为立法的原则值得反思。
科学原则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则？科学立法，内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学是历史阶段的科学，因为我们掌握的是相对真理，被标签为科学的东西不一定是科学技术或者不完全科学。退一步说，尽管是按科学规律立法，但是科学与人性的异化也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说：“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说尽管科学无所不能，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幸福与美。爱因斯坦曾告诫那些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对人类有益，那么你们只了解应用科学本身还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目标，要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从而以这样的方式保证我们科学思维的结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诅咒的祸害。当你们沉思你们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鉴于以上分析，真正能体现立法的价值目标的是人性原则。因为人性是确定的、具体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 “法律程序的设计者、指挥者时刻不能忘记面对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体。” 威廉·布伦南法官曾说过:“我一直认为法院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捍卫每个人秉于人的自我价值而怀有的正当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义的程序，违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义的程序。应该肯定，我国的程序设计基本是正义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诉讼法第48条。妻子知道丈夫确实犯了罪，那她作证还是不作证？作证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法律的价值之一是维护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如团结、安全、秩序、亲情、友爱等。多元价值主体之间肯定会有冲突，那么就必然产生价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为了社会安全牺牲亲情，也不能为了亲情牺牲社会安全，因为两者都是社会存在的条件，特别是社会主体发展的必需条件。在一个夫妻无爱、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环境里，人性将被扭曲，活力将被扼杀。法律应该实现，但强迫亲属作证的法律一般不能实现，不能法律实现的法律不如不制订。法律是解决矛盾的而不是制造矛盾的，第48条就是制造矛盾。朱苏力教授曾说：“国家法律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贯彻。其实，真正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是那些与通行习惯和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 这里的通行习惯和惯例，我想应该是关注人性的。“法律不强人所难”，是一条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应该是社会肯定的，法律否定的，应该是社会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罗尔斯说：“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为应该是人们合理地被期望能够去做或能够避免的行为，……它不能提出一种不可能做到的义务。” 为什么？因为法律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与社会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法学家的作用在于研究和确定社会到底是什么，用什么法律式表达。因此，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 法学家并不制造法律，而是发现法律。法学家发现的法律应该是一般人都希望的并且能够做到的。亲属作证义务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对的，是强人所难。

⑥ 程序合法 实体合法到底是什么

根据法律规定内容的不同来进行划分，可以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对比诉讼法和实体法，符合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规范即为程序合法，符合实体法判罚标准的即为实体合法。

1.实体法是指规定具体权利义务内容或者法律保护的具体情况的法律，如民法、合同法、婚姻法、公司法等等。程序法是规定以保证权利和职权得以实现或行使，义务和责任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如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立法程序法等等。

实体法的主要功能在于规定和确认权利和职权以及义务和责任。法律上的权利是法律关系主体（也称为权利主体），如自然人、法人依法拥有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者自由，这种权利的实现归根结底将给权利主体带来有形或者无形的利益。

2.税收程序法是税收实体法的对称，指以国家税收活动中所发生的程序关系为调整对象的税法，是规定国家征税权行使程序和纳税人纳税义务履行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确定程序、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和税务争议的解决程序。

所谓税收程序法原则(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税收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为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主体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

税收程序法原则是贯穿于所有税收程序法律规范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精神，它对税收程序立法和税收程序法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或影响。

(6)程序合法性研究以刑事诉讼法为范例扩展阅读：

第一，对税收程序立法的指导作用。在税收程序法的内部结构中，税收程序法原则位于税收程序法价值取向、目标模式和具体制度的中介，对税收程序法的制定提供纲领性指导作用。

第二，为税收程序法的解释和统一适用提供依据。由于原则是税收程序法内在精神和价值目标的体现，它对准确理解和执行税收程序法律规定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助于防止解释和适用中的混乱。

第三，为征纳双方提供行为准则。当税收程序法对有关问题缺乏规定时，征纳主体的行为特别是征税行为应该符合作为具体规则本源的税收程序法原则的要求，使征税裁量权的行使不至于超出税收程序法精神和原则的调整范围。

第四，为法院的审判活动提供审判准则。

参考资料来源：税收程序法-网络

⑦ 刑事诉讼法二审程序违法案例

《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内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容，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一并处理。
【解答】根据上述法条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即全面审查原则。共同犯罪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自诉人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抗诉的，二审法院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一并处理。

⑧ 请问：程序合法和实体合法具体包括那些内容

根据法律规定内容的不同来进行划分，可以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
实体法是规内定和确认权利容和义务以及职权和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等等；
程序法是规定以保证权利和职权得以实现或行使，义务和责任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如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立法程序法等等。 拓展：税收程序法是税收实体法的对称。指以国家税收活动中所发生的程序关系为调整对象的税法，是规定国家征税权行使程序和纳税人纳税义务履行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确定程序、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和税务争议的解决程序。税收程序法是指如何具体实施税法的规定，是税法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即属于税收程序法。

⑨ 刑诉法对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是什么呢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的程序如下：
一、检察院审查起诉。一般对于刑事案件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期限为一个月，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十五日。
二、法院安排开庭审理。
三、法院作出判决。法院经过庭审后应该根据情况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十五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