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翻开行政法学新篇章
A. 如何认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取得的最新成果,是领导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和认识结晶,反映了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觉.
改革目标的科学提升
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改革,从对内改革到对外开放,我们党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对改革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认识,不断健全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十八大科学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明确提出到2020年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这个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联系起来,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既是对各个领域改革目标的科学提炼,又是对改革总目标的根本提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各个领域行使国家权力、治国理政方略的综合体现.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健全的治理体系、高超的治理能力,是国家有序运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当代中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利于统筹谋划各个领域的改革,保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个总目标的确立,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要求,是我国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的根本标志,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总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自信自觉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先例可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但没有遇到全面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对国家治理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和经验总结,但他没来得及深入探索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就去世了.苏联探索这个问题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严重错误,最终积重难返,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教训极为深刻.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并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之路,建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上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指引下,总结国际国内两方面经验教训,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对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新的实践探索,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到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到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今天,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鲜明对比.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们对此要有高度的自信.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凸显.相比形势任务的变化,相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各族人民的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要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从各个领域逐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指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围绕这个目标指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具体安排,强调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六个"紧紧围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思路,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当今世界,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以法治来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要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想见,一个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是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充满创造活力、人的全面发展得到切实保障的中国,是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逐步得以实现的中国,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的中国.
法律分析：其一，对于建设法治政府的标志意义。其二，对于行政法治的价值宣示意义。其三，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动意义。其四，对于法律体系的整合意义。其五，对于社会共识的凝聚意义。其六，对于立法资源的节约意义。其七，对于行政立法空白的填补意义。其八，对于法治政府推进机制的优化意义。其九，对于坚定四个自信的激励意义。其十，对于行政法学科发展的带动意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C. 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1、二者的概念不同。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规范调整的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不平等的，法律程序要求比较严格。
2、主体不同。
民事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参与者，包括自然人、法人、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合伙组织、其他组织。国家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成为民事主体。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就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或权力，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简称为行政法主体。
3、客体不同。
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包括各种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具体包括物、行为、智力成果或知识产品、人格利益，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还包括权利本身。
联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媒介，通常表现为一定的标的和利益载体，包括水、土地、房屋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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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
1、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一般是自愿设立的；
2、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但主要是财产关系；
3、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民事法律事实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4、民事法律关系是以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关系；
5、民事法律关系的保障措施具有补偿性和财产性。
二、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
1、主体的恒定性与不可转化性。
2、主体资格的受限制性。在我国，只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才能成为行政主体。
3、主体地位“平等下的不平等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翻开行政法学新篇章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D.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有哪些民生亮点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的民生亮点有“一事不再罚”只针对罚款处罚；“两人执法”，全过程记录；满足三大要件，才能“首违不罚”；把住五个“关口”，避免“暗中执法”。
1、“一事不再罚”只针对罚款处罚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这在1996年制定行政处罚法时就已明确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一级巡视员张桂龙介绍，本次修法对“一事不再罚”原则作了进一步完善，针对实践中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的情形，在坚持“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基础上，增加规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张桂龙强调，“一事不再罚”指的是不能给予两次及以上的罚款处罚，对于其他种类的处罚，还要看单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例如根据疫苗管理法规定，生产、销售的疫苗属于假药的，其处罚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和相关物品、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吊销药品注册证书、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罚款等,对于上述罚款之外的处罚种类，可以并罚。
2、“两人执法”，全过程记录
在现行法律“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规定的基础上，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将原来规定于“一般程序”一节的“两人执法”，调整到“一般规定”一节中，修改为“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两人执法’的好处是，执法人员之间有合作、有配合、有制约、有监督，特别是在面对当事人执法时，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张桂龙介绍。
此外，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以文字、音像等形式，对行政处罚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进行全过程记录，归档保存。据了解，司法部正在积极推进全国行政执法平台和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建设，用信息化助推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深入落实。
3、满足三大要件，才能“首违不罚”
压线、不按规定停车……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稀里糊涂”违法被罚款的现象。而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规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行政执法的价值绝非‘为罚而罚’，而是要在惩戒违法行为的同时达到预防违法的实际效果。大力推行‘柔性执法’，对轻微违法者进行批评教育、劝诫同样也能起到防止和减少严重违法行为、降低社会危害性的作用。”
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一级巡视员、副局长徐志群介绍，初次违法主要是指当事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在同一领域、同一空间内第一次有某种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实施“首违不罚”必须符合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的三个要件：即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违法行为人及时改正，这三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在谈到增强“首违不罚”可操性时，徐志群强调要严格规范行政裁量权。“是否危害后果轻微和及时改正、‘可以不予处罚’，都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行政处罚裁量权。”徐志群表示，各级行政执法部门要统筹做好免罚清单实施和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对照法律法规，依据不同行政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程度、实际后果等因素，按照合法、科学、公正、合理的原则，综合考虑法定裁量和酌定裁量因素。
对行政执法行为种类进行逐条梳理、分类、细化，纳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管理，并适时组织评估，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4、把住五个“关口”，避免“暗中执法”
近年来，滥设乱设“电子眼”抓拍交通违法行为，产生“天量罚单”的事件多次引发舆论热议。通过“电子眼”进行非现场执法，有时存在设置地点不合理、不公开，监控设备不合格、不达标，记录违法信息不规范、不告知现象，群众对此颇有微词。
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着力解决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执法不规范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处长张晓莹介绍，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质量要求、设置、使用和程序等作出全面规定，实现了五个“确保”，把住了五个“关口”——
确保采用非现场执法方式于法有据，把住“法律依据关”。行政机关具体在哪些领域、哪些情形下可以单凭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的违法事实实施行政处罚，应由法律、行政法规确定。
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质量过关、性能完备，把住“质量关”。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的，应当经过技术审核，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标准。
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设置科学合理、公开透明，把住“设置关”。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的，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核，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合理、标志明显，并要求将设置地点向社会公布，避免“暗中执法”。
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内容准确无误、客观全面，把住“记录关”。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违法事实应当真实、清晰、完整、准确。行政机关应当审核记录内容是否符合要求；未经审核或者经审核不符合要求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
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信息有效告知当事人，把住“告知关”。既要及时告知，也要采取信息化手段或者其他措施，为当事人查询、陈述和申辩提供便利。同时强调不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
行政处罚法的修法背景
7月15日起，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1996年颁布实施以来的首次全面修改。作为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障法律、法规贯彻施行的重要手段，行政处罚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事关全面依法治国事业，事关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事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
此次修法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深化行政执法领域改革的重要成果落实在法律中。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在总结行政执法实践经验基础上，针对行政执法实际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行政处罚的基本制度和规则，充分体现和巩固了行政执法领域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
以上内容参考澎湃新闻-最新修订《行政处罚法》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
E. 怎么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曾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能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极大地丰富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目标的内涵和要求。这个提法，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所特有的一个概念，是在扬弃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基础上形成的。首先，它凸显了政权的管理者向政权的所有者负责并可以被后者问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其次，它强调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种力量合作管理的重要性。最后，它把增进公共利益同维护公共秩序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实现这两个目的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最重要的体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普遍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和实现可持续的稳定。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衡量标准至少有4条：一是民主化。人民成为国家政权的所有者，能够通过合法的渠道直接地或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参与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并拥有追究责任者的制度化手段。二是法治化。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都应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进行；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也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规则和程序之治要代替人治。三是文明化。国家治理应是“更少的强制，更多的同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多的对话协商沟通合作，更少的独断专行”“更多的激发权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视”。四是科学化。各类治理主体拥有更多的自主性，他们履行各自功能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高，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协调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力、进行战略和政策规划的能力不断提高等。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制度体系，包括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政党治理等多个领域以及基层、地方、全国乃至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参与等多个层次的制度体系。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就是我国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体系，既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制度安排、体制机制。治理能力则是我们运用这些制度和机制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举世公认。中国已经进入了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向后期阶段迈进的新的历史时期，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有力地冲击着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挑战着当下的治理能力，社会大转型推动着国家治理的转型和现代化。
首先，现有的政府强势主导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消极管控的维稳模式遭遇困境难以持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的稳定迫切要求国家治理转型。其次，相当数量的资源分配权和行政审批权仍然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地方、基层、企业、民间组织的自主权和自由活动空间不足，自主创新的环境不容乐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不足。最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导致人的现代化，从而不断推动国家治理制度的现代化。随着义务教育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青年人群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接纳政治参与方面的制度容量上以及人们对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期望中，现有的国家治理体制还难以完全满足这些需求。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使得党和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关键位置，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国家治理的转型和现代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现代化就难以进一步深入推进；不推进国家治理改革，市场化改革也难以走向深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积极回应，若无这种回应，则可能出现全面的、系统的国家治理危机甚至导致国家治理失败，现代化进程将因此而中断。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既改革不适应实践要求的体制机制，又不断构建新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制度和体制机制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推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
为此，《决定》就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了总体部署，并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从统治、管理到治理，进而实现善治，是一次巨大的突破与超越，目标已定，决心已下，步伐已迈出，打造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何增科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F.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法如下：
1、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于思想观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于政治生态上铲除了人治隐形存在的可能，最终使那种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法治无所依凭。
2、把握国家治理的战略要点
我第一，治理的制高点是伦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但行为是思想影响的，所以，引导思想观念、构建先进文化、塑造社会伦理，是更为根本的治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倡导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治理的制高点。
第二，治理的切入点是源头治理。当前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历史遗留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样多发，除各方面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在处理政府与群众利益关系上，没有树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实践证明，只有让广大群众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获得实惠，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
第三，治理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国家治理，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善于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努力把城乡社区建成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第四，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活力的长效机制。各级领导和公职人员须牢固确立宪法至上、法律权威的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实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稳定这个第一责任和依法办事这个第一要求有机统一起来，绝不能因“维稳”而突破法律的底线，绝不能因害怕上访而迁就个人的非法要求，绝不能因个别正义而牺牲规则之治的普遍正义。
3、解决国家治理的协调匹配
首先，社会组织自身要提高水平、严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个人还要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4、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
G. 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解和认识
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深入开展法治建设与活动,积极运用普法和依法治理基本手段,依法管理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事务,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解和认识，希望大家喜欢。
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解和认识篇一
全面依法治国是十几亿人民的社会行动和伟大实践，其实践主体是每个公民。通过全面依法治国，一方面全面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中的天下观念、仁爱情怀、包容精神等精华，解决制度与秩序问题;另一方面吸收人类制度文明优秀成果，推动形成公平正义、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全球制度文明实体。由此，全面依法治国不仅要让我们这个大国和伟大民族实现自身制度文明的更新和升华，也要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尊严和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什么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本质、本原?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意志，也植根于社会发展进步规律。充分反映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法律，就是中国的良法。法治中国，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阶段性目标的手段，而且是促进和保障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文明类型。
认识论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成果。关于法治中国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知识的来源或依据是什么，如何检验其真理性?这些知识对于新型制度文明提供了哪些理论支持?这些都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认识论问题。
全面依法治国的知识，首先源于对我国历史、国情的经验认识。深刻总结我国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制度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对形成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科学认识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认清我国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成因，也十分必要。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趋势到各具体问题，在宏观和微观各层面均需形成深刻、系统的认识或知识。这些科学认识，可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提供经验性知识基础，也为检验相关认识、决策、实践的正确性提供依据。
全面依法治国的知识，具有深刻、周密的逻辑理性品质。在生活法则、事理逻辑和社会科学层面，人类制度文明的经验教训背后有无、有何通则和逻辑，制度文明演进、发展何以正当和科学，社会问题的成因机理和变革可能、制度供求、系统控制等逻辑性、规律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系统把握。例如，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制度安排和机制设置等问题，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给出了事理逻辑论证。经济学甚至运用数学模型证明了法治的科学性、正当性、必要性。这些已被证明的生活法则、事理逻辑、社会规律，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基础和另一知识来源。
全面依法治国的知识还可从自然科学等实证科学中获得根据。生命科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找到了人的公平感、同情心、认同能力、规则意识、合作能力的生理和心理依据，用实验数据和经验性事实证实了社会科学所假设和论证的有关逻辑、规律具有合理性。全面依法治国相关的知识或认识，是可以通过对社会发展的逻辑、规律的科学抽象和实践经验来证实和深化的。其科学性、正当性、必要性具有经验、逻辑和实证的扎实依据，可以经过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
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解和认识篇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并阐述了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五个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五个原则的提出，回答了社会普遍关心的涉及依法治国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遵循。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决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政治保证问题。《决定》深刻阐述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和基本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与时俱进地加强和改善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解决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力量源泉问题。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当家作主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目标。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解决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价值追求问题。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法律对所有社会成员一视同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任何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公民都不得受到歧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大监督力度，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解决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精神支撑问题。道德和法律具有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内涵，法律是道德的制度底线。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做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基础问题。法治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适应改革发展稳定的法治需求，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推动法治实践发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不懈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而努力奋斗!
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解和认识篇三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
全面依法治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志在关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所以是革命，是因为它作为国家治理领域的法治改革，属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同志明确指出，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然司法体制改革属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其他组成部分，如立法体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法律监督体制改革、全民守法体制改革等，当然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
全面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全面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引领、规范、推动和保障等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发展民主政治的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依照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照和运用宪法与法律治国理政，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从法治的内在功能和价值的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不断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同时使这些法律和制度良好有效运行，实现良法善治。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法律的革命”。同志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布局的高度，从多个角度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性质及其重大意义作出了精辟论述。他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法律上层建筑的重大变法或变革，是具有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法律革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许多是涉及利益关系和权利格局调整的“硬骨头”，都是必须改的。而法治领域的改革涉及公检法司等国家政权机关，社会关注度高、改革难度大，更需要自我革新的胸襟。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充分准备。正因如此，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法治保障
同志明确提出：“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全面依法治国不仅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法治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法治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含着到2020年初步建成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法治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保障。全面依法治国，在价值层面追求的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有序，充分保障人权与人的尊严;在制度层面追求的是人民主权、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治权，努力建成法治中国;在实践层面追求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办事，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实现良法善治。与此同时，全面依法治国通过特有的制度安排、规范手段、教育强制功能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有效的法治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相辅相成。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姊妹篇，我们要切实抓好落实，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像两个轮子，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业滚滚向前。”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顶层设计。全面依法治国是引领、促进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式，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动力。要用法治思维正确处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坚持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统一，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各方面。与此同时，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这个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方略和法治这个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过程，落实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以及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各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三位一体”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和法治体系整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才能深刻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解决好道路问题。同志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全会决定有一条贯穿全篇的红线，这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自己的时空定位和时代特色。相对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而言，我们所走的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法治道路和法治模式，决不能混为一谈;相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而言，我们所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国家与法的论述和描绘，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相对于历史上中华法系的法文化和法制度，我们今天所走的是一条现代化的法治道路。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基本原理，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从当代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实践出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与教训，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治理论的继承、创新和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指导、思想基础和学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由四个主要部分构成，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价值理论、制度规范理论、实践运行理论、法治相关关系理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总目标的提出，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提出，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也具有独创性，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法治文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志指出，这个总目标“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三位一体”。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成果;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这段论述表明，一方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关系而言，前者从属于后者，本质上是后者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反映;另一方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内在统一相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三位一体的，它们构成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指引、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三位一体”，共同引领并保证依法治国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前进。
H.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把什么贯穿到基层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要把依法治国贯穿到基层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深化“党建引领+依法治理”。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到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始终,落细落小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社会法治、全民普法、公平正义、权力制约“六大工程”。要落实好党委研究决定基层治理重大事项制度。
依法治国实施注意事项：
1、更加注重贯彻“穿透式”监督理念。在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中，透过对审判行为与审判结果的监督，加强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一方面，对于合法合理、符合法治理念的行政裁判和行政决定，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执法司法权威。
2、积极探索诉讼活动涉行政处罚法律监督工作。以加强对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交叉、行政机关处罚不到位问题的监督为重点，加大对诉讼活动中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个人或者组织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情形的法律监督力度，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3、深入贯彻实施民法典，促进公权力规范运行。办案中，要注重以民法典为标尺，从行政行为的程序、依据等方面入手，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纠正。
I. 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谈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中国作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与进入后现代的欧美发达国家有着不一样的国情，因此，“治理”一词在中国与所谓去国家化的“治理”亦有不同的意涵。早在先秦时就有“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之说，这里“治理”指的就是国家要分明职司，各司其职，管理社会事务，实现公道正义。今天国家治理社会事务的内容远比古代中国丰富，治理的意涵也丰富得多，《决定》所说的治理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即“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治理能力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执行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对于欧美学者在论述他们的“治理”概念时所阐述的思想，我们也应该大胆借鉴和吸收其合理的成分。《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要求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治理，体现了治理主体多元的思路，但这并不等于多元“化”和多元“共治”，更不是“去国家化”，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格局中仍然需要以政府为主导。但政府如何主导，如何扮演这个角色，又需要引进“治理”的思维。要积极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鼓励社会协同，发展社会自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在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有效的、具有执行能力的国家治理体系如何才能走向现代化，笔者认为可以循着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国家最高权力的唯一性。国家治理的主权性质体现在国家最高权力一旦确立，就具有唯一性，不可违抗、不可挑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今世界无论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都是如此。在实行竞选式民主的国家，国家最高领导人一旦按法定程序产生，失败的一方就必须接受，虽然可以挑战，但是要等到下一次选举才行。2000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与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因得票十分接近而产生争议，但经过最高法院判决有争议选区选票的归属、确定布什当选后，戈尔尽管内心不舒服，还是大度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并向布什致电祝贺。而有的国家虽然表面看起来实行了民主竞选，但失败的候选人常常拒不承认、胡搅蛮缠，甚至发动街头抗争，不仅导致民主的失败，也导致国家的失败。在非竞争性选举的国家，任何政治力量、政治人物如果企图挑战、违抗国家最高权力或者挑战既定的权力继承和交接安排，国家必须有能力予以严厉惩处。
军队、警察等强制力量的从属性。任何一个国家，对外为了抵御侵略和威胁，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就必须建立、维持一支常备军；对内维护社会的安宁、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就必须建立警察、监狱等强制机关。在一个现代国家，任何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政治力量和政治领导人，要掌控和维系国家，就必须掌握对军队、警察的指挥权。不同的国家，治军的体制和原则不同。在中国，实行的是执政党领导军队的原则，而在欧美国家，实行的是文职官员控制武装力量的原则。表述的话语大相径庭，但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原理其实是相通的，即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军队必须接受政治领导，服从政治权威。如在美国，总统作为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为现役军人，他任命的国防部长和海陆空三军部长都必须是文职官员，均属于政治任命，必须接受和认同总统的政策纲领。麦克阿瑟因为在朝鲜战争上与总统产生分歧而公然指责杜鲁门的政策最终被撤职的经典案例就说明，军事将领必须接受总统的领导。在中国，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党指挥枪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之后，更要坚持这个原则。
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精致化。近代欧美思想家曾提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是靠机遇还是靠深思熟虑的选择？政治制度是合理选择和预先设计的结果，还是自然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公共治理体系中天然的成份愈来愈少，而人类理性的成份愈来愈多，人类智慧的含量愈来愈高。当人类社会处于蒙昧状态时，社会公权力组织完全受天然的血缘关系支配。而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公权力机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到了近代，实现“共和”、废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制和君主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资产阶级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在创建自己的国家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对国家机关的设置、权力划分、权力配置和制衡进行了精心设计，形成一整套政治制度。
国家治理的法治化。随着人类理性因素在国家治理中日益占支配的地位，感性因素逐步让位于理性因素。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由最好的一人还是由最好的法律统治较为有利？”在他看来，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法律优于有感情的人。法律一旦产生，就是没有感情的，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其好恶的改变而改变。尽管人们在制定法律时是有偏好的，但被制定出来的法律毕竟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产物，是人们深思熟虑、精心安排的结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律和制度愈来愈复杂，尤其是到了近代，除了规范社会生活的普通法，还产生了规范国家治理活动的宪法，并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从功能上说，宪法之不同于普通法的特点就在于“举国上下，同受其治”，是否实行依宪治国也成为判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确定了依法治国的目标，《决定》中进一步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题研究依法治国问题，这是值得期待的。
国家对社会的治理精细化。回顾人类社会管理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就是不断地由粗放到精细、由混乱到有序的历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更加精细化、有序化。有出国经历的人会发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包括行路驾车、倾倒垃圾、公共场所说话吸烟、养猫遛狗等，对个人生活的规范和管理几乎无处不在。以倾倒垃圾为例，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都有非常精细的分类和严格的规制，垃圾的分类和回收分类之细、管理之严、法规之全，令人叹为观止。在日本，垃圾分为八大类，其中仅塑料就区分为塑料瓶类、可回收塑料、其他塑料。在瑞典，玻璃器皿要区分有色玻璃和无色透明玻璃。扔垃圾也有严格的规则，譬如属于可燃垃圾的食物垃圾就要沥干水分用专用的纸袋包好，有害垃圾装入垃圾袋后必须标有“有害”的标识。每周或每月哪一天可以扔什么类型的垃圾也都有严格规定，乱扔垃圾将会遭到严厉的处罚，包括罚款和监禁。反观我国，社会治理中还存在颇多缺陷，如社会管理盲区甚多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或者有规无管、习惯于运动式突击检查，以及管理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和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必须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精致化、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过程中，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告别粗放式的治理，实现治理的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