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案行政法

A. 于欢案为什么属于防卫过当

本案中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行为，这一刑法解释结论尽管在本案原一审期间可能存在争议，但自本案二审以来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问题，这一行为性质判断在阶层论犯罪论中直接关系到行为的违法性与违法阻却性审查判断，因为正当防卫是一项重要的违法阻却事由。但是，对于于欢案应认定为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的问题，目前理论界尚存在较大争议，这方面争议的具体内容涉及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论、成立条件论以及防卫过当论等刑法教义学原理，本章将具体研讨。本书倾向于认为，本案中于欢的防卫行为构成防卫过当，本案二审法院的判决是恰当的。

通常情况下，某种行为具备了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亦即具备了由刑法分则所具体规定的，能够具体体现某种犯罪所侵犯的具体法益的行为事实特征，就可以判断该行为具备了犯罪的客观方面违法性。但是，行为的价值判断由于具有其自身特殊性，有时某种行为即使在客观上具备了一定行为事实特征，但是仍然可能存在排除其违法性的特殊情况，对此特殊情况即应排除其违法性。刑法理论上将此排除违法性的特殊情况称为违法阻却事由。违法阻却事由，理论上又叫正当化事由，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上还称为排除犯罪性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事由，其主要是指某种行为在实质上不具有违法性与犯罪性、反而具有正当性的属性，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令行为、正当业务行为、被害人承诺自救行为、自损行为、义务冲突等。其中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是我国《刑法》第20条和第21条所明确规定的正当行为（正当化事由、违法阻却事由）。

我国《刑法》第20条明确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根据该法条规定，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实施的制止其不法侵害且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正当防卫的合法条件是主观意图与客观行为的统一，具体而言有以下五个方面（即“五条件说”）：必须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行为（起因条件）；必须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间条件）；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防卫（对象条件）；必须有防卫意识（主观条件）；必须是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限度条件）。应当说，正当防卫的刑法规定尽管表面上看似明确，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却存在较多争议。从理论阐释看，通说理论业已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刑法教义学（“五条件说”），但是现在，通说这种法教义学原理本身又开始面临着新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挑战是某些学者试图祛除防卫意识（主观的正当化要素）这一必要的合法条件而主张“防卫意识不要说”，认为“只有主客观相一致的正当防卫才排除犯罪的成立的说法，存在疑问”；再者，在德日刑法学正当防卫理论上讨论较为深刻的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论问题、时间条件特别认定问题、防卫挑拨类型化处理问题、防卫过当的类型化归责问题以及家庭成员间的正当防卫问题、针对无责任人与责任减轻人不法侵害行为的正当防卫问题等，我国刑法学正当防卫理论要么没有涉及要么浅尝辄止而没有具体论述与深刻阐释，相比较而言凸显我国的正当防卫理论数十年来因循守旧且粗疏浅薄，客观上缺乏应有的理论增量和发展创新。直言不讳地讲，我国有关正当防卫问题的司法认知和定性处理较多较突出地存在司法乱象，至为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我国正当防卫理论的学术研究不足，理论资源供给匮乏所致。有鉴于此，本章针对正当防卫的几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展开学术研讨，在回应学界理论争议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方案，供理论界和事务部门参考。

B. 于欢是正当防卫，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

于欢案性质上是故意伤害，但是以单纯的故意伤害定罪，还是以防卫过当的故意伤害定罪，是不一样的。正当防卫是中国《刑法》第20条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指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20条同时还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应当属于防卫过当，按照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从轻处罚。

C. 于欢案二审检方认为不构成正当防卫是怎么回事

庭审现场，辩护各方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于欢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展开。其中，辩护人一方认为于欢的行为是正当防卫，没有超出必要限制。

检方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被害人杜志浩近亲属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被害人郭彦刚的诉讼代理人、被害人严建军的诉讼代理人则认为，于欢的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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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它应该符合下列条件：

一、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

二、必须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

三、正当防卫不能超越一定限度。

正当防卫（又称自我防卫，简称自卫），是大陆法系刑法上的一种概念。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仍然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其与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皆为权利的自力救济的方式。

D. 杀死辱母者的于欢被判刑5年，这样的刑法是不是太重了

昨日上午，“辱母杀人案”当事人于欢减刑出狱。此前，聊城中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二审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改判于欢有期徒刑5年。对于于欢的出狱，社会多以“恭喜出狱”来发表看法。现在让我们来深入地分析一下这个案件，也解决几个主要矛盾，于欢算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一审以故意伤害罪被判无期是否过重？这件事情给予于欢一家及社会的警示又是什么？

至于一审判处于欢犯故意伤害罪无期徒刑，是无法让大众接受的。二审改判防卫过当，判于欢有期徒刑5年，也获得了社会民众的普遍认可。而且，从故意伤害罪的定义来看，于欢行为也构不成故意伤害罪的要件，故意伤害罪是直接希望对被害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具有希望被害人受伤的主观故意。而于欢情急之下杀害辱母者，无法属于有造成对方伤亡的主观故意，即便造成了对方死亡的后果。

于欢出狱，皆大欢喜。说是舆论改判也好，一审误判也好，于欢案还是对我国正当防卫、防卫过当、故意伤害的认定具有重大意义的推动力量。但回归事件的本质，于欢母子欠下巨额高利贷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源，即使这件事情结束了，欠债还钱，还是需要完成的法定义务。而讨债也要注意方式方法，法律不允许欠债不还，也不允许讨债者通过暴力方式威胁恐吓和攻击欠债者。

E. 于欢案二审宣判结果是什么

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法院认定于欢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旁听人员进入法庭。参加今天旁听的有当事人亲属、媒体记者、社会各界群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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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欢案二审宣判的背景：

山东聊城的青年于欢在面对讨债人员辱骂、非法拘禁等不法侵害时，用一把水果刀刺向了对方，4人受伤，其中一人死亡。一审判决中，于欢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于欢不服，提起上诉。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一个月后，案件引爆舆论，于欢的判决结果引发了公众的质疑，有人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判决过重，还有人认为处警民警涉嫌渎职。

然而，2017年5月27日，随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且是微博全程直播的进行，完整案件细节的披露让公众又回到了法律上的理性讨论。

F. 于欢该判刑几年

据报道，于欢故意伤害一案公开宣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显示，上诉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事件回顾：

女企业家苏银霞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

2016年4月14日，11名催债人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在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污辱苏银霞。

有人报警，民警来到进入接待室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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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4日，山东源大工贸负责人苏银霞及其子于欢，因无法偿还高利贷，被11名催债人限制人身自由，并受到侮辱。于欢刺伤4人，其中1人(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2017年2月17日，山东聊城中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关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G. 山东辱母案于欢大婚，他们结婚生子后，孩子可以去考公务员吗

从一般情况来说，于欢的孩子不可以去考公务员。但是具体情况还要以实际情况为准。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进行生活的过程中，需要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约束自己，才能够让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拥有比较良好的状态。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身边仍然会有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触犯了法律。然而在触犯法律之后也会对自己的子女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遵纪守法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

我个人的看法。

最后我个人觉得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因为法律会保护受害者的权益，并且也会让真正触犯法律的人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我认为于欢的孩子是否能够报考公务员，还需要根据相关的法律进行参考。

H. 于欢刺杀辱母者时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苏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

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连同一名职工，被带到公司接待室限制人身自由，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了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

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露出下体，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让于欢的姑妈于秀荣报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情绪崩溃，站起来试图冲到屋外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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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的观点看，于欢刺杀催债人的确触犯了法律。毕竟在现代社会，用暴力剥夺他人生命属于政治不正确的行为。然而，于欢这种“政治不正确”，却被社会大众高度认同。因为在大众潜意识里，除了“政治正确”，还有一种“自然正确”。

从本质上而言，于欢的行为属于血亲复仇。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氏族。对于所有氏族成员来说，他们彼此之间不仅是共同生活、战斗的伙伴，同时也是血脉相连的亲人。

所以某一氏族成员受外敌侵害时，其他氏族成员都有义务为他复仇。所以从原始时期起，为血亲复仇便成了一种天然的“正确”，并且这种“正确”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国家机器初具雏形，法律刚刚被建立，然而血亲复仇在某种程度上仍被国家和社会所默许。在极为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国，血亲复仇更是被高度认同。

子夏曾问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简单翻译过来就是，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必须要和仇人干到底。

在这种复仇精神的感召下，使得中国血亲复仇的案例数不胜数。对于这些复仇者的行为，中国人大多持赞赏的态度。

西方法律体系逐渐取代中华传统法律。失去了宗法体制、儒家思想保护的血亲复仇，从此时起才真正变得“政治上不正确”。但即便如此，作为“自然正确”的血亲复仇却仍然保持有强大的惯性，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I. 4·14聊城于欢案：你们怎么看待被逼成为杀人犯的“辱母案”的当事人于欢

在这个抄案子中，被害方再对于欢以及他母亲实施非法拘禁，侮辱，殴打的过程中，人多势众，而被告人只是一对母子，之前他们连续侮辱、殴打、限制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 这些行为随时可以升级，威胁着于欢母子的生命安全。所以，于欢拔刀自卫是对的，但是，他的拔刀自卫的行为造成了一人死亡，四人受伤的后果，这个结果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因此，应当认定被告人于欢防卫过当。
对本案的量刑建议，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