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学者台湾

A. 北海道大学的知名校友

石井郁子：日本共产党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副委员长
桂信雄：原札幌市长
加藤修一：公明党参议院议员、原环境省副大臣
佐田玄一郎：自民党众议院议员、原总务副大臣
主滨了：民主党参议院议员
田中秀征：原经济计划厅长官、新党代理主席。北大法学部毕业
津川祥吾：民主党众议院议员
钵吕吉雄：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元民主党副干事长
本多平直：民主党众议院议员
堀达也：前北海道知事、札幌大学理事长
高秀秀信：原建设省事务次官，原横滨市长
山田昭雄：公平交易委员会理事长
山本孝二：日本气象厅长官 五十岚三津雄：KDDI社长，原邮政省事务次官
儿岛仁：NTT原社长
泽邦彦：富士电机社长
蛇川忠晖：日野汽车社长
富松义晴：飞鸟建筑社长
中山悠：明治乳业会长
樋口达夫：大冢制药社长
松田昌士：JR东日本会长，法学研究科毕业
山下太郎：ARABIA石油创立者（札幌农学校毕业） 新渡户稻造：国际联盟副理事长、东京女子大学校长（札幌农学校毕业）
内村鉴三：作家、基督教思想家（札幌农学校毕业）
罗宗洛：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接收台湾日治时期台北帝国大学改制为国立台湾大学并成为首任校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颜沧波：台湾地质学家。曾在国立台湾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任教（论文博士，并未实际前往北海道大学留学）。
叶英堃：台湾精神医学家。台南人，曾在国立台湾大学任教，台北市立疗养院创院院长。
韩又新：台湾农业专家。曾在国立中兴大学任教，考试院典试委员。
林素凤：台湾法学家。中央警察大学教授，行政法学者，北海道大学台湾同窗会创会会长。宋勋-台湾农业学者。亚太粮农中心农艺专家。施宗雄-台湾农业学者。曾任东海大学农学院院长。
谢顺景：台湾热带农业专家。知名水稻育种专家，长年致力于布吉那法索、冈比亚、斯威士兰等非洲国家以及中南美洲国家农业发展与改良，曾获第一届总统和平奖。现任屏东科技大学讲座教授。
李相符：林垦部副部长、北京林学院院长、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林学会理事长。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首任校长。
秋野丰：政治学者、外交官、原筑波大学助教授。联合国塔吉克斯坦观察团成员并殉职毛利卫-首位日本航天飞行员、化学家、原北大助教授
木原均：遗传学者、原京都大学农学部教授、国立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基因学说倡导者
广重力：医学者、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主任、原北大校长
久世了：明治学院院长
小松正幸：爱媛大学校长
仙道富士郎：山形大学校长
平山健一：岩手大学校长
秋山彻：北大大学院生、中亚史研究。日本研究吉尔吉斯部落权威内山真一郎-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教授、长岛茂雄的主治医生
梅崎勇：藻类学者、原京都大学农学部教授小森阳一-文学研究者、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授
樱田淳：政治评论家、法学部毕业
志贺重昂：地理学者
品田雄吉：电影评论家、多摩美术大学教授
下远野邦忠：京都大学病毒研究所所长
田所哲太郎：原北大教授、帯广畜产大学校长
野田正彰：评论家、精神科医、关西学院大学教授藤冈信胜-教育学者、新历史教科书编写委员会副会长、原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柳町隆造：医学家、夏威夷大学医学部教授
山内昌之：历史学家、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授
和田寿郎：医学家、札幌医大名誉教授、和田寿郎纪念心脏肺研究所所长。日本首次心脏移植手术的施行者
知里真志保：爱努语言学者
萱野 茂：爱努文化学者
铃木章：化学家，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东直己：作家
有岛武郎：作家（札幌农学校毕业）
加藤幸子：作家
唐泽隆三：社会运动研究者、俳句家
佐川光晴：小说家
佐藤正午：小说家
谷村志穂：作家、农学部毕业
西谷史：科幻作家、经济学部毕业
渡边一史：自由撰稿人、第35届大宅壮一纪实文学奖 伊福部昭：作曲家
増谷康纪：配音员、工学部毕业
増元照明：政治活动家、北朝鲜绑架受害者家族联络会事务局副局长
三浦敬三：滑雪运动员
三浦雄一郎：滑雪运动员、登山家、意大利阿尔卑斯速降滑雪世界纪录保持者、兽医学部毕业
宫本充：配音员、工学部毕业
向井承子：纪实文学作家牟田悌三-演员
森田美由纪：NHK主持人、文学部毕业

B. 崔卓兰的成长历程

老师1953年9月12日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其童年、少年及青年时代均在困苦与动荡时期度过，正是长期的磨难练就了她仁厚达观的品格，而这种品格在其后来的学术历程中一展无余。
老师19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宪法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自1976年一直任教于吉林大学法学院，至今已执教30年整。在这30年里，老师在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领域默默地钻研着，以其女性独有的敏感和洞察力选择着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从不盲目跟风。1987年至1988年，老师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美利坚大学进修行政法学，回国后于1990年将《美国行政法与行政程序》译为中文，旋即发表了与行政程序相关的诸篇文章，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主张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方式对行政主体加以程序约束尚属罕见，这部译著与其后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引导中国更多的行政法学人对行政程序的关注。由于学术成果显著，老师于1991年——这个职称评定极为严格的年代，被评为副教授。1992年至1993年，老师再次奔赴美国，至路易斯克拉克学院研修行政法学。第二次回国后，老师在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行政相对方权利的保护、非强制行政行为以及行政规章等方面又有建树。为此，1994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8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成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史上第一位女博士生导师。崔卓兰老师所作出的突出成绩为其赢来了多项荣誉，分别于1991年、1992年、1999年被评为吉林大学“先进工作者”；于1998年被评为“吉林大学跨世纪人才”；于1999年、2001年、2003年获得“巾帼建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于2004年被评为“吉林省第八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于2005年被吉林省委、省政府评为“吉林省高级专家”。
作为在行政法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中青年行政法学家，崔卓兰老师连续四届当选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此外还担任中国太平洋学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宪法与行政法学会总干事，长春市社联委员，吉林省政协社会法制宗教委员会特邀委员，长春市妇联巾帼法律顾伺团副团长以及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法学学科规划专家组成员，并且在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基地担任兼职研究员，在长春理工大学及吉林省法官进修学院担任兼职教授。 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起步较晚，学者们对于其中核心问题之一——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的配置缺乏系统梳理。崔卓兰教授经过长期的学术思考，以“权利本位”和“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为出发点，从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关系、行政程序以及行政规章三个角度为构建行政相对方权利保护体系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关系的研究
崔卓兰教授对于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关系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的侧重方面。第一阶段，侧重于以权力制约权力，即通过司法权制约行政权，这一时期大体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沿至90年代初。三权分立学说的集大成者孟德斯鸠说过，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对于行政权而言，其本身即蕴涵着某种可能的侵犯性与扩张性。老师深谙此理，为此早在1982年于《法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方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简介》 (1982年第3期)的文章，将西方违宪审查制度介绍到中国，这篇于1982年宪法颁布之前写就的短文在刚刚经历过文革风暴的中国实属难得，对于国门初开之际中国法学学人学术视野的开阔大有裨益，直至当下，将违宪审查制度引入中国以制约行政权仍是我国诸多学者为之力争之事业。老师在这一阶段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 《论行政处罚及由其引起的诉讼》(《法学杂志》1987年第3期)； 《公民本位：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法学》1989年第3期)以及《论对行政的司法监督》(《中国法学》1991年第1期)。其中，《公民本位：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目的》一文发表于《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之前，当时，学者们对我国即将出台的《行政诉讼法》之立法目的的认识迥然有异，大体上有三种代表观点，其一，认为行政诉讼法应以保证人民法院及时准确地审理行政案件为主要目的；其二，认为行政诉讼法应将监督和保障政府行使行政权置于首位；其三，认为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才是行政诉讼法的初衷。这三种观点虽不冲突，但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思路与指导思想，也将影响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路径。老师在文章中立场鲜明地选择了第三种观点——以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维护作为行政诉讼法的宗旨与基点，并极有创设性地提出“公民本位”概念，这一观点始终如一地贯彻于其学术理念与成果当中，至今不曾改变。此后，崔卓兰教授又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对行政的司法监督》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老师又与众不同地大胆提出，行政相对方不应被动等待救济，而应成为主动“启动”司法机关监督“装置”的主体，应当将司法监督视为司法机关的权力监督和一般公民的权利监督融为一体的“合力”监督，只有这样，公民权方能得到充分的尊重。
第二阶段，侧重于在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过程中对行政相对方权益的积极保护，这一阶段主要贯穿于20世纪90年代。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是紧密相连的，也是行政法的核心矛盾，不对行政权的行使予以规制而仅仅给予行政相对方权利单纯的保护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崔老师寄希望于通过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来消极制约行政权的滥用、维护公民权利的话，那么自9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老师则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梳理着手，主张在二者大体平衡的基础上适度增加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即“平衡中适度倾斜”。在此理念指导下，老师写就多篇有重大学术影响的论文，主要有： 《论行政法权利保障功能的发挥》(《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论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论市场经济下政府角色和行为的转变》(《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1期)以及《论行政权、行政相对方权利及相互关系》(《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与时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罗豪才教授共同撰写的《论行政权、行政相对方权利及相互关系》一文。该文发表之后即屡被转载，引证率极高，并获得长春社会科学协会社科优秀成果论文类一等奖(政府奖)。罗豪才教授于90年代初曾针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平衡论”，此次与老师合作的文章中最为突出的亮点是在坚持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终极平衡的原则下，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在官本位、权力至上等传统观念尚未彻底摒弃的中国，要真正实现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平衡并不可行，而应当对行政相对方之权利予以适当延伸与拓宽，同时对行政权给予约束，具体而言：凡是法律、法规所不禁止的行为，行政相对方均有权去作，概之“法不规定即自由”；行政管理所涉及的日常生活领域中，所有未被法律、法规所明确划定为行政职权管理范围的事务，一律可作为“剩余权利”划归行政相对方自由行使；行政法所规定的行政主体之各项义务，也可被推定为行政相对方之权利，谓之“推定权利”。当行政相对方为法律所不禁止、行使其“剩余权利”或“推定权利”时，不受行政权的规制，不得对之加以限制、取消、制裁，甚至也不宜进行法律评价。行政权则截然相反，对之任何缺乏法律根据的内容、范围方面的扩大解释，均不被允许。故针对行政权行使者：凡法律、法规未明文规定即授权的，都不得去作，否则将构成违法、越权，必须恪守“公民权利为政府权力天然界限”之基本原则，不得没有法律根据而介入私权领域，对个人生活之必要干预也应止于最低限度；不允许借助于手中的行政权参与市场竞争；在以普通机关法人身份进行民事活动之际，不得利用行政权作为“后盾”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为防止行政权对行政相对方权利的侵害，必须对行政权进行“显性”界定。
两位作者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指出，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其实质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政府职权与市场主体权利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的延伸，两者之良性互动、同步加强，意味着社会中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均获维护，公平与效率得到兼顾，标志行政民主与法治化的真正实现。强调公民权利的适度增加只是手段，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与和谐才是终极目标。这一观点不但启发了当时中国行政法学界诸多学者进行深层次思考，且因应了我国当下“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崭新的治国理念。
第三阶段，侧重于通过对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倡导实现行政相对方主体地位的提升，这一阶段的工作从20世纪末延续至今。在1993年修宪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将我国的经济体制以根本法形式确定为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法观念与模式受到了挑战，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基于以平等、协商及合意为特征的契约精神而建立，但当下行政行为仍然是单方的、强制的和不可协商的。市场经济要求政治与行政模式的回应，要求契约精神的注入，要求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在不存在强制性背景下的协商与合作。崔卓兰老师在此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为我国行政法学人所公认，其早在1995年即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行政法观念更新试论》一文，主张我国的行政法应当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以“管理”为目的转换为以“服务”为宗旨；从注重“权力”行使转为注重“权利”保障；从依靠“命令”转向依靠“协商”。此后，崔老师又在《非强制行政行为初探》(《行政与法》1998年第3期)一文中从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以及行政协调等具体行政行为人手，抽象出其共同性——非强制性，进而在国内首次提出“非强制行政行为”这一创新性概念。“非强制行政行为”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法学院杨海坤教授在其著作《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中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崔卓兰教授把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合同、行政调解称之为‘非强制行政行为’，很有新意。”
在提出“非强制行政行为”概念以后，崔老师随后撰写多篇文章对之加以逐步论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论非强制行政行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5期)；《非强制行政行为——现代行政法学的新范畴》(《行政法论丛》第4卷，2002年《中国行政法学精萃》全文收录)；《从压制型行政模式到回应型行政模式》(《法学研究》2002年第8期，2003年《中国行政法学精萃》全文收录)以及《契约、服务与诚信——非强制行政之精神理念》(《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4期)等。
“非强制行政”理念的形成是崔卓兰老师公民权利本位思想的延续，非强制行政行为将成为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紧张关系的润滑剂，更为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与和谐提供助力。原因在于，在非强制行政行为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通过双方协商达成的契约、承诺等而产生、变更或消灭，因此具有服务与自愿履行的特点，较之以强制、高压为特点的强制行为而言更易为相对方所接受与配合，更有益于提升相对方的主体地位，也更有益于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行政程序研究
崔卓兰老师对于行政程序的研究可以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末。1987年至1988年，崔卓兰老师到美利坚大学进修时即注意到了行政程序法在规范行政权、保障公民权益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回国后发表了《论程序化行政》(《当代法学》1989年第4期)一文，而在当时的中国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程序撰文论述的学者还极为少见。此后，其申报并完成了国家级课题、中华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行政行为的正当程序”。1990年，老师将美国学者欧内斯特·盖尔洪和鲍叶合著的《美国行政法与行政程序》译为中文，将著名的美国行政程序法介绍到中国，旋即又发表了《立法程序化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法学与实践》1990年第3期)；《论行政权与行政程序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2期)以及《论依法行政与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等多篇文章，并于1996年独著了《行政程序要论》一书，对行政程序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崔卓兰老师是我国最早关注行政程序的学者之一，其早期的文章与著述对学界同行颇有启发，写在《论依法行政与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程序法之重要性予以肯定那句“所谓的依法行政，是指依行政程序法行政，离开行政程序法无以言依法行政”已成为被多方引证的“经典格言”。而且，于其之后，对行政程序加以多方面、多角度研究的行政法学人急剧增加，至1990年代末，中国掀起了行政程序学术研究的高潮，行政程序的法典化成为当时呼声最高的议题，由此引起了实务界的高度重视。当前，《行政程序法》草案尚在论证过程中，但其以法典形式出台指日可待。
根据对行政程序的长期研究和行政程序法草案的制定，崔卓兰老师修订了10年之前写就的《行政程序法要论》一书，并于2005年发表了《行政程序的价值与功能》(《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2005年第6期)与《论民主与效率的协调兼顾——现代行政程序的双重价值辨析》(《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9期)二文，继续对行政程序进行着深层次研究与探索，力图为制定一部以规范行政主体行为、保护公民权利为宗旨的行政程序法典提供有理有力的学理支持。
行政规章研究
崔卓兰老师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及对社会实践的关注下意识到了在行政规章的制定过程中行政权对公众权利的隐性损害。原因很明显，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而言，当行政机关作出有损于行政相对方之行为时，仅针对一个或几个数量有限的主体，且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方有权就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对于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规章而言，其具有法之普遍性、强制性及不可诉性等特征，行政规章制定权的滥用将会令数量众多的相对方利益受损，且因其不可诉而“告状无门”。为此，崔卓兰老师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即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论行政规章及其制定程序》(1992年第4期)一文，试图以程序规范规章制定权的行使，减少权力滥用，防止法繁扰民。此后，又主持申报并完成了两项国家级课题：其一为1996年的国家教委人文社科项目——“违法行政规章及其对策研究”，此间发表了《行政规章可诉性探讨》(《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获中国法学会成果二等奖、全国第二届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瑕疵行政规章形态与成因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4期)、《行政规章的经济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5期)等多篇文章；其二是200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行政规章研究”。对于这一课题，崔卓兰老师与于立深老师在发表了《论行政规章监督的法学机理和机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论制定行政规章思维模式的转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以及《行政规章的性质解析与裁量权模式》(《吉林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多篇论文之后，于2002年合著了《行政规章研究》一书作为结题成果，该书从对行政规章予以概念界定和性质解析人手，对规章制定权、裁量权模式、程序设置、监督机理与机制以及规章管制的功能加以递进式梳理与分析，是我国首部对行政规章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该书出版之后反响热烈，获得了同仁的广泛好评，在其他学者的著述中引证率极高，并于2004年获第六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政府奖)。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周汉华研究员与浙江大学法学院宋华琳博士在《2002年行政法学研究综述》中对《行政规章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是“2002年本领域最为瞩目的成果之一”。
由于崔老师长期从事地方立法的论证工作，作为行政规章研究的延伸，老师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地方立法研究，正承担着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地方立法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方立法实证研究》两项课题，已形成初步成果，发表了《论地方立法的目的转换》(《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3年第3期)一文，该文于2005年为《中国行政法学精萃》收录，另外在台湾省的《法令月刊》(2004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中国大陆地方立法的走势》一文，积极促进了海峡两岸行政法学的有益交流。此外，针对地方立法的膨胀发表了《地方立法膨胀趋向的实证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一文，从实证角度分析地方立法膨胀现象的成因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无论在任何国家，人们可以终其一生不受民法、刑法、经济法等诸多法律的调整，但不可能不受行政法的制约、不与行政机关打交道。从出生时的注册户口到死亡时的注销户口，从适龄时入学到结婚时登记，从依法交纳税金到接受社会保障等等，行政权均将作用于此。面对行政管理领域的不断扩大，行政事务的逐渐增多，如何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不损害处于弱势地位之相对方的权益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崔卓兰老师钻研行政法学的几十年里，执著地坚持“民权至上”原则，多角度、多方位地围绕着行政相对方权利的维护进行着不懈的理论探索，其著述中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赫然可见。
不觉之间，老师在行政法学领域已耕耘30载，教诲几代人，取得了许多学界同行无法望其项背的卓越成绩。但她却不容许自己有片刻停歇，依然为那须臾不曾改变的信念行走在学术之路上。2005年，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次面向全国进行招标，此次招投标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学术性、政策性与导向性，其主要支持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课题。以崔卓兰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所申报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制度保障”课题，经过受理投标、资格审查、会议初评、复评答辩、审核批准五个阶段，在四个竞标单位中以多数票通过，成为吉林省唯一获准立项的课题。在以后的两年里，老师将再次投入到繁重的科研工作中，攀登又一学术高峰。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行政法更是如此。崔卓兰老师深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同时更愿借此机会将其所倡导的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从抽象的学理研究付诸实践。因此，老师虽承担繁重的科研工作，但却并未推脱一个学者应尽的社会使命与责任，其长年担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询委员、长春市政府立法咨询委员、吉林省检察院专家咨询组成员、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多项社会兼职。
老师常教导我等，学者必须有学术良心，要乐于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选择了学习行政法就要选择保卫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老师一直用行动诠释着这样的理念。作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的咨询委员和顾问，当国家机关与公民在不同领域交锋时，她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维护公民权益的立场。在对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立法论证时，她主张人性化立法、程序化立法、授益性立法；在为人民政府作顾问时，她倡导政府依法行政、诚信行政、阳光行政；在为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作咨询时，她鼓励司法机关摆脱行政机关的影响公正审判、独立审判、公开审判。所幸的是，服务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的各类国家机关对于学者的建议十分重视，老师的观点得以充分采纳。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即曾在一份材料中写到： “崔卓兰教授自受聘担任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询委员以来，多次应邀为省政府行政立法提供咨询。她提供的立法咨询意见有理论深度，依据可靠，内容具体详尽，符合现实行政管理实际，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年来，我省的多项立法项目中吸纳了她提出的咨询意见。崔卓兰教授承担省政府立法论证项目最多，为我省立法作出突出贡献，曾受到省政府领导的称赞和肯定。”
老师的“社会”兼职工作不仅体现为在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中担任咨询委员与法律顾问，还表现在需要经常性地处理各地百姓寄来的请求给予法律援助的信件。面对众多的个案，为了让更多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趋利避害、防患未然”，在遇到问题时“知己知彼、保护权益”，老师带领学生们编写了一套《百姓维权丛书》，在医疗服务、房屋拆迁、物业管理、进城打工等诸多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为百姓提供法律指导，这套丛书已陆续出版，而这项维权事业也还将持续下去。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法律追求公平与正义，传授法律之人，更应传道于先。跟随老师多年，耳濡目染的不仅是为学之法，更有做人之道。
老师是平实低调的。在我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为我们讲授政治学的是年逾古稀的李放教授，李老先生曾是崔老师学生时代的老师，在崔老师的诚邀下回到学校为我们授课。老先生的家距离学校很远，上课时又正值严冬时节，每次来去都极为不便。老先生在讲授学期最后一课时告诉我们，他退休之后从未接受任何学校的聘请，而只在法学院为宪法与行政法学的研究生上课，原因之一即出于对崔老师正直谦逊、与世无争之人品的钦佩。老师的淡泊名利可谓“远近闻名”，于远，老师在行政法学界以创新而闻名，但由于老师不喜宣传，不愿张扬，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多见其文，罕见其人；于近，作为法学院元老级教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史上的第一位女博导，她有令人羡慕的骄傲资本，但却从不见她恃才傲物、争名夺利，反而无欲无求、安之若素。从教30年来，老师只是在努力尽到自己教师和学者的本分，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认认真真地钻研学问。
老师是宽容仁厚的。对于年青的同事，老师从不以长辈自居，给予更多的是扶持而非压制，是帮助而非排挤。对待学生，在学术研究上，老师包容多于苛责，启发多于灌输，她一向注重培养我们的开阔性思维，绝不将学生的思想囿于其所研究的领域及所主张的观点之中。在平常生活中，老师细心关注着每个同学的成长，当我们面对抉择时指点迷津，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倾力相助。我和爱人双双辞去工作拜于老师门下求学，逢年过节每每欲到老师家里拜访时，老师总是在电话里告之：心意已领，无需登门。后来同学若干一起聊天时谈及此事，方知被“拒之门外”者远不止我们二人。在世风日下的今天，老师依然恪守师德、为人师表，不但慎独己身，且为我辈树立仿效之典范。
老师是乐观坚强的。第一次见到老师是在面试当日。三五成群的同学站在考场门外等待老师们的到来，因不识老师容貌，我等皆关注着眼前走过的每位神似教师之人，老师也正是这时走人我们的视野。此前，我以为老师乃近知天命之年，长期钻研学术之人必面色苍白，神情凝滞，不想站在我们眼前的却是着一袭蓝色牛仔装，笑意盈盈，神采奕奕的中年女性。此后见到的老师总是温和而微笑着的，对工作和生活从无抱怨。但事实上，老师身上的负担并不轻松。老师的父母年事已高，需要更多的照顾；孩子年幼时身体孱弱，是在她的呵护下在家中学完的小学、中学课程，现已通过了法学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全部课程，为此，吉林大学于2004年在“文明家庭”评比活动中授予老师“杰出母亲”的荣誉称号。虽然工作依然繁重，虽然生活并不轻松，但这些都无法削弱老师的坚强，无法阻碍老师乐观而积极地面对生活。
老师如深谷之幽兰，不炫耀、不逐流、不矫揉、不媚俗，暗发芬芳而不张扬；老师若舒缓之流水，守拙、执著、坚忍、包容，虽利万物而不与争。其虽低调而不消极，虽执著而不顽固。以纳川之胸，忧国、忧民、忧天下；将无欲之心，对人、对事、对生活。

C. 熊文钊的其人其事

从小喜欢“填表格”
与熊文钊教授接触多了，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头脑极为敏锐的人。这与他早年的音乐修养有关。他1962年生于湖北黄冈，自幼喜欢音乐，在黄冈中学就读期间上的是文艺班，1974年进入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乐团，演奏萨克斯和黑管，转眼就是七年。朋友们开玩笑这样评价熊文钊，说他是法律界音乐玩得最好的人，又是音乐界最懂法律的人。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拿了几年工资工作稳定的熊文钊，决定弃艺从学，参加高考，并且报考法律专业。熊文钊说：“这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我从小就对政治有一种敏感。”
上小学的时候，熊文钊就喜欢看报纸，并且对有官员出席的会议看得非常仔细。那是在“文革”期间，他特别关注哪个省的“革委会主任”是谁，副主任是谁，省军区司令、政委是谁，并且自己制作了表格，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就在表上填一个，渐渐就把这些官员的名单填满了。时间长了，连驻外使节、外国元首他都分别制作了表格进行填写。
填表的同时，他开始了分析。他发现，五一、国庆等重大庆典和接待外宾的场合，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出现了，那就预示着他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消失了，那他就很可能要“下台”。预测一次次应验，让他很有成就感，渐渐成为一种爱好。时至今日，他在这方面的敏感非常人所及，预测常常神准，令朋友们总以为他有什么特殊“渠道”，其实呢，他的渠道就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熊文钊如愿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本科学习。他自己都不曾料到，正好赶上了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步与发展阶段，他与中国的行政法治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给应松年送炉子
当时北京政法学院建立了“行政法学教研室”，负责人是方彦。方彦是延安时期的老报人，对推动中国行政法学贡献很大，近些年来却少有人提及。熊文钊说，改革开放后中国行政法学的第一批人才，都是方老网罗到北京政法学院的。像行政法学界泰斗王名扬，还有当时在西北政法学院的应松年，都是方老想尽办法调到学院的。
当时选修课表上有一门名叫“行政法学”的课程，熊文钊很感兴趣，进行选修，这样与方彦的接触多了起来，渐渐成为方彦的亲密弟子，方彦有什么事儿，都喜欢叫上他，他成为教研室的一个主要劳动力。
记得应松年刚到政法学院的时候，被分在6号楼4楼朝东的一个小房间里，居住条件十分艰苦。尤其是冬天，房子里漏风严重，又没有暖气，住在里面不得病才怪。方彦有一天叫上熊文钊，说是要给应老师弄个炉子生火，否则冬天过不下去。熊文钊说，我再去叫个同学。方彦说，叫什么叫，我们两个不就行了。方彦领着他从学院事务科领来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然后两人一起抬到应松年的房子里去。当时方老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把应松年感动得不得了。现在回想起来，熊文钊说，延安时期老干部的作风，真是感人啊，有这样的榜样，自己不努力学习对得起谁？如果没有方老，中国的行政法学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出现那么蓬勃发展的局面。
“接力”翻译
当时行政法学的这帮老师和学生，对行政法学知识的渴求，真是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1984年3月，司法部委托北京政法学院举办行政法研究班，邀请中外知名学者讲授行政法理论，这是全国首期行政法学理论培训班，荟萃了一大批后来行政法学界的骨干。熊文钊当时还在读本科，但他硬是争取机会进入研究班去听课，而且节节不落、风雨无阻。
研究班聘请的比利时专家麦耶尔用法语讲授行政法专题，翻译遇到一些行政法学方面的专业术语，时常“卡壳”，要请教坐在讲台下的王名扬先生。王名扬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并获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行政法学专业)，精通法语。可操着浓重湖南衡阳口音的王名扬先生所做的解释仍然无法让大家听明白。姜明安是湖南汨罗人，听得懂王名扬的湖南话，而他的普通话并不比王老好多少，他用湖南汨罗话转述王老的湖南衡阳话，大家还是弄不明白。在北京长大的朱维究性子急，有时没等姜明安说完，她就把自己的猜测抢先“翻译”出来，“翻译”得不对，王名扬就急忙摆手说“不地(对)不地(对)”。熊文钊是湖北人，听湖南话有点优势。于是熊文钊就斗胆接过来“翻译”普通话。由于从小就从事艺术工作，熊文钊的普通话可算得上湖北人中讲得最好的了，经过这样的“接力翻译”才能让大家明白这些专业术语。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麦耶尔教授就睁大眼睛迷茫地看着。
初生牛犊进入 国家立法殿堂
1985年，熊文钊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王名扬、龚祥瑞、应松年等著名的宪法与行政法学者，继续研习宪法与行政法。时值《民法通则》颁布后不久，全国人大法工委资深顾问陶希晋先生提出，废除了旧中国的旧六法，应当制定新中国的新六法，并明确提出要制定《行政法通则》。陶希晋先生早年长期担任董必武的秘书，资格非常老，在建国初就是政务院副秘书长，在全国人大说话有分量，他对我国行政立法的推动功绩，彪炳史册。
1986年10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组，陶老提议由《民法通则》起草组组长江平教授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组长，研究组由罗豪才、应松年、张焕光、皮纯协、朱维究、姜明安等组成，王名扬、方彦等任顾问。熊文钊有幸参加了行政立法研究组主持的《行政法通则》的起草工作，并参与撰写了若干份试拟稿。这一年，熊文钊才24岁，就能进入全国人大的行政立法研究组起草法律文件，历史给予他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
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以后，通过起草《行政法通则(试拟稿)》，编发《行政立法研究资料》和《行政立法研究动态》，为全国行政法学者提供了国内外行政法研究的最新资料和动态，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者的求知欲望。
1986年底，第二届行政法年会在山城重庆召开，陶希晋抱病从桂林赶到重庆。他感觉当时国内行政法学界的思想还偏于“保守”，希望有年轻人能出来“放几炮”。他通过秘书约请了包括姜明安、熊文钊在内的几位年轻人到他的住所汇报《行政法通则》框架的起草情况。陶老提出，能否让年轻人到会上去讲一讲《行政法通则》的立法框架设想？
在前辈的支持和鼓励下，熊文钊这个“初生牛犊”，在会上突破了原定议题，以自由发言的方式介绍了《行政法通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法制监督、行政诉讼”的立法框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现在许多行政法学界的权威专家都很怀念那次会议，认为那次会议为行政法学开拓了一个新境界。
相对人、听证会与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当时年轻的熊文钊思想大胆，敢说敢为，常常冒出一些非常新颖的说法。
熊文钊是1985级的研究生，现在担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的胡建淼当时是1986级的研究生。熊文钊当时没恋爱，胡建淼来自上海，到北京后也是“单身汉”，两人一见如故，晚上经常在一起整几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在宿舍里闲吹胡侃。两人都觉得，当时行政法学的专业术语太少，大白话太多，应该创造一些术语。有一次，胡建淼提出“行政主体相对的一方”应该怎么说，熊文钊说：“那就叫相对人吧。”从此，两人的学术论文中开始出现“相对人”这个概念，渐渐被通用。“后来从外国的翻译资料中也发现了‘相对人’的术语，但当时国内是我们提出来的，提出时也没看到外国的翻译资料。”
后来，全国人大行政立法研究组在罗豪才、应松年的领导下，先后为《行政诉讼法》《行政监察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的制定提出了重要的立法框架及专家试拟稿，熊文钊都进入了专家咨询组。1989年4月，在北京平谷金海湖畔的一个宾馆召开了关于《行政处罚法》草案的专家研讨会。研讨会的一个焦点是，要不要把“听证制度”写入《行政处罚法》，如何写。当时“听证制度”在中国完全是个新鲜事物，从没写进过法律条文。写是应该写，但如果写得太多，许多专家担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时会引起较大的争议，反而延缓了这一制度的立法。包括熊文钊在内的一些专家提出，在中国建立听证制度非常必要，与其写得太多引起争议被搁置，不如就先将听证制度确立下来，待以后再进一步完善。人大法工委最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就在第42条、第43条写了几行字，送到常委会讨论，果然顺利通过了。从此，“听证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
在1988年太原召开的行政法学年会上，熊文钊还提出，我们国家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行政法学也应该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国家核心价值赋予的行政职能”，“两个基本点”，一是“授予政府权力”，一是“控制权力滥用”。当时不少专家认为行政法学就是研究“控制政府权力”，不包括“授予政府权力”。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专家接受了熊文钊的观点，并提出“平衡理论”。熊文钊的“两个基本点”，其实就是讲行政权力的平衡问题，权力的授予和控制必须平衡，才能保证行政的安全、有效，减少行政风险，提高行政效率。
减少“副职”观点 屡遭“封杀”
2006、2007年来，熊文钊对“大部门制”的研究成果屡见报端，但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他在《望》新闻周刊上提出减少“副职”的问题之后，有多家中央和地方的报纸杂志记者和编辑来采访或来约稿，熊文钊总要提到行政机关应减少“副职”。他说，根据1982年颁布的《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各部应设正职一人，副职二至四人；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员五至十人。可实际情况是，副职大大超编，例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达到12个，严重超过法定职数。
当时编辑记者们都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可最后发表出来的文章，这一观点总是被删掉。编辑记者们解释说，老总说这个观点太敏感，红笔“框”下去了。熊文钊很执着，坚称：国家有法律规定，政府要依法行政，这有什么敏感的？
后来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减少领导职数”，熊文钊笑着对那些编辑记者说：“你看，你们当初要是报道了多好！”
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近年来，熊文钊对国家行政机关部门利益膨胀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大部门制”改革是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2005年，国家经贸委研究撤销审批项目，在各部门研究来研究去，结果谁都不愿意撤销自己部门的审批项目。后来向熊文钊等专家咨询，专家们提出撤销方案，然后在经贸委的办公会上通过，这一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还有一年，科技部在各部门征求立法草案的意见，也是争论来争论去，最后也是按专家意见通过。这其实都是部门利益在作祟。
我国的部门利益膨胀，首先表现在“部门立法”上。许多国家法律法规是由相关部门起草，在起草时往往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将部门权力扩张法定化，而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例如政府专营、行政准入限制、计划配置资源、部门保护等方面。
其次，部门利益集团化、个人化、违法化。郑筱萸案件中反映出行政腐败、官商勾结、利益同盟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并非个别。有些为了部门利益公然违法，例如交通部门居然让2004年通过的《公路法》中开征燃油税的规定搁浅至今。
再次，对公共财政奢侈浪费。我国每年用于公车、公款吃喝以及公务出国的费用已高达几千亿元。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004年度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结果报告中就指出，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用于发放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和借给下属单位投资办企业2204万元……
部门利益膨胀是权力的属性使然。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孟德斯鸠也曾说过，行使权力的人总是会行使到法律的边界为止。我们总是对于权力保持良好的预期和渴望，以为掌权者一定会奉公执法、一心为民。事实上，我们不能对权力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特别是在制度的设计和规范的建构上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权力的腐化性、自私自利性。而“大部门制”改革，是将许多部门“连锅端”，可能是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在熊文钊的“大部门制”前瞻中，提出了“大部门制”的通盘规划和分步实施的整体方案，国土建设部=区划+规划+建设+国土资源等；大农业部=农业+粮食+林业；大交通部=交通+铁道+航空+公路+水运+邮政等。对于现在的调整方案，将公务员当作人力资源要素、社会保障职能仍然没能整合以及铁道部没有被合并到交通部等问题，熊文钊说，这还是部门利益在作怪，但他相信，迟早会有整合的那一天。

D. 行政法学界四大金刚有哪些

芮沐，中国法学“第一翁”

（1908年—）

我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的创始人，以百岁高龄被尊为中国法学“第一翁”。1954年后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执教近70年，亲自指导了12届博士研究生，著有《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等。

韩德培，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

（1911-2009年）

我国国际法学一代宗师，也是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79年开创建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推动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他著作等身，其中《国际私法》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部统编教材，《环境保护法教程》是我国第一本环境保护法的教材。

王铁崖，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一面旗帜

（1913－2003年）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创始人，国际法研究院士，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初，参与了《共同纲领》的起草；1984年、1990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基本法起草。著有《战争与条约》、《中国旧约章汇编》等，译作《奥本海国际法》。

王名扬，“行政法学界四大金刚”之首

（1916—2008年）

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1946年考取最后一批国民党政府的公派留学生，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1958年学成回国。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编写工作。著有《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等。福布斯网站将其列为“行政法学界四大金刚”之首。

E. 财政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一）行政法的界定
传统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以判例发展起来的。本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政府权力滥用的限制之法。行政法起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控权论”），以保护国民不因权力滥用而遭受损害。传统行政法，实际以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平衡为本位，以防止行政权膨胀，越界侵害私人利益，应对其加以防范、限制为价值理念，以依法行政、合理行政为基本原则。
部分行政法学者主张，现代行政法认同国家行政权的扩张（“赋权论”）或“平衡论”），认同行政法领域从国家行政扩充至公共行政，认同行政主体及行政相对人的扩张，以使行政法与民法一样呈现边缘化、社会化趋势，对日新月异经济发展有更大的适用度、以使行政法学对当代社会生活有更强的解释力。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主流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的认识不一，一般来说，前者较宽，后者较窄。同一法系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学者对行政法的认识也不一致。我们认为控权仍是最经典的行政法的核心与本体，其宗旨、理念、基本原则和功能有所修正，但未发生根本变化。
按照我国的通说，行政法是“规定国家各个方面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的总称”，是“关于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为，以及对行政组织及其行为进行监督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关于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的理解和界定偏于宽泛。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经典行政法之本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权力滥用的限制之法。现代行政法学起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以保护国民不因权力滥用而遭受损害。美国行政法学家古德诺认为，“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行政救济”。我国台湾学者林纪东和管欧都认为，行政法是规定行政权的组织及其作用的法。行政法为政府的组织人事和行政救济法，基本宗旨是依法行政和廉洁高效。
产生并发展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即不是从行政法中分化出来的法，更与行政法在立法宗旨、功能作用、调整对象、理论依据、基本原则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
经济法为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协调、持续发展，国家介入社会经济最主要和经常性地运用政府和其他行政主体的权力，因而，经济法与行政法在内容上有交叉，具有密切的相互联系性。

F. 陈峰的获奖情况

省级以上奖项：
2011年 “法治江苏”征文三等奖
2010年 获江苏省行政法学会论文一等奖
2010年 第一届江苏省行政与经济法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2009年 获江苏省行政法年会论文二等奖
2008年 获第三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2008年 获江苏省行政法年会论文三等奖
2007年 获第二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2004年 获江苏省大中专学生暑期实践先进个人、优秀成果奖
校级以上奖项：
2010年 获苏州大学“朱敬文特别奖学金”（全校三人之一，文科唯一一人）
2010年 获苏州大学“朱敬文奖学金”
2009年 获苏州大学2008~2009年度校学术标兵称号（全校六人之一）
2009年 获苏州大学“王健奖学金”
2008年 获校“学习十七大、学习新党章”主体征文活动中获一等奖
2007年获苏州大学王健奖学金
2006年 荣获苏州大学2006年度王健奖学金
2005年 获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第二次论文发布会二等奖
2004年 获苏州大学 2003~2004年度人民奖学金二等奖学金
2004年 获苏州大学 2003~2004年度校优秀学生干部
2003年 获苏州大学 2002~2003年度人民奖学金三等奖学金
2003年 获苏州大学 2002~2003年度校学生会优秀学生干部
2002年 获苏州大学2001~2002年度校三好学生
2002年 获苏州大学2001~2002年度校优秀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先进个人奖学金
2002年 获苏州大学2001~2002年度专项奖学金
2001年 获苏州大学2000~2001年度人民奖学金一等奖学金
2001年 获2000~2001年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优秀学生干部
2001年 获苏州大学2000~2001年度校暑期实践先进个人
最近5年曾发表过的主要著作、论文（包括发表时间、刊物名称、合作者及本人在合作者中排名次序）：
1) 2010年参编（副主编）学术论著《中国行政法学专题研究述评（2000-2010）》（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2009年合著（第二作者）学术专著《行政协助过程规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建议制定我国宪法性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另一种思路》，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四卷），第二作者，2010年3月版；
4) 《协力行政的兴起及其行为型态探析》，载《求是学刊》（全国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10年第1期；
5) 《协商民主：提供“审议”传统宪政理念的新视角》，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全国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08年第4期；
6) 《互联网管制背景下的网络人权保障体系探析》，载于《法治论丛》，第二作者，2008/02，并于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8年第8期转载；
7) 《审议民主：一种“审议”传统宪政理念的宪政观》，载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核心期刊），（CSSCI来源集刊，全国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08年第4期；
8) 《试论实现给付行政任务的公私协力行为》，载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CSSCI来源集刊，全国核心期刊），第二作者，2008年春秋号；
9) 《论实现给付行政任务的公私协力行为》，载于2008年10月“第三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论文集，独立作者（该文获2008年第三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10) 《试论行政法任务变迁对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启示》，载于《社会公正与法治国家》，独立作者，2008年11月版（该文获2007年第二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11) 《协力行政及其行为型态研究意义考略——”公民有序参与”法治化路径研究》，载《法政研究》（武汉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集刊），2009年创刊号。
12) 《行政协力行为初论》，载《东方法学》，独立作者，2009年第4期，并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9年第12期转载；
13) 《农村群体性事件法治化的制度逻辑——基于城镇化背景的分析》，第二作者，2010年全国行政法年会论文。
14) 《行政协力范畴探略——行政协力的概念与若干相关问题》，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9年第4期；
15) 《论行政程序中当事人协力义务的相对性》，载《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会2009年年会论文集》，独立作者，2009年；
16) 《论实现给付行政任务的公私协力行为》，载于2008年10月《“第三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论文集》，独立作者（该文获2008年第三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17) 《域外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特征》，载于《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8/04。
18) 《行政证据收集中的若干问题及对策——由“钓鱼执法“事件引发的思考》，载于《”江苏省行政与经济法研究会2010年会“论文集》，第二作者（该文获第一届江苏省行政与经济法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19) 《基于过程理念的行政程序法研究——评《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念与实践》》，载于《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独立作者2008年第4期；
20) 《试论行政法任务变迁对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启示》，载于《社会公正与法治国家》，独立作者，2008年11月版（该文获2007年第二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21) 《协力行政及其行为型态研究意义考略——“公民有序参与”法治化路径研究》，载《法政研究》（武汉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集刊），2009年创刊号；
22)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的法治路径探析》，载于《江苏农村经济》，第二作者，2008年第5期；
23) 《论行政法律关系“不平等下的对等”之性质》，载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一作者，2009年第2期；
24) 《论行政程序中当事人协力义务的相对性——以行政调查程序为例》，载于《学习论坛》，独立作者，2010年第1期；
25)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载于《鄂州大学学报》，第二作者，2009年第4期；
26) 《评翁岳生主编之<行政法>》，《湖南农机》，第一作者，2008年第11期;
27) 《试论行政法任务变迁》，《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第一作者，2007年第11期；
28) 《透视我国缺席判决制度的程序缺陷及其完善》，《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第二作者）
29) 《行政指导价值基础初探》，《西南法学》2005年第四卷，吉林文史出版社（独立作者）
30) 《试论行政指导在行政法意义上的理论基础》，《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独立作者）
31) 《台湾地区行政法学研究集大成之巨著——评翁岳生主编之<行政法>》，《美中法律评论》，2007年第1期（独立作者）
32) 《试论电子政务对传统行政行为理论的影响》，《社科研究》，2006年第3期（香港杂志）（独立作者）
33) 《试论我国公共人事服务事业民营化的行政法学思考》，《研究生法学杂志》，2006年第五卷第2期（独立作者）
34) 《行政权：行政法逻辑起点的科学界定》，《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7月（第一作者）
35) 《浅论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宪政意义》，《河南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第一作者）
36) 《司法赔偿委员会若干问题分析和改革建议》，《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报》，2006年第3期（第一作者）
37) 《公共人事服务事业民营化的行政法学思考》，《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一作者）
38) 《论行政法律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学术论坛》2004年第一辑“法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28页~29页（独立作者）
39) 《农民权利保障问题探析》，《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一作者）
40) 《刍议我国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一作者）
41) 《确立行政权为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可行性分析》，《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一作者）
42) 《试论我国建立行政法人制度的可行性》，《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一作者）
43) 《试论行政法逻辑起点》，《检察研究》（2006年第三卷），中国检察出版社。（第一作者）
44) 《工商行政管理文化的精髓是政府法治文化》，《工商管理科学》，2006年第8期（第二作者）
45) 《侦查权性质之定性探讨》，《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第二作者）
46) 《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之构想》，《法学教育》，2006年第4期（第二作者）
47) 《论西部大开发与法治现代化》，《理论新探索》，2006年第3期（第二作者）
48) 《和谐工商 法治先行》，《工商管理科学》，2006年第12期（第二作者）
49) 《行政紧急程序初论》，《大连干部学刊》，2006年第6期（第二作者）
50) 《浅谈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国律师和法学家》，2006年3月号（第二作者）

G. 行政合同的主体有没有可能是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如果有请举例

问题的缘起
基于现代国家职能与角色的转变及公众对行政民主化期望的要求而使得合同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国家事务
的方式已成为现代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普遍的、日趋增长的现象，这在行政法学界已达成共识。而行政合同的魅
力无非是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的有效结合：一方面它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通过相互交流与沟通而达成的协议，
因而留给相对人发挥积极性与主动性的余地；另一方面作为签约一方的行政主体仍保持其原有公权力的身份，
因而又能保证实现其行政目的。但正如民主与效率的矛盾一样，使行政合同产生如此效能的权力因素与契约精
神在这里恰恰形成“悖论”，贯穿在行政合同中的契约精神旨在通过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重新配置，让公民享有
更多的机会来参与国家行政活动，从而实现行政的民主化与效益性。但这同时是以行政目的将难以实现为代价
的，因为“假如行政合同完全适用私法规则……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具有自利倾向的‘经济人’，在合同中会
怎样地追逐个体利益而置公共的利益于不顾。”〔1〕可另一方面由于权力天然具有的侵略与扩张的本能， 如
果它的行使没有合理有效的定位又会走向问题的反面——行政合同异化为行政命令。因而，行政合同效能之实
现又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之上的：行政主体会合理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可事实上——由于“行政公
益与公务员私益的相对分离足以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即这种权力会走向法律赋予它的本初目的之反面
。”〔2〕那么， 这种在合同中出现的权力因素其含义与性质是什么呢？它的行使定位在何处？又应如何对其
加以必要的限制？本文的论述均围绕上述问题展开。
一、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特权的含义与性质
目前，中国行政法学界部分学者通过对行政合同内容与效力的考察或对合同精神理解而认为行政合同主体
双方权利义务对等或地位在本质上平等——这或许是对行政民主化的一种期望，但正如日本学者和田英夫所说
的：“行政契约最终要附带条件，而且必然在行政法上受到修正、加工和改变，从而与私法契约相区别。”〔
3 〕即使因政府与公民都适用私法规则而素以平等自居的英国人也通过判例的形式得出“契约不能束缚行政机
关自由裁量权”之结论。因而，行政合同中的权力因素是确实存在的。不过，本文不想立即给这种权力因素下
个定义，而是先通过对行政合同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及权力因素来源的理性分析来阐明这种特权的内涵与性质
。
（一）行政合同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
“企图回到纯粹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国家缩减到仅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胄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限
度的职能，实际上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4〕较之近代国家而言， 现代国家已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
的方方面面，包括管理、监督和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从传统的奉行“不干预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转而变为介
入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国家。现代国家的职能变化与角色演变最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及人与人关系的复
杂化，“一个社会中权力的总量取决于该社会中相互影响的关系——即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或集
团的行为变化的那种关系——的数量和强度。”〔5 〕国家对社会经济管理的深化及范围的扩大，势必将更多
的经济关系包括合同关系纳入公法的调整范围，从而使得国家的意志渗入合同领域。私法领域中的“意志自治
原则”或“契约自由原则”的衰落正是这一现象的体现。契约自由——“其流弊使经济上的强者利用契约为欺
压弱者的工具，或以契约自由为掩护而产生影响社会公序良俗的情事。”〔6 〕而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是实现
社会公共利益，因而传统的唯当事人意志的合同不得不建立在公平观念和国家政策的基础之上。行政合同正是
在这样一种社会基础上作为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一种形式而出现，是国家的普遍意志渗入合同领域的结果，
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则是行政权力扩张的结果。因此，不难理解附合合同〔7 〕的普遍化与标准合同或一般合
同条款的普遍运用在现代已成为一种趋势。
（二）权力因素的来源
那么行政合同中的权力因素是基于何种理由而存在的呢？这是因为现代社会需要的不只是安全与秩序，还
包括更重要的实质性公平，它要求权力中立于社会利益以便克服国家权力与个体自由的偏颇，“行政既然与国
家权力——社会的公共权威有密切的关联，那它的性质也派生于社会的公共权威的性质变化而变化。”〔8 〕
合同中的权力因素正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存在，日本行政法学者南博方先生认为“若契约的延续将严重危害
公共利益时，则应给行政主体以单方解约权。”〔9 〕我国台湾著名行政法学者张载宇先生也主张：若为公共
利益之需要，“行政机关得以单方面意思表示而撤销，利害关系人不得以撤销权相对抗。”〔10〕由此可见，
基于现代政府之目的不仅是安全与秩序，还包括普遍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而这正是行政合同中权力因素存
在的根源。
（三）特权的含义与性质
“特权”（privilege）一词通常在否定意义上使用， 如：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实际上，“特权”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和（法律）许可的特权〔11
〕之分。本文所称“特权”即为法律许可的特权。
通过前文对行政合同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及权力因素来源的分析，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特权的含义与性
质已大致明朗，它的定义也可概括为：在行政法上确认的或在行政合同条款中规定的，作为签约一方的行政主
体为实现公共利益之目的而享有的不同于普通合同中规定的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关系而存在的对合同单行使公权力的强制性权力。在此定义基础上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1.由于合同经常以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形式而存在，而在此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却保持其原有公权力
的身份，因而冠以“特”字。
2.必须明确行政合同在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手段的同时又是与相对人一方经合意而致的协议，因而，行政主
体的身份是双重的——公共权力的拥有者与一般合同的当事人，特权只有在订立或执行合同过程中遇公共利益
障碍时才出现。
4.特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强制性权力，因而它的行使必需以合同条款规定或行政法所确认的为限。
二、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特权的内容
（一）国外行政法对特权内容的有关规定
行政合同被誉为是法国行政法一大创造，其对行政主体享有的特权也作了较为完整的规定：①基于合同当
事人必须得到政府信任，行政主体享有选择合同相对一方并要求其本人履行义务权；②基于行政主体是公共利
益判断者，享有对合同的指挥权，包括对合同履行的监督控制权和对具体执行措施指挥权；③出于公共利益需
要以补偿对方为前提的单方变更合同权；④因情势变更，以补偿对方为前提的单方解约权；⑤对方当事人违反
合同的制裁权，这种制裁权包括金钱制裁、强制手段（如代执行）、解除合同（当事人有严重过错，不给当事
人任何补偿）。英国人把行政合同看作是民事行为，但出于实际需要，政府通过在合同中具体规定特权的方式
（如在某些条款中规定政府享有单方变更权、单方解约权）要求行政主体在订立合同时遵守。在英国行政法史
上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契约的义务与行政机关法定权力义务相冲突，契约效力如何？1921年高等法院王座
分院在对安菲特莱特案件的审理判决中宣布该合同无效，从而得出“契约不能束缚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结
论。〔12〕德国是较早用法律构建行政合同制度的国家，从其有关行政合同的法律规定来看“德国法既不存在
着任何法国法中强制执行合同的措施……也没像法国法那样赋予行政机关无论在什么时候认为变更合同的条款
是公共利益必需的，则享有变更合同条款的普通权力。”〔13〕在德国，变更合同标的的条件受到法律严格控
制，然而“如果撤销一个合同对于防止或消除某种对社会的一般福利的严重危害是必须的，那么在任何时候，
则授予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行政机关最终地撤销合同的权力和单方面的解除合同的权力。”〔14〕日本、台
湾行政法也有类似于法、德式的规定，本文不再赘述。
（二）几点启示
1.由于行政机关所承担的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因而必须赋予其一定特权。这可从法国、英国、德
国行政法所规定的行政主体可单方行使解约权或撤销权的条款中看出。
2.公共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的观点已为各国普遍接受。
3.特权的多寡是各国依本国国情而作出的立法选择，孰优孰劣难以定论。法国既有完整的行政合同法律制
度，又有系统的行政契约理论，这同他们具有明确的公法、私法以及实行双轨制的审判制度有关。在法国行政
机关可签定两种合同：一类是私法上合同，如购买办公用品的购买合同，这类合同受私法调整由普通法院管辖
；另一类是公法上合同，如公共工程承包合同，这类合同受公法调整由行政法院管辖。但在英国法律中没有明
确的公私法划分，英国人把行政合同看作民事行为，适用私法规则，因而也不难理解英国人是如此忌讳合同中
存在的权力因素，而德国人可以看作是介于英法两国之间的一种做法。
（三）我国行政合同中特权内容的立法设想
当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特权内容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①行政主体单方面
选择行政相对人而与之签订行政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享有监督权或指挥权；根据公共需要，在情势变更时
可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合同；享有对对方的制裁权；〔15〕②有权要求合同对方履行义务；享有对合同指挥权、
单方面变更合同权及制裁权；〔16〕③行政主体只在合同范围、合同原则、合同订立标准上有决定权。〔17〕
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
供服务和检查监督。”《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四十条规定“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
政府依法对企业进行协调、监督和管理，为企业提供服务。”应该说中共十四大报告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为我们研究行政合同提供了理论与法律上的依据，鉴于目前统一合同法正在起草过程中，
因此加强对行政合同中特权内容的研究极具现实意义。那么，应如何确定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特权的具体内
容呢？笔者认为，至少还需要考虑以下4个因素：
1.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行政权力一体化运行方式；
2.企事业单位与公民缺少社会责任感，习惯于唯命是从；
3.人际关系网特别复杂；
4.公民法律意识较为薄弱。
因此全面照搬法国理论，可能导致传统体制中计划经济某些弊端复发而仿照英、德理论唯恐难以实现保障
公共利益之目的。本文基于上述4个因素考虑并借鉴法、英、德等国的立法经验认为：在我国， 行政主体在行
政合同中特权应作如下规定：
1.对合同标的享有决定权。在普通合同中，其标的是经当事人双方合意而定，但在行政合同中，由于行政
主体是公共利益判断者，因而，合同的原则、范畴及标准的订立只能由行政主体决定，相对人无权对合同标的
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合同动议之发出，须出于公共利益之需要，不得出于私利之考虑，如搞创收，等等。
2.否决合法招标权。即行政主体在签订行政合同时，对第一次中标人不满意时，可进行第二次招标，而其
他签约方式（邀请发价、直接协商）都可以为行政合同签约时采用。此项规定既体现了公平竞争原则又符合同当事人必须得到政府特别信任之要求。
3.单方解约或变更合同标的权。此项规定对于保障公共利益提供了最后的“防线”，但它的行使必须以公
共利益为前提。
4.仿照英国法做法，在合同条款中或在行政法中，依合同内容与种类规定如法国法中大小不一的特权。如
在国家订货合同中可以规定行政主体享有履行合同的指挥权与监督权，但在土地承包合同中就不必规定发包方
享有此种权力。
三、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特权的控制
（一）控权之必要性
“不受制约的权力却极易由于其反复无常而漠视正义与安全的要求，这种反复无常使法律无法衡量不同人
的行为的法律后果。”〔18〕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如何合理行使特权是基于对以下2 个因素之初步考虑。
1.行政合同与行政命令或行政指导相比最大的优点是由于它是一种富有弹性的管理方式，既给相对人以发
挥积极性的余地又可保证行政主体实现管理职能的要求，但这种效能的实现是建立在行政主体能合理行使特权
的假设基础上的，而它的代价是行政合同可能异化为行政命令。
2.公共利益优先是行政主体享有特权的出发点，但“正当”、“必要”、“公德”、“公序良俗”等词本
身就是一些措词模糊的概念。“尽管行政自由裁量标准的模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不难断言由此带来
的权力滥用”。〔19〕
（二）控权模式的选择
在对权力行为的控制方面，法律力所能及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着眼于行政行为的结果，通过详细的实体规
则来实现对权力的控制；另一种是着眼于权力行为的过程，确定程序来控制权力。“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
程序保障的历史”（〔美〕F·福兰克福特）〔20 〕对于行政合同中特权的控制，本文认为除以责任制约、权
力制约、权利制约等着眼于行为结果的方式外，尤应导入程序制约模式，但对于程序控权机制的演进、功效、
意义在这里不想赘述〔21〕，本文旨在通过如何设计合理的具体程序来达到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行使特权时
既体现效率又保障合同相对方的权益，从而实现行政合同应有之目的。
（三）正当程序之设计
1.行政主体作为公共利益判断者享有对合同标的的决定权无可厚非，但为确保行政合同标的之可行性，行
政主体在作出决定时应当进行可行性论证：即须给有关专家、学者或涉及合同标的利害关系人口头或书面陈述
意见的机会，以供行政主体决定时参照。如行政主体决定签定一个在沿江建筑公路为标的的合同，则应当给沿
江渔民提供陈述意见之机会。
2.行政主体否决合法中标人时，本文认为应履行如下程序：说明理由，向被否决的中标人阐明其不适合承
担此合同履行者之限制条件，以书面材料向其表明另有履行此合同者之优势；听取对方意见，允许被否决的合
法中标人表明对行政主体所作决定的看法；遵循公开与公平原则，听取被否决的合法中标人与行政主体另行指
定的合同履行者之间的辩论。
3.因公共利益之需要行政主体单方行使变更合同标的或解除合同权时除应当履行说明理由，听取对方意见
两项义务外，还应当履行先行告知义务。行政主体作为公共利益判断者，掌握大量人力、物力及信息资料，完
全有能力预见社会的需要，先行通知合同的相对一方可以避免其财力的浪费。
4.行政主体认为相对人不适当履行或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而行使制裁权时，首先应当以书面或口头形式
催告当事人，并应给予一定期限从而使其有申请补救的机会；当催告无效，行政主体以书面形式出制裁决定时
，必须先通知合同相对方当事人到场，听取其意见，给予申辩机会，并且应当允许其聘请代理人，向其说明作
出制裁之理由并出示有关书面、文字材料作为证据。合同相对一方当事人对制裁不服时，应当给予其合理期限
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对行政机关而言，遵守程序会耗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但如果这能减少行政机构运转中的摩擦也是值得
的。因为程序促进了公正，减少了公众怨苦，其作用是促进而非阻碍了效率。”〔22〕以程序制约特权只是本
文一种尝试，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H. 胡建淼的科研成果

胡建淼在行政法学研究上的成果，主要在于形成或强调3种理论，即“双线理论”、“动态理论”和“中观行政法学理论”。他的格言是：中国需要有“法的经验”，但更需要有“法的理性”。他将为寻找与筑建后者而奋进。 《外国公法译介与移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06月
《国家赔偿的理论与实务》，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04月
《公共行政组织及其法律规制暨行政征收与权利保护》,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04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01月
《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
《中外行政法规：分解与比较》，法律出版社，2004年08月
《外国宪法诉讼：案例及评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06月
《外国宪法诉讼：法规及评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06月
《行政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003年06月
《行政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04月
《行政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02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01月《行政强制法研究丛书（共四本）》，法律出版社，2003年01月
《行政强制》，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
《行政违法问题探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
《行政法学（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04月
《宪法学十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09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06月
《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 行政主体责令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属性，《中国法学》2009/01
公共摄像监视与公民隐私权保护，《法学》2008/06
中国内地与澳门行政诉讼若干制度之比较，《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8/Z1
论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深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6
美国管理性征收中公共利益标准的最新发展——以林戈尔案的判决为中心的考察，《环球法律评论》2008/06
论公共摄像监视——以隐私权为中心，《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04
行政驱逐出境若干基本问题探析，《法学》2007/11
论最小侵害原则在行政强制法中的适用，《法学家》2006/03
有利法律溯及原则及其适用中的若干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
论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法学家》2005/02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为例，《中国法学》2005/05
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法律新课题——《个人信息保护法》研究，《科学学研究》2005/06
中国行政诉讼范围的演变与趋向——划定·限制·恢复·拓展，《政法论坛》2005/05
政府管理与信息公开之法理基础，《法学论坛》2005/04
其他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5/01
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模式及发展展望，《法制现代化研究》2004/00
论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准确认定，《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6
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模式与结构——依据对世界上行政程序法规范结构的统计与透视，《政法论坛》2004/05
行政明确性原则初探，《江海学刊》2004/05
公共利益概念透析，《法学》2004/10
论合意理念在行政领域中的渗透——基础、表现及其支撑系统，《法学杂志》2004/04
WTO与中国行政救济制度的改革，《浙江社会科学》2003/02
论中国“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演变及定位，《法治论丛》2003/01
论中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执行制度及理论，《法学论坛》2003/05
我国行政法上的强制执行:行为、定性及立法归属——兼论《行政强制法》或《行政程序法》与《行政诉讼法》对现行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在调整范围上的划分，《政法论坛》2003/04
现代行政视野中的事实行为——行政环境、蕴含与诉讼，《行政法学研究》2003/01 《中外行政强制制度的现状及中国行政强制制度的改革》，国务院法制办，2002年05月01日

I. 湛中乐教授的夫人是谁

湛中乐，男，汉族，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他担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地方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培训中心兼职教授；国家人事部公务员考试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税务咨询协会理事；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工商管理学会理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价格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法律咨询专家、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法制专务、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申诉委员会委员、海口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普法讲师团成员，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立法咨询组专家、综合改革小组专家，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五周期、第六周期中国项目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战略发展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顾问、北京市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教育法学研究会顾问，被教育部、民政部、工信部、水利部等部委和云南省省委、省政府等聘为专家顾问或法律咨询专家。
教育背景
1982——198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
1987——1990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
1994——2003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工作经历
1990年7月——1992年7月北京大学法律系任助教；
1992年8月——1994年5月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1994年6月——2005年5月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5年5月至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活动经历
1993年2月——1993年7月北京市昌平县东小口乡社教；
1993年9月——11月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院进修访问；
1994年5月——11月日本爱知大学法学院合作研究；
1996年3月——4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作为中国教育部系统首批“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学者访美；
1998年出席台湾政治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第二届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并作相关演讲。
2000年9月——2001年9月美国“富布莱特”项目高级访问学者访美；

湛中乐《现代行政过程论》
2002年9月21——27日作为中国代表团法律顾问出席联合国开发署/人口基金执行局2002年第二次常会；
2002年12月应日本九州大学邀请，出席由日本文部省和日本学术振兴会共同举办的“亚洲：开放社会与法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演讲。
2004年出席韩国（汉城）召开的第六届“东亚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
2006年5月出席台湾政治大学召开的“海峡两岸人身权保护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演讲。
2006年6月出席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召开的“海峡两岸四地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并作专门学术评论。
2007年10月参加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年会，被推选为副会长。
2008年10月参加中国 “国家人权计划行动”起草（国务院新闻办组织）。
2008年10月被中国行政法年会（贵州）理事会选为副会长。
2008年10月，被北京市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聘任为法制专务（聘期一年）。
2009年7月，出席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综合改革会议。
2009年10月，日本国立新泻大学聘任教授（聘期一年）
2010年1月，出席日本名古屋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演讲。
2010年6月再次出席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召开的“海峡两岸四地法律教育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演讲。

J. 行政诉讼 什么叫“不具有可撤销内容”

就是原行政诉讼前产生的该行政结果不改变，维持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