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刑事诉讼法

① 老人路边摔倒我没扶，被老人家属告上法庭，我该怎么办

如果是因为老人自己摔倒，而没有扶的话，我觉得并不需要担心自己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以及后果，因为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来看，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导致他人受到伤害，那么国家法律层面，并不会让被告人受到法律惩罚。

总结

如果老人为了讹诈帮助自己的人，就做出各种骚扰或者伤害帮助者的事情，那么帮助老人的人就应该主动寻求法律的帮助，因为只有通过法律武器，才能够让这些心存恶念的老人，受到法律的严惩以及制裁。

② 对见义勇为的定义

见义勇为

见义勇为是指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见义勇为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同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的行为；第二类是抢险救灾的行为。见义勇为既可以是正当防卫行为，也可以是紧急避险行为，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可以是保护自己利益，而见义勇为则是保护他人利益。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有关见义勇为的立法，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奖励。

1汉语词语
编辑
见义勇为指公民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或者抢险、救灾、救人的行为。
见义勇为是要建立在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之上的，有人落水，你不会游泳而去救是不明智的，见义勇为，不是冷漠，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见义勇为的人要有一颗仁义之心，仗义执言。见义勇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
【读音】jiànyìyǒngwéi
【解释】看到正义的事，就勇敢地去做。
【出自】《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
【示例】～真汉子，莫将成败论英雄。◎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十四回[1]
【近义词】急公好义、挺身而出
【反义词】袖手旁观、见利忘义、见义不为
【语法】连动式；作谓语、定语；含褒义
【成语故事】1993年8月，济南军区某部中士徐洪刚探亲期满乘车返队，在车上遇到几个歹徒在调戏一个女青年，并肆无忌惮耍流氓，徐洪刚这时立即见义勇为，毫不犹豫上前制止，被歹徒连刺多刀，他顽强地追赶歹徒，被授予英雄称号
2法律术语
编辑

基本特征
见义勇为的法律特征主要有：
1、见义勇为的主体是非负有法定职责或者义务的自然人。负有法定职责或者义务的主体，在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义务时，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
2、见义勇为所保护的客体，是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公民为保护本人生命、财产安全而与违法犯罪做斗争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见义勇为。
3、见义勇为的主观方面在于积极主动、不顾个人安危。
4、见义勇为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遭受正在进行的侵害的时候，义无反顾地与危害行为或者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行为。

形成条件
一是以保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为目的；
二是具有不顾个人安危的情节；
三是实施了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或者抢险、救灾、救人的行为。
这三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才构成见义勇为行为。
3各地政策
编辑

南京规定
根据江苏省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出台的《关于做好见义勇为受表彰人员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见义勇为受伤者可享工伤保险待遇。
《意见》还规定，外地市民在本市见义勇为，或本市居民在外地见义勇为，受到表彰，并获得相关奖励证书或荣誉证书的人员，也可享受优惠政策。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将简化工作程序，为见义勇为人员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支付提供一站式服务。
《意见》对见义勇为人员工伤认定、医疗保障、养老待遇等方面作出新规定。其中，见义勇为人员经认定为工伤的，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见义勇为人员的工伤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承担。用人单位无力承担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垫付，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向用人单位追回。经劳动保障部门同意，用人单位按规定补缴社会保险费后，其见义勇为人员的工伤保险待遇按参保人员处理。
根据《意见》，见义勇为人员与本市用人单位有劳动关系的，由所在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而医疗费用由社保基金支付。其中，见义勇为人员已参加工伤保险、经认定为工伤的，在治疗和抢救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全额支付；不在工伤保险支付范围的见义勇为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等之一的，在治疗和抢救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由相应医疗保险基金全额支付；同时见义勇为人员可就近就便就医，不受医疗机构定点资质限制。
《意见》还规定，见义勇为人员牺牲后，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全额支付给遗属。同时，如果是在领失业保险金的见义勇为人员，其未领取的剩余月数失业保险金，可一次性支付给本人或遗属；参加了失业保险未享受过失业保险待遇的见义勇为人员失业的，其失业保险待遇按其参保年限长短和缴费水平予以核定，失业保险金可逐月或一次性支付给本人或遗属。同时，见义勇为人员及其配偶可以按照生育保险政策享受生育津贴、营养费和生育医疗费。

广东舆论
小悦悦事件”带给社会的道德冲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2011年10月23日，广东省总工会在佛山举行全省职工“倡导见义勇为弘扬传统美德”论坛暨承诺行动启动仪式。广东省总工会提出，将为见义勇为职工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活动上，广东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陈宗文说，“小悦悦事件”提醒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既使命光荣，又任重道远。工会作为一个枢纽型社会组织，同样要在树立社会正气，加强社会公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在论坛上，与会的代表还纷纷建言献策，就如何重构社会道德体系，如何挽救社会信任危机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佛山市科技学院教授安文江认为，这起悲剧事件的发生也反应出整个社会处于诚信缺失的状态，这直接导致各人自私心理的膨胀，从而使整个社会缺乏应有的温暖和真情。同时社会引导、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到位对人们的心理也有极大影响。
佛山市律师协会理事邓敏姿表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除加强宣传外，更重要的是解决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彭宇案让大家觉得，当英雄强出头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大家都不敢也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张振飚表示，只要见义勇为职工的权利受到损害，工会将无条件免费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保证他们的权益不受侵犯。

河南政策
我省出台文件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权益，基本生活、医疗、入学、就业、住房等均有优待
见义勇为牺牲补助金至少50万
2013年11月27日，记者获悉，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七部门制定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基本生活、医疗、入学、就业、住房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尤其是明确了见义勇为死亡人员抚恤补助政策。
我省曾在1998年出台《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虽然规定了见义勇为人员的优抚待遇，但标准偏低，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此次规定统一明确见义勇为死亡人员抚恤及补助标准是最大亮点。
《意见》规定，见义勇为死亡人员符合烈士评定条件的，依法评定为烈士。不符合烈士评定条件，属于因公牺牲情形的，按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有关规定予以抚恤；属于视同工伤情形的，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相当于本人40个月工资的遗属特别补助金。不属于上述情形的，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40个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排职少尉军官工资标准发放一次性补助金。
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不计入家庭收入，见义勇为人员所得奖金或奖品按照现行税收政策的有关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负伤人员先救治后收费
对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医疗机构要建立绿色通道“先救治、后收费”。对急危重症的，要优先救治。见义勇为负伤、致残、死亡人员的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等，由加害人或责任人依法承担；无加害人或责任人以及加害人或责任人逃逸或无力承担的，根据规定，由工伤保险或医疗保险解决；不能解决的可通过见义勇为专项基金或见义勇为发生地县(市、区)财政予以解决。
优先安排公益性岗位
见义勇为负伤、致残人员不适合在原岗位工作的，用人单位要为其调换适合的工作岗位。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要优先安排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见义勇为人员。见义勇为人员申请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商、税务、质监等部门要优先办理证照，有关费用依法给予减免。
高考中招享受加分政策
见义勇为人员以及见义勇为死亡或致残人员子女在高考、中考时，可以享受优待加分政策。
优先享受保障房
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城市见义勇为人员家庭，优先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或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4特别实例
编辑

基本情况
发生在湖南长沙一起见义勇为纠纷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呼喊抓贼者要不要赔偿、受益人刘先生是不是应该赔偿，许多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理由，争论的焦点是对被害人潘登峰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和处理本案法律依据。本文试对各种观点进行评析，以探求潘登峰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和本案的正确处理。

基本过程
2002年3月6日法制日报第六版报道了这么一起发生在湖南省的真实案件：一天凌晨，住在长沙市星沙镇长浏饭店的刘先生发现有人行窃，便大喊“抓贼喽！”睡在刘先生隔壁的该饭店老板薛定基闻声后，立即跑到刘先生房间，问明情况后，便跑到楼下去，大喊“抓贼”。这一喊，立即引起周围许多人的注意。在星沙镇二区夜宵一条街上的摊主、来自浏阳市杜港镇的潘绍峰、潘登峰两兄弟惊醒后，也一起跑了出来。薛定基和潘登峰跑在前面，他们在后门口发现一提着长刀的青年人，薛大喊一声：“谁，干什么的？”那青年人一愣，拔腿便跑。在追的过程中，追上来的潘登峰不幸被刺中胸部，在送到医院时死亡。凶手最终被众人擒获。后来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并赔偿死者父母60850元。然而，死者父母却将薛定基告上法庭，理由是虽然法院判决赔偿，但至今未拿到赔偿金。另外，案发时，薛定基亲自喊潘绍峰两兄弟去抓贼，儿子的死与薛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薛定基认为，自己是见义勇为，又是第一个受伤者，自己也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赔偿。法院已受理了此案。
下面笔者就斗胆对各种观点进行粗浅的分析，并提出笔者对潘登峰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和本案的正确处理的不太成熟的理解和看法。
5不同观点
编辑

无因管理说
无因管理说根据其法律依据和倾向，又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潘登峰见义勇为的行为其性质在民法上是一种无因管理行为。那么管理人所受损失和费用，应当由受益人赔偿，而本案中受益人是住店的刘先生，而不是呼喊抓贼者薛定基。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案受益人刘先生对见义勇为受害人潘登峰的有适当的补偿义务，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适当的补偿”以及《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二条“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人的情况下，如果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状况，责令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②。
有学者认为，见义勇为者所受到的损害，如果因侵权因素造成损害赔偿，属于规范竞合，见义勇为者不能同时行使，只能选择其一。否则会过分加重同样作为被害人的无过错的被救助者的民事责任，有碍公平。主张见义勇为者应依侵权法的规定，向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对于被救助者则不得提起赔偿之诉。③

契约说
这种观点认为，潘登峰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不是“无因管理”而是合同行为。薛定基喊的“抓贼”是一种要约，而潘登峰应声赶来是承诺。但薛定基“签”订的这个合同是为保护住处被窃刘先生的合法财产不受侵害而订立的，而且刘先生对薛定基的喊话事后也没有持否定态度。因此薛定基喊话的是一种合法的代理行为，即代替刘先生与潘登峰“签”订了一个口头双务合同，即刘先生有请求潘登峰维护他利益的权利和赔偿潘登峰因维护其利益而带来损失的义务，同时潘登峰有获得因维护他人利益而给自己带来损失的赔偿的权利和维护他人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义务。
据此，潘登峰的家属向呼喊抓贼者薛定基索赔无法律依据。如果歹徒无力赔偿，潘登峰家属应依据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八十五条的规定要求刘先生赔偿损失60850元现金。
评析：契约说存在许多疑点和错误。且不说薛某的代理权和所谓的“要约”、“承诺”含糊和不确定性，有牵强附会难以成立之嫌。更为重要的是潘登峰的抓贼行为是不以和林先生设立、变更、终止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而是一种邻里守望的帮助行为，更是公民勇于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行为。这种行为与契约或合同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潘登峰响应薛定基的呼喊与其一起抓贼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为了保护社会安定、有序等公共利益和为目的，体现良好的品行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出于订立合同的目的。其直接动机是为了抓捕窃犯，不是保护侵犯宋先生的财产，当然在客观上潘登峰等的追捕行为有利于宋先生的财产进一步受损，但绝对不是为了获得损失补偿而去抓贼。被害人潘登峰具有理性控制和选择自己行为的能力，虽然他并没有追赶或抓捕窃贼的义务而且面临危险，却在自己的自由意志支配下做出奋勇抓贼这一选择，这是值得高度赞扬和肯定的见义勇为之举，不属于合同行为。

公平责任说
这种观点认为，薛定基的呼喊抓贼与潘登峰见义勇为而死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但薛定基、潘登峰在一起抓贼过程中利益是共同的，即将凶手制服同时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尽管薛定基本人对于潘登峰的死是完全没有过错的，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所以死者父母起诉薛定基要求索赔是有法律依据的。
评析：公平责任原则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但是根据民法原理，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前提是各方当事人都无过错，根本不存在有过错侵权人，即对当事人的损害不存在侵权人或侵害人。本案中伤害潘登峰的歹徒是具有过错的侵权者。所以本案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不能要求收益人或共同利益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且所谓“共同利益”的理解也缺乏说服力，我认为抓贼过程中的把凶手制服利益是既属于林先生也属于薛定基、潘登峰但更属于全社会。如果一起抓捕违法犯罪分子的人如果要对被违法犯罪分子伤害的其他人负责，那么以后谁还加入抓贼过程中？谁还愿意去协助抓捕违法犯罪分子？我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的立法本意也是不希望这样的。

因果联系说
这种观点认为，被害人的死与呼喊抓贼者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指某一损害行为与相应的损害结果之间特定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因此，薛某呼喊抓贼的行为不可能产生被害人潘登峰的受伤以至死亡损害结果，潘登峰的死是犯罪人行凶的结果。本案家属向呼喊抓贼者索赔是难以找到法律依据的。
评析：这种观点从因果联系的角度说明了薛某没有赔偿责任，但理由不全面，也没有进一步分析本案的解决。

一事不再理说
这种观点认为，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其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受到的损失已经由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附带判决，并审理完毕。死者家属因为“虽然法院判决赔偿，但没有拿到赔偿金”，而再起诉呼喊抓贼者，实际上是同一案件的重复起诉，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不应再予以审理。至于死者家属没有拿到赔偿金，那是生效判决的执行问题，死者家属没有拿到赔偿金，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评析：“一事不再理”说看到了首先应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判决实现侵害人的主要责任，但忽视了我国民法对见义勇为受损人受益人的补充的损失补偿请求权的规定和受益人的适当补偿责任。

判定建议
潘登峰的抓贼行为是见义勇为行为，民事上其性质是存在不法侵害人而冒险进行的无因管理行为。从刑事上来说，本案潘登峰的抓贼的见义勇为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行为，而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刑事司法协助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
潘登峰在英勇抓贼中遭遇不测，人们都为之痛惜和钦佩，其家属理应受到物质补偿和精神安慰。但是，我们不能以情代法，混淆法律关系和是非对错，造成无辜者受到人为的伤害、社会正义的破坏。我认为本案存在着三种法律关系，即见义勇为者与第三人之间形成侵权法律关系，其中侵权人对见义勇为被害人负有首要赔偿责任；在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者之间形成无因管理法律关系，其中受益人在一定范围内对见义勇为被害人负有适当的补偿责任，另外呼喊抓贼的薛定基与潘登峰，两人是共同见义勇为者。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二条。我认为案件处理应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呼喊抓贼的薛定基不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它同样是见义勇为者，不是受益人也不是侵害人，而且他与凶手没有连带责任关系，薛某呼喊抓贼的行为构成侵权损害行为也不可能产生损害结果。另外在有侵害人的情况下，公平责任不能适用。这也是社会正义、大众感情和行为导向等方面的要求。如果认定一个同样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并也遭受一定损失的见义勇为者有赔偿责任不利于鼓励见义勇为。
其次，本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的执行力度应加大，必须查清判决不执行的事由，考察犯罪人的所负担的赔偿金是无力清偿还是故意不清偿、逃避执行。若是后者，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若是前者根据其能力可以分期执行或采取延期执行、部分先予执行等等措施。
再次，判决的执行确实不能使本案家属从侵害人那里获得充足的赔偿补救的，则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刘先生适当负担必要的补偿责任，其数额大小应综合考察各种因素，如宋先生的经济能力、收益大小、罪犯已经或可以执行部分数额的大小等等。
最后，考虑到见义勇为行为保护社会利益、对社会的积极贡献的特殊性质，民政、劳动保障、财政等有关政府部门或见义勇为基金会既要进行必要的表彰和奖励，同时要做好有关见义勇为人员保障工作。在见义勇为被害人或其家属得不到及时充足的赔偿时，可先行垫付并取得对侵权人、受益人的追偿权。也可以依据有关规定先行向其家属发放一定数额的社会抚恤性质的救济。
6相关组织
编辑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以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社会正气，倡导见义勇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宗旨；以表彰奖励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宣传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研讨见义勇为理论问题，推动见义勇为立法等为主要任务。
截至2012年8月，基金会与中宣部、中央综治委、公安部联合召开了十一[2]次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和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共表彰奖励见义勇为先进人物2000余名，发放奖励抚恤慰问金2500余万元。与“中国石油”联合开展了两届全国十大见义勇为好司机的评选活动。自2000年以来，基金会还对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牺牲及伤残人员困难家庭及其子女实施了“扶困助学”工程，为数百位生活困难的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家庭发放了困难补助金，资助见义勇为英烈子女近200人就学。
去年以来，基金会又制定了针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及时表彰奖励办法等为见义勇为人员服务的长效机制；设立了“爱心账户”，主要用于对见义勇为人员和牺牲者家庭经济困难的定向帮扶，按月发放200至500元不等的补助金；在春节、元旦等节日期间，基金会还拨出专款，联合中央综治办、公安部对全国见义勇为人员进行慰问，了解见义勇为人员的现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见义勇为人员感受来自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爱。
2013年5月24日至6月16日，基金会还联合中宣部、中央综治办、公安部、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共同举办了“唱响正气歌，做时代骄子”———见义勇为英雄事迹大学巡回报告活动，报告团在七省19所大学作事迹报告，共四万余名大学生聆听了报告，在社会上、在校园里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指向性最强的基金会，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1993年6月由公安部、中宣部、中央综治委、民政部、团中央等部委联合发起成立。至2013年成立九年以来，该会同有关省市组织了大量表彰活动，募集见义勇为基金7000多万元，发放奖励抚恤、补助慰问和助学金2000余万元。中华见义勇为基金的工作模式是：一，每两年开一次全国性表彰大会，由中宣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单位抽人员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各省上报的人员事迹进行评审；二，面对日常申请补助的见义勇为人员，由基金会办公会进行研究，看够不够标准、够哪一级标准，形成意见后报基金会会长或常务副会长审批，再对外发钱。
据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千个市、县设有见义勇为事业组织管理机构，从事见义勇为工作的人员近万人。至2013年近十年来，各级见义勇为管理组织已募集基金十几亿元。
7相关法规
编辑
国家条例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
8见义勇为事迹
编辑
一段视频拍下了这两位救人事迹，一个溺水者浑身湿透，躺在马路上，一位年轻女孩跪在地上做心肺复苏，旁边一人帮助救护。还有一位年轻男子浑身湿透的悄悄离开了。视频引起网络热议，为两位英雄鼓掌，被称为“最美恋人”[3]。
视频中的两个人就是王旭东和李晨阳两位，年轻的小伙王旭东会游泳，但没有专业训练过，还是毅然的跳水去救助，之后悄悄的离开了；年轻女孩李晨阳曾做过三年的护士，懂得急救的知识，还有一位男子帮助，一起救助溺水者，这才争取了救助时间。
王旭东的公司了解情况后，授予王旭东“见义勇为好青年称号”，并奖励5000元钱，号召全公司的人们学习。

③ 扶摔倒老人被讹，该不该扶

这几天，新郑两位少年因扶摔倒老人反被讹的新闻受到了网友的广泛关注：两位骑自行车的少年在正常骑行时，一位老太太骑着电动车逆行迎面而来。老太太在躲车的时候滑倒在了井盖旁边。已经骑过去的两位少年见老太太摔倒了，就跑了过来把老太太扶了起来。随后，少年的父母也来到了现场，老太太说：“妮，你放心吧，这两孩儿是好孩儿，一点儿不关他俩的事儿。”少年的父亲也想通过这件事，来培养孩子助人为乐的品质，就和孩子一起把老太太送到了医院，并给老太太垫付了医药费。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老太太的家属来到现场以后，在医院明确只需要2000块钱的情况下，仍然向少年的父母索要了5000块钱作为赔偿款。当时少年的父母想着孩子可能有错，就给了老太太5000块钱。事后，经交警认定，老太太逆向行驶，两个孩子和她也没有擦碰，所以老太太应该承担本起事件的全部责任。

少年的父母在弄清事情原委后，请求老人退钱时，她竟然说：如果他没有碰到我，他没有责任，那为啥给俺钱呢？为啥送我去医院呢？最后，经过协商，老太太退了4000块钱，剩下的1000块钱，声称就是打官司也不退了。

媒体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老太太捂着脸不敢面对镜头，竟然还声称：他虽然没有碰着我，但是他有连带责任，我要是不刹车，碰到你家孩子，你家孩子能受得了吗？小孩要不是没有一点连带责任，他也不会领着我去医院看病。钱，我反正不会退了，我退那四千块钱都多余。

经过记者和现场民警的调解，老太太终于答应退还剩下的1000块钱的时候，老太太的姐姐突然回到了家中。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老太太的姐姐把记者和民警都赶出了家门，拒绝退还剩下的1000块钱，不管记者和民警怎么敲门就是不开，并声称：门给我敲坏再说事。竟然还想再讹民警和记者一把。

新闻一出，在路上遇到摔倒的老人，该不该扶又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之一。有人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个案，而否定整个社会群体，毕竟，助人为乐、救人济困是我们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也有人调侃道：碰到摔倒的老人，千万不要扶，我家里原来有矿，出门开大奔，扶了两回老人，我现在骑自己车。按说，在一个崇尚道德、正义、文明的国度里，面对老人摔倒，不应当出现诸如“该不该扶”、“要不要扶”、“能不能扶”的争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争论，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道德层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缺失。

而这种道德的缺失由来已久。2006年11月20日，南京青年彭宇因在公共汽车站好心扶起一名跌倒的老人，并将其送到了医院。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受伤的徐老太太及其家人一口咬定就是彭宇撞了人，要求其承担数万元医疗费。被拒绝后，徐老太太就将彭宇告上了法院，法官最终判决彭宇败诉，并赔偿徐老太太四万五千多元的医疗费。其判决理由竟然是：“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

2009年10月21日，天津青年许云鹤驾车沿天津市红桥区红旗路由南向北行驶到红星美凯龙家具城附近时，恰巧看到王老太太由西向东跨越路中心的护栏时跌倒受伤。许云鹤下车扶起了王老太太，并拔打了120急救电话。但是王老太太坚称自己是被许云鹤撞到了腿部，被撞弹起后，趴到了车前部，又倒在了地上。后经天津市红桥区民事判决，许云鹤承担40%的民事责任，赔偿王老太太10多万医药费。天津法官判决的理由是：不能确定小客车与王老太太身体有接触，也不能排除小客车与王老太太没有接触。被告发现原告时只有四五米，在此短距离内作为行人的原告突然发现车辆向其驶来，必然会发生惊慌错乱，其倒地定然会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南京的彭宇是不是真的撞了徐老太太、天津的许云鹤是否真的撞了王老太太，但早在1996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就明确了在刑事案件中的疑罪从无原则，可是南京法官和天津法官在判决这些民事案件的时候，竟然采取了疑罪从有的原则，这才是中国法治的悲哀。也正是这些无良法官、“变坏的老人”和媒体推波助澜，中国开始进入了国民道德的沦丧期，开始一点一点瓦解中国人民的道德！

这才是最可怕的！正如电视小品的那句台词：人倒了不扶，人心就倒了；人心倒了就扶不起来了！

④ 彭宇案为何造成这么大影响

彭宇何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主要是：“彭宇案”的负面效应，是许多当事者始料不及的。作为政法部门应引以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训，努力提高司法办案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首先，应高度重视“彭宇案”反映的办案人员的职业素养问题，切实加强政法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案情经过

2006年11月20日9时30分左右，64岁的退休职工徐寿兰在南京水西门广场公交站跑向一辆乘客较少的公交车，与26岁的小伙子彭宇在不经意间发生相撞。急于转车的彭宇随即将摔倒在地的徐寿兰扶起，并与后来赶到的徐寿兰家人一起将她送往医院治疗，其间还代付了200元医药费。

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两个争议焦点：彭宇与老人是否相撞、应赔偿的损失数额问题。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当天老太徐寿兰的代理律师表示：

对判决事实感到满意但40%的赔偿比预期要少。而彭宇则表示不服此判决在南京中院二审即将开庭之际，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彭宇一次性补偿徐寿兰1万元；双方均不得在媒体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双方撤诉后不再执行鼓楼区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

(4)彭宇案刑事诉讼法扩展阅读：

为什么一起经法院审结、当事人已和解的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在公众舆论中成了“好人被冤枉”、“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并被斥之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靶？追踪“彭宇案”的演化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判定“彭宇案”的关键事实是“二人是否相撞”，但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关节点上，警方丢失了事发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证据支撑，其判决结果因此受到舆论质疑。因此，旁听公开审理的一些媒体也逐渐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诬陷”的一边倒倾向。

法官在一审判决中对原、被告相撞事实认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引发舆论哗然和公众批评，导致社会舆论普遍不认同一审判决结果。在南京中院二审开庭前，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双方对此均表示满意。

但依据当事人要求，在和解协议中增设了“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的保密条款，从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经数年发酵，逐步演化为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⑤ [原创]律师法庭撒谎，零容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中国有个词汇，叫“潜规则”。任何一个法律显规则，对立面都将有个所谓的“潜规则”。崔永元，做了一次堂吉柯德，揭开了光鲜亮丽的范冰冰背后的不光彩；这次，我也试图做一把堂吉柯德。如果被摔的粉身碎骨，也就认了。因为秦穆公说：“立功、立德、立言”，此谓三不朽也。假设持有一端，人生的意义就很完满了。

        当然，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背后都并非鲜花铺路；恰恰相反，意味着的都是献血乃至生命铺路。如“五四”新青年运动，针对当时救国存亡，一大批有志青年，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终于开现代社会之新风。不过，这场运动，在当时并非顺利，而是艰难重重，道路艰辛。同时，我们也深刻意识到，对一个集体中的某些人，展开思维批判，将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了自己的蝇头私利，为了苟延残喘，一样会像“疯狗”一样的反扑。对此，我们怕吗？答案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在此，好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了诚信诉讼原则。这个是在应然的层面上，就是社会主义主流核心价值观之一。既然如此，我在对某些人批判时，就并非个人漫无目的之想。同时，也“感谢”两篇文章：《律师在微信群里最后通牒另一个律师是个什么感觉？》、《高律：你引以为傲的才智绑架了你的思考》。为啥要说“感谢”呢，因为恰巧这两篇文章，给予了笔者一个十分端正的“靶子”，可以让更多法律界有良知感的同仁，领教一下当我们去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法治价值观时，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当然，从我的角度而言，首先声明两点：1.对该两文完全不认可——并且恰巧相反，我觉得这两篇文章会严重影响很多律师的合理价值判断；2.我需要正面的回答，为何我们要去坚守诚信诉讼原则。当然，在此我也说一句：“我并不想用粉红或者玫瑰色去粉饰说谎者，但是我在这里所谈的是人格的范畴化。我们相信，当司法制度对于失信（撒谎）者，采取加重处罚时，这些习惯了撒谎的人，迫于压力，也只能发生思维的变化。”

一、两文出台背景

      首先，从文学批评角度，对任何一篇文章，都需要知道其当时的语境。什么叫“语境”呢？就是说，一个作者他为什么要写作这个文章。例如，我们读唐诗，不知道作者的用意和所处的环境，我们也只能说从文字角度读一些美；不过，如果我们知道了“语境”，就会与该作者建立一个同等情感之理解。从文学批评角度，谓之“同情”。当然，另一个方面，当我们说清楚两文出台背景后，大家认为是“丑”还是“美”，公道自在人间！

      本来我是一个很喜欢悠闲的人。因为研究生学的是哲学专业，按照哲学一般理解，叫做“有闲人的学问”。当然，正因为多年泡在与哲学大师的“对话”中，由此，对正义和理性的法之召唤，自然予以深爱。什么是正义，罗尔斯写了一本《正义论》，其中很多原理不是本文篇幅可以阐述清楚的。但是我们首先需要相信，正义可以来自于直观。或者，记住这样一条教义：“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这话是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说的。当然，有好的理念，去践行他，这个本来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有朋友曾善意的说我：“你呀，老潘，就是太较真！”“你呀，老潘，就是嫉恶如仇。”这话，我听了，怎么老觉得朋友在说我是一条筋似的呢？好吧，我承认，不想圆通，不想世故，不想糊涂——毕竟，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离这岁数还远呢——由此，法庭你可以和我探讨事实，探讨法理，可以和我探讨法律。但是，对不起，律师说谎，在我这就过不去了！

我国《律师法》开篇，就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的职责所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是三个职责的统一。那么，律师当然不是当事人的打手，不是简单站在当事人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结果，我发现有律师就到法庭撒谎，三次开庭，三次撒谎。最后一次开庭，我们请求法官宣读诚信诉讼原则，法官同意并宣读后，对方律师来一句：“我们知道了，不知对方知道不知道”，然后照样撒谎！对不起，我尽管很喜欢无案牍之劳形，喜欢悠闲，最后我也只能写7000余字代理词，从法律学角度，充分回答从法律推定角度，当对方没有举证，原告已经举证其实施了供货行为后，对方应承担举证责任不利后果。

众所周知，法官的司法责任制，本身也是一道枷锁。为此，该案法官最后决定，开出调查令，由我们去社保局查询，是不是有该员工。其实，我们去查询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因为假设没有该职工，法律推定上，会不会发生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由此，我内心中是惶恐的。但是，坚持诚信诉讼，苍天有眼！！！换言之，中国传统社会，民众对审判结果是在“冤枉”与“不冤枉”的情绪间生根的。在这个事实与规范之间，其实既充满了法官的智识与勇气，也充满了律师对法律正义的坚持和追求。查询结果，这个社保记录上，赫然显示的就有这个职工。当然，我很感谢这份运气。这在我多年执业生涯中是没有的。有些案子，就被谎言欺瞒了。同时，我们也深信，其实很多法官和律师，也一直在和这种谎言做斗争。

      这时，我也该拍案而起了——一个速裁庭的案件，法官在面对诉讼案件大爆炸的状态下——每个法官大概都在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大量案件，不堪重负。甚至，有时他们会自嘲式的说一句：“司法民工”。当然，本案法官出于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三次开庭。三次被告代理律师都在说谎。最后一次庭后，还交给法官一张当事人盖章确认的说明，没有该职工。多么愉快的想把当事人50多万元货款吃掉呀？！这是彻头彻尾的犯罪——利用诉讼在犯罪！法学院，可能从来也没教过一个律师去说谎的课程吧？至少，我曾在云南师范大学（前身西南联大），主讲民法与民事诉讼法课程，我是不敢讲律师有权到法庭上去撒谎的。我只敢讲，对法律负责，对自己负责，才是对你当事人真正的负责。

二、二文为何会引起我的愤恨

好了，啰嗦了这么多前提，于是，我在某律师事务所主任工作群中——本人当然也是律所小主任一枚，依法发飙了。全文如下：“由于有些律师未能秉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诚信诉讼原则，我将把此作为重点关注对象——近日将有相关案件，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强烈谴责——若本群有律师事务所律师不遵循诚信执业原则，仍在法庭撒谎——一经查实，我将首先通过本所网络部和相关媒体进行公开报道和谴责——届时，不要说本律师事务所无情！特此警告。”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中，第六条明确规定：“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在此，每个律师的基本义务和职责，就必须要尽到！本来，作为一个工作群，我的呼吁，是符合律师行为规范的呼唤。结果呢？被二文中的这个作者说成“不仅抓住了现行犯，还抓住了幕后老板。”首先，我们律师事务所的确没有老板这个概念。我们是一个团队，大家是合作伙伴。可能这个高律平时就把自己当成老板，所以才会这么直接蹦出来了——当然，我也是猜测，没有具体去这个所考察过。

      不过，我们一切行为都需要依法，现在来看看《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对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活动和内部事务进行管理。对外代表律师事务所，依法承担对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的管理责任。”由此，法律本身就规定了“诚信诉讼原则”，律所加强这个方面对律师的教育，本身就是法律的内在要求之一。我倒想问问，何错之有？

      接着，这位自认很有独立想法的人，站出来说，当事人是衣食父母。哦，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难道，刑事案件中那个杀人累累的当事人，是你爸妈？那下次进看守所会见嫌犯时，请记住了，不是那里面的人喊“报告”，你说“进来”。而是，你要赶快下跪。这个不是没有哦，去查查《窦娥冤》里那个审判窦娥的糊涂县官桃兀，是不是一见当事人，腿都软了，真心喊出了“衣食父母”呢——这人还说，我做律师，他宁愿不做——我也很纳闷，怎么你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呢——接着，我开始打圆场，倒好——这还让这人得意了。第二天，接着发文还提出了一个质疑：为啥不是衣食父母？我真心想说：“你小时没读过《窦娥冤》，长大了能不能阅读一下嘛？！”长这么大，你也可以读几本书嘛——别老问常识性问题，行不行呀？！我又没教你《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你老缠着我问这些无聊问题干嘛呀？！

      好，接着第二个问题又不解了。问题是：“律师收费是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补偿。又说古罗马辩护士不收费”，这话不知从何说起？哎，其实写这些文章，面对这些糟心的问题，我也很醉。为啥呢？因为现代律师制度发源，从何而起，这个在本科段《律师与公证制度》课程中，老师早就该讲明白的道理。非要让我讲，我也只能最后简单告知给他，收费是一种权利。这个权利，必须要有法律赋予。如果没有法律赋予，能合法吗？其实，我真心怀疑，假设我们生活在16世纪以前，律师哪能说到法庭上辩论呀——乖乖做个法庭辅助人，得了。这美剧和英剧都演烂了的情节，我一看就直接跳过，没成想今天还有人问。最后，出于对其尊重，我也只能说，美国有个律师，艾伦·德肖维茨说的，不信你去看看——在《致年轻律师的信》一书中。结果，他去看了，也不敢说没有这句话。然后，回来说在第130页上还有句话：“虽然当事人不是你的主人，但一旦做了代理人，你必须仅为他服务。”好了，说到这，我咋突然想起《围城》里方鸿渐有个对手，天天就在那瞎聊呢？你为他服务，就可以不要法律啦——那你前提是法律服务，好不好——换言之，既然你在法律行业，就必须要先学会守法律规矩。

      好，接着又来问题了——这个首先体现在其题目中《高律：你引以为傲的才智绑架了你的思考》。我的天呀，苏格拉底都说自己无知，也很谢谢你高抬，我还有才智？！对哲学人而言，不敢说才智，只敢说我们喜欢智慧。嘘，记住了，别让我老师听到——否则，我老师可不开心。因为我老师也说他没智慧。不过呢，全文他只想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思维是有框框架架的，这个是不对的。咋说呢？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第一章时，就谈到了一个大头针的制作，由于分工，于是形成了大工业现代化背景。马克思说，这种分工错了。人应该有更大的自由。所以，马尔库塞写了本书，叫《单向度的人》。就是对现代的“痛苦”性进行再批判。不过，遗憾的是，哈耶克说了一句大实话：分工，造成了知识分途——马克思对此也没看到的。我读了这句话，很震惊。因为现在很多人不读马克思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了解——想当然的在说自己的社会思维方式。所以，不要老以为自己能通晓社会心理。一来就想做大师。须知，“人是生而自由的，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就是现代的运命。你也摆脱不了。

      我早年不懂知识论，所以刑事案件也敢接，民事案件也敢接——啥案子都敢接，然后去打官司。现在，认真研究了古罗马法、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台湾地区民法典，倒真心觉得人生呀，就是一个抱残守缺的过程。日本有两位法学大师：佐伯仁志和道垣弘人，写了本书：《刑法与民法的对话》。真心讲，我是没看懂的。因为刑法和民法的知识谱系都不一样。你非要让我看懂，那么，我也只能说，民国年间出来过一个大师——通了刑法与民法；此后，谁还敢说，是双料法律人才呀？！坚持法律专业主义精神，就已经很可贵了。

      当然，他主要想说的是：“虽然当事人不是你的主人，但一旦做了代理人，你必须仅为他服务——希望通过这句话去理解你的对手。”咋说呢？这叫混淆视听。前几天，出了一个案子：一个律师揣两把斧头进法院，想询问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是从哪个地方怎么砍的——这是在讲段子吗？法院给了律师不需要安检就直接进入的权利，但没给律师带凶器的权利呀？！那你说，因为他是律师，为了当事人利益，不该受罚呀？！对不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属于常识性问题。同理，法律规定了诚信诉讼原则，对失信主体必然需要惩罚。那你说，他为了当事人，理解嘛——那我想问，你是站在一个小圈子角度，还是站在司法共同体的角度呢？那你除非能论证出来，律师就该撒谎——法律上他有这个权利。否则，我记住的是：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

      深一步讲，当这个案子的被告和第三人律师，没有秉承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行事时，在法庭公然说谎准备吃掉对方当事人巨额钱财时，有没有想过这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甚至，这会给当事人造成倾家荡产的结果；当我们请求法庭宣读诚信诉讼原则，对方代理律师大声说“知道了，不知对方知道不知道”后，然后继续肆无忌惮说谎时，有没有想过司法共同体的规则；当法庭苦苦劝诫，不要说谎，否则会给整个行业造成恐慌时，有没有想过，对法律负责是自己使命所在——中国对司法“腐败”零容忍；那么，对律师当庭撒谎，我也只能说，本来就该“零容忍”！这次是被查实了，现在要理解，要宽恕，晚了！真心的，她们其实最后本还有一个机会，就是法庭让其询问当事人，是不是真有这个职工时，最后向法庭提交的是当事人陈述——没有该职工——法院是给了机会的，法官是给了机会的，最后，一个案子竟要靠苍天有眼——这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笑话——所以，这次不是当事人控告，是我律师后面会直接控告——先让子弹飞一会儿。

      当然，这就是两文中的致命伤所在。不过呢，这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还有律师，秉承的仍然是小圈子想法——认为当事人就是衣食父母，就只能站在当事人一个角度——至于党中央的法治号召和呼唤：“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绝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对这些“装睡”的人能不能唤醒，我真心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内心中无罪，行为会有罪——因为你有表达的自由，但一经表达，就要受到法律约束。这就是近代“意思自治”原则的魅力所在。

三、诚信诉讼原则，是社会良知的体现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是依靠儒家的“礼”和“乐”调整秩序与人心的。这个社会的基础秩序是以伦理方式展开的。当然，在这种社会模型中，儒家的“仕”之精神，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写照——“限制王权，教化子民”就是其社会功能所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有了一个权利边界。律师也从传统的“讼棍”角色，走上了法律、政治和经济舞台。中共十八大之后，党中央给了律师更加大的权利，去为民请命，为正义奔走呼喊。所以，律师本应更加珍惜这种来自国家和社会的信任才对。然而，还有律师就抱着“一亩三分地”的想法——把律师证简单看成谋生的手段。这种简单思维，是极其有害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是站在一个心理学的角度，去论述人有“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五大需求。但是，我倒想问问：谁是天天记着这五大需求中最低层次出门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写作《欧也尼·葛朗台》。我想大家可能都不会承认自己是那个吝啬鬼葛朗台。恰巧相反，人们都会说，我们要积极奉献这个社会。为啥呢？其实从经济学角度，分工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物质关系的总和。”换言之，其一切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必须依靠积极而有效的社会奉献获取。准如此言，则律师必然只能以更加优良和专业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儒家代表孟子提出了良知和良能说。所谓良知，指天生本然，不学而得的智慧。或者说是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念。如见小儿投井，必然有冲动上去拉住。这就是良知的体现。当然，民法本身就是伦理法。所以，我们讲课，一般会花一个月时间，先讲民法的基本原则。例如，什么是公序良俗；什么是诚实信用。这些原则，既有理念的层面，又有实际应用的层面。这个以后我再说吧——总之，一个法律人，进没进入法律的理念世界，首先就在于他／她的行为中，有无这些概念框架。法律思维，是一种典型的规范思维。所以，纯粹法律人，不可能去认同什么“江湖”，什么圈子；只能是依法行事。我经常说，律师喜欢拿着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去丈量法院、检察院或公安机关的行为合法与不合法；那么，也请不要忘记，律师本身也应严格遵守我国《律师法》的规定，因为你的行为也是法律赋权行为。

      正是在这个层面讲，既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了诚信诉讼原则，那当然每个参与的诉讼主体都有义务和责任去遵循。

      高文指出，我在说这些话时，是很恐惧的。的确，我承认，我很恐惧。因为恰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的：“美国最优秀、最著名的法官之一伦尼特·汉德说过，他对诉讼的恐惧更甚于对死亡和纳税的恐惧。”这话可不假哦。因为余秋雨写了本《文化苦旅》；那么，真诚的法律人，谁又不知道诉讼本身是一场“法律苦旅”呢？因为要去守护法律的尊严、正义与公信力，就需要拼尽全力，才能让她不蒙羞。这种心路历程，只有真正司法共同体的同仁才能了解。那些惯于撒谎，喜欢耍小聪明者，怎能领会这种登顶之美呢？

      高文同时指出，我在说这些话时很愤怒。我承认，我到现在为止，内心中都无法平静。大家都知道，南京彭宇案、2004年深圳老两口因一起2万元的服毒自杀案，民庭庭长王成忠因当事人虚假证据反被审判的案件，这些都与谎言有直接的关系。想法官去背黑锅，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嘛？！当然，我更愤怒的是，道德耻辱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在法庭上公然撒谎，心不跳、脸不红，你法学老师看到你这幕，会觉得你很优秀？才怪！当然，因愤怒而著文者中国有司马迁著《史记》，西方有民法学家耶林写《缔约过失论》。这些人都是健全人格。恰巧相反，面对谎言，面对神圣法律将被亵渎，权利将被无耻践踏，不恐惧、不愤怒者，我也只能说：此公已麻木不仁！

      好了，文章至此，很多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反质疑：你做过被告代理律师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我们在坚持诚信诉讼原则的前提下，对可以“同语”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需要规制当事人的思维。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法律人需要冷静独立的职业判断。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在现有证据和事实的情况下，依据（哪条）法律规范，我们认为法院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判决结果。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表述。大陆法系的法学院，首开于11-13世纪的意大利波伦拿大学。在这里，他们对古罗马法进行注释和研究，并且积极去推进司法改革。至此，法律学作为科学而诞生。当然，法学院教授法律规范和法律分析技术后，在现实世界中还需要很多的磨练。但是，请不要忘记“初心”。如果一个法律人，对自己的“初心”忘记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就会发生偏差，就会发生问题。所以，法律人在面对你的当事人时，一定要明白，他／她可能完全不懂法律，他／她的目光只能关注自己的利益。法律上对民事权益的概念界定：民事权利实乃来源于法律的赋予；民事利益则为公众所认可的实益。这个你只有从法律上去寻找和确证这种法律之力。否则，超越了科学的范围，一定会走向法律学的悖论。

     其次，法律上可以支持的抗辩权，则要予以力争。在遇到的案件中，我们也遇到过原告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一审法院支持后，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人大代表此后参与旁听，最终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案件；也有股权纠纷案，在一审法院判决胜诉，对方当事人上诉，法院发回重审，然后判决该方当事人败诉，我们此时接受委托，与另一个律师事务所秦志旗律师合作，依法上诉，此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发回重审的案件；还有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经过三天三夜认真梳理证据，最终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已不存在欠款的事实，上海昆山市人民法院在经过简单询问，审理十分钟后既让原告撤诉，等等。这些案例背后，其实我们始终在坚持诚信诉讼原则。即便对方最终败诉或撤诉，也是肯定我们代理结果的。因为，前提是我们都把当事人喊去了，不说谎。特别是昆山市法院的法官，说很少见律师直接带当事人来法院的。我说应该的，因为律师本身也是有其法定职责的。

      再次，依法展开调解。民事案件注重调解原则。这是贯穿在整个民事诉讼始终的基本原则。还记得前不久，有个老同学之间借款的案子，经过我和马永进律师认真听取我方当事人陈述后，认为这个其实表面是民间借贷纠纷，实际上是个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后来，我们提出了管辖异议，法院未予以支持。同时，作为被告的银行、社保和公积金账户都被法院查封了。案款20万元。这时，我们给对方原告打电话，对方最初态度很不好，当我们告知其律师职责所在是三个统一时，对方情绪开始慢慢转变。我们也没有选择管辖权异议上诉，相反，我们主张还是按时开庭。然后带被告参与庭审活动。客观讲，最高人民法院对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处理，其实都还没有形成一个定论。我们将此首先向法庭予以了表达。然后，希望调解。在此案中，虽然原告证据是有一定瑕疵的，但我们认为，坚持诚信诉讼原则，是最可贵的。在去法院前，充分说服当事人，首先要勇于承担义务和责任，才可能最终取得对方当事人的理解。当然，在法官张义和陪审员的积极支持下，对方当事人提出只先收取10万元案款，剩余10万元给我方当事人归还信用卡。并且主动提出可以帮助其协调到新加坡再工作的事情。剩余10万元两年后再归还。此时，原被告双方紧张对立的情绪，慢慢转变为积极愉快的情绪。最终，大家都对该案很满意。离开法庭时，我们与大家互道一声“珍重”，我相信，这里没有“违和”感。恰巧法院赢得了尊重，律师也赢得了尊重，而当事人之间也把闹心事放下了。在另外一起案件中，对方原告以消费者身份提出高额索赔，认为涉案购买的酒品涉嫌从日本2011年地震的地区进口。这个可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的案件。尽管被告提供了质量检验报告、进出口报关单等手续，但我们仍然秉承独立职业判断的精神，向中国质量监督检验总局和中国海关提出查询。结果，确证了该报告真实性。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有意思的是，我方当事人提出还可以和解——把酒以现行价格回购，这个价格比原售价还高。我们高度认可，这是一个企业的美德。对方当事人也没想到，能有这样愉快的案件结果。这个案件最终案结事了。当然，这类案件，还有很多、很多。律师是去有效解决当事人问题的，而不是去激化矛盾的。所以，一个律师是否有高尚的品格，往往会直接决定他／她当事人最终的案件结果。

      当然，我想说，会有人认为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在作秀。那么，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在此也庄严承诺：我们将严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也请国家机关、社会公众和同仁监督。当然，有人会再说，律师的自由——那么，我们对于律师的“自由”概念的解读是对必然性的认知，然后依照规律去行事——这就是法的实践理性所在。

⑥ 关于孟子与“救”的哲学

孟子通过三个 故事 ——救小孩、救嫂子、救父亲，以及两种分析——救天下、救自己，阐释并敞开了“救”的哲学。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 文章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将入于井：要不要救小孩?

第一个故事的原文是：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3·6)

假如有个小孩即将掉进井里，你会不会救他?孟子认为：任何人略加思考甚至不用思考，就会做出肯定要救的决定。有人认为他不会救吗?他有这个想法，是现场就有，还是事后才有呢?如果是事后的想法，这好理解。如果是现场的想法，那就背离了孟子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规定。

救小孩的现场情境是：刚一看到小孩即将掉到井里，我马上就会去救;我救他的那一瞬间，脑子里没有想过任何东西，就是不假思索、义无反顾。直到把小孩救起来了，孟子开始追问我在那个瞬间为什么要救小孩。他不是用肯定的方式说的，而是用否定的方式说的。

孟子说：我之所以要救小孩，与三种情形毫不相干。第一种情形是小孩的父母有钱有势。我救了小孩，就可以与小孩的父母认识。他们为了感恩，以后就会帮我。第二种情形是我想在地方上搏个好名声。我平时为人不怎么样，但现在救了小孩，地方上的人会认为我还不错。第三种情形是小孩的哭声很难听，我讨厌小孩哭，才去救他。孟子认为，我在那个瞬间救小孩，一不是为了结识小孩的父母，二不是为了在乡亲们那里有个好名声，三不是因为厌恶小孩的哭声。这三个理由都被否定了，再有更多类似的理由同样会被否定。

我在那个瞬间救小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孟子说：最根本、最形上的理由，在于你有恻隐、同情的不忍人之心。看到别人陷入困境，就忍不住想帮助别人摆脱困境;看到别人受苦受难，就忍不住想帮助别人摆脱苦难。我也会像别人那样陷入困境、受苦受难，所以，别人的困境、苦难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困境、苦难。将心比心，我有恻隐、同情的不忍人之心，别人同样有恻隐、同情的不忍人之心，我们每个人都有恻隐、同情的不忍人之心。因为我有恻隐、同情的不忍人之心，所以，我会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救小孩。因为我们都有恻隐、同情的不忍人之心，所以，我们都会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救小孩。

先秦两汉时期，思想家以善、恶为关键词，形成三种关于人性的观点：第一种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小孩即将掉到井里，我会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去救他，所以人性是善的。换句话说，孟子用救小孩的故事，推出并证明了性善论。第二种是荀子提出的性恶论。与孟子针锋相对，荀子认为人性不是善的，而是恶的。第三种是汉代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人性善恶混的观点，它是在综合孟、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后两种观点举不出救小孩那样直逼人心、当下证成的事例，性善论是中国传统人性论的主流。

以前，小孩子读的《三字经》，开头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是说人一生下来，本性是善良的。有人重新打了一下标点，变成“人之初，性，本善”。意思是说：对于小伙子、大姑娘来说，性爱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这个解释也有道理，它补充了我们的哲学应当思考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果只是把人性归结为道德、形上的东西，那肯定是片面的。把人性分为形上、形下两个方面，它才是完整的[③]。如果从抽象与具体加在一块的角度来看人性，我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难道不是与具体的东西打交道吗?一天当中，究竟唯心的时候多，还是唯物的时候多呢?你在唯物的时候是否也在唯心，你在唯心的时候是否也在唯物呢?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但是，看看现实生活，不救小孩的事情有很多。举个例子，就是2011年10月13日发生在佛山的小悦悦事件。那天晚上，两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相继被两辆车碾压，七分钟内有18个人经过那里，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捡垃圾的老人陈贤妹看到了，她把小悦悦送到了医院。尽管小悦悦的生命最终没有抢救过来，但陈贤妹的所作所为足以促使我们这个时代做出深刻的反省。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真正的良知与最温馨、最感人的道德，到底存在在哪些人身上?最近“打老虎”，媒体统计出不少贪官是有博士学位的。问题来了：知识、权力与道德是不是一回事?你有知识，难道你就有道德吗?你有权力，难道你就是精神导师吗?知识、权力与道德是相得益彰的关系吗?说句心里话，老百姓希望你知识越多、权力越大，随之而来的是道德修养越高，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强。

许多关键时刻，恰恰是那些 文化 水平不高甚至没有文化的人，体现出人类最大的博爱、人之为人的最高道德境界。比如小悦悦事件当中，难道18个路人有比陈贤妹的文化水平更低的吗?我没有做过调查，但我觉得他们的文化水平肯定都比陈贤妹高。他们一个个视而不见、漠然而去，只有陈贤妹救了小悦悦。所以，我读陈贤妹的 事迹 ，既觉得感人，更觉得悲哀。

同样是讲救人，我们再看一看2006年11月20日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人们最初知道的案情是：有个老太太等候公共汽车，人来人往，被人撞倒。年轻人彭宇见状，把她扶了起来。结果，老太太说你这个小伙子不是来扶我，是你把我撞成骨折的。法院让彭宇赔了老太太一部分医疗费。彭宇觉得很委屈：为什么做了好事，反而惹上官司，还赔了钱呢?谁以后还敢做好事呢?2012年1月，案情惊天逆转，说彭宇不是见义勇为，而是确实撞伤了老太太。

彭宇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讨论。但是，由这个案子引发的社会后果是：我们走在路上，一看到有老人，就会尽量躲远一些。为什么呢?说不定老人一下子摔倒了，然后他说是你撞倒的。甚而至于，真的有人跌倒在地，即使只是举手之劳，现在也没有几个人敢去施救。这难道不是彭宇案带来的最恶劣的社会影响吗?俄罗斯小说《罪与罚》里面有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来被人杀死了。杀人之后，罪犯紧张而激动地说：“我杀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原则!”[④]因为她放高利贷，所以我要杀死她;我这不是在杀某一个人，而是在消灭放高利贷的原则。彭宇案同样不是一个老太太与一个年轻人之间的事，它实际上把我们以前看到别人有难、就去帮一把的好传统彻底颠覆了。

在孟子讲的这个故事里，小孩没有名字，没有性别，我们用“他”表述，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与小孩未必有太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陌生人;把他救起来后，我与他极有可能不再发生别的关系。简单地说，这个小孩是抽象的人，是尚未展开的人;把他救起来的人则是具体的人，正在社会化的人，就是你、我、他这样的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会遇到比救小孩更复杂的事，所以，孟子“救”的哲学还得继续讲下来。

授受不亲：要不要救嫂子?

第二个故事的原文是：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7·17)

中国古代社会规定男女授受不亲：小叔子不能与大嫂有身体上的任何接触，否则就是违礼。有人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规定吗?”孟子说：“是的。”那人又问：“假设大嫂掉进了水里，生命危在旦夕，小叔子该不该救她呢?”孟子说：“小叔子肯定得救大嫂。如果不救，小叔子就是豺狼，就是禽兽。只有救了大嫂，小叔子的内心才会安宁。”大嫂掉进水里了，她的生命马上就会被无情的水流吞噬，你难道不去救她吗?小叔子说：我一定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我一定要救嫂子。

这个故事的意义在哪里呢?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规定，这些规定的制订肯定有自身的合理性，但你能说它们全部具有合理性吗?一条规定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某个具体情况下是合理的，但你能说它在所有地方、所有时间、所有情况下都是合理的吗?并不是这样的。有些规定只在特定条件下是合理的。一旦超出特定的条件，它就会变得不合理。打个比方：不同的脚穿不同的鞋子，绝不能削足适履;同样，如果活生生的、崭新的现实出现了，我们就不能死守旧的规定，而是要创造性地把旧的规定打破。

嫂子掉进水里，要不要救她?必须救她!在旧的规定与新的现实产生矛盾的情形下，我们要讲的最大原则是生命第一、人性第一的原则。假如旧的规定妨害了我们对于生命的爱，对于生命的尊重，它肯定就是错误的，这一时刻我们必须违背这条规定、超越这条规定。在生命第一、人性第一的前提下，所有的规定，哪怕是圣旨，我们都可以违背它、超越它。

一条规定在大多数场合下是合理的，只在个别场合下是不合理的。前者要求人们守经，后者要求人们行权[⑤]。在孟子眼里，如果不是嫂子掉进水里，小叔子平时是必须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所以，男女授受不亲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规定。

讲个有名的故事——海瑞杀女。海瑞(1514—1587)是明朝的大清官，他有个五岁的女儿。有一天，海瑞看到女儿正在吃糕饼，就问糕饼是哪里来的。女儿说是家里的小奴仆给的。海瑞十分气愤地说：“男女授受不亲!你是女孩子，怎么能从男奴仆手里拿糕饼吃呢?假如你还要做我的女儿，你就不要吃饭了，你就饿死吧!”女儿果然不吃饭了，七天后活活被饿死[⑥]。

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这个传统能够一直维持下来?只有嫂子掉进水里的时候，你才可以违背这条规定，其他情况下你还得遵守它。我们这里不谈男女授受不亲这类具体的规定以及它的时代局限性，就讲规定本身。规定要不要遵守呢?任何规定一旦被确立，就已显示它是有合理性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我们无论作为父亲、儿子，还是作为领导、部下，都应当自觉地遵守特定角色下的相关规定。一般情况下，守国法、讲家规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只有特殊情况下，我们才可以灵活地对原则、规定进行变更。已经确立起来的规定，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大部分问题;但对于有些突发性问题，没有规定能够帮我们，我们只能依据生命第一、人性第一的原则当机立断。

嫂子掉进水里这类事，你遇到过吗?比如你老婆问你：你妈与我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同样是至亲至爱之人，老婆、老妈都掉进水里了，先救哪一个?有人俏皮地说：假如由老婆提出这个问题，表明她的素质根本不适合做人家的媳妇;假如由男人提出这个问题，那它根本就不是男人应该提的问题。所以，先要救母亲，因为母亲是天下最伟大的人;至于老婆，等儿子去救，不就可以了吗?

老婆、老妈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哪一个，谁能给出标准答案?有人说：“我肯定会救的，但究竟先救哪一个，要看当时的感觉。人的感觉是一刹那、几秒钟的事，当时的行动和行动之前的感觉是最重要的。”这一理解相当符合孟子的精神。生死关头，人性本善，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生命第一、人性第一的不忍人之心。根源于这一片刻闪亮起来的不忍人之心，小叔子冲破规定的桎梏，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救了嫂子。虽然救老妈还是救老婆让人更为棘手，但只要你不假思索、义无反顾，无论先把谁救起，都是不忍人之心的体现。

瞽瞍杀人：要不要救父亲?

第三个故事的原文是：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13·35)

这个故事讲舜为什么要救父亲瞽瞍。即将掉到井里的小孩与我可能是陌生人，大嫂应该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父亲与我是有血缘关系的。从小孩、大嫂到父亲，他们与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舜是圣人，瞽瞍是恶人。从救小孩、救嫂子到救父亲，故事的情节越来越复杂。

有人问：“舜做天子，皋陶做法官。如果瞽瞍杀了人，皋陶该怎么办?”意思是说：假如天子的父亲杀了人，法官该怎么办?孟子说：“法官得把他抓起来。”那人又问：“法官抓起来后，天子该怎么办?”孟子说：“那就不做天子了，把天子之位当作破鞋一样扔掉。然后，从监狱里偷偷救出父亲，一起逃到海边，快快乐乐生活一辈子，把做过天子的事忘个一干二净。”

舜的家庭主要成员有父亲瞽瞍、继母、同父异母的弟弟。父亲极其顽固，继母不近人情，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坏。他们对舜都不好，想方设法置舜于死地。回到古代，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成为圣人?标准很多，有一条绝对不能违背，那就是尽孝道、做孝子。舜生活在恶劣的家庭环境中，却竭尽为子之道，千方百计让顽固不化的父亲以及继母、弟弟过得好好的。舜是大孝子，是大圣人。

现在的情况是：父亲杀了人，舜该怎么办?舜是大孝子，又是天子，这是两个会打架的角色。从天子的角色看，舜不能阻止法官把父亲抓进牢里。接下来，走司法程序，一命偿一命。这是舜作为大孝子绝不能接受的结果。所以，从大孝子的角色看，舜不做天子了，成了劫狱犯，他把父亲从牢里救了出来，父子两人逃到海边住了下来。

舜窃负而逃是历史上的经 典故 事。为了救父亲，舜连天子之位都不要了，一般人做得到吗?在天子之位与大孝子之间，舜为什么抛弃天子之位，要做大孝子呢?父亲杀了人，法官抓起来了，而舜劫狱，这不是在与法律对着干吗?礼与法有矛盾，这是事实;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才能既问心无愧、又于理不亏呢?孟子设计的方案不是搞调和、折中，而是让舜破坏既定的法律，以礼抗法，做了劫狱犯角色下的大孝子、大孝子角色下的劫狱犯。孟子的方案对不对呢?

礼法关系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关系。一般认为道德是内在的要求，法律是外在的要求。这种看法的实质是道德与法律从外面来看我们。我怎么从自身、从里面看道德与法律呢?比如，我喜欢这个道德，我就会照着它做;我不喜欢这个法律，我就不会照着它做。从我的角度、从里面看道德与法律，有两种情形：我相信这个道德是好的、这个法律是好的，我就会照它的要求实践，这种观念是内在的，是我内在地看道德与法律;我不相信这个道德是好的、这个法律是好的，我就不会照它的要求实践，这种观念是外在的，是我外在地看道德与法律[⑦]。

舜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从里面看道德与法律呢?对于道德，舜始终是内在地相信的，并坚定地按照它的规定去做。他是大孝子，觉得做不做天子无所谓，但讨父母欢心，让父母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那是他的本分。对于法律，舜在一般情况下会照着做，而在特殊情况下不会照着做。一般情况下，舜既相信道德，又相信法律，都是内在地相信。特殊情况下，比如父亲杀了人、又被抓了，舜仍然内在地相信道德，但已不内在地相信法律。舜窃负而逃的故事表明：礼是高于法的，那些戕害天伦之乐的法律绝不是好法律。

中国古代社会是亲情社会。父亲犯了罪，儿子不能检举;父亲偷了东西，儿子不能告发。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13·18[⑧])父亲从外面偷了羊回家，儿子不能作证;但凡发生这类事，父亲必须为儿子隐瞒，儿子必须为父亲隐瞒。这种观点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父子相隐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的传统，目的是维护亲情，让亲情不因父亲或儿子做了不好的事，一下子被破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不检举、不告发，而是替你隐瞒——这是在维护伦理亲情;我私下劝你悔过自新，不再犯错——这又是在维护法律规定。在维护伦理亲情的大前提下维护法律规定，就是孔子说的“直在其中”。

对于孔子讲的父子相隐、孟子讲的舜窃负而逃，两千多年来有过很多讨论，并受到传统价值观的肯定。现代社会，亲亲相隐的传统价值观被否定。亲人犯了罪，非得让我到法庭作证，说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就犯了包庇罪。这样做的后果是：我觉得对不起亲人，其他亲人看我的眼神大变，以前的亲情关系难以维系下来。虽然我履行了法定义务，但我于心不安，心里不高兴、不愉快。有识之士把这类法律当作不尊重人性、与人性对着干的坏规定。

新世纪以来，哲学界重提亲亲相隐的现代价值，取得良好的现实效果。2012年3月14日通过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⑨]这条新增加的规定表明：亲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作证，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与自由!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传统，终于得到当代法律的认可。

人情大于天。如果把人情这一块全部抽掉，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家庭连人情都没有了，还要那几间房子、一堆钱干什么?亲人犯了罪，要受惩罚，却让另外的亲人作证，亲人会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因为他觉得连亲人都抛弃他了，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依靠、还有什么希望呢?再积极改造、重新做人，图个什么?所以，这条新增加的法律规定给了人情最好的辩护：人情是至关重要的，亲人之间的感情是至关重要的。从此，我们每个人有了一块受法律保护的小地方，却可以像舜窃负而逃的时候那样——不内在地相信法律。亲情被救起来了，还有什么救不起来呢?

“遵海滨而处”是不是说舜与瞽瞍来到另外一个国家，不再受以前那个国家的管束?海滨是化外之地吗?这个海滨到底在哪里?它肯定不是指具体的地方。如果说它在某个地方，我只能说它在我们心里。孟子没有讲法官是否带着人马，追到海滨来抓舜与瞽瞍。为什么没有讲?因为在法官看来，我也是父亲的儿子，我把孝也看得这么高;假如我父亲杀了人，我也只能走舜窃负而逃的路。所以，这个海滨不是另外一个国家，不是化外之地，而是人类理想社会的隐喻。

⑦ 12月31日张海伦法官授课的主要内容

第一单元 综合知识课程（5月10日至5月16日）
（一）课堂授课
1、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录像）
张建南 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组长
2、司法原理
郝银钟 国家法院学院副院长、教授
3、司法政治国情分析
施新洲 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
4、法官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王 立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
5、如何从初任法官成长为专家法官
冯 刚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审判长
6、法官裁判思维与律师代理思维之差异
金 杰 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7、法律适用方法
李纬华 国家法官学院教师、博士
8、基层法官心理压力现状分析和缓解对策研究
董晓军 北京延庆县人民法院纪检组长、政治部主任
（二）学员论坛
主题：1、对司法国情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认识和体会
2、法官素养及其养成
（三）专题讨论
主题：初任法官如何适应角色转换
（四）班会及拓展活动
第二单元 行政审判业务（5月17日至5月20日）
（一）课堂授课
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问题
1、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中的若干问题
王振清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
2、司法审查与利益衡量
甘 雯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审判长
3、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谭 红 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
4、国家赔偿的若干问题
王雅琴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
行政诉讼程序
5、一审行政案件的审理流程
朱军巍 朝阳区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6、行政案件上诉审实务与行政裁判文书写作
娄宇红 北京市一中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7、民事、行政交叉若干案件的审理问题
马永欣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长
（二）模拟审判
选择真实典型案例，在法官和辅导教师的组织下，由学员组成一审审判庭，模拟审理，并由法官进行点评。
（三）案例教学
选择典型案例，提出问题，学员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形成小组意见，然后集中，各组代表陈述意见，并由辅导教师点评。
第三单元 刑事审判业务（5月23日至5月31日）
（一）课堂授课
刑事审判理论与实务部分
1、刑事案件法律适用方法
袁登明 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
2、刑事证据的审查与判断
李睿懿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
3、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评价问题——兼谈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郑未媚 国家法官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4、量刑程序与量刑规范化改革
李玉萍 最高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5、刑事程序性裁判

梁 欣 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
刑事审判技能部分
6、刑事庭审驾驭能力及技巧
齐 素 最高法院审监庭审判长
7、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及技巧
周 军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8、刑事审判中的调解技巧
周 军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二）案例教学与专题讨论
根据学员提交的疑难问题，并结合典型疑难案例整理教学材料，组织学员开展教学活动，共举办2次。具体形式为，先分组讨论，然后集中，由各小组代表发言，最后由辅导教师点评。
（三）现场教学（名案审理与感悟）
选择名案，由主审法官介绍案件审理情况与感悟，并由学员提问，进行教学互动。
第四单元 民商事审判业务（6月1日至6月10日）
（一）课堂授课
民商事审判理念、审判思维和审判方法
1、法律人的常识——民法主体
曹士兵 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
2、从外部视角看民商事审判的几个问题
段立红 北京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律师
3、诉讼模式论与民商事审判方法
徐继军 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
民商事法律适用热点问题研究
4、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实务
张晓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庭长
5、民事执行中若干实务问题
侍东波 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
民商事程序与审判技能
6、民事纠纷的要件审理方法
邹碧华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院长
7、民事案件的调解艺术
李红星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
8、民事庭审的驾驭
于雪艳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9、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制作规范
何 波 北京高院民二庭审判长
（二）案例教学及讨论
案例分析——彭宇案的法律解释
胡 岩 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
（三）现场教学
选择典型庭审录像，进行观摩并记录；之后由教师组织学员针对录像中的司法礼仪、庭审技能、实体法的适用、诉讼程序等方面进行评析和讨论，最后由辅导教师作总结点评。
（四）辩论式教学
选择辩论题目，学员分成正反两方，针对命题进行辩论。并由辅导教师进行点评。安排在模拟法庭训练期间进行。
第五单元 德国案例分析法讲座（6月13日至6月17日）
由德国法官授课。
第六单元 刑事审判、民商事审判模拟法庭训练（6月20日至6月28日

刑事模拟法庭训练与民事模拟法庭训练共8天，协调穿插进行。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角色分工扮演，综合训练庭审驾驭和裁判文书写作等技能。模拟审判结束后，分别由学员、法官、律师、辅导教师对模拟庭审的程序、庭审过程的驾驭、审理结论等进行点评。同时，在本单元安排裁判文书写作训练及点评。并安排1天选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