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

⑴ 英美法系国家为什么开始不承认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

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但对什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西方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学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国中，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和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认为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法系。这两大法系各具特点，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也有各自鲜明的特色。所以，这里主要以西方两大法系作为比较对象。通过对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深入比较，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规律，以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大陆法系-以法、德为代表的分析

（一）法国：行政法治与均衡原则

法国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它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法国也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概言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准备，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标志着法国行政法的产生，并使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与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法治国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均衡原则，这两个原则被认为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所谓行政法治原则，即政府行政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果。行政法治，作为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含3项内容：第一，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第二，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1]

在法国，均衡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出现的，它是“二战”后，法国行政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渐强化的产物。但是，“均衡性”作为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或审查的原则，其含义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解释。大体说来，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在无法依据法律条文或其他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裁决的情况下，监督、审查、决定是否撤销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手段。它根据具体情况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理、行政决定是否适度，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国：依法行政、比例与信赖保护原则

德国与法国并称为现代大陆法系的两大脊梁。法国在大陆法系中以民法的贡献最大，同时亦被誉为行政法的母国。但在公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领域，后来居上的德国也形成了现代世界行政法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各国行政法影响极大。[3]在德国，对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法治国思想。法治国的思想发轫于德国，法治国理念孕育着依法行政原则。而且随着法治国思想在德国从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发展变迁，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在法治主义由机械走向机动，行政权由消极走向积极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即由作为形式主义的依法行政原则过渡到实质主义的比例、信赖保护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是法治国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接受议会法律的规制，必须置于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动违法的，必须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国行政法学创始人奥托。麦耶尔（Otto Mayer）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以下三项原则：第一，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即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范是法律创造的；第二，法律优位原则，即法律对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第三，法律保留原则，即一切行政作用虽非必须全部从属于法律，但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 [4]多数学者则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两项内容，即法律优位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则，又称为均衡原则[6]或平衡原则[7]，是实质意义法治国原则的典范。它不但为现代条件下的干预行政提供了新的规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适用性。在行政法上，无论是制定普遍性规则的行政活动还是传统的行政行为，都应当接受该项原则的规范和制约，并以此判断它的合法性。[8]奥托。麦耶尔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则”。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部门法中的“帝王条款”。[9]一般认为比例原则是一个具有宪法位阶的法律原则，它滥觞于19世纪警察国家时期，渊源于“法治国家理念及基本人权之本质”，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逐步成为限制行政权的有效手段。它具体包括三个子原则： 第一，行政措施对目的的适应性原则。即所采取的国家措施（普遍的或个案的）适应于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规定的目的，不得偏离。第二，最小干预可能的必要性原则。如果以国家措施干预公民自由为实现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么这种干预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权力对公民一般自由权利的干预，只应当发生于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于基本权利的性质，个人对于公共权力不必要的干预可以提出异议进行抵抗。第三，禁止过分的适当性原则。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预自由的国家措施对当事人来说是不过分的，对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来说是适当的，又称为狭义的比例原则。质而言之，比例原则要求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相适应、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在德国发展成功的又一项行政法原则。其涵义是指：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该原则的核心思想即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11] “保护人民权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过程中却处处隐藏着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规范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作出修正，行政行为因违法或不合适宜也需要加以撤销或废止而发生变动等。为不使社会成员因信赖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损害，有必要对其正当权益设置一道屏障。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对这一现实需要的制度回应。当然，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且因信赖对象的差异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别。概括而言，其适用条件是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值得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为代表的分析

（一）英国：越权无效、合理与程序公正原则

英国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国家。与大陆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国没有划分公私法的传统，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与公民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调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辖。虽然现代意义的行政法理念与制度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下半叶，但直到现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采用过去普通法的一套规则和形式。[13]普通法传统中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义原则”（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对英国行政法一直起着支配的作用，并由此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等三项基本原则。

所谓“法的统治”，又称“法治原则”，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戴西（A.V.Dicey）的解释，其涵义即“英国人依法，而且只依法进行统治”。[14]“法的统治”这种理论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相结合，作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确立，与“议会主权”原则在近代英国宪法中同时占据了稳固的地位。[15]所谓“议会主权”的原则是议会制定法处于英国法的顶点，不存在优越于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审查它的机关。它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宪法斗争胜利的结果，亦被戴雪称为英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在行政法上，议会主权原则与法治原则同样重要，共同构成行政法的基础，并由此产生行政法的一个中心原则”，[16]这就是“越权无效”原则。因为根据法治原则，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它的严格的法律依据，受到影响的人都可以诉诸法院。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议会制定的法律为最高法律，法院必须无条件地适用议会所通过的一切法律，不能审查议会所通过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机关的行为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以内时，法院就无权过问。也就是说，英国法院对于行政诉讼的管辖权，只在行政机关行为超越其法律权限时才发生。法院通过判例由此发展了著名的“越权无效”原则。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公共当局不应越权，这一简单的命题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行政法的核心原则。”[17]这个核心原则是英国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直接后果。

当然，在戴雪的法治观中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认为行政法是保护官吏特权的法国制度，和英国宪政传统、法治国情即法律平等主义或普通法统治不相容，这使得行政法在英国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人的法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承认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观念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础。新的法治观念一方面继承了戴雪的法治观，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之处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英国发展了合理性原则。对戴雪而言，法治与专制是天敌，而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权力专断的集中体现，任何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加以拒绝。戴雪这种将“专断”（arbitrary）与“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并论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观，受到了现代英国著名宪法学家詹宁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击。詹宁斯认为，在英国，“事实上，公共机构的确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专断”并不等于“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适应社会需求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同样适应社会需求的法治并不冲突。[18]另一位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大师威廉。韦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人民通常认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不相容，这是传统的宪法原则。但是这种武断的观点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确实它也并不含有什么道理。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19]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法院通过判例建立并发展了英国行政法上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合理原则。

同时，由于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观点被完全否决，英国自然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也在行政法中获得新生，并在广泛的行政法领域中适用，从而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在英国，自然正义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于自然法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成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导引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20]在普通法的传统中，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听证规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避免偏私规则，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拥有利益。[21]自然正义原则最早只适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说，在负有义务按照司法要求进行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该原则，而不能将此原则适用于纯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从而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同样也适用于行政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司法热衷于通过限制行政权力的干预来保护个人的司法能动主义被认为有悖于公共利益，加上战时的紧急状态赋予行政机关许多不受自然正义约束的特权（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戴雪意义上的真正的特权。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节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显示出对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 activism）的决定性胜利。[24]但是，1963年上议院在处理“理奇诉鲍德温”一案中，认为政府在作出解雇警察局长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听取被解雇人的个人意见，因此这种解雇决定是非法的。[26]这标志着司法政策的重大变迁，表明自然正义重新受到重视并扩展地应用于一切影响个人权利或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决定中。[27]“里奇诉鲍德温案”为自然正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英国行政法在传统的根基上的复兴带了个头。“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决，使行政法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建立了与过去的联系。自然正义原则获得了适当的适用，它给行政正当程序规则提供了广阔的基础。”[28]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已构成英国行政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中，越权无效原则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但在英国，越权原则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制定法的明确规定，因而在理论上存在着广泛争论。根据英国法院判例的发展，越权理由主要有三类：一是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二是程序上越权；三是实质上越权。实质又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二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三是权力滥用；四是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29]由于近代以来，自然公正原则与作为约束权力滥用的合理性原则已发展成为一项单独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因此，狭义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并不涵盖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约束的范围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权、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不履行法定义务和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即便如此，越权无效原则仍旧是一个涵盖面广泛的原则，只要不属于自然公正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约束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越权无效原则来约束。总之，在英国，如果说合理原则主要是实体法原则的话，那么公正原则则主要是程序法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则既涉及实体也涉及程序；如果说越权无效原则（狭义）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一种授权法原则的话，那么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则主要是一种普通法原则。从这个角度，英国的这三项原则是平行的。当然，广义的越权无效原则包含着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后两者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立法所隐含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又只是越权无效原则这一总原则的分支部分或补充原则。这就是英国以上三项原则之间的关系。

（二）美国：正当程序与行政公开原则

美国法的基础是英国普通法，两国同属普通法系国家，其行政法理论和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美英行政法几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纪末，为了解决工业迅速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美国建立了独立管制机构（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标志着美国行政法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据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而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从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对庞大的行政权加以控制，从而使美国行政法得以迅猛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对行政法的影响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并经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美国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则即行政公开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美国宪法中的确立，先是在纽约州1787年“人权法案”中得到发展，然后才被吸收到联邦宪法修正案中，并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发扬光大。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程序法的规则，称为程序上的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在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其二，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实体法的概念，称为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议会制定的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31]在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上，自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行政权的扩展，美国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开始向行政法领域渗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当程序规范，从而使得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呈爆炸性的扩张，而不再只适用于法院的诉讼程序。所谓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它是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领域的渗透与扩张。

行政公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行政法发展的又一重要方向。这段时期，由于越战失利、总统选举舞弊及种族歧视扩大，公众对行政机关越来越不满，从而导致行政机关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在这段时期经过几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实现行政公开。公众认识到过去通过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来限制行政权，只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免受行政机关的侵犯，而不能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证行政机关能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须公开，由公众直接参与对行政的监督，以补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审查的不足。于是，国会于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关于政府文件公开的决定，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规定除该法列举的九项情况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须公开，任何人有权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机关不得拒绝；1976年制定《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合议制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1974年制定《隐私权法》，规定行政机关所保持的个人纪录，有对本人公开的义务等。[32]行政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由此得以确立。所谓“行政公开是指个人或团体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称这种权利为了解权。”[33]当然，公众享有了解权，有权知悉并取得政府掌握的档案或信息，同时，法律也对公众的了解权作了限制。《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和《隐私权法》分别就政府文件的公开、会议的公开和个人记录的公开问题作了详细规定，构成了美国行政公开制度之骨架。

三 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与对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之共性规律

无疑，西方各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又有着深层次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差异，还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国情基础。尤其是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国国情，适应各国的法律传统、民族传统、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情况。由于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不同。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寻求出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些共性特征和规律。

1.法治国家与宪法精神

正如现代行政法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一样，作为规范行政权力之基本法律准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也是伴随着近代法治国思想的发展而形成的。虽然法治国思想发轫于德国，但是“大自然迫使人类去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34]因此，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国不同程度地确立为本国基本的治国原则。尽管早期在德国所表现出的“法治国”（Rechtsstaat）思想与在英国表现出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确存在某些层面上的不同，但“就讲求法治国家的基本目的乃在于保障人权与抑制政府的滥权，使得法成为规范国家生活的惟一准则，此是英、德两国法治主义者所不争的事实”。[35]

法治的要义在于对公权力的合理配置。在专制国家时代，公权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国家时代，国家公权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审判的拘束，而法治国则更进一步，所有公权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务就在于为行政权力的运作提供依据，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随着自由法治国家向社会法治国家的发展，近代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变迁，法治原则已不仅仅是判断权力运作合法性的准绳，而且也成为衡量权力运作正当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据。相应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即行政必须服从法律的基本准则，也在此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成为衡量行政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正当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法治原则不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则，而且推动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逐步发展并完善，因而始终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法治国家的理念与原则又是通过宪法而确立的，它们反映到宪法之中而成为基本的宪法精神和原则，并发挥着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之功效。作为“宪法的具体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则正是从体现民主法治国家精神和观念的宪法原则中推导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据。质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决定的，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宪法，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如德国宪法所规定的法治国原则、议会民主原则和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不仅决定着德国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则，还要求行政活动符合比例原则，遵循信赖保护原则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法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决定的。越权无效原则之所以是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由英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与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所决定的。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则直接形成为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

宪法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而且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和精神。因此，虽然法治是各国行政法的共同目标，但其具体内容却因各国宪政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是德国依法行政原则的内容，而不是英国越权无效原则的具体内容，尽管两者都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

2.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

从方法论上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还是一个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相结合的过程。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其行政法都是一个基本的部门法，但多数国家却尚未制定出一个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样的统一行政法典。这就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无法通过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确、统一的规定，而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国家，这种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确认，并辅之以理论的归纳、总结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通过法官的判例来确立，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国行政法上的程序正当原则和实体合理原则，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确认，然后被后来的判例所反复援引、实践后发展起来的。英国行政法学权威韦德在分析实体合理原则时，就述及了对该原则确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数十个判例。[37]作为英国行政法之核心原则的越权无效原则，虽然是一个制定法原则，但该原则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即越权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错误”

⑵ 什么是行政事实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不能根据其职权产生、变更或者消除行政法律关系的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是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有关的个人任意行为，由下列情形组成：

（1）事实损害的发生。不损害事实的，不建立行政事实行为，更不涉及行政赔偿问题。

（2）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存在重大主观错误。一般来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存在严重的主观缺陷，表现为不遵守法律和违反职责要求，故意或者严重过失，侵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主观上存在着严重过错。

（3）侵权行为与义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在义务活动中存在着个人的任意行为，或者产生损害事实的行为的工具和机会与公务有关，尽管不履行职责。

(2)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扩展阅读：

现代法治国家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必须服膺于依法行政的理念，行政事实行为作为一种行政行为，不能免除这一义务。“无法律就无行政”，行政事实行为应当符合相应的合法性要求。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行政主体必须在法定权限内实施行政事实行为，越权行为无效；另一方面，行政主体必须作出相应的行政事实行为，不得否定。t或延迟履行公务。

（2）行政事实行为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规定。本法所称守法，不仅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指符合法律的原则和精神。

（3）行政事实行为应当遵循比例原则。行政主体大惊小怪或者以过失和错误判断为依据作出行政事实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违法。

⑶ 中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是几本

中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包含一本、二本、和专科。中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专业设置涵盖工学、理学、医学、文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十一大门类近60个本科、专科专业。
中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属于中南大学二级单位，学院于2004年8月20日由中南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原湖南医科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原长沙铁道学院函授部合并组建而成。学院是中南大学定向委培专业、成人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继续教育、中南大学自考的主管部门和办学实体。中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是同时具备行政管理职能和办学职能的直属二级单位，代表学校对成人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高等自学考试进行规划、协调和管理。多年来，成人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为有色冶金工业、铁路和医疗卫生系统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每年年毕业生达5000余人。
为了培养符合社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中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创智新程强强联合，共建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

⑷ 行政诉讼 什么叫“不具有可撤销内容”

就是原行政诉讼前产生的该行政结果不改变，维持原样。

⑸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著名华人校友

王泽鉴，台湾民法学家，曾任司法院大法官。 苏永钦，台湾公法学家，现任司法院大法官并为副院长、国立政治大学讲座教授。 萧文生，台湾公法学家，国立中正大学法律学系教授。 柯耀程，台湾刑法学家，国立中正大学法律学系教授。 陈春生，台湾公法学家，现任司法院大法官。 陈新民，台湾公法学家，现任司法院大法官。 谢铭洋，台湾民商法学家，现任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院院长 蔡明诚，台湾民商法学家，国立台湾大学专任教授 葛克昌，台湾公法学家，国立台湾大学专任教授 陈自强，台湾民法学家、国立台湾大学专任教授、法律学院副院长。 蔡宗珍，台湾公法学家、国立台湾大学专任教授、 颜厥安，台湾基础法学家、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专任教授。 李震山，台湾公法学家、现任司法院大法官。 林钰雄，台湾刑法学家、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专任教授。 刘孔中，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 彭凤至，前司法院大法官、曾任最高行政法院院长。 陈继盛，台湾劳动法学家、前总统府资政、曾任中国文化大学劳工关系研究所所长 林菊枝，台湾身分法学家。 郭明政，台湾社会法学家，国立政治大学特聘教授、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学系专任教授。 吴秀明，国立政治大学专任教授、现任公平交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姜世明，台湾民事诉讼法学家、国立政治大学专任教授。 陈志辉，台湾刑法学家、国立政治大学专任副教授。 刘幸义，台湾刑法学家、国立台北大学专任教授。 郑逸哲，台湾刑法学家、国立台北大学专任教授、铭传大学兼任讲师。 张文郁，台湾公法学家、国立台北大学专任教授。 汪猷，1937年获博士，1997年殁，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家，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张丽卿，国立高雄大学专任教授、法学院院长、曾任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 庄国荣，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专任助理教授、前教育部主任秘书。 洪丁福，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专任教授。 林东茂，台湾刑法学家、东吴大学专任教授 洪秀芬，台湾民商法学家、东吴大学专任副教授。 李惠宗，国立中兴大学专任教授、公法学家。 黄启祯，台湾公法学家、东海大学专任副教授。 张志铭，国立台湾大学专任教授。 陈显武，国立台湾大学专任教授。

⑹ 陈新民的著作

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下册)
行政法学总论
公法学札记
军事宪法回论
宪法学释论
宪法导论
社会答役制度
法治国家论
法治国家原则之检验
行政法(第二版) (国立空中大学用书, ISBN 957-661-686-7)
中国行政法学原理

⑺ 对公共利益的集存是什么意思

公共利益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或特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主体利益相一致的方面，它版不同于国家利权益和集团（体）利益，也不同于社会利益和共同利益，具有主体数量的不确定性、实体上的共享性等特征，如何识别公共利益是司法和行政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公共利益是个十分重要而又颇具争论的话题，说它重要，一个国家乃至政府存在的正当性往往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说它颇具争论，因为究竟什么是公共利益，至今尚无定论。至于如何界定，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下试图从公共利益的构词结构入手，探讨公共利益与其他利益相比较，界定它们的区别，探寻我国宪法规定的公共利益之含义。

⑻ 行政法的性质是什么

行政法性质突出地表现为国内公法，这一性质也体现了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国内公法这一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一是公法而非私法；二是国内法而非国际法。
行政法属于公法从而与私法相区分。所谓公法与私法，概括地说，即：公法是关于国家的、政治的、支配的、法律的、公益的规范的法。行政法规范的内容是国家公共管理问题，它所调整的对象是政府与公民间的关系，它所规定的行政的主体、行政活动往往具有公益性的特点。因此，行政法一般被公认为典型的公法形态。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福利国家的形成和给付行政的发展，使得公法与私法的区别日渐相对化和淡薄，出现私法的公法化（如社会保障法）、公法的私法化（如经济行政法领域）趋势，公私法的界限更加模糊。行政法虽可借鉴司法规则，但它不可能完全适用相同的规则，总会有所区别，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公法性质。公法与私法的相对差异，无论在现实的法律制度上还是在理论解释上，都是不能否认的。正如陈新民教授所断言：“中国迟早要承认公、私法的差别”。
行政法属于国内法从而与国际法特别是国际行政法相区分。行政法基于一国国家主权而制定，效力及于本国领域。因此在性质上属于国内法而非国际法（主要规范国与国之间或国际组织的法）。随着国际关系日益密切，各国政府及其部门在行政领域内的合作日益广泛和频繁，“国际行政法”名称也开始出现于行政法论著之中。但国际行政法在性质上应属国际法，属于国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法律渊源主要表现为国际条约及行政协定、国际组织自身的章程和国际惯例。我们不能将国际行政法定性为行政法（国内法）的一部分。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也可作为行政法的法律形式渊源，但也不能因此认为行政法属国际法范畴。

⑼ 依法行政原则的合理性

行政合理性原则之所以被作为依法行政原则的一个子原则看待，就是因为在行政领域中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自由裁量权不可能无限制、无规则地行使，它除了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外，在裁量规则上还必须受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制约。
所谓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及其行政公务人员在法律积极明示的授权或消极默许的范围内，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酌选择认为正确、恰当的行为的权力。较为多数的学者把自由裁量权表述为：行政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即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
由于现代行政管理面临的事务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可变性，立法者不可能预见社会生活全部以及行政活动可能发生的所有影响，法律规定也不可能总揽一切情形。因此，法律不得不授权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斟酌权衡，从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同时，法律对行政活动的规定也不可能详尽无遗，它必须给行政机关留有一定灵活处理的权力，自由裁量权也是发挥行政公务人员主动性和提高行政效率必不可少的条件。洛克曾说，“有许多事情非法律所能规定，这些事情必须交由握有执行权的人自由裁量，由他根据公众福利和利益的要求来处理。”不过在这里，洛克将自由裁量权与法看作不相容的东西，英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戴雪也曾持此观点。
今天，这种传统的广泛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与法律不相容的观念已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现代统治要求尽可能多且尽可能 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治与人治相对立，它排除权力行使者的专横、武断和凭个人意志行事的方式，但是法治并不排除执法人员的主动精神，法治应允许执法人员发挥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自己的判断以最佳的方式达到法律目的的实现。因此，自由裁量权的确定，不仅不与法治相冲突，相反还是法治的要求和补充。可以说，现代行政主要表现自由裁量行政，绝对的羁束权限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国家必须承认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与作用，但是自由裁量权又有可能被滥用。因此，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不是自由无边、任意而为，它应依法、依权限并依一定裁量规则而行使。它必须在外部界限上受法律规定的约束，在内部的自由裁量问题上应符合行政合理性原则。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既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要求，又做到适度、合理而不致越权或滥用。 关于行政合理性原则，人们一般认为：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客观、适度，合乎理性(公平正义的法律理性)。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无限度地要求行政决定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的观点实际上是对政府过份完美的要求，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笔者以为，行政合理性原则是一个具有内部网状结构的限制性原则，不能将它仅理解为是对行政行为内容的要求。由于行政合理性原则产生的基础就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因此，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含义在于行政权必须为正当目的行使，使用最恰当的方式，并与法律的精神、内容和法律的一般原则相一致。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要符合“理”。
在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理解上，我们以为主要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关系。有人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合法性原则的必要补充人们现在大多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并不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必要补充，而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完善。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对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控制，并不只是行政合法性原则所能解决的，还需要对之进行合理性和公正性以及责任性的控制。这些子原则共同构成了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基本行为准则。
这里应注意的是，行政合法性原则对自由裁量行为的要求往往表现在范围、“面”上，而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对自由裁量行为的内部限制，是对自由裁量行为的内部具体“质”的要求。行政合法性原则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而行政合理性原则则于自由裁量领域;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都涉及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只是二者的程度不同而已：合法性主要是指是否合乎法律的规定，合理性则主要指在法律规定范围或原则内是否符合法律的目的、原则等，行政合理原则涉及的是更深层次的合法与否的问题。
二是“理”的确定。行政合理性原则中的“理”，与法律密切相关，我们不能离开法律来对“理”作无限扩大的解释。这里的“理”不是道德规范，不是脱离法律的“理”，而是法律的目的、精神，法律一般原则、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观念。
三是行政合理性原则适用的范围。在行政合理性原则适用范围的确定上，人们往往认为行政合理性就是要求行政行为的内容合理。我们认为这种范围过于狭窄。不仅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合理，而且行政行为的其他方面如方法、时间等以及做了同行政行为的主观意图或动机等方面都应合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限度也就决定了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的范围。“
行政机关自由选择的范围不限于决定的内容，也可能是执行任务的方法、时间、地点或侧重面，包括不采取行动的决定在内。”可见，行政合理性原则所要求的范围是自由裁量行为的各方面而不能只限于行为的内容上。在主观方面，不仅要求自由裁量权在客观因素上合理，而且还要求主观动机正当，否则就有 可能构成“裁量行为本身内部客观之瑕疵”或“裁量行为内部主观之瑕疵”。在实体或程序上，是否包括两个方面呢?有人认为既包括实体上的合理(考虑相关因素、不考虑不相关因素、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又包括行政程序上的合理(实行回避，充分听取意见)。
笔者以为，在这里，程序上的合理也属于程序公正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没必要将其纳入合理性原则的范围来探讨(而是将它作为行政公正性的内容来阐述。例如，英国的合理原则主要适用于实体方面，“而今天，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发布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中该原则得到了成功运用。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自然公正原则在程序方面的贡献相同。”因此，我们所理解的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是就行政实体的合理而言的，至于程序方面的合理问题我们则将它归之于“行政公正性原则”的内容。 在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要求上，人们往往将符合公正的规则作为合理性原则的一项具体要求，立法实践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如《行政诉讼法》第54条关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规定。我们认为这种概括并不尽妥当(关于行政的公正问题我们将在后文有关行政公正性原则部分阐述，在此，我们不将其作为合理性原则的一项具体要求来看待)。
根据我国长期的实践和理论的总结，行政合理性原则应包括下列各项要求：
其一，行政行为应有合法的目的。任何自由裁量行为的作出，应具有合法的目的。这一合法的目的，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行政的目的，即行政必须为民服务，为公益服务;
二是法律的目的，自由裁量行为的作出，不仅要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而且还要符合该法律授权的特定目的。自由裁量行为是否合理，“一切取决于授权法的真实目的和意思。”，即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具体目的。
其二，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正当的动机。行政行为的作出，应出于善良、诚实的动机，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公务人员不能假以执行法律的名义将其主观意志或者个人的情绪、偏见、同情、反感等施加于公民或者组织。
其三，行政行为的作出应考虑相关的因素而不应受无关因素的影响。所谓相关因素是指与待处理事件有内在联系并可以作为作出决定根据的因素;所谓不相关因素，是提与事件本身没有内在的联系而不能作为作出决定根据的因素。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应考虑相关因素，尤其要考虑法律、法规所明示的或默示的要求考虑的因素，而不应考虑与作出决定无关的因素。
(四)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构成?
在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判断标准上，可以借鉴德因关裁量原则理论，将行政合理性原则具体确定为三个子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
其一，适当性原则。适当性原则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目的导向要求，即：要求在作出决定时，面对多种可能选择的措施而必须择取确实能达到法律目的或行政目的之措施。换言之，行政行为的作出应符合其法律目的的达成，而不得与目的相离。如为了追求高效和优良的行政管理，在公务员的选拔上往往采取限制学历的办法，但如果为了实现该目的仅采取限制学历的办法，却并不能促使该行政目的的实现，此种情形即属违反适当性原则。〕
其二，必要性原则。所谓必要性原则是指行政行为不超越实现目的的必要程度，也即面对多种可能选择的手段而应尽可能选择影响最轻微的手段。该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于使用“最不激烈手段”(在诸多可 选择的手段中选择影响其他价值最少的一个手段)或者“最温和手段”。如对于某违法的企业，行政机关可依法给予罚款、吊销执照或者责令停产停业的处罚，如果只需对企业处以罚款即可达到制裁和防止其违法的效果时，行政机关即不得施以其他大的行政处罚措施。该原则意在防止行政机关作出决定时“小题大作”，正如一位德国学者弗莱纳(F·Fleiner)所比喻的一样“不可用大炮打小鸟”，也即我国俗语所说“杀鸡焉用牛刀”。必要性原则一方面要求采取最轻微的手段，另一方面要求只有在最后关键时刻而不得不采取激烈手段(无其他可行及慎重的手段取舍)时方可为之。
其三，比例性原则(即狭义的比例原则)。又有人称之为衡量性原则(或平衡原则)。比例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面对多种可能选择的手段，对手段的选择应按目的加以衡量，换言之，任何对行政相对人采取的不利措施所造成的损害应轻于达成目的所获得的利益。台湾陈新民先生认为，我国古语“杀鸡取卵”为该原则的最佳反面写照，即该原则要求在目的与手段之间保持比例，不致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的目的而造成公民权益的过度损害。学者麦耶·柯普(Mayer Kopp)对该原则也曾作过形象的比喻：“警察为了驱逐樱桃树上的小鸟，虽无鸟枪，但也不可用大炮打小鸟。”

⑽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法学）考试的联考的科目和参考书目怎么选择啊

030101法学理论18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③601法学理论④802法学综合802法学综合（含法理学、法律史、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030102法律史01中国法制史02中国法律文化03外国法制史04西方经济法制史24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或202俄语或203日语③602法律史④802法学综合 03010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01中国宪法02行政法学03立法学04教育法学30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③60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④802法学综合 030104刑法学01刑法学02犯罪学03青少年犯罪研究65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③604刑法学④802法学综合 030105民商法学94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或203日语③③605民商法学④802法学综合 030106诉讼法学01刑事诉讼法02民事诉讼法03刑事侦查学55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③606诉讼法学④802法学综合606诉讼法学包括①刑事诉讼法②民事诉讼法③刑事侦查学。报考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方向的考生均选考①刑事诉讼法②民事诉讼法报考刑事侦查学方向的考生选考①刑事诉讼法③刑事侦查学。030107经济法学01经济法02商法03劳动法94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或203日语③607经济法学④802法学综合 03010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12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③608环境法学④802法学综合 030109国际法学92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或203日语③609国际法学④802法学综合报考日语语种的考生需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030120司法鉴定01法医02物证技术03司法会计04计算机与声像资料鉴定 20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③610司法鉴定④803法学综合（鉴定） 803法学综合（鉴定）包括：①《法学概论》、②《刑事诉讼法学》、③《民事诉讼法学》、④《诉讼证据法学》该专业与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联合培养。有医学、计算机等理工科专业背景或相关工作经验的考生优先，本专业同时招收委培生。司法会计方向需有会计相关专业背景，复试时加试一门专业课。计算机与声像鉴定方向复试时加试一门专业课《计算机网络》。★030121知识产权22① 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或203日语③611知识产权法学④804法学综合（知产）804法学综合（知产）包括①法学基础（含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②专业基础（民法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任选其一）。同等条件下有法语背景的优先。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 020205产业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版）；《现代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尹伯成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030101法学理论: 《现代西方法理学》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理学导论》徐永康主编、顾亚璐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法理学专论》徐永康主编、苏晓宏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030102法律史:《中国法制史》王立民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法律制度史》丁凌华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外国法制史》（第四版）（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何勤华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外国法制史》何勤华、李秀清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03010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宪法学教程》殷啸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沈福俊、邹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030104刑法学:《刑法学》刘宪权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补充修改规定。 030105民商法学:《民法学》（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彭万林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或《民法学》高富平主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婚姻家庭继承法学》许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近两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商法学》（高等政法院校教材）覃有土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或《商法教程》（第二版）顾功耘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030106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修订版）叶青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研究资料汇编》（第一辑2000—2005年）叶青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民事诉讼法学》江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民事诉讼法案例与图表》叶青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诉讼证据法学：指引、案例与文献》叶青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侦查学》杨正鸣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侦查学原理》杨正鸣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 030107经济法学:《经济法教程》（第二版）顾功耘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商法教程》（第二版）顾功耘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03010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环境保护法学》（第四版）韩德培主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环境法原理》吕忠梅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自然资源法学》张梓太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生态主义法哲学》郑少华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030109国际法学:《国际公法学》（第二版）王虎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国际私法学》丁伟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国际经济法学》朱榄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近两年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 ★030120司法鉴定：《中国司法鉴定制度研究》杜志淳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司法鉴定相关法律法规（截至2008年10月1日之前）；《法医学》闵银龙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物证技术学》徐立根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2版第1次印刷。《法学概论》（第十版），吴祖谋李双元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刑事诉讼法学》（修订版）叶青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民事诉讼法学》江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诉讼证据法学》叶青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030121知识产权： 《宪法学教程》殷啸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俞子清主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民事诉讼法学》江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民法学》高富平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或《普通物理学》黄新民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或《普通化学》马家举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知识产权法学》吴汉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02法学综合我校提供法学综合课考试大纲。 法理学部分：《法理学导论》徐永康主编、顾亚璐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四、六、九、十四、十五、十六章。 法律史部分：《中国法制史》王立民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章第一、二 、三节，第七章第二、三、四节，第十三章第一、二、三节；《外国法制史》（第四版）何勤华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第十章。 宪法学部分：《宪法学要义》殷啸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五章。 刑法学部分：《刑法学》刘宪权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十章第二节、第四节，第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五节，第十三章第二节，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十七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二十四章第二节、第四节，第二十五章第二节，第二十八章第二节、第三节。 民法学部分：郑云瑞著《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五节、第八章、第十章第六节。 诉讼法学部分：《刑事诉讼法学》（修订版）叶青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第七章、第十五章；《民事诉讼法学》江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六章、第十二章。 经济法学部分：《经济法教程》（第二版）顾功耘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商法教程》（第二版）顾功耘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六章第二、三、四节，第九章第一、二、四节，第十四章第一、二节，第十六章第一、二、三节。 详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69d6db0100bqf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