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行政法苏扬讲义

㈠ 为什么没有行政法解释

长期以来,统一的行政法典一直被许多人视为非分之想。行政权的不断扩张、行政事务的纷繁复杂以及国外鲜有行政法典的现实,使行政法法典化的思路一直难以被立法部门及行政法学界的主流所接受。但随着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及国内外行政法治的发展,克服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已触手可及,在此背景下,中国行政法是否应和其他部门法一样,选择一条法典化的发展道路,这关系着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宏观战略和未来形貌,值探讨。
一、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
迄今为止,认定行政法难以法典化的理由显然出自技术方面的考虑。“行政法之所以不存在统一的法典,其原因有三:第一,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行政关系过于广泛,且多种多样,各种不同的行政关系又在较大的别,很难以统一的规范加以调整;第二,部分行政关系的稳定性低,变动性大,有必要留给法律位阶较低的法规和规章调整,而不宜由统一法典进行规范;第三,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较晚,规范各种行政关系的基本原则尚未完全形成,有些基本原则虽已形成,但尚不完全成熟,从而不具备将之编篡成统一法典的条件。”①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将上述三点原因分别概括为行政关系广泛说、行政关系不稳定说、行政法不成熟说。首先,对于行政关系广泛说,笔者认为并不
能服众。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很难说行政法的调
整对象比民法的调整对象更广泛。现代行政权的
触角尽管已延伸至从摇篮到墓地的时空领域和社
会领域,但其基础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及人
身关系,即民事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被
涂上了权力色彩的行政关系如何扩张,其范围都
难以超越作为其基础的民事关系。就渊源而言,
总是先有涉及摇篮和墓地的民事关系,才会有针
对摇篮和墓地的行政关系;总是先有涉及互联网
上的“网财”的民事关系,才会有针对“网财”
的行政关系。作为公法关系的行政关系与作为私
法关系的民事关系之间的这种渊源关系,使行政
关系广泛说失去了赖以立论的历史佐证。而且,
行政活动的种类再多,也多不过民事活动,甚至
不见得多于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而不同的行政
关系之间的差别,也很难说比不同民事关系之间
的差别更大,甚至不好说比不同性质的犯罪间的
差别更大。更何况,行政关系的广泛性是近现代
行政权扩张的结果,在奉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
是最好的政府”的年代,西方国家行政关系的范
围并不算广泛,但行政法的法典化仍然没有实现。
因此,按照行政关系广泛说的逻辑,既解释不通
民法和刑法何以能够法典化的现实,也解释不通
在行政关系简单的年代行政法何以仍然没有实现
法典化的现象,以行政关系广泛说为依据来反对
行政法的法典化,恐怕难以自圆其说。
其次,就行政关系不稳定说而言,其立论的
依据,实际上是担心统一的行政法典会损害行政
机关应对丰富多彩的社会事务的能力,但这种担
心实际上并不必要。因为,统一的行政法典并不
会将所有的行政法规范一网打尽———正如民法典
也没有将所有的民事规范一网打尽一样,统一的
行政法典既不会完全取代法律位阶较低的行政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不会取消行政机
关的自由裁量权及行政立法权,甚至不会影响立
法机关在行政法典之外制定单项行政法律的权力,
因而不会损害行政机关的应急能力,也不会降低
行政机关的回应性。
最后,对于当今各国罕有行政法典的原因,
应当承认,行政法不成熟说提出了一种非常有力的解释。正是由于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不成熟,
才导致支持行政法法典化的主张无论在立法实践
领域还是学术研究领域都难以占据主流地位。但
另一方面,任何法律部门及法律学科都有一个由
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而法典化则是其成
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显然,行政法不成熟说有助
于我们认识行政法在过去为何无法实现法典化,
却不能用来否定行政法法典化的未来趋势。随着
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渐趋成熟,行政法完全可以
紧随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脚步,走上一条
法典化的发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不
仅在理论上可以克服,在实践中也同样可以跨越。
抛开已成为历史的德国、前苏联等国在此方面的
努力不谈,《荷兰一般行政法》的生效、一些国
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典所呈现出的实体化的倾向
(即,行政程序法中纳入实体性条款)、以及卷帙
浩繁的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的编篡,都表明阻碍行
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绝非坚不可摧。
二、行政法法典化的非技术障碍
如果说过去各国行政法难以实现法典化的原
因主要出自技术障碍的话,目前阻碍我国行政法
法典化的深层原因则主要出自非技术障碍。这种
非技术障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行政法法
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二是行政领域的立法
存在路径依存。
(一)对行政法法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
行政法法典化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行政法形式
上更加美观,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如下现实意义:
1.减少行政法制中的法律冲突
法典化最明显好处在于它能够减少和避免行
政领域单项立法之间的法律冲突。在法典化之前,
由于在行政领域存在着若干个单项法律,这些法
律尽管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但
由于其侧重点不同、参与起草的部门不同、审议
的人员不同、制定的时间及背景不同,因而在同
一事项上的规定可能会有所不同。同时由于各个
单项立法均属同一个法律位阶,互不隶属,且缺
乏可以统辖这些单项立法的行政法律原则,这样
在同一事项上的不同规定就演变成为法律冲突。
而在法典化之后,行政领域的一些单项立法被并
入行政法典之中,且行政法典确立了统一适用于
行政一般领域的行政法原则,这既有利于避免或
减少在同一事项上存在不同的法律规定,又有利
于解决因这些不同的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法律冲突。
2.弥补行政法制中的法律空白
尽管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行政法领域的法律空白依然存在,而且还会继
续存在。由于行政领域的单项法律均各管一段,
在这些单项法律间的空白地带行政权就处于无法
可依的状态。在此无法可依的空白地带,无论行
政机关有所做为还是裹足不前,均会均会授人以
柄,受到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责难。而统一的行
政法典通过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可以为行
政机关在法律空白地带行使权力或约束权力提供
法律依据,从而弥补行政法制中的法律空白,使
政府摆脱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3.减少行政法制中的重复条款
在目前单项行政法律中,存在着一些内容完
全雷同或基本相近的条款。例如,无论行政处罚
法、行政许可法,还是起草过程中的行政强制法,
均有内容相近的关于行政公开的条款。这些内容
重复的条款,不仅增加了行政法制中的条款数量,
制造了行政法条款的虚假繁荣,而且还为起草、
审议及学习掌握该条款增加了不小的工作量。制
定统一的行政法典可以将这些内容雷同或相近的
条款合并集中,从而消除行政法制中的条款泡沫。
4.避免公法拖累私法
尽管私法公法化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公法
与私法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条大致清晰的分界线。
但在我国,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却常常为人所忽视,
从而导致私法侵凌公法的现象,即在原本属于私
法体系的法律文件中不适当地吸纳公法条款。而
基于该公法条款而引发的争议,又拖累了该私法
文件的审议通过,由此导致公法拖累私法的现象。
有关行政垄断条款的争议对于反垄断法的影响,
即是公法拖累私法的典型事例。②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法拖累私法的现象的
出现,其原因固然非常复杂。但公法与私法之间
的界线不被国人所尊重,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而行政法典的出台,有助于国人明确公法与私法
的界线,从而有助于消除或减少公法拖累私法的
现象。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行政法法典化的上述现
实意义,无论学界还是立法部门在理解上并不存
在困难,但由于对行政法法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
不足,学界和立法部门对行政法的法典化表现得
相当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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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上：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张光杰）+宪法（人大出版社第三版）大一回下：民法I（法律出版社梁慧星答）+行政法(北大出版社罗豪才）+刑法I（应用刑法学总论陈浩然）大二上：民法II（人大出版社王利明第四版）+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姜明安）+刑法II（应用刑法学分论陈浩然）+中国法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叶孝信）+国际法（法律出版社王铁崖+国际公法导读本人大出版社TIM HILLER） 民法II还有两本，债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杨立新（基本上没人看，很烂）+合同法教程人大出版社苏号明（辅助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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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有关法律的知识

日常生活中，涉及的法律和民法相关比较多，另外比较重要的就是工作中涉及的劳动法。

如果是非上述原因解除合同，公司必须提供赔偿，赔偿标准如下：

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而女性员工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还享有三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61条规定："不得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对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㈣ 运用法学知识分析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提出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它已被世界
公认为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金律。从法的视角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蕴含着丰富而
深刻的法理内涵，即尊重个体的平等观、符合人性的权利义务观和重视内省的自律观。在
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文明断层线上发生的冲突愈演愈烈
的国际格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成为重构世界秩序的价值标准和规则渊源。
［关键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人性；自律；国际法。
［作者简介］ 周欣宇，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法律思想史研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常被视为道
德金律①。1993 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二届
世界宗教议会”上，德国著名神学家孔汉思
（Hans Kung）提出的全球伦理构想中，“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四不可”②一道成为
最基本的道德戒律，即通称的道德金律。其
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除了普世的道德
属性外，还有深刻而丰富的法律意义。本文
将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一番法律视
角的审视，以剖析其法理内涵，并进一步阐
述它在国际法上的重要价值。
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始见于《论语》。
孔子在回答仲弓和子贡的提问时两次提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次，仲弓问什么
是“仁”，孔子答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
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
家无怨。”另一次，子贡问孔子有没有可以
终身奉行的话，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不要
把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别人。用孔
子的话说即“恕”道。恕道乃仁道，如《孟子》
所谓“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后世儒者常
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论语》中的另一
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结合起
来考察，将前者归纳为“恕”，而将后者归纳
为“忠”，__________并以曾子的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来说明孔子思想的精髓是“忠恕”，它是
“仁”的具体表现。他们训“忠”作“诚”，释为
天道、体、本源，释“恕”为人道、用、末流。程
子说“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
一以贯之：忠者，天道也；恕者，人道也。忠者
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
大本达道也。”明朝著名理学家薛瑄曾指出
《论语》“借忠以明一之体， 借恕以明贯之
用，故知尽己推己其施无穷，则知一贯之理
无不尽也”。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也。
时下流行观点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是忠，而“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是恕，忠是积极的仁，恕是消极的仁，是
仁之一体两面。这种观点应承和发扬了宋
明儒的思想，但却囿于体用之争，与孔子原
意未必相符。那么应如何理解孔子的忠恕
之道（或者说恕道）的原意呢？ 或宋元之际
的理学家戴侗的观点将有助益，他在《六书
故》中训“忠”为“尽己致至”，并进一步解释
为“反身而诚，然后能忠。能忠矣，然后由己
推而达之家国天下，其道一也”；他又训“恕”
为“推己及物”，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施诸己而不愿，勿施于人，恕之道
也。”根据戴侗的观点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孔子是强调恕道精神的，作为其哲学思想核
心的“仁”的出发点和落脚处都是“恕”，而非
宋明儒和今日流行观点所总结的“忠恕”。
《论语》中虽有时也忠恕并举，但其重点仍在
恕。紧扣《论语》原意，可以发现“忠是在自我
道德实践中所应呈现出公正无私的心理状
态，恕是仁道的具体表现”③。既然恕是实践
中的仁，那么将忠和恕分别解释为积极的仁
道和消极的仁道就站不住脚。这样“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就联系起来了，前者必然外延到后者
的领域内，后者的内涵中也必然包含前者。
通过构建忠恕之道，儒家建立了以“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核心的个人道德修养
体系。该内在的信念体系满足了人际交往
的需要，经过个体亲身体验或类比体验，产
生了一系列的行为规则， 这些行为规则把
人与人之间的边际效益固定下来， 从而形
成相应的权利义务观： 个体制约着和受制
于其他个体；尊重他人的利益，他人才能尊
重我的利益；损害别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
也得不到保护。
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理内涵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道德金律
是自我澄明的， 其道德意义经过历代儒家
阐幽发微，已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的法理内涵却没有受到人们
的足够重视，其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
有明显而深刻的法理内涵。
（一）尊重个体的平等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孔子
“仁学”的具体体现。“仁”是孔子哲学思想
的核心。那何谓“仁”呢？ 孔子在《论语》中多
次提到“仁”，如“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
“苟志于仁，无恶矣”等。这些看似散乱的论
说，却贯穿了孔子的仁学主张：现实生活中人
与人之间应该互相爱护、互相支持、互相帮
助，一言以蔽之，爱是人际关系的核心。
孔子已经认识到个体的差异和不同。
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己是两个不
同的个体。因此，墨家的“兼爱”不可能成为
孔子爱的模式，其爱的基础和出发点就只能
是个体的平等，只有人格平等，仁道才能通
过爱的途径得以实现。人格平等、尊重其他
个体的价值就成了孔子平等观的精髓。儒家
提出的“有教无类”“四海之内皆兄弟”都包
含有原始而朴素的平等观；儒家提倡的“三
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则从侧面
承认了人的人格尊严，而且人不容侵犯。
孔子思想中所蕴含的人文情怀被伏尔
泰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拿来作为反对中
世纪宗教专制的有力武器。这种尊重个体__
的平等思想在今日的欧洲仍然十分盛行，
它常常成为反对专制统治的最强呐喊。前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个人的地位是平
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
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该观
点为孔子的人文精神作了最好的注脚：尊
重作为个体的他在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孔子虽然主张平等、尊重个体，但却与
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同。个人主义是资本主
义上升时期兴起的代表当时新兴阶级的利
益的一种思想，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具有一
定的进步意义。个人主义明确以个人为中
心，强调个人理性、个人意识和个人权利。
个人主义的社会态度包括对个人情感、个
人信仰、个人偏好、个人隐私、个人生活方
式的充分尊重和理解， 因此个人主义有积
极的一面。但个人主义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那就是它反对权威， 特别是国家对个人的
支配。极端个人主义有坠入利己主义的危
险，利己主义对他人、集体和国家都有很大
的危害性。孔子的平等观虽然强调尊重个
体，但对个体的权利有制约，他认为个人权
利的行使的限度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通过推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在权利人的内心
中形成一种坚强的法律信念，即个人不得
强迫他人做任何违背普遍人性的行为，否
则他人有不服从的权力。
（二）符合人性的权利义务观
人生活在自己的欲望世界中。有些欲
望是正当的，如求得温饱、安全、荣誉等，法
律对正当的欲望应该满足或者为他们的实
现创造条件。有些欲望则是非法甚至邪恶
的， 对它们法律可以通过事前的积极引导
或事后的消极制裁来调整。不管是鼓励、引
导还是制裁， 我们都必须尊重人的欲望，因
为这是道德和法律的人性基础。只有正确认
识人的欲望，才能制定出符合人性的法律。
孔子言及人性虽然只有“性相近”寥寥
几字，但已经触及人性的共同属性。在孔子
的心目中，人性无所谓的善与不善之分，但
却有共性，那就是饥则求食、寒则求衣、苦
则求乐等普遍性，因此他说“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是一个世俗主义者，
与宗教禁欲主义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
欲”不同，他承认人的正当欲望，在尊重人
性的基础上提倡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孔子
主张富民，与冉有到卫国，冉有发现那里人
口稠密，问该怎么办，孔子回答说“富之”，
要尽快使老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教化。孔
子认识到老百姓贫穷是导致庶民犯罪的主
要原因，他说“贫而无怨难”“小人穷斯滥
矣”。因此统治者应该宽惠使民、轻徭薄赋、
省法轻刑，重视和维护生存权等基本人权，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设定个人义务方面， 孔子提出要符
合人性需要， 他为义务的设定划了一个下
限：即“我不欲人加诸我，吾亦欲勿加诸人”
或“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人们所不
喜欢或者要极力避免的东西，除了疾病、灾
祸、战争和死亡，就是被强制，其中包含不
合理的法律义务。对于那些自己都不能履
行的义务， 就不应该设定或者强迫他人履
行。如何才能知道那些义务是对方不能履
行的呢？ 孔子认为“性相近”，因此以己度人
无疑是认识他人的有效方法。以己推人，通
过心理换位的内在体念，达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境界。
有观点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
一种含有价值霸权的主张④。这种观点是否
成立呢？ 只有通过对中国式思维的解析才
能寻求正确答案。与西方人长于逻辑推理
不同，国人习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必须
有具体东西作为起点，对感情等抽象物，国
人是通过体己而感悟到的， 因此“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中不含有任何以自我为中心
的因素，因而也就不存在价值霸权的问题，
它只是一种“反求诸身”的方法论。“恕道”
的基本精神要求处理人际关系时应该“宽
厚”，即孔子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也
就是说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其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多的是
施加给执政者的义务。孔子在《论语》中处
处强调统治者的带头作用，他对季康子说：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他认为
统治者的以身作则，是法令贯彻的关键。因
此统治者应该行仁政，“尊五美”“屏四恶”。
在统治者的引导下，全社会都行“仁道”。孔
子认为能行恕道者多为圣贤，他们心胸豁
达，能敏锐地体察到整个社会的情感，及时
做出反映。孔颖达在《论语正义》中对“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的疏释最接近孔子的语
境，他说：“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
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
恶哀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
者，圣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
（三）重视内省的自律观
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核心内容
的忠恕之道又被称为“絜矩之道”。冯友兰先
生将“忠恕之道”“絜矩之道”和“仁道”并举，
在《中国哲学史》中他说：“后来的儒家，有些
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絜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
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这种
自我调节的控制机制是一种重视内省的规
范体系。朱熹在个人调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
社会调节机制，该机制以“我”出发点，形成
了“我之上”“我”“我之下”三个层次，通过三
个层次的均衡互动， 从而把个人与个人、个
人与社会的秩序规则建立起来， 并有机结
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秩序体制⑤。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首先表现为一
种指涉个人修养的道德观念。孔子重视个
人，特别是“有位之人”的道德修养，在《论
语》中他多次言及君子、圣贤和“为政者”加
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如何将道德观念转化
成内在的法律观念呢？ 孔子仍然用了他善
“推”的习惯方式。通过推己及人，孔子提倡
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观就衍化成为
自律的法律观，此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的道德义务就变成了法律义务，具有强制
性，如《礼记·大学》所谓：“所恶乎上，毋以使
下；所恶乎下，毋以事上；所恶乎前，毋以先
后；所恶乎后，毋以从前；所恶乎右，毋以交
于左；所恶乎左，毋以交于右。”这样儒家就建
立了独特的法律观：重视内省和自律。
在西方法律舶来之前，该种类型的法律
观一直占主流地位，它对个体的行为进行了
有效的规制，形成了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法
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或直接来源于道德规
范，或衍生于道德规范，总之，传统中国法律
与道德关系密切甚至混同是不争的事实。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在内在信念形成
的法律观，重视自律，与西方法律重视他律
的法律观不同。自律和他律作为东西方法
律观的不同表达， 本身不存在孰优孰劣的
问题，但自律的道德作用却不容忽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毕竟是一种以__
“自我”为中心构建的秩序规范，它会蜕变成
维护私人利益的法律霸权吗？ 回答是否定
的。首先，从动机和效果上看，“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的动机必然善，其效果必不恶，所以
它符合法律所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⑦。
其次，从逻辑上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
不意味着“己所欲，施于人”，也不意味着“己
所不欲”就禁止“人所欲”。“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价值目标是“善”，它的表现形式为
“真”，该命题为真。根据逻辑原理，原命题为
真，那么它的疑否命题也为真，“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疑否命题应该是“施于人，己所
欲”，就是说可以施加给他人的行为，必须是
自己所愿意做的行为， 该行为不违背人性，
通过换位思考的内心体验， 可能也是别人愿
意做的， 因此该行为可以加诸他人。其他与
“施于人，己所欲”不相同的命题必须通过逻
辑的检验才能判断其真假，如“己所欲，施于
人”的动机和效果都未必善，明显地有把自
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的意思，因而该命题
非真。最后，从儒家一贯的交际原则来看，孔
子是反对凭空臆测、绝对肯定、固执己见、唯
我独尊的，即“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孔子不主张将个人的好恶强加于人。
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国际法价值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调整人际关
系出发，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其适用
范围已突破原有的界限， 进入到复杂的国
际关系领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为当
今世界不同文明所广泛接受和认可。“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日益显
露其普世价值。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
导出来的一些原则，如国家主权平等、相互
善意、互利合作等，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
同的基本准则。
（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国际法
上的普世性
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积极
意义还在它从人际关系推及到“邦际关系”
“国际关系”。它要求“协和万邦”“亲仁善邻”
“讲信修睦”，最后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在
儒家的理想中，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平天
下”，与此相适应，国际关系的最高境界是天
下太平，国与国之间没有冲突和战争。
当今世界，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地区冲
突和局部战争仍时有发生， 文明断层线上
发生的文明冲突愈演愈烈， 在纷繁复杂的
国际格局中重构世界秩序就显得尤为重
要。重构世界秩序必须要有国际社会普遍
认同的规范体系。哈贝马斯对处理不同民
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正义”和“团结”
原则。哈贝马斯认为“正义”指的是各民族
都有保留本民族文化， 按照本民族意愿发
展的权利；“团结”则要求对他民族的文化
应有同情的理解和尊重， 这是一种法律义
务。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
途径是民族间商谈和文化间的交往，“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是方法论，“和而不同”是
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世界不
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所接受， 构成全
球伦理准则⑧，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所以能成为
普世性的国际法原则在于人类文化本身基
本精神的相通性。世界各民族文化传统中
都能找到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似的
思想根源。佛教经典中说：“在我为不喜不
悦者，在人亦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悦__
加诸他人？ ”犹太教经典中也说：“你不要别
人对你做的事，就不要对别人做。”人类同源，
人性相似，那些体现人文精神的思想因其
代表了人类对正义的诉求，必将得到全世
界的普遍认同而成为普世性。
（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体现的
国际法基本原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普世伦理
而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和接受，它为国际交
往和国际行为制定了一些基本原则。这些
准则宛如法律，必然体现在国际法中，在国
际关系上应该加以贯彻和实施。
1.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的前提条件就是承认个体的人的平
等性，将其推及到国际关系上就是国家主
权平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
其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有何不同，一律
事有平等权利，承担同等的责任。主权平等
包括以下要素：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
立不受侵犯，世界各国法律地位平等，均享
有充分主权， 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
格， 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
济、社会及文化制度，均有责任充分履行其
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
2.相互善意原则。在犯罪心理学上，儒
家是动机论主义者。他们根据人的主观动
机来判断行为的罪与非罪。“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体现了儒家的一贯精神，即行为动
机必须为善，效果可以不论。所以儒家把
“亲仁善邻” 作为处理邦际关系的基本准
则，这是当时语境下的“国际法”。随着全球
化步伐的加快，人类又进入一个全新的“春
秋时代”，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次体现
出它的价值，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必须
本着善意的原则。任何背离善意的行为，应
当被全世界的人所鄙视和唾弃。新的时代
还赋予各国一项新的善意义务， 即一个国
家应当善意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各项
义务， 善意履行由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
则产生的、其作为缔约国参加的国际条约
所承担的各项义务。
3.互利合作原则。第一部分已述及理解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不能仅根据其字面意
思，而要在儒家的微言大义中理解，“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应有之意。将其推广到国际关系上就要
求各国在主权平等的前提下，坚持相互善意
原则，取长补短，共同协作，互利共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传统
法文化与当代法治建设”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批准号：05XFX005）
注释：
①少数学者如北京大学哲学宗教系的赵敦华教授将其
作为道德银律， 参见赵敦华：“中国古代价值律的重构及其
现代意义”（上），载《哲学研究》2002 年第1 期。
②即不可杀人、不可盗窃、不可撒谎、不可奸淫。
③颜炳罡：“儒学与人类文明相处之道”， 载陈启智编：
《儒学与全球化》第199 页，齐鲁出版社2004 年版。
④参见杨树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历史局限性”，
载《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 年第7 期；徐春
根：“‘己所不欲’与‘己之所欲’‘施于人’是一种价值霸权：
从《庄子》相对价值论观点看”，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3 期。
⑤吴长庚：“儒家絜矩之道的现代诠释”，2001 年台湾
第六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发言稿。
⑥参阅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陈顾远：《中国文化与中华法系》，台湾三民书局
1969 年版； 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⑦廖建平：“道德金律的哲学阐析”，载《衡阳师范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2000 年第3 期。
⑧汤一介：“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载《中国哲
学史》2000 年第4 期。

㈤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一、经济法与经济行政法之间的区别

（一） 两者规范的权力不同

经济法规范的是国家主权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而经济行政法规范的是经济行政权对行政相对方经济行为的干预。我国宪法对此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该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依法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权，该法就是经济法，该权就是主权。宪法第3章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该条明确规定了政府（狭义的）掌握的权力是行政权。主权和经济行政权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归属主体不同。国家主权属于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有的西方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例如，《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958年10月4日公布，1976年6月18日最后修改）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国家主权。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国家主权。”《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序言部分这样写到：“日本国民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代表而行动，为了我们及我们的子孙，确保各国人民合作之成果及我国获得自由之惠泽，决心根绝因政府行为而再度酿成战祸，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确定本宪法。”有的西方国家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但可以从表述中推理出这个结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序言规定：“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既然宪法由人民制定，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力必然来源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而经济行政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体的经济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 例如，在我国现阶段，关税的征收权就属于海关，其他机关和组织都不能行使关税征收权，即使国务院也不能直接征收关税。

第二，两者受制的法律种类不同。国家主权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在国际范围内，国家主权受国际法规制。经济全球化导致一些有关经济、环保、人权、宇宙空间以及国际犯罪等共同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无力解决，于是，国家之间签订了许多国际合作的条约和协定，为了保证获得国际合作和有效地解决问题，国家就必须遵守这些条约和协定。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国家主权，从它的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正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影响下被重新定义。……我们对国家主权的概念已经不在与过去一样了。”在国内，国家主权受宪法规制。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对客观上已经形成的民主事实的法律确认。”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相对应的也规定了国家和公民的义务。国家可以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力，但同时也必须按照宪法的规定履行义务。而经济行政权除了要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之外，还要受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制。

第三，两者的可分性不同。国家主权是抽象的，具有不可分性。而经济行政权具有可分性。经济行政权只是国家行政权的一部分。不同的经济行政权由不同的行政主体行使。例如，征税权由征税机关行使，产品质量的监督权由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行使。而且，同样一种经济行政权还可以由不同的机关来行使。例如，中国征税机关有三个：海关负责征收关税，财政机关主要负责征收农业税和契税，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税由税务局负责征收。

第四，两者的地位不同。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内的最高权力，在我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而经济行政权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来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第五，两者适用的地域不同。国家主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经济行政权按照行使的主体不同，适用的地域不同。中央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地方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只能适用于国家领土的一部分。

综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国家主权的运用，而不是行政权的作用。所以，王文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的结论是将主权和行政权混同了。

（二）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不同

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表述存在分歧，但在国家是主体一方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例如，徐杰教授倡导的国家管理和协调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管理和协调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杨紫烜教授主张的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李昌麒教授提出的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漆多俊教授倡导的国家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国家运用主权干预经济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个体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相对方的范围一致，但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国家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主体有根本区别。经济行政主体包括财政机关、税务机关、海关、环保机关、质量检验检疫机关、工商机关等政府机关以及法律授权的其他执法机关。一般来说，经济行政主体只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是狭义政府的一部分。狭义的政府仅指国家的行政机关，广义的政府除了包括行政机关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国家机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权力机关、国家主席、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的行政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成。国家机构就是广义上的政府。国家是包括广义的政府的一个组织体。

国家与狭义的政府不同。（1）两者产生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恩格斯对国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政府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工具，依附于国家，在正常状态下，它的产生方式同国家采取的政体有关。例如，在君主制国家，政府由君主指派产生；而在民主制国家，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在非正常状态下，政府还有可能通过政变产生。在我国，政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两者持续的时间不同。国家具有恒久性。一个国家在存续时间上并无限制，只要不被吞并消灭，它就会持续存在。而政府则不然。以民主制国家为例。政府皆有任期，由选举来决定政府的轮替。（3）两者所享受的权力不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人群集合体，它享受的权力是抽象的主权。在民主制国家，主权在于全体人民，无法转移。而政府享受的权力是行政权力，来自国家主权的赋予并且受到主权限制，且有一定的行使范围，可以随着政府的更迭而转移。（4）国家有领土疆域的固定性，而政府则无此局限性。国家的成立以一定的领土为要件，此领土可以分割或让与他国，甚至，同一领土可以分割成两个国家。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国家能够宣示主权的范围是其拥有的领土范围。而政府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移动。只要该国人民同意，它可以在国家内的城市之间移动，在战争期间，外国入侵或领土被占领时，政府还可以移至它国，组成流亡政府。

国家干预经济不同于政府干预经济。国家干预经济是主权的作用，设定的是个体的经济行为模式，为了保证个体依法经营，就要有具体的行政主体来执法，这时就是政府干预经济，是行政权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国家禁止其实施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行为。当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了国家禁止的行为时，该法第23条规定：“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授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设的公平交易局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公平交易局作为行政主体有权在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违法行为时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第二， 两者产生时间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产生，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产生。以中国遗产税的征收为例。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也日益发展，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再加上歌星、舞星、律师、职业经理人等高收入职业，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为了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和增加财政收入，有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提出征收遗产税。在遗产税法没有颁布施行之前，税务机关不可能征收遗产税。只有当遗产税颁布施行，产生了国家和遗产税纳税义务人之间的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时，才可能产生税务机关依照遗产税法和具体的遗产税纳税人之间形成税收征收关系。

第三， 两者消灭的逻辑顺序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在时间上应当是同时消灭，但在逻辑顺序上，应当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消灭，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消灭。以农业税的征收为例。国家在没有宣布废止之前，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就不能不征税。只有当国家宣布废止时，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才能停止征税。

第四， 两者的抽象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国家和不特定的个体之间形成的抽象性的关系。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抽象性的关系和具体性的关系。当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为了有效地执行经济法而实施行政立法行为和制订其他行政规范（或称为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形成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不特定的行政相对方之间的关系，具有抽象性。这只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特定的行政相对方形成的关系，是具体的关系。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在于落实。不管是广义的法律，还是行政规范，最终都由经济行政主体落实到具体的行政相对方身上。

第五， 两者的稳定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稳定的，只要国家通过了相关经济法，规范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没有被修改之前，关系不会发生改变。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具有变动性。（1）法律明确授权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而制订具体的实施条例，从而使不同地方的经济行政关系体现出差异性；（2）根据法律的授权，一个地方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势，执行不同的标准；（3）不同的执法人员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在执法过程中会体现出差异性；（4）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依法执法，而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违法执法，也会造成差异。

根据上述分析，王文的“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于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的结论本身成立，但以此认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行政关系不能接受。

（三）两者的法律行为的性质不同

王文认为：“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节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王文认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行政法律行为表现形式的结论可以接受，但王文将行政主体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方式等同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不能接受。经济法学界虽然在经济法范围的界定上存在分歧，但在有的方面已经取得一致意见，都认为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属于经济法范围。笔者下面就以市场管理法为例来具体分析国家主权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的方式的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到第15条规定欺骗性市场交易行为、商业贿赂行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等11种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属于国家主权干预经济方式之一：禁止个体实施损害市场竞争机制正常运行的行为。为了保证国家的干预能够实现，该法第16条到19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监督检查权，第21条到第30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行政处罚权。 行政主体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这个任务主要由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担当；也可以采取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措施，这个任务主要由没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完成。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了贯彻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了《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等这样一些规范性文件，制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目的是为了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进行具体化，同时规定具体的处理程序和方法，指导各级工商机关有效地执法。各级工商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要对具体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时，所作出的行政决定书必须注明授权其进行执法的条文。例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查处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必须写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1条对违法经营者进行处罚。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分析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与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两者之间的区别。

第一， 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主体是国家，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主体是经济行政主体。

第二， 两者法律后果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后果是设定了个体的经济行为义务，是抽象的，不针对具体的个体。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后果一般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具体化。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后果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落实到个体身上，针对具体的行政相对方。

第三，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表现是设定市场主体不得实施的行为。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表现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结果具体化的抽象行政行为和落实到具体行政相对方身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 两者责任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如果有错误，给个体造成了损害，在我国目前现阶段不需要承担责任。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如果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了损害，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要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还可以向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实施违法行为的公务人员追偿。

（四）两者涉及的救济途径不同

王文认为“在经济管理活动过程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个结论本身就不能接受，王文以此推论经济法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的观点就更不能接受。

在我国现阶段，只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所以，我国学者在考虑权利救济途径时往往遗漏了宪法救济途径。行使行政权引发的争议的救济途径并不是只有行政救济途径。因为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并不都是行政争议，而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宪事争议，一种是行政争议。行使行政权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引发宪事争议：一是当拥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制订的法规、规章，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损害了行政相对方的宪法基本权利时；二是当政府首脑、内阁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越权或滥用权力而违反宪法时。当然，行使行政权在一般情况下引发的是行政争议，通过行政途径来救济。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建立宪法诉讼，但并不等于我国没有宪法救济的途径。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第99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当个体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而不能通过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获得救济时，可以向有关的国家机关提起撤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决定和命令等。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具体的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初步建立了较具操作性的违宪审查机制。该法第88条规定了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91条规定了宪法监督的程序。

当个体认为国家干预经济行为不符合宪法，要想不受经济法约束，除非提出证据证明经济法的规定违反了宪法，侵害了其宪法基本权利，只能通过宪法救济途径来进行救济，而不可能通过行政诉讼来进行救济。例如，上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禁止公用企业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公用企业如果认为依据宪法它有权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它要想实施这样的行为，而不受处罚，就可以通过提起宪法诉讼，要求有权机关宣布该规定违宪，使其无效。在该规定没有被宣布违宪无效之前，执法机关有权依据该规定对一个涉嫌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公用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该公用企业如果认为自己没有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公用企业是否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不可能就公用企业依据宪法是否有权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禁止实施的行为展开争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在宪法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宪法和立法法建立的宪法监督制度寻求救济。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经济法的救济途径是宪法救济途径，而经济行政法的救济途径包括宪法救济途径和行政救济途径。

㈥ 论行政法学的三个流派

管理论主要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流行，主张行政法调回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答对人的关系，其重点是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行为，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以建立和维护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实现管理任务的法的秩序，因此行政法可以称为管理法。该学派认为行政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国家

㈦ 求助！司法考试

不下苦功夫，休想。
我是法本，准备了半年，还是因为复习计划没做好，考的一塌糊涂。
别痴想了兄弟。没用的。

㈧ 行政法规的基本含义

行政法,源于法文droit administratif,英文为administrative law.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法律文化的差异,观察问题角度的差别,人们对行政法的理解与界定也便存有分歧.
最简单的定义方法是把行政法描述为有关行政的法.统而论之,这并无不当,但只有进行进一步的阐释,人们才能明了行政法的内容体系、本质特征与重心所在,才能对这种定义的准确性、完整性、正确性作出判断.
有的学者从管理的角度界定行政法,人们称之为管理论.这种理论在早期特别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前苏联的行政法学中占据统治地位.最集中、最直接地表述这一理论的一个定义是：“行政法作为一种概念范畴就是管理法,更确切一点说,就是国家管理法.” 1 管理论者从“分析实证主义”出发,信奉“法律是无限主权者的命令”,认为行政法是“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工具.”认为行政机关是权力主体,相对方是义务主体,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权力义务关系,权力义务不对等是行政法的基本特征,命令——服从是行政行为的基本模式.强调法制的中心是以法行政,即用法律管理国家事务,要求行政相对方服从法律的命令,否则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将行政法律责任的范围限于行政相对方的责任,不强调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机关是主管行政机关或行政裁判机构.行政救济,早期被认为是行政长官对受害的相对方的一种恩赐,此后方逐步被承认为相对方的一种权利补救措施.他们一般都是以行政组织、行政职能和作用为核心来构筑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不讲司法审查和司法补救.管理论的产生有其历史、社会的必然性,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理论有较大的片面性,未能全面而深刻地把握行政法的实质,它以管理者为本位,以管理为使命,视法为管理工具,无视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忽略了对管理者的监督,过于强调行政效率和行政特权,加深了行政领域“官本位”的特征,同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民主与法治原则不相适应.

㈨ 有在苏大读知识产权的学长或学姐吗专业怎么样

知识产权主要研究法律、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在专利事务所、商标事务所、版权局、商标局、专利局等企事业单位进行知识产权服务。

苏州大学知识产权专业概况：

1、学制：4年

2、学位：授法学学士学位

3、主干课程：法学导论、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制史、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民法总论、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商法学、刑法总论、刑法分论、经法学等。

4、就业方向：从事商标代理、专利代理、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及其他法律服务、知识产权事务管理工作等。

(9)2017行政法苏扬讲义扩展阅读

知识产权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的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管理事务与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知识产权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备知识产权专业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同时兼具普通法学各学科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掌握知识产权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具备法学一般分析方法和技术。

3、了解知识产权发展的前沿和知识产权发展的趋势。

4、熟悉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和相关政策体系及普通法律体系和政策。

5、运用知识产权知识解决和处理知识产权代诉讼和管理问题的能力。

㈩ 行政处罚的证据要求

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取证规则是指行政主体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发现、提取和固定证据的一种行为规范。尽管目前对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取证规则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但行政处罚程序中收集的证据必须符合《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部分“提供证据的要求”，下面根据这些要求分述如下：(一)取证时限行政主体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取证时限为作出行政行为之前，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不在此限。(二)形式要件法定证据的属性主要表现在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在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其形式与来源也必须符合法定要求，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加强对证据的形式要件的认识和理解，既有利于规范取证行为，又有利于提高听证和认证水平。1、书证：一是应提取原件并由原件持有人签章;二是提取由有关单位或个人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单位或个人核对无异后加盖其印章;三是提取报表、图纸、会计帐册、专业技术资料、科技文献等书证的，应当附有说明材料;四是行政执法人员制作的询问笔录、陈述申辩笔录、听证笔录必须经笔录当事人签章，当事人拒绝签章的，由笔录人在笔录上注明原因，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对书证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2、物证：应提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取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者证明该物证的照片、录像等其他证据。当原物为数量较多的种类物的，提取样本即可。3、电子证据：在提取与证明案件事实有关的录音、录像、电影胶片、计算机软件、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电子资金划拨、电子公告牌记录等电子证据时，一是要提取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二是要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三是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4、证人证言：证人应是能够认识作证的法律后果并具有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能力的自然人。证言应当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注明出具日期;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5、鉴定结论：行政处罚程序中采用的鉴定结论，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检验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说明检验方法或分析过程。送鉴材料应依照法定程序提取。鉴定结论应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或《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6、现场笔录：现场笔应当载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拒绝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有其他人在现场的，可由其他人签名。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对现场笔录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不签名或不盖章的现场笔录是没有法律效力的。7、域外证据：我国已于1997年加入海牙国际取证公约。提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说明来源，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证据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我原驻苏联大使馆教育处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的复函》的规定，我驻外大使馆具体行使涉外公证认证的职能部门是领事部，其他部门不具有该项职能，出具的涉外公证认证文书无效。调取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内形成的证据，应当具有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的证明手续。证明主要有四种方式：(1)我驻港、澳机构的证明;(2)当地工会联合会等团体的证明;(3)我司法部委托的港澳律师的证明;(4)台湾不冠以“中华民国”名义的公证机构或民间组织的证明。8、其他证据：一是提取外文书证或者外国语视听资料，应当附有由具有翻译资质的机构翻译的或者其他翻译准确的中文译本，由翻译机构盖章或者翻译人员签名。二是调取的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当作出明确标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采取证据登记保存措施应严格把握必要性和即时性，逾期的证据登记保存措施自行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