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43条

A. 怎样理解《民事诉讼法》中的新证据

一、《 证据 规定》关于“新的证据”的范围界定 《证据规定》第41条:“《 民事诉讼法 》第125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1) 一审 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2) 二审程序 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 二审 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证据规定》第43条第二款又规定:“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的证据。” 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新的证据”的界定,《证据规定》第44条解释为:“《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二、提供“新的证据”的时间 根据《证据规定》第42条和第44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一审开庭前或者 开庭审理 时提出。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二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二审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申请再审时提出。 三、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之法律后果 《证据规定》第43条第一款明示:“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这一规定与《证据规定》第34条关于举证时限的效力和第4l条关于“新的证据”的界定在内容上彼此联系,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 四、提出“新的证据”所引发的法律后果 提出“新的证据”除对案件本身产生相应影响外,根据《证据规定》第46条,还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后果: 1、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 2、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误工、 证人 出庭作证、 诉讼 等合理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 民事诉讼法 》 中的新证据 应该是要在审判前提出，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假如不开庭的，应该在有效期限内提出，这是对新证据提出的时间做了限制。另外，为了体现法律的公平性，假如新证据的出现能对案件审理具有决定性作用，甚至将局面扭转，这个新证据是可以在审判后提出申请。

B. 民诉合议庭形不成多数意见时怎么办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议庭由单人数组成，一般为3-7人，但实践中一般为3人，当不能形成多数人意见时，要提交法院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就作为多数人的意见，审判组必须无条件服从。因此不会出现不能形成多数人意见的情况。

C. 合议庭的评议原则

前面对合议庭设置的内在机理和功能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法官的个体因素（受教育背景、审判实践经验、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品行、主观喜好等）存在差异，即使出于法官的良知和对正义追求的忠诚信念，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和法律的理解也会出现不同的见解，其中可能包括不当的、偏激的、甚至错误的看法，更何况还不能完全排除个别法官的故意行为。合议庭评议案件时，每一个法官积极行使其审判权，就能抵消这些消极的后果。如果允许法官弃权，就无法实现这一功能，有悖于设置合议庭的根本目的。
对当事人和社会而言，虽然是合议庭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审判权，但合议庭行使审判权必须依赖于合议庭成员对审判权的行使，合议庭作出的裁判实质上是每一个合议庭成员行使审判权相互整合的结果。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判权，“是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通过审理作出裁判的权力，”审判权的基本构成是审理权和裁判权。审理权又包含着若干具体的权力，如调查权、传唤权、取证权、强制措施实施权、询问权、程序控制权等维护诉讼程序顺利进行或推动诉讼程序的其他权力。裁决权包括法院对实体问题的裁决和程序问题的裁决。审判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审判权行使的被动性，审判权只有在其他权力或权利的启动下才能行使。正是由于审判权具有被动性的特点，所以审判权的运行要受到当事人权利的制约，一旦当事人依法提起诉讼，就必将启动法院的审判权，以审理和裁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如果当事人依法撤回诉讼，也就导致审判权运行的终止。与此同理，因当事人依法提起诉讼而启动审判权以后，如果当事人没有撤回诉讼，审判权必将继续运行，而不能主动终止。弃权就是法官主动终止审判权的运行，就是拒绝裁判，与基本的诉讼法理相悖。诉讼法学中的一句谚语：“法官无拒绝裁判的权力”正是说明了这个道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审判权是一种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不同于民事权利，具有不能放弃的特点。⑩其实，法律在设立合议庭制度的时候，要求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必须是三人、五人等单数，不得由双数的人员组成合议庭，其目的无非就是在合议庭评议案件进行表决时，能够形成多数意见，如果可以弃权，这一目的就无法实现。因此，在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合议庭成员不能以任何方式放弃对案件进行表决的权利。 中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 ”《民事诉讼法》第40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合议制在我国的审判制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该制度要求合议庭成员具有同等的权利和责任，每一个合议庭法官都必须自始至终地参与对案件的审判，中途不得无故退出或更换，同时还应当认真地参与案件的评议，如实地、充分地陈述对案件的裁判意见。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合议制流于形式，在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著名为合议庭审判、实为单个法官独自办案、三人署名的习惯做法。因此，就大多数案件而言，名义上是合议庭审理案件，实际上每一个具体只有一位承办人，由承办人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负重要责任。从庭前准备、证据调查到案件裁决的基本意见都是由承办人一人独立完成，其他合议庭成员并不直接参与审判活动，只是在最后评议案件时，凭阅卷和承办人的汇报意见，就承办人的裁决意见进行表态而已。案件的把关自然便交给院长、庭长，从而导致合议庭合而不议，合议制实质上变成了独任制，合议制应有的功能完全没有发挥出来。
这种状况的存在，除合议庭在事实上没有对案件的裁判权以外，合议制本身不完善和欠合理的规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合议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评议应当制作笔录，由合议庭成员签名，评议中的不同意见，必须如实记入笔录。”因此，少数服从多数是合议庭进行评议的一项重要原则，18如何具体实施该项原则，学者们都没有进一步的论述。这一原则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中的“少数”或“多数”究竟是指法官的数量，还是意见的数量，规定不明确，含混不清。如由A、B、C、D、E五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对一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件所涉及的精神损害赔偿费的表决意见分别是赔偿8万元、8万元、10万元、11万元和13万元，如果依少数依服从多数意见，主张赔偿8万元与其他三种意见相比将是多数意见，势必依此作为合议庭的判决意见。但是，依据少数法官的意见服从多数法官的意见，虽然A、B两位法官均主张8万元的赔偿费，但还有C、D、E三位持不同意见，因而赔偿8万元并不是多数法官的意见。可见，对“少数”或“多数”所指的对象理解不同，其运用结果也完全不同。我国有学者主张应当是指法官的人数，认为“合议庭成员的意见不一致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合议庭意见。”19其实，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合议庭评议原则就是如此，该法第148条也规定：“合议庭进行评议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应当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但民事诉讼法没有这样具体规定，难免引起理解上的歧义，从而导致裁判结果上悬殊。
第二，即使是象刑事诉讼法那样具体规定，按照多数合议庭成员的意见来决定，还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合议的结果是否一定会出现多数意见？事实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性的前提，即合议庭只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因为只有这样，由单数合议庭成员进行评议的结果，才会必然出现“多数”和“少数”，也才能依此原则作出最后的裁决意见。但在具体的案件中并不总是如此，前面已经分析，不再赘述。当设立该项原则假设的前提不成立时，就必然无法适用该原则确定合议庭的最终意见。换言之，如果合议庭出现三种以上意见时，如何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确定合议庭对案件的裁决意见，立法没有予以考虑，也就没有进一步的规定。审判实际中，遇此情况便往往认为属于复杂、疑难案件，求助于院长、庭长的“把关”，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由此可以认为，合议庭不能充分行使其裁判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不够完善的合议原则相关联。 前面已经详尽阐述了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够具体、明确，在合议庭出现三种以上的分歧意见时，难以适用该原则作出合议庭的最后判决意见。借鉴中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各不达半数时，以最多额之意见顺次算入次多额之意见，至达过半数为止，”以此意义来解释和阐述“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从而使该原则有效地适用于各种情况。

D.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如何确定

法律分析：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这么确定：

1、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

2、因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3、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

法律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第六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

（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

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E. 民诉证据规定 41 43条有什么区别

41条列举了“新的证据”的种类。
43条是说，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属于41条规定的种类的，法院是不组织质证的，那么久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了

F. 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

审判人员应当依法秉公办案。
审判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
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审判人员应当依法秉公办案。审判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G. 合议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怎么办

当不能形成多数人意见时，要提交法院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就作为多数人的意见，审判组必须无条件服从。

H. 合议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的处理办法求大神帮助

你好，中国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合议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评议应当制作笔录，由合议庭成员签名，评议中的不同意见，必须如实记入笔录。”如果合议庭出现三种以上意见时，如何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确定合议庭对案件的裁决意见，立法没有予以考虑，也就没有进一步的规定。审判实际中，遇此情况便往往认为属于复杂、疑难案件，求助于院长、庭长的“把关”，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由此可以认为，合议庭不能充分行使其裁判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不够完善的合议原则相关联。

I. 证据的三性原则是指哪三性所有的证据都要符合这个原则吗

一、证据三性原则是怎样的
证据“三性”要求包括合法性要求、关联性要求和客观性要求。对证据“三性”的审查分析并不是局限于在法庭上由法官来进行。实际上，包括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内的公安司法机关以及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都要对自己或他人收集来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分析。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必须对自己收集来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分析，确认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合法、相关、客观真实，并在此基础上，确认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后，才能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样，在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或者自行补充侦查所收集的证据材料经过审查分析，认为据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包括单个证据和全案证据达到了法定的要求，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在审判阶段，法官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同样存在一个审查分析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才能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判决。辩护律师对证据也同样需要进行审查分析，一方面用以支持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质疑控方的证据和反驳控方的主张。
(一)证据的合法性要求
依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法律对证据合法性要求包括：
1、证据必须由法定人员收集。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收集证据的法定人员包括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代理人。非上述法定人员所收集的证据，法律不认为其具有证据能力。
2、证据必须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法定人员收集证据的程序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些程序性规定涉及收集证据的方法、手段、步骤和途径。有的是从积极方面予以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91条至95条规定了关于收集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具体方法、步骤;有的则是从消极方面予以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3、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种类。为了从形式上保障证据内容具有客观性，我国法律对证据的种类作出了明确规定。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刑事证据包括以下七种，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和视听资料。
4、证据必须具备合法的来源。合法的来源是指证据的获取途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法律对证据的来源作出了规定，包括提供证据的主体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而不能是其他人;法律还对各提供证据的主体作出了一定条件的限制。例如，对于证人证言，必须是由合格的证人作出。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这是对证人资格的法律要求。再如，对于鉴定结论，鉴定人必须经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对于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的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还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遇有法定回避情形还应当回避。这是对鉴定人提出的法律要求。
5、证据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刑事诉讼法》第122条和第133条分别规定侦查讯问(询问)所得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都应由讯问人和被讯问人签名或盖章，勘验检查笔录应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盖章;鉴定结论应由鉴定人签名;视听资料应当附有制作者、制作时间、地点、对象、制作过程及设备有关情况的书面说明等，其目的是证明其来源出于合法的途径。
此外，收集、调取的书证、物证应当是原件或原物。采用副本、复制件或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录像或照片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何处的说明;由制作人签名或盖章。
6、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物证必须当庭出示，让当事人辨认;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庭宣读，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二)证据的关联性要求
证据的关联性要求纳入诉讼过程的证据材料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实质相关并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关联性是证据三大特性之一。这说明证据必须与本案事实相关，否则对本案无实际意义，应予摒弃。换言之，原则上一切无关联性的证据都应排除，这就是关联性规则。证据的关联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证据与案件事实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二是证明事实对案件事实有正面或反面的证明作用。”[1]
证据的关联性可从下列几方面理解：
关联性是证据的一种客观属性，即证据同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客观联系而不是办案人员的主观想象和外部强加的联系。
证据的关联性应具有实质性意义。即证据与案件的基本事实相关，在刑事案件中是指关系当事人是否犯罪、犯罪性质及罪责的轻重等。
相关的形式或渠道多种多样，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正面相关和反面相关、必然相关与偶然相关，肯定性相关与否定性相关，单因素相关以及重合相关等等。关联性应达到一定程度，如果关联性过于间接和十分微弱，此证据被视为不具有关联性。
关联性的实质意义在于证明力，即有助于证明案件事实。与案件事实关联程度的强弱直接影响到证据的证明力。如证人甲仅证明犯罪嫌疑人某段时间到过现场，而证人乙却能具体证明某时某刻曾亲眼目睹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过程。毫无疑问，后者与本案关联更为紧密，其证明力较前者强。
(三)证据的客观性要求
证据的客观性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1、证据的客观性首先是指证据形式的客观性，指证据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能以某种方式为人们所感知。
2、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实，必须是对客观存在的事实的反映，而不是一种假设或虚拟，更不是对事实的杜撰或捏造。证据的这个特性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以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3、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的内容本身必须是客观的。证据的客观性除了要求证据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以外，还要求证据的内容本身必须符合客观发生过的实际情况，如书证上所反映的内容，必须符合客观真相，必须是确有其事的。例如张三借给李四5万元钱。这个内容必须符合客观发生过的实际情况。如果张三客观上没有借给李四5万元钱，那么，就可以说这个证据不具有客观性，是伪造的，是违背事物的本来面貌的。
4、证据的客观性使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可靠性和说服力。在证据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等。这些方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案件事实，但它是一种游离于案件事实的外在方法，与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相比，具有主观、武断和片面的特点。而证据是一种以事实来证明事实的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它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最可靠、最具说服力的。
任何证据都有一定的来源，不论是控告、举报、自首、坦白所提供的证据，还是通过勘验、检查、搜索、扣押或询问、讯问所搜集的证据，各自都有确定的来源。证据的来源除必须合法外，还必须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证据的客观性要求我们做到：
1、询问证人、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应用原话记录，以准确表达陈述人言词的原意，对于陈述者陈述时的神态、语气应反映出来，以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而不能断章取义，甚至违背陈述者原意记录。
2、在询问证人、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禁止诱导性询问。诱导性提问对被询(讯)问者起到暗示的作用，直接影响到他们所作供述、陈述、证言的真实性。
3、我们在收集书证、物证时，对书证不得涂改，对特定物的物证不得以同类物来代替，以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
4、要求证人所言是其亲眼所见所闻，不是转述他人所述，更不是道听途说或主观猜测。
需要明确一点是，证据的客观性并不等于证据的真实性。某个证据具有客观存在的形式，并不等于这个证据就是真实可靠的。某个证据的内容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也不等于这个证据的反映就是准确的和没有任何误差的。客观性既是证据的采纳标准之一，也是判断证据真实可靠性的依据之一。

J. 如何理解民法通则第43条

您好，我国《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他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56条：“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的名义进行业务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比照民法通则第三条的规定，由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或者授权行为发生的诉讼，该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当事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相关立法和解释上，对于法人侵权的构成要件中侵权行为的具体表述并不相同。于是有相关学者抽象出“经营活动说”“名义说”“执行职务说”等观点。梁慧星教授认为，中国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使用“经营活动”一语，似应解释为凡从事法人经营活动及与经营活动有关的行为，无论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或事实行为，均应属于“执行职务”的范围。我认为，这些观点都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重要的不是如何表述，而是对相关词语内容的具体解释与阐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8条在我看来，即为最高院对《民通》第43条的具体解释与说明。因此，43条中的“经营行为”，在法人侵权责任的范畴上，宜解释为“执行职务”。因而，如何认定“执行职务”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在关于执行职务行为的范围确定，我国大陆法学界有三种观点:1.以行为人所属法人的意思为标准，即法人指派、要求或者命令行为人从事的行为为职务行为；

2.以行为人的意思为标准，即执行职务行为原则上以法人指派、要求或者命令为原则确认，但行为人为法人利益从事的行为也以履行职务行为对待3.以执行职务的外部表现为标准，即执行职务行为原则上以法人指派、要求或者命令为原则确认，但行为外表系执行职务是应当认定为执行职务行为。因而归纳出认定职务行为的六条原则：1造成损害的行为是否发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2
造成损害的行为是否发生在执行职务的工作场所；3造成损害的行为是否以完成工作任务为目的；4造成损害的行为是否为行为人所属法人明示或知晓6
法人是否有权对行为人造成损害的行为进行监督与制止。这些理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司法实践要结合具体情况考量。

在认定标准上判例与学说通说是“外观主义”。日本学者山本敬三认为，判断职务行为的基准在事实性侵权行为情形和交易性侵权行为的情形有所不同。1．事实性侵权行为，其基准是该行为的实施与理事等的职务有无关联，否则被认为是理事等的个人行为。2．交易性侵权行为，其判断基准是外形理论，从行为的外形观察，看它是否属于理事等的职务范围或者是否与职务的执行有适当的牵连关系。但相对人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该行为不属于其职务范围时，判例认为法人不承担责任。林诚二教授认为，所谓执行职务，依通说及实务见解系采外观主义，指行为人所为之行为在外观上，足使人认为其在执行职务或者与其在职务有牵连者即可，不采主观主义。因此“外观主义”的关键是从外观上看是否属于职务范围或者是否与职务的执行有适当的牵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