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年会
① 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后）：
1、高铭暄：泰斗加学术（刑法界的祖师爷）
高铭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② 参考与民诉法起草的有哪些人
江伟曾经有个介绍，供你参考：
一、江伟其人
我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草创时期的奠基人之一，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泰斗。从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一直到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一直到现在，都全面地、深入地、主要地参加了其中，可以说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发展的重要见证人。
社会兼职：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律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司法部公证律师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和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湘潭大学法学院、海南大学法学院、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兼职教授。
二、江伟的介绍：
民事诉讼法的起草与修订，实际上应该是一本书，但由于自己年纪比较大了，精神也较为有限，这本书迟迟没有写出来。由于时间限制，今天就不能讲得那么详细了，我们只能将这个过程给大家讲一讲。
首先，我要讲一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很有特色，因为当年在1979年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下面专门成立了民事诉讼法起草小组，过去法律起草没有这个。其采用了三结合的安排，一共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为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学者，一部分为在职的法官，第三种人就是领导了，所以称为三结合，这个班子一直延续了三年多之久，1979到1982年，这个小组一直存在，起草很慎重，用了三年时间才起草了一个《民事诉讼法（试行）》，但是在当时他也是正式的法律，写“试行”只是为了慎重，这是简单的过程。
我主要想讲的是我们的起草不是随便进行的，现在有人批评我们这个法律是超职权的法律，而且批得很厉害，有一段甚至认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民事诉讼法给人家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完全讲职权主义，不讲当事人主义，对当事人的地位予以漠视。实际上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他们主要是抓住了《民事诉讼法（试行）》的56条，因为这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进行证明，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地、客观地收集、调查证据，最主要就是攻击这一款，认为这叫超职权主义。为什么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对中国司法实践的状况彻底了解的基础之上，也包括刚才所说的56条的条文，举个例子，在我们动手起草这个法律之前，我们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专门听取了全国各级法院领导介绍他们民事诉讼的运作过程和存在的问题，包括安徽、河北等等。不仅如此，我们起草小组有四名是来自法院的一些实践部门的同志，其中包括上海、天津、北京、辽宁，四个省法院的领导，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听取了来自全国各地法院法官的介绍，还专门听取了我们起草小组内部实践部门同志的介绍，所以说我们对司法实践是做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才起草了条文，因此应当说我们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而且事实证明我们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原则、制度和程序基本上是符合国情得、是正确的，绝不是所谓的超职权主义。
这里要强调一点，因为中国历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都是处于主动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个法官，包拯、海瑞、狄仁杰，你们都看过他们的电视，他们这些人主要办的就是刑事案件，当时民事案件不太受重视，清代将民事案件称为“细故”，这些大清官办案都是到现场去调查，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做法，因为中国与西方不同，有比较完备的律师强制代理制度，我们一般当事人力量都比较弱，如果要让当事人在诉讼中起主导一切的作用，实际上当事人的权利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我们的法官要关心当事人，甚至帮助当事人，现在西方国家提出来比如绝对的中立，当事人主张什么就审什么，没提出来的就不要管，那么你们看看包公办案，当事人没有提出来的也要管，所以我们要顾及历代的传统，我们并不是要发明一个什么东西，这就是中国固有的国情，我们只不过是要在法律上将其明确化，因此我们1982年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后来1991年第一次大的修改，我当时有一篇文章，最早发表在《法学评论》1991年第3期，叫做《新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当时我一共写了十二个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1991年修改主要针对十二个大问题，但只是处于修改和补充的性质，并没有对我们的原则、制度和程序做重大改变。比如，当时第一个大问题，民事诉讼法的任务，就是强调这个法律能够保证法院正确、合法、及时地审理案件，但没有提出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缺陷，所以1991年增加了一条，第一句话是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然后才是保障、保证法院正确、合法、及时地审理民事案件，也就是说我们的民事诉讼法的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保障当事人能正确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其次就是给法院审理案件提供一个制度或者程序的保证，这样就比较全面了，这是修改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民事诉讼法的调整范围，这些问题都是根据当年各地所谈的情况制定的。我们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法院不立案，要有介绍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证明，没有这些就拒绝受理，因此我们这里必须明确一个问题，就是法院到底要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审理哪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规定，各地法院就会自定政策，无法统一，我们规定的审理范围就是按照民法的原则，平等主体间发生地财产或者人身的问题，这个都化为民事诉讼法的调整范围，但这个调整范围问题也不小，太过于原则，但这个原则毕竟有一个标准，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修改的地方。
第三个问题就是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是当时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我们中国历来地在民事审判方面奉行一个基本方针，“就是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十六字方针，这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区根据地一直实行的原则方针，在建国后即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后仍然奉行这个方针，那么现在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是不是还把这个十六字方针原本内容一字不动地放在民事诉讼法中？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在当时争议也很大。我当时的态度是：精神可以保留，但要用法律的语言来表达。后来经过大论战，把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至于“就地解决”并不是一个方针性地问题，我们在有些地方规定便利群众、审理地点就行了。这就是原则的问题。
因为这十二个问题我不能一一都讲，我就讲其中几个大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991年法律确定的，美国不是搞集团诉讼吗，我们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也有大量地群体性诉讼发生，因此我们1991年的法律明确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因此就当事人的问题我们有所突破。……
第二次大修改就是2007年，这次修改就与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都是由起草小组来进行的，1991年的修改也有1982年起草小组成员的间接参与，而2007年的修改则不同了，它是由最高法院牵头，重点是修订了一个再审问题、一个执行问题，当然也不限于这两个问题。实际上2007年的修改也是一个大的修订，它不仅仅是重点放在再审和执行两个程序，而且对强制措施在法人方面增加到30万，另外删掉了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因为破产法已经制定，包含了这个问题，一切以破产法为准，民诉法再规定则没有必要了。当年规定的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实际上补充破产法的规定，当时我国破产法实际上是很狭窄的，规定就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法》，它只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个制定法本身就很有问题，在实践中我还特意进行了调查，实际处理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案件就一个、两个，实践中较多的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破产案件还有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破产案件，那么这类案件则无法可依，所以民事诉讼法只能拾遗补缺了，所以说2007年的修改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修订。比如再审增加了许多再审事由，另外再审的法院升一级，另外执行上也做了许多重要的规定。
因此我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起草这个法律的时候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我们的修订是在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基础上的完善和补充，从来没有过颠覆我们这个原则、制度和程序的修订之举，两次大的修订都秉承这一原则，我们现在面临第三次大修订，加上原来的起草，相当于第四次大修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修订，而且法工委现在态度也很诚恳，陆续召开许多会议，而且委托最高法院今年年初在房山召开了一次大型修改民事诉讼法研讨会，法工委连续几次来讨论修改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来修订呢？所以我刚才定了一个原则，我们现在并不是说把我们现在的民事诉讼法给颠覆了，什么问题都提，难道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到了破落不堪、不堪收拾的地步，要重头再来，我们的态度是修订和完善，而不是全部破掉，这一点要不明确很容易走偏方向，就像当年民事诉讼法颁布，有很多人对这个法律进行指责，其中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拿着外国的法律来指责中国的法律，这是很不对的，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不能拿外国法律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法律，这一点必须要正确对待。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要借鉴，但是借鉴是借鉴，主体还是我们自己的国情和问题，而不能以外国的标准来看待我们的法律。……
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法工委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广泛吸取意见，……我这次去上海是一个私人问题，我的亲戚朋友都不懂法律，但是他们对于彭宇案意见还是很大的，怎么能弄成这种好人却成了侵权的人，这正好是我们这个学科应当回答的问题，这就与刚才说的“真伪不明”有很大的联系，这个案件也有所不同，他就是想把案件弄一个真伪分明，但是他用了一个反道德的原则来针对一个道德的行为，这个推定是反道德的，首先应该肯定人家将老太太扶了送到医院去，应该给予肯定，否则以后就没人去做了。现在有人提要设立一个基金会，专门对这种被人诬赖的行为予以负责，损失由基金会来负责。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是一个学习、分析民事诉讼法理论问题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问题。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出的调解协议如果要是经过人民法院确认的话就具有强制执行力，这个确认程序究竟是什么程序呢？对此法工委认为是一个特别程序。如果不说是特别程序是什么程序？我可以表一个态度，说是特别程序怎么都不对。中国说的“特别程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与普通程序不一样的就是特别程序，这是一个笼统说法；另外一个特别程序又分为两种，一种就是非讼程序，另外一个就是特别类型案件的特殊程序，比如劳动争议案件的特别程序、知识产权案件的特别程序，还有就是已经有了的海事特别程序，这种特别程序意思就是说原则上还是适用普通程序，但是因为案件本身的特点又应当有一些特别的规定，我看就像日本的票据诉讼规定的一些特色，另外像我们现在规定涉外民事诉讼为什么要有特别程序？涉外民事诉讼也要适用普通程序，但是也要就特色的地方设置特别程序，因此有这几种理解。那么能说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的确认称为特别程序吗？尤其司法确认是在什么阶段来进行的，实际上是在诉前，人家只需要法院确认一下并非要法院解决问题，是起诉以前，因此不能称为特别程序。将来法律上规定了可以，但是规定了以后我们也必须要搞清楚，这究竟算是什么程序？我这里有一个命题，多元化的裁判程序可以包罗多一些，有些是进入诉讼以后的，有些没有进入诉讼也可以算。
另外一个就是执行程序，最高法院执行局强烈呼吁要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现在也做了很多论证，最高法院也搞了许多项目来论证。但现在法工委表态赞成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但是怎样制定，要先修订民事诉讼法，修订后再说。许多学者听了以后比较灰心，认为什么时候再定就难了。实际上法工委这一说法也很有道理，要么就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对执行部分也一起修订，之后制定“强制执行法”时废止这一部分就行了。但最高法院不同意，认为既然要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我们现在就不需要修改了，以防单独制定被搁置，只需要在修改时加入一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现在的问题是将来还是做点实际的，就是论证一下。要说“强制执行法”已经有学者论证了好几稿了，将来还要进一步论证，执行程序依我的看法，在修改的时候还不如将强制执行单独作为一编为好，现在这种相互对抗并没什么好处。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
第一编总则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第一条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第三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第四条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第五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六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第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第八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九条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第十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十三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第十四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第十七条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
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第十八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第二章管辖第十九条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第二十条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第二十一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④ 中国法学会会员很厉害吗
厉害。中国法学会会员很厉害，入会条件一般人还是达不到的。入会条件有以下两条。
1、法学本科学历以上或现从事法律相关工作。
2、正科及以上（含主任科员）。
⑤ 罗斌的个人简介
1983年——1987年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学习，1987年7月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1987年——1991年于四川省中共泸州市委党校任法律助教。
1991年——1994年于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部诉讼法专业学习，1994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4年5月——2002年8月于海南省政法干部学校任教师。
2002年8月——今于广东培正学院法学系担任主任 教师。
1995年——1996年，海南省政法干部学校民事法律教研室负责人，担任学术内刊《特区法学教育》副主编。1996年1月由海南省教育厅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评定诉讼法讲师职称。1996年至1997年，任该校诉讼法教研室副主任。1997年至2000年任该校诉讼法教研室主任。2000年至2002年任该校教务科科长，担任学术内刊《海南政法教育》主编。2001年10月有海南省人事劳动厅评定为诉讼法高级讲师。现为广东培正学院法学系系主任。
曾担任的主要课程及课时数；《刑法》、《法律文书写作》<仲裁法>等课程3000余节。
主要学术著作及编写情况：
1997年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新编刑事诉讼法教程》（任主编），1998年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港、澳、台民商法》，1999年参加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年会，提交论文《试析修正后刑事诉讼法办案期限立法的模糊性及危害》，后发表于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陈光中教授主编的《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另还在公开及内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十数篇。
⑥ 江伟的代表性成果
一、著作
1、柴发邦、江伟、刘家兴等著：《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
2、江伟、杨荣新主编：《人民调解学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
3、江伟、邵明、陈刚著：《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
二、译著
1、В·К·普钦斯基著：《美国民事诉讼》，江伟、刘家辉译，法律出版社，1983/1993。
2、米尔顿·德·格林著：《美国民事诉讼程序概论》，江伟译，法律出版社，1988。
三、主编教材和专论
（一）民事诉讼法
柴发邦、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讲座》，第三期全国法律专业《民事诉讼法》师资进修班，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出版。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华夏出版社1991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柴发邦主编，常怡、江伟副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修订版）。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自学考试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江伟主编：《研究生统编教材·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二）证据法
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
王利明、江伟、黄松有：《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0年。
江伟主编：《 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江伟主编：《证据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
（三）公证、仲裁与律师
1、江伟主编：《公证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
2、江伟主编：《律师、公证与仲裁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四、主编期刊和论文集
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以书代刊），法律出版社。
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诉讼法专论～1997年卷），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1998年。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江伟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文章
一、发展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
（一）发展民事诉讼法的总体思路
1、《建议民事诉讼法先于民法颁布施行》（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5期。
2、《民事诉讼法概说》，发表于《网络知识》1982年第1期。
3、《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事诉讼法》（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4、5期。
4、《新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发表于《法学评论》1991年第3期。
5、《谈民事诉讼法的补充和修改——为民事诉讼法正式颁行而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1年第3期。
6、《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7、《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发表于《法制日报》1991年5月27日。
8、《简论民事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与赵金山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
9、《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要论——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分离的历史小考》（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10、《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1日。
11、《评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及其主要缺陷——兼论民事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湘江法律评论》2001年第4卷。
12、《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与邵明合作），发表于《民商法前沿》2002年第12辑。
13、《论现代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理念》（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14、《中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阐释与重塑》（与刘学在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15、《现代诉讼理念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塑》（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16、《民事诉讼法修改势在必行》（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1月28日。
17、《民事诉讼法典修订的若干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4年第2期。
18、《民诉法修订的指导思想与立法框架》（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4日。
19、《略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4年第3期。
20、《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学论坛》2005年第3期。
21、《将“公益诉讼制度”写入<民事诉讼法>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6年第6期。
（二）发展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
22、《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发表于《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
23、《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成就及其发展的若干问题》（与邵明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24、《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
25、《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邵明合作），收入《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26、《董必武诉讼法学思想初探》（与吴泽勇合作），收入《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27、《十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概述》（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2期。
28、《民事诉讼法学的回顾与展望》，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
29、《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程荣斌、张建华、刘春玲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1期。
30、《1994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萨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5年第1期。
31、《1995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肖建国、王谢春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6年第1期。
32、《1996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1期。
33、《1997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徐卉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8年第1期。
34、《1998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1期。
35、《1999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刘敏、张艳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0年第1期。
36、《2000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熊跃敏、吴泽勇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1期。
二、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
（一）诉权论
37、《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38、《论股东诉权》（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39、《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二）诉讼标的论
40、《论诉讼标的》（与韩英波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2期。
41、《论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42、《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理论之关系重述》（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3年第4期。
43、《民事诉讼标的新说在中国的适用及相关制度保障》（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5期。
（三）既判力论
44、《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45、《论判决的效力》（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6年第5期。
（四）诉讼模式论
46、《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兼论民事诉讼模式》（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3期。
47、《论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与法官的释明权》（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五）诉讼法律关系论及程序保障观
48、《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常怡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84年第1期。
49、《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础》（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50《民事诉讼程序之协调与整合》，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1年12月15日。
（六）民事争议与刑事争议、行政争议的协调处理机制
51、《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诉讼程序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52、《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三、民事诉讼法具体制度
（一）当事人制度
53、《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主体的分离》（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2期。
54、《论集团诉讼（上、下）》（与贾长存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6期、1989年第1期。
55、《离婚诉讼中的第三人问题》（与熊志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3年第4期。
56、《关于代表人诉讼的几个问题》（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3期。
57、《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定》（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58、《合伙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59、《修改公司法应增加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2000年8月6日。
60、《当事人适格的识别》（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0月28日。
61、《民事法律关系义务人提起确认之诉的适格性》（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4日。
62、《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起诉法人适格性探讨》（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18日。
63、《牵连诉讼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5年9月13日。
（二）人民检察院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64、《试论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
65、《论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与王强义合作），收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66、《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探讨》（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1995年第6期。
67、《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
68、《论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
69、《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论纲》（与张慧敏、段厚省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2004年第3期。
70、《略论检察监督权在民事诉讼中的行使》，发表于《人民检察》2005年第18期。
7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的探讨》（与杨剑合作），发表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三）保全制度
72、《完善我国财产保全制度的设想》（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5期。
73、《民事诉讼中的行为保全初探》（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四）审判程序
74、《论开庭审理》（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5期。
75、《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9年第6期。
76、《走出民事再审困境的出路》，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1月12日。
77、《论审判独立的制度保障及其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78、《论我国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关系之协调与整合》（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2002年第6期，收入《公正与效率的法院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79、《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4年第2期。
80、《我国民事诉讼主管之概念检讨与理念批判》（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81、《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与申请再审程序的完善》，发表于《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82、《论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制度整合与程序刚性》（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6年第7期。
（五）证据制度
83、《关于产品责任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5期。
84、《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1年第2期。
85、《论民事诉讼中的认证》（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86、《关于我国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意义和若干设想》（与邵明合作），收入《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87、《科学裁判与证据》（与刘荣军合作），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0年年会论文。
88、《论证据制度中的衡平原则》（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89、《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与肖建国合作），第三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2000年。
90、《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
91、《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确立的反思》（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92、《统一证据法的基本架构》，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93、《在经验与规则之间——论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
94、《经验与规则之间的民事证据立法》（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学》2004年第8期。
95、《专家证人若干问题的探讨（上、下）——以我国证据立法为背景》（与谢文哲合作），发表于《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2期。
（六）执行制度
96、《民事执行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97、《完善代位申请执行制度之两点建议》（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
98、《民事执行存在问题的病理探析》（与刘荣军合作），第二次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1999年。
99、《论执行行为的性质与执行机构的设置》（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1辑。
100、《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4期。
（七）非讼程序
101、《论公示催告程序》，发表于《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
102、《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兼析程序法之适用》（与杨燕妮合作），发表于《东吴法学（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特刊。
（八）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103、《论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与刘永娥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6期。
四、民事纠纷的非讼解决机制
（一）仲裁制度
104、《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可仲裁性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1992年12月7日。
105、《仲裁范围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3年第2期。
106、《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劳动争议仲裁立法之完善》（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107、《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为《仲裁法》的颁行而作》（与李浩合作），发表于《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
108、《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现代仲裁法》，发表于《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
（二）调解制度
109、《论市场经济与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10、《德国民事诉讼上的和解制度介评——兼论对改革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启示》（与熊跃敏合作），发表于《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11、《简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2003年第2期。
五、WTO与民事诉讼法
112、《WTO协议与中国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113、《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的对应之策》（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14、《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对该机制的运用》（与张力合作），发表于《中国改革报》2002年1月14日。
六、比较民事诉讼
115、《英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新动向》（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116、《两岸交往中的民事诉讼问题》，收入《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法律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七、破产法
117、《论破产法》（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论丛》，1985年出版。
118、《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客观必要性》（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6年第1期。
八、会议报告与书评
（一）会议报告
119、《民事诉讼法立法与实践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90年11月在全国诉讼法学术讨论会（杭州）上的发言。
120、《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补充》，1991年10月在湖南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会上的发言。
121、《中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1995年8月在亚太法协第十四届大会上的发言。
（二）书评
122、《充满时代气息的民事审判权理论及其架构——评黄松有博士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123、《充满时代气息的审判权理论与构架——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人民司法》2004年第7期。
124、《民事诉讼宪法理念开拓性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敏著<裁判请求权研究>》，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⑦ 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审判管理理论专业委员会2018年年会获奖论文哪里找
《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审判管理理论专业委员会2018年年会论文获奖论文在哪里找可以在知乎上面去找知乎上面有很多的论文。
⑧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的发展历程
近年来，法学院严格遵循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在学校的正确领导下，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硕士点建设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突破进展
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法学院全体教职工经过努力，于今年年初取得了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5个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实现了硕士点建设的重大突破。法学院已经建成1个省级重点学科——民商法学，5个校级重点学科——民商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
（二）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明显
法学院在学校的支持下，通过引进、进修、培训、进行学术交流等各种方式，从数量和质量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2003年，法学院共有教师92名，2006年达到114名；2003年有教授、副教授34名，2006年达到44名；2003年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师29名，2006年达到54名。师资队伍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不断提高，保障了教学和科研的健康发展。
（三）对外学术交流成绩显著
法学院重视对外学术交流活动。自2003年以来，共承办全国性的法学学术会议5次。根据最近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的通知，我院还将承办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在“请进来”的同时，我们还坚持“走出去”，每年派大量的教师，参加全国各种学学术会议。2004、2005、2006三年外出参加学术交流的教师到达70多次。
(四)科研成果层次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
2004年以来，法学院教师共取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司法部项目1项，教育部项目1项，其他省部级科研项目近30项。近年来，法学院教师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等法学专业核心期刊上共发表论文近40篇；在法律出版社、兰州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著作、教材近30部；获得省部级奖励15项。法学院教师的科研成果层次和在全国影响不断扩大。
（五）办学特色鲜明
在多年的办学过程中，我校形成了“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主动为地方法治建设服务”的办学特色，这一办学特色主要依托法学院形成。法学院教师中有近50%受聘于国家机关和各种社会组织，绝大多数毕业生在基层就业，法学院也被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确定为“甘肃省地方立法研究基地”，有14名教师受聘担任甘肃省人大地方立法特邀研究员。面向基层和地方的师生社会服务活动成效显著。
（六）发展目标进一步明确
经过我们不断的探索和比较，我们确定了法学院的发展目标，这就是：经过几年的建设，把法学院发展成为在全国有重要地位的、特色鲜明的法学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基地，使法学院进入全国主流法学院的行列。
⑨ 在外工作人员回乡建设家乡创业邀请函怎么写
创作思路
确定中心，写出深意。我们要着于挖掘所写事件中含有的生活哲理或找出它闪光的地方，反复思考，确定文章的中心思想。即善于从普通的小事中写出深意来。
文章的六要素要交待清楚。一件事情的发生，离不开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这六方面，即常说的“六要素”，只有交待清楚这几方面，才能使读者对所叙述的事，有个清楚、全面的了解。
正文：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2018年学术建设家乡创业邀请函。
尊敬的XX：
党的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伴随着2018年《宪法》的修改以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颁布，我国启动了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
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为深化立法学研究与交流，促进我国立法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按照中国法学会的统一部署，兹定于2018年10月27至28日(周六、日)在海南大学(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2018年学术年会”。
⑩ 中国法学会会员很厉害吗
厉害。中国法学会是人民团体，是法学界、法律界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学术团体和政法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入会条件普通人还是达不到的，需要法学本科学历以上或现从事法律相关工作才可入会，非常厉害。1949年6月，新法学研究会成立。1951年11月底，新法学研究会与新政治学研究会合并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