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和行政法的共同属性

A. 金融法的特点

系统性
传统的商业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例如，消费者到一家商店买东西，他们之间是买卖关系。如果这家商店关门了，消费者就会到另一家商店去买东西。而且，当一家商店关门时，另一家商店的生意还可能更兴旺。但是，银行与存款人的关系就不同了。如果一家银行倒闭了，可能会引起整个银行业的不安。这就是金融界所称“连锁反应”。因为存款人对所有银行的支付能力开始怀疑。于是，民众对其他银行开始挤提，结果许多银行都可能倒闭。
金融法调整的关系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和“多对一”的关系。由于金融业有“连锁反应”的特点，所以，金融法对金融业有“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作用。例如，我国在制定与执行商业银行法时，不仅考虑商业银行法的问题，还要考虑与证券法的关系问题。过去，不允许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证券市场会因资金来源不充足而萎缩。现在，允许银行接受股票抵押贷款，股市资金来源比过去更充足，股市就会膨胀。再如，银行存款利息提高时，证券市场交易量，通常会相应减少；反之，便会增加。在金融领域看来，银行与证券市场就好像两个互相连通的“水库”，资金就像水库中的“水”。当一个金融市场的压力升高时，“水”就会从一个“水库”流向另一个“水库”。除了银行与证券市场之外，其他各金融市场也像互相连在一起的“水库”，资金之“水”可从银行信贷市场流向证券市场；也可以从证券市场流向保险市场；可以从证券投资基金市场流向证券市场，也可以流向外汇市场或银行储蓄市场等。
明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将在更大程度上接轨。所以，国际金融之“水”与国内金融之“水”，将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流通。到那时，金融法的系统性不但在国内法中表现出来，而且，也会在国际金融法中表现出来，就像现在的美元加息，港股就会有不同程度的下跌一样。
宏观调控性
金融法是调整金融交易与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所以，比较其他商法和民法，具有更明显的宏观调控性。金融法对金融关系的四大要素进行规范，这四大要素是：市场准入、经营范围、利率及汇率和资格审查。由于上述因素对国民经济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金融法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比其他法律更加明显。
金融法的宏观调控性还表现在国际层面上。金融法本来具有国别性或地域性，不同国家的金融法存在许多不同。但是，由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积极推行全球金融服务贸易与金融市场开放政策，以及金融自由化，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法，也越来越多的受到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使得许多国家的金融法表现出更多的国际性。
金融法的宏观调控性还涉及国际金融市场的问题，例如，国际金融系统安全、国际反洗钱行动的合作、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国际金融结算、国际金融市场交易、国际融资活动、国际汇率协议与同盟、外资银行分行所在东道国与其总行所在国政府间信息交换与合作、国际金融电子化与数字化联网，都将金融法从国内的法律发展为国际合作性的法律。
效率性
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寸金难买寸光阴”。这两句话都将时间与金钱联系在一起，也反映出金融业中资金融通及效率的重要性。所以，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也要求特别关注资金融通效率，也就是特别关注金融关系中的时间因素。假如，如果我国某公司欠日本某公司，用美元计帐的债务，由于不同时间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不同，要付的钱就会相差很大。金融交易关系对时间特别敏感，所以，采用金融法调整金融关系时，也要特别关注资金流通的效率性。
二元性
金融法体现了一系列二元结构，包括金融市场体系的二元结构，金融监管的二元结构和货币政策调控的二元结构。 金融法在本质上是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尽管在金融法调整的对象和范围中也包含有民商法、行政法的因素，但其最基本因素是经济法。金融活动是连接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的纽带，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法是调整各类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法是国家在宏观上调控和监管整个金融产业，在微观上规范经济主体金融活动，促进金融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法律手段之一。
金融法之所以是经济法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其他部门法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作为金融法调整对象的金融及金融关系具有强烈的经济属性，是国家调控经济、监管市场过程中发生的核心经济关系;第二，金融法具有经济法律部门的一般特征，如金融法的主要功能是确认和规范国家调控金融和监管市场的职责权限，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第三，金融法确立国家调控和监管金融业的法律原则，金融主管机关据此依法调控金融业和监管金融市场，体现出金融法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的经济法性质的作用。 金融法的渊源，也就是金融法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国金融法也都是各种金融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表现出来的，有以下几种：
（1）金融法律。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依法制定的有关金融活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2）金融行政法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根据并且为了实施金融法律依法制定的各种有关金融活动的规范性文件。
（3金融地方性法规。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为执行和实施宪法、金融法律和金融行政法规，根据本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发布并在本辖区内施行的规范性文件。
（4）金融规章。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职能部门的金融主管机关根据并为了实施金融法律和金融行政法规，依法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5）金融国际条约。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缔约的关于金融方面的相互权利与义务的协议。
（6）自律性规范。由金融业社团组织，如银行公会、证券业协会等制定的约束其会员的带有自治法性质的规定。
此外，在我国，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即司法解释，在我国的司法的司法活动中也得以适用。 金融法的地位是指金融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即金融法在法律体系中是否属于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以及属于哪一层次的法律部门。
金融法的性质决定了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作为自成一类规范或“一个法群”(a body of law)的金融法，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金融法是这个独立部门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法律体系第三层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作为一个法律学科，金融法就是隶属于经济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可称为法学的三级学科。
金融法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金融法学是一个具有广阔研究空间和长远发展前途的新兴法律学科。

B. 金融法的作用和意义

金融法的地位和作用,金融法的作用和意义。首先，金融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心，在信用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货币流通。金融活动能否正常、有序进行，关键要看金融机构本身是否健全。金融法的首要功能正是通过立法对各类金融机构的性质、职责权限、业务范围等加以界定，金融法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组织管理、运行机制、设立、变更及终止等加以明确规定，进而为金融活动的健康开展创造前提条件。其次，金融市场是融通资金、买卖有价证券的场所。金融市场种类繁多，且金融法每一完善的金融市场必须具备交易主体、交易对象、交易工具、交易价格四大要素，金融法只有通过立法对各类要素加以规范，金融法建立起各类金融市场，并依法严格管理，才能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局面，才能加速资金的横向流动和有效配置，提高融资的选择性和及时性，最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市场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再次，金融法在现代社会里，金融业是事关经济全局、事关千家万户的公共性行业，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任何一个金融机构活动的开展，金融法其影响已超过了交易个体自身的范围，都在现实或潜在地对其他市场主体产生影响，亦即对全社会发生作用。金融法通过其确认、引导、规范、调节、保障机能，金融法可以明确一国的货币金融政策的总体目标，确定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及职权，规范金融监管和调控的方式、方法，规定金融违法行为的惩处、制裁措施等。

C. 金融法的本质及其特点

金融法的本质是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总称。金融关系包括金融监管关系与金融交易关系。

所谓“金融监管关系”，主要是指政府金融主管机关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及金融交易的监督管理的关系。所谓“金融交易关系”，主要是指在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外汇市场等各种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大众之间，大众之间进行的各种金融交易的关系。

金融法有以下三个特点：

1、系统性

传统的商业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例如，消费者到一家商店买东西，他们之间是买卖关系。如果这家商店关门了，消费者就会到另一家商店去买东西。而且，当一家商店关门时，另一家商店的生意还可能更兴旺。但是，银行与存款人的关系就不同了。如果一家银行倒闭了，可能会引起整个银行业的不安。

2、宏观调控性

金融法是调整金融交易与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所以，比较其他商法和民法，具有更明显的宏观调控性。金融法对金融关系的四大要素进行规范，这四大要素是：市场准入、经营范围、利率及汇率和资格审查。由于上述因素对国民经济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金融法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比其他法律更加明显。

3、效率性

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寸金难买寸光阴”。这两句话都将时间与金钱联系在一起，也反映出金融业中资金融通及效率的重要性。所以，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也要求特别关注资金融通效率，也就是特别关注金融关系中的时间因素。假如，如果我国某公司欠日本某公司，用美元计帐的债务，由于不同时间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不同，要付的钱就会相差很大。

(3)金融法和行政法的共同属性扩展阅读：

金融法与其他法案的关系与区别如下：

1、金融法与民法的关系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法。金融法调整的平等主体间的金融交易关系应适用民法的基本原则，但金融交易的具体关系和金融调控以及金融监管关系则是民法不予调整的。

2、金融法与商法

商法是调整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引起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金融法调整的金融关系的性质，其中既有民事关系，也有商事关系，还有经济调控管理关系。商法中关于商业信用的票据、公司融资的股票、债券等法律规范与金融法竞合，但金融法调整的金融关系中的民事关系、经济调控管理关系则显然是商法所不能调整的。

3、金融法与行政法

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金融法中的调控关系应有行政关系的性质，因此应适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则。但行政法显然不能调整金融交易关系。

4、金融法与经济法

经济法是调整平等经济主体的经济协作关系和不平等主体的经济调控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如前所述，金融法调控的社会关系，既有金融交易关系，又有金融调控管理关系，且是两者纵横协调关系的总和。因此，金融法属于经济法的范畴，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应适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参考资料来源：

网络-金融

网络-金融法

D. 金融法的主要内容

金融市场准入
政府金融主管部门规定设立金融机构的标准，也称为金融市场的准入资格。由于金融市场风险较大，而且属于系统性风险，各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准入资格，都进行严格审查，都规定了较高的准入资格。
我国的金融市场准入资格，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又是比较高的。例如，设立商业银行的条件有5项：有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规定的章程；有符合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行长）、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其中，注册资本要求的最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外国商业银行注册资本最低要求是我国规定的40%或者更低。
在我国，设立证券公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审查批准，设立综合类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亿元人民币，设立经纪类证券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在我国，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批准，它的自有资金应该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在我国，设立保险公司需要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保险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额为人民币2亿元。
如果将上述条件与其他非金融公司相比，其他公司设立条件要低得多。例如，在我国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只需要2人以上50人以下的股东参加，最低注册资本，根据公司经营行业不同，有不同的要求，但对于不需要特许的行业已取消注册资本限制，即一元也能注册公司。
我国的市场准入对外资金融机构还有特殊规定：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合资银行需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其最低注册资本额为3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外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时，也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该外国总行在提出申请前1年年末的总资产不得少于200亿美元，同时，它要无偿拨给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作为设在中国境内分行的营运资金。
除了上述注册资本要求之外，准入审查还包括，审查申请设立金融机构者的产权结构、经营计划、经营制度、内部组织结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设立金融机构者的财务状况与经营前景预测、审查申请人关联公司情况以及业务并表情况。在批准设立金融机构后，还要审查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股权转让情况、重大投资与收购情况等。
不但我国金融主管机构严格审查准入资格，而且，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立的国际银行监管机构“巴塞尔协会”也在其《核心原则》（1997年9月）中，提出了相似的审查要求。
金融机构经营范围
金融机构允许在什么范围内开展业务也是法律要规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规定的经营范围越大，金融机构获利的机会就越大，同时，风险也越大。反之，金融经营的范围越窄，金融机构获利的机会也越小，风险也相应减少。
国际金融领域，一直有“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两种模式。欧洲大陆国家的金融机构，多采取混业经营模式。美国从1933年格拉斯．迪格尔法案颁布后，采取分业经营模式。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的规定，我国采取分业经营的模式。
1986年，英国开始金融体制改革，将金融监管机构合并为一个机构，金融机构业务可以混业经营。
1996年日本效仿英国，提出了日本版本的金融体制改革，其中也包括混业经营的改革。日本金融改革法案，在2000年1月1日开始陆续施行。
1999年11月，美国克林顿总统签署《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将实行了66年之久的格拉斯．迪格尔法废除。新法案放弃了分业经营限制，允许金融业的混业经营。
我国目前还是采取金融业分业经营的国家。例如，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范围还限于传统业务，而不允许经营证券投资与信托业务。我国对经营范围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的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
同样，证券公司的经营范围也是按照分业经营来制定的。我国证券公司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前者的业务范围比较宽，可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业务、证券承销业务等。经纪类证券公司只允许专门从事证券经纪业务，不能做自营业务。为了防止其他资金流入证券市场，法律还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同时，法律还规定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不得炒作上市交易的股票”。
目前，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在具体实践中，进行了一些证券市场资金渠道多元化探索，采取了放宽的政策。现在，政府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的形式，间接进入股市，也允许银行资金通过股票抵押方式，对证券公司提供融资。还允许包括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的资金，通过投资基金的方式，间接进行证券投资。
“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反映出金融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反映出各国政府对金融风险的不同处理哲学：分业经营的哲学是避免风险，而混业经营的哲学是管理风险。如何对待风险，除了政府之外，还要依靠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监管人员的监管经验，金融市场投资者的理性与成熟程度。分业经营对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监管人员经验、投资者理性程度的要求低一些。而后者的要求条件似乎更高。
我国金融业将来是否能够搞“混业经营”，要看条件是否具备？条件成熟时，再提出改革并不晚。
金融机构自律
金融资产大部分是以负债形式取得的，在债权意义上金融资产是属于“别人的钱”；这个行业的风险非常大，而且属于系统性的风险，一家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后，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出现危机。所以，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自律机制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是金融机构内部的自律机制；第二是金融同业之间的自律机制；第三是金融市场中的客户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机制。
我国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制定本行的业务规则，建立、健全本行的业务管理、现金管理和安全防范制度”。同时，“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本行对存款、贷款、结算、呆帐等各项情况的稽核、检查制度。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稽核和检查监督”。
我国证券业组成同业协会，它的职责包括：协助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教育和组织会员执行证券法律、行政法规；制定会员应遵守的规则；监督、检查会员行为，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协会章程的，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等。
我国商业银行的同业协会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证券公司的同业协会、保险业的同业协会也已依法成立。
各种金融机构的同业协会在法律的基础上，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为守则，并对本行业的营业者的日常经营行为进行监管，以便维护在行业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
存款人和大众投资者保护
在金融法律调整的金融交易关系中，法律更多地关注保护存款人或投资人的利益。这是金融法与普通合同法的不同。金融机构更多的是利用“别人的钱”在经营。如果经营失败，而存款人或基金的投资人又没有参与经营，让存款人和基金的投资人再承担责任，显然是过重了。所以，金融法更多地保护存款人和基金投资人。具体表现在：
（1）商业银行法设专章对存款人进行保护。保护的内容主要是：其一，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其二，拒绝法律授权以外对个人储蓄存款查询、冻结、扣划；其三，拒绝法律和法规授权以外，对单位存款查询、冻结、扣划；其四，保证存款本金与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其五，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商业银行还要向中国人民银行交存存款准备金，留足备付金；其六，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上下限，确定存款利率，并且公告。
（2）证券法也对投资人的利益进行保护。主要内容分为两类，其一，是对证券发行要求信息充分披露与政府主管部门核准及发行后的持续披露。其二，是规定禁止交易行为，保护证券市场上的公平交易。例如，禁止内幕交易行为，禁止通过单独或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禁止与他人串通，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互相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互相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以自己为交易对像，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等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严重影响证券交易；禁止证券交易及中介结构从业人员，在证券交易中做出虚假陈述或信息误导；禁止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从事法律认定的各种欺诈客户利益的行为等。
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
金融交易合同，无论是贷款合同，还是证券交易合同，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都是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从金融法的角度来看，金融交易合同不仅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而且，还是受到政府宏观调控的合同。
我们可以举目前正在流行的“个人住房担保贷款”为例子（以下简称“个贷”），来说明政府宏观调控的情况。从1998年开始，我国商业银行开始举办“个人住房担保贷款”。到2000年底，全国商业银行发放的城镇居民住房贷款达3991亿元人民币，占今年新增贷款的40%。
上述表面看，“个贷”是借款人与银行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但是，这种借贷关系从产生、发展到最终结束，都将受到政府的宏观调控。这种调控在金融法及有关法规中都有规定。
对“个贷”宏观调控开始于1997年，首先是政府转变观念，城市居民住房从非商品化转变为商品化。然后，政府金融主管机关批准商业银行在个别城市，进行“个贷”业务试点。接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项贷款业务，整个房地产市场与金融贷款市场开始被调理好转。全国城市空置5000多万平米房产，以及被房产占压银行大约几千亿元贷款资金，重新流动起来。又间接带动了大约40多个相关行业发展，解决了一批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还为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从“个贷”例子中，可以看到政府宏观调控对金融业和与金融有关的其他行业的影响之大。
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由于我国处于资金供不应求的情况，所以，在金融法制允许的范围之外，不时会出现金融市场禁止的情况，例如，在银行领域，出现的资金“体外循环”，“乱集资”，“高息揽存”，“资金地方保护主义”和“抵押执行难”，“暴力抢劫银行现金”，“伤害银行工作人员和保安人员”，“非法制造、贩运假钞假币”，“非法设立假银行”，“伪造银行汇票和印鋻”，“制造假存单”，“伪造信用卡”，等等情况。在外汇管理领域，出现的“外汇黑市”；在证券市场出现的“非法设立证券交易场所进行私下交易”和“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等情况；在保险市场出现的“保险诈骗”等情况。所以，必须加强金融法制建设，降低与预防上述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现像。为此：一，在金融立法时，就要考虑针对该领域犯罪的解决方案；二，在金融市场各种交易中，事先进行规范性程序设计，采用规范程序与制度建设，辅助技术措施，预防违法与犯罪；三，对金融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金融法制教育，增强金融法制观念与金融职业操守的自律。
建立金融信用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信用为基础，信用依靠交易记录来积累与评价。个人在金融支付与结算中的记录，早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与欧洲的金融市场上，就被业内管理系统作为信用记录与评价的参考因素。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建立完善的金融信用制度十分重要。这种信用关系需要金融法来建立，并加以维护。
规范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一揽子框架协议中，有服务贸易的一揽子协议（GATS）。服务贸易协议框架中，包括了金融服务贸易协议（FSA）。该协议已于1997年12月13日签署，1999年1月1日生效。现有102个WTO成员国，作出了开放本国金融市场的承诺。
我国在加入WTO后，也面临是否承诺接受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以及开放本国金融服务市场的时间问题。我国金融法律界要加紧研究有关法律文件，比较我国金融业发展情况，预先作好立法准备工作。
我们还面临金融革命的另一挑战，这就是金融电子化与信息化。金融电子化与信息化将对我国传统金融业形成另一冲击。在国际上，金融业电子化与信息化，正在改变着金融机构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内容。银行营业门市数量正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自动提款机（ATM），甚至是安装在笔记本电脑中的网络银行服务系统（ONLINE-BANKING）。
证券交易的网上运行，将股票交易大厅变成了新股上市的仪式场所，实际交易完全可采用“无场所化”运作。“将大户室搬到家里”和使用电话委托买卖证券，基本实现股票交易“无纸化”和“无场所化”。这种电子化与信息科技在金融市场中运用，将金融交易正在转化成为金融信息数据处理。未来的金融机构将演变成为金融数据信息处理与服务公司。
诸如这些变化，必将产生新的法律问题，对我国现有的金融法提出难题。由于我国金融法立法中积累的经验，主要是在“有纸化”和“有场化”金融交易与监管基础上形成的。对于金融电子化与信息化还有待于实践，它将给金融立法带来什么问题，现在还看不清，但是，金融法律界的研究人员应该从现在起，迅速开展研究，准备新的立法设计方案。 金融法与民法的关系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法。金融法调整的平等主体间的金融交易关系应适用民法的基本原则，但金融交易的具体关系和金融调控以及金融监管关系则是民法不予调整的。
金融法与商法
商法是调整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引起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金融法调整的金融关系的性质，其中既有民事关系，也有商事关系，还有经济调控管理关系。商法中关于商业信用的票据、公司融资的股票、债券等法律规范与金融法竞合，但金融法调整的金融关系中的民事关系、经济调控管理关系则显然是商法所不能调整的。
金融法与行政法
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金融法中的调控关系应有行政关系的性质，因此应适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则。但行政法显然不能调整金融交易关系。
金融法与经济法
经济法是调整平等经济主体的经济协作关系和不平等主体的经济调控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如前所述，金融法调控的社会关系，既有金融交易关系，又有金融调控管理关系，且是两者纵横协调关系的总和。因此，金融法属于经济法的范畴，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应适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加入WTO后，修订现有金融法的建议
由于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与法规的一些内容，与WTO规则不适应，急需修订。为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明年适当的时间开始，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上述法律，同时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银行结算管理条例等。另外，还要抓紧制定中外合资投资基金管理条例等新法规，使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与WTO规则协调一致，同时，也使我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所做的承诺，在立法上得以实现。
国家金融系统安全立法问题
1、金融法在“金融市场准入”、“经营范围”、“利率及汇率”和“从业人员资格”等四个基本层面上进行规范。将金融安全行为规范依法确定在一定条件之上。
2、通过众多法律与法规，将金融交易与金融监管的具体内容，落实到程序化和操作化层面。金融机构根据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制定本行业和机构内部的操作规范与程序，将金融交易中的风险或不安全隐患，采用安全操作程序加以预防。
3、将违反金融法律规定，造成较严重后果的，构成犯罪的行为，认定为金融犯罪，依法追究行为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4、要加强现场的检查与监督。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督有四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督；二是，同业协会的行业监督；三是，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业务合规性检查与监督、财务稽核、审计监督、财经纪律检查、税务监督等；四是，司法部门监督。我国的检察院与公安部门对接到举报的违法行为，要开展有关司法程序的调查。我国法院对于金融市场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或侵害客户合法权益的行为，受理有关的诉讼案件。
5、金融从业人员入门的素质要高，入门后还要不断进行素质培训和学习，不断提高业务与职业道德素质水平。
最后，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机制设计也要考虑到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参考国际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管理机制设计的经验，不断改进与完善我们的管理机制的设计。达到管理机制设计的合理性与业务操作的安全性及效率性，同司法的公正性的结合。
金融机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我国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之中。我们还存在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在金融机构管理体制与市场运作的关系中，依然带有浓重的政府“政策导向”的色彩，使金融机构对“市场导向”不够敏感。久而久之，金融机构会养成过度依赖政府，不依靠市场生存和发展的习惯。
政府对金融业的宏观调控的效果比较明显，调节手段也更为直接，这是必要的。但是，过度使用它，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政府承担过重的金融市场风险。这种负面影响，在国内金融市场还没有更多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的现阶段还表现不明显，但是，如果国内金融市场对外进一步开放时，其负面效果就会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
政府政策导向型的金融业另一种负面影响，是不利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定位。在法律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公司，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它们更偏重于政府部门。例如，法律要求设立商业银行要有章程，但是，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的三家，没有公布与法律相适应的新章程，依然沿用老章程。关于是否设立董事会制度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说法。类似情况在其他金融法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如果长期存在，将使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法律形式与实际内容方面出现脱节，不利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发展。
金融机构的自主权问题
在我国金融法的立法与执法过程中，都要保障金融机构在经营中的自主权。这个问题与金融机构自律问题是相辅相成的。
我国已经颁布的金融法律中，几乎都规定了金融机构的自主权内容，依法享有企业法人的经营自主权。从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来看，也必须对其授予经营自主权。因为金融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既然要求金融机构自己承担风险，就要给予金融机构经营上的自主权。使它们根据风险大小，选择经营业务。如果金融机构选择了某种业务，经营失败而造成损失时，风险就要由他们自己承担，政府不替它承担。相反，金融机构经营什么业务不是由他们选择的，而是有其他外来的因素要求的，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就不应该由金融机构自己承担风险。银行承担金融风险的性质的区别：如果是纯商业性，或经营性风险，银行自己承担。如果是带有政策性的风险，就不能完全让银行来承担，而由政府间接承担。当金融机构承担经营性风险的时候，就要以其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
金融资产市场化的新问题
我们还面临着金融业发展市场化的挑战。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人员数量较多，金融交易的效率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差距。主要差距是我国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不高，金融资产的市场化，特别是证券化程度不高。
我国金融领域的银行抵押资产的证券化，股票抵押融资，保险资金部分证券化，商业票据的贴现与再贴现已经开始探索，“债转股”的法律问题，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商业机构应收款证券化等也需要抓紧研究。再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上市，以及证券交易所自身挂牌上市等。上述新的金融业务的发展，速度快，观念新，影响大。相比之下，立法研究与司法实践滞后。
目前，这方面表现出来的问题是：政府一些金融体制改革新措施已经开始实施，而法律措施还没有及时跟上。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出现政府金融改革措施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的情况。这些新的法律问题将来会越来越多，其中包括金融信用评价、审计师的责任、风险隔离机制、电子系统事故责任等问题。所以，建议立法机关要加强对金融法的系统研究，为已经出现和即将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 。

E.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一、经济法与经济行政法之间的区别

（一） 两者规范的权力不同

经济法规范的是国家主权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而经济行政法规范的是经济行政权对行政相对方经济行为的干预。我国宪法对此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该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依法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权，该法就是经济法，该权就是主权。宪法第3章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该条明确规定了政府（狭义的）掌握的权力是行政权。主权和经济行政权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归属主体不同。国家主权属于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有的西方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例如，《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958年10月4日公布，1976年6月18日最后修改）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国家主权。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国家主权。”《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序言部分这样写到：“日本国民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代表而行动，为了我们及我们的子孙，确保各国人民合作之成果及我国获得自由之惠泽，决心根绝因政府行为而再度酿成战祸，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确定本宪法。”有的西方国家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但可以从表述中推理出这个结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序言规定：“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既然宪法由人民制定，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力必然来源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而经济行政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体的经济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 例如，在我国现阶段，关税的征收权就属于海关，其他机关和组织都不能行使关税征收权，即使国务院也不能直接征收关税。

第二，两者受制的法律种类不同。国家主权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在国际范围内，国家主权受国际法规制。经济全球化导致一些有关经济、环保、人权、宇宙空间以及国际犯罪等共同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无力解决，于是，国家之间签订了许多国际合作的条约和协定，为了保证获得国际合作和有效地解决问题，国家就必须遵守这些条约和协定。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国家主权，从它的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正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影响下被重新定义。……我们对国家主权的概念已经不在与过去一样了。”在国内，国家主权受宪法规制。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对客观上已经形成的民主事实的法律确认。”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相对应的也规定了国家和公民的义务。国家可以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力，但同时也必须按照宪法的规定履行义务。而经济行政权除了要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之外，还要受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制。

第三，两者的可分性不同。国家主权是抽象的，具有不可分性。而经济行政权具有可分性。经济行政权只是国家行政权的一部分。不同的经济行政权由不同的行政主体行使。例如，征税权由征税机关行使，产品质量的监督权由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行使。而且，同样一种经济行政权还可以由不同的机关来行使。例如，中国征税机关有三个：海关负责征收关税，财政机关主要负责征收农业税和契税，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税由税务局负责征收。

第四，两者的地位不同。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内的最高权力，在我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而经济行政权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来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第五，两者适用的地域不同。国家主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经济行政权按照行使的主体不同，适用的地域不同。中央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地方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只能适用于国家领土的一部分。

综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国家主权的运用，而不是行政权的作用。所以，王文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的结论是将主权和行政权混同了。

（二）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不同

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表述存在分歧，但在国家是主体一方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例如，徐杰教授倡导的国家管理和协调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管理和协调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杨紫烜教授主张的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李昌麒教授提出的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漆多俊教授倡导的国家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国家运用主权干预经济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个体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相对方的范围一致，但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国家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主体有根本区别。经济行政主体包括财政机关、税务机关、海关、环保机关、质量检验检疫机关、工商机关等政府机关以及法律授权的其他执法机关。一般来说，经济行政主体只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是狭义政府的一部分。狭义的政府仅指国家的行政机关，广义的政府除了包括行政机关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国家机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权力机关、国家主席、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的行政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成。国家机构就是广义上的政府。国家是包括广义的政府的一个组织体。

国家与狭义的政府不同。（1）两者产生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恩格斯对国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政府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工具，依附于国家，在正常状态下，它的产生方式同国家采取的政体有关。例如，在君主制国家，政府由君主指派产生；而在民主制国家，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在非正常状态下，政府还有可能通过政变产生。在我国，政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两者持续的时间不同。国家具有恒久性。一个国家在存续时间上并无限制，只要不被吞并消灭，它就会持续存在。而政府则不然。以民主制国家为例。政府皆有任期，由选举来决定政府的轮替。（3）两者所享受的权力不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人群集合体，它享受的权力是抽象的主权。在民主制国家，主权在于全体人民，无法转移。而政府享受的权力是行政权力，来自国家主权的赋予并且受到主权限制，且有一定的行使范围，可以随着政府的更迭而转移。（4）国家有领土疆域的固定性，而政府则无此局限性。国家的成立以一定的领土为要件，此领土可以分割或让与他国，甚至，同一领土可以分割成两个国家。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国家能够宣示主权的范围是其拥有的领土范围。而政府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移动。只要该国人民同意，它可以在国家内的城市之间移动，在战争期间，外国入侵或领土被占领时，政府还可以移至它国，组成流亡政府。

国家干预经济不同于政府干预经济。国家干预经济是主权的作用，设定的是个体的经济行为模式，为了保证个体依法经营，就要有具体的行政主体来执法，这时就是政府干预经济，是行政权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国家禁止其实施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行为。当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了国家禁止的行为时，该法第23条规定：“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授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设的公平交易局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公平交易局作为行政主体有权在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违法行为时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第二， 两者产生时间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产生，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产生。以中国遗产税的征收为例。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也日益发展，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再加上歌星、舞星、律师、职业经理人等高收入职业，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为了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和增加财政收入，有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提出征收遗产税。在遗产税法没有颁布施行之前，税务机关不可能征收遗产税。只有当遗产税颁布施行，产生了国家和遗产税纳税义务人之间的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时，才可能产生税务机关依照遗产税法和具体的遗产税纳税人之间形成税收征收关系。

第三， 两者消灭的逻辑顺序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在时间上应当是同时消灭，但在逻辑顺序上，应当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消灭，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消灭。以农业税的征收为例。国家在没有宣布废止之前，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就不能不征税。只有当国家宣布废止时，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才能停止征税。

第四， 两者的抽象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国家和不特定的个体之间形成的抽象性的关系。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抽象性的关系和具体性的关系。当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为了有效地执行经济法而实施行政立法行为和制订其他行政规范（或称为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形成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不特定的行政相对方之间的关系，具有抽象性。这只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特定的行政相对方形成的关系，是具体的关系。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在于落实。不管是广义的法律，还是行政规范，最终都由经济行政主体落实到具体的行政相对方身上。

第五， 两者的稳定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稳定的，只要国家通过了相关经济法，规范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没有被修改之前，关系不会发生改变。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具有变动性。（1）法律明确授权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而制订具体的实施条例，从而使不同地方的经济行政关系体现出差异性；（2）根据法律的授权，一个地方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势，执行不同的标准；（3）不同的执法人员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在执法过程中会体现出差异性；（4）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依法执法，而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违法执法，也会造成差异。

根据上述分析，王文的“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于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的结论本身成立，但以此认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行政关系不能接受。

（三）两者的法律行为的性质不同

王文认为：“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节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王文认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行政法律行为表现形式的结论可以接受，但王文将行政主体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方式等同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不能接受。经济法学界虽然在经济法范围的界定上存在分歧，但在有的方面已经取得一致意见，都认为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属于经济法范围。笔者下面就以市场管理法为例来具体分析国家主权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的方式的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到第15条规定欺骗性市场交易行为、商业贿赂行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等11种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属于国家主权干预经济方式之一：禁止个体实施损害市场竞争机制正常运行的行为。为了保证国家的干预能够实现，该法第16条到19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监督检查权，第21条到第30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行政处罚权。 行政主体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这个任务主要由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担当；也可以采取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措施，这个任务主要由没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完成。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了贯彻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了《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等这样一些规范性文件，制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目的是为了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进行具体化，同时规定具体的处理程序和方法，指导各级工商机关有效地执法。各级工商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要对具体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时，所作出的行政决定书必须注明授权其进行执法的条文。例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查处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必须写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1条对违法经营者进行处罚。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分析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与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两者之间的区别。

第一， 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主体是国家，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主体是经济行政主体。

第二， 两者法律后果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后果是设定了个体的经济行为义务，是抽象的，不针对具体的个体。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后果一般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具体化。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后果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落实到个体身上，针对具体的行政相对方。

第三，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表现是设定市场主体不得实施的行为。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表现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结果具体化的抽象行政行为和落实到具体行政相对方身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 两者责任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如果有错误，给个体造成了损害，在我国目前现阶段不需要承担责任。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如果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了损害，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要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还可以向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实施违法行为的公务人员追偿。

（四）两者涉及的救济途径不同

王文认为“在经济管理活动过程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个结论本身就不能接受，王文以此推论经济法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的观点就更不能接受。

在我国现阶段，只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所以，我国学者在考虑权利救济途径时往往遗漏了宪法救济途径。行使行政权引发的争议的救济途径并不是只有行政救济途径。因为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并不都是行政争议，而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宪事争议，一种是行政争议。行使行政权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引发宪事争议：一是当拥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制订的法规、规章，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损害了行政相对方的宪法基本权利时；二是当政府首脑、内阁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越权或滥用权力而违反宪法时。当然，行使行政权在一般情况下引发的是行政争议，通过行政途径来救济。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建立宪法诉讼，但并不等于我国没有宪法救济的途径。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第99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当个体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而不能通过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获得救济时，可以向有关的国家机关提起撤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决定和命令等。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具体的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初步建立了较具操作性的违宪审查机制。该法第88条规定了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91条规定了宪法监督的程序。

当个体认为国家干预经济行为不符合宪法，要想不受经济法约束，除非提出证据证明经济法的规定违反了宪法，侵害了其宪法基本权利，只能通过宪法救济途径来进行救济，而不可能通过行政诉讼来进行救济。例如，上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禁止公用企业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公用企业如果认为依据宪法它有权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它要想实施这样的行为，而不受处罚，就可以通过提起宪法诉讼，要求有权机关宣布该规定违宪，使其无效。在该规定没有被宣布违宪无效之前，执法机关有权依据该规定对一个涉嫌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公用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该公用企业如果认为自己没有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公用企业是否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不可能就公用企业依据宪法是否有权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禁止实施的行为展开争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在宪法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宪法和立法法建立的宪法监督制度寻求救济。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经济法的救济途径是宪法救济途径，而经济行政法的救济途径包括宪法救济途径和行政救济途径。

F. 分析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区别

概要:按法理学有关法律部门调整对象单一性的理论，金融法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由金融调控法、金融监管法以及金融交易法等三部分建构。但长期以来的经济法学研究忽略了这一点，尤其是表现在宏观调控法研究上，轻易把性质迥异的金融监管法或金融交易法划入调控法范畴。鉴于此，本文从调整对象、法律行为以及法律渊源三方面对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的差异作出区分，以求对金融法与宏观调控法的理论研究之发展和完善有所稗益。

关键词: 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渊源SupervisionLaw

Liu yun

(Xiamen UniversityFujian Xiamen361005 )

Abstract : Both financial regulationlaw andfinancial supervision law are
the parts of financiallaw system.They are important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w .But becauseofthe their engenderingbackground and functional property
are different , they have differences in many aspects . In the paper , we have
studiedand clarified the obscure demarcation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law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law .

Keywords: financialsupervision

一、晚近宏观调控法体系研究中产生的问题

法理学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现行法律规范，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由多层次的若干法律部门所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金融法也概莫能外。金融法是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金融关系复杂多样，根据其不同性质大致可列为三类：(1)金融交易关系，即社会经济成分之间因存款、贷款、同业拆借、票据贴现、银行结算、金融信托、金融租赁、外汇买卖、保险等而发生的关系。(2)金融监管关系，即国家对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主体以及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实施监管而发生的关系。(3)金融调控关系，即为稳定金融市场，以引导资金流向、控制信用规模为目的，国家对有关的金融变量实行调节和控制而产生的社会关系。

可见，金融法是以金融关系，即金融交易关系、金融监管关系和金融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各种法律规范的集合。而根据法理学有关同一法律部门必须符合其调整对象即社会关系单一性之理论，可推知金融法并不是独立的法律分支，而是一个由民商法规范、经济法规范、甚至还有一些行政法规范、刑法规范等构成的复杂组合。比如金融交易关系，其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也是对等，主体之间的金融交易活动必须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等民商法之基本原则。因此，调整金融交易关系的金融交易法应属民商法范畴。而金融监管关系与金融调控关系跟金融交易关系不同，两者皆因国家动用公权力对金融主体、金融业务、金融市场的管理或干预而产生，目的在于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之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业直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因而，调整这两种关系的金融监管法和金融调控法显属经济法范畴。（1）

但遗憾的是许多经济法学者忽略这一点，如晚近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开展的如火如荼，众多宏观调控法体系纷纷提出，其中不乏有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混淆金融交易法、金融调控法以及金融监管法性质的现象却司空见惯。以下试举例说明。

“广义的金融调控法”说。其认为金融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的一个法律部门，兼有宏观调控法规范和市场规制法规范，就其主要内容和基本职能而言，应当是宏观调控法，而不属于市场规制法”，“所以，在金融体制的国家干预职能中，宏观调控的职能是直接实现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的职能，市场规制职能服务于宏观调控职能。与此相应，宏观调控法是金融法的基本属性。”而这个宏观调法属性的金融法体系可以庞大到包括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货币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等。当然对于这个庞大的金融法群，不同学者所持观点仍存有细微差异，如有学者并未将信托法包括进去
，有学者强调银行法(包括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等)为“广义金融调控法”之核心。

“狭义金融调控法”说。其主要是将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显属民商法性质的金融交易法剔除出调控法体系。与“广义金融调控法”说相比，“狭义金融调控法”说较好地划清民商法性质的金融法与经济法性质的金融法之界限。但遗憾的是有的学者仍把“狭义金融调控法”体系定之过宽，把少数金融交易法纳入其范围，表现在将商业银行法、非银行金融机构法等以金融调控法定性。（3）而有的学者却又把其体系“狭”之过窄，往往把一些主要调整金融调控关系的政策性银行法、货币法等排斥在金融调控法体系之外。（4）

还有一种新近出现的观点介于前两者之间，其认为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不属金融调控法体系，而只包括中央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货币法等。此说较好弥补前两说的缺漏，体系范围的界定准确。但不足之处是依然混淆金融监管关系与金融调控关系这两种性质迥异的金融关系，如其宣称：“金融调控法是调整金融调控关系和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金融调控法律关系包括金融调控法律关系和金融监管法律关系”等。

不言而喻，上述学说皆违背法律部门传统划分方法——调整对象单一性原则，忽视金融调控法自成体系之立足点，不仅未能使其同金融交易法、金融监管法划清界限，而且跟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基本理论也自相矛盾。所以，区分三者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金融交易法与其他两者性质差别明显，学界多为后两者混淆视听，故此本文侧重从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以及法律渊源三方面对后两者差异进行分析，以求澄清讹识，稗益金融法与宏观调控法的理论更新。

二、从法律关系层面分析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

学界把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的性质混淆的重大因素是两者在调整方法上有相似一面，如有学者将金融调控主体的诸如直接下达指令的直接调控行为视为与金融监管相似；也有学者将货币控制视为金融监管等。法理学把调整方法视为划分法律部门的独立调整对象标准的重要补充本无可厚非，但调整对象有虚拟和空泛特性，而调整方法却是清晰和实在的，一旦把这两个标准结合之后，第一个标准不知不觉被第二个标准吸收和异化，从而让调整对象标准反而依附于调整方法标准，甚至得出“要形成一个法律部门，此种社会关系必须达到需要特种法律调整方法的程度”的结论。事实上这种逻辑难以获取支持，因为从法律层面上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法律实践尚未催生出不同于这三类方法外的其他调整方法。而正因为调整对象标准的抽象性与层次性，我们可以按“平等性”与“国家干预”划分出民商法与经济法部门，并又可按“宏观调控关系”、“市场规制关系”、“社会保障关系”将经济法进一步细分为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与社会保障法等。所以，从调整方法上分析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的属性注定徒劳无功，我们必须立足于两者的独立调整对象，即金融调控关系与金融监管关系。

金融关系属社会关系的一种，而不同的社会关系实际是指社会的不同领域，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家庭、民族的各个领域。事实上即使在某一领域，其范围也是极其广泛，就如经济领域，一样存多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经济领域的社会关系按不同标准有多种分类法，但比较科学的划分应是“民间社会经济关系”和“国家经济管理关系”两种。所谓民间社会经济关系，是指民间社会的自然人和法人从事经济活动，相互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亦称“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而国家经济管理关系，是国家在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管理或组织过程中，以国家(或其代表者)为一方主体，同有关各方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金融调控法、金融监管法之所以能与金融交易法相区别，根本在于前两者属国家经济管理关系，而后者为民间社会经济关系。

而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中一般会产生两种内涵迥异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金融调控关系是金融主管机关运用各种金融杠杆调节货币供给总量和结构，在全社会配置货币资金，进而影响非货币形态的经济资源之配置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等金融调控行为而产生，显然属宏观调控关系性质；而金融监管关系是金融主管机关通过监管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的金融业务，规制金融业务过程中产生，显然属于市场规制关系性质。可见，金融调控关系不仅具备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一般特征，还应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特殊表象，即“其一是它的宏观性和总体性。它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行的措施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国家需要在充分把握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状况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确定国家调节的目标，通过实施某些重大和广泛适用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和运行发生某种变化，产生宏观和总体性的效应。……其二是宏观调控措施的促导性。…它所采用的方式重在对社会经济活动予以引导和促进。…当前，各国的国家计划是或基本上是指导性的，经济政策都重在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引导和促进，各种经济杠杆和政策工具的运用，其导向性和间接性也十分明显。”

同样，金融监管关系属于市场规制关系，必然具备有异于金融调控关系的性质。市场规制关系是国家在规制市场主体进入、运行、变更、退出以及市场秩序的活动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可分市场主体规制关系和市场秩序规制关系。前者是国家通过规范市场主体的组织和与组织有关的行为而渗透进国家干预意图，以使市场主体意志符合国家和社会利益，特点是尊重市场主体意思自治，但反对绝对意思自治。后者是国家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贯彻某种特定经济政策，对原有各种交易关系与竞争关系进行特殊安排，使国民经济和谐、平衡发展，以求实现实质公平和社会效率。起不具备平等特征，却是对“平等关系或建立这种关系进行修改甚至破坏”。金融监管关系与金融监管关系之差异表现在主体、客体及内容方面。

1、 金融调控关系与金融监管关系主体方面的差异

金融调控关系主体一方具有恒定性，另一方具有广泛性。前者作为调控主体，专指国家或代表国家行使金融调控权的职能部门；而后者作为受控主体，在范围上明显广于金融监管关系主体，任何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公民个人都可能成为金融调控关系的受控主体。调控机关是最重要的主体，它们是金融调控关系的必要方并占据主导地位，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选择性，享有单方面设立、变更和废除金融调控关系之特权。其可凭借国家强制力使受控主体接受和服从自己的意志；也可采取多种形式激励、诱导、刺激、抑制受控主体的金融活动，以求调控目标之实现。

金融监管关系主体具备交叉和重叠特性，国家机关作为监管主体无疑是最强大有力，但行业自律、金融机构内部监管也举足轻重，缺乏它们国家机关的监管将无效率运转。所以金融监管主体不具备调控主体的恒定性特征并有交叉和重叠现象，如对于商业银行，其不仅是国家机关监管与行业监管的被监管者，也是内部监管的实施者。另外，与金融受控主体不同的是，非金融领域的任何机关、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即使并不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受监管主体，但可能性也是渺小或偶然的，这正是与金融受控主体的区别所在。

2、金融调控关系与金融监管关系客体上的差异

由于金融调控法主要调整具备国家宏观调控性质的金融关系，并主要通过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实现，这就决定金融调控行为是金融调控关系中最重要和最经常的客体，包括调控主体的行为和受控主体的行为。既可表现为具有权力因素的宏观调控行为，如中央银行升降存款准备金比例，实施再贴现政策；也可表现为具有财产因素的行为，如中央银行为参与市场公开业务。另外，作为金融调控关系客体的经济资源具备强烈的整体性特征。与具有强烈物质利益性的金融交易关系之物或财产不同，各经济要素或资源的整体效益应放在第一位，即金融调控法不能也不应该以具体的物为客体，而应着眼于对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等目标。

金融监管行为是金融监管关系的唯一客体，财物一般来讲没有成为金融监管客体的可能，这是由监管的目标和特殊性质所决定。因为金融监管是为保证金融市场的竞争、有效率、一体化和稳定，而实施的包括检查全国银行体系各成员银行业务的安全与稳健以及法律、规章的遵守和执行的行为总和，这必然需要依凭审批、命令、禁止、准许、倡导、协调、奖励和制裁等手段。虽然进行这种微观经济管理过程中也会涉及到货币、帐本、数据、凭证以及一些具体财物等，但它们只是作为实施行为的凭托或帮助，并不在于其本身存在的意义
。

3、金融调控关系与金融监管关系在内容的差异

两者关系内容的基本特征非常相似，如主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之内涵不一致。调控主体与监管主体之权利亦可称为权力，是法律赋予的，

G.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法、行政法是什么内容。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回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答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要从以下三点把握这个概念：（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所谓行政法，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和接受行政法制监督过程中而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以及行政主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由规范行政主体和行政权设定的行政组织法、规范行政权行使的行政行为法、规范行政权运行程序的行政程序法、规范行政权监督的行政监督法和行政救济法等部分组成。其重心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H. 浅谈如何认识经济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

《公司法》、《票掘法》、《保险法》一般归入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人民银行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按划分属于经济法。
在上述法律之中，可以看到在商法当中有经济法的内容，在经济法当中存在商法的规则。比如，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宗旨即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商法目的与经济法目的的结合该法第1条规定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对公司的规范和对公司、股东、债权人的保护，体现了商法的个体性，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反映了经济法的社会精神。在具体规范方面，《公司法》有关公司转投资的限制(第12条)、股份转让的限制(第147,149条)、对公司则务会计制度的强行性规定(第174 ,175 ,176条等)，《合伙企业法》关于合伙企业的设立、入伙、退伙时的登记规定(第15,16,56条等)，《票掘法》关于木票出票人资格审定的规定(第74条)、关于票掘管理办法的规定(第110条)，《保险法》关于限定投保、公平竞争以及对保险业监督若理的规定(第6,7,8条，第五章)等，已经超越了纯粹商法以自由、便捷、个体安全为特征的范围，而自然进入到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的经济法领域。但是，在这此法律当中，社会经济秩序和安全的保障首先要建立在个别经营者地位确定和行为规范基础之上。作为经济法主要法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1条)。该宗旨的特点是先考虑社会经济秩序和公平竞争，再考虑对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由社会而个体的经济法作用过程。类似的立法宗旨还表现在《产品质量法》、《税收征收税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当中。
经济法强调社会性和整体性，以建立整体秩序为目的，在此过程中，对特定主体违规行为的制裁，是对不特定主体利益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但是，保护对象也并非都是不特定的。对特定对象及其行为的规范和保护，则体现了商法内容。这在具体规范方面，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第20条)，《产品质录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第四章)，《税收征收税法》关于向纳税人退税的规定(第 30条)，《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房地产交易的规定(第四章)等，是从保障政府管理、秩序建立、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考虑对个体利益的保护规则，而这此规则，已经涉及商事法的内容。
当然，上述两种现象也不是绝对的。也有较为纯粹的分属商法和经济法的制定法，少于不过多地涉及对方的内容，比如《海商法》就属于较为纯粹的商事法，而《人民银行法》则属于比较纯粹的经济法。此外，有的法律在立法时就已经设计为结构性倾斜，以矫正现实当中的不平衡而具有了经济法特征，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从经济法的概念引入我国，其与行政法的关系就是争议焦点一些研究者认为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引、行政法是规定国家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的总称。在过来因素上，行政法与经济法有所联系。但是在具体调整对象、性质、功能等方而，行政法与经济法有所区别。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
经济法调整的社会性经济关系，包括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是具有若理因索的经济关系。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若理关系，也是具有公里因素的行政关系。现代行政法具有规范、限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机关滥权的作用，这与经济法通过社会利益矫正政府缺陷具有相同的理念。另外，经济法采取强制性与倡导性的调整方法，行政法也采取此类调整方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首先，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调整的是社会中经济关系，即或是具有管理因素的经济关系，这种鼓励因素也并不完全来源于政府行政管理，还包括行业自律管理，并且管理的目标、在于社会利益最大化，因而管理结构呈现关联中性，即管理对象与管理目标之间具有关联性。行政法调整的是行政管理关系，主要是行政机关设置、行政人员选拔、考核、升迁等管理 ,即或涉及到经济管理，也是从行政职权和行政程序角度加以规范的，是典型的纵向自线关系。
其次，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以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平衡协调发展为目的;行政法是国家本位法，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宗旨。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一般认为两者具有同一性，但是作者研究的结果并非如此，而是两个具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独立利益，由于该问题较为复杂，将另文论述。第三，经济法具有社会法属性，而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第四，经济法的内容主要是竞争法、消费者法、市场规制法、宏观经济调控法等实体性法律;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是行政许可、行政救助、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性法律。
五、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商法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经济法是具有公法因素和私法因素的社会法，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按照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的排列顺序，从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属性不断减弱，公法属性不断增长。从行政法到民法，私法属性不断增长，公法属性不断减弱。其中，以社会法为纽带，私法属性与公法属性的消长变化，说明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分别有自身的任务和功能，并显现出相继联结的内在联系。在法律系统中，结构的和谐影响到功能的优化。这种内在联系说明，法律部门的划分是相对的，不同法律部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相互不能替代，相互也不能割裂。

I. 简述金融法的地位和作用

金融法是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总称。
具有民事法律的特征，其主体为经济关系，故其属于民事法律体系的“特别法”系列地位！
金融法的特点：系统性、宏观调控性 、资金流通的效率性。

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指在一定金融法律体系中作为金融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重要的法律原理和准则，它是贯穿一国金融法律体系始终的主线和纲领。
一、维护货币政策原则
二、安全流动效益原则
三、利益平衡优化原则
四、有效监管原则
一方面它通过对若干重大基本问题的定性和定位，对国家金融法制建设起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它体现了金融法律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金融法律的灵魂和基本精神所在，对金融活动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和统帅作用。
另一方面金融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对金融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而且是构成正确理解金融法律规则的指南，只有立足科学的基本原则，才能提高金融立法的质量，确保金融法律制度内总协调统一，以及补充金融法律规则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