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岳生行政法书评

㈠ 行政法制的构成要素

1.两要素说。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都持此观点，当然，在要素的具体涵义上存在较大差异。如英国的依法行政由越权无效和自然公正组成。越权无效的核心内容是：越权的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既约束行政实体行为，也约束行政程序行为。自然公正则指：一方面，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无论在行政上，还是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行政裁判官和司法官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才能作出判决。另一方面，避免偏私，“不能自己作自己的法官。”（注：参见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77页。）美国的依法行政构成两要素表现为基本权利和正当程序。前者指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但这种法律必须旨在保护而不是摧残人类固有的基本权利。后者指法律的实施必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 （注：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116页。）台湾学者则主张依法行政的基本内容包括法律优越和法律保留。（注：参见翁岳生：《法治国家之行政法与司法》，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25～229页。）中国大陆也有学者认为依法行政的基本内容有两项：（1 ）行政活动必须根据法律；（2）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 （注：转引自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2.三要素说。认为依法行政由三方面的因素构成。如日本有学者提出依法行政的三项内容为：（1）法律保留。建立议院内阁制、 议会制的民主主义，通过国会对行政进行政治限制。（2）法律优先。 行政立法、行政裁量和行政手续中存在着立法权优先的要求或者立法的统治问题。（3）司法救济。通过法院对行政进行司法方面的事后救济。（注：参见〔日〕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法国的依法行政也包含了三项内容：行政行为必须根据法律；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机关必须采取行动来保证法律规范的实施。（注：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7页。）

3.四要素说。依法行政构成的四要素说主要见诸中国学者的著述中。如有的学者归纳为：（1 ）任何行政职权都必须基于法律的授予才能存在；（2）任何行政职权的行使都必须依据法律、遵守法律；（3）任何行政职权的委托及其运用都必须具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要旨；（4）任何违反上述三点规定的行政活动，非经事后法律认许，均得以宣告为“无效”。（注：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有的学者归结为：（1） 所有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并执行行政法律规范；（2 ）任何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都不得享有行政法律规范以外的特权；（3 ）一切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都属于行政违法行为，自始无效；（4 ））一切行政违法主体，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2页。）还有学者认为，依法行政就是要使一切行政管理活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使行政管理活动合法化的前提条件；有法必依，是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办事；执法必严，是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宪法和法律的过程中，必须保持高度的严肃性，不许有任何的任意性，行政活动都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违法必究，在行政法范围内，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对其违法行为向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群众承担应有的责任。（注：参见侯洵直主编：《中国行政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4.五要素说。台湾学者张载宇对依法行政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素，即：（1）行政权之作出，不得与法规相抵触。 不问法规规定之形式如何，均有拘束行政权的效力。行政权的行使必须遵守法规，不得与法规相抵触。（2）行政权非有法规依据， 不得使人民负担义务或限制其权利。人民与国家的一般权利义务关系，并非权力服从关系，而为行政法规所规定，人民对国家的义务与权利，自以法规所规定者为准。行政机关不得滥用其权力，使人民负担义务或限制人民权利。且因行政权之作用为人民设定权利或免除其义务后，行政机关自身亦应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更改。（3）行政权非有法规依据，不得为特定人设定权利， 或减免其义务。行政机关对于法规在同一情形下应为同一的适用。即对于人民权利的设定或义务的免除，均应依据法规为同等的措施，不得有例外的歧视。若无法规的依据，对于特定人赋予超过一般规定的权利，或免除一般规定所课之义务，均属违法。（4）行政得自由裁量， 须受法规之限制，并符合公意。裁量不得超越法规所定之界限，如裁量超过其界限，则为违法。另外，裁量须适合于社会公意，如不合公意则为不当。（5）行政法规之适用，由行政机关本其职权主动为之。 如社会秩序不良，行政机关应主动适用治安或交通等法规，以维护或整饬秩序，而无须等待人民之请求。此与司法官适用法律采不告不理原则不同。（注：参见张载宇：《行政法概要》，台北汉林出版社1970年版，第99～ 101页。）

㈡ 何为行政行为的混合处分

一、前 言
在德国行政法学中，行政处分是一个“基础性”和“功能性”的概念。其“基础性”是因为它在传统行政法上的核心地位，在“高权行政”的模式下，诸多行政法律关系均围绕行政处分而展开，行政处分成为行政法学理上与民事法律行为相对应的行政法律行为概念，因而有关行政处分的问题始终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学的中心课题之一[1]；而行政处分概念的“功能性”则是指它并非是一个纯粹学理上的概念，其存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为适应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而设置的“功能创设性”概念，在德国行政法以及深受其影响的日本、我国台湾的行政法中，行政处分曾是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要件，即人民提起行政诉讼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分为前提条件。基于行政法控制行政权保护人权的基本精神，学理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致力于对行政处分概念作扩张性的解释，以起到扩大人民诉权、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之目的。大陆法系各国（地区）将行政处分概念大致界定为：行政机关基于职权对具体事件所作的具有公法（行政法）上效果的单方行为。[2]从此定义看来，行政处分概念具有“行政机关所发”、“公法（行政法）案件”、“单方行为”、“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和“个别案件”等法律特征。[3]对行政处分概念法律特征的解释，关系到它在行政诉讼制度中的可操作性程度和功能范围的大小。晚近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制度趋向于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在受案范围上确立了“一切非宪法性质之公法争议”的标准。相应地，行政处分在救济法上的功能也将悄然改变，即从提请救济的前提要件功能转换为决定诉讼种类等功能。[4]但对于讲究体系完整、逻辑缜密的德国式行政法而言，以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为标准、经过长期精致锤炼而成的行政处分概念仍是其学理上的基础性概念之一。
中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最终确立于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该法亦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已废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是：“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虽遭到学界诸多诟病，但从中引申出的法律特征却与行政处分概念基本一致，即强调具体行政行为的“针对具体个案”、“对外发生效力”、“单方行为”、“产生法律效果”等要素。行政法学理论也视具体行政行为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由此可见，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在行政法学、行政诉讼制度中的地位和功能与行政处分概念相似。200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虽未直接涉及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5]，但通过对不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以及行政机关内部奖惩、任免行为的排除，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作了扩大解释，从而使其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6]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努力旨在扩大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尚未达致“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的效果（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均未纳入受案范围），但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德国法为师的一贯立场。
由于理论研究的薄弱和司法审判经验的缺乏，中国的行政法学和司法实务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学界一般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因而属于行政法律行为，所谓法律效果，是指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7].依此推论，则行政法上的事实行为应当是不产生法律效果、不导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但学界同时又把诸如“行政主体或执法人员违法使用武力”[8]等对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视为行政事实行为，其间区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标准显然是模糊不清的，从而导致具体行政行为涵盖范围的不确定；再如，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这一直接决定具体行政行为功能范围的问题至今未能形成共识，仍然困扰着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法官；等等。这些问题均可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受案范围标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从法律学方法（Juristic Methode）的意义上对它的特征进行研究，在扩大其涵盖范围的同时，追求操作、实践层面上的可确定性；另一方面，作为学理上建构性概念的行政法律行为概念，其与民法上历史悠久的法律行为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研究时必须注重学术规范，强调理论上的自洽与衔接。但中国的行政法学界似乎并未明确意识到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上述双重意义，在研究路数上陷入了顾此失彼的境地：基于功能主义的立场为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所作的努力使行政法律行为的涵义脱离了经典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意蕴，但反过来又用传统的法律行为标准来鉴别受案范围中的具体问题，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使得行政法上的事实行为变得不伦不类[9]；对于法律学操作意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导入哲学等非规范研究的方法，人为地将问题复杂化，[10]使其研究结果缺乏可操作性。
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其理论与制度日臻完善，就行政处分概念而言，多年来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相辅相承、良性互动的局面已经使其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精致的“技术性”概念，尽管其中仍不乏问题尚待解决与完善。但这个与中国行政法上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有着相似的涵义与功能的概念，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或是在实践意义上，都是值得中国行政法学习和借鉴的。本文试图在“行政法律行为”以及“行政诉讼中的功能性概念”此双重意义上展开对行政处分概念和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比较分析。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笔者对行政法律行为的理论建构、适用范围及其功能进行分析，试图为理顺行政法律行为理论（这个在学理上鲜有系统研究的问题）作出尝试；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对与行政处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救济法上的功能性概念有着无法分割之联系的各项法律特征进行较为细致的阐述，以期借助大陆法系的理论完善中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
二、作为行政法律行为的行政处分、具体行政行为概念
（一）“法效意思表示”说的建构与适用范围
设置行政处分概念、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一项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作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概念而存在。法律行为制度原系民法中与法定主义体系相并列的独特的具体设权行为规则；作为观念抽象，它又以系统完备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学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开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它被誉为“民法规则理论化之象征”，其实际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民法自身的范围，而达至于行政法。[11]具有深厚的法典主义传统，追求体系完整、逻辑缜密的德国行政法也需要借助法律行为制度来进行学科之理论构建。在法理上，一般认为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其一是法定主义方式，法律规范将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和技术环节作充分的详细概括，只要法律事前规定好的事件或事实行为一旦发生，“客观法”的抽象规定即转化为具体的“主观权利”；其二是法律行为方式，当法定主义方式无法将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和技术环节作充分的详细概括时，法律关系具体内容的确定须通过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得以实现。法律行为的核心内容是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它是行为人“基于意思表示而设定、变更、终止权利和义务的行为”，或称为依行为人之意思表示而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与法律行为相对应的概念是事实行为，尽管事实行为也是实现具体法律关系内容的媒介，其中也不乏行为人的观念表示或精神作用，但是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不像法律行为那样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是依附于法律的规定，客观法对事实行为构成的概括并不考虑行为人的具体意图内容，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依法律的规定而产生，因而属于法定主义调整方式之范围。
在民法中，由于奉行“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具有较大的活动空间，法律行为制度适用的范围也较广阔。“依法行政”基本原则决定了法定主义调整方式在行政法中的重要地位。但行政关系的变动不拘、纷繁复杂使得法律不可能对所有行政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作出事无巨细的规定，法定主义方式无法使所有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如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行政机关可对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企业，处以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5倍的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某企业涉嫌销售失效、变质产品，行政机关欲对其处罚，但仅凭实定法的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根本无法确定，因为法律对“销售失效、变质产品”这一行为的后果设定了多种可能性；另外，对该企业是否构成“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认定也存在变数。为了保证所有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实现，法律赋予行政权享有一定的裁量空间，以确定特定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裁量的实质是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通过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活动以确定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台湾学者翁岳生认为，“裁量乃裁度推量之意”，虽然它“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其准据和目标，因此和毫无准则限制之恣意不同”，但“行政裁量之斟酌衡量亦不受呆板之逻辑法则之约束，而在国家行政目的之大前提下，得有较大意思活动之自由。”[12]裁量在行政活动中的广泛存在，表明法律行为调整方式在行政法中是不可或缺的。传统德国行政法的法律行为之建构即以此为基点，完全照搬民法上的“主观法效意思说”。鉴于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大多基于行政机关的单方面决定，德国行政法模仿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之定义，将行政法律行为界定为，依行政机关单方之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13]在法理上，法律行为设置的原初意义是：弥补法定主义调整方式不足的、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的意定设权行为。行政处分概念针对具体事件设定权利义务的法律特征使之当然成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14]1910年柯俄曼（Kormann）发表的《国家法律行为之制度》一书，标志着其行政处分理论的成熟，他引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法效意思表示观念，将私法行为与事实行为，以及公证、通知等准法律行为排除在行政处分之外，而仅视国家机关、公共团体所为具有法效意思的行为，为固有的行政处分。柯俄曼认为，行政处分是富有法律行为性质的国家行为，这种国家机关的法律行为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原则上并无差异。国家机关的行为属私法上的法律行为或公法上的法律行为原则上并差异，仅视其是以私法上的权利主体或以公法上的权力主体而作意思表示为区分。但是柯俄曼仍将法院判决看作行政处分，柯饿曼的理论引起了众多德国学者的共鸣，其法效意思表示说奠定了传统德国行政法行政处分概念的基础。后来，学者F1elner在继承柯俄曼理论的前提下，将非行政机关所为之行为，如法院判决等排除于行政处分概念之外，使行政处分概念在学理上基本成型。[15]行政法上的事实行为则被定义为依据法律的规定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如行政机关报工作人员在执行人务过程中殴打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其法律效果并不是依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而生，而是依据法律的规定产生，因此系事实行为。再如，所有的行政执行行为（包括强制执行），其法律效果皆由前一个行政处分而生（执行的依据），执行行为本身并不能直接依据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产生法律效果。因此，行政执行行为是事实行为。
这种基本依照民法上的意思表示理论建构起来的行政法律行为在以“依法行政”为基本原则的行政法中，到底有多大的适用空间呢？在行政法这个以法定主义调整方式为主的部门法中，传统的行政法律行为活动、作用的空间显然要小于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的民法中的民事法律行为。与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相比，传统行政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并不能像民事主体那样自由地选择、创设行为对象。[16]而对于具体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和权利义务内容，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仅能在法定范围内裁量选择。这种裁量选择虽不受“呆板之逻辑法则之约束”，但也不意味着在裁量范围内的绝对自由。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受到民事强行法的控制，违背这些强行法的规定，意思表示的内容即属无效。在行政法中，强行法对行政机关裁量选择（意思表示）的控制则更甚，这些强行法的规定集中体现为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则或比例原则，它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定范围内作出意思表示（裁量选择）时，不得背离决定的目的、不得考虑不相关的因素、不得违反可行性原则、不得违反均衡原则、不得违反平等对待原则、不得违反惯例原则等。[17]
由于传统行政法律行为适用范围的狭小，为了顾及其作为进入行政诉讼之“管道”的功能，行政法又不得不对其涵盖范围作扩张性的解释。意思推定规范的准用即是这种扩张性解释的具体表现之一。意思推定规范本质上是某种“法定的或拟制的”或“具有法定效力的定型意思表示行为”；在行为人有意思表示的前提下，其具体表意内容与法律拟制意思可分别发生效力，甚至不妨在行为人无此类“意思时亦被当作意思表示处理”。[18]意思推定规范在现代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有效要件由法定主义的方式规定，而具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权利义务内容则由行为人之意思表示确定。为了使每一合法成立的法律行为均具有明确完整的法律意义，保障交易安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的许多情形均适用意思推定规范，它起到了弥补行为人具体意思表示疏漏，减省实际表意内容、简化交易过程等作用。在行政法律行为中，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虽有一定的自由选择余地，但法律仍对其表意过程、形式和内容作了种种限制，如原则上须以书面形式，内容须明确、可行，须告知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等。行政机关意思表示的疏漏、简省只会导致行政处分（具体行政行为）的无效或可撤销。在这层意义上，意思推定规范对于行政法律行为几无适用之余地。但行政权的运行除了可能会侵害人民权益，对其造成不利影响外，它还负有为人民提供积极的服务与保护之职责。若人民依法请求行政机关保护其合法权益或许可其从事某行为，行政机关保持缄默或不予答复，如果按照机械的意思表示理论解释，则行政机关并未作出行政处分，对这种“不作为”人民不得提起救济，实与行政法保护人权服务人民之宗旨不符。因此，“意思推定”在这种情表中发挥了作用，行政机关未明确作出意思表示而被推定为作出了否定性的意思表示，行政处分因被拟制而成立。各国（地区）行政立法中，均有意思推定规范的存在。如，我国台湾的《诉愿法》第2条第2项规定“中央或地方机关对于人民依法声请之案件，于法定期限内应作为而不作为，致损害人民权利或利益者，视同行政处分”；《军人婚姻条例》第5条规定军人报请核准结婚，上级主管未于30天内作成不准结婚之决定并予通知理由者，“视同核准”；[19]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行政相对人依法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或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因行政机关不予答复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等。
尽管行政法将行政机关在特定情形中的缄默、不作为拟制为行政处分，从而扩大了行政法律行为的涵盖范围。但是，这种以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传统行政法律行为概念的适用范围仍是十分狭窄的。按照传统的行政法律行为理论，行政法上所有的执行性行为均属事实行为，[20]因为执行行为须有行政处分为依据，执行行为中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并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执行行为依附于它所依据的行政处分产生法律效果，因而是事实行为。即使是行政强制执行、即时强制这类极易侵害人民权益的行为亦被视为是事实行为而不得提起诉讼。在传统理论中还存在着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的分类，准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由法律直接规定，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事实行为，但在准法律行为中，也有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只是这种意思表示是效果意思以外的行政机关的意思、认识判断等表示作为（即不发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因此准法律行为又称为观念表示作为。[21]对于准法律行为，传统的做法是排除于诉讼范围之外。

㈢ 我该怎么学法学

我05年参见广东高考，当时是一名物理考生，现在是一所大学法学院的大四学生，并且保送了诉讼法研究生，我想说的是，理科思维不是学习法律的劣势，相反可能恰恰是优势。
你们现在可能开了法理和宪法等专业科吧，其实进入大学后不管高中背景如何，都会经历一个调试的过程，你可能会发现，为什么老师会大篇幅的介绍法学流派和发展演变？为什么老师会强调法律价值和其中的冲突？似乎一切问题都不再有一个绝对答案，而这恰恰是一种思维的转型，你正在步入研究的领域，也许他给刚入学的同学带来了焦虑和疑惑，但随着知识的沉淀，你会发现，有一天，部门法的东西会融入法律学的架构中，具体的知识都会进入你自己的体系里，真正成为你自己思想中的一部分。
至于推荐书目，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大一的时候没有广泛涉猎，而二大以后随着专业科的增多，有些书也许再也没有机会研读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大一多读读文史哲和政治学的东西，特别作为我们理科的同学，可能这方面是特别要加强的，法学的经典著作以及具体的部门法的东西可以大二有一定法学基础之后再去研读。
法学中的很多内容都充满逻辑和思辨性，比如诉讼法中的证据学；有些也需要数学功底，比如税法。我相信，理科同学会在法学领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愿与你共勉！

㈣ 陈峰的获奖情况

省级以上奖项：
2011年 “法治江苏”征文三等奖
2010年 获江苏省行政法学会论文一等奖
2010年 第一届江苏省行政与经济法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2009年 获江苏省行政法年会论文二等奖
2008年 获第三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2008年 获江苏省行政法年会论文三等奖
2007年 获第二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2004年 获江苏省大中专学生暑期实践先进个人、优秀成果奖
校级以上奖项：
2010年 获苏州大学“朱敬文特别奖学金”（全校三人之一，文科唯一一人）
2010年 获苏州大学“朱敬文奖学金”
2009年 获苏州大学2008~2009年度校学术标兵称号（全校六人之一）
2009年 获苏州大学“王健奖学金”
2008年 获校“学习十七大、学习新党章”主体征文活动中获一等奖
2007年获苏州大学王健奖学金
2006年 荣获苏州大学2006年度王健奖学金
2005年 获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第二次论文发布会二等奖
2004年 获苏州大学 2003~2004年度人民奖学金二等奖学金
2004年 获苏州大学 2003~2004年度校优秀学生干部
2003年 获苏州大学 2002~2003年度人民奖学金三等奖学金
2003年 获苏州大学 2002~2003年度校学生会优秀学生干部
2002年 获苏州大学2001~2002年度校三好学生
2002年 获苏州大学2001~2002年度校优秀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先进个人奖学金
2002年 获苏州大学2001~2002年度专项奖学金
2001年 获苏州大学2000~2001年度人民奖学金一等奖学金
2001年 获2000~2001年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优秀学生干部
2001年 获苏州大学2000~2001年度校暑期实践先进个人
最近5年曾发表过的主要著作、论文（包括发表时间、刊物名称、合作者及本人在合作者中排名次序）：
1) 2010年参编（副主编）学术论著《中国行政法学专题研究述评（2000-2010）》（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2009年合著（第二作者）学术专著《行政协助过程规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建议制定我国宪法性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另一种思路》，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四卷），第二作者，2010年3月版；
4) 《协力行政的兴起及其行为型态探析》，载《求是学刊》（全国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10年第1期；
5) 《协商民主：提供“审议”传统宪政理念的新视角》，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全国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08年第4期；
6) 《互联网管制背景下的网络人权保障体系探析》，载于《法治论丛》，第二作者，2008/02，并于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8年第8期转载；
7) 《审议民主：一种“审议”传统宪政理念的宪政观》，载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核心期刊），（CSSCI来源集刊，全国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08年第4期；
8) 《试论实现给付行政任务的公私协力行为》，载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CSSCI来源集刊，全国核心期刊），第二作者，2008年春秋号；
9) 《论实现给付行政任务的公私协力行为》，载于2008年10月“第三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论文集，独立作者（该文获2008年第三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10) 《试论行政法任务变迁对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启示》，载于《社会公正与法治国家》，独立作者，2008年11月版（该文获2007年第二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11) 《协力行政及其行为型态研究意义考略——”公民有序参与”法治化路径研究》，载《法政研究》（武汉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集刊），2009年创刊号。
12) 《行政协力行为初论》，载《东方法学》，独立作者，2009年第4期，并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9年第12期转载；
13) 《农村群体性事件法治化的制度逻辑——基于城镇化背景的分析》，第二作者，2010年全国行政法年会论文。
14) 《行政协力范畴探略——行政协力的概念与若干相关问题》，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9年第4期；
15) 《论行政程序中当事人协力义务的相对性》，载《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会2009年年会论文集》，独立作者，2009年；
16) 《论实现给付行政任务的公私协力行为》，载于2008年10月《“第三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论文集》，独立作者（该文获2008年第三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17) 《域外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特征》，载于《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8/04。
18) 《行政证据收集中的若干问题及对策——由“钓鱼执法“事件引发的思考》，载于《”江苏省行政与经济法研究会2010年会“论文集》，第二作者（该文获第一届江苏省行政与经济法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19) 《基于过程理念的行政程序法研究——评《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念与实践》》，载于《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独立作者2008年第4期；
20) 《试论行政法任务变迁对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启示》，载于《社会公正与法治国家》，独立作者，2008年11月版（该文获2007年第二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奖）；
21) 《协力行政及其行为型态研究意义考略——“公民有序参与”法治化路径研究》，载《法政研究》（武汉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集刊），2009年创刊号；
22)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的法治路径探析》，载于《江苏农村经济》，第二作者，2008年第5期；
23) 《论行政法律关系“不平等下的对等”之性质》，载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一作者，2009年第2期；
24) 《论行政程序中当事人协力义务的相对性——以行政调查程序为例》，载于《学习论坛》，独立作者，2010年第1期；
25)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载于《鄂州大学学报》，第二作者，2009年第4期；
26) 《评翁岳生主编之<行政法>》，《湖南农机》，第一作者，2008年第11期;
27) 《试论行政法任务变迁》，《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第一作者，2007年第11期；
28) 《透视我国缺席判决制度的程序缺陷及其完善》，《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第二作者）
29) 《行政指导价值基础初探》，《西南法学》2005年第四卷，吉林文史出版社（独立作者）
30) 《试论行政指导在行政法意义上的理论基础》，《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独立作者）
31) 《台湾地区行政法学研究集大成之巨著——评翁岳生主编之<行政法>》，《美中法律评论》，2007年第1期（独立作者）
32) 《试论电子政务对传统行政行为理论的影响》，《社科研究》，2006年第3期（香港杂志）（独立作者）
33) 《试论我国公共人事服务事业民营化的行政法学思考》，《研究生法学杂志》，2006年第五卷第2期（独立作者）
34) 《行政权：行政法逻辑起点的科学界定》，《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7月（第一作者）
35) 《浅论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宪政意义》，《河南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第一作者）
36) 《司法赔偿委员会若干问题分析和改革建议》，《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报》，2006年第3期（第一作者）
37) 《公共人事服务事业民营化的行政法学思考》，《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一作者）
38) 《论行政法律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学术论坛》2004年第一辑“法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28页~29页（独立作者）
39) 《农民权利保障问题探析》，《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一作者）
40) 《刍议我国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一作者）
41) 《确立行政权为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可行性分析》，《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一作者）
42) 《试论我国建立行政法人制度的可行性》，《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一作者）
43) 《试论行政法逻辑起点》，《检察研究》（2006年第三卷），中国检察出版社。（第一作者）
44) 《工商行政管理文化的精髓是政府法治文化》，《工商管理科学》，2006年第8期（第二作者）
45) 《侦查权性质之定性探讨》，《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第二作者）
46) 《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之构想》，《法学教育》，2006年第4期（第二作者）
47) 《论西部大开发与法治现代化》，《理论新探索》，2006年第3期（第二作者）
48) 《和谐工商 法治先行》，《工商管理科学》，2006年第12期（第二作者）
49) 《行政紧急程序初论》，《大连干部学刊》，2006年第6期（第二作者）
50) 《浅谈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国律师和法学家》，2006年3月号（第二作者）

㈤ 紧急！各部门行政法规利益冲突的产生和解决办法

这位朋友提到的行政法规是行政法律规范内容之一，可以参考下文然后进一步整理即可产生自己的答案。

行政法律规范冲突及其解决

一、行政法律规范的含义及其表现形式

在国家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中，可以分为规范性法律文件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规范性法律文件是指有权制定法律规范的国家机关，法律职权和程序针对一般情况、一般的人所发布的能够反复适用的法律文件，属于法的范围。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是指有关国家机关针对特定情况、特定人发布的一次性适用的法律文件，它只是法的适用的结果，没有普遍的约束力，所以不属于广义的法的范围。行政法律规范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主要是在前一种观点上来说的，即行政法律规范作为具有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包括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法律解释、国际条约与协定等。下面对这些行政法律规范作一详细的阐述。
（一）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也是各项立法的依据。宪法对行政法规范的确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对行政活动所进行的规定，直接成为行政主体进行行政活动的具体依据；另一方面是对有关行政活动进行一般原则性的规定，成为其他所有具体的行政法律规范的依据和根源。
（二）法律。法律是由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党委会制定的。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为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为一般法律。我国自1978年以来制定的法律有400余件。其中绝大多数涉及行政权的设定及行政组织、行政权的运作以及对行政的监督和救济，涉及公民的行政权益。这些都是行政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法律作为行政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是指法律文件中有关行政活动的法律规范，而并不是说所有的法律文件都属于行政法。所以，这就会出现，可能某一项法律文件中的规范内容既包含有行政规范，还包含有其它部门法的规范，如《婚姻法》。
（三）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根据宪法、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特别授权，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的名称主要包括条例、规定和办法三种。行政法规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并在《国务院公报》上刊载。从法律地位、规范的具体内容和数量上看，行政法规在行政法表现形式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每项行政法文件的规范和内容并不一定全是行政规范，还可能包含其他法律规范，但主要是行政法规范。
（四）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地方性法规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备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指民族自治地方 [①]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法定权限并结合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要报上一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及单行条例中的多数法律规范都属于行政法律规范。
（五）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是指国务院各部门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按照规定程序所制定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总称。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只有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才有权制定规章。但由于现实的需要，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以及其他工作部门也在发布规范性文件。这些行政机关在法律授权或国务院授权后享有规章制定权。地方政府规章是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按照规定程序所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行政管理工作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规则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和法律、法规相比，规章的数量庞大，制定主体众多，因而规章作为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必须首先强调其自身的合法性，违法的规章一律无效。
（六）法律解释。法律解释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有权机关对法律的有关概念、界限以及如何运用所作的解释。按照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地方解释。凡是对行政法规的法律解释都属于行政法的组成部分。
（七）国际条约与协定。国际条约与协定是指我国所签订、加入或承认的国际条约或双边性、多边性协定，除声明保留的条款外，也在我国境内具有法律效力。

二、行政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冲突

通过对行政法律规范的含义及其表现形式的阐述，可以看出由于这些法律形式分别是由不同性质和地位的机关依据不同的职权范围而制定的，因此，也就决定了这些法律规范在具体的适用当中必须会存在冲突。这里所说的法律适用冲突是指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的冲突。
（一）法律适用冲突的概念及其特点。
1、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冲突，是指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对同一法律事实或关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文件做出了不同的规定，法院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就会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这种法律适用的冲突，是由于立法本身的原因，或者由于某些客观因素而导致的。但是，归根结底，“不论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应当如何，也不论司法机关是否应当尊重立法机关，事实上，‘恰是司法机关所表达的才是何为法律的最后语言’”。当然，法律规范冲突和法律规范选择使用是一个普遍的法律现象，不仅存在于国际法领域，也存在于国内法领域，只是情况有所不同。诚然，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是由各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其法律规范之间应该具有统一性、相互联系性和协调性，但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以及法院审理案件时对法律规范的选择使用仍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有的西方人提醒人们注意：即使在法治十分发达的国家，法律也会存在内在矛盾，在那里仍然有许多事情可做。否则，法律只是笼罩着“公平面纱”的不公平。这也就给行政诉讼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带来了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2、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冲突的特点表现在：首先，它是发生在我国领土范围内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任何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只能在其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依据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法律效力只能及于我国领土范围之内，而不及于我国领土范围之外。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行政诉讼，适用本法。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其次，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冲突。在行政法律规范的适用中，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又不尽相同，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也存在着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在这种法律冲突中，发现和适用法律冲突问题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而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冲突，则是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发现的法律冲突，由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解决法律适用的要求较之行政程序阶段中就更加严格和迫切。再次，法律适用冲突发生的前提是各种法律文件，包括不同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授权立法文件等，对相同的事项有着不相一致的矛盾、抵触的规定。正是由于这些规定，才给人民法院适用法律带来了的冲突的可能。最后，适用冲突具有复杂性。这主要是对法律适用冲突的表现来说的，从理论上说，法律适用冲突是不允许存在的，但是实际上，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冲突又是不可避免的。
（二）法律适用冲突的类型
由于法律适用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既有应该存在的，也有不应该存在的。下面对这些法律适用的冲突的类型作逐一的说明。
1、特别冲突。即指我国行政法规范体系中的特别法律规定与普通法律规定、单行法与法典之间的冲突。如：港、澳、台同胞的出入境管理，法律作了特别的规定，它不同于中国内地公民的出入境管理的普通法规定，如果法院审理港、澳、台同胞的出入境管理案件，就应在相冲突的法律规定间作出选择。
2、层级冲突。合法有效的低层次法律规范应具备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它所设立的内容不得与高层次的规范相冲突；二是它与高层次规范的目的相一致。对于行政法体系来说，较低规范所设定的行政机关职权范围不得大于更高层次所确定的内容，较低规范所设定的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的范围与更高层次所确定的范围应当一致。如果不同等级规范所确定的职权或义务在范围或性质上不相吻合，就会产生较低层次规范与较高层次相抵触的情况。目前这种抵触可以表现为行政法规同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部委规章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地方政府规章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以及地方政府规章同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等情况。
3、平级冲突。即指同一等级行政法律规范之间发生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如不同法律文件规定的主管部门职权可能形成不同部门按不同法律、法规或规章对同一事实进行多头处理。再比如由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能管理部门不明确，造成不同部门执行同一法律、法规、规章对同一事实进行重复处理等，所以法院在行政案件法律审查时必须进行法律规范的选择适用。
4、新旧法冲突。根据一般规则，调整同一领域问题的新法颁布以后，旧法就自然失去效力。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发生新旧法律规范之间的不衔接和矛盾，例如有些领域的行政管理法规在新法颁布后旧法实际上并没有废止，由此造成各地方执法部门在选择旧法规还是新法规时存在混乱。这其实也就涉及到法律的时间效力。同时，也要求法院在进行法律审查时必须选择和准确适用有关法律、法规，通过行政审判权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
5、人际冲突。即由于公民的民族种族或身份的不同，法律对其也设定了不同的权利、义务而产生的法律适用冲突。例如，某民族自治地方的计划生育管理条例规定该自治地方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家庭控制可生育的子女数量不同；台湾同胞在大陆投资不同于外国人、港澳同胞和国人投资的规定。

三、行政法律规范适用冲突的解决

既然行政法律规范在适用中会发生这么多的冲突，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些冲突呢？这就是本部分将要讨论的问题。
行政法律规范适应冲突的解决，首先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即选择适用规则，这也是指导法院在针对同一法律事项的相互冲突的规范之间选择应当适用法律规范的具体原则，以便法院确立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以此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选择适用规则是程序性规则，通过适用这些程序性规则，在冲突的实体规范中找出相应案件应予适用的法律规范，再由法院在行政审判中适用该法律规范。
那么，法院在具体行政审判中面对行政法律冲突应该适用什么样的规则去解决这些冲突呢？下面具体阐述。
（一）特别冲突适用规则。确立法律规范冲突适用规则的理论依据，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的内涵是：法律优先、依据法律。法律优先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律在效力上高于任何其他法规。具体来说就是，法律已有规定的，任何其他法律规范都不得与之相抵触，凡有抵触皆以法律为准，但其他规范性文件可以使之具体化；法律尚无规定而其他法律规定了的，一旦法律对此做出规定，其他法律规范须服从法律。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在规定法律与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关系时，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对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采用的是“不抵触”的原则，即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不得与对此已有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如果法律、行政法规对此没有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根据地方特点做出规定。同时，对行政机关制定法律规范采用的是“根据”原则，即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不得不能与对此已有规定的法律（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而且只有在法律已有规定或者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能据此做出具体性的规定。这两个原则的内容显然不同，但所体现的法律的优先地位及法律优先原则却是相同的。依据法律，则是指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依法行政的主要内容。
在法律规范适用中会遇到普通法与特别法之间的矛盾，当普通法与特别法规定不一致时，适用普通法还是特别法的规则？一般认为当普通法与特别法相冲突时优先适用特别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是解决特别法与普通法相突时适用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于调整同一行政区域不同行政法律规范间的冲突也具有指导作用。但是，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法院不应承认与较高层次法律规范相冲突的较低层次的法律文件为特别法，因为这属于没有法律效力越权规范。
（二）层级冲突适用规则。这是指因各种不同效力等级的行政法律规范相冲突而规定适用何种效力层次法律规范的冲突适用规则。不同效力等级的行政法律规范民生冲突实际上是一种违法性冲突，当然应该选择适用效力等级高的行政法律规范。根据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各种行政法律规范的效力、高低依次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作为层级运用规则，应体现这一原则精神，并将之具体化。在不同级别和层次的法律规范之间，如果较低层次的法律规范同较高层次的法律规范相抵触，应该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优先适用较高层次的规范。部门法与基本法冲突的，应适用基本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法律不一致的，应适用法律；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与相应的行政法规相冲突的，应适用行政法规；地方性政府规章与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不一致的，应适用地方性法规。凡是违背宪法和法律原则精神的规范，都不能予以适用；凡是较低层次的法律规范与较高层次的法律规范相抵触，较低层次的法律规范就没有法律效力，也不能作为法院审判行政案件的依据或参照。
（三）同等级冲突适用原则。这是指解决制定机关不同但效力层级相同的行政法律规范相冲突的规则。目前，我国尚未制定此类冲突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使行政审判无所适从。平级冲突的适用规则一般是：调整特定地区、部门事项的法律规范优于调整一般地区、部门的法律规范。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做出解释或裁决”。这种解决办法适用于平级规章之间的冲突。
（四）新旧法冲突相适用规则。一般来说，新法生效以后，相应的旧法即失去效力。这就是法的溯及力问题。因为行政法律法规一般没有溯及力，即除了法律、法规本身明确规定了对尚未处理和该法实施以前的行为可以依据该法规定处理外，就该当认为没有溯及力。行政诉讼法的溯及力一般涉及诉讼程序问题，但在法律审查中也可能涉及。
（五）人际冲突适用规则。这是指调整因不同民族、种族或人的特殊身份的法律适用冲突的规则。人际冲突适用规则一般明确规定，不同民族、种族或特殊身份的人，适用该民族、种族或特殊身份的人做出特别规定的法律文件或规范。这里不在赘述。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行政法律规范及其表现形式的阐述，揭示了由于这些法律形式分别是由不同性质和地位的机关依据不同的职权范围而制定的。因此，也就决定了这些法律在具体的适用当中必然会发生冲突。最后，说明了在遇到这种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时应该采取的解决办法。同时，我们也相信，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和完善，各种法律规范一定会更加趋于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彻底消灭法律适用的冲突。

参考文献：

1、《法理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行政法律规范的存在形式即行政法的渊源。参见台湾翁岳生编：《行政法》，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3、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参见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参见王周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
6、参见刘星著：《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参见刘星著：《西窗法雨》，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8、参见舒国滢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 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作者介绍：陕西省礼泉县人民检察院

㈥ 翁岳生的简介

“国立”台湾大学法学（“民国”49年）
“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肄业（50）
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55）
伦敦大学英国高等法律研究院(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荣誉博士
（陈水扁总统说，他的恩师|司法院翁岳生院长，曾应邀至莱德院长所主持的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院访问，并获颁荣誉博士学位，他也感到与有荣焉。）
英国高等法律研究学会(Society for Advanced Legal Studies) 荣誉院士
（司法院院长翁岳生访问英国期间，莱德院长曾特别安排翁院长在该研究院举行专题演讲及欢迎酒会，并授予翁院长「高等法律研究学会」荣誉院士证书。） “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暨法律学研究所副教授（55- 59）
“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暨法律研究所教授（59-61）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教授(80)
第三届大法官（61-65）
第四届大法官（65-74）
第五届大法官（74-83）
第六届大法官（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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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名扬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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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特穆特.毛雷尔（德），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
3.盐野宏（日）：《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4.翁岳生：《行政法》（上、下），中国法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