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公约我国刑事诉讼法

『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1第2款是什么意思

诉抄讼法51条只有一款，其内容为公检法应该依法办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责任。

『贰』 我国正式把人权保障规定在宪法当中的时间是哪一年

2004年。

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该修正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2004年3月14日通过施行。《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款相应地改为第四款。

(2)国际人权公约我国刑事诉讼法扩展阅读：

宪法确立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相关法律法规从不同的角度构筑起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通过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司法制度建设，建立起了完善的人权司法保障体系。陆续出台了保障人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以及保障特定群体人权的各项政策措施，有力地起到保障公民各项权利的作用。

中国人权研究、教育、培训与知识普及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公民的人权意识进一步提升。中国加入并严格履行国际人权公约，参加国际人权机构，开展了诸多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

『叁』 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包括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包括：宪法、刑事诉讼法典、有关法律、有关司法解释、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及有关国际条约。

『肆』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行使原则，依靠群众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原则，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审判公开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
【法律分析】
1、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行使原则，该原则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公检法三机关有权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其他机关、团体、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且公检法行使这些权力时只能分别行使各自的权力，不能混淆或相互取代，且必须依法行使，不能滥用职权。该原则分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第5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依靠群众原则，该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原则，是优良的司法传统，对于准确、及时打击犯罪，查明案件事实，在一定陈诉上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3、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以事实为依据，是指必须以已经查证属实的证据为根据，禁止主观想象和怀疑猜测；以法律为准绳，是指以刑事诉讼法、刑法等法律规定为准据，指导刑事诉讼进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紧密联系，相辅相成。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4、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该原则是指，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全体公民同等适用，不存在任何例外，也不准搞任何特权或歧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5、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该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各机关处理相互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分工负责，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分别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各负其责，各尽其职，不可混淆也不可替代；互相配合，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应当通力合作、协调一致，共同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互相制约，是指三机关应对其他机关发生的错误和偏差予以纠正，到达互相牵制、互相约束的目的，防止因为权力的滥用导致司法腐败。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6、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原则，刑事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规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具有重大意义，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诉讼的监督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具体包括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对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与对执行的监督。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7、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保障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该原则的贯彻实施有利于实现民族平等、巩固民族团结，有利于各民族诉讼参与人有效行使诉讼权利，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8、审判公开原则，审判公开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必须公开进行，既要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又要允许记者采访报道。但是，审判公开原则也有例外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3条的规定，下列案件不公开审理：其一，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其二，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其三，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9、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并在制度上和程序上予以保障。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和剥夺其辩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方式是多样的，在各个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自行辩护，也可以委托辩护人为其辩护。该原则在相关法文规定中“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10、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有以下两点基本要求：一是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而是人民法院确定任何人有罪，必须依法判决。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也体现了国际上有关人权公约所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零五条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零六条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伍』 国际人权公约中刑事司法准则有哪些积极意义

【正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已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从而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入世，其意义决不限于经济贸易，它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法律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本文仅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互动关系略述己见。
一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指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形成的有关刑事法律的制定、实施和遵行的标准、规范和政策。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国际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世界各国所奉行的最低限度的刑事司法的标准、规范和政策。毫无疑问，各国均有各自的刑事司法准则，这种刑事司法准则是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同犯罪作斗争中形成的，具有本国的特色。但随着国际交往的加强，全球一体化同样会对刑事司法带来重大影响，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形成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这些刑事司法准则为各国所遵循，因而成为刑事司法的最低标准。2.刑事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指与刑事有关的标准、规范和政策。刑事司法涉及对犯罪的惩治，因而与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是有密切联系的。刑事司法活动涉及刑罚权的行使，以往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他国是不能干涉的。但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形成，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同样要受到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限制。3.选择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作为国际化的规范，并不具有对各国天然的强制性。各个国家可以自主地决定是否加入某一国际公约以便决定是否受这一公约的约束。但一旦加入某一国际公约，就要遵守其所规定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具有选择性。联合国通过发布为数众多的示范性和建议性的刑事司法准则，便于帮助各国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作出适当的选择。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往往是经国内立法确认以后才发生法律效力的，因而国内法对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司法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就是逐渐地摆脱以专政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向以人权保障为归依的刑事司法理念演进。在这一过程中，我认为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十分必要的。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清末，中国曾经开展过一场法律改革运动，引入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吸收当时先进的法律文化。在刑法改革中，就是废除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残酷的刑罚，引入罪刑法定原则等体现法治的刑法观念。但这些先进的法律文化受到当时专制的法律文化的排斥。如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在于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它导致中国传统法律株连家族这类极其野蛮的制度的废除。但罪刑法定原则所确立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精神，是顽固的保守派所不能接受的。当时的御史吴思敬就认为，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一概不予处罚，会“纵恶长奸，莫耻为甚，骇人听闻。”可见，其抵触与反应是十分强烈的。正因为如此，清末的法律改革运动虽然宣告了中华法系的死亡，引入了大陆法系文化，而其价值内容与精神实质却并未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末的法律改革运动不能说是成功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清末历史留下的结论是：以本国文化特殊性去抗拒外来文化中所包含的普世性因素，实质是以中世纪的宗法专制否定现代性。[1]转瞬间，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值此世纪之交，中国又迎来了一场司法改革运动，而且同样面临是排拒还是引入世界上先进的法律文化的重大选择。应该说，经过百年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仅做好了在经济上迎接全球化的准备，而且在法律上同样做好了这种准备。因此，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推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二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中，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我认为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价值上的转换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不仅是一种规范体系，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体系。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第一，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基本人权；第二，控制犯罪滋长，维护法律秩序。我国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对这两个目标的不懈追求是推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体系不断发展的动力，而保持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平衡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记载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各项文件，有的侧重于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有的侧重于控制犯罪和维护秩序。但是，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或威胁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2]。上述两个价值目标，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保障机能；控制犯罪与维护秩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保护机能。就中国当前的社会状况而言，两者都十分重要。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逐渐地建立起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相对开放的现代社会。由于社会迅猛发展，流动人口大量增加，中国目前正在面临巨大的犯罪压力。因此，控制犯罪是当务之急。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一直奉行“严打”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正在形成，对自由与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权保障的观念逐渐地成为社会共识。因此，刑事司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都应受到重视。但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确认的以人权保障为主导的价值观念，同样应当成为中国刑事司法的价值选择。长期以来，中国受到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对于个人的权利是较为淡漠的，没有将其放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因此，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强调保护机能而轻视保障机能，往往以牺牲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为代价而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与维护社会秩序。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引入，中国司法改革首先要完成价值观念上的重大转换。惟此，才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制度上的改革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1999年刑法的修订，使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得以完善。但是，对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还存在着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劳动教养制度就是亟待改革的一项制度。中国目前实行的劳动教养是指对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或者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收容于劳动教养场所，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关于这种措施的性质，在理论上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非刑罚性的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处罚。但实际上，劳动教养比某些刑罚还要严厉，对劳教人员实行收容关押剥夺人身自由，有时长达三年之久，必要时还可以延长一年。显然，劳动教养是违反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条第一项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任何公民被剥夺自由，必须经过司法程序，经由法院判处。而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三至四年的措施，没有纳入司法程序，它名义上由各地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实际上是由公安机关决定的。这种制度的存在，使得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得不到司法的切实保护，使刑事法治建设取得的一些成果化为乌有。因此，在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以后，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我国学者提出，参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改革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途径有两种选择：一是基本上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将其中某些需保留的部分整合到其它法律之中（如行政处罚等）；二是保留劳动教养制度，并作如下的改革：(1)更名为“保安处分”或者“公共安全处分”，或者其他更适合的名称，先制定单行法，条件成熟后再纳入刑法典；(2)时间应缩短，一般半年，最长不超过一年；(3)决定机关为法院，即由公安机关提出，法院经听审程序决定是否采取；(4)允许上诉，遭受错误保安处分者有权得到赔偿；(5)加强检察机关对此制度的法律监督[3]。对于劳动教养制度不宜采取一废了之的方法，因为中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存在数量因素，劳动教养的大多是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在世界各国一般都是作为犯罪处理的。因此，我赞同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造。无论如何改造，关键的一点就是司法化，即经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决定。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保持一致，充分保障劳教人员的诉讼权利。由此可见，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引入中国，中国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有其相关制度都面临着需要改革的问题。
（三）规范上的更新
中国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虽然先后在1996年和1997年进行了修改。在修改后的刑法中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同时应看到，在刑事法规范中体现罪刑法定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都是不彻底的。从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来看，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我国学者将前半段称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后半段称为消极的罪刑法定。这些学者认为，积极的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严肃执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消极的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要用刑法来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其非法侵害。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与约束刑罚权，防止滥用，保障人权的统一，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的正确的涵义。[4]应该说，这是对中国刑法第3条规定的正确诠释。但问题在于：罪刑法定原则是否应当包括所谓积极的内容。纵观世界各国刑法，罪刑法定都是在消极意义上规定的，其基本蕴含在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限制机能，即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立法权与司法权）而达到人权保障之目的。由此可见，中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并非建立在对罪刑法定含义的正确理解之上。同样，在刑事诉讼法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中也存在缺陷。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的内容虽然类似于西方国家关于无罪推定的规定，但刑事诉讼法第93条又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具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一规定与无罪推定所包含的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显然是对立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学者指出：由于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法律并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有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设置，因此很难说在中国刑事诉讼中已经完全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5]]因此，在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以后，中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是刑事法规范，还需要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进行更新。
三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主导下，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是世界各国先进的与文明的刑事司法经验的总结，也是国际社会在刑事司法上达成的共识。中国通过加入WTO，融入国际社会，不仅经济制度存在一个与国际接轨，而且刑事司法制度也存在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我认为，在正确处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关系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国际化与本土化
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意味着在刑事司法制度上向国际标准靠拢，这是一种全球化的努力。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毕竟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相关因素密切相联的，是根植于本土的。因此，在移植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的特色。例如，国际上对于死刑一般都持否定态度，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趋势。但在中国，由于存在严重的犯罪问题，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需要适用死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能采纳废除死刑的政策。当然，对于死刑加以限制是必要的。总之，只有立足于中国本土，才能使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发挥作用。
（二）积极与稳妥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之引入，实际上是一种法律的移植。在进行移植的时候，我们既要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又要切忌急躁，而应当逐渐地消化。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完成，而应当缓慢地推进。我们首先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引入那些国际上通行的刑事司法的最低标准。在此基础上，逐渐地提升中国刑事司法的水平。只有以一种稳妥的、适当的方式，才能使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接近国际刑事司法水平。
（三）引入与融通
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并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要对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融通。这里的融通，是指融会贯通，因而包含一种创造精神。尤其要注意利用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资源，经过改造，使之适应刑事法治的要求。

『陆』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一）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国家专门机关依法行使原则；（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三）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四）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原则；（五）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六）审判公开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

第一编总则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第一条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第三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第四条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第五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六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第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第八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九条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第十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十三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第十四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第十七条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

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第十八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第二章管辖第十九条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第二十条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第二十一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捌』 我国刑事诉讼奉行的是什么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规范和调整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守。

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诉讼原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有着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也有着丰富的思想含量，认真学习、研究、体会，有助于刑事辩护律师更好的为当事人服务，实现当事人合法利益的最大化。

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十项，这些原则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任何一项原则的实现均以其他原则的正确执行为前提，破坏其中一项原则，其他原则的贯彻实施也会受到影响。今天，笔者就为大家介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这十项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下一篇，会为大家介绍我国刑事诉讼的五项基本制度，敬请期待。

说明：对于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理解及划分，是笔者基于自己多年的理论学习及实践经验所进行的归类及解释，如有不同意见，欢迎留言探讨。留言方式：发送邮件[email protected]。

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行使原则

该原则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公检法三机关有权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其他机关、团体、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且公检法行使这些权力时只能分别行使各自的权力，不能混淆或相互取代，且必须依法行使，不能滥用职权。

该原则分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3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第5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依靠群众原则

该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原则，是优良的司法传统，对于准确、及时打击犯罪，查明案件事实，在一定陈诉上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6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以事实为依据，是指必须以已经查证属实的证据为根据，禁止主观想象和怀疑猜测；以法律为准绳，是指以刑事诉讼法、刑法等法律规定为准据，指导刑事诉讼进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紧密联系，相辅相成。

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6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

该原则是指，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全体公民同等适用，不存在任何例外，也不准搞任何特权或歧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6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该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各机关处理相互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分工负责，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分别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各负其责，各尽其职，不可混淆也不可替代；互相配合，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应当通力合作、协调一致，共同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互相制约，是指三机关应对其他机关发生的错误和偏差予以纠正，到达互相牵制、互相约束的目的，防止因为权力的滥用导致司法腐败。

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7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规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具有重大意义，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诉讼的监督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具体包括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对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与对执行的监督。

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8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

保障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该原则的贯彻实施有利于实现民族平等、巩固民族团结，有利于各民族诉讼参与人有效行使诉讼权利，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

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9条：“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审判公开原则

审判公开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必须公开进行，既要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又要允许记者采访报道。

但是，审判公开原则也有例外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3条的规定，下列案件不公开审理：其一，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其二，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其三，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11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

我国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并在制度上和程序上予以保障。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和剥夺其辩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方式是多样的，在各个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自行辩护，也可以委托辩护人为其辩护。

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11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有以下两点基本要求：一是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而是人民法院确定任何人有罪，必须依法判决。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也体现了国际上有关人权公约所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该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12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耕耘自己，步履不停

『玖』 刑事诉讼法产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被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尽管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行为，但我个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是充满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深刻的发展动因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剖析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别是回答为什么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这一国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GDP连年以9%以上的速度递增。这种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也必然会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为了决策机关与社会公众越来越关系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均着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改革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了推动中国法制状况前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最能为政治决策机关所认同？我个人认为，诉讼法的修改是首选的方案，诉讼法是关于诉讼程序、诉讼步骤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强调纠纷的程序化解决，与剧烈的司法体制、人财物等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不同，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可以逐渐、安全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要进行再修改的第一个背景与动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会公众与法律人当中越来越受到认同，这为刑诉诉讼法的修改创造了另一基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学术界对程序独立价值的研究逐步开始深化，新闻媒体也通过不断的宣扬程序的价值、功用来提高社会公众对程序独立性、正当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认知程度。观念的转变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第三，刑事诉讼法自身存在着若干重大弊端与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细致的执法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整治，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立法中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频频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得通过立法修改，遏制长期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这一社会实践要求显得更加突出。要切实解决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必然之路。坦诚地讲，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法治先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中国近年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在民商事方面进展较大，我们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为先进。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发达程度却不容乐观。这一推论可以从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两个角度来证明：从“质”的角度来看，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法治国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则与制度在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处于缺失状态，最简单的例子是西方国家200多年前就已经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恐怕很难用“中国的国情”这一借口就能解释得通；从“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225个条文，2万字多一点，这样的一种条文规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须知刑事诉讼法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执法人员、相关人如何操作，作为一部操作性质浓厚的法律必须完备、详细，其条文数量应当多于实体法的条文数量，而我国刑法现在的条文数量都有448个，可见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真是少得可怜。由于条文数量少，规定粗，导致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个机关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这种状况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是严重相悖的。总之，保质保量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也呼唤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