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49

1. 刑法对孕妇怎么处理如果生完小孩后还有余刑该怎么处理

刑法第49条规定：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关押期间流产的妇女，也一律不适用死刑。《刑事诉讼法》规定，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一周岁以内）的妇女，如果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暂予监外执行。而监外执行期间，要定期到当地派出所报到，汇报情况、报告行踪，不能擅自离开执行地。如果在执行期间，再犯其...他罪行或者逃跑，就要立即收监。等到这些孕妇生育完毕或者哺乳期妇女哺乳完成时，如其刑期未满，仍将对其进行收监。而如果刑期已满，就不用收监，办理释放手续后视为刑满释放。

2.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 刑事诉讼代理人的责任是指什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刑诉法解释》)第48条 诉讼代理人 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害人、自诉人或者 附带民事诉讼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49条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了解案情。需要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可以参照本解释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执行。(法院阶段)《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第14条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 或者近亲属委托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检察院阶段 )《刑事诉讼法》第28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四十九条

诉讼法有三部：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内其委托的人容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因铁路、公路、水上和航空事故请求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由事故发生地或者车辆、船舶最先到达地、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人民法院判决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者减损第三人权益的，第三人有权依法提起上诉。

4. 国内的刑事司法实务中，正当防卫的举证责任归于哪一方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49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一条款是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明确规定

5. 量刑事实由谁承担证明责任

你好
量刑程序的证明责任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建立以后,这个问题也更加突出。量刑程序证明责任应当是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的统一,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不仅有提出证据的责任,在提出的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时也要承担不利的后果。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与定罪有关以及罪重的量刑证据。辩护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事实。法官在量刑程序中应当中立裁决,不承担证明责任,法院承担的只是对量刑事实的审查义务,以便做出公正的量刑。通过对量刑程序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可以有效地保障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价值的实现,从而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
【关键词】量刑程序 证明责任 责任分配 程序正义
一、量刑程序的证明责任概述
(一)证明责任的概念
对于证明责任的概念,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多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提供证据证明案件有关事实的责任,这种观点被称为“行为责任说”。[1]有的学者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在诉讼的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在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承担证明不能的不利后果的责任,这种观点被称为“结果责任说”。[2]还有的学者认为证明责任不应当仅仅指行为责任,也不应当仅仅指结果责任,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以此来说服法官做出对己方有利的判决,并且在己方不能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时候承担对己方不利的后果的责任,这种观点又被称为“行为与结果双重责任说”。[3]
坚持“行为责任说”的学者认识到了当事人有提出证据的行为责任,但是却忽略了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时的后果由谁承担的问题。如果只是给当事人科处一种提供证据的义务,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后果,那么证明责任的规定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证明责任也就变成了“一棵只会开花不会结果的树”。同样,持“结果责任说”的学者只是认识到举证不能的后果的承担,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举证不能者为什么需要承担该不利后果,这就导致证明责任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双重责任说”同时认识到了举证的结果与原因的问题,这也是大多数学者都赞成的观点。持该观点的学者不仅认识到提出诉讼主张的当事人有义务提出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这些当事人在提出证据时还应当试图通过提供的证据来说服法官,让法官采信己方的证据,做出对己方有利的判决,在提供证据的一方举证不能时还要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我们认为“行为与结果双重责任说”更为完整地表述了证明责任的含义,在诉讼的过程中,提出诉讼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应该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但是并非仅仅提出证据就万事大吉了,证据的提出者在提出证据后还应当就证据向法官进行说理,说服法官接受自己的诉讼主张,并且在不能说服法官的情况下还要承担不利的后果。
(二)关于证明责任的法律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该条规定了检察院和自诉人的证明责任,但是规定的只是关于定罪的证明责任,并没有解决量刑程序中对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第50条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量刑事实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该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该条并没有明确指出量刑的事实由哪一个机关承担证明责任,但是指出了“收集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是否意味着可以推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负有对有关量刑情节轻重的量刑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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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看待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一、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之一，证人证言历来受到广泛重视。一个自然人，根据自己的感觉器官对案件客观情况的感知程度所作的真实陈述，不同于其它刑事证据，具有不可选择性。由于感知是证言形成的基础，只有亲自感知了案件事实的人才能成为证人，因此就某一具体案件而言，证人都是特定的。①作为不可替代的证据，证人在刑事诉讼中不但可以帮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还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有着重要意义。1996年全国人大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中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庭审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强化了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作用，调动了控辩双方在庭审活动中的积极性。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司法实践来看，新的庭审方式在推行中最突出的、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说就是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突出表现为证人不愿作证、不敢作证；既使提供了证词，也不愿或不敢出庭作证。据《检察日报》的调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长春市二道区检察院1997年共审查起诉185件258人，有证人出庭的仅8件。1998年该检察院共起诉197件277人，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11件。这种状况的形成，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有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有心理作用，但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原因是立法上的缺陷，证人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
二、我国证人制度的现行立法
目前，我国并无关于证据制度的专门立法，有关证人作证的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的各个章节和相关法律文件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
（1）证人资格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2）证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1、 证人诉讼权利
（1）证人有权按照自己知道的案件情况提供证言，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2）证人有权要求司法机关保障自身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刑法》对上述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罪名，即第306条妨害作证罪、第308条打击报复证人罪等。
（3）证人有权向司法机关要求补偿因到案作证所支出的费用，以及所减少的劳动收入。
（4）未成年证人的特殊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8条专门规定，询问不满18岁的未成年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此外，《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证人在侦查期间有权要求对自己的姓名保密和在整个诉讼阶段对自己报案、举报的行为保密，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作证的权利，有在开庭前三日内获得出庭通知的权利，以及开庭后查验、核对自己证言的法庭笔录的权利等。
2、证人诉讼义务
（1）证人有作证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2）证人有向司法人员如实陈述和回答所题问题的义务，即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证人不仅有作证的义务，而且必须如实提供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还规定了证人有义务保守司法机关向其询问的情况以及他所称述内容的秘密，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以及遵守法律秩序等义务。
3、 证人证言效力的确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也就是说，证人证言要得到法院的采信，必须经过当庭质证。
4、证人不出庭作证条件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2条规定：“未成年人、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作用的和有其他原因的情形下，经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三、现行法律证人制度分析
我国关于证人的立法，虽然对证人资格、权利及保障、义务及责任等都作了规定，初步形成了证人制度的轮廓，但是规定极为粗略，条文过于原则，不利于实践操作的弊端显而易见。
（一）证人权利、义务规定的缺陷。《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由此，可以看出作证是证人的一项义务。权利和义务相一致，是法学基本原理。因此，证人履行作证的义务总是与其作证应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法律义务的履行又总是与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制裁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的权利保障和对不履行作证义务的法律制裁，与证人承担的作证义务相比是不对等的。具体表现在：
1、证人权利保障的缺陷，即证人保护上的缺陷。
（1）对证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缺乏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相应的保护运行机制。证人依法履行作证义务，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能对其阻挠、侵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对证人的人身权利保障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从上文可以看出第49条规定了事后对伤害证人的行为实施惩罚，我国刑法对此类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罪名。但是，这些规定一般只限于对证人事后的保护，即证人在遭到不法侵害后司法机关才追究行为人的责任，由于缺乏相关的保护运行机制，且未规定对证人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证人的人身安全往往难以落实。对证人的财产也缺乏保护。证人作证的权利保障内容不仅应包括人身权利的保护，而且还应包括对财产权利的保护。目前此方面无相应规定。
（2）未规定作证的经济补偿。证人到指定地点提供证词或出庭作证，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如花费的交通费、住宿费以及误工费，对此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均未确定是否应当补偿、由谁负责补偿以及如何补偿等。
（3）证人的特殊保护是空白。如证人对于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是否有权拒绝回答没有明确规定。至于国际上较为普遍的证人拒证权，反对自我归罪特权等，毫无涉及。
2、对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缺乏必要的制裁措施。
既然证人作证是法律规定的义务，那么如果证人不履行这一义务，就应当加以适当的法律制裁。刑法设立了伪证罪，但无法约束拒不作证行为。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隐匿罪证的，应当依法处理。《刑法》第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的、隐匿罪证的，以伪证罪论处。但对拒绝作证的情况，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制裁措施。目前，我国刑法只对特定案件中拒绝提供证言规定了的法律责任。刑法第311条规定：“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情节严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规定只适用间谍案，且是在侦查阶段证人拒证的情况，所以对确保证人提供证词或出庭作证的作用有限。对证人拒不配合，无法律规范约束，这显然是立法上的一个缺陷。以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为例，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必要时，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提供证言"。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42条作出规定：“对证人，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获取证言。”但由于缺少对证人相应的制裁措施，侦查机关对证人拒不配合的各种行为，毫无对策。侦查机关能否用何种措施使该证人到案，法律无明文规定。故虽然条款的规定约束了证人，而实则无具体条文规定给予保障。
可以说，立法上对证人作证行为的性质采用双重标准，对证人作证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又不对等，使得证人制度明显的存在缺陷，并导致这种缺陷成为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
（二）立法相互矛盾，导致证人出庭具有可选择性。司法实践中证人制度出现的最大问题体现在证人不出庭作证、拒绝出庭作证，证人在庭前的陈述在法庭审理中大量使用，导致控辩双方的质证难以展开，法官难以证人当庭的证言来直接审查证言的真伪。刑事诉讼法第47条和第48条虽然都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无论是实体规则还是实施规定，都存在互相矛盾之处。
从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41条第1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已经确立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义务。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笔者对此条的理解是，证人可以不出庭,其证言只要经过公诉人或辩护人宣读,审判人员在听取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后,仍可作为定案的证据。也就是人民法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规则》第337条第2款也规定了：“对于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公诉人应当当庭宣读。”这样，相关规定证人也可以不出庭。这种立法上的矛盾使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与公诉人、诉讼参与人宣读的证人证言具有同样的效力,均可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因此在庭审过程中,司法人员往往择易避难,以书面证言、询问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以宣读证言代替出庭质证。所以，有的学者指出“由于我国没有严格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行为，在证据效果上没有体现。换言之，证人庭审前的陈述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采信。因此，检控方也缺乏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动力。”② “这无疑是导致证人不出庭在我国成了司法实践的痼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矛盾直接限制了有关法律规定的有效运行。”③
四、证人制度的立法完善
当然，目前我国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除了立法上的原因还有证人自身的观念上、司法办案人员的态度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彻底解决证人制度上的问题，绝非易事。除了要加强法制宣传，增强证人的作证意识和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水平外，关键的是要解决法律规范的完善问题，也就是从立法上完善证人制度，制定专门的证人作证法规或规则，对证人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首先，应明确规定言词原则，即审判长必须依据在开庭审理时经口头陈述、口头辩论的事实作出判决。二是平衡证人的权利和义务。给予证人与义务对等的权利和充分的尊重。三是设置证人不出庭的制裁措施。对负有法定出庭义务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经教育后仍不履行义务的可以根据其情节的轻重，采取如拘传、罚款、拘留等措施。四是规范证人作证的程序。法律应明确规定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提供的证人，都应由法院负责保证证人到庭，改出庭通知为传票方式传唤证人出庭作证。五是应加强对证人的保护，明确对证人的经济补偿。目前，对证人的保护只有原则规定，没有具体措施，且这种保护只是一种事后制裁，因此法律应具体规定对证人采取预防性的保护措施。另外，还应明确规定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权和具体经济补偿项目。
要完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就必须综合我国当前的法制环境和司法实践，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既有实体法上的也有程序法上的制度。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学界进行了详尽的探讨，笔者在这里就不进行赘述了。

7.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异同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异同：
1、民事诉讼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在内涵上是有所不同的。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材料。而新刑诉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进行了完善,将其概念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相比而言,民事诉讼证据较注重客观真实,而刑事诉讼证据不仅注重客观真实,更加注重法律真实,实现了证据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更具有科学性。从外延上看,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
2、民事诉讼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证明力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根据该条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且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情况下,一方当事人的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这一证据作出判决。相比较而言,刑事案件有着比民事案件更为严格的证据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第195条规定“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第48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上述两条规定,就是确定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其证明标准的实质内涵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
刑事案件中刑事诉讼证据须具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说明客观真实性是刑事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是可予采信的重要标准。只有“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刑事诉讼中,无论是提供、收集、调取证据,还是审查证据,每个环节都应贯彻真实性的原则。真实性主要体现在证据的来源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证据的采信过程必须主观服从客观,防止主观偏见,证据的审查过程必须经过复核及各单个证据之间能相互交叉印证等。与民事审判比较,在刑事审判中,尚未从立法上确立优势证据规则。对于证据指向的待证事实,可能出现其它合理情况的证据,或者是可能产生其它合理的怀疑,该证据就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因此,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法官只能追求客观真实,这也是“宁纵不枉、疑罪从低从无”刑事审判理念的必然要求。

8. 刑法怀孕的妇女犯罪规定

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根据《刑法》第49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刑事诉讼法》第251条规定，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裁定停止执行的，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九条 【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刑事诉讼法》第251条 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裁定停止执行的，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