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必新详解行政诉讼法
Ⅰ 行政法推荐书单
行政法推荐书单
作为从事十多年的专业行政法律师，我认为要代理行政案件，必须广泛汲取各种知识，特别是行政法专业知识。曾经有不少朋友来问我有没有好的行政法专业书能推荐给他们。近日，我整理了最近几年看过的一些行政法专业书，这些书都非常不错。有些书是十多年前就看过的，现在准备重新翻阅的，譬如王名扬先生的行政法三部曲。我推荐的部分行政法书单如下：
1、王名扬著 《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王名扬著 《英国行政法 比较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3、王名扬著 《美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4、张千帆、赵娟、黄建军著 《比较行政法——体系、制度与过程》，法制出版社；
5、费巩著 《比较宪法》，法律出版社；
6、龚祥瑞著 《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
7、何海波著《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8、刘莘著《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9、陈清秀著《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10、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上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11、蔡小雪主编《行政审判与行政执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12、吴庚著《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3、奥托.迈耶著《德国行政法》，商务印书馆；
14、理査德.B斯图尔特著《美国行政法的重构》，商务印书馆；
15、王世涛著《海事行政法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6、余凌云著《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
17、江必新、邵长茂著《新行政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
18、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江必新、邵长茂著《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辅导渎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莫吉武著《公民权法律保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 杨昉汀
Ⅱ 我想请问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理解
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回答：“主要是建立了三个基本原版则，
首先是合法性原则。行权政执法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设置和实施，应该是在根据的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
二是适当性的原则。在行政执法领域，也被称为相称性原则的一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害各方利益，应使用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实现，这样做的目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是适当的，合理的。
第三个原则相结合的教育和执行阶段。该法是让人们服从，而不是让人们违反，因此，惩罚是不是教育的目的和引导公民遵守法律的终极目标。强制行政行为的行政负担能力，实施的结果，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这样不仅可以不被滥用，还应该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强调效率较低和谨慎，不能形成没有行政强制，没有任何力量管理的理念。
希望可以帮到你，请采纳???
您好！ 最高法院出台了行政许可法的司法解释。
该司法解释具体包括如下九个问题：一是查阅权诉讼的原告范围及判决方式问题；二是以各类通知为典型的过程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三是多阶段许可及统一办理行政许可的适格被告问题；四是前置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度问题；五是新旧法的选择适用问题；六是被告逾期举证的处理方式问题；七是不予许可决定案件的判决方式问题；八是多因一果的赔偿责任问题；九是行政补偿诉讼的时机、标准和程序问题。
按照该司法解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仅可以起诉受行政许可法规范的各类行政行为，还可以起诉事实上具有最终性的过程行为、上级机关批准行为、下级机关初审行为。另外，该司法解释还增加了两种新的诉讼类型：补偿诉讼和查阅权诉讼。
该司法解释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未公开行政许可决定或者未提供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记录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有关负责人解释说，条款中的“合法权益”主要限于人身权、财产权以及与人身、财产密切相关的其他权益，并不包括单纯的知情权在内。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查阅权诉讼是新类型的行政案件，其判决方式亦有必要加以明确。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被告拒绝公开本应公开的行政许可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责令被告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内向原告公开。据此，司法解释规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原告查阅行政许可决定及有关档案材料或者监督检查记录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在法定或者合理期限内准予原告查阅。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表示，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最为倚重的一种管理方式，其重要性远非其他方式可及。为了让行政审判更好地发挥促进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功能，在司法政策上重视行政许可，针对其制定专门的解释性规则大有必要。
希望以上解释能够帮到您。谢谢阅读！
Ⅳ 新行政诉讼法宗旨的变化从哪体现出来
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获得通过。这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来的第一次修改。借用一下笔者敬仰的、参与此次修改的资深行政审判法官李广宇的描述：“这24年来的共同关注，的确不得不在今天心动。一部法律的修改，会牵动真正热爱她的人的心，而行诉法的修改，于我而言，就好像看着心爱的人去整容，不知道出来的模样会怎样，期待、忐忑、激动、担忧，甚至告诉自己，我已做好最坏的打算，即使毁容，我依然可以接受，因为我深爱她。感谢每一个为这部法律修改付出心血的人，感谢每一个和我一样曾经或者正在为中国的行政审判付出心血的人。24年是一个人整个的青春年华，有多少人手捧着这部法律慢慢变老；24年又如白驹过隙，行政诉讼还年轻得一如待放的花蕾。路正长，夜未央……”
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话题，已争论了十余年，期间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也组织过若干次调研。在社会各界的修改建议中，有推倒重来的“大改”
，有大刀阔斧的“中改”，也有修修补补的“小改”，期间经过了一些大起大落。我最担心的是“小改”，“小改”还不如不改。修改问题真正提到议事日程，要从2013年12月算起，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历经了三次审议和两次公开征求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恰逢其时，借助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东风，将《决定》法治理念的精髓贯穿于始终。江必新大法官说，这是一次“大改”，零票反对，高票通过。
新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讲的是立法宗旨或者说是立法目的，说起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这是整部法律的灵魂和精髓。我们先看一下新旧行政诉讼法有关条文及修正草案意见的前后变化。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一)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新行政诉讼法最终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对比立法目的修改的前后变化，可以看出立法机关对于行政诉讼法立法宗旨的修正是非常重视和审慎的，使我们清楚了立法机关对于有关立法目的思路调整的过程，可以归纳为最终方案的一修改、一增加和一删除。
首先，第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将“正确”二字修正为“公正”。什么是“正确”的要求，这基本属于政治概念的范畴，更多地体现了语言的政策导向；而“公正”则是法律用语，司法公正是让民众相信法律权威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我们最需要的。正如《决定》所指出的：“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正确”的不一定是“公正”的，“公正”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其次，增加了“化解行政争议”的表述。这一点是草案二稿新增加的，吸收了社会大众的意见。有人可能认为，行政诉讼本身就是解决行政争议的，还用多此一举吗？不要忘记，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行政裁判流于形式，大多在程序问题上空转，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争议。马怀德就认为，解决争议才是人民法院的根本任务。行政诉讼的功能只能通过解决行政争议来实现，也只有彻底解决了行政争议，行政诉讼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所以，这一要求在新法的种种制度设计上，在修正案具体条款中无不得到了充分体现。不过，这一要求可不只是立法目的而已，它也对法院和法官的审判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能不能实现官民和谐。
最后，删除了“维护”二字。为什么要用“维护”二字，可能有当时的立法考虑。我们的行政机关法治意识还不太强，自觉接受司法监督的意识还比较欠缺，还不习惯于司法监督；司法审查有双重功能，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更容易接受一些，立法时更容易通过等等。那么到底应该是“维护”呢，还是“监督”呢？原来领导讲话中，一度用的是“维护与监督并重”，但我们很难左右逢源。站在行政机关的角度，一直强调的是大局观念，要把“维护”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当前行政机关败诉率一路走低的主要原因，由十多年前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骤降到如今的不到百分之十。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具有公定力，就推定为合法有效的，我们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主要目的还应当是监督行政权的行使。所以，这次修法删除了“维护”二字，可以说是“正本清源”。
Ⅳ 行政法的红皮书是哪个编写的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及本书(第二、三版)编写分工
（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执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现代化与行政程序制度》（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1—10章，负责全书的审稿、统稿。
叶必丰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订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应申请行政行为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规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为确定力研究》（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现代行政行为的理念》（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行政规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论证》（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等。
撰写本书第11—13章。
杨建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学，1986年毕业于筑波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一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一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3年回国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译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盐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规制行政与行政责任》（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论行政法的特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写本书第14—15章。
章剑生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监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判决重作具体行政行为》(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现代行政诉讼的成因与功能分析》（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等。
撰写本书第16—17、19—22章。
于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教授，任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协议与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WTO协定国内实施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与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规制——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WTO协定的国内实施问题》（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加入世贸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法律问题》（载《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国对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制定紧急状态法的基本问题》（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写本书第18章。
王宝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斯拉丘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学论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读本》（合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行政立法评述》（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美国行政机关与美国宪法实施的监督》（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论纲》（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中国公务员立法的合理取向》（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与政府的因应》（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学博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诉讼法疑难问题探讨》（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与行政法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WTO与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6期）、《国家赔偿法价值论》（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释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先地方后中央：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种思路》（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4、30章。
刘恒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复议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资并购行为与政府规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为法律适用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试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权》（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论行政立法权》（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行政诉权面临的若干问题及对策》（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1期）、《略论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规制途径》（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问题探析》（载《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等。
撰写本书第25—27、29章。
湛中乐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环境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国家与行政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2期）、《论完善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及其司法运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中国加入WTO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2期）、《行政过程论》（载《行政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写本书第33、37—38章。
薛刚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家组委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权研究》（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变迁时代的行政法思考》（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组织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行政主体之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34—36章。
Ⅵ B为啥不对.复议不作为，不是两地法院都有管辖权吗
依据2015年修订生效的《行政诉讼法》第18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此处“经复议的案件”是否包括复议机关不作为案件？换言之，如果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或者受理之后不作出复议决定时，如何确定地域管辖法院？
结论：
复议不作为案件应该适用普通地域管辖规则，也即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而不适用“经复议的案件”的特殊地域管辖规则。
解析：
这是因为，在原《行政诉讼法》中，本条规定的内容原本是经过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但是在修订《行政诉讼法》过程中，“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这一表述被删除，变成了现在的表述，即只要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也可以管辖。
这里产生的争议是，“经复议的案件”是否包括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或受理后不作出复议决定的复议不作为案件？答案是不包括。因为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对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的权威解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P57），明确表示当时之所以删除“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表述，是考虑到《行政诉讼法》修订后无论复议机关改变还是维持原行政行为，都要作为被告，因此没有必要在管辖问题上对复议决定是改变还是维持加以区别。可见，立法者当时修法的本意就是将复议维持的情形纳入特殊地域管辖规则，并没有将复议不作为纳入。
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编撰的《行政诉讼法》解读中（江必新、邵长茂：《新行政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P71），同样也是讲复议维持与复议改变两种类型纳入特殊地域管辖规则中，也没有将复议不作为案件纳入。
可见，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没有将复议不作为案件纳入“经复议的案件”来确定地域管辖。复议不作为案件应该按照普通地域管辖规则“原告就被告”来确定地域管辖法院，如果起诉原机关的行政行为，就由原机关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如果起诉复议机关的不作为，就由复议机关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Ⅶ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全文
修法就是要解决“民告官”的“难”
——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行政诉讼法修改答记者问
152票赞成、0票反对、5票弃权。11月1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
这是行政诉讼法施行24年来进行的首次修改，修法过程始终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对修法的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行政诉讼法很重要的一个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保障‘民告官’的法律。实施24年来，社会评价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这‘三难’问题上行政诉讼比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突出。修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说。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将立案审查改为登记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在解决“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和引导百姓“信法不信访”方面有哪些亮点?
“此次修法扩大了受案范围。”信春鹰回答说，受案范围有限是原来立案难的原因之一。由于范围有限，公民想要找司法救济，但到法院却立不上案。修改后的法律不但扩大了受案范围，还畅通了渠道。“如将立案审查制度改为登记立案制度，是我们按照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连夜修改，也是跟最高人民法院密切地配合，在解决立案难这个问题上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信春鹰说。
信春鹰还介绍说，针对审理难，新法完善了管辖制度，包括提级管辖、跨区域管辖、巡回法庭等;针对执行难，新法增加了对行政机关负责人拒不执行的责任，严格到可以拘留。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光是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按法律规定落实外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角，就是作为原告的法人、公民和社会组织，在保障自身权利的同时一定要依法维权。”信春鹰强调。
跨区管辖写入法律，设行政法院是误传
修法过程中，行政案件管辖制度的调整一直是焦点。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增加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特别指出，由于涉及体制问题，管辖制度的调整需要相关部门的配合，很难有一个完全的时间表。但是有一点，最高人民法院将全力推进这项工作，尽早得到落实。
江必新还回应了近期有媒体报道的“上海将专设行政法院”一事，明确表示“这是一种误传”。
“我们没有安排成立专门的行政法院这样一种打算。”江必新说，“但是，有一个安排，就是利用原来铁路法院的框架，把一部分行政案件，还有一部分与交通有关的刑事案件、与行政诉讼有关的民事案件，指定到原来的铁路中级法院或者是基层法院来进行管辖，现在正处在试点阶段。这个法院不属于专门法院系列，又不是一个完全的普通法院，它的特点就是跨行政区划的一个普通法院。”
行政机关要经得起“告”、配合“告”、减少“告”
作为行政诉讼的主体，行政机关如何保障法律的贯彻和实施?
对这个问题，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勇回答说，行政诉讼就是“民告官”，对各级行政机关来讲，首先要经得起“告”，这要求各级行政机关要切实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此次修改扩大了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行政机关要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确保各类行政行为都能够经受法律的检验。”夏勇说。
夏勇表示，行政机关还要配合“告”。这次修法在加重行政机关应诉法律责任方面有一些硬性的规定，如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等。这就要求行政机关更加积极地配合、支持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特别是行政机关内部要健全行政应诉的配套制度。
“对行政机关来讲，更重要的是要从源头上减少‘告’。”夏勇说，打官司对老百姓来讲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从根本上讲，行政机关还是要通过进一步做好改革发展、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真正让老百姓满意，从源头上预防和消解行政争议。
Ⅷ 《行政诉讼法》已认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该司法解释是法律秩比规定更高的解释，法律解释，当然，优先于法规。
Ⅸ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可不可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出庭
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依法应诉。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 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出庭应当说明理由。
(9)江必新详解行政诉讼法扩展阅读：
相关案件：
2018年10月29日上午，副市长田扬畅代表市政府，就宁国市曾某等三原告诉宣城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一案，在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应诉。宁国市政府负责人及承担具体组织实施征地工作的国土部门相关人员参加庭审旁听。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在合议庭的主持下，依据各自掌握的证据，展开了激烈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市政府法制办主要负责人作为该案中市政府的代理人充分诠释了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当初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依据，并就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从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合理性等多角度作了补充说明。
对原告方依法寻求法律救济最直接最高效的途径予以了明确的引导。
田扬畅代表市政府综合阐述了意见。他指出，一直以来，宣城市政府高度重视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工作，市政府负责人依法出庭应诉，定期对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实施督查考核问责，并将督查情况作为依法行政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依据。
他表示，对原告方通过复议、诉讼等法律途径寻求权利救济，完全理解并积极支持，同时也真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我市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工作持续予以关注和监督。他指出，就本案而言，我们认为原告方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确实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宣城市政府依法受理的范围。
原告方已经就征地批复不服向省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同时，原告方若对宁国市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后续征地实施行为不服，仍然可以继续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渠道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庭审结束后，田扬畅带领宁国市政府负责人与原告方及其委托代理人进行了深入沟通，宁国市政府负责人进一步了解了原告方的案件诉求和要求，表明了进一步沟通协商、协调处理的明确态度，对原告方提出的正当诉求宁国市政府高度重视并将在后续工作中认真研究、妥善处理。
市政府负责人此次出庭应诉，在全市行政机关中形成了领导干部带头出庭应诉，依法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典型示范作用，营造了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浓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