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64条

① 什么情况下 行政诉讼在提起之前必须经过行政复议 另外又有哪些情况可以直接起诉

经过行政复议的情况有：

1、《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

2、《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

4、《商标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对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商标，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注册申请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可以直接起诉的情况有：

1、《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1)行政诉讼法64条扩展阅读：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区别:

1、二者受理的机关不同。

行政诉讼由法院受理。

行政复议由行政机关受理。一般由原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受理，特殊情况下，由本级行政机关受理。

2、解决争议的性质不同。

人民法院处理行政诉讼案件属于司法行为，适用行政诉讼法。

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争议属于行政行为的范围，应当适用行政复议法。

3、适用的程序不同。

行政复议适用行政复议程序，而行政诉讼适用行政诉讼程序。

行政复议程序简便、迅速、廉价，但公正性有限;行政诉讼程序复杂且需要更多的成本，但公正的可靠性大。行政复议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而行政诉讼实行二审终审制度等。

4、审查强度不同。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则上法院只能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而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审查。

5、受理和审查范围不同。

《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对于受理范围均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从列举事项来看，《行政复议法》的受案范围要广于《行政诉讼法》。此外，《行政复议法》还规定对国务院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审查申请。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行政复议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行政诉讼

参考资料来源：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参考资料来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参考资料来源：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② 行政诉讼中被告的权力

行政诉讼被告的权利有：
1、申请回避的权利。
2、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3、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
4、提出证据的权利。
5、经法院许可，有权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员发问的权利。
6、有权辩论、查阅补正庭审笔录。
7、申请保全证据和延长期限的权利。
8、提出上诉和撤回上诉的权利。
9、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判决、裁定的权利。

被告辩护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无论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方律师，法律都没有限制其调查的权利；但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未经法院同意，在行政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是受限制的，即使调查的证据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里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律师与被告是委托法律关系；受托人律师的权利来自于委托人行政诉讼被告，在委托人的调查取证权受到禁止的前提下，其受托人的律师当然要受到相应的约束。民事诉讼中被告的律师却没有如此约束。

③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错判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国家对于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错判不负赔偿责任。

对民事诉讼中的错判，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对民事诉讼中的错判和对刑事诉讼中的错判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后者承担赔偿责任。而对前者不承担赔偿责任。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使错判的责任人往往不是审判人员，而是当事人自己。

在刑事诉讼中，是由公诉人提供证据。法院根据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作出的错判，无论是事实根据不足还是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本上都是司法工作人员的责任而不是当事人的责任，国家赔偿责任因此而无法避免。但民事诉讼的情况则不同。《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法院只在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者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时候，才有调查收集证据的义务。如果当事人没有客观原因但也提供不了证据，而且法院也无从调查收集，这时，错判的责任人就不是法院，而是当事人。

民事诉讼的执行回转制度使错判另有救济途径。

在民事诉讼中对财产关系的错判，往往无需国家赔偿。刑事审判中因锱判而形成的冤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利益的人，对无罪而丧失了自由权、则产权的公民，除了国家赔偿外，别无它法可使其获得救济。但民事审判就不同了，对财产关系的错判，在多数情况下则必定有因此而获得不应当得到则产的人，表面上看，似乎审判人员是侵权人，但实际上侵权的是占有了他人财产的当事人，如果不让他承担责任，则就纵容了不当得利。而对此补救的。办法就是执行回转，即法院令其返还，在其不返还时，强制执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不负责赔偿了。所以，《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已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经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

此外，对人身纠纷案件的判决，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认定判决是错误的。如在离婚案件中，由于对《婚姻法》第35条规定的离婚条件“感情确已破裂”的认定，审判人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已经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实在难分对错。特别是在判决后一方已再婚，纠错也于事无补。故《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对离婚判决不得提起再审，也无所谓纠正。因此，对这类案件也就难以存在审判人员侵权和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了。

但是，上述特点并不能完全否定民事诉讼中的其他赔偿问题。根据我国的审判实践，在违法采取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财产保全措施等方面，由于存在很难存在得益的第三人。国家还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

国家对行政诉讼中的错判不承担司法赔偿责任在行政诉讼中的错判，经再审程序改判后，有两种情况：

原判行政机关胜诉，改判为败诉。这时，如果原告的财产权、人身权遭到损害，可以由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义务，而不由法院承担。如，法院原判维持了行政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决定，在再审改判撤销了该决定后，可以由被告行政机关发回营业执照，并赔偿原告因此而遭受的损害。赔偿义务机关是被告行政机关而不是法院，因此是行政赔偿，而不是司法赔偿。

原判原告胜诉，改判败诉。这时，应当执行原判，也无需司法赔偿。所以，不存在对行政诉讼中错判的司法赔偿。

但这也不能全盘否定国家在行政诉讼方面的赔偿责任，对审判人员违法采取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财产保全措施等造成的损害，国家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④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的意 义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下称《规则》）于2001年9月30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议讨论通过，并于发布之日起施行。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颁布的《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工作暂行规定》、《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暂行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下称《公开审查程序规则》）予以废止。
我们认为，《规则》的颁布和实施是民行检察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在积累了十余年民行检察实践经验基础之上而形成的规范性文件，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使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更具操作性；二是在一定意义上深化和提高了民行检察的法理水平。尽管如此，《规则》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依然是明显的，如有些规范在内涵上前后不一；有些规定的合理性尚值得进一步探究。
本文试图从宏观上对《规则》的积极意义和不足之处分别予以阐述，希望更多的民行检察工作者来关注《规则》的理解和适用。
简述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颁布之初分别对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活动作了原则性规定。此后，为了增强民行检察业务的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先后针对民事审判程序抗诉工作、行政诉讼监督工作以及人民检察院的公开审查程序规则作了暂行性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出台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范围内缓解了民行检察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冲突，同时也为《规则》的颁布做了经验上的准备。可以说《规则》是在前述一系列规定的基础之上，吸纳了有关近年来民行检察的研究成果而形成的，有较强的先进性、系统性和实践性。具有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积极意义
确立了民行检察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办案原则
《规则》的第二条将人民检察院进行民行检察监督的价值定位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这一定位回答了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检察监督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将检察监督置于超脱的法律地位。人民检察院既不是诉讼当事人，又不是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而是居中的法律监督者，其介入民事诉讼不会引起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衡”。与传统的“维护司法公正”和“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价值取向相比，《规则》的规定更趋于多元化、系统化。且这一多元的价值体系是统一的，皆明确了检察监督具有国家强权干预私法的性质。同时价值取向之间又有一定的位阶，置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其余为次位阶价值取向。当次位阶的价值取向与高位价值取向相冲突时，自然服从高位阶的价值取向。深刻领会此价值体系的本质内涵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规则》中各项规定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规则》。举例说，《规则》的第四条第四项规定“人民检察院自行发现”可以作为人民检察院受理民行检察案件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是否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以公权力的方式干预私法呢？回答显然不是。比如当事人已对民事权利义务达成和解协议或是双方均表示服判息诉，且已生效的判决不危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人民检察院就没有“发现”的必要。此时，“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就超越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处分原则，而“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益，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就必须在“私法自治”的范围内活动，这是由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律和特征所决定的。
《规则》在总则中的另一显著规定是在第三条将“公开、公正、合法”的原则确立为民行检察的办案原则，这一规定是民行检察走向成熟和理性的重要标志。大家知道，在民行检察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推动此项工作深入广泛地开展，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经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敢抗、会抗、抗准”的办案原则，旨在要求广大民行干警在思想上消除“检法一家”的顾虑，大胆开创新的工作局面。应该说这一策略对近年来民行检察工作的发展起了政策上的动员作用。但是随着民行检察的视野不断开阔，随着程序正义的司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以“敢抗、会抗、抗准”来作为执法的指导性意见，则显得力所不逮。其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将“公开、公正、合法”的原则写进了《公开审查程序规则》之中，这次又将此三项原则原本地移植到《规则》中来，以此作为人民检察院办理民行案件的整体性指导意见，这一举措代表了民行检察发展的方向，提升了民行检察的理论层次。
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
纵观法学界，对于民行检察的探讨大都局限于民行检察在程序上的矫正功能，如检察抗诉引起再审程序是否具有合理性等，而鲜有对民行检察这一制度设计本身的检讨。可以认为，在《规则》颁布以前，有关民行检察自身的程序性要求几近荒芜，仅仅是在《公开审查程序规则》中有零碎的反映。此次《规则》的出台在程序正义方面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1）、程序的时序性方面。《规则》从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的来源开始到申诉案件的立案、审查、提请抗诉、抗诉、出庭等一系列环节，清晰、系统地展示了民行检察的办案流程，在程序的时序性方面表现为时间顺序上的递进性和不可逆转性，将散落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暂行规定之中的和两大诉讼法有关检察监督的原则性规定之中的相关程序事项在时序上统一于一个整体，增强了可操作性，体现了《规则》的严谨和规范。
（2）、程序的公正性方面。我们知道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正义的核心要求。这里所谓的公正性是要求人民检察院对申诉的民事、行政案件要保持中立性，不偏袒任何一方。《规则》的总则中所确立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办案原则都有此项要求。不仅如此，这种程序的公正性理念同样渗透在分则的相关规定之中，比如《规则》第十三条的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等等。
（3）、程序的期限性方面。程序的期限性是指程序正义的重要内涵之一，法谚称“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就是这个道理。实践中，民行检察的办案期限长严重地制约了此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当然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程序复杂、效率低下等，但缺乏程序的期限性规定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次《规则》的出台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有关此方面的规定在《规则》中比比皆是，如第九条关于受理后应当作出处理的期限、第十二条受理后应当作出立案的期限、第十四条有关案件审查终结的期限等等，不一而足。上述的这些内容都表明了《规则》已经将程序正义的理念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规则》的理论品味。
拓展了民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抗诉是我国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唯一方式。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人民检察院仅仅依靠此项手段并不能完全有效行使法律监督的职能，如对原裁定确有错误，但依法不能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或者对与民事审判活动、行政诉讼活动无关的国家机关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存在制度隐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就没有明确的依据。《规则》在第八章规定了检察建议的监督途径，拓展了民行检察的监督方式和工作空间。
对于理论界讨论的“提起诉讼”和“执行和解”两种监督方式，《规则》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没有予以采纳。其原因是“提起诉讼”的方式与现行《民事诉讼法》相抵触，而“执行和解”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特定称谓，以当事人的自愿原则为前提，不涉及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
对抗诉条件进行了细化，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和《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条件，但是对这些抗诉条件作何种理解，在实践中有许多不同认识。这些不同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执行的效果。基于此，《规则》对两大诉讼法所规定的抗诉条件进行了细化，如《规则》的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等四则条文。以上条文的内容为我们如何统一认识和正确把握抗诉条件提供了参照系。
无疑，《规则》出台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是尤其深远的，涉及的成功方面仍有很多。例如对人民检察院的调查取证权作了必要的限制；对抗诉的审级问题认同了“同级抗同级审”和“同级抗下级审”的审级模式；对长期困绕我们工作的文书格式作了规范和统一等，此处因篇幅有限，略去不论。

⑤ 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问题

1、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

第五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

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决。
2、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是指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将法律、法规以及法院决定参照的规章具体运用于各种行政案件，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包括行政处罚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的活动。
一、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具有以下特点：

（一）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请求，通过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方式，解决特定范围内行政争议的活动。在行政诉讼中，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适用法律，行政机关作为诉讼当事人无权决定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

（二）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第二次法律适用，也就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作过的法律适用的再适用，也称为审查适用。只要行政机关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无论有无正式的书面决定，都是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于特定法律事实的活动。在行政诉讼之前，行政机关已经解决过法律适用问题，这是第一次法律适用。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和作出判决，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最终法律效力的法律适用，这是第二次法律适用，是对第一次法律适用的审查适用，从而解决第一次适用是否合法的问题。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时，面对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人民法院在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则着眼于行政机关认定的行为事实，即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事实根据。在第二次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也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但法院审理的主要对象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而是行政机关认定的行为事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与行政机关认定的行为事实之间虽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正是在审查行政机关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所进行的法律适用是否合法的基础上所作的再适用。

（三）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其效力高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法律适用。《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必须遵守和执行，行政机关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就同一问题作与司法判决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否则就是违法，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原则上只解决合法性问题。合法性审查原则是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原则只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除针对行政处罚和要求行政赔偿的诉讼之外，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不解决合理性问题。行政合理性问题由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解决。这是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区别于刑事、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特点之一。

（五）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依据是法律、法规并可参照规章。

二、法律、法规的适用。

《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定、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一）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有关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依据法律，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基本要求。对于任何案件，法院都有必须首先依据法律的规定作出定性和处理，而不能拒绝适用法律。这是由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条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第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民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来表达其意志。因此，在国家权力中，立法权是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均从属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行使都有必须服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此毫无疑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其法律适用的依据必须首先是法律。

《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立法法》第80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立法法》第81条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

《立法法》第82条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法规、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立法法》第8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面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立法法》第85条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不一致的，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

《立法法》第86条规定：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一致时，由有关机关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作出裁决：（1）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2）地方性法规与部门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需要指出的是，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集中体现。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宪法是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最高和最终标准。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必须 合宪，符合宪法在序言和正文中的基本精神和所有条款。

（二）行政法规，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法规也是人民法院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依据。行政法规的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高于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 由国务院院制定的，《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它负责全国的行政管理工作。行政法规之所以成为司法审查的依据，是因为：1、《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法规是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依据，行政诉讼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所以人民法院必须 遵守。2、由国务院的地位和其所行使的职权所决定的，国务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负责全国的行政管理工作，行政法规是宪法和法律的直接具体化，如果排除行政法规的适用，全国的行政管理工作将陷入瘫痪。3、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所以，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都必须以行政法规为依据。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定行政法规的事项；（2）《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3）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制定行政法规。

（三）地方性法规，是指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立法法》第63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2）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3）除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

《立法法》第65条规定：经济特区所在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现。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地方性法规是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依据。法律规定，地方性法规作为审查相应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司法机关都由其同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一体制决定了地方行政机关制定规章或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都必须遵守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尤其是行使司法审查权时，必须遵守地方性法规。（2）有的法律直接规定，由地方性法规将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人民法院对于此种法律，一般性授权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有以地方性法规为依据才能准确地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3）较大的市在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又是改革开放的前哨，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某一新的行政事务作出规定之前，往往作为中央立法试验基地，所以从国家经济建设和加快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地方性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是必要的。

人民法院审查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还应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为依据。其理由亦同于地方性法规作为司法审查的理由。

《立法法》第6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地批准后生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是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时的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立法法》第66条第2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处于同一级别的法律规范。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比一般行政区域单位享有更多的权力，民族自治地方除了必须遵守宪法之外，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在必要时可以变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某些规定，故人民法院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机关根据此种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更有必要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进行审查。有必要指出，尽管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必须依据法律和法规，但必须注意法律、法规的层次效力，在认为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合法和合宪性问题时，可以向有权机关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有权机关确认和解决合宪、合法性问题时，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和法规。

三、规章的参照适用

规章是由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立法法》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这是部门行政规章制定权的宪法和法律依据。

《立法法》第72条规定；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立法法》第73条第1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这是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的法律依据。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2）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为什么行政诉讼法不把规章作为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必然依据？主要原因是：（1）有权制定规章的行政机关常常又可以据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从而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如果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以规章为依据，就等于相应行政机关自己制定司法审查标准，这既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不符合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2）有权制定规章的行政机关，尤其是中央行政机关，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组织、职权、组成变动较快，部门间的职权交叉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3）规章的制定程序不科学和严格，以至于某些规章存在着部门、行业主义或地方保护主义，规章之间的自相矛盾，甚至与法律、法规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以规章作为依据将使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无所适从或难以适用。所以，行政和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径直以规章为依据显然是不适当的。但是宪法和有关法律确立了规章的制定权，并限制在一定级别的行政机关，意味着国家对规章制定权的授予与控制是相当严格的。而且从其内容来看，规章以是法律、法规的具体化，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都依据规章。因此，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完全撇开规章以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法律、法规对某一具体行政关系没有明确具体规定，而规章却作了具体规定时更是如此。所以，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不能依据规章，但同时又离不开规章，这就需要对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作一特别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 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面上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参照”规章，是一个特殊的法律含义的用词。权威的解释是：关于《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规章，法院要参照审理，对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的规章，法院可以有灵活处理的余地。 “参照”与依据不同，依据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必须适用该规范，不能拒绝适用；参照即是指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适用，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不予以适用。

《立法法》宪法和有关法律关于规章制定权的规定是：“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规章。”这就是说，只有在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一问题已有规定，有了这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根据”时，规章才能就同一问题作某些具体化的规定。但现实中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根据的规章大量存在，其原因有：（1）我国虽已制定了许多法律和法规，但法律、法规的涵盖面尚远未及于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实践又迫切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否则这方面的行政管理就会陷于瘫痪，作为应急措施，先制定一些规章是必要的；（2）我国的社会关系尚不稳定，几十年来变动极大，要迅速在各个方面都制定出法律或行政法规极为困难。因此，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根据的规章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实际上，我国各部门、各地方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当一部分是适应规章制定的。这就给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根据，人民法院对规章如何适用？有的人提出，应一律以没有法律根据为由宣布不能适用。笔者认为，这样做，恐失之偏颇，其结果将可能使我国的行政管理陷入难以运行的境地。对国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是不利的。对于那些一时尚无法律根据的规章，人民法院在适用时可以作具体区分。对于那些虽无直接法律或行政法规根据，但总体上符合宪法精神、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符合改革开放精神、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利益，并且所涉及的事项确实在制定机关的职权内，遵循法定程序制定的规章，应予以适用，但对于那些反映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甚至侵犯公民权益、违背宪法精神，或超越职权、不符合法定程序及其他要件的规章，则不予适用。

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规章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规章的司法监督权。需要注意的是，既然参照规章不是无条件的适用，也不是一律拒绝适用，“参照”一词作为行政诉讼中的法律术语，人民法院在制作判决书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时，就不能用其他词语来代替。为了更准确地说明“参照”的法律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四、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审查适用。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法中有时也称“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有时称为“规范性文件”。规章之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指部、委以下的行政机关和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以下的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其他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但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肯定低于规章。

人民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不能“依据”，也不是“参照”其他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在适用时也可以参考参照规章的做法。必须指出的是，根据目前其他规范性文件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对此应加强监督。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章之下的规范性文件必须有上级或本级权力机关的决定或决议，或有规章及上一级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和权限。特别是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定权利或义务。人民法院要从上述情况出发，综合考虑是否适用规章之下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适用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应该有较对待规章更多的取舍权力。在其他规范性文件发生冲突时，不必送有关机关予以裁决，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决定适用与否。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此外，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国务院可以对法律进行解释，其行政解释相当于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对法律进行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但是，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应当是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依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援引。

⑥ 什么是行政诉讼法啊还有什么是行政处罚法啊

行政诉讼法是为了规范和保障人民法院能够正确、及时的审理行政案件，是个人、回法人或其他答组织认为国家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行政诉讼法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和行政诉讼参加人（原告、被告、代理人等）进行诉讼活动必须遵守的准则。它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程序方面的法律规范和行政诉讼参加人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各种法律规范，是现代国家据以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法律依据。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从而根据宪法的规定制定的一部程序性法律。

行政处罚法是维持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处罚法是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规定制定的法律。

⑦ 行政执法的检察监督思考有什么研究意义

一、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
在依法行政的社会大环境下，从宪法定位来讲，人民检察院对法律的贯彻实施有广泛的监督权，既可以对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也可以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
二、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
（一）抗诉
抗诉的范围非常明确，属于事后监督。《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
（二）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的使用对象既包括法院，也包括行政机关。一是对法院使用检察建议。主要针对审判人员的各种违法行为和错误的生效裁判。二是对行政机关使用检察建议。主要针对行政机关的各种违法行为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其改正或者整改。
（三）纠正违法通知书
纠正违法通知使用对象可以是法院，也可以是行政机关，主要运用于违法行为较为严重的情况。对于严重违法行政行为，特别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通过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方式促使行政主体自行改正。
（四）提起公诉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要求:“积极稳妥地开展支持起诉工作”为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一些法律依据。在其他主体提起的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可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参与公益案件或者支持起诉、督促起诉。此外，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宜设置相应的前置程序，即通知相关行政主体纠正违法行为的机制，以给予行政主体自我纠正的机会，督促其主动纠正，防止滥用诉权。
（五）其他救济渠道
除以上所述的监督方式外，检察机关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式进行监督，提高监督实效。一是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应移送相应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进行查处，需要多加关注的是案件线索的来源问题。二是针对行政诉讼的审判监督，可以考虑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调阅审判卷宗、列席审判委员会等方式参与诉讼。三是针对行政执法过程中易出现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与相关部门会签文件,明确行政检察职责分工，构建线索移送、信息交流、工作协作机制。
三、行政检察监督的保障
（一）完善行政检察监督的有关法律法规
在立法层面，对行政检察监督的性质、地位、范围、监督方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在《行政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明确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具体职责、监督范围、监督方式、程序等；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力。
（二）设置专门的行政检察监督机构
应当设立专门的行政检察监督机构，专门履行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可以考虑在省级检察机关内设置行政检察处，在地市级检察院设置行政检察科，与民事检察处( 科) 并列，有条件的县( 区) 级检察院设置行政检察股( 科) ，由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这项工作，确保把行政检察工作具体落实到位。
（三）建立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的衔接机制

在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制度构建方面，笔者认为，可以成立一个由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各行政执法机关组成的相对固定的监督保障协调机构，各组成部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保持经常性的相互联系。如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与当地政府会签关于开展行政检察监督的规范性文件，等等。
（四）赋予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的必要手段
一是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调查取证权。二是赋予检察机关调卷权。三是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知情权、审查权、建议权、重大程序参与权等更加完备的检察权能，为检察机关实施行政检察监督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操作机制。

⑧ 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提起再审

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3条、第64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起再审，必须是发现这一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所谓确有错误，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主要是指以下几种情况： （1） 生效的判决、裁定以及行政赔偿调解书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 （2）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3） 原生效判决、裁定在适用法律、法规上确有错误； （4） 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5）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再审必须由有审判监督权的组织提起。 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由审判委员会决定是否再审。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 人民检察院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有权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立案再审的案件，参照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进行再审。原来是第一审的，按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和裁定，当事人不服，可以上诉；原来是二审的，或者是上级法院提审的，按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和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准上诉。

⑨ 出现哪些情况，人民法院不应当裁定终结诉讼

您好，您所问的是否是如下问题：行政诉讼中，出现哪些情况，人民法院不应当裁定终结诉讼？（D）

A．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中止诉讼满3个月仍无人参加诉讼

B．原告死亡，中止诉讼满3个月，无近亲属表明要参加诉讼

C．原告是组织的，组织终止，中止诉讼满3个月，无权利义务承受人继续诉讼

D．被告行政机关被撤销，无继续行使其职权的机关

《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原告死亡，需要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二)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三)作为原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五)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因本条第一款(一)、(二)、(三)项原因中止诉讼满3个月，仍无人继续诉讼的，终结诉讼。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⑩ 提起行政诉讼再审程序的条件是什么, 提起行政诉讼再审的条件有哪些

根据《 行政诉讼法 》第63条、64条的规定，提起再审程序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提起 审判监督程序 的主体，必须是有审判监督权的组织或专职人员。 (2)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必须具备理由。引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根本原因是发现了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确有错误，否则，不能提起再审程序。人民法院了现判决、裁定错误的主要途径有:(1)当事人的申诉;(2)人民检察院的抗诉;(3)人民法院对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普遍性审查，发现错误交由院长按法定程序处理;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发现各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进行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