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学立宪运动
Ⅰ 三大行政法学流派是什么
行政法学者对于行政法应如何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如何配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从而形成怎样的法的秩序等问题的主张、观点和理论，通过较长时期的争论和在论争中不断完善、发展，从而逐渐形成的行政法学的各种流派。其中主要的较有影响的流派有三个，即控权论学派、管理论学派和平稳论学派。
控权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其重点是控制行政主体的权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滥用行政职权行为的侵害,以建立和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保障的法的秩序。
管理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其重点是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以建立和维护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实现管理任务的法的秩序。
平衡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应尽可能"在总体上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主的权利义务关系,兼顾公共利益和人人利益",以建立维护民主和效率有机统一和协调的法的秩序。
Ⅱ 试述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
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制约因素的法律文化分析
宋四辈
近代中国曾开展过多次宪政运动，制定过众多宪法或宪法性文件，进行过多种宪政模 式的探索和建设，但最后都失败了。从法律文化方面来看，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制约因 素主要有：“人治”传统的根深蒂固而“法治”观念的淡薄是观念因素；“民智未开” 、“保姆训政”等理论、主张的影响是思想因素；以军权统治为形式的独裁统治是政治 因素；宪政模式的频繁更替和脱离实际的选择是体制因素。总结和分析这些制约因素， 既有一定现实意义，也有许多重要启示。
Modern China has promoted constitutional movements many times,made many constitutions o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investigated and constructed var ious constitutional models,but at last all the above fail and are given up .Observation from the viewpoints of the law culture,the conditional factor s for modern China's 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mainly display themselves as:Owing to the tradition of ‘rule of man’is deep-rooted,so that the bl untness of ‘rule of law’is the sense factor;the influence of the doctrin es and thinking such as ‘the people are still in naive stage’, ‘nurse tutelage’are the thinking factor;the dictator rule taking the military po wer rule as the form is the political factor;the frequent changes and th e choice separated from the facts are the system factor.It has certain pra ctical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many important inspirations to sum up and analyze the above conditional factors.
宪政是一种与君主专制相对立的民主政治。自从林则徐、魏源、郑观应等第一批睁眼 看世界的中国人把宪政思想及其理论介绍到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开始，近代中国也 曾发生了诸如以戊戌变法为表现形式的宪政运动，清末新政和变法中立宪派组织和发动 的以开国会、定宪法为内容的宪政运动，民国初年的精英和领袖们开展的以维护辛亥革 命胜利成果、巩固民主共和制度为核心的宪政运动，北洋政府时期发生的以建立“好政 府”、“废督裁兵”、“联省自治”为特征的宪政运动，国民政府时期由人权派发起和 进行的以人权保护为中心的宪政启蒙运动等。也曾制定并公布或者起草了诸如《钦定宪 法大纲》、《十九信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记约法”、“贿选宪法”、《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以及“天坛宪草”、“五五宪草”等宪法 或宪法性文件、宪法草案。也曾进行了诸如君主立宪宪政、民主共和宪政、人民民主宪 政等宪政模式的探索和建设。但是，历次宪政运动无论由谁领导，也无论规模多大时间 多长，最终都因破坏或镇压而失败。制定公布的宪法、宪法性文件和宪法草案要么主观 上不愿实施，要么客观条件限制不可能实施或者不可能很好地实施。几种模式的宪政建 设要么失败流产了，要么没有条件而流于形式。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制约因素。
一、“人治”传统的根深蒂固而“法治”观念的十分淡薄是观念因素
以自由、平等、人权保护和法治为价值观的宪政理论是在西方文艺复兴、民主启蒙的 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是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成为现实并植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之中的，是对以等级特权、君主专制和赤裸裸的人身强制、经济掠夺为特征的黑暗野 蛮的欧美中世纪社会的否定。它既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和 战斗的有力武器，又是资本主义宪政建设的信念和目标。当然，资本主义的宪政建设由 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决定，使其具有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色彩和资本主义经济 剥削的特征，但其以自由、平等、人权保护和法治为价值观的宪政理论及其所包含的国 家与社会的理想治理模式，则是全人类善良本性的体现和努力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具有 切实的普适性。
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由于中国传统文明起源条件、发展途径的特定性 和特殊性，农业经济结构的单一性，社会组织结构的宗法性，国家政治体制的中央集权 性，国家公权力的无限扩张性等方面的原因”所决定[1](P71)，使得人们不仅不会产生 以自由、平等为内容的社会主流法律意识，不会重视以个人为主体的人的基本权利的保 护，而且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并长期存在的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治国方略都是“人治 ”的。循环往复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就是这方面的真实写照。“人治”是 指在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人与法相比较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法。它的基本特 征是某一个人或者集团通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权力与法律发生矛盾时往往是权力的地 位高于法律、法律的效力低于权力。在立法方面一般表现为个人的命令(或诏令或手谕 等)本身就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渊源，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可以补充法律、更改法律 、代替法律、废除法律，法律在以命令为形式的权力面前简直成了可供使唤的百依百顺 的婢女，掌权者则依其统治需要随心所欲地立法和废法而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在行政 方面的表现一般为机构庞大、职能无限，国家权力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拥有最 高行政权力的人或者集团通常还掌握着最高立法权、司法权、军事指挥权等一切国家最 重要的权力，行政权力行使时奉行的原则是“凡是法律没有限制和禁止的，都是我所拥 有的”教条。在司法方面的表现一般为人们所信仰的教条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可 让死变活”，公开或实际遵循的法律适用原则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某个人 或集团公开地不受法律追诉和制裁，司法机关则难免通过刑讯逼供获取证据，依据人们 身分的贵贱、地位的高低来判决案件，导致确定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的大小与人 们的身份地位成反比。
在近代中国的宪政和法制建设中，这种“人治”传统和法律文化是充斥其间且根深蒂 固的，有时甚至达到了甚嚣尘上的地步。仅从立法方面来说，从慈禧太后的懿旨到光绪 皇帝的诏令，从袁世凯的教令到蒋介石的手令，公开地或实际地均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法律渊源。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的制定更是惟最高统治者之命是 从。清末为了敷衍立宪派的要求、阻止民主革命的进程、延缓清朝的灭亡，公布了以“ 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为根本原则的《钦定宪法大纲》和没有“臣民权利”规 定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袁世凯在废除了束缚自己手足的《中国民国临时约法》 、破坏民主共和制度前后，一方面指令御用机构参政院修订《大总统选举法》，使自己 当上了终身总统甚至世袭总统，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形同帝王的总统权力具有合法性、 合宪性而授意北洋军阀的代理人组织所谓“约法会议”，制定了明为总统制实为总统专 制的《中华民国约法》，甚至在戴上皇冠之后企图制定帝制宪法。以后，北洋政府的历 任统治者对袁世凯的制宪先例和宪政模式心领神会并如法炮制，先后起草或者制定了原 本就不打算实行的“贿选宪法”、“段记宪草”。国民政府虽然制定公布了《训政时期 约法》、《中华民国宪法》和“五五宪草”，但最终都是秉承个人意旨，是对国民党一 党专政独裁政治制度的确立和肯定。尤其是1931年和1943年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两 次修订更能说明国民政府在立法方面的因人立法、因人废法的人治做法，如“九一八事 变”之前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时，1928年公布的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的职权包 括担任国家元首、兼任三军总司令、协调五院之间关系以及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等，因事变原因当蒋介石不再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而于1931年12月对该法进行修订时，国民政府主 席的职权就只剩下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国家元首职能，并不得兼任其他官职，连颁布命 令也必须经有关院长部长副署才能生效。可当1943年蒋介石再次兼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 并对该组织法进行修订时，就原封不动地恢复了1931年修订之前的国民政府主席的所有 职权[2]。孙中山先生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时坚决主张在中国实行总统制，而当被迫辞去 大总统职务的时候，则不仅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的政治制度由总统制坚决地改为 责任内阁制，而且还匆忙制定了《中国民国临时约法》，幻想这样就可以保卫辛亥革命 成果、维护民主共和制度、防止袁世凯背叛民主共和制度了。这里面固然包含了孙中山 先生对共和制度矢志不二的良苦用心，但不能不指出这种做法本身也包含了很浓厚的因 人立法、因人废法的“人治”色彩，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因此由原来的通 过“议和”途径实现最高权力的和平转移，很快地走向分道扬镳并出现严峻的军事斗争 。之后十余年的南北对立军事对抗，恐怕与这个时候早已埋下的仇恨种子有着密切关系 。
Ⅲ 中国近代制宪史的启示
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至今,中国宪政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百年宪政一路走来,确实是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由于从传统体制到宪政的进化必须经过制度和文化上的双重变迁,中国宪政之路的曲折和艰辛其实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在这个过程中,宪政制度屡建屡废；一次次令人激动的希望接踵而至,但又迅速令人沮丧地破灭.在纷乱不定的权力格局中,不同派别的政治斗争与妥协也曾产生过类似西方的宪法制度,但是都因为欠缺宪政文化的支持而很快成为过眼云烟.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西方宪政制度和理想或许是令人向往的,但是距离中国现实却总是如此遥远.
中国百年历史昭示了宪政改革的难度,而改革困难的最终原因在于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般来说,宪政改革必须在制度和文化两个层次上同步推进.没有制度实践,宪政文化很难推广；没有文化的支持,宪法制度再先进也只能停留在条文层次,很难得到落实,最后或者名存实亡或者索性倒退到旧体制.这就决定了宪政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间获得成功,而必然是一个十分漫长和曲折的渐进过程.在理想情况下,要从传统体制和平进化到宪政状态,致力改革的知识分子必须首先从国外引进或创造新的思想,其中某些思想获得开明政府官员的认同和支持,并开始制度实践；老百姓从制度实践中获得了实在的好处,例如通过行政诉讼保护了自己的权益,因而普遍拥护一开始可能极其有限的制度改革,新制度及其所依托的新理念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共识和主流.例如,在行政诉讼实施十年之后,“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被作为普遍拥护的理念进入中国宪法；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学者和民众开始新一轮的互动,逐步将宪政改革推向深入,直至到达各方都认为满意的宪政状态.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渐进路线走过来的.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制度和文化交替进化过程中,中国从传统专制逐步走向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民主宪政 .现代各宪政国家采取的具体制度各不相同,但是普遍共享四个基本要素———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合理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它们构成了现代宪政的核心价值,也是各宪政国家普遍践行的基本制度.我们可以设想,民主、法治、人权和(纵向)分权共同构成一个四维坐标系,任何国家可按其在这四个方面的成就,在这个四维空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走向宪政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借鉴和吸收上述四项宪政价值的程度和速度都不尽相同.
本文从制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出发,探讨中国宪政在民主、法治、人权和分权四个维度上的百年进化历程.百年宪政之路清楚表明,中国宪政要取得进步,必须首先克服“国情论”和“本土论”的误区,虚心吸取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制度经验.只有人民自觉起来维护宪政理念并主动产生制度建设的诉求,中国宪政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宪政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
一、民主：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
毫无疑问的是,民主是宪政的第一要素.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便有宪政,也只能是恩赐的,因而必然极不可靠；更何况除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对人民负责的统治者是不会如此“慈悲”的.英国宪政传统的源头——《大宪章》——是英国贵族和国王斗争得来的成果,约翰王是在屡战屡败后实在无奈的处境下才在《大宪章》上签了字.以后的国王仍不甘心失败,屡次翻悔,而英国的宪政总是在民主战胜专制之后才取得进步.1689年的“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标志着议会对国王的最终胜利,英国宪政才以其独特的方式没有间断、没有悬念地发展至今.美国宪政则是在民主基础上对民主的反制,以防发生“多数人的暴政”.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民主不仅是宪政的基础,也是宪政的制约对象；没有民主与法治,美国联邦宪政就会无的放矢.由此可见,宪政从来离不开民主,两者从来是同步发展的,在某些国家(例如英国)甚至是一回事.
(一)新民主意识的萌发及其局限
(二)西式民主———文化沙滩上的制度大厦
二、法治———阻力最小的“西化”?
在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是,法治是宪政的基础.依法治国的最高阶段就是依宪治国,而没有法治,宪政反而成了无本之末.因此,宪政和法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人治的环境下率先实行宪政,所有国家的宪政都是民主和法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水到渠成的结果.当然,没有民主的法治可能是相当可怕的,先秦及其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法家当政时期之所以民怨沸腾,主要是因为那些铁面无情的酷吏可以为所欲为而不需要对社会负责,而儒家却误以为这是法治本身惹的祸.长期以来,儒家虽然并非绝对否定法治,但是重视德治、轻视法治(“德主刑辅”)的传统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中国法治和西方无论在制度上还是文化上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虽然中国法家早在战国时期就发展了相当发达的法治理论,但中国现代法治仍然是西方“舶来品”.
尤其重要的是,政府法治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分权 ,因而分权成为宪政与法治国家的一项共同原则.虽然法治国家不见得非要采取美国或法国或任何特定国家的“三权分立”,但至少是某种形式的分权.这是因为和德治不同,法治的核心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它所强调的不是官员对自己的道德约束,而是人民对官员的控制与官员之间的相互控制.因此,它要求在政府内部建立相对分散与独立的权力中心,以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人员、财政、权力等各方面的独立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不独立,有效的制衡就无法实现：如果议员就是执行官,那就至少不能指望这个议员能有效监督自己的行政活动；如果法官的命运和福利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那也不能期望他们能有效地保证行政法治.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证了分权对保障自由的作用,其实同样的论点也完全适用于分权对法治的保障.由于任何政府都具有立法、执法与司法三大主要职能,因而把这三个机构分开并保证其相应的独立地位,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为什么早在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6条就宣称：“只要没有保障权利并规定三权分立,那么社会就缺乏一部宪法.”如果没有分权,就不能保障法治,当然也就谈不上宪政；这样即便有一部“宪法”,也必然只是充数的“门面宪法”而已.
然而,在集权传统浓厚的中国,不仅中央和地方没有分权,而且政府内部不同职能也没有分权.集地方决策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于一身的县官升堂判案,早已成了中国传统法治状态的一副“标准像”.可想而知,这种高度集权状态下的“法治”和现代法治的差距是何其之大.
(一)法治理念的确立
(二)法治实践的有限成就
三、人权———从手段成为目的?
在以义务为主导的儒家传统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显然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儒家伦理和现代人权观念格格不入；在某种意义上,我对你的义务就是你的权利.况且儒家从来高扬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因而可以被认为是“集体权利”的捍卫者.尽管如此,不争的事实是,现代人权观念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集体权利”最终也要落实到个人身上.虽然儒家不仅强调“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而且也主张“为人君,止于仁”、“为人父,止于慈”,但是臣不“敬”、“子不孝”的后果很严重,而如果君不“仁”、父不“慈”,似乎除了道德说教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办法.相比之下,现代宪法权利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利———也就是说,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法律救济的,而这一切对儒家传统来说无疑是很陌生的.无论在制度上还是文化上,中国对个人权利的“本土资源”实在不多,而似乎可以预料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其他领域相比将遭遇更大的阻力.
一般认为,严复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将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在《原强》中主张“民之自由,天所界也”,且西方之所以强于中国,正是因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但是,事实上,严复并不是一位严格意义的自由主义者.在骨子里,他仍然摆脱不了以集体为本位的儒家文化影响,因而他的主张实际上更接近社会功利主义者( utilitarian) .当然,社会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发生必然的矛盾；集体利益是个体利益之和,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学说,个体或少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的利益确实是可能发生冲突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严复毫无疑问主张“两害相权：己轻,群重”；如果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发生冲突,则每个人都有义务“舍己为群”.既然连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都这么认为,权利观念在中国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适应乃至吸收西方人权观念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虽然清政府显然对“臣民”的权利不感兴趣,但是《钦定宪法大纲》还是“附”上了9条“臣民权利义务”,其中有6条是关于“臣民”的权利,包括担任公职的权利、表达自由、罪行法定、获得法官审判的权利、财产权和居住权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则专门规定14条“人民”的权利,第5条和第6条还十分科学地区分了平等权和自由权.以后的“天坛宪草”、“袁记约法”、“贿选宪法”也都在国家结构条款之前规定了人民或国民的权利, 1936年的“五五宪草”和1946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则在“总纲”之后就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到民国时期,人权在中国似乎已经从功利主义的手段转变成自身值得追求的目的.
当然,宪法规定是一回事,权利保障的具体实施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因为缺乏司法审查制度,侵犯人权的事例自然是屡见不鲜的.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保障人权命令.胡适等人借此在自由主义杂志《新月》上发表文章,列举了许多国民党政府侵犯人权的例子,公开提出保障人权、制定约法、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进而发动了一场人权运动.胡适本人因此受到当局警告,甚至被迫辞了校长职务；杂志总编罗隆基则受到拘捕,《新月》也不断遭到查禁而无法按时出版.由此可见,民主、法治尤其是司法审查保障机制的环境下,保障人权的宪法或法令是完全空洞的.
但是,即便如此,这些事件仍然表明中国当时对自由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例如,罗隆基曾精辟地指出：“压迫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或许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重要性的把握基本达到了同时期美国最高法院的少数杰出法官的水平,而且和美国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相比,中国少数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仍然针锋相对、直言不讳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胡适曾将矛头直指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其对国民党鞭辟入里的批判可以说超越了当代学者的境界：一党专制“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主义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但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同时,他准确地预见到：“现在的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国民党政府漠视人权、弹压言论的行为,使其丧失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最终丧失了政权.一个政府可以压制人民对它的批评,却不可能强行获得人民的拥戴.当然,这些尖刻的言论当时仍能公诸于世,确实表明言论自由并非完全丧失了公共空间,只是发表政治言论将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由于国民党政权对外面临日本侵略,对内受到共产党的制衡,党内也各路派系林立,因而无暇顾及所有对其不利的言论.但是,正像没有制度化的地方割据不是“联邦制”一样,没有制度保障的言论自由或其他任何权利也配不上“权利”的称号.如同民主与法治一样,民国宪法文本中的公民基本权利只是不能兑现的“口惠”( lip service) .事实上,在欠缺民主和法治的非常环境下,权利也不可能受到切实保障.
四、中央与地方分权———难以摆脱的集权传统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和其他宪政要素相比,中央集权可以说是中国最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固然,由于中国地域巨大、地方差异显著,在交通和交流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中央集权必然有力不能及的地方,从而为地方自治留下了有限的空间,但是,这种有限的自治只是中央恩赐或疏漏的结果,当然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制度”.虽然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曾提倡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分工,例如,乾隆年间秦蕙田提出：“设官分职,内外相维,体统相制”,但是,只有到近代才真正认识到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也只有到近代,有关中央和地方分权的讨论才真正展开.
(一)联邦作为制度博弈的工具
(二)联邦试验的兴衰与启示
五、代结论：中国“国情”与普世价值
余英时教授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是激进的,“进步”代表着整个近代史上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但从“中体西用”等不同版本的“国情论”来看,中国对西方理念的接受和吸收显然不是无条件的.事实上,不仅传统卫道士抵制现代西方的宪政理念和制度,即便民国时期造访中国的外国法律专家同样认为先进的西方理念不合乎落后的中国现实,因而屡屡建议中国采取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因此,虽然日本宪法学家有贺长雄明知“超然内阁”在法国以至其本国试验失败,却仍然建议中国研究这项制度.美国行政法学权威古德诺先是认为英国内阁制不如大总统制更适用于中国, 后来又主张民选总统制不如立宪君主制,结果直接为袁世凯恢复帝制所利用.哈佛法学院的庞德院长则更明确主张中国宪法“本土论”：“中国需要一种具有中国性格,合乎中国国情之中国宪法,不必抄袭外国.制定宪法时最应注意之点,乃使宪法之内容配合一国之历史与文化背景及社会环境.?立宪政府必须出一国之人民原有之文化制度及传统之理想中逐步形成发展,决非一种长成后可任意由一国移诸他国之物.”
根据这种理论,中国既不需要采取分权制度,也不应采取联邦制；至于是否应该像美国那样实行司法审查制度,对违宪的法律提供司法救济,还得“视中国之环境而定”.问题在于,形形色色的“国情论”并没有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任何建设性方案,反而往往成为阻碍改革的借口.至于究竟什么才符合中国“国情”,国情论者一般也是自说自话,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便统统斥之为“不合国情”.这种主张在今天听起来何其熟悉,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又何其渺小.其实审视百年来中国法治的历程,几乎没有哪一项成就不是在克服“国情论”或“本土论”的保守和惰性之后才取得的.保守理论固然有助于避免盲目照抄外国经验,但是更容易助长夜郎自大并成为既得利益阻碍社会变革的工具.正是在超越“国情论”的封闭和狭隘的基础上,中国宪政不断走向世界并逐渐融入世界宪政的大家庭中.
中国宪政已经走过百年,最终要到达什么状态? 虽然中国宪政和西方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显然是不需要照搬西方宪政的.毫无疑问的是,每个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及其所对应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不论西方宪政制度和理念对中国产生了什么程度的影响,中国和任何国家一样都注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宪法制度,各国宪法制度最终也确实是各国在特定政治与文化环境下自我决定的产物.但另一方面,百年宪政之路清楚表明,中国只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和其他民族与人种分享同样的人性需要和追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宪政必然具有世界各国宪政的某些共同特点,并为了共同的人性目的而遵循某些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统治规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程尤其表明,中国宪政并不是世界宪政的例外,而是日益融入世界宪政大家庭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在经过2004年修宪之后,中国宪法所表达的理念和西方乃至世界各国宪法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中国宪政对西方宪政的借鉴和吸收过程仍在继续并还将继续下去.和百年前截然不同的是,很难想象今日中国还有任何人反对民主、法治或人权,而这些也正是世界各国普遍拥护的基本宪法价值.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盲目乐观地相信,中国宪政必然会通过渐进改革自动达到理想状态.在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不排除统治集团和社会的利益发生根本的冲突,以至难以达成双赢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统治集团患得患失,那么很容易致使改革半途而废；和平渐进的制度改革是否能够持续进行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的觉悟、意愿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民需要更普遍、更自觉、更强烈地拥护宪政理念并主动产生制度建设的诉求.只有这样,中国宪政才能融入世界并为世界宪政文明贡献独特的“中国经验”.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
Ⅳ 清政府立宪举措及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意义!
一、清末预备立宪概况
清末预备立宪实际上就是晚清政府政治上预备实行宪政的活动。清政府之所以实行预备立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国际环境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粉碎了他们企图瓜分中国的迷梦，迫使他们转而采取“保全”、扶植清朝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从而维护其殖民利益的政策。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他们要求清政府披上“民主宪政”的外衣。就国内形势而言，19世纪晚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兴起，封建经济制度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与不断高涨的民主思潮的矛盾，都已十分尖锐；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蓬勃发展，而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的君主立宪派也积极活动，企图通过立宪分得一点权力。不愿接受任何变革的清朝统治集团，在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震撼下觉察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势难保持危在旦夕的统治地位。
对于立宪活动得以展开的一个直接原因却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俄国那样一个专制大国，给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动。“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1]朝野上下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2]。于是，不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因为日本于明治十五年曾派员赴欧洲考察宪政。清廷遂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上书指出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3] 建议进行“立宪”。但是，他们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4] 清朝统治者看中的正是“预备”两字。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由此而来。
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此后，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一、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咨议局作为各省的议事机构，其权限是讨论本省应兴应革事宜，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但从它的人员组成、议事内容和程序看，它是完全受制于皇帝、毫无实际权力的一个御用机构。二、制定颁布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清政府在宣布预备立宪之初就采取了无限拖延的策略，但慑于革命运动和为了拉拢立宪派，不得不于1908年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三、公布了“宪法大纲”，作为今后的制宪刚领。大纲的精义有：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独揽统治权；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的权利义务。清末钦定宪法大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皇帝专权，人民无权，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愤，同时也让立宪派大失所望。《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则是在武昌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而临时炮制的“宪法”。没有实质意义。
二、反思清末预备立宪的积极意义
对于晚清预备立宪的保守性和欺骗性，频频见诸专著、教材和学术论文，这里不再赘述，笔者认为，这项政治活动除了具有它的保守和欺骗的一面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它的积极意义。这场宪政改革涉及的内容极其庞杂，触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造成极大混乱的同时，直接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拉开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进程的序幕，也给国人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民主政治启蒙教育。
（一）预备立宪的直接后果：加速了清朝的灭亡。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它的覆灭。这主要表现在：
1、督抚离心。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地方督抚迅速崛起。他们手中握有地方的政权、军权、财权，几乎不受中央控制，清王朝从此呈现出强枝弱干的局面。可以这样说，随着中央政府在一系列内外战争中威信及政治意志力不断衰弱，清王朝后半期的统治就严重依赖汉族督抚来支撑。这种情况当然为中央政府所不容。从1901年实行新政开始，清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而把它集中于满人之手。1903年，设立练兵处，企图控制各省编练的新军。实行宪政改革后，这种情况明显加剧了：1906年设立陆军部，由它统率帝国的全部陆军，该部的尚书及两位侍郎都由满人担任，这样陆军就全部由满人统率；设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宣布只有中央才拥有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宪政改革越往前推进，汉族官僚手中的权力不断丧失，而中央政府集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1911年成立“责任内阁”的十三名成员中，满人八名，并且皇族就占了五名，汉人仅四名，载沣的两个兄弟分别掌握着陆军和海军。这样，行政和军事大权就全部集中于皇室之手。汉族官僚普遍感到被欺骗了，他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表现出来。
2、立宪派的背弃。预备立宪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立宪派。他们以咨议局和资政院为阵地，对地方和中央的政务和舆论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立宪派形成后，怀着对国势日衰的深切关注，他们急切希望在中国能实行宪政，以抵制日益严重的革命，并在宪政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同时，他们对满洲贵族垄断政权核心的状况越来越不满，在咨议局和资政院会议上他们同清政府不断发生激烈冲突。为了速开国会，1910年他们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当“皇族内阁”成立之时，他们感觉到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许多人转向革命，成为清政府的对立面和掘墓人。立宪派的离心倾向和最后对清政府的绝望带来了严重后果。在武昌起义爆发的7个星期内，15个省以咨议局为中心纷纷宣布独立，立宪派抛弃清政府是个很大的因素。
3、农村骚乱。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些费用都以各种名目强加到百姓头上，再加上许多官吏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百姓负担不断加大，许多处于绝境中的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作过调查，1909年曾发生起义113起，1910年285起。[5]清政府在农村推行禁种鸦片、人口普查、革除陋习等运动也引起了极大的骚乱。例如在1909年至1911年中，浙江、甘肃、贵州、满洲和山西等地发生的与禁种鸦片的禁令有关的持续几个月骚动；同一时期在华中数省发生的反对谷物涨价和提高田赋的暴动；1906年以后各省因人口普查、资助新学和改革运动而引起的动乱等等，情况都是如此。起事者捣毁公共建筑、辱骂、监禁甚至处死地方官。[6] 民众力量的不断打击，动摇了农村中旧的生产关系，并瓦解了清政府在农村地区政权的根基。
（二）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它缩小了皇帝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调整和改造了君主专制制度，直接冲击了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拉开了封建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序幕。
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之后，逐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行宪政改革。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大纲》由“君上大权”14条和“臣民权利义务”9条组成。该法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它规定君主拥有广泛的权力，这也是该法颇受世人诟责的原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纲》的公布，这本身就是对在中国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否定。因为从此之后，皇帝的权力就必须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它已不再是“至高无上”了。该法明确规定由议院制订法律，皇帝不得以命令改变法律。它的确缩小了皇帝和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这无疑在当时是进步的。该法还规定了广大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财产、居住、人身自由；有诉讼、依法担任官吏及议员的权利，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加以逮捕、监禁及处罚。这表明，清政府在近代化价值取向上的进步，同时，中国政治近代化也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1909年10月，各省（除新疆外）咨议局先后成立。咨议局是省立法机构的前身，由地方士绅选举产生，可以就本省的预决算、税收与公债、地方性法规、资政院成员的选举及其它改革事宜作出决议。这种决议如督抚无异议时，应负责执行；如督抚表示异议时，应重审；双方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时，应征求资政院的决定。督抚有权召开、中止或解散咨议局的会议。因此，咨议局还算不上是一个立法机关，只能算是绅士们的表达意见机构。但是，“咨议局的出现完全可能约束各省督抚专断地使用他们的权力。”[7]因为，绅士在地方上有重要的影响，他们是督抚在地方社会和经济的支柱，就是在以前，督抚们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咨议局的成立，给督抚的压力无疑是增大了。绅士们不断地利用咨议局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反映民意，维护公众利益，日益影响着地方政局的发展。同时，绅士们的实践，又不断地提高了自身的民主自治能力和参政水平，这为辛亥革命后立宪派迅速接管地方政权打下了基础。
为了适应立宪政体的需要，清政府对行政和司法机关进行一系列改革。首先，精简了许多臃肿的国家机构。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都被并入礼部，旧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合并成陆军部，户部和财政处被改组成度支部，刑部被改组为法部。为了明确责任，各部改原来的双头领导制为单一领导制。在各部之外还单独成立了大理院、审计院和资政院。大理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与之相适应的，在省的各级还设立了审判厅。审计院则是负责审计各部帐目的部门。而资政院是国会的前身，由它制订法律，为将来实行上下议院打基础。这些措施，显然都有利于建立一个高效、清廉、责任明确的现代政府。到1911年5月，旧内阁、军机处和政务处都被撤销，成立“责任内阁”。内阁由一名总理大臣和两名协理大臣，以及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和外务部各部大臣组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立宪制政府，尽管它因为五名皇族入阁而颇受非议，但它却是中国用责任内阁制取代君主专制，以和平方式改造专制政体的第一次大胆尝试，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还有必要指出，这场宪政改革并未因为其失败而失去意义，因为革命不能代替宪政。所谓宪政，亦即立宪政体，是指由社会多数人制定的或被多数人承认的宪法性法律（通常指成文宪法），所确立的公共权力的组织、相互关系、职责权限、活动规则，以及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政法体制。[8]立宪政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使宪法和法律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中国要实行宪政，并不仅仅针对皇帝，即使打倒了皇帝，也还是要实行宪政。宪政是对权力的限制。无论掌权者是谁，以什么样的名义掌握权力，其手中的权力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而在革命没有推翻君主专制之前，改变君主专制而实行君主立宪的进步性更不容否定。人们没有理由放弃努力，坐待民主共和的到来。
（三）预备立宪传播了宪政知识，进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识分子，为我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海内外立宪派欢呼雀跃，热烈拥护，他们纷纷组织政党性质的团体，准备投入到宪政运动中去。当时规模较大的有海外的帝国宪政会和政闻社，国内的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讲习会等。他们通过出版宪政刊物、书籍，举办法政讲习所，从事调查并编辑法律等形式，大力宣传宪政知识，培养司法和地方自治人才，为宪政出谋划策。清政府成立咨议局、资政院和推行地方自治，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知识阶层的参政热忱，他们纷纷投入到议员的选举中，把其作为参政的阶梯。以江苏省咨议局为例，第一届常年会共收到议案184件，其中属议员提95件，占一半以上，还有71件是人民清议案。[9]说明议员极具参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说明各阶层群众也把咨议局看成反映意见进而采纳他们意见的民意机关。正是通过咨议局的议政实践，立宪议员们不断提高自身的民主意识和管理水平，为辛亥革命后迅速从政打下了基础。1910年，立宪派为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掀起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第一次参加者达20万人，第二达30万人。[10]这是一场群众性的爱国的、冲击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运动。它沉重打击了清朝专制政权的权威，给人民以普遍的民主教育，并把宪政知识广泛地传播到知识群体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末预备立宪为我国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Ⅳ 宪法的根本地位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宪法作为特定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具有同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一般法律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表现，都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都是实现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它们的内容都主要地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然而，与其他一般法律相比，宪法又有自身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是宪法在法律上的特征，也是宪法与普通法律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1.在内容上，宪法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诸如国家的性质、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的结构形式、国家的基本国策、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组织及其职权等最重要的问题，都在宪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不仅反映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方向，而且从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上规范着整个国家的活动。因而，与其他法律所规定的内容通常只是国家生活中的一般性问题，而且只涉及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某些方面或某一方面相比，宪法具有国家总章程的意义。
2.在法律效力上，宪法的法律效力最高。
所谓法律效力，是指法律所具有的约束力和强法律\\教育网制力。国家的任何法律都应具有法律效力，但在成文宪法的国家中，宪法的法律效力高于一般的法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法律地位。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1）宪法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任何普通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相违背。对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2）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全体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对此，我国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3.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上，宪法比其他法律更加严格。
既然在成文宪法国家中，宪法是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法，那么必然要求宪法具有极大的权威和尊严，而严格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则是保障宪法权威和尊严的重要环节。具体说来：（1）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机关，往往是依法特别成立的，而并非普通立法机关。如1787年的美国宪法由55名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制定，等等。（2）通过或批准宪法或者其修正案的程序，往往严于普通法律，一般要求由制宪机关或者国家立法机关成员的2/3以上或者3/4以上的多数表决通过，才能颁布施行，而普通法律则只要立法机关成员的过半数通过即可。我国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二）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尽管对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人们都较为熟悉，但这一结论却主要是就国家管理的角度而言，因而与宪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统一。事实上，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保护人权。从这种意义上讲，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就明确宣布，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列宁也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由此可见，宪法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也可以从宪法的发展历史和宪法的基本内容中得到证明。
从历史上看，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为了确认取得的权利以巩固胜利成果而制定出来的。英国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于1679年通过了《人身保护法》，1689年通过了《权利法案》，以确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1791年的法国第一部宪法则把《人权宣言》作为宪法的序言。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18年的《苏俄宪法》，也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列为第一篇，可见社会主义宪法也同样具有权利保障书的意义。从宪法的基本内容来看，尽管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可以分为两大块，即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然而，这两大块并非地位平行的两部分，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因此，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宪法不仅是系统全面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法律部门，而且其基本出发点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三）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民主”一词起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是指“人民的权力”或“人民当家作主”，更确切地说，是指“大多数人的统治”。如果说宪法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那么这种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则是民主最直接的表现，或者说是民主事实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曾经有过奴隶制民主，欧洲城市共和国有过法律\\教育网封建制民主，尽管民主主体的有限性以及法律形式的诸法合体性特征决定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可能产生宪法，但却曾经出现过宪法的萌芽形态。近代意义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有了民主事实之后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民主事实的法律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不仅夺得了国家政权、争得了民主，而且也面临反对封建势力复辟、防止工农革命、培养本阶级管理国家的人才等三大任务。为了反对封建势力复辟，资产阶级必须显示并用事实证明自己确立的制度确实比封建制度优越；为了防止工农革命，资产阶级必须把本阶级的民主装扮成全体国民的民主，必须把革命过程中提出的人民主权和天赋人权理论，以及自由、平等：法治等学说至少在形式上予以实现，以便欺骗和麻痹工农群众；为了培养本阶级管理国家的人才，发挥本阶级成员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也必须确认本阶级成员的民主权利，并通过各种形式来保障他们确能享有和行使这些民主权利。而要达到这些目的，最好的办法便是把自己争得的民主事实法律化、制度化，并且把这种规定、确认民主事实的法律提高到根本法的地位。由此可见，宪法与民主事实密不可分，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事实的出现而产生出来的，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社会主义宪法也是如此。虽然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宪法与资本主义宪法存在本质区别，但在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上则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毫无疑问，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推翻旧的剥削阶级政权，不能使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成为国家的主人，也就是说没有无产阶级民主的事实，社会主义宪法就根本无从产生。从1918年《苏俄宪法》的制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东欧和亚洲等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立宪运动都可看出，无产阶级民主事实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前提条件，而社会主义宪法则是无产阶级民主事实的法律化。
由此可见，宪法与民主紧密相连，民主主体的普遍化或者说民主事实的普遍化，是宪法得以产生的前提。而且，基于宪法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以及宪法确认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可以说，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以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Ⅵ 新政 预备立宪为什么会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1、 立宪运动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主义觉悟。
“立宪运动可以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而其规模之宏大、成效之显著、影响之广泛, 又非维新运动所可比拟。如果说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开端的话, 立宪运动就应当称之为世纪初叶的思想大解放时代”，除原有的《东方杂志》、《新民丛报》, 立宪派还创办了许多新的期刊, 如《中国新报》、《大同报》、《政论》、《国风报》、《自治学社杂志》、《预备立宪公会报》、《宪报》、《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等。这些报刊都以鼓吹立宪, 普及宪政知识, 开启民智为宗旨。如《时报》“ 著论恒斤斤然以专制立宪政治之得失为比较,盖欲摧挫专制之末运, 奖翼宪制之新机, 不厌反复详言之, 使政府与国民咸洞悉其所以然之故, 灼然而无所疑, 而一般之心理皆趋向于立宪政治之途, 以奥论而造成事实。”
立宪派就是以这些报刊为阵地, 本着这样的宗旨, 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政治制度, 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立宪的目的、意义和进行方法, 国民的权利和义务, 等等。他们根据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卢梭等人的理论强调指出专制国家与立宪国家绝然不同, 前者为“ 君主私有之国家” , 后者为“ 君主立宪派还大提倡设立法政讲习所、法政学堂和各类普通学堂, 向青年和成年人进行宪政知识教育。
为了开启民智, 立宪派翻译编辑出版了上百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学、行政、财政、政党、历史、教育著作, 其中重要的有《国家学纲领》、《政治原论》、《万国宪法志》、《万国官制志》、《英国宪法史》、《英国制度沿革史》、《共和政休论》、《政治学新论》、《四大家政治学说》、《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万国宪法比较》、《宪法研究书》、《宪政论》、《日本宪法义解》、《日本预备立宪过去史实》《现今世界大势论》等。这些著作一出版, 就风行海内, 销售一空。他们自己也编写了多种阐释资政院、谐议局和地方自治的通俗读物, 广为宣传。与大造舆论的同时, 立宪派领导了三次大的全国性的国全请愿运动, 利用各种方式进行了相当广泛的动员宣传, 有些地方己经深入到农村。
经过立宪派的努力, 人民的“ 国家思想日盛”， 昔日不为广大群众所知的东西, 如今已成为口头禅了。封建官僚赵尔丰承认“ 自宣布立宪以来, 外间官势日缩, 民权日张, 每议一事, 权利之间, 丝毫不肯退让, 由来已非一日。此次川人皆以立宪国民, 但能根据法律, 不妨竭力以争。”又说“ 白立宪之说鼓吹, 人人有自由观念”。人民民主觉悟的提高, 主要表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广大知识分子群体、青年学生、开明官员和地主, 部分市民、工人和农民身上, 并不包括绝大多数下层劳动群众。即便如此, 也是十分了不起的变化与进步了。
另外，在立宪派的推动下，清政府制定宪法, 否定了封建的无限君权制, 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有限君权制。推翻了封建的集权制, 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分权制。人民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争得了一定的民主自由权利。中央的资政院、地方的诸议局尽管没有如同西方议会那样完全的立法权, 带有过渡临时性质, 但毕竟是初级形态的代议机关,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不经其议决, 中央和地方政府不能颁布法律, 国家与地方的预算、决算、税法、借贷外债、增加人民负担, 都要经其通过认可并有权纠举弹劫各级行政官员。种种努力都提高了民主主义觉悟。
2、宣传了爱国主义, 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
立宪运动自始至终都充满着爱国激情, 它勃发的最大动因就是起于图救危亡之问题救国为前提, 立宪为目的。立法派认为, 列强俱都实行了立宪、民主制度, 互相勾结, 共同侵略中国, 中国在世界上极其孤立, 同时又是专制政体, 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拥护, 因此屡屡被列强挫败, 丧权失地，已成未亡将亡之国。“ 欲于处必死之地而求其生, 是则必须明定宪法, 七下相维, 以吾通国之财之力结合为一, 以御外侮。” 立宪派在舆论宣传国内人民要御悔图强，在行动上也积极组织，先后组派三次大规模的立宪请愿活动。大大解放了被禁锢的思想。
二、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运动的推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主义思想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外国资本主义不断破坏中国的自然经济，国内商品市场不断扩大。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出现，不少人流入城市，1880年上海人口仅仅107812人，到了1922年增加到了1250000人。甲午战争后，空前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先进的人们发出筹办近代企业、抵制日货、自保利权的呼声，广大人民群众被帝国主义侵略激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勤给政府假立宪从根本性上不是资产阶级改革，但客观上毕竟放宽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与压迫。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到1911年，新设厂家491家，商办企业达百分之七十六点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实力的增强。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发动和推动了抵制日货、收回利权运动。其中1904年资产阶级宣传的抵制美货，并大力宣传：“可鼓民气，可结民力，可兴商业。可联络各国，为以后自治自立打下基础，可依靠仿造美货以图畅销，收回失利权。”
在行动上，尤其是1904年，清政府与美帝国签立限制华工续约，使不少资产阶级更加认清了清政府的真面目，慢慢走向革命道路。效果还非常明显，1900年惠州起义与1895年的广州起义反响有大的不同。孙中山说：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同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庚子失败后，则鲜闻之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也。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中山等人的不懈努力，使革命思潮迅速萌芽与发展。
在新政时期的经济措施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文化教育措施又开启了民智，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传播，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大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统治阶级用于镇压人民起义的新军，在革命时期转向了革命的一边，成为清王朝直接的掘墓人，这些都是清政府所未想到的。另外，在慈禧死后，后继者秉承使“皇位永固”的顽固思想，把握不住社会发展大趋势。曾组织三次大规模群众上书的各省咨议局联合发表《宣告全国书》，揭露清朝统治者以立宪为名，实行专制，宣告对立宪“希望绝矣”。
立宪运动的失败，是清政府无勇无能的结果，它的固守使它难以迈开关键一步，最后失去了迈步存活于世的机遇。它的所为证明了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场政治骗局，但这个骗局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它推动的民族民主思想的发展成为时代转变的转折点。
Ⅶ 日本缔造宪政体制的原因是什么
一、维新政权的渐进方针渐进性作为明治初期维新政权的一系列政策实施的外在表现，既是政权建设的需要，同时亦与维新派人士在制宪问题上的主观意图息息相关。从政权建设的需要来看，明治初期，维新政权用了三年多的时间，通过王政复古、颁布“五条誓文”和“政体书”、戊辰战争、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以及穿插其间的官制改革，基本解决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建设问题，“摧垮了封建领主的势力，使政权由藩王、公卿之手转移到反映新兴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中下级武士代表者手中，发生了真正的权力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机构的设置和权限划分，还是消除地方割据、加强中央集权，渐进方针始终贯穿其中。形成这一特点的客观原因在于维新政权诞生之初，讨幕战争尚未取得全面胜利，消灭幕府的势力尚须假以时日，新政权必须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支持，于是就有了“三职”分由讨幕派、公卿勤王派、公议政体派担任，有了标榜尊重“公议舆论”的议事所和征士贡士制的出现；一旦幕府的残余势力在函馆被消灭殆尽，新政权立即着手将本应是立法机构的左院改为咨询机关，并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剥夺了藩王的封建权力。因此，渐进方式可以说是新政权在外部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从维新派人士的主观意图看，明治维新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领导者是由新兴地主、资产阶级（豪农或豪商）和下级武士结成的同盟即讨幕派，其中大部分是中下级武士出身的爱国思想的先驱者，正是他们在主观上意识到“倒幕开国”、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性，才在一定限度内发动了人民群众，取得了讨幕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由于这一阶层脱胎于封建主阶级，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的印记，具体表现在忽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在充分照顾藩主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逐步消除地方割据等方面——当然后者在客观上也保证了新政权的稳固。
因此，维新政权建设的渐进性表现在实际中就是明治维新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渐进方式避免了社会的极度动荡，为日本迅速摆脱民族屈辱，实现富国强兵创造了条件。由此，笔者以为，暴力革命固然是社会进化的重要途径，但渐进式的社会改良未尝不是可用之途，英国、日本等重视民族传统的国家，无不是通过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跨入资本主义社会，再经过改良逐步消化封建因素的。而日本残余的封建因素致使其最终走上穷兵黩武的军事主义道路则又当别论，至少英国的经验说明军国主义并非必然是渐进方式的副产品。
如果说维新派人士在明治初期的政权建设上采渐进方式尚有不得已的一面，渐进性还只是维新政权所取政策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在解决了政权问题之后，渐进方针就越来越形诸于外，公开成为日本政府在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实行立宪政治方面的指导思想，其突出表现就在于1875年“渐次立宪诏书”的颁布。其中维新派人士的主观意图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如维新核心人物之一伊藤博文的看法即颇具代表性——（立宪政治）“履行之期仍需在岁月累积之后”。而在实行立宪政治问题上采取渐进方针，客观上使日本领导层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充分考察了欧美各国的宪政状况后，最终作出审慎的决定——以与日本传统文化最相契合的普鲁士宪法为蓝本。不过，若无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则渐进之期恐无定数。
二、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
自由民权运动作为争取立宪的运动，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启蒙学说的广泛传播是其前提和思想基础，而明治维新后日本民众的政治要求和国际外部环境的影响则是其直接诱因。明治维新前后，以福泽谕吉为代表、宣传西方文明的启蒙思想家，极力提倡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中最基本的理念，如自由、平等、功利、天赋人权、立宪政治、民选政府、社会契约等等，翻译介绍大量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哲学、伦理学、法学及政治学名著，自撰出版大量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启蒙书籍、论文、杂志。日本人从来就有“主动汲取外来文明”的传统性格，因此“当领导者决定开放门户，汲取西方文明之后，一般国民对此不仅没有抵抗，反而采取了欣然引进西方文明的态度……”。一时间尊崇西洋文化成为一种社会浪潮，福译谕吉在《劝学篇》中的开头语“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更成了人人皆知的名言，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成为当时所有主要资产阶级政党和民权活动家的思想源流和理论武器。与此同时，维新后大商业资本家和豪农豪商转化而成的土地所有者成为新政府的支柱，而富农、一般商人、士族、知识分子和农民等阶层在政治上却处于无权地位，他们对自己政治地位的不满是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的内部主导因素；就外部影响而言，1871年夏始日本与西方列强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遭拒，原因在于西方列强提出，修约前提之一是日本应建立西方国家的“泰西主义”即欧美式的立法制度，日本应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制度，否则不与日本商谈修约一事。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1874年1月，因“征韩论”失败而下野的板桓退助、副岛神臣和后藤象二郎等人，联名向明治政府递交了《成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要求建立议会，限制官僚专政、主张从人民中选举代表组成公议立法机关，自此揭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序幕。和政府在实行立宪政治上的审慎态度相比，自由民权运动则要激烈而急迫得多。民权运动家们纷纷采取上书请愿、调动全国范围的群众集会、拟制各种宪法草案等方式。
1880年3月，自由民权运动进入第二次高潮，爱国社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并更名为“国会期成同盟”，来自全国两府22县的代表114人，带着8万7千人的签名出席了大会，选出两名代表向政府递交“开设国会请愿书”，尽管政府随即颁布了《集会条例》，为政治集会设置种种障碍，要求开设国会的请愿仍很快发展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到年底，签名请愿的人数已超过24万，向政府递交的请愿书和建议书达58件之多。同年11月，国会期成同盟召开第二次大会，认为设立国会无需向政府请愿，应以实力争取；决定下届大会召开时，各地代表都要带来自己拟定的宪法草案，各地民权派团体因而纷纷拟定宪法草案，发表自己的主张，推动自由民权运动向纵深发展。就是在自由民权运动不断高涨的压力下，政府先于1875年4月发布《渐次建立宪政体之诏书》，宣布设元老院以广立法之源，召开地方官会议以广公议，设置大审院加强法制，渐次建立国家的立宪政体；后又于1881年发布“开设国会敕谕”，明确提出将以1890年为期，召集议员，开设国会，公布宪法，并同时威胁说，今后如再有煽动民众要求立即实行宪政者就要严惩不贷。从此以后，自由民权运动日益趋向衰落，它对明治宪法的影响至此也告一段落。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自由民权运动最终只是一场“早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但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它对明治宪法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民权运动与处在“主流地位”的政府立宪意图之间实际上结成了“相反相成的作用关系”，民权运动的发展迫使政府加快了将立宪设想变成现实的步伐，大规模群众运动也使明治政府不敢忽视普通民众的政治要求，给国民以极有限度的基本人权。
三、权威政治传统与神化天皇明治宪法体制的形成及其选择普鲁士宪法为蓝本，还与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紧密相关。细观明治初期的政权建设，我们就会发现，短短10年间，行政权与立法权的权限几经演化，最终立法权“作为分权制衡的独立权力系统，虽然在政府的誓约中笼统地提出过，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存在过……而它作为非权力性的咨询机构，虽几经改革，但是始终存在”。无论立法机构的设置及其权限的变化还是议员的产生方式，都体现了立法权在中央政治体制中地位的不断下降；而行政权则“通过权力的层层集中和拓展，使一级行政机构作为行政权的最高代表，逐渐在明治维新政府的整个权力系统中，占据了中心和权威的地位”。而新政府之所以要压抑立法权，突出行政权，建立一套以行政权为中心的政府运作体制，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的政治传统。
权威政治在日本向来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而且显然这一传统并未随着明治维新的发生而改变，相反，在政权更迭之际，利用传统的力量、继续把行政权作为政治权力的核心无疑是一条既安全又有效的捷径。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这种传统不仅没有淡化，反而加强了。简单把这种传统归结为“日本人不喜欢参与政治，宁愿让大人物去统治”，似乎还不够；而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日本学名著《菊花与刀》中曾辟专章论述的日本人“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民族心理，可能才是更为合理的解释，她指出“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建立在人与其同伙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持的整个观念之上……”这种“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和对秩序、等级制的依赖，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对权威的崇奉。这种状况在日本近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始终存在，甚至在1947年日本建立现代民主国家后，仍未有改观。这种政治传统的形成除因东方文化的某些共性（如缺乏权利意识的义务本位）外，还与日本民族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神祗崇拜密切相关。“在日本古代社会，这种极其普遍的神祗信仰不仅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基础，甚至就是政治活动本身”。到了明治维新时代，天皇就是现成的最高的神和最高权威的化身，维新派人士通过神化天皇，使权威政治传统得以延续并进一步发展。
Ⅷ 近代西方宪政运动兴起与发展的意义
如下：
从理论建构到到现实中的制度——西方民主思想的发展和演变的意义：
一、方政治民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1．政治民主涵义的演变
先从西方政治民主的起源来看：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文，由demos和kratos两个短语组成。前者是指贵族统治或精英统治。后者既指在一个特定的城邦或城市国家中生活的全体公民，也被用来指普通百姓、下层民众、下层社会、"暴民"。公元前15世纪中叶，当希腊人将demos和kratos结合起来，首次使用民主这个概念来表述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的时候，他所概括的是当时一雅典为代表的古代希腊城邦所实行的直接民主政治实践，即"人民的统治"或者"由人民直接的或通过分区选出的代表来治理、统治"1在这种直接民主制度中，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对战和、条约、财政、立法、各种公共事物都有最后裁定权"2但是，当时的民主是把外来移民、妇女和奴隶排除在外的。
古希腊人创造了民主这个词汇。但是，希腊人关于民主的假定和实践与当代的民主截然不同。众多的希腊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于希腊民主都持否定态度，将奇描述为一个由无知的人治理的政府，或是由穷人治理的政府。随后民主的理念沉寂了2000多年。
再看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平均派"曾经在很短的时间内举起民主的旗帜，但是他们只是一个对基本政治制度没有什么影响的小团体。在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对"民主"普遍持否定态度。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假定民主是公民的直接统治，认为：美国的宪法之父们希望创造的是一个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上的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民主制度"在英国，1688年以后确立的现代政治制度也被描述为一个代议制政府。可见，在那个时期，共和国和代议制政府是革命的理想和政治制度创新的基本模式，但是民主的概念尚未被赋予新的内涵。
19世纪西方社会革命时期，民主概念逐渐具有了它的现代意义，成为反映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治的一个基本概念。在英国，经过1832 年和1867年以后两次选举制度改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别获得了选举权，到1867 年以后选举参政权逐渐扩大到了大多数男性公民中间，这与1688年光荣革命后议会代表的选举权由少数人把持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在法国，1848年革命后迅速实现了成年男子的选举参政权。在美国，这种情况在1820-1830年随着参政权在各州的扩大而逐渐实现。只有到这个时期，民主概念才被赋予新的涵义，用来描述现代大规模的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政府制度，这个新的代议制政府，是由绝大多数男性公民通过自由的竞争性选举而产生的。
而发展到现代，对民主的涵义的理解颇有争议。其中，规范民主理论和竞争民主理论之间的争论最有影响。传统的民主理论主要是从政府权威的来源和政府的目的出发来界定民主。熊比特从程序的视角，将民主看成一种"方法"，提出了一个新的民主定义："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们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3李普赛也认为："一个复杂社会中的民主......也可以定义为一种社会机制，该机制允许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在政治职位竞争中做出选择，以影响重大决策"4后来，达尔也试图以竞争和参与程度为主要衡量标准，构件一种现实存在的民主，以取代传统的理想主义的民主。在1971年出版的《多头政体》中，大而用多头政体取代传统的民主概念。根据这个民主定义，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只要他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是通过人民普遍参与与投票的周期性的自由选举产生的，他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选举成为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唯一的重要的标准。1970年以来，达尔的定义成为西方最流行的民主主义。5
2． 西方政治民主思想侧重点的演变
在西方早期和德国启蒙思想时期，民主思想主要侧重于一种自由、平等的理想的社会原则。这是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和生长分不开的。人文主义运动时期的学者强调意志自由和人类平等。宗教改革家们强调信仰自由和教会民主，从而反抗教会在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压迫。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上，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坚决反对君主政体，他认为，主权应该归于多数人，并于1541年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体，以次来为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提供楷模。6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将反对封建专制与，颂扬自由、民主、平等相结合。曾提出"理性和自由永远是我们的口号！"7"一切归根结底都要围绕着一个人转，这个人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于一身，由于承认和尊崇这个人，人权便没有保证"8
在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民主思想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政治革命的纲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以利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更大发展，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对自由民主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荷兰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斯宾诺莎把能否容纳思想言论自由，作为衡量一个政府好坏的标准，一再指出："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9反映出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争取自由的坚强意志和革命勇气，为16世纪下半叶作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序幕的的尼德兰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还有我们所熟悉的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的"天赋人权"学说，法国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卢梭对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的论述，都是适应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这一革命需求的。后来的历史证明，英、法、美各国的革命实践也是以上述思想为指导的。（由于这段历史为人熟知，就不再赘述）另外，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主义者罗伯斯屁尔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在法国革命实践中，提出了比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更为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从革命实践出发提出了建立革命法制的主张，从而把民主与法制、民主与专政有机的结合起来。
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在西方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政权时期，民主思想的重心开始转向对治国方略的探究上。这时，革命时期用来反封建反神学的口号如自由、平等、人权等，已经逐渐载入各国宪法。于是，摆在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家面前的首要任务，是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方式来保卫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来建设治理国家，发展资本主义。面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各国的思想家意见不一。
在政体问题上，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的宣传家托马斯·潘恩和美国第一届总统华盛顿反对英国似的君主立宪制，主张完全依据主权在民的原则建立共和政体。本扎曼·孔斯坦则强调加强君权与资产阶级权力并重。
在国家权力的划分上，美国的托马斯·杰弗逊和华盛顿主张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法国的孔斯坦则主张君权、行政权、经常代表权、公共意见权、（立法权）和审判权（司法权）五权分立。
在民主制的形式上，潘恩、密尔等人推崇代议制政府，而劳伦斯·洛厄尔则强调"平民政治"，有多数人民运用政权。
在推动民主政治方面，杰弗逊、华盛顿，以及20世纪美国著名教育家、政治思想家约翰·杜威强调文化教育在推动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劳伦斯·洛厄尔则强调公共意见的重要性。
总之，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都按照本阶级的愿望要求，依照本国的历史条件、民族传统提出了各种资产阶级建国治国的思想原则、施政纲领，便构成了这一时期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10
20世纪30年代以来，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出现了危机，首先30年代法西斯的上台使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遭到严重的破坏和践踏。再有，二战结束后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少数人的民主形成对比......于是西方当代的民主思想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救治方案和改革措施，成为资产阶级摆脱困境的新论。如在经济危机时期上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展了杰弗逊等人的民主精神，认为民主不仅是实现普选权和让公民德意志得到自由表达，更应该符合时代的要求，适应政治经济的需要。他提出，"应用在世界范围内，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保卫伟大的自由面授专制主义黑暗势力的侵犯和进攻""从国内来看，民主代表着维持和改善个人条件、保卫我们共和国在一个半世纪以来所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自由。"11此外，垄断资产阶级法学家汉斯·凯尔森竭力美化资产阶级民主，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联系最密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往往导致集权主义的论调也是在社会主义民主对资产阶级民主造成压力的情况下提出的。另外如罗素、萨特、马尔库赛等人为了给自己的救助民主的方案提供依据，要么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要么气球与总是机身权政治的魔力，要么在新型的科学中寻找力量和依据。总之，虽然每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救治方案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为了挽救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永葆青春。12
二、现实中的民主：纵横看西方民主制度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共和制、总统制共和制三种最典型的模式。但是，民主不仅在政体中得到体现，在深入到政体内部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也有具体的体现。
政党和政党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创造。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都不同程度的体现着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制度作为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在19世纪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0世纪以后，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改良主义政党等上政治舞台，如英国工党的崛起。这些改良主义政党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他们的党员和支持这主要是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例如，瑞士社会民主党75%党员是通过工会集体入党的工人；美国民主党的选票主要来自与工会和中等收入以下的职员、黑人以及少数民族。这些改良主义政党不讳言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注意对人民群众作一些让步，在政治民主的量的改变上有所作为。二是政党制度的法律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明确地进行政治分工，理顺政党与社会团体、议会、政府的关系，克服政治功能的混乱。这样，政党制度法律化成为历史的必然。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1958年的法国宪法、1967年的联邦德国的《政党法》中，都宣布了自由组织政党是公民的权利，确认了政党有"表达人民意志"的作用，规定了政党应该遵守民主原则，从法律上保证了政党的民主性。
资本主义选举制度是"主权在民"原则的体现。如果从动态的角度考察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就可以看出他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最主要的是关于选民的范围问题。在英国，从1640-1832年，不要说普通工人农民，就是一般工业资产阶级通常也没有选举权；1832年后，选举权扩大到土地所有者和中产阶级；1867年的选举制度改革实效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上层获得了选举权；1884年的第三次选举制度改革使城市工人也有了选举权；1918年，英国妇女首次有条件的获得了选举权；1969年选举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依法都享有选举权。在美国，到19世纪30年代，对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大部分被取消；内战后，根据1870年宪法规定，黑人也享有选举权；1920年通过了承认妇女享有选举权的修正案；二战后，美国政府又相继废除了以人头税、"文化测验"等作为限制选举权的条件，从而大幅度的扩大了选举权的行使范围。13
议会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主要标志，议会制度也是经过了长期改革才形成了今天的模式。在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逐步实现了对王权的限制和议会对内阁的控制。从1832年到1867年，议会（平民院）可以比较容易的推翻不为他满意的首相。英国议会成了国家生活的中心，为保守党和自由党轮番控制，交替出面组织政府。在美国，联邦国会的作用在内战之后比内战之前明显加强，虽然不能授权组织政府，但是由于它拥有最高的立法权、控制着整个国家的财政，掌握着弹劾总统的权利，因此也能较为有效的对政府进行监督和限制。
在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适应新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资产阶级对议会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内阁组织和议事规则方面，通过改革，是议会的机构逐渐增多，完备。在立法方面，一是行政机构提出的法案越来越多，二是"委托立法"的盛行即议会只制定法律的一般原则而授权行政机构制定决议、命令、细则等，或是议会将某一立法权限委托给行政机关代行，三是公民倡议和公民复决的发展，即公民直接参加立法工作，是对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
小结：
文章写到这里，以基本上按照实现拟定的思路，从理论到现实将西方民主的发展演变理顺了一遍，但是由于时间和能力有限，也有一些问题在脑海中迟疑未决。如政治民主究竟应该从哪个角度定义最为确切？抑或是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外延很广以至于难以以一家之言定义的概念？再比如，中西民主思想比较起来有和共性和各自的特点？以及如何用西方民主思想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如前一段时间的美以战争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值得笔者继续思考的问题。
Ⅸ 行政法如何保护公民权利
行政法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通过赋予行政机关合法权限并监督其行使，来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各项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实现；
二、是通过赋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为的监督权(如检举权、控告权)，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的参与权(如知情权、要求听证权)，特别是对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提起复议权、诉讼权和要求赔偿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
《国家赔偿法》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9)行政法学立宪运动扩展阅读：
《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四条
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Ⅹ 有没有好写的法学论文题目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 2012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征题表 学院： 行知学院 专业： 法学 题目来源 题目情况 题目性质 序 号 题目名称 生 产/ 题目类 科研/教 社 实验室 其 新 改进 老 基础理 应用性 综合性 其 别 研项目 会 建设 它 题目 题 题目 论研究 研究 研究 它 实 际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科研 科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污染问题研究 提单批注及其法律责任 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法律效力探讨 船舶留置权法律问题探讨 论建造中的船舶所有权归属问题 “不知条款”的法律效力探讨 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制度研究 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研究 完善我国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若干问题思 考 建立和完善我国船舶油污立法的若干问题思考 我国海事仲裁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研究 定期租船合同下的提单签发问题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我国海商法下托运人法律制度的研究 保函的法律问题研究 法治原则的实现途径 市场经济条件下宪法功能的再认识 宪政人权之当代演进 宪法司法化研究 宪法适用性研究 宪法修改基本理论研究 试论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完善 试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 我国选举制度改革研究 弱势群体的宪法保护 环境权入宪的理论探讨 网络言论自由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平衡 从网络暴力现象看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新闻自由的界限 言论自由与新闻立法 论公民隐私权的宪法保护 论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 西方宪政思想对中国宪法发展的影响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冲突与重构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我国宪政实践中的权力制约原则 国家元首的立法权 试论在我国选举中引入“竞选”机制 法官独立初探 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 我国选举制度改革研究 立法权的特点 宪法修改基本理论问题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宪法模式选择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因素 单位犯罪问题探讨 浅论我国废除死刑制度的路径选择 论罚金刑易科制度的构建 论我国刑罚执行中社区矫正制度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探讨 论受贿罪客观方面的立法完善 环境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论刑罚轻缓化 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从许霆案看期待可能性理论 论我国洗钱罪的立法检讨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性贿赂入罪之探析 雇佣犯罪基本问题探讨 论死刑的替代性措施 论资格刑的完善 老年人刑事责任问题探讨 教唆犯若干问题探讨 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探析 论激情犯罪 过度维权的刑法研究 隐私权的刑法保护 人身危险性研究 论被害人承诺 论间接正犯 共谋共同正犯研究 论不能犯 不作为犯研究 论违法性认识 刑法解释的方法 共犯人分类研究 责任事故犯罪研究 监督管理过失犯罪研究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论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 刑罚目的研究 论刑法谦抑主义与犯罪圈扩大 盗窃罪的司法认定 我国刑罚结构研究 论受贿罪的对象 恶意取款行为之探析 独身女性生育权法律问题研究 尸体权益的法律问题 网络婚姻的法律思考 “限购令”下的法律问题透析 物业管理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 浅析网上虚拟财产若干问题 浅析不真正连带债务 浅析民法优先权制度 医疗损害纠纷处理的若干法律问题 动物法律地位刍议 安全保障义务法律制度探析 试析旅游合同若干法律问题 用益物权视野下宅基地法律问题探讨 论公众人物人格权的法律问题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行使模式研 究 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研究 完善我国亲属间的侵权责任制度 我国离婚案件中房屋分割的法律问题 买卖合同中风险负担的法律问题研究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律问题研究 法的物质制约性与我国的国情有无必然的联 系？ 对法的强制性与公民的守法自觉性相统一的认 识 通过×××事例谈对法的价值中秩序内容的理 解 通过×××事例谈对法的价值中自由内容的理 解 通过×××事例谈对法的价值中平等内容的理 解 通过×××事例谈对法的价值中人权内容的理 解 通过×××事例谈对法的价值中正义内容的理 解 论法律效力与法律实效的关系 对法律关系主体行为能力的认识 人身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意义 分析法律权利的限度及其合理性 分析法律行为的内在要求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责任法定原则与免责的联系 如何认定司法解释？ 认识“人治”与“法治”对当今社会的意义 中国传统中的××法律思想对当今法治社会的 影响 从“法制”到“法治”对当今社会的意义 如何认识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 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新认识 新闻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冲突与解决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研究 金融危机与证券监管体制改革 库藏股制度研究 中国公司海外上市监管制度研究 论公司控股股东的法律地位及权力制衡 论我国上司公司监事会制度的完善 论股东权利的诉讼保障 上市公司财务欺诈及其法律规制 上司公司管理层收购法律监管研究 股份回购制度研究 论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保护 公司司法强制解散探讨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上市公司收购反垄断制度研究 论税法的公平价值 经济法的经济和谐价值 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与国家主权关系研 究 析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试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 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经济垄断的规制 银行在我国宏观调控中作用研究 经济法在稳定我国房地产价格的作用 运用法律手段防止我国证券市场的大起 大落 论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 城市失地农民的法律保护 网络法及其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地役权制度研究 行政自由裁量权问题研究 《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研究 论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冲突与协调 贿赂案件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司法鉴定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股权质押若干问题研究 离婚公告制度存在漏洞研究 论租赁合同的顺延履行问题 论财产保全担保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论创作自由与名誉、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论文 论股权质押中质押人权益的保护 论格式条款与免责条款的规定冲突及立 法完善 论文 论文 说明： 题目类别”栏填“论文 论文”或“设计 设计”； 2.“题目情况 题目情况”、“题目性质 题目性质”在相应栏内打“√”表示； 说明：1.“题目类别 题目类别 论文 设计 题目情况 题目性质 √ 3.“题目来源 前两项请写选项 后两项打“√”表示。 题目来源”前 选项，后 题目来源 选项 √
2011 湖北省电大提供法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参考 2011 年湖北省电大提供法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参考 以下有些为选题方向，不能作为确定的论文题目，例如，如果选题方向是《论 反垄断法》 ，那么你切不可就真的把论文题目拟成《论反垄断法》 ，你应该拟成《论 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要是拟成 ， 《论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从国家 质检总局成被告说起》那样就更好一些。有些则可以直接用作论文的题目，如试论 非法人组织的法律地位。所以毕业生在具体选择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对待。对学 生自拟毕业论文题目的，只要符合法学专业的要求是可以的，但我们鼓励选题应当 在法学专业范围之内，并符合法学专业的特点，提倡选择应用性较强的课题，结合 当前社会实践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 一,宪法,行政法学类 宪法: 1.论宪法的社会调整功能 2.西方宪法分类学说述评 3.论宪法监督制度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4.论宪法作用的局限性 5.旧中国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 6.美国,英国宪法特点比较研究 7.54 宪法研究 8.论 1982 宪法的修改历程及其功能,论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完善 9.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地位 10.论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力划分 11.论中国公民基本权利的现实性 12.中西权利观念比较研究 13.论选民与代表的权利义务关系 14.论人权概念的历史演变 15.论公民概念的变迁 16.法对妇女权利的保障 17.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18.论表达自由的宪政意义 19.中国宪政体制下的司法独立 20.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保障制度 21.从立法法规定看中国宪法的权威性 22.论宪法意识 23.代表机关代表资格限制比较 25.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宪法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 26.论宪法司法化 27.论宪法至上与依法治国 28.论宪法司法化的出现及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29.论宪法惯例 30.论宪法解释 31.论宪法变迁 32.论宪法的修改 33.人民主权原则探析 34.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机制比较研究 35.论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制 36.论我国宪法规范的特点 37.论国体与政体的关系 38.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39.单一制,联邦制比较研究 40.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平等权保障研究 41.新形势下公民选举权保障研究 42.农地征用补偿与公共利益 43.基层政权建设的宪法保障 44.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权利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45.村民自治中的宪法问题研究 46.当代中国宪政语境下的司法独立 47.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48.论迁徙自由 49.论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的法律规制 50.论直接选举 51.论我国地方制度的特点 52.论我国紧急状态立法 53.结社自由的宪政意义 54.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的宪政意义 55.试论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完善 56.论我国城镇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 57.论我国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机制 58.论我国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 59.三权分立制下的立法与司法关系模式研究 60.集权制下的立法与司法关系模式研究 61.公民政治参与的效果问题研究(公民与国家的互动模式研究) 行政法: 1.中国违宪审查制度探析 2.宪法解释问题研究 3.论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 4.论宪法的经济功能 5.选举制度改革探析 6.论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7.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逻辑分析和道德解读 8.行政立法中的听政制度分析 9.行政补偿的宪政基础 10.行政程序的功能解析 11.行政不成文法法源探微 12.调节在行政诉讼中的生存可能与制度建构 13.对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的质疑 14.论行政强制权的设定 15.论行政许可的性质 16.论授益行政行为的撤消 17.论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 18.论比例原则及其适用 19.论受教育权的行政法保护 20.浅论行政知情权 21.论行政公开原则的法律实现 22.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二,法理,法史类 法理: 1.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浅论 2.试论和谐社会下社会边缘人群的权利保障 3.法律与情理关系的辩证思考 4.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观察与思考 5.法治是造就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保障 6.浅谈传媒与法制的关系 7.论公权与私权的平衡 8.论农村法制文化建设 9."礼与法"的思考 10.见义勇为中经济补偿问题研究 11.论法律漏洞 12.垃圾短信的违法性分析 13.浅议被拆迁人权益保护问题 14.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司法保障研究 15.从许霆案看中国的法治 16.浅议自由视野中法律的品质 17.也谈我国当前法学教育的困境 18.试论"潜规则" 19.论法,理,情的关系 20.法学专业本科生就业问题探析 21.论网络环境对传统权利理论的影响 22.法律职业现状与法学教育略论 23.论宪法中的权利与权力结构体系 24.试论我国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 25.宪法诉讼制度初探 26.论违宪审查制度 27.地方人大制度运转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28.论检察职能与检察改革 29.选举制度与政治文明 30.新闻自由的法治价值 31.判例与中国法制建设 中国法制史: 1.论清末预备立宪 2.浅论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的近代化 3.试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4.论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 5.试论唐律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6.中国古代官僚特权制度研究 7.中国古代惩治腐败的制度研究 8.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9.略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与中国当代检察制度之异同 10.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法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的历史地位 11.试论宋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创新 12.试论元朝法律对唐宋法律的反动 13.论清朝法律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抑制 14.论北洋政府时期法制中的封建性 15.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16.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及其社会影响 17.从《水浒传》看宋朝的刑法制度 18.清末修律初探 19.试论宋朝民商法的发展与意义 20.秦朝法律制度的历史意义探析 21.论马锡五审判方式 22.论汉朝的春秋决狱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影响 23.试论大陆法系对清末和民国法制的影响 24.试论中国古代工商经济法制的主要特征 25.宋明两代土地所有权制度初探 26.试论《开皇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历史地位 27.唐代治吏的法制建设 28.试论汉朝的刑法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29.试比较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近代公务员制度之异同 30.试比较新民主主义法制与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的主要区别 外国法制史: 1.罗马法人格制度探析 2.论罗马法上的合同形式 3.浅析英美合同法中的对价理论 4.论教会法对现代婚姻制度的影响 5.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之比较研究 6.论神明裁判 7.浅议定书德国民法典对中国民法的影响 三,民商法,经济法类民法学: 1.论民法上的正当防卫 2.试论非法人组织的法律地位 3.论赃物的善意取得及其法理分析 4.试论楼顶空间的权属争议及解决规则 5.浅析根本违约构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 6.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法学思考 7.关于医疗行为举证责任问题的法律思考 8.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现状与法理分析 9.论私力救济及其行使 10.雇主民事责任浅析 11.发送黄色短信行为的性质及责任 12.试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完善 13.关于航班延误的法律分析 14.论在校大学生的结婚权 15.试论保险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 16.试析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 17.著作权法传统边缘的创新:数据库特别保护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18.论"最低消费"条款的法律效力 19.试析合同制度中的情事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的适用 20.试论有限合伙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必要 21.电信服务合同规制的若干法律问题 22.小额诉讼程序设立的基本构想 23.浅谈利用未成年人行乞的性质及法律责任 24.商品房预售交易之法律性质探讨 25.试论非婚性行为损害的赔偿问题 26.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若干问题的探讨 26.论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挂名车主民事责任 27.论出租汽车的拒载权 28.论公交公司的安全注意义务 29.论学校的安全注意义务 30.论宾馆的安全注意义务 31.试析违约责任中可预见原则 32.试析我国入世后软件保护的"合理水准" 33.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之冲突与协调 34.论共同危险行为 35.股权质押若干问题研究 36.产品责任有关问题之比较 37.举证责任倒置对医患关系的影响与对策 38.浅谈雇主责任 39.合同监督人探析 40.试论破裂主义离婚制度的完善 41.论离婚诉讼中的经济帮助制度 42.浅谈离婚诉讼中探望权有关问题 43.论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与交易安全保障的关系 44.论遗嘱自由及其限制 45.配偶权研究 46.离婚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47.对缺席判决离婚问题的研究 48.精神病人在离婚案件中的诉讼地位问题研究 49.论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50.论跨国婚姻的法律规则 51.人口老龄化的立法思考 52.论家庭暴力中的"冷暴力" 53.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婚姻家庭制度 54.生育权的法律定位 55.论夫妻间的忠实义务 56.同居关系问题研究 57.同性"婚姻"研究 58.论变性手术的条件及其对婚姻关系的影响 59.与婚姻关系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的介定 60.论违反结婚形式要件的法律后果 61.论离婚损害赔偿 62.论夫妻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冲突的法律协调 63.论夫妻的法定代理权 64.女权主义与婚姻家庭立法 65.保护军婚与诉权冲突的问题 66.婚姻关系的法律定性研究 67.再婚问题研究 68.婚姻仪式的价值研究 69.夫妻间的相互债权债务关系问题研究 70.违约金,赔偿金的比较研究 71.论民法中的推定制度 72."假唱"行为的法律性质及责任 73.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法律性质及责任 74."****事件"的法社会学思考 75.论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76.婚姻家庭法的弱者保护功能 77.婚约法律问题探讨 78.论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79.父母离婚后的亲子关系研究 80.亲权制度研究 81.对"80 后"离婚案件的分析与思考 82.人工生殖法律问题研究 83.协议离婚探析 84.论离婚扶养制度 85.浅析我国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86.论婚内侵权损害赔偿 87.婚姻家庭法中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88.老人权益保障研究 89.试论大学生就业的法律保护 90.论当代夫妻财产制发展的趋势及原因 91.完善婚姻家庭法的法律责任制度 92.论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完善 93.第三者法律责任探究 94.论遗产种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95.胎儿法律地位研究 96.关于遗产税的法律思考 97.论知识产权的继承 知识产权法: 1.试论知识产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 2.论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 3.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 4.著作权,专利权,商标的客体之比较分析 5.网络环境下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6.民间文学艺术与知识产权保护 7.论中药的知识产权保护 8.广告用语的法律保护 9.论信息网络传播权 10.私权保护的削弱还是加强 ――网络版权保护思考 11.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 12.会展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研究 13.网络服务商著作权责任研究 14.论专利制度的作用 15.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16.论地理标记的法律保护 17.论域名的法律保护 18.域名抢注的法律对策 19.论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 20.论证明商标与地理标志的区别与联系 21.论人才流动中的商业秘密保护 22.论知识产权犯罪及其刑罚 23.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24.服务商标法律制度研究 25.论商标与著作权的冲突 债权法: 1.浅议第三人侵害债权 2.债的保全之优先受偿性研究 3.论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效力 4.债的清偿抵充法律问题研究 5.债权让与制度探析 6.浅析高空抛物行为的侵权责任 7.网络侵权形式及对策研究 8.网络链接侵权问题探析 9.共同危险行为疑难问题探析 10.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11.浅议不当得利的财产返还范围 12.自然债务若干问题探讨 13.请求权竞合法律问题探析 14.浅议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 15.共同侵权法律问题新探 合同法: 1.论电子合同主体的缔约能力 2.浅析合同的附随义务 3.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 4.电子合同订立法律问题探讨 5.论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 6.拆封合同法律问题研究 7.论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 8.浅析为第三人利益合同 9.论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 10.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研究 11.浅析情事变更原则 12.最高额保证合同法律问题探析 13.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之比较研究 14.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物权法: 1.论大陆地区民法中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 2.业主大会中业主投票权问题研究 3.浅谈物业管理中弱者权益保护 4.商品房住宅小区共有部分使用纠纷问题浅析 5.市场经济中充分行使国家所有权 的法律制度设计 6.论动产所有权的移转 7.论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 8.论中国大陆地区拾得遗失物法律制度的完善 9.论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瑕疵担保责任 10.论区分所有建筑物中共有部分的合理使用 11.论物业公司对区分所有建筑物中共有部分的管理 12.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的区分所有权 13.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的社员权 14.论物上请求权 15.居住权制度初探 16.采矿权转让的法律分析 17.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完善 18.浅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 19.论权利质权的客体 20.论整体财产的抵押 21.论最高额质押 22.论权利质押的新发展 23.论优先权担保 24.论转质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1.劳动争议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2.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探讨 3.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障问题探讨 4.现行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完善 5.医疗保险改革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建议 商法: 1.论民商合一立法体制 2.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 3.商法的维护商事交易安全原则 4.财团法人制度研究 5.保险法的诚信原则 6.有限合伙评析 7.商事登记立法研究 8.商号权的法律保护 9.一人公司的法律控制 10.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维护机制 11.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 12.我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义务与责任制度的完善 13.股票评论人的法律责任研究 14.证券信息披露制度研究 15.论股东知情权 16.浅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问题 17.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 18.论保险合同中的"不利解释"原则 19.保险合同如实告知义务辨析 20.论社会中介组织在商法中的地位 21.我国非营利组织信息公开制度研究 22.非营利组织董事的义务研究 23.公益募捐法律规制研究 24.票据抗辩研究 25.票据的无因性 26.我国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 27.自动取款机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28.论共同海损 29.社会变革环境下的社会法 30.社会救助立法问题研究 四,刑法,诉讼法类 刑法: 1.许霆案件引发的刑法学思考 2.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或司法)体现 3.情节犯若干问题研究 4.持有型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5.刑法溯及力问题探讨 6.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 7.普通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8.我国假释制度研究 9.论定罪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10.抢劫罪若干问题研究 11.我国管制刑制度研究 12.我国假释制度研究 13.论非法拘禁罪 14.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问题研究 15.罚金刑制度研究 16.论窝藏包庇罪立法的缺陷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