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各州刑事诉讼法

『壹』 案子分案跟当地还有关系吗

一、刑事案件分案处理概述

近年来，传统型犯罪，如有组织性的毒品犯罪、团伙型抢劫，团伙型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职务犯罪等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以共同犯罪以及关联性犯罪的形态呈现，随之分案处理在刑事案件中屡屡出现。

(一)分案处理的概念

分案处理是指在共同犯罪及关联性犯罪中，由于法律规定或其他特殊的原因，不能与其他同案犯一同处理，而将其分离出来单独处理的情形。实践中并没有对分案处理的概念进行具体的阐释，201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另案处理”从多个方面做出了规定。《意见》中的第二条对另案处理的概念进行了规定，该规定将共同犯罪及关联性犯罪中不能并案审理的案件，通过法律的规定与共同犯罪或关联性犯罪中其他的被告人单独处理。

(二)我国分案处理的现状

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査起诉案件926560件，共计1422857人，其中涉及另案处理案121685件，共计253482人。经检察机关统计，全国公安机关适用另案处理原因中，已作刑事处理83.283人，占32.86%;负案在逃70569人，占27.84%，涉嫌犯罪事实需要进一步査证11352人，占4.48%;移送管辖1971人，占1.57%;身份不明46559人，占18.37%;患严重疾病不宜一并侦查910人，占0.36%;不构成犯罪做其他处理21390人，占8.44%;因其他原因作另案处理15194人，占5.99%。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分案处理的主要原因是同案犯在逃，这在全国司法系统办案中是普遍现象。当前我国对分案处理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对于哪类适用分案处理，成为了一个自由裁量的问题。

(三)分案处理存在的问题

1. 缺乏专门的法律条款和规章制度进行规定

一是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针对共同犯罪及关联性犯罪的诉讼程序少之又少，除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部分的条款中有所设及之外，针对该类的案件处理程序没有专门性规定。

二是没有系统的运行制度。实践中，分案处理的操作都是各个系统按照习惯进行分案，没有建立系统的审查、批准、建档造册、专人专项负责等制度，各个部门的做法都不相同，导致职责不清、任务不明、责任倒查不到位，从而造成分案处理适用混乱。

三是没有有效的监督制度。检察院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由于没有将分案处理的案件纳入到年度考核中，使检察院没有将分案处理案件重视起来，导致分案处理案件处于无人过问、无人监管的状态。

2、缺乏分案处理的有效保障

一项制度的实施离不开人、财、物的保障，分案处理的保障的缺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办案人员怠于对在逃犯的追查。一些办案人员会因案件已侦破，部分犯罪嫌疑人已被判决，便认为案件已经侦破而怠于对分案处理人员的继续追查;一些办案人员对在逃犯罪嫌疑人采取网上追逃的方式后，就对在逃人员不管不问，使得在逃犯在社会上长期存在，不能及时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再次犯罪。

二是分案处理人员信息不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犯罪的形式多样，人口复杂，涉及范围广，激情犯罪、临时犯罪、流窜犯罪等作案现象普遍出现，有些犯罪嫌疑人之间临时组成犯罪合伙，互相之间都不知道真实身份，只知道其绰号或者假姓名，从而导致分案处理人员的信息不全。

三是分案处理的后勤保障不足。近年来随着刑事案件不断增多，适用分案处理的案件越来越多，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支持，但是实际中却经常是案多人少，使得办案人员对分案处理的案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同时有限办案经费也导致办案人员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案件的抓捕过程中。

四是一些办案人员在分案处理中存在以权谋私的现象。有些办案人员为了私利包庇某个或部分犯罪嫌疑人，而以不适用合并处理为由对其进行分案处理，或者通过网上追逃的方式，就中止案件的办理。

3. 自由裁量的权力较大

分案处理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对犯罪分子的定罪量刑。首先，不同的法官由于自身的素质不同，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存在不同，当案件被分案处理后，就会导致同一个案件的当事人会依据相同的犯罪事实做出不同的判决。例如利用欺骗手段窃取存折并骗取密码的行为，一些法官认为构成诈骗，另一些法官认为构成盗窃，分案处理以后，就有可能对共同犯罪中出现不同的罪名及量刑。其次，不当的分案处理后，有可能造成司法权力的不当适用。

(四)分案处理的适用情形

目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对分案处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各地对分案处理的适用的范围标准不一，随意性较大，有必要对此进行明确。《意见》中第三条对另案处理的范围作出了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 依管辖权不同而分案

根据法律的规定，对于因管辖权不同而进行分案处理的有地域管辖和专门管辖两种，一是地域管辖。刑事诉讼被告人在不同地区犯罪，不同地区都具有管辖权的，以最初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审理，若在其他法院审理更能达到法律效果，就可以进行分案处理;二是具有适用专门管辖权的情形，例如军人与非军人犯罪，分别由军事法院和基层法院进行管辖，除非涉及国家军事秘密。

实践中，如果侦查机关在立案时就将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的案件分开，依据各自的管辖不同而分别由下级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作为下级人民法院在对此类案件进行审查时，要及时与上级法院沟通，并将此类案件移送给上级法院审判。同时，在具有关联性犯罪的案件中，若一人或一罪归上级法院管辖，那么整个案件都应由上级法院管辖。

2.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规定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但是却没有明确提出未成年人分案处理的法律规定。只有一些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对未成年人的分案处理进行了规定，如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中对分案审判有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464条对未成年人的审判组织和量刑要求进行了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23条对未成年人分案起诉做出了规定。

3. 同案犯在逃的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如何处理有同案犯在逃的共同犯罪案件的通知》对共同犯罪中在逃同案犯进行了规定，该通知主要是对那些无法及时到案的同案犯，而办案机关为了提高办案效率所提供的法律依据。日本学者田口守一认为，“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长期持续处于被侦查的状态或者被审判的地位，一般来说对他们是很不利的，故迅速裁判为刑事程序之整体目的要求。”所以，对于同案犯在逃，诉讼迟延的后果仅应由在逃的同案犯承担，该诉讼迟延的后果不应由已归案者承担。

4. 涉及其他原因，不宜与同案犯并案处理的

并不是所有人犯罪都会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及时得到审判，那就只能采用分案处理的方式对这类人进行处理。例如，在关联性犯罪中部分嫌疑人犯罪证据难以确定，而需要继续侦查，就只能将这部分人与同案犯分案处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式，不宜与同案犯罪嫌疑人一并提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而从案件中分离出来单独或者与其他案件并案处理;共同犯罪中部分嫌疑人因涉嫌其他犯罪，需要立案侦查;同案犯因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怀孕、哺乳期以致无法参加诉讼。

5. 涉黑的犯罪

目前，涉黑犯罪在我国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在涉黑案件中，被告人往往人数众多，且这类案件大多作案时间跨度长、涉嫌罪名多。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承办法官不得不反复阅卷，了解案情，等到庭审的时候，又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举证、质证等环节上，如果仅仅由一组审判人员进行合并审理，案件的审理时间就会延长，从而导致羁押率上升，办案效率下降，司法公信力受到公众质疑，也会侵害了部分被告人希望及时得到审判的权利。

6 .“家庭型”犯罪

在家族犯罪中，同一案件的不同被告人因具有亲属关系，很容易情绪激动，给庭审现场造成压力和不可控因素。在审理“家庭型”职务犯罪的案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犯罪，大多数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提高办案效率，依法查清案件事实，可以被分案审理。

二、各国及地区分案处理制度的比较

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分案处理的立法规定，都是以实体上是否有关联性来作为标准。而对关联性的具体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的标准，但是总体上都是为了实现公平，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一)英美法系国家

1. 美国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8条对合并起诉的规定：若数个犯罪行为的性质属于相同或相似的性质，相同的行为或协议，或者是两个以上的协议构成一个共同犯罪的部分，陪审团或检察官就可以合并起诉，并在同一份起诉书中对各自的犯罪进行逐一的指控;对于数个被告人，基于同一行为或协议，或者基于数个共同行为产生的数个罪名，这样的被告人就可以对他们进行一项或多项指控，无须对每一宗罪行的所有被告都进行指控。

同时，该规则第14条对分案审理进行了规定:如果一个大陪审团或者检察官将数个被告人或者数个犯罪合并审理进行指控而可能给当事人或者政府产生不公平的影响，法院可以将其中的单个犯罪或单个被告人进行分别审理，或者根据被告人的申请为其提供其他的司法救济。由此可见，在美国的联邦法院及各州法院的刑事案件中，分案处理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2. 英国

《英国1971起诉书规则》第9条对合并审理进行了规定：若是基于同一行为或者同一性质的犯罪或类似的犯罪，可以合并审理。与美国相比，英国在合并审理上并没有那么严格，但是也通过判例对该条进行了说明：一是基于相同的犯罪实施或者相似性质的犯罪或构成犯罪中的一个部分，那么所有的犯罪指控都可以合并在一个起诉书中，二是本条既包括单个被告人，也包括了数个被告人。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及单个被告人犯数项罪名或者数个被告人相同或类似性质的犯罪，法院都可以合并审理，并从立法上对被告人申请分案处理的权利进行了确认，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法院，不过法院还是会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后再做出决定。

(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

1. 德国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条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关联性进行了规定：单独被告人被指控数项犯罪或者被指控为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包庇犯、隐藏犯等，就会被认为是之间互有关联性。该法典第2条对于还对于分案处理所涉及的管辖权问题进行了规定：刑事案件被分案处理后，分属不同级别的法院管辖时，应该由级别更高的法院进行审理，上级法院在受理这类案件后，可以依职权对其进行分别审理。由此可知，同一级法院审理具有关联性犯罪的不同案件可以进行分案审理，同时也可以依职权对已经进行分案处理的案件进行合并审理。与英美法国家相比，德国的关联性犯罪规定更具有操作性，更能实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2. 日本

《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九条对关联性犯罪的情形进行列举式规定：一是单个被告人犯数项犯罪或者数个被告人共同犯一罪或数罪;二是犯藏匿罪、伪证罪、掩饰隐瞒所得罪等事后犯罪，都被认为是具有关联性。对于这几种关联性犯罪，日本也通过法律管辖权的方式来进行规定。该法第6条对关联性犯罪的合并审理的管辖权做出了规定：数个存在关联性犯罪的案件，分属不同的法院管辖，只要一个法院具有管辖权的就可以合并管辖审理其他法院的案件，但是属于特别法院管辖的案件除外。

对于关联性犯罪的案件是否需要合并审理，该法第313条在辩论环节进行了相关规定：审判进入辩论环节时，是否进行分开或合并、再开，由检察院或当事人申请，再由法院决定，或者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由法院依职权进行决定。因此，日本不仅有裁定分案审判的规定，而且有必要分案的规定，在出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而有必要时，法官有分案审理的义务。同时，在《日本刑事诉讼规则》第210条对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进行了规定，当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出现相对的情况时，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依据检察院或当事人的申请，裁定进行分别辩论。

3. 我国台湾地区

台湾刑事诉讼法第7条对于“关联性”进行了规定：有以下情况的，都认为是具有关联性：第一，一人犯数罪;第二，数个被告人共同犯一罪或数罪;第三，数个被告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分别犯罪;第四，构成藏匿罪、销毁证据罪、伪证罪、赃物罪。同时，该法第6条对于刑事案件的合并审理做出了规定:数个存在管辖权的同级法院审理关联性案件，合并由一个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该法第287条之一规定，当同一案件的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出现相反的情况时，法院可依职权或当事人及检察院的申请，裁定被告人在质证或者辩论环节分开进行。该分离诉讼与合并诉讼的规定与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上规定大体上一致，赋予了当事人申请分案审理的权利，这不仅体现了司法公正，也提高了当事人的辩护权，同时也将都具有管辖权的法院的案件归属于一个法院审理。

(三)域外分案处理制度对我国分案处理的启示

通过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合并审理和分案审理的法律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在分案审理上都有比较完善的立法，同时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首先，都是通过立法来对合并审理的案件进行规定。各国及地区都通过刑事诉讼法对合并审理的案件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增强了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同时也明确了这类案件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合并审理。

其次，严格限制分案审理的适用。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对合并审理案件的规定，但如果当事人的利益出现相反的情况或者具有重大影响时，就可以进行分案审理。针对“利益相反”或“重大影响”的情形，各国及地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我国在立法上可以对此加以规定。

最后，控辩双方可对合并的案件提出分案处理的申请。当双方利益出现相反或者重大影响时，控辩双方都可以依申请对合并审理的案件进行分案审理，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做出决定。我国可以借鉴以上的立法的规定，来完善我国刑事分案制度的建立。

三、我国分案处理机制的完善

我国在构建刑事分案处理机制时，可以借鉴域外在立法上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审判实践，制定出符合我国司法体制的分案处理的制度。

(一) 刑事案件分案处理的适用原则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建立，都必须有明确的立法价值取向，都是各种利益平衡、各种综合考虑的结果。分案处理机制的立法价值取向，就是“诉讼经济、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这三者之间的平衡。针对分案处理，虽然我国没有明确的立法制度，但是在长久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共同犯罪的并案、分案处理，已经形成了“以合并处理为主、以分案处理为辅”的适用原则，该原则既是司法系统在实务中积累的经验，也是权衡诉讼经济、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三者后的理性选择。

(二)提供分案处理的法律依据

分案处理的案件针对的是共同犯罪及关联性犯罪，我国如何从立法上对其进行界定，就必须厘清什么是关联性犯罪，但是从各国法律及我国台湾地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和判例中均没有找到关联性的具体定义，大多数是通过列举的方式进行描述的。

因此，我国在对关联性犯罪进行立法规定时，可以通过列举式的方式进行设定，具体可规定为：具有下列行为的案件，法院可以进行合并审理：第一，一人犯数罪;第二，数人共犯一罪或数罪;第三，数人的犯罪事实存在相对性;第四，犯包庇、窝藏、伪证、销赃罪等。但合并审理可能会损害被告人的权利或者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法院可依法进行分案处理。通过该条的规定，可以有效地防止司法机关滥用分案处理制度进行不当分案或者不法分案，同时，也能给分案处理提供法律支持，更能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维护司法公正。

(三)分案处理的程序

1. 分案处理启动的主体

实践中，刑事案件的分案处理的启动主体一般是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忽略了法院的启动和作为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当一个案件从立案到起诉再到审判的整个过程中，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在分案处理上具有预先审查的决定权，而法院只能被动地接受已经分案处理的案件。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法院也应该是分案处理的启动主体，当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对于该案是否适用分案处理，如果研究认为不适用合并审理，法院就应当依职权进行分案处理。

再者，作为案件当事人是程序启动的利益相关方，构建分案处理制度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个人意愿，赋予各当事人启动程序的请求权，实现程序的良性互动。案件当事人包含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案件当事人由于合并或者分案处理影响了自身的权利，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并附上申请理由，司法机关经过审查后，认为确有必要进行合并或者分案的，可以进行合并或者分案处理。

2. 分案处理的审级

在共同犯罪及关联性犯罪中，有些案件因为分案处理，分属不同级别的法院管辖，例如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如果上级法院的案件没有审理终结，下级法院就只能中止本院案件，直到上级法院案件审理终结后，才能审理案件。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对案件级别管辖作出了规定，该规定对共同犯罪及关联性犯罪中一人或一罪归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笔者认为这条规定是必要规定，只要涉及到共同犯罪或者关联性犯罪都应当由上级法院管辖，而不能因审级不同，就规避了这条规定的适用性。

3. 分案处理的救济

结合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做法，我国在立法上除了规定分案处理及合并审理适用的情形外，还应当将司法救济纳入到分案审理中。

首先，针对司法机关的不当合并或分案审理，法院有最终的决定权。在司法体系中法院是司法结果的裁判主体，而分案处理机制对裁判结果有着巨大的影响，也只有赋予人民法院审查和最终决定的权利，才能保证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法院在审查当事人提出异议的过程中，应当包括程序审查和实体审查两个方面。程序上审查分案决定的启动程序和告知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实体上审查是否有分案必要，并案可能给案件当事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根据人民法院的审查结果，应当有区分地处理异议行为，若是在实体上对案件的事实有不利影响，或可能给当事人的权利带来伤害，就应当不适用分案处理，而进行合并处理;若是在启动程序上出现不当，就要求启动机关进行限期改正。对于异议是否成立，法院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当事人，同时附上法院处理的理由。

其次，因分案处理的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若当事人认为有违分案处理的规定，就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上级法院在进行审查时，发现确实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必须启动再审程序。

4. 分案处理的监督

分案处理从立案、侦查到审判贯穿到整个刑事活动过程中，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要让分案处理真正取得实效，就要让分案处理接受监督，让其在阳光下运行。具体办法是：

一是建立分案处理案件承办人负责制度。

实践中，常常出现“另案不理”现象，因此，应建立分案处理案件承办人终身负责制度，确定分案处理案件的承办人，案件的承办人就是案件的负责人，实行案随人走，不遗案，不怠案，即使出现调离、退休的情况，也要做到人走案清。通过建立承办人负责制度，更能提高办案人员的责任感，确保每一个分案处理案件都能有具体的承办人。

二是定期开展专项分案处理清理工作。

分案处理的案件在实践中是大量存在且难以短时间完成的，所以要开展定期的清理工作，使分案处理的案件彻底结清。具体程序是，基层公安机关对本单位各部门侦办的分案处理案件以每月或每季度进行清理并通报，市级公安机关对所属各县级公安机关的另案处理案件以每半年度或年度进行清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分案处理案件、长期未结的分案处理案件等案件进行监督，并督促办案部门及时清理。对于未能按照要求进行清理的，要发出整改通知书和整改意见书，并将整改意见进行反馈，必要时，可以对不履行职责的相关人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是将分案处理工作纳入年度考核。

年度考核是国家对在一年中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或部门的工作业绩进行考察和审核，考核结果直接与公务员的职级、级别进行挂钩，所以年度考核对于公务员及部门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分案处理的有效实施，在于对其制度的有效落实，关键点在于要对落实情况进行考察，使分案处理不仅仅是承办人或者部门领导方便办案的方法，对其最好的监督方式就是纳入年终考核中，使部门不能随意分案处理，即使分案处理，也要及时侦办解决，促使承办人必须认真地履行职务。

四是确定分案处理的监督范围。

分案处理的监督检查主要涉及实体和程序上的审查。首先，公安机关作为大部分案件的办案机关，对分案处理的适用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在其内部审批分案处理时，就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是否符合分案审理的范围;二是是否提供了分案审理的相关材料，对于不符合审查规定，办案部门应当及时补正。其次，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对分案处理的案件一并进行审查，重点对办案机关移送案件是否符合分案处理的范围，是否移送相关联案件、有无违法或不当分案的情况进行审查，若发现问题，应当及时向办案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并将最终结果及时反馈给检察院。最后，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着国家的审判权，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时，一并移送分案审理的材料，法院也要对分案处理的案件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规定的案件，可以要求检察院补充侦查。

五是建立分案处理说明制度及相关材料移送。

在提请批捕和起诉中，公安机关对于适用分案处理的案件要说明理由并移送分案处理相关法律依据及说明材料，具体有:一是分案处理案件的当事人系未成年人的，应当提供未成年人的年龄证明、社会调查报告等相关材料;二是同案犯在逃的，应当提供网上追逃的信息;三是同案犯涉嫌其他犯罪需要进一步侦查的，应当提供涉嫌其他犯罪相关的立案、起诉等证明材料;四是移送管辖的，应当提供移送管辖通知书、管辖权决定书等材料。检察院在接收到公安机关移送的相关材料后，应在起诉的时候一并移送给法院。法院也应在审判之前对分案处理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符合分案审理条件的案件，及时审判，对于不符合分案处理的案件，及时反馈给检察院。

六是建立事后跟踪监督制度。

侦查机关享有独立的立案权，对于哪一类的案件需要进行分案处理，都是有其内部规定的，虽然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可以对其不当的分案进行监督，但也只能适用于审查起诉环节，对分案处理后的办理结果一概不知，所以要建立事后跟踪监督制度。这需要公安机关将分案处理的案件办理结果及时向检察机关通报，并形成书面材料，一份附卷，一份存档，一份交检察院备案登记，便于检察院的事后监督和法院的审理。

针对法院对于分案处理的案件进行跟踪追查，建立台账，并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将在审情况及时反馈给公安机关，并督促公安机关对其他未审的涉案人及时侦办。同时，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之间要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对分案处理的人员身份、犯罪事实等情况定期进行通报。对于案件影响重大、敏感性案件要做到随时清查和通报。

七是建立分案处理信息公开制度。

首先，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要分别对分案处理的人员的基本信息进行专项登记，包括其身份信息、犯罪信息、强制措施信息、分案处理的理由等进行详细的登记，对于已经经过处理的分案处理人员要及时进行清理，对于新增的分案处理人员要及时进行更新。其次，对分案处理的情况要向社会定期公布，接受社会的监督，同时也能让其他案件当事人对分案处理的情况有所了解，及时为案件的侦办提供线索。最后，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对于在逃、已判刑的案件，要在判决书中说明分案处理的原因，并对符合裁判文书上网要求的刑事判决书及时在网上进行公布，方便接受社会的监督。

『贰』 中国法院误判死刑和美国法院误判死刑的结果和补偿个是什么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按下列标准赔偿：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

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返还财产。

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因此造成财产损坏或灭失以及其他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或灭失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的，按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2)美国各州刑事诉讼法扩展阅读：

局限性：

死刑造成的最大问题在于完全无法补救司法造成的错误（司法出错的机率虽然不高，但确实存在）。另外死刑的执行也可能销毁重要人证；例如在美国有强暴犯因DNA测试而在21年后平反的例子、澳大利亚也有在处死后18年发现是冤死的例子。

死刑犯在作案时往往有获利或是报复的意图，从客观上讲，这是由于社会因素。所以社会应对死刑犯承担一定的责任。处决死刑犯对于其家属来说仍然是十分痛苦的，尤其对于其未成年的子女造成的伤害尤为巨大。

一方面他们承担失去亲人的痛苦，另一方面还背负社会仇视，甚至在未来工作中也无法正常履职。因此，社会必须保障他们不受歧视、不受侮辱、平等对待。因此判处死刑应极为慎重，一方面须张扬社会正义。

一方面也应尽最大努力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除主观责任占主导的暴力犯罪、毒品犯罪外，能轻判的尽量轻判。

『叁』 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模式的区别和联系

法系是指根据各国法律的特点和历史传统等外部特征进行分类将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的若干国家的法律划为同一法系。在当代一百多个国家中，有两个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法系，即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前者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自20世纪以来，上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互相借鉴、吸收或融合，但由于法律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不同，客观上仍然各自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法律形式上的特点

英美法系发源于英国，自11世纪起，以中世纪英国普通法的概念和原则为基础、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重新解释和改造而成。

英美法系以判例法（Caselaw）为主，英美国家高级法院的判例是重要的法律渊源之一。适用判例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遵照先例”（starede~isis）的原则，下级法院必须遵守上级法院的判例，尤其必须遵守最高法院的判例，因而判例实际上起着法律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美法系国家也加强了议会立法和修订原有立法，如英国《1965年证人出庭法》、《1974年陪审团法》、《1976年保释法》、《1980年治安法院法》、《1985年犯罪起诉法》、《1995年刑事上诉法》等；美国《1975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1983年联邦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规则》、《1984年联邦保释改革法》以及各州的立法，如《纽约州刑事诉讼法典》等，但是上述议会立法或国会立法，多系单行法，不是统一的法典。

大陆法系以罗马法为基础，盛行于欧洲大陆诸国，以后又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陆法系以成文法典为主，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既有总则又有分则，内容比较严谨，形式比较完整。在古罗马，查士丁尼[1]就禁止法官引用判例，当然法官更无权造法（1awmaking）。直到如今，1804年《拿破仑法典》第5条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公认的一个原则，该条规定：“审判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判决。”[2]因此，成文法才是大陆法系法官判决案件的依据，判例仅供参考而已。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分卷首和五卷，共803条，《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分8编，共477条；《日本刑事诉讼法》分7编，共506条和附则；《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分11编，共746条；都自成体系，比较严谨和完整。

二、侦查程序的特点

英美法系的侦查由警察机关负责。现代的警察机关起源于英国，于1829年9月由当时担任内政大臣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伦敦创建，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和侦查刑事犯罪。美国于1845年依照英国的模式在纽约市建立起第一个警察机关。这一模式还对世界上许多国家产生过影响。英国警察机关根据1984年制定的《警察机关与刑事证据法》开展对犯罪的侦查[3].英国警察机关具有较广泛的询问权，警察机关为了了解案情和收集证据，可以询问任何人，而不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但除了成文法有特别规定的（如恐怖主义分子）以外，被询问人可以拒绝回答。自1991年起，警察机关询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用同一部机器同时录制两盘录音带和录像带，不许复制，一盘供诉讼中使用，一盘封存，如果以后在法庭审理时，被告人及其律师对警察机关的录音、录像记录提出异议，就可以由法官主持，当众启封另一盘进行对比，以核实口供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当警察机关认为被询问人确有犯罪嫌疑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即可以不开口说任何话。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沉默权问题上，英国已有所变化，虽然《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仍保留沉默权，但在某些法定的情况下的沉默，法庭或陪审团可以对此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4].此外，为了提高侦查和鉴别犯罪的技术手段，英国向警察机关投资1.07亿英镑，扩大建设含300余万件样品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数据库，计划到2004年用于对所有犯罪进行DNA鉴定。[5]在美国，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是一项宪法性权利，并且通过判例规定警察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其律师必须在场，否则，该证据应当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用。在侦查阶段，英美的警察机关还有权采取搜查、扣押、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等强制措施。同时，英美在侦查阶段对保释的运用比较广泛，即除了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罪、逃犯和曾经违反过保释规定的以外，一般的轻罪嫌疑人均可在提供担保、承诺随传随到和履行必要的手续后予以释放。

大陆法系国家负责侦查的司法警察要受检察官或预审法官的领导或指挥。法国的预审法官是从法官中选出任命的，任期3年。预审法官有两项主要职能，一是领导、指挥侦查，二是有权签发传票、拘票、拘留证或逮捕证[6].德国的检察官领导和指挥警察的侦查，但一般案件仍由警察机关进行侦查，案情基本查清之后，移送给检察官，检察官可以要求警察机关补充调查证据[7].日本法律赋予犯罪侦查权的有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和司法警察职员，三者无明确分工，但检察官对司法警察职员有指示、指挥权[8].意大利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由检察官领导侦查工作并且直接调动司法警察。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或继续危害社会，大陆法系各国均有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但在名称和分类上有所不同。关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拘留20小时以后，被拘留人可以要求会见律师。”[9]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被指控人可以在程序的任何阶段委托辩护人。”[10]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可以独立选任辩护人。”[11]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即48小时之内应讯问嫌疑人，同时应告知他有权委托律师，与律师会见和通讯。”[12]

三、起诉程序的特点

英国在传统上是由警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权限和作用较小。1985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了《犯罪起诉法》，该法规定自1986年1月1日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设立皇家检控署（CrownProsecutionService），[13]强化了检察官在公诉中的作用，即警察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以后，认为应该起诉的案件，必须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官独立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这明显是吸收大陆法系的制度和做法。

美国起诉有两种形式，一是经大陪审团（由16至23人组成）审查后批准的起诉书（indictment），二是检察官提出的告发书（information）。联邦和半数的州规定重罪案件必须由大陪审团决定是否批准起诉。在起诉书或告发书送达法院以后，法院应迅速及时安排传讯。如果被告人作认罪答辩，而且法官确信该答辩系出于自愿，被告人懂得其后果和意义，在一般情况下法院不再开庭，法官可以迳行判决。如果被告人作无罪答辩，法院将安排开庭审理。基于此，审前程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许多案件在审前程序阶段已经解决，只有少部分案件才进入开庭审理程序，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辩诉交易（又称答辩谈判、答辩协议）在美国合法化以后更是如此，即起诉方和被告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或谈判，如果被告方满足起诉方的要求作认罪答辩，检察官则作出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指控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的承诺，即控辩双方达成辩诉交易；法院如果接受该辩诉交易，将在定罪和判刑中体现辩诉交易的内容；法院如果拒绝该辩诉交易，则应将这一事实记录在卷，通知双方当事人，并给被告人以撤回其答辩的机会，而且要告知被告人如果仍然作认罪答辩，案件的最终处理可能比辩诉交易所期待的更为不利于被告人。

检察官制度始于14世纪的法国，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及其制度比较完备。法国的检察官一般派驻于各级法院内，实行检察官一体原则，即同一级检察官系统的检察官相互之间可以调换。法国没有自诉案件，公诉案件均由检察官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但重罪案件必须经过两级预审，即预审法官预审和上诉法院刑事审查庭预审，经刑事审查庭裁定起诉，重罪法庭才能受理。德国的起诉不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而是与侦查共同组成审判前程序。德国的检察机关对应设置在各级法院内。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除了8类轻微的刑事案件为自诉案件以外，都是公诉案件。德国在刑事诉讼中一直实行法制原则（又称起诉法定原则），自20世纪60年代又引入机会原则（又称起诉便宜原则），即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用以撤销案件或者决定不起诉。从80年代以来，提起公诉的案件不到案件总数的20％。日本没有自诉案件，实行国家追诉主义、起诉垄断主义（一律由检察官提起）和起诉便宜主义（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提起公诉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即只能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而不得载人可能使法官对案件产生预断的文书和证物。意大利的检察官派驻于各级法院内，由于检察官领导初期侦查，因此有一个快速的审查程序即初步庭审阶段，由法官主持该程序，检察官、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参加，但证人不参加。初步庭审结束，法官可以决定提起诉讼并发出审判令外，还可以宣告不追诉判决，对后者，任何一方均可提出上诉。决定提起公诉以后，与意大利旧刑事诉讼法典不同的一点是，新法对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作了很大的限制，许多证据由当事人在庭审时当庭提出。起诉以后，检察官可变更或增加指控的内容，但要给予被告方以充分的辩护机会。

四、审判程序的特点

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主义，庭审采用对抗制（adversary sys-tern），即原告、被告双方地位平等，权利相同，控、辩双方就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证据以支持本方的主张，申辩事实并进行辩论，法官负责主持庭审，不主动调查证据；参加庭审的陪审员（juror），负责判断证据，认定事实，庭审结束后，由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提示，指出所控之罪的法律，该案的争议点、各种争议问题的证明责任归哪一方、不同问题所要求的证据的可靠程度等，然后陪审团进行秘密评议和表决；法官不参加评议，原则上要求12名陪审员一致作出有罪或者无罪裁断，实在不能取得一致，也至少要10名陪审员取得一致意见；在陪审团作出有罪裁断之后，法官负责适用法律和判刑。

英国和美国的正式审理程序基本相同，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选定由12人组成陪审团；2.开庭陈述，先由起诉方，后由被告方在审判开始向法庭作陈述，即简述案情，说明准备提出的证人和证据要点；3.起诉方出示证据，证人逐个在法庭上就事实问题作证，同时法庭也可以出示物证、专家证人的证明，还可以让证人当庭鉴别文件、图片或其他物证；4.主询问（美国称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询问本方的证人即主询问（直接询问），由对方询问本方的证人即交叉询问；5.再次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如有必要可以进行第二轮询问；6.被告方提供证据，原则上不要求被告方提供证据，如果被告方希望作证，则同样要接受对方即起诉方的交叉询问；7.法庭辩论（美国称终结辩论），在陈述和提证的基础上，可以对证据加以评论；8.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提示，包括适用于所控之罪的法律、各种争议问题的证明责任归哪一方等；9.陪审团退庭进行秘密评议；10.陪审团返回法庭宣布陪审裁断，如果陪审团宣布为无罪裁断，法官必须接受，被告人如系审前拘留，则应立即释放被告人，审理程序即告结束；如果陪审团宣布为有罪裁断，则以后由法官判刑。英美法系的判决书由法官个人署名作出，多数意见作为判例，判决书中必须写明判决理由，判决所用的推理形式多用归纳法。

大陆法系实行职权主义，庭审采用审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rn）。审判长指挥整个庭审，由他主动询问当事人，主动追查犯罪，收集调查证据，按照审判长规定的次序，证人出庭依次作证，审判长还要向合议庭和诉讼双方出示物证、勘验报告、鉴定结论等。大陆法系的参审员（assessor）“[14]在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与法官有同等权利，即由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共同听审，共同评议，在判断证据、认定事实和判处刑罚上，均由法官和参审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共同决定。

大陆法系国家的庭审程序虽已吸收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和辩论原则，但仍有几点不同。1.强调法官在庭审中的指挥作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09条规定：“审判长有权维持法庭秩序和指导审判。”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38条规定：“审判长负责指挥审判。”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4条规定：“在公审期日的诉讼指挥，由审判长进行。”2.职业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法国的重罪法庭由3名职业法官和9名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德国也是由职业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但参审员的人数各级法院有所不同。日本不实行陪审或参审制度。3.法官可以主动调查证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10条规定：“审判长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凭自己的荣誉和良心，采取自己认为有助于查明真相的任何措施。”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44条规定：“为了调查事实真相，法院应当依职权将证据调查延伸到所有的对于裁判具有意义的事实、证据上。”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8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可以请求调查证据”，同时又规定“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调查证据。”现在，意大利的法庭审理以当事人为主而展开，但法官还有权调查新证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507条规定：“在取证结束后，如果确有必要，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调取新的证据材料。”大陆法系的判决书以法院的名义作出，推理的形式多用演绎法，法典中的有关规定是大前提，具体案由是小前提，最后推导出结论，即从一般法则推演到特殊事例而后获得结论。

当代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扩大和增设简易程序和其他速决程序。英国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97％，美国（包括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占90％，德国占85％以上，日本占94％，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典增设了5种特别程序，为了鼓励被告人选用简易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被告人选择简易程序，则减轻法定刑的的三分之一或者减少罚金的百分之五十。

五、救济程序的特点

由于主客观上的各种原因，法官作出的判决裁定，难免不会出现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各国有必要根据其审级制度，设计出各种救济程序加以补救，通常有上诉程序（包括事实上诉和法律上诉）、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

英美法系的上诉程序，在上诉理由和审查范围上有更多更严格的限制。英美法系国家对于一审案件中被告人自愿作出有罪答辩（认罪答辩）的，一般不能就事实问题提出上诉，而只能就法律问题提出上诉。上诉审法院一般由法官合议，实行书面审，而且是法律审。少数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并且涉及有普遍意义的重大法律问题，才能上诉至最高审级。

大陆法系都有统一的刑事诉讼法典，对上诉程序的规定更为明确和完备，而且上诉制度与法院的审级制度密切相关，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实行两审终审制的，以一次上诉为限；实行三审终审制的，第二审为事实审，第三审为法律审，如法国、德国和日本。

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前者是对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发现事实有错误而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均有再审程序。后者是发现裁判有违背法律的错误而依法纠正的程序，英国的审判监督权由高等法院王座庭行使，总检察长和内政大臣也依法行使某些审判监督权，以纠正审判工作中的违法错误。英国还在伯明翰市还设有独立的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CriminalCasesReviewCommission），负责接受申诉并进行审查，如有新证据，认为可能有错误，则转上诉法院处理，至于如何认定，完全属上诉法院的权限。“[15]美国设有”调卷令“程序，当事人不服终审判决，经过特别申请，由联邦最高法院颁发调卷令，进行重新审查，不过获准者为数不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监督审案件由最高法院管辖，统由检察总长提出，如法国和日本，日本的监督程序称非常上告，即检察总长在判决确定后发现案件的审判违背法令时，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告。

『肆』 美国宪法是什么法系

大陆法系

（一）大陆法系的形成

1．什么是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成文法系、民法法系或罗马—日耳曼法系（因为它的历史渊源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此外还有教会法、商法和城市法）。它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影响深远的法系。它以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为代表，在罗马法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法律成分，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法律体系。在大陆法系内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不尽相同，大体上有两个分支——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拉丁分支和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日耳曼分支。

2．大陆法系的形成以罗马法为基础

（1）在罗马全盛时期，罗马统治者以武力扩大其版图，强行适用罗马法，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也因罗马法的发达和完备而自愿采用罗马法，使罗马法成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2）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后，日耳曼法采取属人主义原则，使罗马法得以保存。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编纂的法典受罗马法影响。公元9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法律的属人主义不再适用，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融合。

（3）12世纪后，罗马法复兴运动兴起，罗马法研究同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成为西欧大陆国家具有权威的补充法律。经过改造和发展的罗马法成了欧洲的普通法，具有共同的特征和法律传统，从而奠定了大陆法系的基础。

（4）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西欧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并巩固以后，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国家之间的交往，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相互间的联系和共同特征获得进一步发展。首先在法国，以资产阶级革命为动力，在古典自然法学和理性主义思潮的指导下，在罗马法的直接影响下，开创了制定有完整体系的成文法的模式。法国法典成为欧洲大陆各国建立自己的法律制度的楷模，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大陆法系的模式的确立。随后在德国，在继承罗马法、研究和吸收法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法典。德国法典成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经济到垄断经济发展的时代的典型代表。

（5）由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适应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并且由于它采用了严格的成文法形式易于传播，所以19世纪、20世纪后，大陆法系越过欧洲，传遍世界。

（二）大陆法系的特点

1．在法律的历史渊源上，大陆法系是在罗马法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大陆法系不仅继承了罗马法成文法典的传统，而且采纳了罗马法的体系、概念和术语。如《法国民法典》以《法学阶梯》为蓝本，《德国民法典》以《学说汇纂》为模式。

2．在法律形式上，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不存在判例法，对重要的部门法制定了法典，并辅之以单行法规，构成较为完整的成文法体系。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鼓吹的自然法思想和理性主义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法典化的原因之一，1791年法国宪法中的“人权宣言”就明确宣布，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只有成文法才能加以确定。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开展大规模的法典化运动。立法与司法的严格区分，要求法典必须完整、清晰、逻辑严密。法典一经颁行，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同类问题的旧法即丧失效力。法典化的成文法体系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3．在法官的作用上，大陆法系要求法官遵从法律明文办理案件，没有立法权。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分工明确，强调制定法的权威，制定法的效力优先于其他法律渊源，而且将全部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两类，法律体系完整，概念明确。法官只能严格执行法律规定，不得擅自创造法律、违背立法精神。

4．大陆法系一般采取法院系统的双轨制，重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区分。大陆法系一般采用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分离的双轨制，法官经考试后由政府任命，严格区分实体法与程序法，一般采用纠问式诉讼方式。

5．在法律推理形式和方法上，采取演绎法。由于司法权受到重大限制，法律只能由代议制的立法机关制定，法官只能运用既定的法律判案，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作用在于从现存的法律规定中找到适用的法律条款，将其与事实相联系，推论出必然的结果。

法国近代法的体系是在拿破仑时期确立的，它不仅为后来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近代西方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国是近代颁布宪法最多的国家，《人权宣言》确立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法制原则。 法国是西方国家中行政法产生最早，也是最发达的国家。 1804年《法国民法典》贯彻

了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 它的出现标志着大陆法系的形成，是继罗马法之后民法发展的里程碑。1810年《法国刑法典》是近代第一部刑法典， 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刑法原则。 法国的诉讼法奠定了大陆法系诉讼制度的基础。 法国法是大陆法系的代表， 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 法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1． 封建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法国封建制时期的法律制度，一般指9世纪上半叶到18 世纪下半叶持续近1000年的法兰西王国时期的全部法律。 其起始时间的标志， 是公元843年法兰克查理曼王国的分裂

至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在法国封建制法形成和发展中， 历经三个阶段， 即

公元9世纪至13世纪以习惯法为主时期、公元13世纪至16 世纪习惯法成文化时期和公元16 世纪至18 世纪王室立法成为主要的法律渊源时期，它为近代法国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2．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建立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 基本摧毁了封建制度。 由于法国革命具有彻底性，有一整套成熟的思想理论做指导， 所以， 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比较系统和完备， 较典型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1799 年拿破仑发动政变上台执政， 在拿破仑统治时期， 为了肯定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成果， 维护私有财产制度， 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消除法律不统一的现象， 拿破仑亲自领导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编纂了一系列法典。 它们是： 1804年《法国民法典》、 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 1807年《商业法典》、 1808年《刑事诉讼法典》 和 1810年《刑法典》。 这五部法典连同法国宪法， 一起构成法国“六法”体系。法国六法的产生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法律体系的形成， 它把近代法国的立法活动推向高峰。需要指出的是， 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制定， 不仅使法国有了第一部民法、 商法， 而且为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提供了民商法分立的立法模式。

英美法系：

一、英美法系的概念

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系，是指以英国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以它的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的体系。普通法是与衡平法、教会法、习惯法和制定法相对应的概念，由于其中的普通法对整个法律制度的影响最大，所以，英美法系又称为普通法系。美国的法律源于英国传统，但从19世纪后期开始独立发展，已经对世界的法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美法系的分布范围主要包括英国（苏格兰除外）、美国（路易丝安那州除外）、加拿大（魁北克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非等国和中国的香港。英国法传统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殖民扩展实现的。

二、英美法系的沿革

（一）英国法的历史沿革

1、普通法的形成

（1）盎格如-撒克逊法：英国从公元5世纪到1066年由盎格如-撒克逊人控制，当时实行的法律多为习惯法，对英国法律的影响很小。

（2）普通法的起源：1066年诺曼公爵征服英国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土地分封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其中御前会议就是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机构。这个机构是由国王亲信、主教和贵族参加的议事机构。主要协助国王处理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事务，后来，处理司法事务的机构逐渐独立出来，到亨利三世时期，御前会议已经建立了三个王室高等法院，分别为财务法院、普通诉讼法院和王座法院，处理直接涉及王室利益的重大案件。由于诺曼人以前没有自己的法律，因此，他们的法律就是通过这些法院的判决形成的，即判例法。这些判决对地方法院的判决具有约束力。随着王室法院管辖范围和影响的扩大。其判例对全国的法律就形成了重大的影响。王室法院的判例法就是适用于英国的普通法。主要是针对各地的习惯法来讲的。在王室法院出现之后的时间里，存在着王室法院和地方法院、教会法院并存的局面。地方法院（包括郡法院和白户法院）主要适用习惯法，教会法院主要适用教会法，主要管辖婚姻、家庭、继承、通奸。三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王室法院通过发布诉讼开始令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所谓诉讼开始令即原告可以请求国王主持正义，然后通过英王的大臣发布令状，令状的内容是要求各郡的郡长负责命令被告满足原告的要求或在王室法院接受审判。

2、衡平法的兴起

导致衡平法兴起的根源是普通法院的令状制和机械的诉讼程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需要，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很多人转而请求枢密院和国会主持正义，这些纠纷由枢密院中负责司法事务的大臣来处理。在1474年，枢密院大臣首次以自己的名誉作出判决。随着案件的不断增加。该机构终于独立出来，成为和王室法院并列的衡平法院。衡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适用和普通法院完全不同的法律规则。由此发展起来的法律成为衡平法。所以，衡平法的兴起主要是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同时，也是英王加强统治的措施，英王欲利用衡平法院制约普通法院。

3、制定法的必要补充

另外，需要专门指出的是，在英国，除了普通法和衡平法之外，制定法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最典型的是爱德华一世时期的《大宪章》和三个《威斯敏斯特条例》。以及亨利8世时期的《地产收益权法》。

4、资产阶级革命和普通法传统的正式形成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英国的法律进行了改革，主要表现为：（1）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冲突、妥协和统一。大革命前夕普通法和衡平法的斗争是国会和君主斗争的表现。随着革命的胜利，普通法和衡平法又相互妥协，协调发展。到1873年和1875年随着两个《司法法》的颁布，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合并，但普通法和衡平法并存的局面一直持续。（2）对教会法院管辖权的限制，1857年，取消了教会法院对世俗案件的管辖权，成立离婚法院和遗嘱检验法院。（3）制定法大量出现。包括公法方面的法律，如《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人身保护法》、《统一诉讼程序法》、《普通法诉讼程序法》、《公司法》、《合伙法》、《票据法》、《货物销售法》、《侵犯人身法》、《盗窃法》等等。制定法的增加标志着议会地位的上升。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制定法都是单行法。

（二）美国法的历史沿革

1、殖民地时期的法律

从1607年到1776年。在殖民地早期，即17世纪，英国法对北美殖民地的影响比较小，当时适用的法律主要是殖民地当地的粗糙的法律。但到了18世纪，英国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通过强制手段推行英国的法律。同时，熟悉英国法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对英国法在北美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美国法传统的形成

1776年，美国独立后，开始有了自己的法律。到19世纪，美国的普通法传统终于确立。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人是英国的移民，语言相通，传统相通。而且英国法在殖民地时期已经对美国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加上法律学说的传播。美国最终接受了普通法的传统。但，美国的法律也表现出不同于英国法的一些特点。如采用了成文宪法，制定法占有更大的比例。路易丝安那州保留了民法传统。简化了诉讼程序，取消了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院的区分。美国独立战争后，其法律日益脱离英国法，成为普通法系中一个独立的分支。

三、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

（一）在法律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上，英美法系运用的是区别技术（distinguishing technique）。这一方法的模式可以归纳为：1、运用归纳方法对前例中的法律事实进行归纳；2、运用归纳方法对待判案例的法律事实进行归纳；3、将两个案例中的法律事实划分为实质性事实和非实质性事实；4、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两个案例中的实质性事实是否相同或相似。5、找出前例中所包含的规则或原则。6、如果两个案例中的实质性要件相同或相似，则根据遵循先例的原则，前例中包含的规则或原则可以适用于待判案例。在对待先例的问题上有三种做法：1、遵循先例；一般来讲，下级法院应当遵循上级法院的判例，上诉法院还要遵循自己以前的判例。2、推翻先例，在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和各州最高法院有权推翻自己以前的判决。3、避开先例；主要适用于下级法院不愿适用某一先例但有不愿公开推翻它时，可以以前后两个案例在实质性事实上存在区别为由而避开这一先例。

（二）在法律的形式上，判例法占有重要地位，从传统上讲，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占主导地位，但从19世纪到现在，其制定法也不断增加，但是制定法仍然受判例法解释的制约。判例法一般是指高级法院的判决中所确立的法律原则或规则。这种原则或规则对以后的判决具有约束力或影响力。判例法也是成文法，由于这些规则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创立的，因此，又称为法官法（judge-made law）。

除了判例法之外，英美法系国家还有一定数量的制定法，同时，还有一些法典。如美国的《统一商法典》、美国宪法等。但和大陆法系比较起来，它的制定法和法典还是很少的，而且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远没有判例法大。

在判例法和制定法的关系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制定法可以改变判例法，同时，制定法在适用的过程中，通过法官的解释，判例法又可以修正制定法，如果这种解释过分偏离了立法者的意图，又会被立法者以制定法的形式予以改变。

（三）在法律的分类方面，英美法系没有严格的部门法概念，即没有系统性、逻辑性很强的法律分类，他们的法律分类比较偏重实用。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英美法系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令状和诉讼的形式，这种诉讼形式的划分本身就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因此就阻碍了英国法学家对法律分类的科学研究。2、英美法系重判例法，而反对法典编纂，判例法偏重实践经验，而忽视抽象的概括和理论探讨。3、英美法系在法院的设置上分为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划分从政治的角度看是国会和国王争夺权利的表现，从法律技术的角度看是衡平法对普通法缺陷的修改和补充，衡平法是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他的说明价值在于指出了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的冲突和矛盾。而没有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区分。因此，对涉及政治权力的案件和普通私人案件在处理时没有明显的区分。这也阻碍了对法律的分类，尤其是难以形成公法和私法观念。4、在英美法系的发展过程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法官和律师。而且其教育方式也是以学徒制为主，这就决定了他们更加关系具体案件。而轻视抽象理论意义上的法律分类。另外，像前面所提到的，英美法系有悠久的划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传统，尽管在他们那里目前已经没有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院的划分，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区分仍然保留到现在。

（四）在法学教育方面， 英美法系主要是美国将法学教育定位于职业教育，学生入学前已取得一个学士学位，教学方法是判例教学法，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毕业后授予法律博士学位（J，D），而且各学校有较大的自主权，不受教育行政机关的制约。在英国，大学的法学教育和大陆法系有些相似，也偏重于系统讲授，但大学毕业从事律师职业前要经过律师学院或律师协会的培训，而这时的教育主要是职业教育，仍然受学徒制教育传统的影响。

（五）在法律职业方面。职业流动性大，法官尤其是联邦法院的法官一般都是来自律师。而且律师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法官和律师的社会地位也比大陆法系高。

『伍』 正当程序的作为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起源于英国古代《自由大宪章》，是西方古代“法的统治”观念与自然法学说的产儿。1215年英国国王签署的《自由大宪章》对正当法律程原则作了初步规定。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凡自由民，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它损害”。尽管这个法律文件的产生是英国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的产物，同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宪政并无直接联系，但在西方宪法学界，它被认为具有可以约束其它普通法的效力，因而被誉为保护人民自由权利的最初的成文宪法性文件。
“非经国法判决”不被追究责任或被加以损害这一用语被写入《自由大宪章》之时，仅指刑事诉讼必须采取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人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主要用以在刑事诉讼中对封建贵族权利进行保护。在随后的爱德华三世时代，1354年英国国会通过的第二十八条法令即《自由令》第三章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或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或剥夺其生丰之权利。”这条规定首次以法令形式表述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并扩大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1679年，议会中反对国王的辉格党人为了保障自己不受国王任意逮捕，提出并通过了《人身保护法》。这个被认为是英国重要的宪法性文件的法律共有20条，其中有近2/3的内容为程序性规定。尽管这一时期的法律还包含着极大的封建性因素，但这种使王权服从法定程序、从程序上逐步限制王权的控权方法，对英国和后世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1.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美国宪法中的确立
美国内战前期，汉密尔顿在1787年的纽约州批准宪法会议上提出“正当程序”一词，该条款包括了如下规定：除非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否则，任何人都应得到保证，不被剥夺特定的权利。这对于后来宪法史的发展是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变化，“它构成了（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和后来的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的起源”[1]（第36页），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不得受判处死罪或者其他不名誉罪行之审判，惟发生在陆、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现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不给于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这条规定适用于联邦政府机关。1868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的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这条规定适用于各州政府机关。美国宪法第五、十四条修正案所包含的“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内容被称为“正当程序条款”。
2.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美国宪政史上的作用
如果说正当法律程序在英国最早是贵族利用程序法律限制国王的手段，是程序意义的控权方法，那么在美国就是实体与程序意义并重的宪法原则。美国近代的《权利法案》奠定了正当程序的宪法原则地位。正当程序条款作为一项重要宪法原则在美国宪政史上发挥重大作用离不开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的充分运用又与正当程序条款息息相关。
（1）自由放任主义时期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的原初意义本是“实施法律的正当程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重大判例和对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灵活解释将这项程序性规则变成为一项实质性规则，即对立法权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最高法院显然逾越了其正当的司法职能，并僭越了一些相对于立法权的权力”[2]（第239页）。这种僭越使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获得了极强的生命力并带来了“正当法律程序的统治”。这种统治包含的内容在于：第一、正当程序原则由只约束联邦议会发展到也约束州议会；第二、由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正当程序保护发展到公司的财产权也受保护；第三、在完成了由主要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向主要保护公司的财产权之后，正当程序又进一步向保护自由权渗透；第四、通过对“正当法律程序”的解释行使司法审查权，使美国最高法院成为实际上的“第三议院”。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经过这番改造，其意义已不仅仅在于剥夺公民或法人的人身权、自由权或财产权要经过“正当程序”，而在于人身权、自由权或财产权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其内涵也可作出相当弹性的解释。也正因为此，该条款成为了美国自由资本正义时期经济的基本宪章。而这一部运用“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历史，也就是“一部现代大工业兴起、努力对商业进行控制和对这种管理法规实行司法审查的历史。从那时起，全部的政府活动——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的——都必须通过实质性正当程序的关卡”[3]（第121页）。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社会作用获得了爆炸性的增强。
（2）国家干预主义时期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为应付战争、摆脱危机，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当中，美国公法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调整，行政权得到了加强，总统居于国家权力的顶峰而被称为“任期四年的国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行政权的膨胀，行政机构既有行政权，又有立法权，也享有裁判权。为了实现对行政权的支持与制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导致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法律作用的变化。第一、在经济领域对社会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的“实质性经济正当程序”衰落。第二、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由以前的干预社会经济转向了强调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第三、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在行政法领域、司法领域获得了发展，表现出了新的生命力。
美国行政法是随着行政权的迅速扩张而在1933年以后获得发展的。随着加强行政权的因素的逐渐消除，企业界和律师界开始反对行政机关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的无限膨胀趋势。最初，关注的焦点是在各独立控制委员会的行政权的正当性上，但最高法院认为这种混合没有违背宪法，于是人们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了程序的设计方面，要求实现行政程序的标准化、正规化和加强司法审查，美国宪法第五条、第十四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观念由此开始向行政法领域渗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当程序规范。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司法领域获得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美国的刑事诉讼法典当中。1868年通过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对美国的刑事诉讼活动影响深远。在法律传统上，美国直到1945年才有《联邦刑事诉讼规则》，该规则以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为依托，并经过了多次修改。在“马普诉俄亥俄州案”中确立的排除规则和“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确立的米兰达规则是刑事诉讼适用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典范，并由此引发了本世纪中期在美国司法领域的“正当程序革命”，对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司法制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陆』 死刑的执行相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但每年执行死刑的具体数目作为机密从未公开发布或得到官方核实。而各机构发表的的数字相差悬殊，如“意大利反死刑组织”发表报告称，2006年全世界有5628人被处决，其中中国被处决人数达到5000人。“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统计的2006年数据为1790人被判处死刑，1010人被执行；2008年则至少有1718人被执行。
中国死刑制度包含一种独特的形式：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该形式规定，在缓刑期内如果没有故意犯罪，可改判为无期徒刑，开始按无期徒刑的相关规定执行减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如罪犯是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或者怀孕期女性，则不适用死刑（包括死缓）。按照旧刑法，年满十六岁未满十八岁的重罪者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新刑法已经将这一条去除，即：凡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一律不适用死刑，包括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在司法过程中，存在很多冤假错案，特别是在所谓的“严打”期间。一些法律学者认为“严打”有悖法制的观念，而且严打中被判死刑的人则通常会因为犯罪时间在严打期间而被剥夺上诉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死刑的方式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采用枪决。它通常由武装警察来负责执行。1997年1月，新修订了《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法执行”。并于1997年3月28日，由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但由于犯人身份与成本等方面影响，采用注射的比例仍不是很高。
执行死刑的机关是原审人民法院，原审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后，应当在7日以内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10月31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中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死刑的核准权于2007年1月1日以后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来复核[7]。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出，2007年一年中，由于证据不足、程序不当或是量刑过重等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取消了地方法院15%的死刑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罚
主刑：管制 - 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死刑
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三和三十四条 1966年以前，香港实行英国普通法及英国国会在1861年通过的法例，对以下罪行可以判处死刑：
谋杀；叛国；在皇家船坞纵火；使用暴力的海盗罪。
与英国一样，当法官判处一名犯人死刑前，法官都会立时披上一块薄薄的黑巾在他的头上，然后判处犯人死刑。
1965年英国开始废除死刑。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于1966年起跟随宗主国停止执行死刑。当年最后一个被处决的犯人，名叫黄启基，越南人，黄启基因为在深水埗永隆街刺死一名中国籍男子，依例被判处缳首死刑，黄辗转上诉至最高法院上诉庭及英国枢密院，仍维持死刑原判，最后于1966年11月16日于赤柱监狱执行绞刑。但香港的法例中仍然保存死刑，而法庭亦会依据法例，判处犯人缳首死刑。不过所有在当时被判刑的死囚，都会一律自动由英女皇或港督赦免，改为终身监禁。
到了1993年4月，香港修订法例，以终身监禁作为最高的刑罚，正式废除死刑。香港于1997年7月1日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后，没有恢复死刑。
（中国）香港刑罚
现有刑罚：终身监禁 - 监禁- 罚款 - 没收- 社会服务令- 签保守行为
废止的刑罚：死刑-笞刑 因为澳门刑法典第三十九条规定不得设死刑，亦不得设永久性、无限期或期间不确定之剥夺自由之刑罚或保安处分，所以澳门也没有无期徒刑或终身监禁。而澳门的最高刑期为30年。
（中国）澳门刑罚
主刑有期徒刑- 罚金
从刑：执行公共职务之禁止- 执行公共职务之中止
禁止的刑罚：死刑- 永久性、无限期或期间不确定之剥夺自由之刑罚
依据：（中国）澳门刑法典第一卷第三编 （中国）台湾采用枪决执行。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中国）台湾是普通犯罪有死刑并有处决的地方。依据台湾刑法第33条，死刑是主刑的一种。（中国）台湾刑法对于死刑的重要规定有：
第37条 (褫夺公权之宣告)：宣告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宣告剥夺公权终身，自裁判确定时发生效力。第51条 (数罪并罚之方法)：宣告多数死刑者，执行其一。宣告之最重刑为死刑者，不执行他刑。但从刑不在此限，而2006年7月1日施行最新版台湾刑法时，罚金也不在此限。第63条 (老幼处刑之限制)：未满18岁人或满80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本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减轻其刑。第64条 (死刑加重之限制与减轻)：死刑不得加重。死刑减轻者，为无期徒刑，或为12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2006年7月1日起，死刑减轻者，为无期徒刑，不再减为有期徒刑。第80条 (追诉权之时效期间)：死刑之罪之追诉权，因20年内不行使而消灭，但2006年7月1日起，延长至30年。第84条 (行刑权之时效期间)：死刑之行刑权因30年内不行使而消灭，但2006年7月1日起，延长至40年。妨害国币惩治条例第三条 (伪造与变造币券罪)：意图供行使之用，而伪造、变造币券，因而扰乱金融，情节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陆海空军刑法第27条 (违抗作战命令罪)：敌前违抗作战命令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唯一死刑或称绝对死刑的罪名已因2010年修正法律而消失。
（中国）台湾法律有相对死刑的罪名还是很多，但法官科刑时一般会审酌一切情状决定应否判死刑。（（中国）台湾无陪审制度，所以由法官判刑。）依据不同的罪名，相对死刑的罪名有以下本刑：
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中国）台湾刑法： 第101条 (暴动内乱罪)第103条 (通谋开战端罪)第104条 (通谋丧失领域罪)第105条 (直接抗敌民国罪)第261条 (公务员强迫他人栽种或贩运罂粟种子罪)第272条 (杀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第332条 (强盗故意杀人罪)第334条 (海盗故意杀人罪)第348条第1项(掳人勒赎故意杀人罪)毒品危害防制条例 第4条第1项(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第6条（以强暴、胁迫、欺瞒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人施用第一级毒品）第15条 (公务员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机会或方法犯第四条第二项或第六条第一项之罪)妨害国币惩治条例第3条 (伪造、变造币券扰乱因而金融且情节重大)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2年以上有期徒刑（中国）台湾刑法 第333条第3项(海盗致死罪)第334条第2项 (海盗结合放火、强制性交、掳人勒赎或使人受重伤罪)第347条第2项后段(掳人勒赎致死罪)第348条第2项 (掳人勒赎结合强制性交或使人受重伤罪)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中国）台湾刑法 第120条 (委弃守地罪)第185-1条第2项(劫持航空器致死罪)第185-2条第3项 (危害航空器安全及设备致死罪)第271条 (杀人罪)第328条第3项(强盗致死罪)第332条第2项 (强盗结合放火、强制性交、掳人勒赎或使人重伤罪)第347条第2项前段(掳人勒赎致重伤罪)处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国）台湾刑法第101条 (暴动内乱罪)第185-1条第1项(劫持航空器罪)第333条第1、2项(海盗罪、准海盗罪)第347条第1项 (掳人勒赎罪)残害人群治罪条例第2条 (残害人群罪)死刑之执行，依据监狱行刑法第15章，药剂注射或枪毙，在监狱特定场所执行之。国定例假日不执行死刑。虽然在条文中提及以药剂注射或枪毙来处决死刑犯(过去的条文更提及，死刑是枪决、电刑、绞刑及瓦斯执行)，但数十年来一直只是采用枪决作为处决死刑犯的方法。（中国）台湾在戒严时期，自1949年开始，政治犯都在马场町执行死刑，直到1950年代中，政治犯改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安坑刑场处决。台湾在1987年解严后，所有死刑犯都在看守所执行。
（中国）台湾有一定的声音支持废除死刑，自从民进党执政后，执行死刑人数逐年减少，2006年至2007年没有任何死刑犯伏法，且根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AI）总部于2009年3月24日公布《2008年全球死刑现状报告》(Death Sentences and Executions in 2008)指出，（中国）台湾已经连续4年处于死刑0执行的状况。而已就任的法务部长王清峰也倾向废除死刑。（中国）台湾实际上是有废除死刑的趋势，但是一般民众仍普遍反对废除死刑，其立论主要在死刑具有吓阻力、节省监狱成本、直接解决再犯问题，而被（中国）台湾人所诟病的冤狱问题应该由改善司法及警政品质下手、而非废除死刑。
另除了死刑外，（中国）台湾的刑罚并无法永久隔离犯罪者，因为（中国）台湾的有期徒刑有30年限制，无期徒刑的假释条件也不严格。
据（中国）台湾法务部统计，2014年，全台在押死刑犯共有90人，其中有29人已终审裁定死刑，等待执行，另有61人还在上诉或再审中。但在台湾有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犯人被判死刑后，法务部又不执行死刑，以至于死刑犯们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
几乎接触过所有死刑犯个案的社会工作者林欣怡说：“死囚犯们不知道哪一天晚上睡到一半，就被叫醒，然后被拉去刑场面对死亡的恐惧，确实让他们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产生‘痛快一枪，一了百了’的待死心态。但是，如果告诉他们有活下去的可能，就没有人真的想死。”。
在2012年12月21日傍晚6点30分，司法部再度执行死刑，总共在北中南三地枪决曾思儒、洪明聪、广德强、陈金火、戴德颖、黄贤正6名死囚。2014年死刑犯仍有55人待执行。当然，此举遭到欧盟的抗议，特别是法国谴责（中国）台湾，因为联合国在2012年12月20日通过“暂停执行死刑决定”，认为（中国）台湾不遵守承诺。法国代表在台协会的网页上面登了3篇文章谴责（中国）台湾，主要三个内容。第一，认为（中国）台湾违反20号联合国协议，第二，欧盟考虑对（中国）台湾制裁。第三，要循循善诱台湾人，教导（中国）台湾人死刑是降低不了犯罪率。
（中国）台湾刑罚
主刑：死刑 - 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 拘役- 罚金
从刑：褫夺公权 - 没收- 追征、追缴或 抵偿
依据：（中国）台湾刑法第三十三及三十四条 全球判处死刑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该国在2001年共执行了70次死刑，而同年美国只执行了66次。而且新加坡的死刑判决是绞刑，这在大多数国家已经被废除。新加坡的死刑是在每星期五早上执行的，而且死囚家属往往在执行之后才获得通知。
依据新加坡刑事诉讼程序法(Criminal Procere Code)第231条，判处死刑者，不得鞭笞。
新加坡刑罚
死刑 (death penalty) - 监禁；徒刑；坐牢(imprisonment) （包括终生监禁；无期徒刑(life imprisonment)）- 没收财产(forfeiture of property) - 罚款；罚金(fine) - 鞭笞(caning)
依据：新加坡刑法 (Penal Code) 第五十三条；中文词汇依据初级法庭常用词汇 1987年，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取缔了死刑，使菲律宾成为当代史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亚洲国家。但仅一年后，由于菲律宾刑事犯罪率大幅上升，政治局势依旧，要求恢复死刑的运动开始愈演愈烈。
1993年，国会通过恢复死刑法案。1994年1月，死刑再次在菲律宾生效，采用注射。但实际上没有一名犯人被执行。直至1999年2月5日，一名强奸继女的犯人莱奥·埃彻盖雷伊成为死刑废除23年后第一个被送上黄泉路的罪犯。此后两年内，又有6人步其后尘，罪名都是强奸谋杀或抢劫谋杀。但在2000年，冻结了死刑。
2001年，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上台后，作为笃信天主教的领导人，她明确表态，拒绝执行死刑。她颁布总统令暂停执行死刑，并将18名死刑犯改判为无期徒刑。因此，死刑一直形同虚设。依照刑法判决，死刑犯仍不断产生，但却都无法执行。截至2003年3月，菲律宾共有死刑犯994人，除其中少部分经最高法院审核后被无罪释放或者减刑外，大多数犯人仍在等待发落。
2003年12月5日，总统阿罗约宣布，取消在菲律宾暂时中止执行死刑的决定，理由是，目前国内抢劫、绑架等犯罪行径日益泛滥。菲律宾的天主教会闻讯后，对此深表失望和痛心。与此同时，菲律宾政府司法机构，已安排在2004年1月底之前，采用注射法对2名犯人执行死刑。此外，还有25名犯有抢劫罪的犯人，和4名被指控走私贩毒的人，正面临着死刑。菲律宾南部和北部的中产阶级代表们纷纷表示支持，因为他们是犯罪的主要目标，遭受了最为惨重的人员和物质损失。
2006年6月26日，总统阿罗约再次签署命令，宣布废除死刑。 作为公民成分复杂的移民国家，美国有必要保留死刑。事实上，本着宗教与人道精神，美国在1967年一度废除了死刑；不过在反对者的压力和残酷的现实之下，1976年美国又恢复死刑。并且由于联邦制保留各州独立立法权，美国在一些州有存在死刑，而在另一些州则没有此项。
另外，美国对于死刑是分开审理的－－也就是说，如果控方主张被告判死刑，必须事先提出，且只能在死刑与非死刑之间抉择（不能在审理过程中改判徒刑）。再加上在美国罪犯有权选择陪审团制度，而陪审团制度又要求100%通过，因此流审率极高，除了罪恶滔天的罪犯（比如连环杀人狂）以外，几乎不可能判死刑。就算能判，又因为美国的审判周期长，一般拖延至两到三年是正常范畴。
2009年3月，新墨西哥州废除死刑，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2014表示，所有的死刑判决都将减折为有期徒刑或30年监禁。
这是最新的一项改革措施。劳尔称，这一决定是出于人道目的而非缘于国际压力。一直有压力要求古巴废除死刑。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过每年古巴执行死刑的人数，据外界估计大约为40至50人。不过死刑仍将保留在古巴的刑法典上。“放弃死刑对真正的恐怖分子和帝国主义雇佣兵的威慑力是不负责任的和虚伪的。”劳尔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说。 现时除了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外，其他欧洲国家均已废除死刑，法国于1981年正式废除死刑 ，但是法国各界关于死刑问题的争论并未就此结束，死刑支持者依然众多。 2007年2月19日，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将废除死刑正式写入法国宪法。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2002年02月26日通过决议 ，决定废除死刑。世界上已有109个国家废除了死刑，有86个国家仍保留死刑。自1993年以来，塞尔维亚没有执行过一例死刑判决。

『柒』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鉴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邢讼法制度

您好。
其次，从比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国家的证据补强规则与我国基本证据规则相接近，但两者的规定却有一定的差别。从继承关系上看，证据补强规则并不能推导出孤证不能定案。

1、从传承上看，在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规定对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愿自白（即口供），不需要补强证据，直接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使用；而对于法庭外的自白则需要进行补强。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一般要求无论是法庭上的自白还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补强证据。[3]我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是继承了大陆法系的相关规定。而大陆法系中并没有规定孤证不能定罪的规则，也没人认为能从证据补强规则中推导出该规则。

2、从证据补强的原因来看，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虽然证据补强规则具体规定有所差别，但是规定证据补强规则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虑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审讯人员的强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较低，所以需要其他证据给予补强，以担保口供的真实性。而其他证据则不存在着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进行特殊的补强。

3、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证据补强作不同要求的原因来看，两者的规定之所以有差别，与其庭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英美法系国家中, 审判制度程序复杂,定罪相对来说较为困难,庭审效率不高，但其庭审的对抗性强，被告人的防御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愿性能够得到充分保证，因此在法庭上仅有供述也能定罪,没有必要再另行通过特别规则予以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庭审效率低下的问题。如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检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可以进行辩诉交易，法官只要认定被告人自白是自愿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可以采纳辩诉交易协议并作出判决，快速地解决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4]而大陆法系的庭审程序相对来说更注重于探明事实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动调查的倾向，其中立性没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个诉讼程序相对简约而有效率，控诉有力，但被告人防御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对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进行特殊的制约，以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从而减少冤案发生的可能性。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别是庭审制度改革，呈从职权式转为抗辩式的倾向。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仅针对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审判阶段的特殊称谓，而在其他法条中，都是同时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补强。但实践中，该条文并不仅仅在审判阶段使用，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样运用。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因为审判起着指导侦查和审查起诉方向的作用，侦查和审查起诉工作必然要考虑法院能否作有罪判决的情况；另一方面，虽然在条文上对庭审方式做出了改革，但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我国的庭审对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陆法系比也远不如，因此适用大陆法系的证据补强制度更符合我国的司法实际。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误区导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对困难，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实践和理论脱节的因素，但其根源还是来自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

诚然，我国证据制度对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国家，但是对证据真实性的追求却并非如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项、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等条文的规定，足以说明我国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要求定案的证据确实充分，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真理。但是“确实充分”应当说只是一个一般性、总体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规范意义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为解决缺乏标准性和操作性的问题，司法实践中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些具体的、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标准。不管是持“客观真实说”还是持“法律真实说”观点，学术界比较一致认可的，可以作为我国证据标准是“排他性”标准，即从证据的调查和运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从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所得出的结论上，本结论必须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排他性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明确、具体。理由是:(1)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2)根据认识论的矛盾法则，全案的证据经过排列、组合、分析之后，必须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达到每一个证据的前后一致，证据与证据之间一致，全案证据同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一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3)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情节均有相应的一定数量的证据加以证明；(4)全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本案惟一的结论(具有排他性) 。[10]笔者赞同此观点，“排他性”证明标准强调绝对意义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结论。

不管是法律条文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还是理论界归纳的“排他性”标准，均体现了我国在对待证明标准强调了对客观真实（真理）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则更侧重于作为标准基本要求——实用性。

在西方国家，证明标准有“高度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建立内心确信”等几种主张[11],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最早产生于18、19世纪的英美法系国家。除“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以外, 西方国家证明标准还有“建立内心确信”。这是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著名的证据法原则“自由心证”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内心确信, 就是刑事证明标准的正面表述。应当说“排除合理怀疑”与“建立内心确信”二者有明显的同一性,突出表现在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建立内心确信, 就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 反之亦然，一是证实主义，一是证伪主义。因此可以说, 二者只是一个标准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项标准的两种操作性表述。由于英美法原则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证据标准可能更具操作性, 应当说,“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据标准具有普遍性趋势。但不管是建立内心确信还是排除合理怀疑，都认为证据证明只能达到“最大程度的盖然性”，至于这种盖然性有多高，如果对这一标准进行量化，通说是在90%左右。正如英国《大不列颠网络全书》所称：“由于取得证据的方法有显著不同和区别，证据只能产生程度不同的盖然性，而不会有哲学上的绝对真理的意义。”[12]

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排他性”标准的要求要比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内心确信标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怀疑与相对真实论紧密关联，以此表述证明标准，虽然比“客观真实”、“证据确实充分”等提法更为准确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语义与语感上，显出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的一种下降。[13]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与西方国家一样, 我们也认为诉讼中认识的案件事实与客观发生的案件事实通常是有差别的，但我们主张的排他性证明标准比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更加严格。在现有的证明体系被打破之前，现有的证据内部必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明体系, 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审员在主观上达到完全确信的程度,而不能满足于仅达到90 % 的可能性。[14]换句话说，我国的排他性证明标准，是在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原则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终达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国家的证明标准则不要求裁判者达到完全的确信,即并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而仅要求此种被排除的怀疑,必须能够说出理由,摆出道理,经得起理性论证,而不是无故置疑,吹毛求疵。

笔者认为，从希望能减少冤案、错案的角度出发，适度提高证明标准虽然有现实必要性，但当然这样美好的愿望，在现实中能否实现，那是很值得商榷的。毕竟个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达到一定程度，并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达到全知全觉，这是客观现实，并不是你希望能达到就能达到的。当然，这更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证明标准的提高必然导致很多案件因为达不到该标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无罪处理，而另一方面，因为证明标准的提高，而减少的冤案、错案则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是一个利益权衡的结果。这一次，我们与其他制度的出发点正好相反，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选择了侧重保护人权，而西方国家侧重了打击犯罪。

根源于证据确实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标准，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性、不矛盾性、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这些证明方法、手段因为其本身要求的相对严格性，所以这也是实践中我们在办理具体案件中对证据认定事实的要求更加严格的根源所在。

一个国家选择被告人是否拥有沉默权，是一个利益衡量、价值选择的过程，是以极少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可能被侵犯为代价，换取更加有效的打击犯罪，最终保护了大多数人不受犯罪的侵害；还是宁愿放纵很多犯罪，使人们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来保护极少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权制度是现代法制发展的必然方向。

一国的证据制度的选择同样也是如此。沉默权之所以能够根植于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够有序地实施，除了依赖于西方价值观念和诉讼理念支撑外，还有一系列配套的诉讼制度，得以保证刑事诉讼在被告人“不开口”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有效、顺利地进行。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平衡之间，用的是更加严厉的证据实体（即真实性）适用规则和标准的方式。而西方国家则普遍采取使用加强证据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护人权的方式，比如沉默权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直接言词原则等等，而对证据实体认定则在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有限的前提下，进行了适度的放宽，从而有利于定罪。这是两种不同的防止冤案发生的制度设计，都有其合理性。我们不可能也不合适在引进沉默权制度等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制度的同时，继续采用严格证据实体适用规则和标准。这样的话，天平将完全倾向了保护人权一边，平衡会将被打破，导致犯罪打击不力的后果，我们只能二者相权选其一。

沉默权制度体现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将人当作手段的现代民权主义刑法思想，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并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为不可保留的七项最基本人权之一。我国于1998年参加了该公约，批准该公约并付诸执行是履行国家承诺的必然要求，有助于体现我国信守承诺的国际形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使引进沉默权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相对来说，沉默权制度的合理性远超过其局限性，这也是被大多数国家认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过前文的分析，我国的证据实务中严格把握证据事实认定关，却具有很明显的不合理性；相对更为严厉的证明标准，则有违特定人在某个时期对个别事物认识是有限的这一客观事实，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实操作性差。所以，选择沉默权制度相比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国法治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必然。我国如选择引进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沉默权制度，就要求我们不能坚持原有较为严厉的认定事实的证据制度，应该对证据制度进行一定改造。

1、降低证明标准，把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无论是学界归纳的排他性标准还是实务中严格的把握事实认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于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哲学意义的、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理想主义的证据标准。将证明标准从百分之百的确信降低到90%的高度盖然性，有利于维持因引进沉默权而被打破了的打击犯罪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之间的重新平衡。

2、改变审查证据主要方式，从审查与庭前书面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性、不矛盾性、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转变到由亲历而感受真实性上来。在笔者看来，对于被告人口供证据价值的不同定位，将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沉默权的态度。如果一项诉讼制度不能摆脱对口供证据的迷恋和依附，那么这个诉讼制度对于沉默权制度必然产生天然的恐惧和排斥。事实上，接受、确立沉默权制度后，完全可以通过证据制度的设置来降低口供证据的价值及对口供证据的不恰当期待，以改变依赖口供办案的习惯做法。

3、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立法方面应当完善证人（包括警察、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1）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因特殊原因（非主观原因）不能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要列举的方式严格加以限制，并明确规定证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证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应视其情节应给予相应的制裁；（2）建立和完善证人及其家属保护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对证人及其家属在证人出庭时的人身权利和应享有的各种权益予以保障，特别是要规定对直接或变相打击报复出庭证人的行为人，不论处于何种诉讼阶段，均应当给予经济、行政或法律的严厉制裁；（3）明确证人作证经济损失补偿制度和奖励制度。对于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因作证支出的费用和误工费给予经济补偿，明确规定出庭作证的补偿标准及实施办法，由专职部门（法院）进行管理和分配，对积极作证的证人给予一定的荣誉和物质奖励。

4、健全证据补强规则。明确补强的对象、补强范围、补强内容等。对此可以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以此为参考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确立的民事诉讼证据补强制度，对刑事证据补强规则可作如下规定：（1）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有补强证据,而非犯罪事实,如前科、没收、追征事由等无须补强;（2）对于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事实的认定,必须具备补强证据;（3）在犯罪事实中被告人与犯罪人同一的认定不需要补强证据;（4）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要素,如故意、过失的认定也不需要补强证据;（5）对于非犯罪构成的事实,即犯罪阻却事由不存在的认定,也不需要补强证据。 及时收集证据能使律师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况并有效发挥辩护职能。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的文件,以便律师能向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

在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之下,辩护方与控诉方都是诉讼当事人,鉴于控诉方与辩护方实际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赋予辩护方充分的诉讼权利,并对侦查行为进行了一定限制,辩护方与控诉方都有独立收集证据的权利。在美国,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被作为宪法性权利规定于《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宪法中,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基本权利之一。在“双轨”制侦查模式下,双方分别进行侦查,都可以调查案情和收集证据。由于双方侦查能力对比悬殊,辩护方的调查往往只是控诉方调查的补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调查、②预审程序中的证据开示、③申请法院调取(保全)的证据、④特定侦查行为(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在英国,辩护方在侦查阶段获取证据的方式主要有:证据开示制度、律师的调查取证权、⑤卷宗材料的阅卷权[ 1 ]。

在大陆法系传统职权主义诉讼结构下,侦查职能由控诉方行使,辩护方与控诉方的诉讼地位并不完全平等。辩护方如认为存在证明被告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只能请求侦控机关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随着程序正义观念的深入,职权主义诉讼结构在大多数国家逐渐被修正,这不同程度地强化了辩护方获取证据的权利[ 2 ] 。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阶段辩护方获得证据的主要方式有:“询问证人及鉴定人时的在场权”(第157—159、170条)、“申请证据保全的请求权”(第179条) ;在法国预审程序中,律师可以在场听取预审法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辩护方可以向预审法官申请并参与司法鉴定、请求预审法官询问证人以及进行新的调查,预审法官拒绝的,辩护方可请求上诉法院起诉审查庭复议[ 3 ]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3条a规定了被指控者请求收集与其有利的证据的权利;辩护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 4 ] ,辩护人可以勘验犯罪现场、询问证人、制作私人鉴定报告、请求被追诉者的亲友行使证言拒绝权等[ 5 ] ;意大利法律规定在初期侦查期间,被调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调取证言、进行鉴定或者司法实验、组织辨认[ 6 ] , 2000年12月7 日颁布的法律还确立了辩护方侦查的规则[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