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关于新劳动法的看法
『壹』 （2008.02.05）经济学要怎样处理才对——看新劳动法有感
然而，我最受落而又感到自豪的是第一句，说我坚守亚当'史密斯（国内称斯密）的伟大传统。这句话不夸张，也说得对。高斯为该结集写的《前言》，也有类同的看法：Steven Cheung's articles make clear what is wrong with so much of current writing on economics and what should be done to put it right. He does this by example, showing through his own work how economics should be done. As always, he has concentrated on understanding why the economic system behaves as it does, rather than taking as his first aim, how the economic system ought to behave and how to bring this about. In his analysis of how the system operates, he uses a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 to support his argument. His writing is detailed, perceptive and illuminates the questions he discusses. 上述两位说的其实一样：高斯笔下的张五常就是Werin说的斯密传统。要与斯密并驾齐驱当然苛求，但两位专家看得出我走的是斯密的路，是我整生在一门学问上得到的最高评价了。经济学要那样处理才对，可惜这样的经济学今天已成陈迹。斯密是数世纪一见的伟大思想家。他那厚厚的数世纪一见的巨著——《国富论》——起笔不是说什么哲理，或来一些卷首话，也不是介绍一下书中的内容或结构。他起笔是写一间造针厂，他参观过，知道造针的详尽过程，立刻提出后来万世流芳的「分工合作」可获大利的精辟见解，然后推到自由市场对民生有决定性的看法。 整本《国富论》，从头到尾，都是高斯说的“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斯密考查无数，世界各地的史实包罗万有。有些观察是看错了的——不可能完全不错，何况那是二百多年前——但论到对世界的keen observation，古往今来没有一本论著比得上《国富论》。我拜读该大作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斯密以造针的实例起笔使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为什么一个大思想家会把一个平凡的实例看得那样重要呢？我开始清楚明白，是一九六九，拜读斯密八年之后了。该年暑期回港看母亲时，我已经在芝加哥教过高级价格理论，但在香港街头巷尾见到的市场现象，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释。当时认为自己有两个选择：其一是放弃经济学，另谋高就；其二是多作世事观察，把经济理论修改。选取后者是要深入地走斯密的路，于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一九七五回港长假九个月，我决定要比斯密多走一步：不仅观察，而且要落手落脚地在市场操作一下。这决定起于对玉石的调查研究。当时，关于讯息不足的话题在行内吵得热闹。玉石市场有一个奇怪现象。玉的原石是有石皮的，在广东道成交时，不切开来，卖家只在石皮上磨出一两处浅浅的「水口」，购买的人要从石皮与水口猜测石内的玉质与瑕疵，很难猜得准确，有三几成把握的要有十多年的研习经验。为什么原石不先切开来，真相大白，才出售呢？为什么市场要刻意地隐瞒讯息，导致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时日去研究猜测之法？在解释这困难度极高的调查中，我天天在广东道跑，左问右问，而首先要知道的，是什么才算是质量高的玉石了。广东道的专家起初认为我这个怪教授有趣，但后来还是经不起我的烦扰。其中一位关心的，说：「教授呀，玉石这回事，自己不买不卖，不入肉，不伤身，要学得懂很困难。我们这里懂玉石的人都是家传做玉石生意的。」一言惊醒，我于是在广东道租了一个地摊作玉石生意两个月，终于找到玉石市场隐瞒讯息的答案。是真理。任何自称是文物或书画鉴证专家的，如果自己不收藏，或不做有关的生意，我会给他的鉴证力打个大折扣。不亲自投资下注，不容易对任何行业有深入的体会。这是我曾经在十九个行业下注而又亲自操作一下的原因。早就知道生意难做，一般下小注，体会到行业性质的大概就收手了。这与自然科学在实验室投资作实验没有什么不同。到街头巷尾跑，随意观察，因为成本低，还是主要的。与落手落脚的生意体会加起来，不断地以简单的经济理念作解释，约二十年就对自己的观察与理解有很好的感受。我自己因而发明的宏观经济，不是凯恩斯那一套，而是站远一点，把大量的现象一起看，淘汰认为不重要的细节。一旦掌握到有关键性的「宏观」局限转变时，分析来来去去都是需求定律。解释与推断是同一回事，只是后者需要知道的有关局限转变，考查一般远为困难。货币吗？只是另一种物品，可以协助减低交易费用的。读者如果参阅我自一九八一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及跟着的多篇关于经济推断的中语文章——全部在网上可以找到——会同意我的推断很少错。比行内的朋友准很多，胜出不止几条街吧。不是因为理论上比他们知得多，而是用上的理论比他们用的远为简单，概念比他们掌握得远为通透，但最重要还是对真实世界的认识，思考时能把无数实例与琐事加起来，比他们远为全面。不深知事实，不可能真的懂经济。回头说中国最近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我的确发了脾气，拍案而起，力斥其非。为什么发展得头头是道的经济改革，会推出那样庞大而又复杂的劳动法，明显地表达着设计的人对劳动市场的实况与合约变化的需要，没有基本的理解或认识呢？若问劳苦大众：「需要政府帮助吗？需要多点保障吗？需要老板多给钱吗？」他们多半回应：「要、要、要。」他们可没有想到，老板比他们吃得好穿得暖，主要是出了钱设厂置械，有利息与风险的回报，而那些「保障」法例，到头来害了他们。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行业。我喜欢抓着有关键性的项目看。这几年不断跟进农转工的情况，农产品的价格，接单工业的困境，以及印度及越南等地给中国带来的竞争压力。低下阶层（包括农民）的收入，这几年急升。我想，这就是了：数以亿计的穷人的生活急速改进，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我事前想得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学说全盘错了。我又想，继续这样的发展再十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可与城市的中等人家打个平手。历史上，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只有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可以做到。可惜日本要靠禁止农产品进口，导致地价奇高，坏了国家大事。当然，让日圆大幅升值，是日本的另一个致命伤。新劳动法的推出，比日本当年还要蠢，因为日本当年没有那么多的国际廉价劳力参与竞争。今天经济学的发展，是远远地脱离了斯密的传统了。脱离了斯密还不怎样，脱离了真实世界，经济学不学也罢。没有内容的方程式是一回事，不知内情的数字回归分析是更头痛的另一回事。没有人可以反对为了生计，助理教授要在国际知名学报发表文章，希望拿得一纸终生雇用合约。自然科学有实验室的操作，也有实验室可以反证，不容易生安白造。经济学者一般不会生安白造，但写文章的人不知真实世界，学报编辑也不知真实世界，或大家以为知道但其实是另一回事，这样的学问不是自欺欺人吗？还是回到斯密的造针工厂去吧。学术需要的饭碗与劳苦大众需要的饭碗是两回事。北京当局在推出新劳动法之前，不可能没有征求过吃着学术饭碗的经济学者的意见。但该饭碗与劳苦大众吃着的，是有着造针厂之外与造针厂之内之别。三十年来的经济学发展，这二者早就互不相干了。 相关文章：批《新劳动合同法》系列文章
『贰』 中国应该取消劳动法是谁说的
很多人都说过，其中抄比较有名的如张五常。
张五常出生于香港，曾在香港大学任教，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他一向狂傲不羁，喜出狂言，在经济学圈内有“狂生”之称，经常自称是“华人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言必称自己和经济学大师科斯、弗里德曼的交情，并自称是惟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经济学者。 张五常作为经济学家，一向狂傲不羁著称，经常在中国大陆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
据调查，张五常确实是美国通缉犯，在美国被控逃税、诈骗等13项重罪。由于香港和美国之间有引渡协议，只要张五常回到香港，美国政府就可以要求香港逮捕张五常引渡到美国。所以从2003年开始，张五常一直居住在中国大陆，并频繁发表危言耸听的言论。目前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
『叁』 铅笔经济研究社的观点前沿
admin：中国难以避免大萧条
admin：黄健明：严守财政纪律胜药石乱投
admin：陈志武：中国的建设狂热难解经济困局
admin：杨小凯：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
admin：张五常：最蠢还是马克思
admin：张五常：新劳动法与蚕食理论
admin：薛兆丰：普及正版是必由之路
admin：张五常：不救工业，楼市何救哉？
admin：张五常：关于制度经济学
admin：何民杰：最低工资对弱者落井下石
admin：Styx：为“暴利”大公司说几句公道话
admin：米瑟斯：闭关自守及其后果（上）
admin：党国英：谈土地流转
『肆』 谈谈你对劳动法的看法和认识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制定劳动法的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劳动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劳动法，一般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制定颁布的全国性、综合性的劳动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广义上的劳动法，是指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我国劳动法的渊源有：宪法中有关劳动领域事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劳动法律，如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国务院制定的劳动行政法规；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制定的劳动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劳动法规和劳动规章；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劳动法规；我国批准生效的国际劳工公约；其他规范性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或准规范性文件（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的《工会参与劳动争议处理试行办法》）等。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合同法，是全面调整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规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履行、解除、变更、终止、续订劳动合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即劳动合同法有规定的，优先适用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没有规定的，适用劳动法。
『伍』 你对新劳动法的看法
完善了我国劳动法体系！
『陆』 大学生就业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国家政策方面
为促进青年大学生就业，我国政府从体制上、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带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何进一步疏通与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是目前值得我们不断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1、为青年就业创业立法
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必须依赖于法律的制定和完善，西方国家大力推行青年就业保障计划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制定和完善青年就业法案。从立法的角度促进大学生的顺利就业，这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2、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到农村、到基层工作
在理工农医等学科门类的毕业生中，农学和医学学生的就业形势最严峻。农科四分之一专业的学生存在就业危机（就业率低于30%），仅有10%的学生就业供需平衡，而农学、医学专业的人才又恰恰是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最急需的。因此，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如提高工资、提前晋职（定级）、给予较高额度的住房补贴和安家费、提供深造及发展机会、工作期满自由流动等，吸引大学生到西部、农村等最需要的地方工作，是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3、制定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进行灵活就业
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45.5%为灵活就业岗位。灵活就业是未来就业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对有意建立经济实体、转化科技成果、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政府和高校应给予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在有条件的地区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小额贷款和担保，帮助大学生找到启动自主创业的“第一桶金”，如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和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共同合作设立了“上海市全国高校毕业生科技创业资金”，总金额达到了1500万元。
二、就业市场方面
我国应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管理体制，整顿就业市场，将高校毕业生纳入社会化工作体系，完善高等教育发展机制和毕业生就业工作机制，建立起高校之间、校企之间、政府之间、研究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协作，使之在毕业生就业工作发挥作用，不失为解决毕业生就业的一个好办法。
为实现以市场为导向，调节学校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科学地指导毕业生就业，国家还必须尽快建立信息预警机制或大学生就业指数系统。武汉市人事局在武汉地区选取有代表性的学校和专业，围绕大学生就业率、就业缺口率和就业质量三个统计指标，运用数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建立起能综合反映武汉地区大学生就业状况的一系列指数模型，从而提供了及时、完整、准确和具有前瞻性的就业信息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同时，国家还应尽快建立高校毕业生社会服务体系，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对以不实之词、虚假信息吸引参展单位和学生的招聘会主办单位和个人予以查处，对各类毕业生招聘会予以引导、规范，改善招聘会的软硬件环境，提高招聘会质量。毕业生们呼唤针对市场细分的、小型的、建立常设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市场，为暂未就业的毕业生充分就业提供方便。去年4月，北京市建立了为大中专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服务的常设市场，深受毕业生的欢迎，一批暂未就业的大学生就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三、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方面
高校办学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把毕业生的就业作为杠杆检测并带动人才培养各环节的改革，形成高等教育调控机制。在专业建设和调整上，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适时增设新专业，积极发展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专业，大力发展优势专业，打造品牌专业。同时要认真做好毕业生就业信息反馈工作，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在统计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的同时分析其就业层次和供需比，为专业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在课程建设和调整上，高校要随着新知识、新技术的大量涌现而推陈出新，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强化办学特色，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
四、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方面
高校要主动加强对学生就业指导，广泛拓展就业渠道。坚持将毕业生就业指导与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就业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将就业指导与服务贯穿于四年大学生活的始终。学校应多渠道收集需求信息，采取大小型招聘会相结合的形式，精心组织“双向选择”活动，使之成为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同时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保证毕业生的供需信息在高校、毕业生、用人单位以及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之间及时有效地传递和交流，为毕业生求职、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提供方便。
针对毕业生的求职心态，高校要大力加强毕业生就业观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观念，摆正心态，客观定位，选好目标，多些务实，少些浮躁，合理调整就业期望值，结合自身特点，扬长避短，从而有的放矢地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单位。
五、毕业生自身方面
高校毕业生应解放思想，转变陈旧的就业观念，增强自立自强意识，强化刻苦奋斗的精神，正视现实，积极参与新形势下的多元化就业。比如目前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志愿投身西部的大学生给予了不少优惠政策，为大学生到西部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和空间，刚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知识结构新，有想法，有胆量，有魄力，不妨去西部大展身手，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实现自我人身价值。
大学毕业生如何把自己“嫁”出去，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是关键。要注重提高自己在道德、文化、业务、身体、心理等各方面的素质，培养自身交际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独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组织管理的能力以及开拓创新的能力等，增强竞争力和自信心，使自己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自主创业，给自己当老板对应届大学生来说也可以另辟一片天地。现在很多高校在扶持大学生创业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政府主管部门在这方面也在更新观念，对大学生创业给予支持，如江苏省有关文件就规定“各级政府要为自主创业的毕业生提供方便和市场机会，扶持毕业生创业。毕业生领办或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按有关规定享受财政优惠政策。对毕业生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按规定减免营业税、所得税。”所以说自主创业也将成为今后毕业生就业的渠道之一。
高校毕业生是我国急需的宝贵人才资源，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2004年4月30日举行的“中国就业论坛”第六次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指出，我国的目标是希望通过3至5年的建设和奋斗，建立起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毕业生几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笔者认为，通过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标本兼治、权利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和措施，通过各级政府、高校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合作与帮助，通过大学生自身的努力和进步，青年大学生就业工作定能呈现新的可喜局面
『柒』 张五常怒批《劳动合同法》，主要说了些什么
《劳动合同法》尚未生效之前，“华为”万人辞职事件在全国引发一些知名企业以多种方式大规模裁员潮。据媒体披露，一些地方还冒出了指导企业规避法律的各类“劳动合同法培训班”， “大人物”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现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张五常先生也跳了出来，在网上撰写博客文章《新劳动法的困扰》，他在文中大放厥辞，公然反对“新法”，他说什么新《劳动合同法》“维护懒人” “把经济搞垮”“硬性规定劳工合约是干预市场运作”，他还指出政府的责任是教育与传播法律知识，而非硬性规定等等。张五常奇谈怪论如此咄咄逼人，值得我们三思，他不是胡说八道，就是别有用心？。
《劳动合同法》中，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无固定期限合同”。所谓“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过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这个规定并没有否定老板解雇劳动者的权力，仅仅是增加了解雇时的难度，老板不能再简单地靠“不好好干就给我走人”相威胁；不能再硬性让员工服服帖帖接受自行制定的低工资和不公平的违法违规的制度管理。《劳动合同法》只是给职工一点公平和合法权益的保障，这怎说是“干预市场运作” “维护懒人” “把经济搞垮”呢？。
二十八年前，在中国劳动制度下各行各企业有正式国营固定工、正式集体固定工，签订合同的有亦工亦农工、临时工。虽然企业有各种不同体制的用工。但是，在不同工岗位上不同体制的劳动者都是同工、同酬、同侍遇。他们同企业领导人一样有人权、有尊严、有民主、有自由。他们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岐视，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职工的各种权益由单位落实。
在实行“市场化”后，企业改革被国际上新经济帝国主义所谓“经济全球化”“民主化”的忽悠，国内少数患民族软骨症经济学家、学者和别有用心的人给异化了，他们没有引进信息化时代的科学新技术、新设备，而是在所谓与“国际接轨”烟雾下，改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制度的优越性，砸烂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用工制度、薪金制度。引进了现代资本主义都抛弃一百年的老牌英国资本主义的“血汗工资” 和“过劳死”制度。现在到处可见的“承包头”“劳工头”“黑砖窑主” “黑煤窑主” “血汗工厂黑心老板” 变色、变质、变心的国企“老总” 在肆无忌惮的盘剥劳动者，种种无法无序的用工，致使一些行业企业职工的相关权益保障失衡，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影响了社会“和谐”。
《劳动合同法》贯彻了党的十七大“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 方针，意味着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已经逐渐转移到民生领域，实实在在的体现了，让全体民众共享发展成果“劳有所得” 、社会和谐、安定团结的保障。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的今天，社会矛盾的焦点，已经从“使用”劳动者，转为“保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这就是《劳动合同法》的重要指导思想。
《劳动合同法》是人大通过，国家主席批准，以15号命令形式颁布的代表民意的大法。贯彻《劳动合同法》让劳动者从“使用”到“平等保护”这道坎，道路不会平坦，那些过惯压迫、盘剥他人朱门酒肉臭生活的黑心人，特别是国外的反动势力是不甘心看到中国安定团结和睦的局面，他们必然要千方百计干扰捣乱。我们劳动大众要团结起来捍卫《劳动合同法》，绝不能任由资方以资凌法。更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干扰对抗新法。
『捌』 大学生就业问题及对策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根本之道去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原本就令各国政府非常棘手的就业问题雪上加霜，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毕业离校，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也越来越感到头疼。
为此，国家各有关方面推出的积极的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与此同时，我国的“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势依然严峻。怎样彻底解决或者说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呢？
我认为要想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首先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就业难”就是找工作难，找工作为什么会难？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提供给就业者。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呢？是因为能够提供工作岗位的企业日子过得很难！那么，谁能够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当然是企业家。所以让企业家能够放心大胆地招人、用人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能让企业家们放心大胆地招人、用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减轻企业负担。
所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减轻企业负担。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繁荣的大好局面。然而国有经济因受体制、计划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能够释放的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有限。而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的民营企业则相对灵活，他们决策高效，机制灵活，反应迅速，他们已经逐渐成为新兴劳动力市场的消化主体。所以，要想解决好当前的就业问题，就得打消民营企业不敢用人的顾虑。具体来说，就是要减轻民营企业主们的负担，负担轻了、压力小了，动力自然就足了，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用人的胆子就会大起来。
现实的状态是什么呢？
首先，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一方面全球经济恶化、市场需求锐减，订单急剧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融资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资金链紧绷。尤其是去年上半年，国家实施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得很多企业资金链断裂，金融危机使得这个雪上加霜，企业支撑不下去便纷纷倒闭。去年下半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操作层面，那些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而言，由于没有可供抵押的房产、土地等，贷款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负担在进一步加大。比如新的《劳动合同法》的推出，使得企业的用工成本和用工风险明显增加。从表面上看起来，新的《劳动合同法》是在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受伤害最大的也是劳动者本身。为什么这么说？当企业主感到用工是一件很有压力甚至很危险的事情，招聘新员工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自然而言地减少新的用工计划，原本是三个人做的事情就一定会想办法让两个人去做，能省就省，能不招新员工就不招新员工。记得全国总工会的因为领导曾今私下里对我说，什么维权不维权的，有工作干比什么都重要。把企业整垮了，工作没了，还谈得上权益吗？是呀，新的《劳动合同法》看起来似乎使在岗的劳动者待遇提高了，但是由于企业风险加大，企业倒闭的风险随之增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企业倒闭了，所谓那些获得优秀待遇和良好保障的员工将会失去工作，继而所谓的待遇也将成为空中楼阁。更可怕的是，很多无法获得劳动机会的待业青年和大学毕业生只能望洋兴叹。因为他们一方面缺乏工作经验，没有竞争力；一方面由于政策的限制，使得企业主能不招新就不招新，久而久之，所以就业的问题势必日益严重。
我建议，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国家应出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减轻民营企业负担的政策和规定。
一、及时修正《劳动合同法》。
建议及时修正《劳动合同法》中对企业方面比较苛刻的要求予以修改，建立起比较自由、轻松的就业环境。企业主和员工之间可以自行选择，来去自由，而不用承担过多的风险。这样，至少可以打消企业主用人的顾虑。如果当一个企业主还没招到人的时候，就在盘算，如果这个人如果离开公司该怎么办的时候，企业招聘的积极性能高得了吗？
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谈过了，我不再赘述。张五常先生近期撰博指出，新劳动法别无选择，他认为“成文法是可以取缔的。新劳动法别无选择，取缔算了。”
二、切实减轻企业税负。
国家要不遗余力地把“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改基本原则落到实处。
目前，民营企业的税收明显偏高。以广告行业为例，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文化教育事业费等各种名目繁多的税收压得企业喘不过气了。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从2002年起新注册的公司，税务部门为了省事，把营业税和所得税合并，核定征收总营业额的8.5%。也就是不管你企业是否赚钱，先交8.5%给我再说。原来说是达到一定的营业额（每年500万）之后，可以申请营业税和所得税分离，但等到你真的去申请的时候，又被告知不办了，让人哭笑不得。还好，2008年终于降为8%了。还有，税务部门有些强制措施也让企业敢怒不敢言，比如要求企业每5年必须强制报废税控器，即使公司的税控器完好无损也不行。一台小小的机器，2900元一台，和有些品牌的笔记本差不多价格了！更可笑的是税控器还必须指定品牌，企业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
大家都知道，现在做生意越来越难，一些项目的利润甚至还够交税。这些企业如果老老实实按照8%缴税，加上办公成本的员工工资，企业根本没有任何利润可言。所以好多私营企业主不堪重负，纷纷被迫关闭自己的企业，或者裁减员工，把企业规模缩到最小，甚至被迫在家办公，成为SOHO一族，如此方能做到“一人吃饱了，全公司不饿！”
记得小时候在历史书上学到的是“五十税一，或者二十税一”，所谓五十税一是就是交2%的税，而二十税一就是5%，现在呢？
公开的数字显示，我国税收收入连续10年高于GDP增速，2008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逾30%。直到去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收到重创，我国税收增速才有所放缓。国家的税收收入一年比一年多，国库也越来越有钱，我们的外汇储备才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国家越来越富，而企业越来越困难，这恐怕不太正常。
还有，税负太高也迫使很多民营企业不得不想法去偷税漏税，因为他们如果不偷税漏税根本就无法生存，这一点已经成为税务行业和企业界公开的秘密。在这种大环境下，各种教人避税的学习班层出不穷，各种卖发票的短信和邮件肆意泛滥。与其“逼良为娼”，还不如降低税率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做到“放水养鱼”，这样国家在一家企业身上收缴的税收可能暂时会少了些，但是由于偷税漏税行为减少导致的税基增加，说不定税收总量还有可能增加。
总是，减税能直接减少企业的负担，可以让企业在冬天里可以好好喘口气，负担轻了，压力小了，创业的积极性自然高了，还愁他们不招新的大学毕业生吗？
三、鼓励企业聘用大学生。
那些急需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所以很难找到工作。加之在现行的《劳动合同法》的约束下，用人单位更不敢去轻易聘用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应该对积极聘用大学毕业生的企业发放招新补贴，或者通过减税的形式给予鼓励。
现在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比较浮躁，能够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学习的人不多，而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刚毕业的时候，他们都习惯把前面几家公司都当成跳板，屁股还没坐热就走人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毕业生由于没有工作经验，不能为企业做太多的贡献，所以在企业拿不到理想的薪水。原本企业用这些新人是希望能培养他们，希望日后能派上用场。但等到他们稍微熟练一点之后，他们往往就忘记了企业的培育之恩，而是希望马上跳槽以便能拿到更高的薪水，让企业失望。久而久之，企业便失去了培养新人的耐心，新人就越来越难找到工作。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企业应该尊重大学生的劳动价值，而不是一味地认为“人是我培养的，所以一定要从这些人身上获得超值回报”这种过于老套的想法，因为从员工的生存需求来看，这种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就需要国家发放招新补贴，等于企业帮助国家来培训这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国家还应该鼓励大学毕业生零底薪或低底薪到企业去实习，允许企业可以不和那些只毕业一年之内的大学生签订劳动合同，企业聘用这些大学生的时候可以不受《劳动合同法》的制约。这样一来，至少这些大学毕业生可以获得工作的机会和工作经验，对以后的发展非常重要。此举可以有效避免出现“企业不敢用新人”，“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的尴尬局面。
综上所述，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主要是需要帮助企业树立起招聘新人的信心，增强企业招聘新人的积极性。而提高企业积极性的唯一办法是减轻企业的负担，通过修正《劳动合同法》、减轻企业税负、发放招新补贴等办法，让企业没有压力的去聘用大学毕业生。减轻企业负担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根本之道。
『玖』 劳动经济学作业 《劳动合同法》有没有问题
这个复可以各抒己见。经济学家制是从经济学这个角度来看待问题的，侧重于自己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但立法者是政治家，作为政治家则往往是从国家和社会全局来考虑问题的，他们要考虑问题的方方面面，然后权衡利弊，折中决策。
『拾』 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合约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张五常先生数十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自己的言路来引导国内学术界甚至政策制定者的思潮。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合约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全球历史上可能最重大的一次制度变革，的确是一件令人激动不已的事情。
张五常先生的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令人激赏和震撼的作品之一。它用语平实、没有模型，但是思想方面的原创性以及观察力的敏锐均是一流的。它展现了一位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风采，也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标杆，令学者们警醒和汗颜。中国经济学研究与世界一流水平的最大差距，或许并不在工具方面的差别，可能依然在于经济学方面的思维与直觉方面。
简言之，《中国的经济制度》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在过去30年来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其一，用市场价值来取代等级制度作为限制竞争的合约安排，降低了资源的阻值耗散；其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损害中国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事实上清楚厘定了农民的私有产权（长时期的使用权并可以交换），从而极大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其三，中央政府、省、市、县、镇、村、户这七个等级之间通过一系列从上至下的承包责任合约而连接起来，但这种连接只有纵向的，没有横向的，从而创造了横向组织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县级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从1990年代的通胀、通缩与外部危机下的重重危险之中走出来的关键；其四，通过增值税的中央与地方划分，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县级政府利用自己分配土地的权利，又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为了实施分成收入的最大化，县级政府不但会挑选企业，而且会为企业提供最好的服务。高强度竞争下县域经济的活力是中国经济得以高增长的关键；最后，中国经济能够渡过很多难关，关键在于中国的合约安排具有很强的弹性，不论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约，还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约，还是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合约。而《新劳动法》的实施无疑使得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合约突然变得僵化。这可能扼杀中国经济的活力。
当然，张五常先生认为人民币不应该升值的观点和我个人持有的观点相左。但是他的看法也不无道理。他并不否认产业结构升级对于中国很重要。但是他认为提高农民的收入要比产业结构升级更为重要。通过维持出口行业的低价格将更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以人均收入的提高来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他反对当前人民币升值的主要论据，这一看法的确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