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行政法律的特色

❶ 宋朝政治制度最明显的特点是采取了什么政策

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闭族坦是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有几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
宋代的政治制度，处于从隋唐三省制到元代一省制的过渡时期，北宋前期的“中书门下”（政事堂）实际上已取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行政效率较高。由于当时官名与职务分离造成的混乱，轿桐以及新设政权机构大小不一造成的权责失衡，促成元丰改制而恢复为三省六部制，六部制的恢复协调了朝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为金、元、明、清所沿袭，显示其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生命力。但是，三省制的恢复，却不久即暴露其行政效率差而慢的弱点，虽屡经改进，但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具有较高行政效率的职权集中的朝廷。南宋时，合并中书、门下二省穗袜为一省，宰相、执政、枢密院长官合署办公，三省、枢密院实际上只设办事机构等措施，为向元代只设中书省（或尚书省）的一省制奠定了基础。路级机构是元代行省的雏形，以及许多宋代制度和官称为后代所沿用等，这些都是五代和宋代的政治制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表现。

❷ 宋代与唐代相比在行政立法上的区别

北宋政权是在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宋初统治者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恢复政治经济秩序，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作为基本国策，采取了一系列专制主义集权措施，将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统归中央，集权于君主。唐朝中央政府的体制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

唐朝三省六部制的三省是指中央政府的三个中枢机构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中书省传承皇帝的命令，草拟诏书;经门下省审核驳正后，交皇帝批准;尚书省负责执行皇帝诏敕和经皇帝批准的各项政令。三省的长官集体出任宰相，三省的职权明确划分，各有分工，互相制约。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个中央行政部门。吏部掌职官的任命、考课、管理等;户部掌户籍与财政收入管理等;礼部掌祭祀、礼仪、教育、科举等;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的选授、考课、武举、军事行政等;刑部掌大理寺审理案件的复核以及京师百官的案件会审等;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及农、林、牧(军马除外)、渔业等。六部各有四司，分掌有关行政事务。

宋朝立国后，为防止军阀割据，甚至“黄袍加身”重演，对武将防范戒备甚严。宋太祖认为，百个儒臣贪污的危害，不抵一个武将的威胁。因此，采取崇文抑武政策，限制武将权力，派文臣掌管军事和地方行政。在司法官的任用上，更是注重儒士，重视法律教育和考试。由于科举取士，选择儒臣治狱，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改变了五代时期军阀执掌司法的状况。为了消除五代以来苛政酷刑的影响，宋朝立法崇尚宽平，强调恤政慎刑、宽缓刑罚，并且创立折杖法，以减轻刑罚。宋朝皇帝常常亲自审录囚犯，加强对司法活动的检查控制，同时纠正一些冤狱。

❸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

法律分析：宋朝最初是州、县两级地方官制，宋太宗以后发展为路、州、县三级制度。 宋代最低一桥搜态级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县，设县令为其长官。由于常常派京官带本官的职衔去掌管一县之事，称知某县事，简称知县。还有县尉，负责一县的治安。 县之上为州，州的长官是朝廷委派文职京官前来“知某州漏敬事”的，所以又简称知州。为了吸取唐末地方藩镇割据的教训，加强中央对地方官的控制，又由朝廷派通判到各州，名义上是知州的副手，实际上一切州事必须由知州和通判联合敏源签署方才有效。通判位秩低于知州，但可以监督知州，并且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情况。

法律依据：国务院《行政区划管理条例》 第四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全国行政区划的具体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全国行政区划相关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行政区划的具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行政区域行政区划相关的管理工作。

❹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发展

（一）行政法律规范
两宋的行政体制正处在由唐向元、明、清过渡这一历史时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庞杂.历朝均对行政律法有所编纂,如至今尚可见到的《吏部七司法》残卷及《景定吏部条例》等,但终宋之世却没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会典》那样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两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职官为纲目编制,故对官吏的铨选、考课、奖惩仍为其主要谈核内容.此外对文书管理的规定趋于完备,在中央由中书省、门下省和枢密院分掌.行政与司法进一步结合,行政处分与刑罚相辅而行.尤其是随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有关手工业、商业方面行政律法日渐增多.
（二）．两宋行政律法的特点
（1）皇帝君权的集中与臣僚事权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历朝皇帝为使高度的中央集权不致旁落,采取了一系列答侍信分割臣僚事权的措施,在职官设置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官”、“职”、“差遣”制度[29].上至宰辅重臣,下到州、县长官均受到来自不同机构的牵制,如相权的一分为三,监司巡检制,通判的设置等.皇帝不再担心某个大臣的判逆,因为每个人都权限不大,且彼此都是和应当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
在各级官府设置上,有几个平行机构,彼此各管一摊,又互不隶属而直统于皇帝,这是体制上的分权结果.但皇帝尤感不足清轮,在具体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对朝臣的重用上,遵循“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即参用政见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为非”,显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与吏相比,前者权势大易自作主张,而后者权势小只能谨守成法.自徽宗时始,便诏令地方州县长官详理刑狱,不得假手胥吏.这些特点,使皇帝能够“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❺ 宋朝法律制度特点

(1)《宋刑统》作为宋朝的基本法典，有关民商事立法的内容比唐律大为增加。内

(2)随着民事权利主体容范围的扩大，立法内容也大为扩展。立法涉及到所有权、债、财产继承、婚姻嫁娶、检校析财等内容，多为唐律所不及。

(3)私有权观念深化，保护财产继承权及促进海外贸易的单行法规增多。

3.版权保护首次在宋朝出现。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开始以法律手段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官府多次出榜严禁盗版印行。

❻ 宋朝立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宋代是中国古代发展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宋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比前朝有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变化。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杨高凡认为，宋代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得到发展，法制建设也表现出与其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时代特色。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维护私有权益的经济立法和民事立法更加详密完备，具有无与伦比的时代特征。

宋代是一个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不仅让人们的义利观念和私有权观念发生变化，也促进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使以维护私有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事法律规范更加完备。因而，民法成为宋代法律内容中最丰富，最能反映宋代法律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是民事权利主体的变化。在租佃制、雇佣制盛行的宋代，不仅官户、地主、平民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就是唐代的“贱民”，即宋代的客户、工匠、机户乃至私家雇佣的人力和女使等，在宋代亦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依法享有权利主体的资格，这些“贱民”法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民事法律体系、关系变化的重要表现。另外，宋代出现的义庄、祭田、学田及寺院等都有独立的财产、完备的管理制度，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团体。在法律上，它们具有财团法人和综合法人的性质。

第二是物权法的详备。宋代是一个私有制高度发展，所有权观念深化的朝代，所以调整物权关系、维护私有权利益的法律也相当详备。尽管宋代没有现代概念上的动产与不动产的明显区别，但在内容上已有财物与产业之分，无论是私财还是官物，私产还是公业，都是法律积极维护的对象。宋代法律对动产物权的原始取得（先占、遗失物、漂流物的拣获、埋藏物的发现等）和继承取得（买卖、赠与、继承等）及添附物的处理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对以动产物权作为借贷担保的质、当、典押等亦有明确的立法。凡私自移走支配他人所有财物，在刑法上则构成了盗窃罪，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此外，宋代法律对以田宅为主要内容的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规定更加详密。

由于宋代统治者对土地的占用、开垦、典卖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为土地所有权的取得带来了新的特点。在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冲击下，土地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使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相当频繁，买卖成为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主要途径。宋代租佃制、典卖制的盛行，又使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开始分离，宋代法律不仅承认这种分离的合法性，亦允许占有权、使用权独立有偿转移，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永佃权在宋代土地所有权中是一种强有力的物产权，既可以世代相承，亦可以典押转让使用权和收益权。宋代物权法的内容十分丰富，对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权益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是债权法的发展和契约关系的发达。债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请求特定行为的民事法律关系。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复杂化，在买卖、借贷、典当、租佃等契约关系中，因侵权行为、不当得利 、无因管理等法律事实，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为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宋代在法律中对债的发生、债的履行、债的担保、债的免责、债的强制效力及债权人的权利、债务人的义务都作了详细规定，以至于出现了“违契不偿，官为理索”的说法，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在契约关系方面，宋代的契约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形式，是为适应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发展起来的，是维护所有权利益的重要法定依据。宋代的契约种类繁多，主要有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典押契约、租佃契约，但无论哪类契约，凡经官府印押，交纳契税的，官府都承认其法律效力。为了维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宋代法律对契约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担保责任、时效、损害赔偿等都作了严格规定，明确了立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是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权利的扩大。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妇女的社会性劳动进一步增强。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带动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变化。在婚姻关系中，宋代妇女的法定离婚权冲破了“七出”“义绝”的范围，离婚的主动权有了明显增大。随着人们对妇女贞节观认识的变化，社会各阶层对妇女的再嫁表现出积极的支持态度。在法律上表现为维护妇女再婚自由权的立法相应增多。宋代规定，寡妻既可以另适，也可以招来接脚夫，妇女再嫁在宋代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家庭关系中，特别是夫亡妻在的家庭中，法律确定了寡妻的户主权，在户绝家庭中，寡妇依法享有立继权和代位继承的权利。因此，宋代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变化，也是宋代法律变化的重要表现。同时，宋代在财产继承法等方面的制度也非常完备，这反映了宋代对私有权维护的深化程度和法制特色。

宋代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重视程序建设也成为其诉讼法的时代特色。诉讼法是保证实体法正确实现的程序法，依据案件的性质，诉讼法又分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宋代的法典和前代一样不仅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分，刑诉法和民诉法也不分。其司法机构设置、诉讼活动原则、诉讼程序、审理方式、判决方法等虽多借鉴唐代的制度，但以程序制约司法权的滥用是其突出的特征。在宋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君权的强化，表现在司法上是皇帝越来越广泛行使审判权，当时的审刑院就成为皇帝审断案件的顾问机关。宋代中央的中书、枢密、三司等行政机关直接干预司法审判活动。在地方，强调州县行政长官必须亲自审问案件，既加重了他们的司法责任，也扩大了他们的司法权力。这都是皇帝加强对司法权控制的表现，也是宋代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制度正义是宋代刑事审判最突出的亮点。为了保证实体法的有效实施，宋代构建了完备的审判、复核、监督检查机构体系，规定了详细的起诉形式，建立了收集、辨别、运用证据的制度。为防止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造成刑狱冤滥，从制度层面对审判权进行了限制。首先是确定了“鞫谳分司”体制，使审理权与判决权分离；其次是规定了“长官躬亲”制，以防司法审判中的吏奸之弊；其三是推行“亲嫌回避”制，以保证审判的公正；其四是确立了“据状勘鞫”制，以防状外别生奸狱；其五是限制滥施刑讯，防止冤案滋生。在司法制度中，审判程序规定的尤为严密。从刑案现场勘验、取证、审讯到结案，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标准，防止官吏在各个环节中借机生奸。在审理结案之后，检法议刑之前，创立了必须的录问程序，即对徒刑以上大案，另外安排官员提审录问案犯，进一步核查犯罪事实，以防审理中的差误，这是其他朝代审判中没有的程序。录问无枉错之后，由检法官根据案情检出适用法条，这就将定罪量刑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其后则由幕职官根据案情和法条草拟初判意见，交由通判及幕职官集体审核签押后，呈知州定判。如此严密的审理和判决程序，在中国法律史上独树一帜。试图通过制度正义实现法律正义，也是宋代法律建设趋向文明的突出表现。

在宋代，随着民事权利主体的扩大，有关民事诉讼的法律也更加完备和具体。宋代不仅明确规定了受理民诉的“务限”，案件“结绝”的时限，审结后官府给予当事人“断由”，而且对民事诉讼审理不当的案件准许当事人上诉。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为了宽恤民力、恢复生产、钳制官吏违法害民，广开越诉法，这不仅丰富了宋代民事诉讼法的内容，扩大了民事诉讼权，也彰显了宋代民事诉讼法的发达。

中国古代的司法中，既没有律师也没有辩护制度，百姓的诉讼全凭官吏决断，被冤之民无法得到法律帮助。至宋代，由于人们私有权观念的深化，人身权利相对扩大，要求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日渐强烈。基于社会的需要，在江南民间产生了“教引讼理”“教授辞讼文书”的讼学。同时也出现了专门指教词讼、替人辩理为业的讼师和以佣笔为业的写状代书人。讼学的产生，讼师和佣笔代书人的出现，是中国封建诉讼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也反映出宋代诉讼活动十分活跃。

同时，为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宋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中央集权制度加强，调整经济关系，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法律内容相当丰富：如商事法、专利法、矿冶法、财政法、税收法、钱法、钞法等，宋代经济立法尽管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但也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观宋代的法制建设，不仅规范详备，内容丰富，亦表现了突出的时代特点。民事法规和经济法规完善表现出宋代私有权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从诉讼法的完备和民间讼学的产生表现出宋人对程序法的重视。可以说，宋代法制在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两方面表现十分突出。宋代法制虽有因袭旧制的方面，但也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中国封建法律史上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❼ 宋代法律的作用

一、两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举取士,重文轻武,遂摆脱了前代门阀、武臣的羁绊,朝政议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从而导致了政治、思想上较为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应当说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和讲究法律的一个朝代.这或许也是两宋以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何以维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从整个两宋的法制变化来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丰变法以后到北宋末年；南渡后至宋亡于元.
二、宋代法律内容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行政法律规范
两宋的行政体制正处在由唐向元、明、清过渡这一历史时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庞杂.历朝均对行政律法有所编纂,如至今尚可见到的《吏部七司法》残卷及《景定吏部条例》等,但终宋之世却没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会典》那样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两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职官为纲目编制,故对官吏的铨选、考课、奖惩仍为其主要内容.此外对文书管理的规定趋于完备,在中央由中书省、门下省和枢密院分掌.行政与司法进一步结合,行政处分与刑罚相辅而行.尤其是随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有关手工业、商业方面行政律法日渐增多.
（二）．两宋行政律法的特点
（1）皇帝君权的集中与臣僚事权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历朝皇帝为使高度的中央集权不致旁落,采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权的措施,在职官设置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官”、“职”、“差遣”制度[29].上至宰辅重臣,下到州、县长官均受到来自不同机构的牵制,如相权的一分为三,监司巡检制,通判的设置等.皇帝不再担心某个大臣的判逆,因为每个人都权限不大,且彼此都是和应当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
在各级官府设置上,有几个平行机构,彼此各管一摊,又互不隶属而直统于皇帝,这是体制上的分权结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体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对朝臣的重用上,遵循“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即参用政见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为非”,显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与吏相比,前者权势大易自作主张,而后者权势小只能谨守成法.自徽宗时始,便诏令地方州县长官详理刑狱,不得假手胥吏.这些特点,使皇帝能够“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三）刑事法律规范
1．刑事政策
两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议》基础上多有损益,主要变化有以下几点：
（1）维护地主对佃农的特权
随着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转化,地主和佃客便成为两宋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朝廷通过刑事立法公开维护地主对佃客的特权.哲宗元祐年间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还严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虽直不佑”.这种刑事政策,助长了地主对佃客的压迫,到南宋末年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32].南宋钟相曾指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把起义的矛头直接对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适用“请”、“减”、“当”、“赎”法
封建法制“辟贵施贱”的传统,在两宋特殊情况下,不仅起不到强化其统治基础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潜在的威胁.因此,两宋除个别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对犯赃私罪的官吏适用“真刑”.例如,哲宗绍圣年间规定：“重禄人受乞财物,虽有官印,并不用请、减、当、赎法”.《庆元条法事类》亦规定：“诸私铸钱者,不以荫论,命官不在议、请、减之例”. 朝廷对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适用赎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诏：除妇女犯杖以下,非故为,可赎铜以外,其余不得以赎论处.从整个宋代来看“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以减少死刑的适用
随着编敕的增加,死刑条款也随之剧增.仅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就断大辟2436人.断死刑数比唐代增加几十或上百倍.尖锐的阶级矛盾不容许朝廷大规模使用极刑.于是朝廷采取两种办法加以调节以控制死刑：
一是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即对于某些可判可不判处死刑的人犯通过刑部,报中书奏请皇帝裁夺,裁夺结果实际上大都不判处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贷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谨受赂及侵盗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处了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设、配牢城等七种刑罚,除配牢城为主刑以外,其余六种均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于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统治者不能不通过“恩宥”之制来加以缓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种,又统称为贷雪.《宋史?刑法志》载：“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
此外,还有录囚降释之制,如：“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35].
两宋时期赦降之频“于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竟致岁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来“荡涤瑕秽”,“使人洒心自新”,以“感召和气”.但行之过频,“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结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滥矣”.
（四）．宋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办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别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则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
（2）配役
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与折杖后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对罪行严重的流刑罪犯的处罚.刺配缘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统》也无此规定.太祖时偶一用之,意在补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配役刑之间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
配役刑两宋使用最多,南宋时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达十余万人.配役刑虽然改变了推行折杖法后轻重失平的状况,但也带来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崇宁年间,蔡京建议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将应配人犯禁锢在“圜土”内.但由于经费或管理上的困难而旋行旋罢.
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颇遭非议.
（3）凌迟
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史书说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4）管置[46]
管置,指将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区进行改造的刑罚方法.可能创于北宋中期,类似于当今的管制刑,主要适用于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职）的官吏.管置刑分为：“羁管”（羁系而管束之）；“编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时限,无得髡钳”）；“编置”（或称“安置”、“居住”,轻于编管,谓编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远近（或为本州,或为邻州,或为远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别.
（三）民事经济法律规范
1．所有权——所有权的发生,添附、相邻关系,质权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义利并重”的思想逐渐取代了“贵义贱利”的思想,民事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宋初统治者注重对所有权加以保护,并规定：“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进一步规定印契（红契）制度及税契制度,即用官府加盖红印的契据确认土地所有权,以收取契约税的形式保护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并政策和两宋之际的战乱,引起所有权的频繁变更.当时是“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47]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对所有权的立法作较前代更多的规定,以稳定经济秩序,维持社会安定.宋初就曾诏令：“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48]并于宋太祖开宝二年(969)设立印契(红契)制度.以后又完备了税契制度.以法律确认和保护私人所有权.人说宋代“官中条令,惟交易(指田产交易)一事最为详备” [49].这当不是夸大之词.
两宋所有权已划分为动产所有权（宋称物主权）与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宋刑统》对动产如宿藏物（埋藏物）、阑遗物（遗失物）、漂流物、无主物、生产蕃息等所有权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对不动产（田宅）所有权的转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规定要书面立契并取得官府承认,即所谓：“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否则,发生纠纷,法律不予保护.
从当时官府对所有权取得的具体规定中,可以推知：动产所有权之取得,以占有或掌握为必要,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只以管业收租为条件.
（1）动产所有权——宋时称物主权——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发现——宋时称宿藏物.《宋刑统?杂律》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脏论”.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见(现)住见佃人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与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与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这也许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护法吧.
二是遗失物的取得——《宋刑统?杂律》称阑遗物,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对遗失物的处理,规定得颇为详尽：
“诸得阑遗物,皆送随近县,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两京巡察得者,送金吾卫.所得之物……其经三十日无主识认者,收掌仍录物色,目榜村坊门经,一周年无人认者,没官”.
此外,对遗失家畜的处理亦颇为详尽,恕不一一例举.
三是漂流物之处理——《宋刑统?杂律》承唐杂令,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公私竹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积于岸上,明立标榜,于随近官司申谍.有主识认者,江河五分赏二分,余主五分赏一分.限三十日,无主认者,入所得人”.
四是无主物的占有——《宋刑统?贼盗律》卷二十“贸易官物门”载：“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疏议曰：山野之物,谓草木药石之类,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积聚”.由此来看,先占而取得无主物,是法律所容许的.
五是生产蕃息之归属——《宋刑统?名例》卷四“赃物没官及征还官主并勿征门”载： “生产蕃息,本据应产之类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举,而得利润皆用后人之功,本无财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后人.其有展转而得,知情者,蕃息物并还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后人.”可见,至宋,已对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区别了.
（2）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的转移略
不动产在宋称为业,其所有权称为业主权,种类主要有租佃权,典权、押权等.不动产所有权的标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着物”.
对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必须书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认,始得成交.《宋刑统?杂律》卷二十六“受寄财物辄费用（公私债负）门”载：“质举及卖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
为了杜绝争讼,宋代还专门编绘了有关地界图册,对每一处田地标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争讼,作为赁断质证.史载这种地界图册：登记其坐落、地目、地积等则,形状、四址、权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权接份共有的记载.宋人刘克庄在其《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有卖田骨的记载.所谓田骨即“一地两主,系将土地分为两层、称上层为田皮(面),下层则谓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权的共同有则表现在始于唐宋的祭田、族产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额是不明确的.
至于不动产的典权、押权至宋也已十分发达,在有关债的一节中将述及.
（3）添附和相邻关系
其时的法律规定中多有与《拿破仑法典》相近的内容.有关添附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五之三》载：“景德三年(1006)二月诏：赁官屋者,如自备添修……徒居者,并听拆随.”“即委监官相度,如不亏官,亦听.”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载木,年满收赎之时,两家商量.要,即交还价值；不要,取便斫伐,业主不得占各.”[50]又：“如内有种植林木……估价与所卖田土一处依法召人承买.木价钱给还原载人户.若系见佃人承买,即止纳买地价线.从之.”
综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处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则上基本相同.
有关相邻关系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十八》载：“地原从官地上出入者,买者不得阻碍.宅舍亦开.且新旧间架丈尺阔狭,城市乡村等紧慢去处,并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见出卖地者,特与存留.”
2．典卖与时效
（1）典卖.宋代典卖又称“活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取赎》卷九“典主迁延入务”一案颇有代表性.该书载：“在法：‘诸典卖田产,年限已满,业主于务限前取赎,而典主故作迁延占据者,杖一百’.赵端本合照条勘断,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赵端伪写税领,欺罔官司,其奸狡为尤甚.今不欲并加之罪,且将两项批领当厅毁抹,勒令日下交钱、退业.”
（2）消灭时效及时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对时效问题,已有较详细的规定.有关取得时效的规定,在所有权取得一节中可见,此处主要就有关丧失时效的内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当限外,经三十年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难辩真虚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见佃主一任典卖”.
后又于《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中,引用唐长庆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对收赎期限加以修改：“经二十年以上不论,即不在论理之限”.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十三》载：“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赎,今详年限稍远,欲乞限十年内许……限满不赎.从之”.又《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争业下》卷五“侄与出继叔争业”条载：“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又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
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看出,随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流转的加快,时效期限日益缩短这一民法发展的特点,在宋代已有明显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迟至宋,已有了类似今天民法关于时效中止的规定.《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载：“有故,留滞在外者,即与出除在外之年.”
且规定：“如出限,许逐人陈诉其经由,官司曲意阻难及迁延时日者,并重寘典宪”.[54]可见,当时官府对时效问题是较重视的.
3．债法与契约关系的发展
宋代对债的发生、履行或不履行、债的消灭、债的担保均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庆元条法事类》中还有对抵押权和留置权的规定.宋代流行的契约主要有买卖契约、租赁契约、借贷契约等[55].其中有关土地的租赁称佃,租佃制是当时法律调整的最重要的债务关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双方应以契约规定租佃关系,佃农被官府登入户籍,称为“编户齐民”.仁宗时曾诏令：佃户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凭由”.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至南宋,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所强化.法律对负债出逃者严加稽查,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1）债的发生
两宋因契约所生之债占大多数,当然还有其它形式引发的债权,《宋刑统》与《庆元条法事类》在买卖契约的法律规定上,强调双方的“合意”性,对强行签约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要“重寘典宪”.同时维护家长的财产支配权.即“应典卖物业,或指名质举,须是家主尊长对钱主或钱主亲信人,当面署押契贴.或妇女难于面对者,须隔帘亲闻商量,方可成产交易.”
（2）买卖契约.宋代买卖契约分为绝卖和活卖与赊卖三种.绝卖为一般买卖.宋代“活卖” 又称典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而后收取出卖物的价值.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承认,才能视为合法有效.
（3）租赁与租佃契约.宋时对房宅的租赁称为“租”、“赁”或“僦”.对人畜车马的租赁称为庸、雇.以房屋租赁为例,宋朝法律规定很详细.即所谓“假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并分舍屋间椽、地段、钱数,分月掠、日掠数,立限送纳.”
两宋租佃土地活动十分普遍.地主与佃农签订租佃土地契约中,必须明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实行定额租.地主同时要向国家缴纳田赋.若佃农过期不交地租,地主可于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代为索取.
（4）借贷契约.宋代法律因袭唐制,对借与贷作了区分.借指使用借贷,而贷则指消费借贷.当时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并规定：“（出举者）不得还利为本”,不得超过规定实行高利贷盘剥,以防激化社会矛盾.
3．婚姻法规
宋承唐律,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违犯成婚年龄的,不准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但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并不禁止.另外,《宋刑统》还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在离婚方面,仍实行唐制“七出”与“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许变通.例如《宋刑统》规定：夫外出三年不归,六年不通问,准妻改嫁或离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户令》规定：“若改适（嫁）,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严格维护家族财产不得转移的固有传统.
4．继承法规
两宋法律在继承关系上,有较大的灵活性.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同时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至南宋又规定了绝户财产继承的办法.绝户指家无男子承继.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财政匮乏,禁榷是其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专卖）范围有所扩大,除传统的盐、酒、茶外,矾、铁、煤等均列为禁榷物种.在禁榷律法中,以盐法、茶法、酒法最为重要和完备.盐法是有关盐的煮制、买卖和贩运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盐铁使,在地方有各产盐地和商埠所设场务专理盐的专卖.其时分为盐的官运、官销和商运、商销两种方式.盐法规定：犯私盐一两,笞四十.但因官盐价高,私贩是禁而不绝.酒法是有关酒的酿制、征税和专卖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称酒的专卖为“榷酤”.酿酒的酒曲由官府垄断,禁民间私造,违犯者重至处死.官府严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税课繁重.后人评价“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
1．宋代皇帝多亲自断案.徽宗时更常以御笔手诏断罪,“变乱旧章”.凡对“御笔断罪”执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论处.此类判决多不依法,更不许诉冤.
2．重视证据和现场勘验.为重口供定有“翻异别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关情节重大,一般换法官审理,称“别推”；若换司法机关审理,则叫“别移”.官府设有专门的勘验官并制有详细的勘验格式,南宋时还颁布了《检验格目》,重视对犯罪现场的勘验和取证.客观上推动了其时法医学的发展.著名的《洗冤集录》等法医学著作的出现,与此有直接关系.
3．宋代对民事诉讼定有明确的时效规定,称“务限法”.对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质情节的轻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审结期限.对防止积案,发挥司法职能有积极作用.
（三）审判监督制度的特点
宋代除了审判机构间上下、左右监督外,还设立了较完备的审判监督制度.在中央扩大御史台司法职能,太宗时曾设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审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监督州县司法,这成为后世巡按制度的渊源.此外,还专门规定有平反冤案及错判案件的“理雪制度”与“推勘院”

❽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宋代

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辽代司法体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设有世袭决狱官，由军事首领夷离堇兼理司法。契丹国建立后，于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置夷离毕院，以夷离毕为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专掌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行政与司法事务。辽太宗以后，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调、车马之事”，专掌汉族地区行政与司法事务。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为两个系统。
辽圣宗时期，开始任用汉人执掌司法，试图缩小契丹与汉人司法制度的差异，消除民族隔阂。
金代初期没有专门司法机构，各级军政长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后，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汉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机构，其官员分别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担任，并设译史充当翻译，以解决断案中语言不通的问题。地方仍沿袭宋制，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设提刑司，作为中央的司法派出机构，执掌司法事务。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❾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发展

宋代法律制度 第一节宋代法律制度

一、两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举取士，重文轻武，遂摆脱了前代门阀、武臣的羁绊，朝政议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从而导致了政治、思想上较为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应当说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和讲究法律的一个朝代。这或许也是两宋以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何以维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从整个两宋的法制变化来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丰变法以后到北宋末年；南渡后至宋亡于元。
二、宋代法律内容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行政法律规范
两宋的行政体制正处在由唐向元、明、清过渡这一历史时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庞杂。历朝均对行政律法有所编纂，如至今尚可见到的《吏部七司法》残卷及《景定吏部条例》等，但终宋之世却没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会典》那样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两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职官为纲目编制，故对官吏的铨选、考课、奖惩仍为其主要内容。此外对文书管理的规定趋于完备，在中央由中书省、门下省和枢密院分掌。行政与司法进一步结合，行政处分与刑罚相辅而行。尤其是随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有关手工业、商业方面行政律法日渐增多。
（二）．两宋行政律法的特点
（1）皇帝君权的集中与臣僚事权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历朝皇帝为使高度的中央集权不致旁落，采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权的措施，在职官设置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官”、“职”、“差遣”制度[29]。上至宰辅重臣，下到州、县长官均受到来自不同机构的牵制，如相权的一分为三，监司巡检制，通判的设置等。皇帝不再担心某个大臣的判逆，因为每个人都权限不大，且彼此都是和应当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
在各级官府设置上，有几个平行机构，彼此各管一摊，又互不隶属而直统于皇帝，这是体制上的分权结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体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对朝臣的重用上，遵循“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即参用政见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为非”，显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与吏相比，前者权势大易自作主张，而后者权势小只能谨守成法。自徽宗时始，便诏令地方州县长官详理刑狱，不得假手胥吏。这些特点，使皇帝能够“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三）刑事法律规范
1．刑事政策
两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议》基础上多有损益，主要变化有以下几点：
（1）维护地主对佃农的特权
随着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转化，地主和佃客便成为两宋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朝廷通过刑事立法公开维护地主对佃客的特权。哲宗元祐年间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还严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虽直不佑”。这种刑事政策，助长了地主对佃客的压迫，到南宋末年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32]。南宋钟相曾指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把起义的矛头直接对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适用“请”、“减”、“当”、“赎”法
封建法制“辟贵施贱”的传统，在两宋特殊情况下，不仅起不到强化其统治基础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潜在的威胁。因此，两宋除个别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对犯赃私罪的官吏适用“真刑”。例如，哲宗绍圣年间规定：“重禄人受乞财物，虽有官印，并不用请、减、当、赎法”。《庆元条法事类》亦规定：“诸私铸钱者，不以荫论，命官不在议、请、减之例”。 朝廷对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适用赎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诏：除妇女犯杖以下，非故为，可赎铜以外，其余不得以赎论处。从整个宋代来看“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以减少死刑的适用
随着编敕的增加，死刑条款也随之剧增。仅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就断大辟2436人。断死刑数比唐代增加几十或上百倍。尖锐的阶级矛盾不容许朝廷大规模使用极刑。于是朝廷采取两种办法加以调节以控制死刑：
一是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即对于某些可判可不判处死刑的人犯通过刑部，报中书奏请皇帝裁夺，裁夺结果实际上大都不判处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贷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谨受赂及侵盗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处了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设、配牢城等七种刑罚，除配牢城为主刑以外，其余六种均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于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统治者不能不通过“恩宥”之制来加以缓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种，又统称为贷雪。《宋史?刑法志》载：“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
此外，还有录囚降释之制，如：“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35]。
两宋时期赦降之频“于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竟致岁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来“荡涤瑕秽”，“使人洒心自新”，以“感召和气”。但行之过频，“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结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滥矣”。
（四）．宋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办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别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则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
（2）配役
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与折杖后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对罪行严重的流刑罪犯的处罚。刺配缘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统》也无此规定。太祖时偶一用之，意在补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配役刑之间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
配役刑两宋使用最多，南宋时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达十余万人。配役刑虽然改变了推行折杖法后轻重失平的状况，但也带来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崇宁年间，蔡京建议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将应配人犯禁锢在“圜土”内。但由于经费或管理上的困难而旋行旋罢。
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颇遭非议。
（3）凌迟
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史书说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4）管置[46]
管置，指将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区进行改造的刑罚方法。可能创于北宋中期，类似于当今的管制刑，主要适用于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职）的官吏。管置刑分为：“羁管”（羁系而管束之）；“编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时限，无得髡钳”）；“编置”（或称“安置”、“居住”，轻于编管，谓编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远近（或为本州，或为邻州，或为远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别。
（三）民事经济法律规范
1．所有权——所有权的发生，添附、相邻关系，质权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义利并重”的思想逐渐取代了“贵义贱利”的思想，民事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宋初统治者注重对所有权加以保护，并规定：“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进一步规定印契（红契）制度及税契制度，即用官府加盖红印的契据确认土地所有权，以收取契约税的形式保护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并政策和两宋之际的战乱，引起所有权的频繁变更。当时是“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47]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对所有权的立法作较前代更多的规定，以稳定经济秩序，维持社会安定。宋初就曾诏令：“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48]并于宋太祖开宝二年(969)设立印契(红契)制度。以后又完备了税契制度。以法律确认和保护私人所有权。人说宋代“官中条令，惟交易(指田产交易)一事最为详备” [49]。这当不是夸大之词。
两宋所有权已划分为动产所有权（宋称物主权）与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宋刑统》对动产如宿藏物（埋藏物）、阑遗物（遗失物）、漂流物、无主物、生产蕃息等所有权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对不动产（田宅）所有权的转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规定要书面立契并取得官府承认，即所谓：“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否则，发生纠纷，法律不予保护。
从当时官府对所有权取得的具体规定中，可以推知：动产所有权之取得，以占有或掌握为必要，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只以管业收租为条件。
（1）动产所有权——宋时称物主权——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发现——宋时称宿藏物。《宋刑统?杂律》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脏论”。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见(现)住见佃人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与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与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这也许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护法吧。
二是遗失物的取得——《宋刑统?杂律》称阑遗物，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对遗失物的处理，规定得颇为详尽：
“诸得阑遗物，皆送随近县，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两京巡察得者，送金吾卫。所得之物……其经三十日无主识认者，收掌仍录物色，目榜村坊门经，一周年无人认者，没官”。
此外，对遗失家畜的处理亦颇为详尽，恕不一一例举。
三是漂流物之处理——《宋刑统?杂律》承唐杂令，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公私竹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积于岸上，明立标榜，于随近官司申谍。有主识认者，江河五分赏二分，余主五分赏一分。限三十日，无主认者，入所得人”。
四是无主物的占有——《宋刑统?贼盗律》卷二十“贸易官物门”载：“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疏议曰：山野之物，谓草木药石之类，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积聚”。由此来看，先占而取得无主物，是法律所容许的。
五是生产蕃息之归属——《宋刑统?名例》卷四“赃物没官及征还官主并勿征门”载： “生产蕃息，本据应产之类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举，而得利润皆用后人之功，本无财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后人。其有展转而得，知情者，蕃息物并还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后人。”可见，至宋，已对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区别了。
（2）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的转移略
不动产在宋称为业，其所有权称为业主权，种类主要有租佃权，典权、押权等。不动产所有权的标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着物”。
对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必须书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认，始得成交。《宋刑统?杂律》卷二十六“受寄财物辄费用（公私债负）门”载：“质举及卖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
为了杜绝争讼，宋代还专门编绘了有关地界图册，对每一处田地标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争讼，作为赁断质证。史载这种地界图册：登记其坐落、地目、地积等则，形状、四址、权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权接份共有的记载。宋人刘克庄在其《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有卖田骨的记载。所谓田骨即“一地两主，系将土地分为两层、称上层为田皮(面)，下层则谓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权的共同有则表现在始于唐宋的祭田、族产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额是不明确的。
至于不动产的典权、押权至宋也已十分发达，在有关债的一节中将述及。
（3）添附和相邻关系
其时的法律规定中多有与《拿破仑法典》相近的内容。有关添附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五之三》载：“景德三年(1006)二月诏：赁官屋者，如自备添修……徒居者，并听拆随。”“即委监官相度，如不亏官，亦听。”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载木，年满收赎之时，两家商量。要，即交还价值；不要，取便斫伐，业主不得占各。”[50]又：“如内有种植林木……估价与所卖田土一处依法召人承买。木价钱给还原载人户。若系见佃人承买，即止纳买地价线。从之。”
综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处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则上基本相同。
有关相邻关系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十八》载：“地原从官地上出入者，买者不得阻碍。宅舍亦开。且新旧间架丈尺阔狭，城市乡村等紧慢去处，并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见出卖地者，特与存留。”
2．典卖与时效
（1）典卖。宋代典卖又称“活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取赎》卷九“典主迁延入务”一案颇有代表性。该书载：“在法：‘诸典卖田产，年限已满，业主于务限前取赎，而典主故作迁延占据者，杖一百’。赵端本合照条勘断，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赵端伪写税领，欺罔官司，其奸狡为尤甚。今不欲并加之罪，且将两项批领当厅毁抹，勒令日下交钱、退业。”
（2）消灭时效及时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对时效问题，已有较详细的规定。有关取得时效的规定，在所有权取得一节中可见，此处主要就有关丧失时效的内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当限外，经三十年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难辩真虚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见佃主一任典卖”。
后又于《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中，引用唐长庆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对收赎期限加以修改：“经二十年以上不论，即不在论理之限”。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十三》载：“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赎，今详年限稍远，欲乞限十年内许……限满不赎。从之”。又《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争业下》卷五“侄与出继叔争业”条载：“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又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
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看出，随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流转的加快，时效期限日益缩短这一民法发展的特点，在宋代已有明显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迟至宋，已有了类似今天民法关于时效中止的规定。《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载：“有故，留滞在外者，即与出除在外之年。”
且规定：“如出限，许逐人陈诉其经由，官司曲意阻难及迁延时日者，并重寘典宪”。[54]可见，当时官府对时效问题是较重视的。
3．债法与契约关系的发展
宋代对债的发生、履行或不履行、债的消灭、债的担保均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庆元条法事类》中还有对抵押权和留置权的规定。宋代流行的契约主要有买卖契约、租赁契约、借贷契约等[55]。其中有关土地的租赁称佃，租佃制是当时法律调整的最重要的债务关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双方应以契约规定租佃关系，佃农被官府登入户籍，称为“编户齐民”。仁宗时曾诏令：佃户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凭由”。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至南宋，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所强化。法律对负债出逃者严加稽查，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1）债的发生
两宋因契约所生之债占大多数，当然还有其它形式引发的债权，《宋刑统》与《庆元条法事类》在买卖契约的法律规定上，强调双方的“合意”性，对强行签约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要“重寘典宪”。同时维护家长的财产支配权。即“应典卖物业，或指名质举，须是家主尊长对钱主或钱主亲信人，当面署押契贴。或妇女难于面对者，须隔帘亲闻商量，方可成产交易。”
（2）买卖契约。宋代买卖契约分为绝卖和活卖与赊卖三种。绝卖为一般买卖。宋代“活卖” 又称典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而后收取出卖物的价值。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承认，才能视为合法有效。
（3）租赁与租佃契约。宋时对房宅的租赁称为“租”、“赁”或“僦”。对人畜车马的租赁称为庸、雇。以房屋租赁为例，宋朝法律规定很详细。即所谓“假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并分舍屋间椽、地段、钱数，分月掠、日掠数，立限送纳。”
两宋租佃土地活动十分普遍。地主与佃农签订租佃土地契约中，必须明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实行定额租。地主同时要向国家缴纳田赋。若佃农过期不交地租，地主可于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代为索取。
（4）借贷契约。宋代法律因袭唐制，对借与贷作了区分。借指使用借贷，而贷则指消费借贷。当时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并规定：“（出举者）不得还利为本”，不得超过规定实行高利贷盘剥，以防激化社会矛盾。
3．婚姻法规
宋承唐律,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违犯成婚年龄的，不准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但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并不禁止。另外，《宋刑统》还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在离婚方面，仍实行唐制“七出”与“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许变通。例如《宋刑统》规定：夫外出三年不归，六年不通问，准妻改嫁或离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户令》规定：“若改适（嫁），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严格维护家族财产不得转移的固有传统。
4．继承法规
两宋法律在继承关系上，有较大的灵活性。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同时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至南宋又规定了绝户财产继承的办法。绝户指家无男子承继。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财政匮乏，禁榷是其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专卖）范围有所扩大，除传统的盐、酒、茶外，矾、铁、煤等均列为禁榷物种。在禁榷律法中，以盐法、茶法、酒法最为重要和完备。盐法是有关盐的煮制、买卖和贩运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盐铁使，在地方有各产盐地和商埠所设场务专理盐的专卖。其时分为盐的官运、官销和商运、商销两种方式。盐法规定：犯私盐一两，笞四十。但因官盐价高，私贩是禁而不绝。酒法是有关酒的酿制、征税和专卖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称酒的专卖为“榷酤”。酿酒的酒曲由官府垄断，禁民间私造，违犯者重至处死。官府严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税课繁重。后人评价“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
1．宋代皇帝多亲自断案。徽宗时更常以御笔手诏断罪，“变乱旧章”。凡对“御笔断罪”执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论处。此类判决多不依法，更不许诉冤。
2．重视证据和现场勘验。为重口供定有“翻异别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关情节重大，一般换法官审理，称“别推”；若换司法机关审理，则叫“别移”。官府设有专门的勘验官并制有详细的勘验格式，南宋时还颁布了《检验格目》，重视对犯罪现场的勘验和取证。客观上推动了其时法医学的发展。著名的《洗冤集录》等法医学著作的出现，与此有直接关系。
3．宋代对民事诉讼定有明确的时效规定，称“务限法”。对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质情节的轻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审结期限。对防止积案，发挥司法职能有积极作用。
（三）审判监督制度的特点
宋代除了审判机构间上下、左右监督外，还设立了较完备的审判监督制度。在中央扩大御史台司法职能，太宗时曾设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审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监督州县司法，这成为后世巡按制度的渊源。此外，还专门规定有平反冤案及错判案件的“理雪制度”与“推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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❿ 宋朝的地方行政制度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10)宋代行政法律的特色扩展阅读

宋朝的文化

科技

毕升宋代，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推动下，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也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四大发明，在宋代得到改进并应用。

提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梦溪笔谈》。如李约瑟博士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在其他方面也有颇多成就，如医学方面，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针炙有了很大发展。《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收药物比《唐本草》新增四百七十六种。

宋朝的历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宁宗庆元四年颁布的《统天历》。该历法由杨忠辅创制。它与现代所测数值只相差26秒，而与现行的公历所采用的数据相同，

比西方《格里历》的颁行早383年。但因推测日食等不验，《统天历》只使用到开禧三年。同年又造《开禧历》代替统天历，行用于世45年。

学术

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

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