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与行政法调整方法不同
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1、法律对象不同：经济法主要规范经济活动羡帆，包括市场经济活动、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而行政法主要规范行政机关的组织、职权、行政行为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2、监管目的不同：经济法主要是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市场秩序，保码晌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而行政法则是为了保障公共利益，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迟派锋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⑵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有许多也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性质，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必要时也采用行政手段，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它们之间的联系，否则也无助于经济法理论的建立，同时也必须看到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18字）
1、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关系，经济管理法律关系中主体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联结状态也不同于行政法律关系，虽有上下层次之分，但彼此却都互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
2、经济法律关系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都是追求一定的经济目的，即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益，它从根本上说，应服从的是经济规律，行政活动追求的是工作效益，它首先应服从的是长官意志。
3、经济法主要运和经济手段，也运用行政手段，但它具有辅助的性质，而且一般应与经济手段等结合运用，行政法则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它主要以命令与服从的方式实施。
⑶ 行政法与经济法有什么区别
(1)性质不同。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关系。
(2)主体的地位以及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联结状态不同。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中主体的地位虽有上下层次之分，但彼此却都互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
(3)主旨不同。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从根本上服从经济规律。行政活动首先服从的是长官意志。
(4)调整手段不同。经济法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为辅而且一般与经济手段等结合运用。行政法则以行政手段为主，主要以命令与服从的方式实施。
⑷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行政法尚没有统一完整的实体行政法典，这是因为行政法涉及的社会领域十分广泛，内容纷繁丰富，行政关系复杂多变，因而难以制定一部全面而又完整的统一法典。行政法散见于层次不同、名目繁多、种类不一、数量可观的各类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中。凡是涉及行政权力的规范性文件，均存在行政法规范。重要的综合性行政法律在我国和国外主要有：行政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公开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 (2)行政法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内容十分丰富：由于现代行政权力的急剧膨胀，其活动领域已不限于外交如国防、治安、税收等领域，而是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这就决定了各个领域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均需要行政法调整，现代行政法适用的领域更加广泛，内容也更加丰富。 (3)行政法具有很强的变动性 与其他部门法由于社会生活和行政关系复杂多变，因而作为行政关系调节器的行政法律规范也具有较强的变动性，需要经常进行废、改、立。 与经济法的区别 1）性质不同，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关系。 2）主体地位以及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联结状态不同。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中主体的地位虽有上下层次之分，但彼此却都互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 3）主旨不同，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从根本上服从经济规律，行政活动首先服从的是长官意志。 4）调整手段不同，经济法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为辅而且一般与经济手段等结合运用，行政法则以行政手段为主，主要以命令与服从的方式实施。
⑸ 我国经济法调整方法的特征
经济法的历史任务就是防止市场失效。市场失效是现代国家职能扩张的社会经济根源，政府职能的扩张，最终是为了矫正，修复和改进市场机制，要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就必须对市场失灵及其矫正手段做一个系统的分析。 （一）市场失效是市场运作的必然结果，但是引起市场失效的原因是不断变化的。引起市场失效的原因可能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到底哪些因素是引起市场失效的主要因素，对特定的市场而言，要对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是没有规律可循的。 （二）市场失效的症候具有潜伏性，其症成具有长期性。市场失效往往是市场结构出现了问题，对市场结构上的问题进行诊断，不是单从市场主体的行为，从市场短期的表现就可以确定的，它必须对所有结构性要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并通过市场绩效的数据分析来把握市场是否出现了失效，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失效等问题。因此，这种结构性问题的暴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准确把握它们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观察和验证。 （三）市场失效的发生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偶发性。所谓必然性，是指市场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市场失效总是会而且必然会发生；所谓偶发性，是指市场失效的实际发生是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在何时，何地发生，发生哪一种失效不具有确定性，是与特定市场环境相关的，具有偶发性。 （四）市场失效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及其原因具有根本性，制度性或结构性的。市场失效实际上是制度或机制的失效，必须通过制度的调整或创新才能最终克服这些问题。 市场失效的这些特征就决定了对它加以矫正或调整的法律手段或方法所应具有的特性。我们认为，这些特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回应性。所谓矫正和调整的回应性是指矫正和调整的启动及其目标是社会的需要。矫正或调整并不是目地，而是手段。通过矫正或调整是为了解决市场失效导致的垄断，外部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实现公平与效率。矫正和调整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由其追求的目标来决定。回应性还有一层意思，它是指各种矫正和调整的手段和措施并不是常备的，就某一时期来说，也不是必须的，而是在社会需要，在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时才发动的，这是由市场失效的偶发性和不连贯性所决定的。 （二）预警性。所谓矫正和调整的预警性，是指矫正和调整带有威慑性，事前劝导和警告的性质。由于市场失效具有潜伏性，其暴露过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事后矫正或调整就可能会给当事人和整个社会经济带来非常大的损失，而且会给矫正或调整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在矫正或调整的机制上必须有预警的功效，对相关当事人给予警告，劝诫，使相关当事人进行自我调整，作出积极回应，不至于酿成灾难性的后果。 （三）相机性。矫正或调整的相机性是指矫正或调整的效力不是普遍性的，它确立的一些行为标准和规则不具有一般性，非人格化的特征，在适用上受主体的特殊性和身份的影响，如它将市场主体按照它们的交易地位区分为消费者和经营者，垄断企业和中小企业；在权利的分配上是有选择性的，确定了优先的顺序：分别执行了优惠待遇，普通待遇和差别待遇标准；在行为的正当性判断上，重视其实际的效果，而不是行为的本身的特征。如某些行为，它区分了本身违法和合理原则两种。但不论哪种行为，其正当性都已实际效果来判断。 （四）宏观性。矫正或调整的宏观性是指矫正或调整的重心不是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而是整个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其最终的目地是要最大限度的促进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整体福利。矫正或调整的宏观性是由市场失效的结构性或制度性所决定的。 我们在认识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特点时，还必须搞清以下两个问题。 （一），必须搞清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手段及其相互关系。在上面的阐述中，我们已经说明了间接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区别与直接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特点，我们在此进一步说明，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手段是一种综合手段，而非某种单一的手段或其组合。长期以来，经济法学界认为经济法的调整手段是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健全完善的经济法制必然要求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律化，而经济法就是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律化的集中表现。在经济法中，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集中的表现为法律形式。例如税收，财政，金融，价格等作为经济杠杆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手段，但这些经济杠杆在经济法中都已被法律化了，理所当然的又成为法律手段了。又如间接性的行政手段，如建议，许可等，也都在经济法中被法律化了。因此，将经济法的调整手段说是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是不科学的，犯了语法错误。 （二）必须搞清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不必然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手段也并不必然只能由行政法来运用，而别的法律部门就不能加以运用。我们之所以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称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因为在我国，经济法尚未有自己的执行机关，仍需由政府部门来加以执行。其实我们认为经济法应由其他部门来执行，我们建议这一职责由央行来承担，至于为什么，由于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在此我们不加解释。所以，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不全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此外，行政手段也并不必然只能由行政法来运用，其他法律部门也可以运用，如宪法也经常运用行政手段来保障宪法的权威，在经济法中，大部分规范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手段来执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分规范就成了行政法规范了，还要看其运用行政手段的力度，强度，频度，方向，目的，作用机理等方面来区分其是经济法手段还是行政法手段。 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基本认为经济法法律部门主要有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社会保障法等。国家在对这些领域进行管理时，有的运用经济法，有的运用行政法。到底政府的哪些行为属于经济法上的行为，哪些行为属于行政法上的行为，就要以调整方法的标准了。根据以上对经济法调整方法的特点分析，我们不难看到： 在市场管理法上，凡是政府运用宏观的，间接的以维护社会公益为目的的行为都是经济法上的行为，凡是政府运用直接的，微观的，一对一的管理的，以维护国家的行政管理秩序和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就是行政法上的行为。 在宏观调控法上，也以上述标准来划分，例如在税法上，国家的正常征税行为是行政法上的行为，但国家运用税收手段来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控，如为促进某一产业的发展而予以减税，为迟延某一产业的发展而加税。又如在投资方向上，国家鼓励的投资产业可以予以减税或税收优惠，不鼓励的或需加以限制的产业，可以加税或其他税收措施。 在社会保障法上，国家可以运用计划，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来保障需要保障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其他的社会保障行为则属于行政法上的行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其调整方法上的不同，在结合以利益分析原则，是完全可以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从而也证明了经济法有自己独立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
采纳哦
⑹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一、经济法与经济行政法之间的区别
（一） 两者规范的权力不同
经济法规范的是国家主权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而经济行政法规范的是经济行政权对行政相对方经济行为的干预。我国宪法对此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该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依法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权，该法就是经济法，该权就是主权。宪法第3章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该条明确规定了政府（狭义的）掌握的权力是行政权。主权和经济行政权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归属主体不同。国家主权属于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有的西方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例如，《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958年10月4日公布，1976年6月18日最后修改）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国家主权。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国家主权。”《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序言部分这样写到：“日本国民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代表而行动，为了我们及我们的子孙，确保各国人民合作之成果及我国获得自由之惠泽，决心根绝因政府行为而再度酿成战祸，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确定本宪法。”有的西方国家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但可以从表述中推理出这个结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序言规定：“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既然宪法由人民制定，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力必然来源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而经济行政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体的经济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 例如，在我国现阶段，关税的征收权就属于海关，其他机关和组织都不能行使关税征收权，即使国务院也不能直接征收关税。
第二，两者受制的法律种类不同。国家主权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在国际范围内，国家主权受国际法规制。经济全球化导致一些有关经济、环保、人权、宇宙空间以及国际犯罪等共同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无力解决，于是，国家之间签订了许多国际合作的条约和协定，为了保证获得国际合作和有效地解决问题，国家就必须遵守这些条约和协定。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国家主权，从它的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正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影响下被重新定义。……我们对国家主权的概念已经不在与过去一样了。”在国内，国家主权受宪法规制。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对客观上已经形成的民主事实的法律确认。”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相对应的也规定了国家和公民的义务。国家可以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力，但同时也必须按照宪法的规定履行义务。而经济行政权除了要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之外，还要受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制。
第三，两者的可分性不同。国家主权是抽象的，具有不可分性。而经济行政权具有可分性。经济行政权只是国家行政权的一部分。不同的经济行政权由不同的行政主体行使。例如，征税权由征税机关行使，产品质量的监督权由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行使。而且，同样一种经济行政权还可以由不同的机关来行使。例如，中国征税机关有三个：海关负责征收关税，财政机关主要负责征收农业税和契税，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税由税务局负责征收。
第四，两者的地位不同。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内的最高权力，在我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而经济行政权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来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第五，两者适用的地域不同。国家主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经济行政权按照行使的主体不同，适用的地域不同。中央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地方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只能适用于国家领土的一部分。
综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国家主权的运用，而不是行政权的作用。所以，王文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的结论是将主权和行政权混同了。
（二）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不同
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表述存在分歧，但在国家是主体一方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例如，徐杰教授倡导的国家管理和协调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管理和协调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杨紫烜教授主张的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李昌麒教授提出的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漆多俊教授倡导的国家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国家运用主权干预经济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个体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相对方的范围一致，但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国家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主体有根本区别。经济行政主体包括财政机关、税务机关、海关、环保机关、质量检验检疫机关、工商机关等政府机关以及法律授权的其他执法机关。一般来说，经济行政主体只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是狭义政府的一部分。狭义的政府仅指国家的行政机关，广义的政府除了包括行政机关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国家机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权力机关、国家主席、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的行政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成。国家机构就是广义上的政府。国家是包括广义的政府的一个组织体。
国家与狭义的政府不同。（1）两者产生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恩格斯对国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政府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工具，依附于国家，在正常状态下，它的产生方式同国家采取的政体有关。例如，在君主制国家，政府由君主指派产生；而在民主制国家，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在非正常状态下，政府还有可能通过政变产生。在我国，政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两者持续的时间不同。国家具有恒久性。一个国家在存续时间上并无限制，只要不被吞并消灭，它就会持续存在。而政府则不然。以民主制国家为例。政府皆有任期，由选举来决定政府的轮替。（3）两者所享受的权力不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人群集合体，它享受的权力是抽象的主权。在民主制国家，主权在于全体人民，无法转移。而政府享受的权力是行政权力，来自国家主权的赋予并且受到主权限制，且有一定的行使范围，可以随着政府的更迭而转移。（4）国家有领土疆域的固定性，而政府则无此局限性。国家的成立以一定的领土为要件，此领土可以分割或让与他国，甚至，同一领土可以分割成两个国家。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国家能够宣示主权的范围是其拥有的领土范围。而政府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移动。只要该国人民同意，它可以在国家内的城市之间移动，在战争期间，外国入侵或领土被占领时，政府还可以移至它国，组成流亡政府。
国家干预经济不同于政府干预经济。国家干预经济是主权的作用，设定的是个体的经济行为模式，为了保证个体依法经营，就要有具体的行政主体来执法，这时就是政府干预经济，是行政权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国家禁止其实施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行为。当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了国家禁止的行为时，该法第23条规定：“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授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设的公平交易局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公平交易局作为行政主体有权在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违法行为时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第二， 两者产生时间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产生，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产生。以中国遗产税的征收为例。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也日益发展，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再加上歌星、舞星、律师、职业经理人等高收入职业，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为了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和增加财政收入，有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提出征收遗产税。在遗产税法没有颁布施行之前，税务机关不可能征收遗产税。只有当遗产税颁布施行，产生了国家和遗产税纳税义务人之间的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时，才可能产生税务机关依照遗产税法和具体的遗产税纳税人之间形成税收征收关系。
第三， 两者消灭的逻辑顺序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在时间上应当是同时消灭，但在逻辑顺序上，应当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消灭，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消灭。以农业税的征收为例。国家在没有宣布废止之前，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就不能不征税。只有当国家宣布废止时，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才能停止征税。
第四， 两者的抽象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国家和不特定的个体之间形成的抽象性的关系。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抽象性的关系和具体性的关系。当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为了有效地执行经济法而实施行政立法行为和制订其他行政规范（或称为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形成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不特定的行政相对方之间的关系，具有抽象性。这只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特定的行政相对方形成的关系，是具体的关系。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在于落实。不管是广义的法律，还是行政规范，最终都由经济行政主体落实到具体的行政相对方身上。
第五， 两者的稳定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稳定的，只要国家通过了相关经济法，规范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没有被修改之前，关系不会发生改变。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具有变动性。（1）法律明确授权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而制订具体的实施条例，从而使不同地方的经济行政关系体现出差异性；（2）根据法律的授权，一个地方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势，执行不同的标准；（3）不同的执法人员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在执法过程中会体现出差异性；（4）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依法执法，而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违法执法，也会造成差异。
根据上述分析，王文的“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于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的结论本身成立，但以此认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行政关系不能接受。
（三）两者的法律行为的性质不同
王文认为：“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节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王文认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行政法律行为表现形式的结论可以接受，但王文将行政主体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方式等同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不能接受。经济法学界虽然在经济法范围的界定上存在分歧，但在有的方面已经取得一致意见，都认为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属于经济法范围。笔者下面就以市场管理法为例来具体分析国家主权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的方式的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到第15条规定欺骗性市场交易行为、商业贿赂行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等11种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属于国家主权干预经济方式之一：禁止个体实施损害市场竞争机制正常运行的行为。为了保证国家的干预能够实现，该法第16条到19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监督检查权，第21条到第30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行政处罚权。 行政主体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这个任务主要由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担当；也可以采取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措施，这个任务主要由没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完成。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了贯彻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了《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等这样一些规范性文件，制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目的是为了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进行具体化，同时规定具体的处理程序和方法，指导各级工商机关有效地执法。各级工商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要对具体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时，所作出的行政决定书必须注明授权其进行执法的条文。例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查处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必须写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1条对违法经营者进行处罚。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分析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与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两者之间的区别。
第一， 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主体是国家，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主体是经济行政主体。
第二， 两者法律后果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后果是设定了个体的经济行为义务，是抽象的，不针对具体的个体。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后果一般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具体化。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后果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落实到个体身上，针对具体的行政相对方。
第三，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表现是设定市场主体不得实施的行为。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表现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结果具体化的抽象行政行为和落实到具体行政相对方身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 两者责任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如果有错误，给个体造成了损害，在我国目前现阶段不需要承担责任。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如果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了损害，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要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还可以向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实施违法行为的公务人员追偿。
（四）两者涉及的救济途径不同
王文认为“在经济管理活动过程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个结论本身就不能接受，王文以此推论经济法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的观点就更不能接受。
在我国现阶段，只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所以，我国学者在考虑权利救济途径时往往遗漏了宪法救济途径。行使行政权引发的争议的救济途径并不是只有行政救济途径。因为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并不都是行政争议，而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宪事争议，一种是行政争议。行使行政权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引发宪事争议：一是当拥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制订的法规、规章，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损害了行政相对方的宪法基本权利时；二是当政府首脑、内阁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越权或滥用权力而违反宪法时。当然，行使行政权在一般情况下引发的是行政争议，通过行政途径来救济。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建立宪法诉讼，但并不等于我国没有宪法救济的途径。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第99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当个体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而不能通过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获得救济时，可以向有关的国家机关提起撤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决定和命令等。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具体的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初步建立了较具操作性的违宪审查机制。该法第88条规定了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91条规定了宪法监督的程序。
当个体认为国家干预经济行为不符合宪法，要想不受经济法约束，除非提出证据证明经济法的规定违反了宪法，侵害了其宪法基本权利，只能通过宪法救济途径来进行救济，而不可能通过行政诉讼来进行救济。例如，上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禁止公用企业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公用企业如果认为依据宪法它有权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它要想实施这样的行为，而不受处罚，就可以通过提起宪法诉讼，要求有权机关宣布该规定违宪，使其无效。在该规定没有被宣布违宪无效之前，执法机关有权依据该规定对一个涉嫌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公用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该公用企业如果认为自己没有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公用企业是否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不可能就公用企业依据宪法是否有权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禁止实施的行为展开争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在宪法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宪法和立法法建立的宪法监督制度寻求救济。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经济法的救济途径是宪法救济途径，而经济行政法的救济途径包括宪法救济途径和行政救济途径。
⑺ 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如何
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法和商法也是民法的一种，其共同点都是调节平等的民事主体之版间的经济、婚姻等法律关系权，只是经济法侧重于调整民事主体特别是法人之间的合同、债权债务等关系。而行政法则是调整行政主体（行政管理者）与客体（行政被管理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与民法最大的不同是，法律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⑻ 经济法与行政法民法的联系和区别
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1.民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交叉性。民法和经济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中相辅相成，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条款等，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分界和联结点：一边是经济法以维护宏观平衡和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为己任，另一边是民法对在此良好环境下自由从事活动的主体行为加以规范；被认定违反了这些弹性条款的行为，即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而需由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经济合同法和各种管理性的法律作具体调整。
它们在调整对象方面的交叉，源于以下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由于二法都处在市场关系之中，而某种市场关系的形成又往往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这就必然导致二者在调整对象上的部分重叠与交叉，调整对象的交叉又需要民法和经济法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上共同去维系社会关系的存在；二是由于某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单靠一个法律部门的作用是难以形成的。因此，民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交叉性，决定了二者存在的互补性。
2.经济法和民法在调整宗旨、作用和方法上的互补性。民法是从市民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它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其理念是自由主义，民法的价值理念之一是对抗国家力量的侵犯，而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其立法宗旨，即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消除极端个体权利本位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以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意思自治为核心，注重机会均等，即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基础建立的公平理性，是以平等求公平，以个体为本位，给经济个体以完全的意志自由，保证个体权利的充分实现，仅依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来实现社会经济的理想状态。而经济法以国家管理和调节经济为其调整对象，它给主体以相对特权追求结果的大体公平，从社会利益出发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社会权利为本位，保证社会整体利益，通过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弥补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
⑼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法律分析：主体不同，经济法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行业司法机关，还包括法人、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行政法主体的一方是政府及其非经济主管部门，另一方面则是下属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⑽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主要区别：
(1)调整对象不同。
(2)法律宗旨和理念不同。
(3)法律关系主体不同。
(4)调整方法不同。
(5)作用不同。
总之，经济法和行政法既有联系，又行宏陵有区别，它们同属于国内法体系，都有自己独立的基础和原因，有自己独立的功能和作用，不能混同，也不能替代。
详细区别如下：
经济法行政法区别：
1，主体不同，经济法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行业司法机关，还绝知包括法人、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行政法主体的一方是政府及其非经济主管部门，另一方面则是下属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
2，调整对象不同，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所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从属关系，同时这种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直接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正好相反；
3，调整方法不同，行政法采取单纯的强制性办法，而经济法则是采取公权与私权介入的方法；
4，作用不同，行政法着重巩固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而经济法则是着重巩固与发展经济体档戚制改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