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472

Ⅰ 如果银行卡的后四位给了诈骗的人咋办

裁判摘要】

被告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他人提供诈骗所需银行卡及转账所需POS机，通过在POS机刷卡等方式为诈骗犯罪分子转移赃款，应当以诈骗罪共同犯罪论处。被告人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尚未用于诈骗犯罪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追究刑事责任。

公诉机关：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伟祥，男，1974年4月1日出生，初中文化，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2001年6月29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2002年1月29日因犯绑架罪、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10年8月28日刑满释放。2015年7月24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9日被逮捕。

被告人詹志仁，男，1988年12月5日出生，小学文化，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2015年7月24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9日被逮捕。

被告人林嘉明，男，1991年6月24日出生，中专文化，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2015年7月24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9日被逮捕。

被告人邵昭赞，男，1983年10月27日出生，初中文化，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麻岗镇那笈村。2015年8月6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9日被逮捕。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犯诈骗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告人邵昭赞犯诈骗罪，向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为获利，明知他人通过冒充被害人亲友、骗取被害人汇款的方式实施诈骗，仍由被告人张伟祥负责和实施诈骗人员联系，并提供诈骗所使用的银行卡，被告人詹志仁提供POS机，并和被告人林嘉明通过该POS机刷卡的方某将所骗得钱款转移，以便将款项取出。被告人邵昭赞为获利，明知他人为实施诈骗而需要银行卡，仍向被告人张伟祥出售他人户名的各类银行卡。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邵昭赞参与诈骗29起，涉案金额合计人民币148.472万元。

2012年，被告人邵昭赞明知他人实施诈骗，仍通过黄柳棠（另案处理）为他人提供诈骗所需银行卡，并指使黄柳棠将诈骗所得转至户名为陈宁红（系邵昭赞妻子，已判刑）的账户内，后由陈宁红取出。

2015年7月23日，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民警从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的出租屋内，当场查获尚未用于诈骗的他人户名的各类银行卡合计38张。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邵昭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其行为还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张伟祥对指控其犯诈骗罪表示自愿认罪，但对指控诈骗的涉案金额有异议，辩称其不是主犯，其仅参与12起，对指控其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不认罪。被告人张伟祥的辩护人提出：1、指控的诈骗29起诈骗犯罪事实中，有17起（诈骗金额人民币102.32万元）与张伟祥无关，故该17起不应计入被告人张伟祥诈骗涉案金额。2、被告人张伟祥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系立功，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詹志仁对指控其犯诈骗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均表示自愿认罪，同时辩称其仅参与12起。另17起未扣押到银行卡的不是张伟祥给的卡刷的，其是帮他人刷卡套现。其在诈骗中帮助刷卡，起辅助作用，属于从犯。其辩护人补充提出：1、被告人詹志仁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的目的是为了实施诈骗，应被诈骗罪所吸收。2、被告人詹志仁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属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

被告人林嘉明对指控其犯诈骗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均不认罪，辩解其和詹志仁是帮张伟祥用POS机刷卡转账，没有参与具体诈骗活动，所起作用小，查获的未用于诈骗的38张银行卡其不知道哪来的。其辩护人补充提出：被告人林嘉明获利较小，案发后主动退账3万元，到案后主动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属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邵昭赞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证据不持异议，未作辩解，并表示自愿认罪。其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邵昭赞与他人共同诈骗中，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其对其中10万元知情并指使其妻子将该10万元取出，其余2.5万元其并不知情也没有指使他人取出该款。2、被告人邵昭赞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

一、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邵昭赞共同诈骗

2015年1月以来，他人打电话冒充是被害人亲朋、领导等身份，虚构需要借钱送礼等理由，骗得被害人信任，从而骗取被害人向他人提供的银行卡账户中汇款。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为获利，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仍在广东省广州市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海景明珠K2栋1611房，由被告人张伟祥负责和实施诈骗人员联系，并向其提供诈骗所使用的银行卡，被告人詹志仁提供POS机，并和被告人林嘉明通过该POS机刷卡的方某将所骗得钱款转移，以便将款项取出。被告人邵昭赞为获利，明知他人为实施诈骗而需要银行卡，仍向被告人张伟祥出售他人户名的各类银行卡。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邵昭赞参与诈骗29起，涉案金额合计人民币148.472万元。

被告人张伟祥在侦查期间供述：2014年10月，詹志仁找其商量，让其找诈骗的上家和提供银行卡，他出POS机，赚了钱一人一半。其就负责和诈骗的上家联系，提供银行卡给他们，詹志仁喊林嘉明一起刷卡。骗到钱上家就联系其，其就告诉詹志仁和林嘉明，他们把进钱的卡找出来在POS机上刷卡消费，将被骗的钱转到POS机绑定的银行卡上，他们再通过手机银行或者网银把钱转到其提供的银行卡，其再把钱取出来将钱交给上家。上家得被骗钱的90%，其三人得10%，其和詹志仁一人一半，詹志仁和林嘉明怎么分其不清楚。转账用的POS机有2台，分别是交通银行和民生银行的，是詹志仁提供的户名为林小刚，平时一般用交通银行这台POS机。上家给了其10张左右不同人开户的卡，因有些卡被锁住不能用，2015年2、3月其就向邵昭赞先后买了8、9套银行卡50张左右用于电信诈骗，即同一开户名有4-5张不同银行的卡，有的成套还带开户人的身份证，其买后将卡背面贴了小标签，注明开户人名字和密码。詹志仁也提供了10张左右的银行卡，其中有4、5张卡的开户名为林小刚，包括绑定POS机上的二张卡。这些卡平常放在租住房内，邵昭赞卖给其的卡基本上被搜查扣押了，还有些使用中被冻结的卡其烧毁或扔掉了。邵昭赞是专门卖银行卡给电信诈骗的人，邵昭赞知道其买银行卡做什么。

被告人詹志仁在侦查期间供述：2014年下半年，其和林小刚合伙做服装生意办了3台POS机，以林小刚名义办的，服装店关门后POS机给了其。电白区做诈骗的人比较多，有一次其和张伟祥提出找电话诈骗的人替他们刷钱，张伟祥同意了。其喊来林嘉明，三人一起参与，从中拿手续费，并约定其和林嘉明负责POS机刷卡和银行转账，张伟祥负责联系诈骗的人员和提供银行卡。后林嘉明借了詹小杰的身份证到水东镇租了海景明珠的房子，把POS机之类的东西全部搬到海景明珠去了。其三人从去年年底开始刷钱，由张伟祥把银行卡号提供给诈骗的上家，诈骗上家骗到钱后和张伟祥联系，张伟祥让其和林嘉明把骗来的钱通过POS刷出来，一般通过交通银行的POS机刷，刷到交通银行卡里面的钱用网银转账到民生银行卡上，张伟祥负责取出来，因为民生银行卡取钱不要手续费。刷出的钱要给诈骗的人90%，剩下10%扣除手续费，其和林嘉明拿一半，张伟祥拿一半。张伟祥买来的卡都是成套的，每套卡有4-5张，在使用中一些卡锁了用不起来张伟祥就拿走，这些被查的卡是专门帮诈骗上家转账的。交通银行的POS机一直放在其和林嘉明处，由二人使用，帮诈骗的人转账，没有用于其他事情。

被告人林嘉明在侦查期间供述：其表哥詹志仁以林小刚身份办理了3台POS机，后找到张伟祥商量，喊其一起帮诈骗上家刷卡取钱。张伟祥负责跟诈骗上家联系并把卡号告诉他们，骗到钱后张伟祥叫其和詹志仁把卡找出来通过POS机刷到绑定的交通银行卡上，后转账到林小刚那张民生银行卡里面，再把钱取出来。因为村上宽带上网信号不好，其三个用詹小杰的名义租赁了水东镇海景明珠的房子帮诈骗上家刷卡转账。诈骗到的钱90%给诈骗上家，10%出去手续费后其二人和张伟祥平分，其和詹志仁得5%、张伟祥得5%。开始张伟祥给了其二人10多张卡，后不用了，张伟祥又买来些成套卡，背面有开户人姓名和密码，一直放在其租住房内，这些卡有时被冻结或骗的钱多，张伟祥就扔掉。从住处扣押的交通银行卡是用来作案的，开户人林小刚，和交通银行的POS机绑定在一起。交通银行POS机一直是自己和詹志仁使用，没有用于其它人和经营活动。

被告人邵昭赞在侦查期间供述：2015年清明前后，张伟祥开始向其买银行卡，其知道他是帮诈骗的人取钱的，电白区搞诈骗的很多，像张伟祥这样需要很多银行卡的人肯定是做诈骗的。其总共分6次卖了10-12套共60张左右的卡给他，每次卖1、2套卡。一套卡是指一张身份证带4-5张银行卡，每张卡400元左右，身份证150元左右。银行卡是其向潮友买来的，其卖给张伟祥的银行卡密码都是102030。

二、被告人邵昭赞与他人共同诈骗

2012年，被告人邵昭赞明知他人实施诈骗，仍通过黄柳棠（另案处理）为他人提供诈骗所需银行卡，并指使黄柳棠将诈骗款转至户名为陈宁红（系邵昭赞妻子，已判刑）的账户内，后由陈宁红取出。具体事实是：2012年11月2日9时许，他人冒称被害人蒋某的妹夫，以找小姐被公安局抓获需借钱办理保释为由，骗取蒋某向苗永胜（卡号：62×××18）银行卡内，先后转入人民币2.5万元、10万元。经多次转账后，蒋某汇入的人民币10万元转入陈宁红的账户中。当日，陈宁红取出人民币10万元。

三、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妨害信用卡管理

2015年7月23日，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民警从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海景明珠K2栋1611房的出租屋内，当场查获尚未用于诈骗的他人户名的各类银行卡合计31张。对该节事实，被告人供述如下：

被告人张伟祥供述：其几张作案用的银行卡中，有五张左右户名为林小刚的是詹志仁弄来的，上家“西门庆”给过其十张左右不同人开户的卡，今年2、3月份，其向邵昭赞先后买了约50张卡，均是成套卡，每套至少4张，有些还带了身份证。其向邵昭赞买的卡基本上被搜查扣押了，还有些卡冻结后被其烧掉或扔掉了。在其住处海景明珠K幢2梯1611房内被查获的62张银行卡是其三人用来帮诈骗上家转账取款的。

被告人詹志仁供述：在其三人租的海景明珠处被扣押的银行卡都是专门帮诈骗上家转账取款用的，共有三种，第一种是提供给诈骗上家卡号的银行卡，是张伟祥拿的，开始只有十张左右，后卡被锁住用不起来，张伟祥就买来些成套卡使用，第二种是绑定POS机的，是林小刚的户名，第三种是用于银行转账也是取款的卡，大都是其茂名本地的卡。上述卡锁住不能用的张伟祥就带走。

被告人林嘉明供述：海景明珠的房间是张伟祥和詹志仁拿了詹晓仁的身份证在2015年1月份租的，平常其和詹志仁、张伟祥、邹雅四人住，邹雅是2015年4、5月份才住进来。被扣押的银行卡都是用于诈骗转账取款的，之前一些用的时间长、诈骗数额大或被冻结的银行卡已经被扔掉了。

另，2015年7月23日，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被抓获归案。2015年8月6日，被告人邵昭赞被抓获归案。案发后，被告人张伟祥协助公案机关抓捕被告人邵昭赞。归案后，被告人林嘉明退赔赃款人民币3万元。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邵昭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非法持有他人银行卡，数量较大，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依法应数罪并罚。上述四被告人参与通过拨打电话，虚构事实，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行为，可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邵昭赞伙同他人实施诈骗行为；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共同非法持有他人银行卡的行为，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在共同诈骗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邵昭赞在共同诈骗犯罪中为他人诈骗犯罪提供帮助，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张伟祥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张伟祥协助公安机关抓捕被告人邵昭赞，系立功，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邵昭赞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属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林嘉明退出部分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犯诈骗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告人邵昭赞犯诈骗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但指控被告人邵昭赞与他人共同诈骗数额人民币12.5万元不当，应予纠正。理由：经查，被害人蒋某被骗后先后向户名为苗永胜的银行卡内汇款人民币2.5万元、10万元，后由陈宁红取出人民币10万元，余款2.5万元虽在银行卡交易明细中显示被转账、取出，但无证据证明该款系被告人邵昭赞指使他人或提供银行卡转账取款，故不宜计入其诈骗犯罪数额；指控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不当，应予纠正。理由：民警在上述三被告人住所当场查获银行卡62张，均系他人户名的银行卡。其中绑定POS机用于诈骗的林小刚户名银行卡3张，无法查实户名的银行卡4张，已用于诈骗转账的银行卡24张，故尚未用于诈骗的他人户名的各类银行卡合计31张。

关于被告人张伟祥及其辩护人、被告人詹志仁提出“指控的诈骗29起涉案金额148.472元不属实”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四被告人在侦查期间的供述、各被害人的陈述及提供的部分转账汇款凭证、银行卡开户资料以及交易明细等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四被告人共同诈骗29起的犯罪事实，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当庭供述只参与12起诈骗与事实不符，且二被告人供述的参与具体次数亦相互矛盾，该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及各自辩护人均提出“其三被告人在共同诈骗犯罪中系从犯”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为牟利，为诈骗上线转账取款，分工明确，行为积极，为诈骗犯罪行为最终目的实现起到关键作用，不属于从属地位，故该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的辩护人提出“其三被告人不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辩护意见，经查，（1）在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的共同租住地被当场扣押的大量银行卡标识为他人户名，结合三被告人在侦查期间的供述，三被告人明知这些银行卡系他人户名，仍持有，属非法持有；（2）指控认定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非法持有的银行卡尚未用于实施诈骗行为，与诈骗行为是二种独立行为，该行为符合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构成要件，应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认定，不能被诈骗罪吸收，综上，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林嘉明及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林嘉明是帮张伟祥用POS机刷卡转账，没有参与诈骗，其是在被抓后才知银行卡里的钱是诈骗而来，无共同诈骗的主观故意，故其不构罪，即使构罪亦是非法经营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林嘉明在侦查期间的多次供述稳定一致且排除非法取证，与其他被告人在侦查期间的供述亦相一致，证实其等人共同参与诈骗，被告人林嘉明当庭翻供未作出合理解释且与常理不符，故该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詹志仁、林嘉明的辩护人各自提出“被告人詹志仁、林嘉明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坦白”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詹志仁、林嘉明归案后虽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但当庭未能如实供述，没有认罪悔罪表现，故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邵昭赞的辩护人提出“指控的29起诈骗中仅有部分银行卡系被告人邵昭赞提供给张伟祥的，对被告人邵昭赞不应全部认定其犯罪次数和数额”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邵昭赞为牟利，明知被告人张伟祥实施诈骗犯罪，仍为其提供作案所需的他人户名的多套银行卡，并有被告人张伟祥、邵昭赞的供述相印证，被告人邵昭赞应对诈骗共同犯罪承担全部责任，故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邵昭赞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邵昭赞与他人共同诈骗的数额应为10万元而非12.5万元”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张伟祥、林嘉明、邵昭赞的辩护人各自提出的其他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6年7月19日作出（2016）苏0118刑初123号判决，以被告人张伟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以被告人詹志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被告人林嘉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以被告人邵昭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判令被告人林嘉明退赔的赃款人民币3万元由扣押机关发还被害人；责令四被告人退赔被害人来海洪、吴六根等29人损失合计人民币145.472万元，发还被害人。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张伟祥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第一，原审判决认定其诈骗数额有误，有17起事实为詹志仁实施，与其无关。第二，原审判决认定其为主犯不当，其只是负责取款，在诈骗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第三，其为了诈骗取款而持有多张银行卡的行为应为诈骗罪吸收，不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第四，原审判决未体现其立功情节，量刑过重。

上诉人詹志仁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第一，其未与实施诈骗的行为人通谋，且并未直接参与实施诈骗，只是帮助取款，不构成诈骗罪，而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二，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第三，其持有的银行卡为犯罪工具，不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第四，原审判决量刑过重。

上诉人林嘉明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第一，其在共同犯罪中协助詹志仁、张伟祥刷卡转账，所得赃款较少，应当认定为从犯。第二，公安机关查获的银行卡均为詹志仁、张伟祥购买的，与其本人无关，其也不能自由支配这些银行卡，不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第三，原审判决量刑过重。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原审被告人邵昭赞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仍为他人提供取款、转款等帮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上诉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且系共同犯罪。上诉人被告人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

关于上诉人张伟祥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原审判决认定其诈骗数额有误，有17起事实为詹志仁实施，与其无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张伟祥、詹志仁的供述证实，其二人共谋共同帮助实施诈骗的他人取款，张伟祥负责与实施诈骗的他人联系并提供银行卡，待相关银行卡内有诈骗钱款转入后通知詹志仁，由詹志仁、林嘉明用POS机刷卡转账。詹志仁、林嘉明控制的绑定交通银行卡的POS机专用于帮助实施诈骗的他人转账，未用于其它用途。而相关银行卡开户资料、交易明细、被害人提供的转款银行账号、汇款凭证证实，共有29起共计人民币139.672万元钱款转入詹志仁持有的上述交通银行卡内。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张伟祥伙同詹志仁等人实施诈骗29起，故上诉人张伟祥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詹志仁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其不应构成诈骗罪，而应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本案中，詹志仁明知他人实施诈骗而为其提供转账、取款帮助，依法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故上诉人詹志仁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三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应当认定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为从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三上诉人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仍为他人提供转账、取款等帮助，对于诈骗犯罪的完成起重要作用，并非次要、辅助作用，依法均不应认定为从犯，故三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三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张伟祥、詹志仁、林嘉明不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在案证据证实，三上诉人所持信用卡皆非本人所申领，三上诉人均不是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其持有他人信用卡均无合法根据，依法应认定为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且属数量较大。原审判决认定三上诉人非法持有他人的信用卡并未用于诈骗犯罪，与认定的诈骗犯罪事实并非基于同一宗诈骗犯罪事实，故应予以分别评价。故三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三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原审判决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判决综合三上诉人的犯罪数额、情节，依照法律规定进行量刑，量刑均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并无不当，故三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日作出（2016）苏01刑终472号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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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法学参考书目：
王利明主编、2010年第5版、58元、601页、C规格、书号：9787300124148
3、 刑法学参考书目：
王作富主编、黄京平副主编、2011年第五版、59元、568页、C规格、书号：9787300142197
4、诉讼法参考书目：
（1）民事诉讼法：江伟主编、肖建国副主编、2011年6月1号第五版、49.8元、478页、C规格、书号：9787300137858
（2）刑事诉讼法：陈卫东主编、2008年第二版、48元、472页、A规格、书号：9787300099484
5、 宪法参考书目：
许崇德主编、胡锦光副主编、2009年第四版、309页、B规格、28元、书号：9787300107509
6、 法制史参考书目：
曾宪义主编、郑定、赵晓耕副主编、2009年第三版、35元、307页、B规格、书号：9787300108292
7、 三国法参考书目：
（1）国际法：程晓霞、余民才主编、2011年第四版、35元、256页、C规格、书号：9787300135434
（2）国际私法：章尚锦、徐青霞主编、许军珂副主编、2011年3月01日第四版、49.8元、459页，C规格、书号：9787300134086
（3）国际经济法：郭寿康、赵秀文主编、2009年第三版、39.8元、458页、B规格、书号：9787300108582
8、知识产权法参考书目:
刘春田主编、2009年第四版、42元、446页、B规格、书号：9787300110233
9、经济法参考书目:
潘静成、刘文华主编、2008年第三版、45元、477页、B规格、书号：9787300091785
10、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参考书目：
周珂主编、孙佑海、王灿发、贾其海副主编、2010年第二版、39.8元、419页、B规格、书号：9787300113760

备注：
1、人大法学考研同一科目需要看几本教材吗？
答：可以看，但能不能记住，对拿分有没有帮助，这就需要看个人情况了。通常情况下，人大法学考研的特点（基础性），结合学习的规律（打基础、消化基础理论首先应少而精且经典）以及一般人的潜能（很难记忆住两本书）决定了只看一本足够，在这短时间内，能吃透一本书已经是强人了。同时只要吃透一本书，有了强劲的基础，别的教材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与扩展，你在拥有该经典教材理论基础的前提下，足以提出自己观点，解决法律问题。

2、人大法学考研的宪法学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参考教材到底如何选用？
答：宪法学教材应选用人大出版社出版，许崇德主编的21世纪系列教材中的《宪法学》教材，而不是法律出版社的《中国宪法》教材。人大法学考研初试是以前者为试题命制这是很明显的客观事实。比如2011年的名词解释“社会权”，2012的简答题“简述公民受教育权利和义务基本关系”在前者中有系统讲述，而在后者则完全没有涉及。对于到底应该选用哪本教材因为有各种利益纠葛在里边，导致了有人采取征文冒充考生经验或是收买考生的方式不客观和不负责对参考书目进行误导推荐和宣传，更有甚者是有人冒充考生通过发布经验帖的方式为了推销自己的笔记和整理的资料而违心的进行书目的错误推荐。对此，大家把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近三年的真题去教材中比对下及知是非对错，彻底击溃不负责的言论、信息和宣传对大家的误导，大家也切勿因为懒惰等各种借口而放弃比对，放弃对事实的考证，务必亲自去认真分析和比对，以便彻底避免误导！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科目有两本教材一本是周珂独著的《环境法》教材，另一本则是周珂主编、孙佑海、王灿发、贾其海副主编，合编的名称叫《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教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材应选用后者：周珂主编、孙佑海、王灿发、贾其海副主编、2010年第二版、39.8元、419页、B规格、书号：9787300113760。
首先，从考试的角度来讲，近几年来的真题，特别是2010年改革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纳入初试中后的真题皆可从后者中能找到出处，而在前者中则有没有涉及的考点，比如今年2012年的“林权”名词解释，2011年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名词解释等等；其次，后者这版书内容全面且充实些；再次，这版书新，里边有最新的环境法学理论知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很明显的是试题命制是以其为参照的！所以教材一定要按我们的推荐去购买，别被误导了！

Ⅲ 你好！请问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里本人起诉是什么原因

一。前言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并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资源，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他们的权利很容易受到侵犯。因此，国家和社会需要采取特殊的保障措施来保护他们的权利。这些特殊的保障措施在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件中得到了体现。这些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国际公约》、《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等等。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轻权利、重义务的社会。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则是在最近一些年才得到正式承认的。根据传统的观念，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代表正义，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则代表邪恶。前者有权采取任何手段来对付后者，而后者则无任何权利可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一直认为人权不是普遍的，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只有"人民"才有权享受人权，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属于"人民"的范畴。因此，"剥夺犯罪分子的人权"是理所当然的事。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以后才开始改变。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带来了新思想和新的概念。随着人权概念在中国的普及，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了传统观念的落后并越来越重视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的保护。本文将介绍中国政府在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以及防止酷刑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还将介绍在该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探讨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 为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的保护，中国政府在过去20年中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这些措施被包括在在大量的法律文件中。这些文件主要有： 1.《宪法》。中国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通过的。它的第2章规定了各种"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污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宪法还规定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非法失职行为行公民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以上这些规定为为保护人权、禁止酷刑奠定了宪法基础。 2.《刑法》。中国刑法于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1997年《刑法》确立了一些重要的法律原则，如"罪刑法定原则"、"适用法律平等原则"和"刑罚与刑事责任相适应原则".该法第4章专门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根据该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第249条规定："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刑法》中的以上这些规定为惩罚实施酷刑者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3.《刑事诉讼法》。1979年制定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包括了有关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的详细的规定。 （1） 辩护权。该法第4章专门对"辩护与代理"作出了规定。例如第3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3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与旧《刑事诉讼法》相比，1996年《刑事诉讼》的一个重大进步在于它提前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根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律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介入刑事诉讼。该法第110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7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并且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或者在必要时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这种规定使得律师没有充足的时间为被告人准备辩护，因而在实际上严重地限制了辩护权的行使。1996年《刑事诉讼法》大大提前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该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 ，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的批准。" （2） 强制措施的时限。《刑事诉讼法》第6章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等强制措施并为这些强制措施规定了严格的时限。 传唤和拘传。第92条规定："传唤、拘传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拘留。第64条规定，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公安机关在拘留犯罪嫌疑人后，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第65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人应该在24小时内进行审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需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逮捕。第69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3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1日至4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30日。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提请逮捕书后的7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第71条规定："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侯必须出示逮捕证。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第72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24小时内进行审问。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需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待审关押。该法第124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拘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1个月。"第125条规定："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第126条规定："下列案件在本法第124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2个月：（一） 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二） 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三） 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四） 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众所周知，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中国存在着一种所谓的"收容审查"制度。这种制度最早是用于城市治安管理的一种行政措施。但后来演变成一种刑事强制措施，用于对付那些身份不明、流窜作案的犯罪分子。根据这种制度，公安机关可以在不提出任何指控的情况下将一个人关押3个月以上，甚至无限期地关押。在80年代，尤其是在几次"严打"运动中，"收容审查"制度被公安机关广泛使用，甚至失去了控制。它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的人权问题并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广泛批评。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人们曾就是否废除"收容审查"制度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这一制度是对付犯罪的必要的和有效的手段，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该制度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并且违反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因而应该废除。立法机关采纳了后者的意见，在对原《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拘留和逮捕的条件进行必要的调整后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 （3） 证据和口供。新《刑事诉讼法》还在证据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规定。该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4） 无罪推定原则。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的另一个重大改革就是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承认的法律原则。《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包含了类似的规定。但是在中国，犯罪嫌疑人在被警察拘留那一刻起就被推定为有罪并被称为犯罪分子。直到80年代末"无罪推定"还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或"精神污染"而受到批判。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这一原则在经过人们的激烈的讨论之后终于被立法部门所采纳。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完全改变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地位。在旧的制度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被看作是试图掩盖自己罪行或为自己罪行辩护的坏人。因为在审判之前他们已经被推定为有罪，所以对他们的审判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往往判决书在开庭审判之前已经印好，在法庭上法官审问被告人，出示犯罪证据，与律师进行辩论，最后拿出事先印好的判决书当庭宣读。在新的制度下，被告人与公诉人成为刑事诉讼中平等的双方。而法官则起着仲裁人的作用。但是在实际中要改变人们有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传统观念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4.《监狱法》。1994年《监狱法》包括了有关罪犯待遇的详细的规定。该法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污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成年犯人、少年犯、女犯应分别关押和管理；犯人的牢房应该坚固、清洁、保暖、通风、有充足的光线；对少数民族犯人的特殊生活习惯应当予以照顾；国家应规定罪犯的生活标准；除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外，犯人应享有选举权；在服刑期间犯人有与其他人通信以及与其亲属或监护人见面的权利；监狱内应建医疗设施。《监狱法》还规定只有在押送犯人、犯人试图逃跑或使用暴力以及其他危险情况下才能对犯人使用械具；只有在犯人聚众暴动、越狱、拒捕、持械威胁他人、劫持人质或抢夺武器等情况下才能对他们使用武器。以上这些规定基本符合1977年《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1990年的《联合国囚犯待遇基本原则》。 5.《法官法》、《检察官法》和《警察法》。以上这些法律除详细规定了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义务、工作原则、组织、管理、监督和法律责任。例如，《警察法》第22条规定："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四） 刑讯逼供或体罚虐待人犯；（五） 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七） 殴打他人或者唆使他人打入；"以上规定为中国监督执法人员的行为和禁止酷刑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6.《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通过，1990年生效。该法第2章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对于拘留、罚款、限制人身自由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该法第9章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15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 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 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7.国际人权条约。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加入了包括《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国际公约》在内的17个国际人权公约。在1998年10月，中国还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上这些国际公约包括了有关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以及禁止酷刑方面的详细的规定。这些公约表明中国政府承认了国际人权保护这一概念并愿意接受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监督。为了加入这些公约，中国政府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律并对现有的法律制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以使之符合有关的国际人权标准。 三。反酷刑制度 酷刑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由于其特殊的身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特别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因此，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的国际公约，包括《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国际公约》。 正如上面所显示的，酷刑在中国受到了法律的禁止。因此，在中国实施的所有酷刑行为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些执法人员所实施的个人的和非法的行为。一旦这些行为被发现，他们就会受到国家的调查和严厉的惩处。在中国对实施酷刑的人主要是通过一下三种渠道进行查处的： 首先，那些实施酷刑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由执政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政府行政监督部门进行查处。根据情节严重程度，这些党政干部将受到各种党纪和政纪的处罚，如警告、记过、降职、解除公职或开除党籍等等。那些触犯刑法的将被移送到司法部门进行进一步查处。 第二，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有内部纪律检查机制。这些机构的领导有责任监督其下属的工作人员的行为。这些内部监督机制在禁止酷刑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实施酷刑的司法工作人员就是通过这种渠道受到查处的。今年年初以来，各个司法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的自检运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第三，由司法部门调查刑事责任。最近几年司法机构加强了对酷刑案件的查处。根据官方的统计，从1979年到1989年共立案查处刑讯逼供案件4000多件；90年立案查处472件921人；91年立案查处407件831人；92年立案查处352件705人；93年立案查处398件849人；94年立案查处409件828人；95年立案查处412件843人；96年立案查处493件945人。 在这些受到查处的案件中所涉及的人员绝大多数都被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司法部门还加强了对非法拘禁案件的查处。从1990年到1994年之间共查处了6000多人，其中包括300多名司法工作人员。 以上案件主要具有下面几个共同特点：（1） 刑讯逼供逼供致人死亡、重伤案件占有较高的比例。例如，在1993年全国发生的刑讯逼供案致126人死亡，27人重伤，占立案总数的三分之一；1994年全国发生的刑讯逼供案致115人死亡，37人重伤，亦占立案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2） 实施酷刑的大多数都是基层派出所、基层刑侦队的公安干警以及联防队员、治安人员以及工矿企业的保安干部等等。（3） 酷刑的手段残忍、多样，包括拳打、脚踢、捆绑、吊挂、强迫以某种姿势站立、长期使用戒具、冻、晒、剥夺睡眠或食物、电击、用烟头烫、喂吃脏东西、假枪毙等等。（4） 酷刑受害者大多数是为犯罪嫌疑人和无辜群众。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统计数字远远不能反映目前中国酷刑问题的严重程度。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中许多实施酷刑的人没受到查处。一般受到查处的都是那些造成受害人死亡或重伤等严重后果的案件。但即使没有这方面的准确的统计数字，酷刑问题在中国的严重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今甚至有一种说法：警察在调查刑事案件过程中使用刑讯逼供是普遍的，而不使用刑讯逼供则是个别现象。 实际上，许多执法人员已经形成了随意打人的"坏习惯"，并且把"执法"等同于"打人". 中国普遍存在的酷刑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人权、法治观念淡薄以及有关刑事司法传统观念的影响。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一向轻视权利，更不用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了。根据传统观念，刑事司法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法律的威慑作用降低犯罪率。受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执法人员认为刑事诉讼程序就是国家机构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使他们承认其所犯罪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工作人员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来对付犯罪嫌疑人。许多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自己都认为警察在调查刑事案件过程中使用刑讯逼供是正常的。因此，在酷刑事件发生后，人们往往不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而只是"工作中的错误"或"好心办坏事".司法机关也不愿意查处，甚至包庇那些实施酷刑的警察。例如，在1992年3名使用刑讯逼供造成犯罪嫌疑人死亡的警察因"工作成绩突出"、"表现好"而被免除刑事责任。 这种倾向使得实施酷刑者更加肆无忌惮，使酷刑事件越来越多。 第二，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众所周知，酷刑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在某一地区或部门存在酷刑问题这一实事会严重损害该部门或地区的领导人的名声。另外，由于中国在政府机构实施了首长责任制，如果发现某一地方或部门存在严重的酷刑问题，那么不仅实施酷刑者会受到查处，而且他们的上级或领导也要承当部分责任并会受到纪律或行政处分。因此，这些地方或部门领导为了保住他们的面子或保护自己的利益往往会竭力掩盖事实真相，阻碍酷刑案件的调查。这也是大多数酷刑案件得不到查处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据统计，在1997年中国警察据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警察总数的37.62%，而高中、中专文化的占51.35%.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实施酷刑的大多数都是基层派出所、基层刑侦队的公安干警。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只受过小学或初中教育，其中许多没有任何法律知识。例如，1997年云南省某市的两名警察接到有人被盗70元人民币的报案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一名16岁的中学生活活打死，其理由仅仅是因为这名中学生曾经与3名被怀疑偷钱的人说过话。在法庭上这两名分别从警13年和8年的被告人居然不能回答什么是犯罪嫌疑人、人民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应该具有哪些权力和责任以及在接到报案后应该遵守哪些办案程序等基本问题。 第四，缺乏对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监督。中国在传统上是个集权制的国家。至今仍未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从法律上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是各自独立的机构并且各自有着不同的权力和责任，应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但在实际中，这三个机构关系往往过分注重相互配合，而忽视了相互制约。所以社会上有"公、检、法一家"的说法。这种缺乏制约缺乏监督的状况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第五，执法部门缺乏经费。据统计，一般发展中国家维护治安经费的占财政收入的9%.而在中国仅占2.9%. 经费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执法机关的能力，也必然导致了各种滥用职权和违反人权的现象的发生。如果警察在调查刑事案件的过程中缺乏人力和其他资源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倾向于使用刑讯逼供。另外，执法人员的工资过低也会导致各种腐败现象的产生。 四。结论 从以上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过去几年内中国政府在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些进展主要反映在1997年5月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它们包括：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刑事辩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等等。 但是，从以上介绍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的制度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阶段。目前中国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尤其是刑讯逼供。 为了进一步改革刑事司法制度，加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更有效地预防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我们建议中国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促进对大众、对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对执法人员的法制和人权教育，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和人权意识。一方面，应该教育执法人员依法办案，尊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另一方面应该让群众和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了解他们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教育他们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这些权利和自由。 第二，提高执法人员，尤其是基层执法人员的素质。应该制定严格的警察和其他司法人员录用标准，建立更多的警察学校、法官学校以及其他法律学校以培养更为合格的执法人员。在这些学校的课程中应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国际公约》、《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等等国际人权文件的的学习。 第三，进一步修改《刑事诉讼法》以使之与国际标准接轨。例如，《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国际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以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虽然中国《刑事诉讼法》禁止了刑讯逼供，但他并没有明确禁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援引系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再如，虽然该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在刑事诉讼的调查阶段就可以聘请律师，但是在这一阶段律师不具有辩护人的地位。他的任务主要是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控告或申请确保候审等等。他无权自己对案件进行调查、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材料或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在场。因此，应该对该法进行修改以使之包括以上这些重要的保障措施。 第四，进一步进行司法改革以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权力监督，增加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打击地方保护主要和部门保护主义。这些监督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的相互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共产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的监督、政协部门的监督、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和国际监督。在国际监督方面，中国政府应该考虑取消它对《禁止酷刑公约》有关授权禁止酷刑委员会调查缔约国境内酷刑现象的第20条所作出的保留并根据第21条和第22条承认禁止酷刑委员会受理国家和个人申诉的权限。 最后，我们应当认识到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尽早建立法治社会是保障所有人权，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的基本途径。

Ⅳ 申诉状范文

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大家都对申诉状有所了解吧。那么你知道一篇好的申诉状该怎么写吗？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申诉状范文大全，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申诉状范文 篇1

劳动争议仲裁申诉书包括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

1. 首部应写明以下内容：①标题：劳动争议仲裁申诉书。

②争议当事人：申诉人与被诉人。

个人应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或国籍、用工性质、工作单位、住址、通信地址等。

单位应写明名称、单位性质、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有委托代理人的，应写明代理人的姓名、工作单位等情况。

2. 正文应包括：①请求事项：指申诉要达到的目的和要求。

请求事项要具体明确。

②事实和理由：应简要说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方式以及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双方争议的形成过程和争议的焦点；主要证据(应说明证人姓名、住址、物证、书证的来源等)；提出请求事项的主要法律依据。

3. 尾部应包括：申诉书提送的仲裁机构名称、申诉人姓名或名称(签章)、申请时间(年月日)。

同时写明提交的副本份数(按被申诉人人数提交)，物证、书证件数。

申诉申请书，叙述的事实应实事求是，突出重点。

请求事项要简明扼要，引用法律条文要准确。

申诉状范文 篇2

申诉人：李x华，男，现年32岁，汉族，籍贯：重庆市人，捕前在广东省深圳市打工，现服刑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盖米里克监狱四监区。

原一审案号：(1996)深中法刑二初字第xx号

原二审案慧态饥号：(1996)粤高法刑终字第xxxx号

申诉人因抢劫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粤高法刑终字第xxxx号刑事判决提出申诉。

申诉人认为：原判存在事实认定、诉讼程序及适用法律等方面错误，导致量刑过重，申诉人申请提起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纠正错误前返判决。

申诉事实与理由：

一、事实认定方面：申诉人具有立功情节，但判决书未予以认定。

两审《提审笔录》均记载申诉人提出的带深圳东州派出所公安人员抓获李海全(当时冒名李海勇)的立功情节。

申诉人当时认识李海全的舅舅，知道他常到舅舅处，就带闭盯公安人员到其舅舅处抓他，并告知公安人员李海勇是他弟弟的名字，李海全才是他的真名。

但两审判决书对此均未提及，更没有认定申诉人具有立功情节。

依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4月17日，法释【1998】8号)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这一量刑斟酌情节若得以认定，对申诉人的量刑是意义重大的。

二、诉讼程序方面：二审法院没有依法为申诉人指定辩护人。

申诉人一审被判死刑，二审直至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才宣告判决，期间1997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施行，该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对于该款是否适用于二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死刑上诉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是否应为其指定辩护人问题的批复》(1997年11月12日，法释【1997】7号)中指出：“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关于被告人可能被判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规定，也应当适用于第二审死刑案件。即第一审人民法院已判死刑的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本案二审虽然没有开庭审理，但依据二审判决书所载：“本院……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律师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申诉人一、二审均没有委托辩护人，没有律师的辩护意见，申诉人无法依法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

据此，二审法院没有为申诉人指定辩护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影响了对案件的正确裁判。

本案中，同案李光华、韩劲松均供述申诉人是“组织、提议者”，一审庭审中两人聘请的律师(两辩护人向燕、沈远贵均为四川省万县律师事务所律师)亦将罪责推到申诉人头上，使申诉人的下列申辩苍白无力：

1依据二审判决书，李光华“检举他人犯罪线索，经一审法院查证不属实”。可见李光华为减轻刑罚，不惜诬告他人，自然也会因此诬告别人是主犯；

2韩劲松因私藏赃物曾被申诉人警告，因而怀恨在心，不排除其诬陷申诉人的可能；

3申诉人仅参与一次抢劫，且是初犯，很难使人相信申诉人是“组织、提议者”。

三、法律适用方面：

1、二审判决适用了《刑法》第十二条，但得出了错误的法律适用结果。

《刑法》第十二条的中心涵义是“从旧兼从轻”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1997年12月31日，法释【1997】12号)第三条规定：“1997年10月1日以后审理1997年9月30日以前发生的刑事案件，如果刑法规定的定罪处刑标准、法定刑与修订前刑法相同的，应当适用修订前的刑法。”二审判决据此得出适用1979年刑法的结论。

虽然《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法定刑与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的法定刑一样，但二审判决却忽略了两部刑法关于主犯的定罪处刑标准不同。

1979年《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主犯，除本法分则已有规定的以外，应当从重处罚。”因而二审判决在对申诉人的判决理由中称：“虽然只抢劫一次，但其在抢劫中系组织、提议者，应从重判处无期徒刑”。

而1997年《刑法》“应当从重处罚”属于法定量刑情节，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规定的34种“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均不包括主犯，只在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因此，二审法院适用1979年刑法是错误的，应适用1997年新刑法。

2、依据1997年《刑法》，二审判决对申诉人的量刑明显畸重。

1按1997年《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在二审判决书认为申诉人为主犯的前提下，申诉人也仅“数额巨大”这一情节符合“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法定刑量刑情节之第四项之后选择项。

依据一、二审判决书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申诉人在一些案犯已作过案之后加入，是初犯，不可能是共同犯罪的组织者，申诉人也未伤害过事主，申诉人实际上也没有分得与“组织、提议者”身份相称的赃款。

除去同案韩劲松私藏的价值25000元人民币的劳力士手表一块，申诉人参与的一次共同作案赃款总值只有22259元人民币(47259元-25000元=22259元)。

2二审判决书对申诉人量刑斟酌情节的表述前后矛盾。

判决书前称申诉人“虽然只抢劫一次，但其在抢劫中系组织、提议者，应从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称“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除上诉人程德俊、李光华、韩小文和原审被告人李海全之外，对其余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犯抢劫罪可从轻处罚”，但判决书最终判处申诉人无期徒刑，绝不是从轻处罚，而是从重处罚。

综上，申诉人认为(1996)粤高法刑终字第xxxx号判决书在事实认定、诉讼程序、法律适用方面均有许多错误，导致对申诉人量刑过重，申诉人在此申请依法提起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纠正错误判决。

10年来，申诉人在政府关心教育挽救下，深刻反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社会及他人带来的危害，在服刑改造期间，申诉人能够积极改造，并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在2001年受到减刑鼓励，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7年，2003年又减刑1年6个月。

此时申诉人更渴望人民法院给一个合理的量刑，公平的判决，一个自由、新生的机会!

Ⅳ 指定监视居住适用条件

1、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特殊条件是指具备适用监视居住必备条件的同时，要启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还必须满足的额外条件，主要有两种情况：
2、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固定住处的。
3、第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派磨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顷或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的。
4、【法雀羡伍律依据】
5、《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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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企业管理专业考研的参考书目

这个是 08的参考书目

中心每年的书目都会有些变化，例如07年的就和下面的不同。版

·“微观经济学权及其应用”主要参考书：
A. 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B. 周惠中，《微观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C. Walter Nicholson: Microeconomic Theory: Basic Principles and Extensions, 9th Edition

·“宏观经济学及其应用”主要参考书：
A. 曼昆 N. Gregory Mankiw，《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B. 罗伯特·巴罗， 《宏观经济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Ⅶ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双向保护、未成年人优先”的基本价值理念,如何与保护被害

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以及优先保护、特殊保护、双向保护的司法原则。
司法保护原则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辩护、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一系列特殊制度、程序和要求所依据的准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爱”。帮助罪错未成年人成为守法公民,意味着办理丛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将重心放在教育、感化、挽救上,促使其顺利、健康回归社会,对于确立未成年人特别程序的独立地位至关重要。
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称《规则》)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节,主要是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践,进一步细化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增加规定司法保护的基本原则。《规则》第457条第1款集中规定,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以及优先保护、特殊保护、双向保护的司法原则。这是修改后《规则》的一个突出亮点,因为司法保护原则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辩护、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一系列特殊制度、程序和要求所依据的准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爱”。尤其是该款规定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以帮助教育和预防重新犯罪为目的”,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明了方向。帮助罪错未成年人成为守法公民,意味着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将重心放在教育、感化、挽救上,促使其顺利、健康回归社会,对于确立未成年人特别程序的独立地位至关重要。
增加规定社会化帮此掘教措施。《规则》第457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借助社会力量开展帮助教育未成年人的工作。”该规定突出体现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和规律,为未成年人检察链接社会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回应了实践中“帮教难”的问题。教育挽救未成年人需要综合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方法,并借助社会力量,因渗扒裂此,社会化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鲜明特征之一。自1879年现代社会工作(简称社工)第一个专业协会——慈善和矫治大会在美国成立,社工就开始涉足监狱、少年犯罪与感化院领域;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建立全美第一个少年法庭,标志着社工专业首次正式出现于刑事司法系统中。此后,具备社工专业训练的观护员、缓刑官或假释官在少年司法实践中担当重要的职责。近年来,我国社工的专业化、职业化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四川、云南等地司法机关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社工介入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等工作,取得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2018年,最高检与团中央共同签署了《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在40个地区开展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该条规定是对上述实践探索的固定,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增加规定“合适保证人制度”。《规则》第463条中增加了第3款:“对于没有固定住所、无法提供保证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的,可以指定合适的成年人作为保证人。”该规定来源于上海探索的“合适保证人制度”。该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不具有逮捕社会危险性但客观上又无法提供特定保证方式的涉罪未成年人非羁押问题,适用对象主要是无固定住所、无经济来源、无法提供保证人的外来涉罪未成年人。同时,对于具有本地户籍但客观上缺乏有效监护条件而无法提供适格保证人的涉罪未成年人,也可以适用。由于逮捕意味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完全剥夺,其强制力度是刑事诉讼诸种强制措施中最大的,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影响更大,因此,刑事诉讼法要求“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而“合适保证人制度”的建立无疑有利于有效落实上述规定。
进一步细化讯问、询问未成年人的要求。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有别于成年人,为保护其身心健康,保证其供述或者陈述的客观真实,讯问及询问方式、方法都与对待成年人有不同的要求。为此,《规则》围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理念设计和规范对未成年人的讯问、询问工作,进一步体现了特殊保护原则。如《规则》第465条增加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明确拒绝法定代理人以外的合适成年人到场,且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准许,但应当在征求其意见后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解决了实践中遇到未成年人拒绝合适成年人到场时如何具体处理的问题。根据上述规定,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既要求必须有一名合适成年人在场,不得让未成年人独自面对侦讯,以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又要求尊重其个人意愿。又如,《规则》第465条关于“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规定中,增加了“询问应当以一次询问为原则,避免反复询问”的要求。因为研究显示,重复询问会导致报告内容出现歪曲,更高的前后矛盾比率,及儿童痛苦水平的增高。再如,第466条增加一款,明确“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保护其人格尊严”的要求,意味着讯问未成年人不能运用“威胁、引诱、欺骗”“挑拨离间”等不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不利于其正确价值观形成、与帮助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目的背道而驰的策略手段。
进一步细化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则》第469条至第480条共用12条、第482条至第487共用6条内容进一步细化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本节中修改力度最大的两项内容,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规则》第469条第2款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修改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这主要是考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本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同样对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权,因而也有事先听其本人意见的必要;而且,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参与权。
二是在第470条专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异议权”进行了细化,与原来规定相比明显体现出对“异议”的慎重对待,不是“他提异议,我们就起诉”,而是要认真审查其“异议”的具体内容并区别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包括起诉、不起诉、调整考察内容等,这无疑有利于“异议权”的真正实现。
三是《规则》第472条第1款增加规定了“被害人不服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应当告知其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关于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增加第478条规定“考验期满作出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提出申诉的,依照本规则第四百七十二条规定办理”。第477条增加一款规定“考验期满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被害人意见”。其根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解释》关于考验期满作出不起诉决定前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以及被害人对附条件不起诉和不起诉可以申诉,但是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规定。
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规则》第482条增加一款,规定二审案件中下级检察院对犯罪记录要同时封存。
二是在《规则》第485条增加一款,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后,没有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解封”。这实际上是明确了封存的效力问题,即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一旦封存则终身有效,除有法定事由、经法定程序才能解封。“法定事由”,是指《规则》第485条第2款规定的两种情况:又犯新罪,且新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发现漏罪,且漏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三是在《规则》第486条关于封存不起诉相关记录的规定中,增加规定“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进行查询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四是增加一条即《规则》第487条规定“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出具。需要协调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为其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协助”。从上述修改情况看,明显体现出“封存面宽”“封存措施到位”“查询面窄”“查询程序严格”的思路。

Ⅷ 犯罪时17岁，审判时18岁，属不属于指定辩护的情形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虚旦472条规定：审判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局誉轮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因此犯罪时未成年，审判时已满18岁的，不属于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情形。
3、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或桐信者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也符合指定辩护的情形。

Ⅸ 重大劳动事故罪解析

202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在原刑法第134条后增加了“危险作业罪”，同时修订了部分条款，作为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来说，不出伤亡事故是红线，合规管理是底线，刑法里面涉及安全相关的罪责应该高度重视，坚决不能触碰！

罪名：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刑法》第135条，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雀喊则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理解析：

在我国第一部刑法，即1979年《刑法》中，并没有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相关规定，其仅包含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并被简单的规定为违反劳动安全规章制度的行为。在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中才有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犯罪行为的描述，该法虽没有明确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一罪名，但对这种犯罪行为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该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劳动安全设施劳动卫生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或者未向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劳动保护设施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对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致使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劳动者生命财财产损失的，对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煤矿矿难为代表的工业企业伤亡事故频繁发生，伤亡人数居高不下，为有效遏制伤事故的发生，维护劳动者生命安全，1997年《刑法》在借鉴吸收《劳动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的基础上，在分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了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将其从重大责任事故罪中独立出来，这也是我国刑法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首次规定。该条规定：“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安全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经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职工提出后，对事故隐患仍不采取措施，因而发生重大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由于1997年《刑法》对该罪的主题范围规定过窄，严重影响了其在实践中作用的发挥。因此，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达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对该罪的犯罪成立要件作了重大调整，修改为：“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顷棚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从现有规定看，立法机关根据现实状况，取消了对该罪犯罪主体的限制，不再在条文中限定主体范围，将犯罪主体从原来的企业、事业单位扩展到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实体。此外，考虑到安全生产设施、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一般都是单位行为（个体经营户仍是个人负责），在刑事责任承担上，将“直接责任人员”修改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见，无论是从犯罪主体的工作单位性质还是自身范畴，修改后的刑法都扩大了该罪的主体适用范围。

案例一：昆山铝粉尘渗态爆炸致146人死亡 14名被告人一审分获刑罚

2014年8月2日7时34分，位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抛光二车间发生特别重大铝粉尘爆炸事故，当天造成75人死亡、185人受伤。依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的事故发生后30日报告期，共有97人死亡、163人受伤（事故报告期后，经全力抢救医治无效陆续死亡49人，尚有95名伤员在医院治疗，病情基本稳定），直接经济损失3.51亿元。

【调查与处理】

2014年8月2日上午发生爆炸的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两名企业负责人（董事长、总经理）已被警方控制协助调查。

2014年8月4日由事故调查组确定，粉尘浓度超标，遇到火源发生爆炸，昆山爆炸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责任主体是中荣金属制品公司，主要责任人是企业董事长吴基滔等。当地政府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落实不力。

2014年8月7日，昆山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正式对该企业董事长吴基滔、总经理林伯昌、经理吴升宪刑事拘留。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2014年8月20日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上述三人以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批准逮捕。

2015年2月10日上午10点，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昆山“8·2”爆炸事故责任人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吴基滔，总经理林伯昌、安全生产主管吴升宪进行公开审理。

2016年2月3日，法院作出判决。法院认为，中荣公司无视国家法律，违法违规组织项目建设和生产，违法违规进行厂房设计与生产工艺布局，违规进行除尘系统设计、制造、安装、改造，车间铝粉尘集聚严重，安全生产管理混乱，安全防护措施不落实，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中荣公司董事长吴基滔、总经理林伯昌、安全生产主管吴升宪分别在中荣4号厂房除尘系统、生产工艺和布局及安全防护等事项上违反国家规定，严重不负责任，引发重大伤亡事故，情节特别恶劣。此3名被告人均构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被告人陈艺作为昆山开发区管委会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主任，被告人黄惠林作为昆山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被告人叶锡君作为昆山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局安全生产科科长、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11人，对上级部署的安全生产检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未认真履行落实、监督等职责，致使中荣公司爆炸的事故隐患长期未被发现和排除，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此11名被告人均构成玩忽职守罪。案件所涉1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3年至7年6个月不等的刑罚。

案例二：员工被卷入机器身亡：厂长因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被判刑！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1刑初501号

公诉机关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赵学松，男，1973年6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定远县，汉族，初中文化，系常熟市泽众针织整理有限公司厂长，户籍地安徽省定远县，现住常熟市。被告人赵学松因涉嫌犯重大责任事故罪,于2020年2月28日经常熟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

常熟市人民检察院以常检一部刑诉〔2020〕47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学松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常熟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顾万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赵学松及辩护人赵骅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常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年7月23日晚，常熟市泽众针织整理有限公司梳毛机生产线带班覃某在该公司白坯烫光车间上班期间，在梳毛机操作作业时手臂被梳毛机辊轮卷入导致受伤，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经侦查，被告人赵学松作为常熟市泽众针织整理有限公司厂长，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疏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梳毛机出布口辊轮处防护栏缺失的事故隐患，未按规定为职工发放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对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导致事故的发生。经法医学鉴定，被害人覃某死亡原因符合胸部外伤死亡。案发后，常熟市泽众针织整理有限公司已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协议并赔偿损失。案发后，被告人赵学松于2020年2月24日经通知后至常熟市公安局大义派出所投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为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材料，据此认为，被告人赵学松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发生致1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应当以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学松系自首，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宽处理。

被告人赵学松当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表示无异议。

辩护人赵骅的主要辩护意见认为，被告人赵学松系自首，自愿认罪认罚，且已赔偿并取得谅解，故请求法院对被告人赵学松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23日晚，常熟市泽众针织整理有限公司梳毛机生产线带班覃某在该公司白坯烫光车间上班期间，在梳毛机操作作业时手臂被梳毛机辊轮卷入导致受伤，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经调查，被告人赵学松作为常熟市泽众针织整理有限公司厂长，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疏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梳毛机出布口辊轮处防护栏缺失的事故隐患，未按规定为职工发放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对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导致事故的发生。经法医学鉴定，被害人覃某死亡原因符合胸部外伤死亡。

2020年2月24日，被告人赵学松经民警电话通知后至常熟市公安局大义派出所，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案发后，被告人赵学松所在单位已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协议。

上述事实，被告人赵学松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证人沈某、金某、管某、陈某的证言笔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图及照片，生产安全事故材料移交书、事故调查报告，营业执照复印件、劳动合同、工资表、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职工安全教育记录卡、三级安全生产知识试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门诊病历，人民调解协议书，到案经过、发破案经过，不起诉决定书，人口信息、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赵学松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发生致1人死亡的重大伤亡事故，其行为已构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应依法予以惩处。被告人赵学松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赵学松所在单位已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赵学松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公诉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赵学松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正确，提请的相关量刑情节成立，应予采纳。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赵学松的犯罪情节及悔罪态度，依法可以适用缓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赵学松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