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行政法专家
吴鹏老师讲得不错，舒扬老师、赵宏老师讲得也很棒！
⑵ 行政法学界四大金刚有哪些
芮沐，中国法学“第一翁”
（1908年—）
我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的创始人，以百岁高龄被尊为中国法学“第一翁”。1954年后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执教近70年，亲自指导了12届博士研究生，著有《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等。
韩德培，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
（1911-2009年）
我国国际法学一代宗师，也是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79年开创建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推动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他著作等身，其中《国际私法》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部统编教材，《环境保护法教程》是我国第一本环境保护法的教材。
王铁崖，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一面旗帜
（1913－2003年）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创始人，国际法研究院士，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初，参与了《共同纲领》的起草；1984年、1990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基本法起草。著有《战争与条约》、《中国旧约章汇编》等，译作《奥本海国际法》。
王名扬，“行政法学界四大金刚”之首
（1916—2008年）
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1946年考取最后一批国民党政府的公派留学生，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1958年学成回国。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编写工作。著有《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等。福布斯网站将其列为“行政法学界四大金刚”之首。
⑶ 行政法李佳导师是谁
李佳导师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猛局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市法学会会员，兼任北京市法卜散学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国行政学会理事，担任《政法论坛》期刊编委，入选北京市法学创新团队。
李佳导师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行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审判法、行政政策等方面，主要从事行政法理论以枝弊让及行政法理论与实务的研究。在《中国行政学刊》、《中国法学》、《法与社会》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⑷ 熊文钊的其人其事
从小喜欢“填表格”
与熊文钊教授接触多了，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头脑极为敏锐的人。这与他早年的音乐修养有关。他1962年生于湖北黄冈，自幼喜欢音乐，在黄冈中学就读期间上的是文艺班，1974年进入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乐团，演奏萨克斯和黑管，转眼就是七年。朋友们开玩笑这样评价熊文钊，说他是法律界音乐玩得最好的人，又是音乐界最懂法律的人。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拿了几年工资工作稳定的熊文钊，决定弃艺从学，参加高考，并且报考法律专业。熊文钊说：“这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我从小就对政治有一种敏感。”
上小学的时候，熊文钊就喜欢看报纸，并且对有官员出席的会议看得非常仔细。那是在“文革”期间，他特别关注哪个省的“革委会主任”是谁，副主任是谁，省军区司令、政委是谁，并且自己制作了表格，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就在表上填一个，渐渐就把这些官员的名单填满了。时间长了，连驻外使节、外国元首他都分别制作了表格进行填写。
填表的同时，他开始了分析。他发现，五一、国庆等重大庆典和接待外宾的场合，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出现了，那就预示着他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消失了，那他就很可能要“下台”。预测一次次应验，让他很有成就感，渐渐成为一种爱好。时至今日，他在这方面的敏感非常人所及，预测常常神准，令朋友们总以为他有什么特殊“渠道”，其实呢，他的渠道就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熊文钊如愿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本科学习。他自己都不曾料到，正好赶上了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步与发展阶段，他与中国的行政法治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给应松年送炉子
当时北京政法学院建立了“行政法学教研室”，负责人是方彦。方彦是延安时期的老报人，对推动中国行政法学贡献很大，近些年来却少有人提及。熊文钊说，改革开放后中国行政法学的第一批人才，都是方老网罗到北京政法学院的。像行政法学界泰斗王名扬，还有当时在西北政法学院的应松年，都是方老想尽办法调到学院的。
当时选修课表上有一门名叫“行政法学”的课程，熊文钊很感兴趣，进行选修，这样与方彦的接触多了起来，渐渐成为方彦的亲密弟子，方彦有什么事儿，都喜欢叫上他，他成为教研室的一个主要劳动力。
记得应松年刚到政法学院的时候，被分在6号楼4楼朝东的一个小房间里，居住条件十分艰苦。尤其是冬天，房子里漏风严重，又没有暖气，住在里面不得病才怪。方彦有一天叫上熊文钊，说是要给应老师弄个炉子生火，否则冬天过不下去。熊文钊说，我再去叫个同学。方彦说，叫什么叫，我们两个不就行了。方彦领着他从学院事务科领来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然后两人一起抬到应松年的房子里去。当时方老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把应松年感动得不得了。现在回想起来，熊文钊说，延安时期老干部的作风，真是感人啊，有这样的榜样，自己不努力学习对得起谁？如果没有方老，中国的行政法学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出现那么蓬勃发展的局面。
“接力”翻译
当时行政法学的这帮老师和学生，对行政法学知识的渴求，真是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1984年3月，司法部委托北京政法学院举办行政法研究班，邀请中外知名学者讲授行政法理论，这是全国首期行政法学理论培训班，荟萃了一大批后来行政法学界的骨干。熊文钊当时还在读本科，但他硬是争取机会进入研究班去听课，而且节节不落、风雨无阻。
研究班聘请的比利时专家麦耶尔用法语讲授行政法专题，翻译遇到一些行政法学方面的专业术语，时常“卡壳”，要请教坐在讲台下的王名扬先生。王名扬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并获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行政法学专业)，精通法语。可操着浓重湖南衡阳口音的王名扬先生所做的解释仍然无法让大家听明白。姜明安是湖南汨罗人，听得懂王名扬的湖南话，而他的普通话并不比王老好多少，他用湖南汨罗话转述王老的湖南衡阳话，大家还是弄不明白。在北京长大的朱维究性子急，有时没等姜明安说完，她就把自己的猜测抢先“翻译”出来，“翻译”得不对，王名扬就急忙摆手说“不地(对)不地(对)”。熊文钊是湖北人，听湖南话有点优势。于是熊文钊就斗胆接过来“翻译”普通话。由于从小就从事艺术工作，熊文钊的普通话可算得上湖北人中讲得最好的了，经过这样的“接力翻译”才能让大家明白这些专业术语。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麦耶尔教授就睁大眼睛迷茫地看着。
初生牛犊进入 国家立法殿堂
1985年，熊文钊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王名扬、龚祥瑞、应松年等著名的宪法与行政法学者，继续研习宪法与行政法。时值《民法通则》颁布后不久，全国人大法工委资深顾问陶希晋先生提出，废除了旧中国的旧六法，应当制定新中国的新六法，并明确提出要制定《行政法通则》。陶希晋先生早年长期担任董必武的秘书，资格非常老，在建国初就是政务院副秘书长，在全国人大说话有分量，他对我国行政立法的推动功绩，彪炳史册。
1986年10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组，陶老提议由《民法通则》起草组组长江平教授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组长，研究组由罗豪才、应松年、张焕光、皮纯协、朱维究、姜明安等组成，王名扬、方彦等任顾问。熊文钊有幸参加了行政立法研究组主持的《行政法通则》的起草工作，并参与撰写了若干份试拟稿。这一年，熊文钊才24岁，就能进入全国人大的行政立法研究组起草法律文件，历史给予他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
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以后，通过起草《行政法通则(试拟稿)》，编发《行政立法研究资料》和《行政立法研究动态》，为全国行政法学者提供了国内外行政法研究的最新资料和动态，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者的求知欲望。
1986年底，第二届行政法年会在山城重庆召开，陶希晋抱病从桂林赶到重庆。他感觉当时国内行政法学界的思想还偏于“保守”，希望有年轻人能出来“放几炮”。他通过秘书约请了包括姜明安、熊文钊在内的几位年轻人到他的住所汇报《行政法通则》框架的起草情况。陶老提出，能否让年轻人到会上去讲一讲《行政法通则》的立法框架设想？
在前辈的支持和鼓励下，熊文钊这个“初生牛犊”，在会上突破了原定议题，以自由发言的方式介绍了《行政法通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法制监督、行政诉讼”的立法框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现在许多行政法学界的权威专家都很怀念那次会议，认为那次会议为行政法学开拓了一个新境界。
相对人、听证会与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当时年轻的熊文钊思想大胆，敢说敢为，常常冒出一些非常新颖的说法。
熊文钊是1985级的研究生，现在担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的胡建淼当时是1986级的研究生。熊文钊当时没恋爱，胡建淼来自上海，到北京后也是“单身汉”，两人一见如故，晚上经常在一起整几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在宿舍里闲吹胡侃。两人都觉得，当时行政法学的专业术语太少，大白话太多，应该创造一些术语。有一次，胡建淼提出“行政主体相对的一方”应该怎么说，熊文钊说：“那就叫相对人吧。”从此，两人的学术论文中开始出现“相对人”这个概念，渐渐被通用。“后来从外国的翻译资料中也发现了‘相对人’的术语，但当时国内是我们提出来的，提出时也没看到外国的翻译资料。”
后来，全国人大行政立法研究组在罗豪才、应松年的领导下，先后为《行政诉讼法》《行政监察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的制定提出了重要的立法框架及专家试拟稿，熊文钊都进入了专家咨询组。1989年4月，在北京平谷金海湖畔的一个宾馆召开了关于《行政处罚法》草案的专家研讨会。研讨会的一个焦点是，要不要把“听证制度”写入《行政处罚法》，如何写。当时“听证制度”在中国完全是个新鲜事物，从没写进过法律条文。写是应该写，但如果写得太多，许多专家担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时会引起较大的争议，反而延缓了这一制度的立法。包括熊文钊在内的一些专家提出，在中国建立听证制度非常必要，与其写得太多引起争议被搁置，不如就先将听证制度确立下来，待以后再进一步完善。人大法工委最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就在第42条、第43条写了几行字，送到常委会讨论，果然顺利通过了。从此，“听证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
在1988年太原召开的行政法学年会上，熊文钊还提出，我们国家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行政法学也应该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国家核心价值赋予的行政职能”，“两个基本点”，一是“授予政府权力”，一是“控制权力滥用”。当时不少专家认为行政法学就是研究“控制政府权力”，不包括“授予政府权力”。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专家接受了熊文钊的观点，并提出“平衡理论”。熊文钊的“两个基本点”，其实就是讲行政权力的平衡问题，权力的授予和控制必须平衡，才能保证行政的安全、有效，减少行政风险，提高行政效率。
减少“副职”观点 屡遭“封杀”
2006、2007年来，熊文钊对“大部门制”的研究成果屡见报端，但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他在《望》新闻周刊上提出减少“副职”的问题之后，有多家中央和地方的报纸杂志记者和编辑来采访或来约稿，熊文钊总要提到行政机关应减少“副职”。他说，根据1982年颁布的《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各部应设正职一人，副职二至四人；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员五至十人。可实际情况是，副职大大超编，例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达到12个，严重超过法定职数。
当时编辑记者们都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可最后发表出来的文章，这一观点总是被删掉。编辑记者们解释说，老总说这个观点太敏感，红笔“框”下去了。熊文钊很执着，坚称：国家有法律规定，政府要依法行政，这有什么敏感的？
后来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减少领导职数”，熊文钊笑着对那些编辑记者说：“你看，你们当初要是报道了多好！”
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近年来，熊文钊对国家行政机关部门利益膨胀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大部门制”改革是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2005年，国家经贸委研究撤销审批项目，在各部门研究来研究去，结果谁都不愿意撤销自己部门的审批项目。后来向熊文钊等专家咨询，专家们提出撤销方案，然后在经贸委的办公会上通过，这一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还有一年，科技部在各部门征求立法草案的意见，也是争论来争论去，最后也是按专家意见通过。这其实都是部门利益在作祟。
我国的部门利益膨胀，首先表现在“部门立法”上。许多国家法律法规是由相关部门起草，在起草时往往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将部门权力扩张法定化，而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例如政府专营、行政准入限制、计划配置资源、部门保护等方面。
其次，部门利益集团化、个人化、违法化。郑筱萸案件中反映出行政腐败、官商勾结、利益同盟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并非个别。有些为了部门利益公然违法，例如交通部门居然让2004年通过的《公路法》中开征燃油税的规定搁浅至今。
再次，对公共财政奢侈浪费。我国每年用于公车、公款吃喝以及公务出国的费用已高达几千亿元。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004年度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结果报告中就指出，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用于发放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和借给下属单位投资办企业2204万元……
部门利益膨胀是权力的属性使然。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孟德斯鸠也曾说过，行使权力的人总是会行使到法律的边界为止。我们总是对于权力保持良好的预期和渴望，以为掌权者一定会奉公执法、一心为民。事实上，我们不能对权力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特别是在制度的设计和规范的建构上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权力的腐化性、自私自利性。而“大部门制”改革，是将许多部门“连锅端”，可能是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在熊文钊的“大部门制”前瞻中，提出了“大部门制”的通盘规划和分步实施的整体方案，国土建设部=区划+规划+建设+国土资源等；大农业部=农业+粮食+林业；大交通部=交通+铁道+航空+公路+水运+邮政等。对于现在的调整方案，将公务员当作人力资源要素、社会保障职能仍然没能整合以及铁道部没有被合并到交通部等问题，熊文钊说，这还是部门利益在作怪，但他相信，迟早会有整合的那一天。
⑸ 司法考试行政法教师推荐
行政法来听吴鹏老师的课不错，吴源鹏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博士，副教授，著名司法考试辅导专家，主编并出版多部司法考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辅导书，理论功底扎实，授课条理清晰，游刃有余，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重点法条讲解出神入化，使学员在轻松氛围中掌握考试的重点和难点，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⑹ 华旭司法考试主讲行政法的是谁
行政法： 徐金桂
⑺ 全国最好的行政法学系和行政法教授在哪里有哪些大学的行政法比较好急急急急急急急
吉林大学的邓正来教授是我国非常著名的行政法专家!
当然,北大,人大和中法大也有许多著名的行政法专家!
包括武大和上面所讲的浙大等等,都有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法学院!
⑻ 杨海坤的学术历程
中国的行政法学尚属一片空白，睿智的杨海坤高瞻远瞩，意识到行政法学的重要，在给学生讲授这门选修课时他就制定了他的“开疆”计划。他将自己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认真细致地开展调查研究。不久，一篇篇专题论文破土而出，成为国内专业刊物的宠儿。杨海坤此时的绝大多数论文都被《人大报刊资料》全文复印。有专家称，杨海坤对每一个专题的研究都比较前沿，并且无形中开始尝试构筑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和教学体系。1990年，作为副主编，他出版了《行政法学》，1992年他连续出版两部著作，一部是作为主编而出版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部是独立著作的《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通过90年代初的这三部著作，杨海坤为奠定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石、初创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做出了积极贡献。虽然书中许多观点是在20年前提出的，但专家称，许多观点有前瞻性，直到现在仍是正确和富有创见的。杨海坤提出了著名的“人民政府论”，他说，“政府由人民产生，政府由人民控制，政府为人民服务，政府对人民负责，政府与公民关系平等化”。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体系。杨海坤对自己的理论进一步作了补充和完善，他从政府和法的关系角度提出的“政府法治论”，并由“政府由法律产生，政府由法律控制，政府依法律管理和服务，政府对法律负责，政府与公民法律地位平等”等基本观点组成。“政府法治论”刚一出炉，就在法学界引起良好反映，有媒体将之列为中国行政法学的“四大基础理论”，杨海坤本人也被称为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初创者之一。“政府法治论”迄今具有生命力，体现了“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的先进思想，依然可以成为建设法治政府的思想指南。
行政法作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宪法关系极为密切，互相融通，杨海坤在行政法学领域开疆拓土的同时，没有忽视对宪法基本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博士生教育中，他致力于把两者打通，使这两门学科比翼双飞，走上并驾齐驱、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由他撰写或主编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宪法基本权利新论》以及他与同事合著的《宪法学基本论》、《新编行政诉讼法学》、《行政法学基本论》、《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等著作和教材在中国宪法学界和行政法学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撰写的《中国走向宪政之路》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政府改革》等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作为特别推荐论文隆重推出，党校系统内把这些论文作为必读学习资料。
⑼ 王名扬的人物简介
王名扬，1916年生于衡阳道衡阳县（今衡阳市衡阳县），行政法学泰斗、新中国版行政法学的启蒙者和权奠基人、中国著名的行政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著有《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被称为“外国行政法三部曲”，填补了中国对外国行政法研究的空白，是中国行政法研究经典之作。2008年11月6日20时4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
⑽ 解君简介
杨解君 杨解君，原名张泽想，1963年生，湖北仙桃市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曾任教于中南政法学院、南京大学，现任东南大学法律系教授，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兼聘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从事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法理学的科研与教学。因其在专业领域的突出贡献，1997年被评为江苏省法学会先进个人，1998年入选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江苏省教委“青蓝工程”人员。 学术成果卓著，从业至今，已出版《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救济法——基本内容及评析》、《依法行政论纲》等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及评论、综述百余篇。其中，《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一文获南京大学首届人文社科一等奖，《依法行政的体认》获南京市“依法治市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一等奖,《行政执法疲软论》获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和光明日报理论部主办的95中国行政管理科学论文二等奖，另有几十篇论著被人大复印资料《宪法、行政法学》、《法理学、法史学》、《诉讼法学、司法制度》等刊物全文转载。 近年来，致力于行政理论的实践应用和推广，任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学专家咨询员、南京市地方税务局首席法学专家、南京地区专家库专家、江苏省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理事、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