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变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于2014年12月18日由最高人民版法院审权判委员会第1636次会议通过，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87条。
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
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
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一款第十一项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四条:（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该项属于兜内底条容款。
兜底条款”作为一项立法技术，它将所有其他条款没有包括的、或者难以包括的、或者目前预测不到的，都包括在这个条款中。兜底条款是法律文本中常见的法律表述，主要是为了防止法律的不周严性，以及社会情势的变迁性。
⑶ 我国是在什么时期开始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
行政诉讼制度自1914年在有着长期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华古国尝试建立已有80多年的历史。
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命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剧变迁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法治成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及和平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只能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法存在，并未发挥多少实在的功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2.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依政策治国观念的束缚，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逐渐得以发育，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空间，要求国家保护其利益的愿望愈益强烈，权利意识大为增强。而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强调党政分工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合理分工，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扫清了体制障碍。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从多方面得以奠定。
1989年4月，在此前所颁布的大量涉及行政诉讼的单行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审判实践的基础上，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并于1989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行政诉讼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成文法历史中，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该法的颁行意味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开始。
⑷ 辩论主义的辩论主义的现代变迁
自1877年为德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以来，在百年变迁中，辩论主义始终伴随着对其内涵的全面限制和对法院协拍知助当事人收集诉讼资料义务的不断强化。如果说古典辩论主义是对当事人收集诉讼资料的自我责任的极端强调，则现代辩论主义更突出法院对当事人收集诉讼资料的协助义务，以实现充实审理、妥当裁判的目标。
（一）对古典辩论主义三大命题的限制古典辩论主义强调在收集诉讼资料层面当事人的纯粹主导地位，而现代辩论主义则对古调辩论主义的三大命题进行了全面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一是对辩论主义第一命题的限制。按照辩论主义的要求，民事诉讼中事实资料的收集与提出专属于当事人的责任，法院不能考虑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如果依据古典辩论主义，则所有的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资料都必须由当事人提出而没有例外，而实际并非如此。在德国，虽然立法尚未明确界定，但无论学说还是审判实务，均承认例外的规定，即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与对法院而言显著的事实，即便当事人没有提出也不妨碍法院作为裁判的基础。不过，从程序保障的视角出发，对于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法院拟作为裁判的基础时，要求预先告知当事人，给当事人表明意见的机会[17].
二是对辩论主义第二命题的限制。根据辩论主义，当事人在诉讼中自认的事实，法院无需审查，应直接作为裁判的根据，由此，赋予双方当事人一致固定事实关系，并以此约束法院的权能；但当事人双方一致的陈述违背真实时，法院能否作为裁判的依据呢？ 如果对辩论主义的原则不加限制，则其并不成为问题。因为按照辩论主义，双方当事人有权对事实资料行使处分权，法院也不得不受双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制约，承认其作为裁判基础的效力，这一解释符合1877年德国的立法者基于自由主义诉讼观的基本理解，它表明古典辩论主义着眼于形式真实。但其后《德国民事诉讼法》经多次修改，对此进行限制，尤其是经1933 年的修改，增加了当事人的完全陈述义务与真实义务，体现了民事诉讼对发现实体真实的努力。不过，依据德国通说的解释，为当事人设定真实义务并不是要当事人为客观真实的陈述，仅仅要求其立足于主观的诚实，禁止虚假陈述。换言之，在自己提出主张并否认相对方主张之前，当事人不负调查义务。只要当事人不主张明知是虚假的事实或不否认对方提出的已知是真实的事实即可。这种对真实义务的最低限度的解释，表明真实义务的导入只是对辩论主义及由此产生的当事人处分权能的最低程度的限制。尽管如此，为当事人设立真实义务，已经与古典辩论主义有了不小的距离。
《日本民事诉讼法》虽未明文规定真实义务，但有关诚实信义原则的立法条文已经隐含了对当事人真实陈述的限定。尽管缺乏违反真实义务的强制性制裁措施，一些学者还是期望作为行为规范，真实义务能够对当事人， 尤其是诉讼代理律师有所制约[18].无独有偶，即便在强调通过当事人的对抗获得裁判资料的美国，也有论者主张代理律师负有协助发现真实的义务[19].
三是对辩论主义第三命题的限制。辩论主义禁止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不过，辩论主义的这一要求并没有在大陆法系国家得到彻底的坚守，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其民事诉讼法中都程度不同地保留着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空间。在德国，除法官不能依职权主动询问当事人未提出的证人外，其他证据方法均可由法官主动调查收集[20].《日本民事诉讼法》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有过重大的变迁。二战前，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被广泛承认。二战后受美国法影响而强调当事人主义，删除了许多具有职权主义性质的条文，但在依职权证据收集调查证据方面，仍保留了对当事人本人进行询问和委托调查这两项规定[21].而实务中，依职权勘验与鉴定也经常适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更赋予法官在不能获得心证时，为发现真实依职权调查证据的权力。袭租消当然，在辩论主义的理念下，依职权调查证据的地位只能是补充性的。作为与辩论主义下当事人提出证据相配套的证据获得手段，依职权调查证据必须小心翼翼地设定适用的范围，以便既能增强法官认知事实的能力，又不至于损害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和法官的中立性。各种证据调查手段的采取，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在两种法理之间寻找平衡的制度逻辑。
（二）法院对当事人收集诉讼资料的协助——释明义务
按型陆照古典辩论主义的要求，诉讼资料的收集专属当事人的责任，而当事人承担这一责任的前提是双方诉讼能力平等，但实践中常常面临着当事人间实质性的不平等。要实质保障当事人平等地收集与提出诉讼资料，需要法院的协助。法院这种协助收集诉讼资料的义务，便是广泛存在于大陆法系各国民事诉讼法上的释明制度，即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为了明确争议的事实关系，就事实上及法律上的有关事项向当事人发问并促使其提出主张与证据的制度。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平衡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差异，补充当事人在收集事实资料中的不足，并最大限度地促进案件真相的发现。由此在大陆法系各国，释明被视为维护当事人权利的“大宪章”。
在各国民事诉讼法中，不乏允许法官通过发问明确当事人的主张与证据的规定，即便是倡导自由主义诉讼观的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也有上述意义上的释明。[22]但不仅仅停留在通过发问理顺辩论程序，而是实质性地协助当事人收集诉讼资料则是自由主义诉讼观逐步修正的结果。自二十世纪以来，强化法院的释明义务已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共同的发展趋势。[23]德国1976年的《简素化法》进一步扩大了释明义务的范围，将法官与当事人法律上的讨论作为法官的义务。从2002年起生效的《德国新民事诉讼法》更进一步强化了法院这种实体的诉讼指挥，藉此改善法院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流，使三方在诉讼的早期就能明确裁判上重要的事实，并促使当事人适时提出有效的主张与证据，使民事审判成为具有说服力的、最经济的、最亲民的纠纷解决形式[24].日本释明制度也经历了从职权主义的积极释明到古典辩论主义的消极释明再到程序保障的积极释明的变迁。以实质性的程序保障为依据的积极释明模式已成为指导司法的基本理念而被广泛认可。进入20世纪后，法国也继德、日之后多次修改民诉法，对当事人和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调整，有关释明义务的强化就是措施之一。[25]
释明义务的强调表明现代辩论主义改变了古典辩论主义由当事人提供诉讼资料，法官不作介入的做法，而是提倡当事人与法官在诉讼资料收集层面的协作。通过释明可以消除“机械地、形式地”适用辩论主义而产生的不合理因素，是对辩论主义的补充与修正。在德国，法官的释明义务已被上升到宪法要求的高度。《德国宪法》规定的裁判请求权与法治国家原则为释明义务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依此规定，除须保障当事人能享有平等地接近、使用法院的机会外，在诉讼程序中，国家亦不宜采取完全放任的消极立场，而有必要适时适当、无偏颇地为当事人提供协助与照顾。基于《宪法》的要求，如法院违反释明义务，致使当事人未能充分就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观点予以陈述，而发生突袭性裁判时，当事人除可通过上诉制度予以救济外，亦可以诉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宪法诉讼[26].在日本，以程序保障为依据的释明，被认为植根于民事诉讼的理念而具永恒的价值。
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释明的内容已经从传统的包括诉讼请求、事实主张与证据等在内的有关事实的释明，发展到指出当事人所忽略的法律观点的有关法律的释明[27]，即在法律适用层面强调法官与当事人的协作。法官持有与当事人不同的法律观点时，通过与当事人就法律适用问题的讨论，向当事人开示并尽量求得共同的理解，为当事人提供对法官的法律判断权施加影响的机会，从而保障当事人在法领域中的程序参与权，协同发现法之所在[28].由此可见，法官指出法律观点是“保障当事人参加法的适用过程的手段”[29].德国1976年《简素化法》的修改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30]日本《民事诉讼法》虽未明文规定，但有关释明义务的条款已经隐含了这一要求。近年来，指出法律观点已经被法学界提到法官义务的高度，并被作为程序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31].
基于对诉讼资料收集层面法官协助义务的强化，在德国，自上世纪80年来以来， 主张由法官与当事人协同发现事实所在的“协同主义”模式取代辩论主义的呼声日渐强烈。由于传统的自由主义诉讼观所倡扬的形式平等已经偏离了社会现实，而强调通过国家干预以实现实质平等的社会的民事诉讼观得到广泛的认同。基于此，协同主义模式便具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当然，虽然强调法官在收集诉讼资料中的协助义务，但辩论主义在德国依然得到坚守。因为当事人享有提出裁判上重要事实的权能，法院不能代替当事人的主张，依职权收集新的事实并作为裁判的根据这一点并未发生变化。然而不可否认，辩论主义原则已然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如何通过对辩论主义原则进行修改，发挥它的优势，减少其弊害，已经成为现代民事诉讼理论的重要课题。
总之，作为分配当事人与法院在收集诉讼资料中的权能与责任的基本原理， 辩论主义虽历经百年洗礼，但并未动摇其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中基本原则的地位，因为辩论主义是法治国家法官保持中立性的有效工具[32].辩论主义所强调的当事人对诉讼资料的收集负有最终责任的核心理念顺应了民事诉讼的本质要求而具永恒的生命力。但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辩论主义所提供给我们的只是对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作用分担的认知框架，随着社会的发展，辩论主义原则的内容与要求将会更加体现出流变性与开放性的特征，这应当是我国确立辩论主义原则时应首先考量的因素。
⑸ 民事诉讼法一共修改了多少次
民事诉讼法自从通过以后一共修改过三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修订：
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5)民事诉讼法变迁扩展阅读：
民事诉讼法的目录：
第一编总 则
第一章 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第二章 管 辖
第一节 级别管辖
第二节 地域管辖
第三节 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
第三章 审判组织
第四章 回 避
第五章 诉讼参加人
第一节 当事人
第二节 诉讼代理人
第六章 证 据
第七章 期间、送达
第一节 期 间
第二节 送 达
第八章 调 解
第九章 保全和先予执行
第十章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第十一章 诉讼费用
第二编 审判程序
第十二章 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节 起诉和受理
第二节 审理前的准备
第三节 开庭审理
第四节 诉讼中止和终结
第五节 判决和裁定
第十三章 简易程序
第十四章 第二审程序
第十五章 特别程序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选民资格案件
第三节 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第四节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第五节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第六节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第七节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第十六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十七章 督促程序
第十八章 公示催告程序
第三编 执行程序
第十九章 一般规定
第二十章 执行的申请和移送
第二十一章 执行措施
第二十二章 执行中止和终结
第四编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三章 一般原则
第二十四章 管 辖
第二十五章 送达、期间
第二十六章 仲 裁
第二十七章 司法协助
⑹ 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
人民法院依职权可以调查的证据主要有：
(1) 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2) 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3) 涉及身份关系的；
(4) 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
(5)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等。
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
(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
(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需要自身来调取时，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职权探知主义的适用情形
对于“辩论主义”这个概念，律师同仁想必都比较熟悉。辩论主义是指主张责任和举证责任都由诉讼当事人承担，法院不得作出异于当事人诉讼上自认的判断。通俗理解就是，民事诉讼中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反驳的也要承担相应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0条即为辩论主义原则的法律体现，也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
除了辩论主义外，民事诉讼法上还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概念——“职权探知主义”（也叫“实体真实原则”），其在证据法领域也颇有分量。所谓“职权探知主义”，是指法院不限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的范围，可以依职权主动收集事实和调取证据。
这个概念对于很多律师、法官等法律人士而言可能较为陌生，但对其法律层面的体现肯定熟悉——《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6条。该条规定了5种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情形：①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②涉及身份关系的；③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④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⑤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
除了这5种情形外，法院调查取证必须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否则不具有合法性。
上述5种情形的内涵并不复杂，我们可以参考最高院编著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对该条款的解读内容进行理解（P327- P328）。这里有一点需要我们了解的是，“职权探知主义”这个概念一般只在民事证据法书籍或相关学术论文中较为常见，其他场合一般是用“法院职权调查事项”来表述的。但若严格从证据法理论层面来讲，“职权探知主义”和“职权调查事项”是两个差别很大的概念，两者的内涵与外延均不同，但有交叉部分（用“职权探知主义适用事项”这种表述其实更为精准，证据法理论上的“职权探知主义”适用情形更为丰富）。这种理论与法律规定的差异，在各个学科门类中都可能存在。一种理论或观点只有当其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均形成普遍共识后才可能落实到法律条文。
职权探知主义的边界
除了了解概念及其法律适用情形外，还有几个小问题对我们律师或法官而言也很有必要了解，对我们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和案件代理技能均有助益。
一是，《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6条中规定的“涉及身份关系”这一项，这里的“身份关系”一般指人事诉讼或家事诉讼，而非我们日常生活中理解的与“身份”相关的一切事项。举例而言，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保险责任纠纷诉讼中常见的一种情形是，原告为了获得更高标准的赔偿金额经常要举证证明自己的城镇户籍身份（当前我国很多地区都一体化了，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赔偿标准一视同仁，“同命同价”。但部分地区还是未能跟上步伐）。严格来讲，这种“户籍身份”并非上述法院职权调查事项中的“涉及身份关系”事项。再比如，在被告缺席庭审的情形下，有时法官对原告单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真实性产生疑问而原告又不愿意主动去调取被告微信账户身份登记信息时，法官可能会在庭后主动向腾讯公司发函调查被告微信账户登记身份信息（法官主动调查取证的原因其实是不想冒错判的法律风险，毕竟“心证”这玩意有时很主观）。这种身份信息，亦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6条中规定的“涉及身份关系”事项。
二是，我们要熟悉《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6条这种规定的历史变迁，否则遇到特殊案件情形时就难以找准代理思路。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的、客观的收集和调查证据。” 1984年最高院颁布了《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文件规定，人民法院收集和调查证据，应当深人群众，依靠组织，认真查清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和结果，不受当事人提供证据范围的限制。
1991年4月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1992年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9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包括：(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2)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3)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无法认定的；(4)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1998年最高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条规定：下列证据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2)应当由人民法院勘查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上述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著的《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P109） 再后来就是2001年12月最高院颁布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15条规定，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以及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最高院于2002年7月颁布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22条也有类似规定）。再后来就是当前《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6条的规定。（注意我画横线的部分）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四条
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
（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⑺ 民事诉讼法历史修改记录 从82年立法开始都修改过几次，分别都修改过什么内容
民事诉讼法变迁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失效][1982030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0409]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2007)[200710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修正)[20071028]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已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决定，此决定将于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7)民事诉讼法变迁扩展阅读：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强制执行的新规定和不足，供大家探讨。
1.申请执行管辖法院的增加
第二百零七条改为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根据上述新规定，当事人可根据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或其他有利于申请执行的情况，有选择的向某管辖法院申请执行，这既避免了法院之间委托执行的时间和财力的浪费，又有利与申请人根据其或被申请人不同的实际情况而向不同的法院申请执行。
2.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上移执行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三条:“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根据原相关规定，法院承办执行案件的时间为6个月，满6个月后，未执行的法院一般会以被申请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终止执行，这严重影响了申请人的权利。新规定的出台使得申请人如认为承办法院超过6个月还是未执行的，可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避免了承办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或不尽职的执行行为。
3.申请执行期间的延长
第二百一十九条改为第二百一十五条，修改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原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根据双方主体是否为个人而分别规定为12个月和6个月。这样的区别对待也是无实际根据的。笔者曾代理过一些申请执行或恢复执行案件，好多案件因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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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申请执行的期间过短而超过期限，使得原诉讼变得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失去进一步诉讼的可能性。
新规定将申请执行的期间加长为二年，使得判决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有充足的时间协商处理如何履行判决问题，不必因担心超过申请执行期间而患得患失，这一方面大大减轻了申请人的压力和限制，同时使得一部分案件可通过双方协商而解决，可大大减轻法院执行工作量。
4.当被执行不能履行判决的法定义务时的法定举证责任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一十七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此增加的新规定加重了被申请人“无偿还能力”的“举证责任”，使得对一些被申请人企图以“要钱没有，要明一条”的无赖作风逃避强制执行失去了市场。
5.被执行人不履行判决的限制办法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一条:“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此新规定将原先一些法院定期在报纸上公告一些拒不履行判决的单位和个人的做法予以了法律化，特别是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的办法使得一些企图卷宽款外逃的被执行人只能“望洋兴叹”，征信系统记录也给企图逃避执行的人很大的警示!
(1)法院受理后6个月不采取执行措施的，你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提级执行。 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203条:“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2)在没有到6个月之前:只能是多催问一下法官，也可以找法院院长反映。
2、关于逾期不执行的利息:应是从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果判决中没有确定履行期限，应是从判决生效之日)，向你支付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稍息。
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3、关于双倍罚息:如果你的执行申请中没有写上，应当向执行法官申请增加请求。
⑻ 纪检委要求写自述材料是要求当事人手写吗
纪检委要求写自述材料不是要求当事人手写。单位税务案件会计要写当事人自述材料是为了诚信、保证当事人所说的要承担法律责任。
询问调查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责令当事人，就有关涉税事宜填写《税务案件当事人自述材料》，并由其在自述材料中签章、押印。
(8)民事诉讼法变迁扩展阅读：
特点：
（1）当事人最了解案件事实，因而当事人可能具有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2）当事人一般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当事人陈述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倾向性；
（3）当事人陈述的复杂性，体现在当事人陈述的不同内容和不同功能上；
（4）当事人陈述的调查方法，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略有不同。前者采用独立的调查方法；而后者则采用和调查证人一样的调查方法
关于当事人陈述可否作为证据的争论
（一）当事人陈述不能作为证据（西方的传统理论）
1、当事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由于他们的诉讼地位，他们对案件事实的陈述缺乏可靠性，并不能直接作为证据，而应视为证明的对象；
2、要求当事人陈述与自己不利的案件事实，未免强人所难；
3、没有人能为自己的案件作证。
（二）当事人陈述可以作为证据
当事人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陈述所反映的案件事实，最为直接、具体、全面和系统，有利于审判人员借以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
1、当事人是发生争执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于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及发生争议都更加了解，陈述较之其他诉讼参与者不仅全面，也更深刻；
2、当事人涉讼后一般都希望案件得到公正解决，因而一般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的陈述。
我国的现行立法和前苏联一样都采取了这种做法。
在这里必须注意当事人和证人不同，当事人不负有必须陈述的义务。民事诉讼法第71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当然，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赋予当事人的说明义务。
（三）当事人陈述可否作为证据，端赖当事人陈述的内容。有些内容可以作为证据有些不能作为证据。英美法系的一贯做法，大陆法系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1933年民事诉讼法以后，就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当事人陈述的功能
（一）当事人陈述功能的历史变迁
1、前资本主义时代，法定证据主义，纠问制当事人作为诉讼的客体和被询问的对象，当事人不具有确定审判的范围、对象的功能，完全是一个证据方法。
2、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承认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功能
（1）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比较重视物证、书证等的功能；
（2）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目的不仅是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且约束裁判者的审理。裁判者不能主动地询问当事人，更不能强制当事人为陈述。
（3）自由心证的要求是裁判者必须以证据支持自己的确信，如果仅有当事人陈述，而没有其他的证据，裁判者的确信难以被认可。
3、新时期当事人陈述功能的分化
一方面承认当事人在诉讼请求的确定和案件事实审理范围确定方面的决定权，同时也赋予裁判者主动地发现案件事实的责任和义务。
内容：
1、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对他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的承认。提出诉讼请求启动诉。（诉的相关问题）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导致诉讼程序终结。
2、当事人提出的法律方面的理由以及反驳对方的法律理由。确定诉讼标的，从而确定审理的基本方向。（诉讼标的的不同理论）
3、当事人就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的辩驳。质证权的内容。
4、当事人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在采辩论主义的案件中具有指引审理的方向，确定审判的内容。
（1）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就主要案件事实的陈述；
（2）不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对他方主张事实的态度；
（3）必须注意不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现代民事诉讼中的所负担的说明义务。
在采职权探知主义的案件中，当事人陈述不具有确定审判范围的功能，但也可以大体为审判机关指明案件事实审理的方向。
在此注意的另一问题是，当事人陈述在现代民事诉讼中的新机能。
作为确定证明对象和证明方向的当事人陈述称为当事人听取；是指法官为明了案情，就有关事实上及法律上的事项对当事人进行发问，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作出充分说明的程序制度；
作为证据形式的当事人陈述称为当事人询问。当事人询问是以询问当事人本人作为重要的证据方法，并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予以询问的程序制度。
⑼ 19世纪英国法律
一、工业化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开始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专制统治,从而使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逐步清除英国封建制度中的封建残余,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英国建立。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机器大工业代替了传统的工场和家庭手工业,工厂制度确立了在工业生产中的统治地位,促进了英国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并使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现代工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农业革命,到19世纪30年代,大农场经济在农业经济中取得主导地位,现代农业资本主义体系在英国建立起来。随着工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新兴工业城市不断涌现,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并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以中小城市为依托的新兴城市体系。工业革命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英国进入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英国现代各种关系的基石, 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1]。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工业化社会的出现,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和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与传统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结构的变迁意味着利益在社会结构性分布上的变化,利益的驱动使得人们在政治结构中都尽可能地谋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和扩大,而权力是利益实现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当人们在制度安排中使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代表时,自我利益的实现才有可能。”[2]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由于代表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成为对立的阶级。虽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特别是在议会中缺少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甚至连选区都没有,致使议会被土地贵族控制。经济困难很快引起了议会改革的要求[3] ,因为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认识到,经济困难的根源在于他们在议会中没有足够的议员与代表土地贵族的议员相抗衡,进而在议会中不能通过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法案,因此他们认定议会改革是走向社会改革和经济平等的第一步[4]。于是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强烈要求进行议会改革。
工业化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过去的利益关联体逐渐演变为对立的阶级。工业革命中,机械大工业逐渐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工人却由生产的主体沦为机器的附属品。资本家为谋取最大利润,总是千方百计增加工时,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资,甚至雇佣妇女儿童而且给予较低的工资。但是,资本家却不能给予工人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劳动环境恶劣,工伤事故不断,严重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调查煤矿工业的皇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使得整个英国感到震惊。报告揭露出煤矿里种种野蛮景象:雇佣妇女和儿童,工时之长达到残酷的程度,没有安全设施,卫生条件和道德状况普遍很差,令人恶心。关于这个报告的讨论以及其他工业揭露出来的类似状况,几乎立即在英国文学里反映出来,它们分别从道德和美学的观点出发,不断地掀起批评工业主义的浪潮。”[5]工业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必然要激化劳资矛盾,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此,政府本应通过劳动立法进行干预。但是,在工业时代之初的英国,自由放任主义大兴其道,认为劳资双方的契约关系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法律不应干涉的关系,在履行契约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也应该自负其责。因此,在当时的英国,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政府的劳动立法进展迟缓,这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极大不满。觉醒了的英国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争取民主的工人运动即宪章运动,是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市场竞争的加剧,还造成了大批穷人,社会出现了不平等和贫穷现象。到19世纪晚期,英国国内有近百万人失业,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济。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资产阶级藐视人权,不把失业工人和穷人当做人来看待,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懒惰”所致,因而应由“个人负责”[6]。以这样的思想观念为指导, 183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济贫法》。这部法律规定,在各地建立济贫院,凡无生活来源、需要社会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但是被救济者在济贫院内被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里面的生活条件又极为恶劣。“如果接受救济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样好,那么这种救济制度就会从根本上使所有人丧失勤奋努力、刻苦自励的精神,如果真的实施这种制度,那么作为其补充,就需要一种有组织的强迫劳动制度,来迫使那些没有自立动机的人像牛马那样干活儿。”[7]可见,这部济贫法实际上把“救济穷人”变成了一种“惩治穷人”的手段[8] ,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济贫税负担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大量工人失业和贫困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构成了强大压力。这一事实迫使政府开始认识到,贫困问题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政府理应承担起救济贫困的责任。
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在经济领域里出现了无序、恶性竞争,生产与资本高度集中垄断及其他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这在当时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他们认为,个体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切经济事务由市场主体去自我管理和调节;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义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总体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利于政府宏观目标的实现。工业社会中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迫使政府改变统治策略,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实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否则将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统治。正如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英国其国际地位因为拿破仑的战败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是国内却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期。工商业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拥入城市的工人不断增加,但议会两院仍由极其保守的世袭贵族、主教和土地贵族把持着。这时,由于拿破仑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欧洲大陆对英国工业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场十分有限,因而英国的失业人口猛增,工资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却实行谷物的关税制,以抑制粮食的廉价进口,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苦难。饥饿、罢工使英国的进步力量开始认识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的改革。”[9]整个19世纪英国的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二、自由主义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回应
边沁、密尔、格林的功利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思想为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进行了理论论证,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关系进行了探讨,解放了人们思想,影响了改革实践。
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n, 1748～1832年)是著名的自由资产阶级法学家、伦理学家、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政治法律思想的伦理基础是功利主义。所谓功利,意思即是指“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解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对利益攸关之当事者的祸患、痛苦、恶或不幸。假如这里的当事人泛指整个社会,那么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假如是具体指某一个人,那么幸福就是那个人的幸福”[10]。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它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因而它能够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南,目标是追求最大快乐及将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它又是人们衡量和评价一切行为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和尺度。人们对外界事物或某种行为赞成与否、实行与否,是根据它能否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快乐、能否给个人和社会增添福利来决定的。人们判断一件事对自己有利就应该去做,反之,则不应该去做。这就是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总之,在边沁看来,趋乐避苦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宗旨,是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终极标准。边沁把他的功利主义运用于立法理论中。他提出,增加个人和社会的幸福的手段应该从立法开始,政府的任务或立法者的任务就是遵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通过立法用赏罚的方法,特别是用惩罚破坏幸福的行为的方法来增进社会幸福。这就是说法律、制度应以功利为原则。同时他还提出,判断国家法律、制度的优劣也应该以功利为根本标准。如果某个法律或某项制度对于人们来说乐多于苦,那么它就是优良的,有益于人们的。反之,如果苦多于乐,那么它就是低劣的,无益于人们的。边沁的理论为政治和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密尔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总体上主张个人自由和自由放任,坚持“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则”[11]。鉴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弊端和问题,密尔提出了新的功利主义,为其具有新内容的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伦理基础。他认为,功利主义所谓的幸福和快乐并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全体的幸福和快乐,人们在追求幸福和快乐时要平等地顾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彼此平等的成员组成的社会[12]。以此为出发点,密尔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预理论,认为“国家一方面应当尊重每人在特关自己的事情上的个人自由,同时另一方面也有义务对它所允许每人施用于他人的权力保持一种注意的控制”[13]。密尔认为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界限是: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的特殊情况下,那些真正关系到全体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愿意做或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做,就应该而且也必须由政府来做;有利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事情,即利他行为,如果由私人去做,因其从中得不到相应利益而不愿做,这时就应该由政府去做。政府应干预的具体事务主要有: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是公共事业,主要是用来提高人类素质的东西,它的价值是决不能用市场上的需求来检验的,因此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自由放任这个一般原则,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但要使父母承担这种责任,则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人们能够免费或以极低的费用接受初等教
育”[14]。第二,保护儿童、青少年和妇女的权利。密尔主张,政府应保护少年儿童的权利和利益,“只要国家照看得到,就应保护少年儿童,禁止雇佣他们做过于繁重的工作。之所以应禁止少年儿童劳动的时间过长或劳动强度过大,是因为如果不加禁止的话,他们就总是被强制这样去做。就儿童来说,签约自由无异于强制自由”[15]。密尔主张,政府应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她们开辟更广的就业门路,使她们享有同男人平等、公正的社会地位。第三,政府应干预公共事业的垄断行为,维护公众利益。密尔认为,许多行业如煤气、自来水供应、运河、铁路等虽然应让私人经营,但是实际上这些行业毫无竞争,他们比政府更加不负责任,更加不闻不问人们的抱怨,所以国家应从社会公共利益着想,不能完全放任私人公司的经营,对于这类公共事业应保留将来收回的权利,或保留并自由行使规定最高收费的权利和经常变动最高收费的权利[16]。第四,缩短工人劳动时间。普遍把工厂的劳动时间从10小时缩减为9小时,并且使工人劳动9小时得到的工资和劳动10小时一样多或基本一样多,这对工人是有好处的。第五,救济穷人。密尔认为,人类是应该相互帮助的,穷人更需要帮助,所以应通过社会组织救济亟待救济的穷人,制定济贫法,进行社会救济。第六,政府应主动承担起那些没有私人去做但又是关系到社会利益的公用事业的建设重任,如道路、码头、港口、运河、灌溉设施、医院、大中小学等,因个人无力承担,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做。
总之,密尔对利己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进行修正的目的在于如何协调社会转型后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寻找一个能够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效协调起来的契合点,以最终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17]。他的这一思想和努力具体应用于其自由理论及国家的性质与功能理论中,就是在坚持自由放任原则的基础上,适应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适当运用政府干预来解决自由主义带来的破坏作用和弊端,以实现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动态的平衡。所以他的理论处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阶段,为形成新自由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促进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样基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大量使用妇女和童工、广大工人劳动条件恶劣、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社会道德沦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等社会现实,诞生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当时英国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希尔·格林( 1836 ～1882 年) 、霍布豪斯( 1864 ～1929年)和霍布森( 1858～1940年) 。格林是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他论证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并力图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他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人所追求的道德上的善,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善。任何个人的道德发展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成员的道德发展相一致。个人与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人与人之间都应该互相帮助,离开他人和社会,个人不可能得到幸福。进而,格林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实现共同的善,实现共同的利益,因此国家不应该是消极的、放任的国家,而应该是积极的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为实现个人利益、为个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此基础上,他论证了国家应该干预土地买卖,强迫实行教育,规定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作时间, 为工人提供必要的住房等措施的合理性。”[18]格林和其他几位思想家的自由主义主要是重新解释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提出并且论证了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的主张。这些主张对20世纪初英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工业社会的到来意味着社会转型,严酷的社会现实导致了社会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为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向新自由主义转变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新自由主义的逐步确立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方式要由自由放任型向政府积极干预型转变,消极政府向集权政府转变。也就是说,繁多复杂的经济社会事务增添了国家的社会职能,由过去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经济社会事务的积极调控者和管理者。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前提下,政府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弊端主动进行纠正和干预,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社会、司法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
三、英国政府实行干预政策和立法改革
在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下,受变化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制度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进行了议会选举法改革。通过两次议会选举法的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争得了选举权,资产阶级逐渐控制了议会议席,议会里土地贵族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这样工业资产阶级和大商人就能通过自己在议会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法律。为了保护工人的人身权利,从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就开始通过一系列社会立法。几次颁布《工厂法》,严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9小时; 1847年通过了(成年男工) 10小时工作日法案;通过一个《煤矿法》,规定了井下作业应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这些法案旨在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对劳动争议的处理, 1896年议会通过的《调解法》规定,由政府成立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各地委员会不能处理的劳动争议问题。这些都反映了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要求。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不断制定社会立法,进一步加强国家干预的力度。在20世纪初,英国政府颁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 1908年的养老金法, 1909年的劳工介绍法, 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 1918年的教育法, 1922年的住房法。这些立法奠定了现代英国福利法的基础[19]。“随着19世纪的前进,社会立法不断增加,据有资格的观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后,议会实际上抛弃了个人主义作为它的指导原则,转而接受了集体主义。人们以往理解的那种自由主义处于劣势,立法机构破天荒地通过了合乎社会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20]
英国政府颁布多种法律,积极干预经济活动。针对无限责任公司阻碍投资增长的问题, 1855年,英国颁布《有限责任法》,规定股东仅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个法律激发了社会投资热潮,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针对金融业经营不规范的问题,政府出台了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管和调控。针对19世纪中后期债务人恶意宣告破产以逃避债务的现象,法院通过几个判例完善破产法,从法律上防范了欺诈行为。针对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现象,到19世纪末,普通法开始对竞争自由采取一定的灵活态度,它不再机械地把一切限制竞争行为都视为违法,而是综合考虑竞争双方的经济实力、商业地位、限制的特定地域和时间等多方面因素[21]。这些立法和干预措施防止了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弊端和消极影响,保护了投资者和广大民众的利益,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有秩序发展。
“这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抗,是对产业革命的破坏性和对无情地推进工业化政策所带来的破坏作用而无保障措施的一种自发防卫。主要的动机是一种受威胁感,即认为没有节制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带来威胁。⋯⋯彻底修正自由主义理论要求重新研究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研究自由的性质、自由和法律强制之间的关系。那样的重新研究又揭开了个人人性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从伦理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看,潮流是在脱离个人主义,趋于探求某种集体主义的观念”[23]。
工业社会讲求成本和收益,提倡快节奏和高效率。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逐步确立必然对英国的司法制度产生影响。到19世纪英国进行司法改革前,作为上层建筑主要内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司法组织混乱,诉讼程序繁琐僵化,审判效率低下,费用高昂,警察组织不完备,监狱制度落后[24]。司法制度中存在的这些弊端,显然与讲求效率、讲求成本和收益的工业社会不相适应。漫长的诉讼过程和高昂的诉讼费用已经成为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寻求司法救济和实现正义的障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从长远来看,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不利的。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实现社会正义已成为工业社会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诉讼哲学由过去的追求实质正义转变为分配正义[25]。迫于社会公众的强大压力,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对不合时宜的司法制度和审判程序主动予以干预,意图以国家的力量促进这些价值的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 19世纪英国政府进行了民事司法改革。
对此,英国的政治法律界予以高度关注,一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对传统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论证了进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其中边沁的政治法律思想对于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动和指导作用。边沁把他的功利主义立法理论用于考察英国的普通法制度,并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 1688年以后的英国法律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斥着封建主义的痕迹,法律原则复杂模糊,司法工作人员因循守旧,就连英国的成文法大多也是“由500年来收集的和无数个别的议会法令、条例组成的,这些法令和条例彼此矛盾,结果让完全不法的状态代替了‘法制状态’”[26] 。他还对当时的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进行了批判,称其已经“腐败透顶”,“充斥着不必要的繁琐程序,对于诉讼当事人来说,这只能导致拖延、筋疲力尽以及更大的开支”[27]。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边沁认为,普通法的传统制度“不是以合理的设计为基础的普通法规则,简直是进行重要社会改革道路上的障碍”[28]。针对上述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改革思想。他指出,英国的法律体系既古老又不完善,既费解又专横,既不安全也不平等,实有批判、改革和重新制定的必要。因此,他主张不但要进行立法原则、立法内容、立法形式的改革,而且要对当时的司法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边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原则。他主张,在司法审理中,法官不能随意解释法律条文,律师不能担任法官,同时,法官不能包揽全部司法审理权,应允许选民推荐自己的代表参与司法。选民代表享有半个司法权,他们不参与裁决,但应参加并监督司法审判的全过程,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法院为贫民免费提供律师与辩护条件,以至要求法官复审案件[29]。边沁的法律改革思想为19世纪英国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其法律改革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想建立适应现实需要的司法制度,必须对旧的法庭组织和诉讼程序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30]。于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议会得以通过一系列司法改革法案。这场世纪改革主要围绕着调整司法管理体系、简化繁琐的诉讼程序、理顺普通法和衡平法两种法律体系的关系这些目标而展开[31]。为了消除令状制度所造成的普通法法庭诉讼程序繁琐僵化的弊端,首先对令状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令状制度的改革主要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完成,这些法令主要是1832年颁布的《统一诉讼程序法》、1833年颁布的《不动产实效法》、1833 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以及1852年、1854年分别颁布的《普通法诉讼程序法》。这些法律实施后,令状制度逐步减少使用,令状制度迅速衰亡[32] ,普通法诉讼程序繁琐而僵化的弊端得到了根本纠正。通过1852年《大法庭诉讼条例》和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条例》,衡平法庭的诉讼程序被大大简化。为了彻底解决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司法体系所造成的司法组织混乱和职权交叉重叠的弊端, 1873年制定了《司法法》,合并了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建立了统一的最高法院;统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原则,当两种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普通法原则应服从衡平法原则。这意味着法官在审判中应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发挥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导作用;允许普通法法庭使用衡平法的诉讼程序,简化了诉讼程序,而且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诉讼效率高。由此重建了整个司法制度,提高了诉讼效率。
可见, 19世纪的民事司法改革充分体现了工业社会的特点和要求,适应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本需要。为了贯彻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弱化普通法法庭对案件的管辖权,逐渐强化衡平法法庭的司法管辖权,这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动干预,反映了国王的集权意志,以此来实现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的转型,这是符合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思潮的。从根本上讲,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以及干预型国家的出现最终导致了这场世纪司法改革。
英国近代著名法学家亨利·梅因在1874年写道:“自边沁时代以来,我不知道哪一项法律改革能不追溯到边沁的影响。”[33]改革派大法官布鲁厄姆在1838年写道:“法律改革时代就是杰里米·边沁时代。他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奠基人⋯⋯他第一个抱有严肃思想来揭露我们英国法律制度的弊病⋯⋯过去20年来,我们法律制度已经取得的全部重大的进步⋯⋯自然使我们想起边沁先生和他的学派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启发性的劳动。”[34]
⑽ 诉讼主体名称写错一定驳回吗
诉讼主体名称错三字，围绕法院应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审判实务中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起诉郑州海源石化有限公司，根据其提供的地址，根本没有此单位，应认定原告起诉的被告不明确，不符合起诉条件，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的规定，法院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二种观点认为，法院应当充分行使释明权，并建睁洞余议原告更改被告名称。若原告更改被告名称的，案件应继续审理；若原告拒不更改被告名称的，应当视为没有明确的被告，裁定驳回起诉。
原告起诉时写错被告名字法院应否驳回起诉？审判实务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形成这样的分歧，实际上是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起诉的条件之一要有明确的被告的不同理解。只要正确理解了有明确的被告的内涵，案件即可迎刃而解。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试析如下：
所谓有明确的被告，是指要求原告将其起诉的对象加以具体化、特定化，以使受诉人民法院能够明确原告所告的是谁。有明确的被告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被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即主体适格，也即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应诉的资格。二是被告的地址、联系方式应当具有准确性和特定性，应当具体明确。在现行的法律条件下，由于法院受理案件后，有关送达皆由法院依职权而为之。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起诉要有明确的被告，要求原告将其起诉的对象加以具体化、特定化，目的是为了法院能够方便、准确向被告送达应诉材料，提高审判效率，减少诉讼成本。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要求原告起诉时必须提供被告的户籍地(或工商注册地址)以及实际住所地(或实际经营地)。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员流动的无限性和经济主体频繁变迁的特点，自然人的住所地和法人的经营地址时常发生变更，被告的户籍地和实际住所地、工商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往往不相一致，而且，有些地方的户籍资料、工商注册资料尚未对外公开，当事人自己是无法调查取证的，如果采取简单办法，将案件推出去，让老百姓告状无门，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为了及时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矛盾，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颤棚人、证人。
由于现代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电话已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所不可缺少的部分，原告获取被告的联系电话也比较容易，目前，电话方式已成为法院传唤被告到庭领取应诉材料的首选。因此，笔者认为，原告提供被告的电话、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也应是确定明确的被告的一项内容。
那么，原告在起诉书中载明的被告名称与应诉的被告名称不一致，法院应该如何处理呢？有人认为，如果按原告提供的被告住址、联系方式能够送达应诉通知等诉讼材料，被告也按时应诉，只是在诉讼过程中以其与原告起诉的被告名称略有差异为由主张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一般应对被告的主张进行悉滚核实，如果被告主张属实的，应当告知原告更正被告名称，只有原告拒不更正的，才能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原告及时更正的，不宜裁定驳回起诉。
笔者认为，法律是严肃的。如果原告在起诉书中载明的被告名称与被告名称相距不大，可以告知原告更正被告名称，如果原告拒不更正的，法院可以直接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原告及时更正的，不宜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原告在起诉书中载明的被告名称与被告名称相距太大，以至于按原告提供的被告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按原告提供的被告住址、联系方式无法送达应诉通知等诉讼材料，也无被告来应诉，则应视为原告起诉无明确被告，可裁定驳回起诉。就本案而言，原告错将郑州市海源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写为郑州海源石化有限公司的名称，错了三个字，导致法院无法送达应诉通知等诉讼材料，也无被告来应诉，并造成了法院对一个错误的被告予以登报公告送达有关法律文书，浪费了司法资源，则应视为原告起诉无明确被告。通过这个教训，想必原告在以后的诉讼中会加倍仔细认真的，读者朋友们也会以此为戒的。中原区法院 黄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