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刑事诉讼法大家

1. 刑事诉讼法有什么规定呢

第二百零六条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本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解。第二百零四条自诉案件包括：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 轻微刑事案件 ;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九十七条人民法院对告诉才处理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第一百九十八条对于自诉人要求撤诉的，经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确属自愿的，应当准许;经审查认为自诉人系被强迫、威吓等，不是出于自愿的，应当不予准许。第一百九十九条对于已经审理的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应当记录在卷。第二百条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 刑事自诉案件 调解书，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调解没有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判决。第二百零一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自诉人撤诉或者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案件，被告人被采取的，应当立即予以解除。第二百零二条自诉人经两次依法传唤， 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准许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按自诉人撤诉处理。自诉人是二人以上，其中部分人撤诉的，不影响案件的继续审理。第二百零三条对于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 (三)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解。看到了这儿，想必大家对刑事诉讼法自诉调解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不是所有的诉讼都可以自行调解，也并不是所有的诉讼不可以自行调解。自行调解有它的前提，我们要学习法律知识，了解法律，今后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不犯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1第2款是什么意思

诉抄讼法51条只有一款，其内容为公检法应该依法办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责任。

3. 在台湾犯罪按哪里处罚

这涉及到刑事诉讼法中刑事案件人民法院的管辖权问题。

（

2）根据规定：刑事诉讼法

第十九条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

第二十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第二十一条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由陆辩哪级人民法院管辖，与当事人的身份（港澳台或者外国人、无国籍人）无关，与可能判处的刑罚及犯罪性质、后果有关。

（3）由哪级人早喊缺民法院管辖，与当事人的身份（港澳台或者外国人、无国籍人）无关，与可能判处的刑罚及犯罪性质渗拍、后果有关。

4）台胞犯罪一般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依法应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

4. 台湾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是什麼

台湾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内容：

5. 台湾怎样枪决死刑犯人

中华民国死刑之执行，于刑事判决确定后，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百六十条，检察官应速将该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亦即法务部）。而依同法四百六十一条之规定，经法务部令准，执行检察官于收到法务部之令准后，若无刑事诉讼法第四百六十一条但书之事由（亦即无提起再审或非常上诉之可能），必须于令到后三日内执行死刑。《死刑执行规则》第二条规定，执行时，先由检察官会同看守所所长莅视验明，并核对人犯人相表﹑指纹表后送监执行，其因他案在监狱执行中者，会同典狱长办理。执行前后应拍下受刑人相片，报部备查。而若死刑犯有器官捐赠之意愿时，应签署捐赠器官同意书。

执行死刑之方法，依据《监狱行刑法》第九十条以及《死刑执行规则》第三条之规定，应以药剂注射或枪毙，在监狱特定场所执行之。执行枪毙时，应令受刑人背向行刑人，其射击部位定为心部，行刑人应于受刑人背后偏左定其目标，但行刑人与受刑人距离，不得逾二米。而对捐赠器官之受刑人，检察官得命改采射击头部右后耳根之执行死刑方式。通常死刑犯会系上脚镣，一天只允许在做运动的三十分钟内离开囚房。

台湾死刑制度，一个人被判决死刑定谳后，要等待法务部部长签发死刑执行命令，方才执行。一个标准的执行死刑团队，包括执行检察官（俗称监斩官）、法医、书记官、法警队长、执行法警（枪手）两人、戒护法警两人，若死刑犯同意捐器官，另设有医疗队。现在执行死刑时，多半选在18时至21时，并用配有灭音器的国造T75型手枪，但早年使用的枪械亦不固定，常使用步枪或卡宾枪行刑，尤其是警总等机关。

早年多选在清晨5时到6时，取“不走夜路”之意，但这样常使死囚一夜难眠，生怕脚步声，且枪声又容易惊扰周围居民，而改至夜间行刑，有些人认为这个作法不错，因为台湾民间信仰中“日出时阴司封门，如无鬼差牵引，无法进入地府”。被执行死刑前两到三小时，狱方会通知死囚“执行命令已经签发，今日几时几分送您上路”，如有信仰者可请神职人员（法师、牧师、神父等）来做临终祈祷或诵经。而此时，执行死刑团队工作人员往往齐聚一堂，礼拜狱中的地藏菩萨佛像，祈祷执行顺利。

执行时检察官要到达法场，验明死囚身份无误，执行前先再最后一次听讯（通常都是问死囚是否悔悟，并听取遗言），而后死囚会得到一个不错的便当，称为“最后一餐”，希望能在行刑后，亡灵能够体力充沛地到达阴间，根据各看守所的传闻，其餐点大致上为白饭、卤蛋、鸡腿、焢肉（或香肠、猪肝等）、海带（或青菜、竹笋）、豆干等菜色，以及一包烟和一小瓶高粱酒，在监狱的迷信认为：饭菜可以不吃，却至少要咬一口卤蛋，“吃蛋，好完蛋”，避免死刑过程多受折磨。1980年以前并不为死囚注射麻醉剂，所以大多数死囚都会将高粱酒一饮而尽，以求减少痛苦。

用餐完毕后，死囚被送入看守所的法场，趴在法场的沙地上，一般法场亦有供奉另一尊地藏菩萨，常会向地藏菩萨烧香，请菩萨监视正法的情况，一来保佑死囚能安心上路，二来保佑执法人员免受煞气干扰。死囚只要口头申请，即可先由法医将死刑犯麻醉（死囚亦可选择“不麻醉”），法医会在心脏或小脑相对位置做记号，当法医验证药效产生后，便可由法警开枪。开枪的位置为心脏（从背后开枪）或小脑（从右后耳根开枪），执行后约十到二十分钟，由法医验尸，确认是否死亡，若没有死亡，则继续射击直至死亡；若同意器官捐赠时，多以向头部开枪的方式枪决以保障器官完整，而死囚在处决后便会送至医院移植器官。

执行完毕后，第一步就是死囚的脚镣等解开（意喻“解放灵魂”），死囚会在脚镣上系上新台币一千元的钞票，赠送给枪决后给解开脚镣的法警，谢谢他解放了自己的灵魂，但这一千块必须快点花掉，许多法警会拿来宴请所有法警队友，或者次日清晨捐献庙宇香火钱。且这一副死囚脚镣非常抢手，许多死囚会设法索讨，并戴在脚上，监狱的迷信认为：同一副脚镣，不能使两个人被枪毙。

传统上，所有法场的工作人员都会在执行后洗手，并喊著“洗手不干了”；如果衣物沾到死囚的血，一定要换洗或丢弃，否则会遭到死者怨灵报复。在法场不互称名字，改以代号或者手势示意，避免死者怨灵惦记，由于台湾民间信仰上仍对被处决的亡灵相当畏惧，因此在行刑后狱方法警会在法场烧纸钱，供奉死囚亡灵。

若受死刑谕知之人犯，有心神丧失或怀孕之情形时，则依《刑事诉讼法》第四百六十五条，由法务部命令停止执行。且于其痊愈或生产后，非有法务部命令，不得执行。

关于执行死刑之地点，中华民国在戒严时期，自1949年开始，政治犯都在马场町或国防医学院后方的新店溪河床执行死刑。从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末期，政治犯以及因戒严令之故，被军法处死的平民均改在新北市新店区的安坑刑场（位于新店区安华路，原“国防部新店监狱”，现“台湾新店戒治所”后方）处决。中华民国自1987年解严后，监狱行刑法虽规定死刑需于监狱内执行，但实务上因死刑犯均羁押在二审看守所，为避免执行前将死囚移监所产生的戒护成本及风险，刑场均以“监狱分监”方式附设于二审看守所内，计有新北市土城区的台北看守所、台中市南屯区的台中监狱（台中看守所与台中监狱仅一墙之隔，刑场设于监狱侧）、台南市归仁区的台南看守所（台南看守所与台南监狱仅一墙之隔，刑场设于看守所侧）、高雄市燕巢区的高雄第二监狱（实务上高雄看守所附设于此）和位于花莲县吉安乡的花莲监狱（因花莲看守所位于花莲市市区，老旧狭小无法扩建刑场，故将刑场设于花莲监狱，执行死刑前仍需将死囚移监）五所监所设有刑场，分别负责执行台湾高等法院、台中高分院、台南高分院、高雄高分院、花莲高分院所判决管辖的死刑案件。北部地区因都会型态，人口密集，且为政治、经济中心，约六成的死刑系于台北看守所执行；而花莲高分院所辖的花莲、台东两县因人口少且民风纯朴，自政府迁台至今仅执行过十八人死刑，自1999年10月12日执行走私海洛因嫌犯王再兴、周家杰的死刑令后，直到2013年4月19日相隔13年半才再度执行一名身背三条人命的强盗杀人犯张胞辉的死刑令，另一身背两条人命的性侵杀人犯戴文庆，亦于2014年4月29日枪决，成为唯一未收容死刑犯之二审看守所

6. 暂缓起诉的起诉规定

起诉便宜主义已成为现代世界各主要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起诉原则
1大陆法系国家:起诉便宜主义已为刑事诉讼法所确认，暂缓起诉制度在法律中得以确立。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起初实行严格的起诉法定主义。这些国家确立起诉法定主义的初期，严格的起诉法定主义对确保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惩罚犯罪，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刑事司法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传统的报应刑罚观让位于目的刑、教育刑罚观，同时也转向了一般预防和对犯罪人特殊预防并重的轨道，起诉法定主义不利于犯罪人改过自新，增加了诉讼成本，导致司法资源被严重不足等问题。由于上述起诉法定主义的种种不足，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实践探索，意识到提起公诉时赋予检察官一定的不起诉裁量权的必要性，由是确立了起诉便宜主义。不过，各国法律对于检察官适用起诉便宜主义形式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如微罪不起诉、起诉保留、起诉犹豫、放弃起诉等等。
1）德国的起诉保留制度及其评价。
在德国，从1877年刑事诉讼法生效至20世纪50年代，一直实行起诉法定主义，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犯罪率的不断增长，德国的起诉法定主义受到挑战，司法界逐渐接受起诉便宜主义，对刑事诉讼法逐步进行了修订。1964年，议会通过法律赋予检察官享有起诉斟酌权，亦即赋予检察官一定的不起诉裁量权，起诉便宜主义逐渐确立。
起诉保留，又称附条件的不起诉，即指以暂时不提起公诉为手段，在法律规定追诉的保留期间内，检察官考察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情况，及暂缓起诉后的生活行为情况，以便决定是否再行起诉的制度。根据该项制度，在德国，检察官可以要求被告人在一定期限内选择:(l)给付一定款项，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2)向某公共设施或者国库交付一笔款项;(3)作出其他公益给付;(4)承担一定数量的赡养义务。被告人如在规定期限内履行这些要求，对其行为不再作为轻罪追究，否则，就可作出轻罪追究。
就利用司法资源解决刑事案件的有效性而言，起诉保留决定是一种合乎实际并且非常有效的手段。总体说来，德国起诉保留制度的创立，是诉讼理念的一个重大变化。正如有的德国学者指出:今天的检察机构似乎是一个“不起诉”机构而非一个起诉机构。
2）日本的起诉犹豫制度及其评价。
日本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起诉便宜主义。日本的起诉便宜主义深深地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司法。日本检察官行使不起诉裁量权主要有微罪不起诉、起诉犹豫、附保护观察不起诉、放弃起诉等几种形式。
起诉犹豫制度，是指在保留追诉的期间内，检察官为了鼓励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及预防其再度犯罪，将缓起诉的人交付保护管束，如果其违反保护管束规定，检察官就撤销原来的缓起诉决定，再行起诉。现行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248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况与犯罪后的情况，无追诉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其基本特点:一是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二是是否起诉，法律不作明文规定，而由检察官根据犯人的年龄、性格、犯罪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据统计，“日本的起诉犹豫占全部不起诉案件的90%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5%一30%左右。”
这种以刑事诉讼中的起诉便宜主义为基础而创制形成的暂缓起诉(起诉犹豫)制度，可以尽早地把不具有可罚性及必要性的犯罪人从刑事诉讼中抽离出来，以便尽可能减少其回归社会的障碍，从保障人权，打击犯罪，充分适用刑事政策预防犯罪以及减少讼累等角度考虑，具有非常文明的积极的性质和价值。
2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广泛的不起诉裁量权。
1) 英国
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上并没有起诉便宜主义和起诉法定主义的明确规定，但检察官却拥有广泛且独立的自由裁量权。
英国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实行起诉便宜主义，允许将案件是否起诉到法院进行自由裁量。王室检察院在决定是否起诉时，有两个明确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证据检验，即经过审查，检察官必须确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形成有罪判决的现实期望，这种“定罪的现实期望”是一个客观的检验标准，一旦该案件未通过证据检验，检察官便可以决定不起诉;第二个阶段为公众利益检验，在完成证据检验后，倘若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没有必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检察官也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2) 美国
美国的检察官实行个人负责制，由于个人对犯罪定义和处刑选择的不同，为实现个案公平，有必要赋予检察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其行使不起诉裁量权提供必要条件。美国检察官行使职权个人负责制的基本模式:一是检察官对检察官办事处的一切问题有最终决定权;二是在具体的案件中，有权决定案件的调查和起诉。美国检察官决定起诉的案件还有审判等环节的审查予以制约，而检察官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则无人制约。所以，检察职能的独断性在不起诉决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美国的判例法和有关的刑事诉讼法律都认可了“选择性起诉”的原则，该原则的基本理念是，检察官不必把所有的刑事案件都交给法庭审判，可以有选择地对其中一部分案件作出自由裁量，决定不起诉。
3两大法系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差异与融合
传统的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有其各自的特征，差异也较明显。然而，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以来，伴随着刑事犯罪的激增，司法资源出现严重不足。同时，各国法文化交流、融合的加强，两大法系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呈现出共同发展的趋势:
第一，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有扩大的趋势，各主要国家都通过改革检察制度，赋予检察官更加广泛的不起诉裁量权。
第二，检察官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的独立性进一步增强。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法国检察官行使不起诉裁量权历来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主要是法官的控制和被害人的申诉。近年来，法官对检察官的裁量权的控制逐渐削弱，检察官独立决定的空间有所扩大。
第三，对检察官行使不起诉裁量权，大都辅一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如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和准起诉程序制度，德国的经管辖法院审查制度等等。
应当看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赋予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大小，都是与其国内的实情紧密相连的，客观地说，两大法系所采取的起诉便宜主义，都是在不断地应对时代的挑战，处在相互融合的发展变化之中，合则用，不合则改。 对外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暂缓起诉制度的考察德国刑事诉讼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对暂缓起诉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立法规定。根据这些立法的规定，暂缓起诉在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主要要件如下：
第一，适用暂缓起诉的案件范围。适用暂缓起诉的案件一般是轻罪案件。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 规定，适用暂缓起诉的案件限于轻罪案件。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暂缓起诉适用的范围是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罚的案件。
第二，暂缓起诉的实施条件。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诉讼，即决定暂缓起诉。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实行暂缓起诉决定，须经被告人同意。可见，经犯罪嫌疑人同意是检察官决定暂缓起诉的普遍遵守的条件。
第三，暂缓起诉的考验期间和遵守或履行的义务。暂缓起诉一般都规定了考验期间和应履行的义务。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暂缓起诉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及其期限。该法典第153 条a 第一款规定：（一） 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诉讼，同时要求被告人：（1） 作出一定的给付，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2） 向某公共利益设施或者国库交付一笔款额；（3）作出其他公共给付；（4） 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二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第四，暂缓起诉的撤销。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三规定：“被告于缓起诉期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检察官得依职权或依告诉人之申请撤销原处分，继续侦查或起诉：一、于期间内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经检察官提起公诉者；二、缓起诉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缓起诉期间内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三、违背第253 条之二第一项各款之应遵守或履行事项者。检察官撤销缓起诉之处分时，被告已履行之部分，不得请求返还或赔偿。”
第五，暂缓起诉的效力。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 条a 规定，被告人履行要求、责令时，对行为不能再作为轻罪予以追究。不履行，重新予以追究，已经履行的部分不予退回。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暂缓起诉在缓起诉考验期内，没有被撤销的，作出不起诉处分。不起诉处分作出后，除非发现新的事实或证据者，或有法定再审之原因者，不得再行起诉或侦查。缓起诉在考验期内被撤销者，继续侦查或起诉。暂缓起诉作出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必须立即释放。扣押物应立即发还。但法律另有规定、再议期间内、申请再议中遇有必要情形，或应没收或为侦查他罪或他被告之用应留存者除外。
第六，暂缓起诉的送达。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55 条规定，检察机关作出暂缓起诉处分的，或撤销暂缓起诉的，自书记官接受处分书原本之日起五日内，应制作附理由的暂缓起诉书，或附理由的撤销暂缓起诉书，应以正本送达于告诉人、告发人、被告及辩护人。缓起诉处分书，还应送达与遵守或履行行为有关之被害人、机关、团体或社区。
第七，暂缓起诉的救济和审查程序。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暂缓起诉不服的救济程序和对撤销暂缓起诉不服的救济程序。1.告诉人（主要是被害人）对暂缓起诉不服的救济程序。告诉人对暂缓起诉决定不服的，自接到缓起诉处分书后，有权于七38日内，经原检察官向直接上级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或检察总长申请复议。原检察官认为申请有理由的，应撤销暂缓起诉，作出继续侦查或起诉的决定。原检察官认为申请无理由的，应立即将该案卷宗及证物送交上级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或检察总长。逾期申请的，驳回申请。原法院检察署检察长认为必要时，在案件送交上级检察机关检察长之前，有权亲自或命令其他检察官再行侦查或审核，分别作出撤销或维持原暂缓起诉决定；维持暂缓起诉决定的，应立即送交上级检察机关之检察长或检察总长。上级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或检察总长认为申请无理由的，应予驳回申请；认为有理由者应作出以下决定：侦查未完备者，可以亲自或命令其他检察官再行侦查，或命令原法院检察署检察官续行侦查；侦查已完备者，命令原法院检察署检察官起诉。2.依职权审查。检察官作出暂缓起诉决定的，如告诉人没有申请复议，原检察官应依职权直接送上级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或检察总长审查，并通知告发人。3.被告人对撤销暂缓起诉不服之救济程序。被告人接受撤销缓起诉决定书后，有权于七日内以附理由的书面申请，经原检察官向上一级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或检察总长申请复议。原检察官认为有理由者，应取消撤销暂缓起诉决定。原检察官认为申请为无理由的，应立即将该案卷宗及证物送交上级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或检察总长。逾期申请的，应予驳回。原法院检察署检察长认为必要时，可以亲自或命令他检察官再行侦查或审核，分别作出取消或维持撤销暂缓起诉的决定；维持撤销暂缓起诉决定的，应立即送交上级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或检察总长复议。上级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或检察总长经复议认为，申请无理由的，应驳回申请；认为有理由的，应撤销原检察官作出的撤销暂缓起诉决定。
第八，暂缓起诉期间公诉效力停止进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 条a 第三款规定：“在履行期限进行期间，时效停止进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第二款规定：“追诉权之时效，于缓起诉之期间内，停止进行。” 暂缓起诉是检察官公诉裁量权的一种形式。暂缓起诉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暂缓起诉是起诉的一种形式，是对应当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起诉方式。暂缓起诉和不起诉不同，不起诉的案件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起诉的要件，检察机关应当按照不起诉处理。只有符合法定起诉要件的案件，检察机关才能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作出暂缓起诉的决定，一旦缓诉期满，才会作出最终是否起诉的决定。
第二，暂缓起诉符合公益目标。检察机关对于符合公诉条件，但根据具体的情况不提起公诉更有利于公共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利益的，才能作出暂缓起诉。
第三，暂缓起诉必须规定一定的缓诉期间。对于暂缓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为了考验犯罪嫌疑人是否真正有悔罪、补偿被害人损失、消除其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等表现，必须给犯罪嫌疑人规定一定的缓诉期间。同时也是为犯罪嫌疑人考虑，我们不能让犯罪嫌疑人无定期限或者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一旦期限届满，诉与不诉一定要有个结果。
第四，作出暂缓起诉决定时，必须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暂缓起诉缓诉期内遵守或履行的法定义务。为了消除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及消除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应该规定犯罪嫌疑人在缓诉期内，遵守或履行的法定义务。这些义务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弥补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包括精神和物质的损害；二是弥补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三是改造犯罪和预防再犯的措施。
第五，暂缓起诉是在一定条件下，保留不起诉的可能性，也保留了起诉的可能性；其最终结果是不起诉，或撤销暂缓起诉，提起公诉。暂缓起诉既不是不起诉，也不是立即起诉，而是暂时不起诉。倘若暂缓起诉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或具有其它应当撤销暂缓起诉决定情形的，检察机关可以撤销暂缓起诉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在暂缓起诉考验期内，如果犯罪嫌疑人认真遵守或履行了法定的义务，没有其它应当撤销暂缓起诉情形的，暂缓起诉期满，检察机关应当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第六，暂缓起诉决定，必须经犯罪嫌疑人的同意。暂缓起诉是在犯罪嫌疑人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恢复性司法措施”，是否同意由犯罪嫌疑人决定。因为，根据司法公正的标准，任何人都有要求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接受审判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犯罪嫌疑人可以要求接受审判，也可以在接受一定条件下放弃审判。在犯罪嫌疑人要求审判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有义务提起公诉。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放弃审判，同意接受暂缓起诉决定时，检察机关才能作出暂缓起诉决定。 暂缓起诉是公诉裁量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暂缓起诉的价值在过去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但随着犯罪率的不断升高，人们对刑罚目的性的认识，以及对公诉目的性认识的不断深刻，各国开始普遍重视暂缓起诉在实现诉讼经济，保护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权利，以及恢复犯罪造成的社区关系破坏的作用。
1 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公诉价值目的
公诉的首要价值在于保护权利、维护法治秩序。在专制主义制度下，控辩不分的纠问主义诉讼模式主要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秩序、惩罚犯罪为目的。国家追诉主义比私诉更有利于惩罚犯罪，刑讯逼供是最有效、快捷的追究犯罪的手段，追究犯罪上升为刑事追诉的首要价值。在这样的诉讼目的和价值追求下，权利的维护无从谈起，所有的当事人都成为了追究犯罪的客体，人的主体性完全被否认了。以控诉分离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刑事诉讼把维护权利提升到了首要的位置，被追诉人不再是追诉犯罪的客体，在被最终确定有罪之前都是无罪的公民。公诉一方面通过追究犯罪，恢复被破坏的法治秩序，达到维护法治秩序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来维护被追诉者的权利。一系列公诉原则的确立，成为诉讼程序本身对权利维护的重要工具。公诉权不仅仅包括提起公诉，更包括不起诉、暂缓起诉，特别是随着公诉裁量权的扩大和非刑罚化潮流的发展，追究犯罪和惩罚犯罪已经不是公诉的唯一的目的，而矫正犯罪，恢复已被破坏的法治秩序才是公诉权首先要考虑的价值。因此，最有利于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维护被害人、被追诉者的权利以及一般社会的权利，成为公诉的首要价值选择。暂缓起诉制度正体现了公诉的价值选择。
2 暂缓起诉制度符合恢复性司法的目的
19 世纪中叶，起诉法定主义的缺陷促使其过渡到起诉便宜主义，后来又发展到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结合。起诉制度发展到今天，虽然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依然存在着极大的缺陷。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说：“以是否起诉的决定权集中在国家手中为特征的现代英美国家的职业化和官僚化的刑事司法体系是直到19 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这一体系在不同时期曾徘徊于注重改造，还是强调报复的刑罚模式之间，而两者注意力其实都集中在犯罪人身上，其无意造成的结果是日复一日的司法程序中忽视了受害人和社会这两个因素。⋯ .‘国家偷走了矛盾’，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篡夺了受害人遭受侵害后寻求修复和补偿的能力。” 正是基于对犯罪的改造、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及对社区关系的恢复的重视，人们开始寻求另一种矫正犯罪、保障权利、修复社会秩序的新途径，恢复性司法便开始产生了。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社区矫正”有异曲同工之效，只是社区矫正是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罚罪犯的一种帮助其重新回归社会的矫正活动，注重的是对罪犯的矫正。而恢复性司法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其目的在于， “追究犯罪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刑罚的惩罚功能，更重要的是通过追究犯罪，达到预防犯罪、促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和解、恢复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和物质的伤害、修复因犯罪行为给社区带来的破坏的效果。为此，应让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社区参加到追究犯罪的过程中，以达成共同的谅解，化解矛盾，寻求最有利地实现恢复犯罪影响的各种措施。” 恢复性司法的研究先驱、美国学者马塞尔提出，恢复性司法应该预防犯罪，更有效地帮助受害人，以及重建社区。⋯⋯这需要努力恢复三种团体，即犯罪人、受害人和更广泛的社区，因为他们是犯罪中的主要关键人物。应该恢复他们的物质和情感的损失，恢复他们的安全感、恢复被破坏的关系、尊严和自尊 。暂缓起诉制度是实现恢复性司法的有效的法律措施，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并使恢复性司法制度化、法律化。它体现了国家对刑罚目的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它有利于恢复遭到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贯彻了人本主义关怀的现代价值观念，并利于实现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的诉讼理念。
3 暂缓起诉符合法律经济学效率的理念
法律经济学的兴起,使暂缓起诉制度有了系统的依据。法律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就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都在发挥着分配稀缺司法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效率最大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效率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当任何偏离该状态的方案都不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损,这就是帕累托准则,效率描述的是一个特殊的均衡点,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的结果。法律效率所追求的是以最经济的方法来实现公正的目标,而另一方面公正的获取具备一定的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的,效率也是评价公正的一种尺度。具体到刑事诉讼领域,就是形成一种有效益的程序理论,它从程序经济角度出发强调刑事诉讼效率价值,主张刑事司法资源的有效使用和优化配置。从20世纪开始,一种以突出诉讼效率价值为主导的司法改革趋势在西方各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发展起来,并得到了各国立法与司法机关的肯定。无论是美国的辩诉交易,还是意大利的五种刑事诉讼简易程序,都表明提高诉讼效率已成为当代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暂缓起诉制度也是顺应这种改革趋势而产生的。

7. 案子分案跟当地还有关系吗

一、刑事案件分案处理概述

近年来，传统型犯罪，如有组织性的毒品犯罪、团伙型抢劫，团伙型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职务犯罪等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以共同犯罪以及关联性犯罪的形态呈现，随之分案处理在刑事案件中屡屡出现。

(一)分案处理的概念

分案处理是指在共同犯罪及关联性犯罪中，由于法律规定或其他特殊的原因，不能与其他同案犯一同处理，而将其分离出来单独处理的情形。实践中并没有对分案处理的概念进行具体的阐释，201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另案处理”从多个方面做出了规定。《意见》中的第二条对另案处理的概念进行了规定，该规定将共同犯罪及关联性犯罪中不能并案审理的案件，通过法律的规定与共同犯罪或关联性犯罪中其他的被告人单独处理。

(二)我国分案处理的现状

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査起诉案件926560件，共计1422857人，其中涉及另案处理案121685件，共计253482人。经检察机关统计，全国公安机关适用另案处理原因中，已作刑事处理83.283人，占32.86%;负案在逃70569人，占27.84%，涉嫌犯罪事实需要进一步査证11352人，占4.48%;移送管辖1971人，占1.57%;身份不明46559人，占18.37%;患严重疾病不宜一并侦查910人，占0.36%;不构成犯罪做其他处理21390人，占8.44%;因其他原因作另案处理15194人，占5.99%。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分案处理的主要原因是同案犯在逃，这在全国司法系统办案中是普遍现象。当前我国对分案处理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对于哪类适用分案处理，成为了一个自由裁量的问题。

(三)分案处理存在的问题

1. 缺乏专门的法律条款和规章制度进行规定

一是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针对共同犯罪及关联性犯罪的诉讼程序少之又少，除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部分的条款中有所设及之外，针对该类的案件处理程序没有专门性规定。

二是没有系统的运行制度。实践中，分案处理的操作都是各个系统按照习惯进行分案，没有建立系统的审查、批准、建档造册、专人专项负责等制度，各个部门的做法都不相同，导致职责不清、任务不明、责任倒查不到位，从而造成分案处理适用混乱。

三是没有有效的监督制度。检察院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由于没有将分案处理的案件纳入到年度考核中，使检察院没有将分案处理案件重视起来，导致分案处理案件处于无人过问、无人监管的状态。

2、缺乏分案处理的有效保障

一项制度的实施离不开人、财、物的保障，分案处理的保障的缺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办案人员怠于对在逃犯的追查。一些办案人员会因案件已侦破，部分犯罪嫌疑人已被判决，便认为案件已经侦破而怠于对分案处理人员的继续追查;一些办案人员对在逃犯罪嫌疑人采取网上追逃的方式后，就对在逃人员不管不问，使得在逃犯在社会上长期存在，不能及时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再次犯罪。

二是分案处理人员信息不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犯罪的形式多样，人口复杂，涉及范围广，激情犯罪、临时犯罪、流窜犯罪等作案现象普遍出现，有些犯罪嫌疑人之间临时组成犯罪合伙，互相之间都不知道真实身份，只知道其绰号或者假姓名，从而导致分案处理人员的信息不全。

三是分案处理的后勤保障不足。近年来随着刑事案件不断增多，适用分案处理的案件越来越多，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支持，但是实际中却经常是案多人少，使得办案人员对分案处理的案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同时有限办案经费也导致办案人员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案件的抓捕过程中。

四是一些办案人员在分案处理中存在以权谋私的现象。有些办案人员为了私利包庇某个或部分犯罪嫌疑人，而以不适用合并处理为由对其进行分案处理，或者通过网上追逃的方式，就中止案件的办理。

3. 自由裁量的权力较大

分案处理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对犯罪分子的定罪量刑。首先，不同的法官由于自身的素质不同，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存在不同，当案件被分案处理后，就会导致同一个案件的当事人会依据相同的犯罪事实做出不同的判决。例如利用欺骗手段窃取存折并骗取密码的行为，一些法官认为构成诈骗，另一些法官认为构成盗窃，分案处理以后，就有可能对共同犯罪中出现不同的罪名及量刑。其次，不当的分案处理后，有可能造成司法权力的不当适用。

(四)分案处理的适用情形

目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对分案处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各地对分案处理的适用的范围标准不一，随意性较大，有必要对此进行明确。《意见》中第三条对另案处理的范围作出了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 依管辖权不同而分案

根据法律的规定，对于因管辖权不同而进行分案处理的有地域管辖和专门管辖两种，一是地域管辖。刑事诉讼被告人在不同地区犯罪，不同地区都具有管辖权的，以最初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审理，若在其他法院审理更能达到法律效果，就可以进行分案处理;二是具有适用专门管辖权的情形，例如军人与非军人犯罪，分别由军事法院和基层法院进行管辖，除非涉及国家军事秘密。

实践中，如果侦查机关在立案时就将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的案件分开，依据各自的管辖不同而分别由下级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作为下级人民法院在对此类案件进行审查时，要及时与上级法院沟通，并将此类案件移送给上级法院审判。同时，在具有关联性犯罪的案件中，若一人或一罪归上级法院管辖，那么整个案件都应由上级法院管辖。

2.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规定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但是却没有明确提出未成年人分案处理的法律规定。只有一些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对未成年人的分案处理进行了规定，如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中对分案审判有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464条对未成年人的审判组织和量刑要求进行了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23条对未成年人分案起诉做出了规定。

3. 同案犯在逃的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如何处理有同案犯在逃的共同犯罪案件的通知》对共同犯罪中在逃同案犯进行了规定，该通知主要是对那些无法及时到案的同案犯，而办案机关为了提高办案效率所提供的法律依据。日本学者田口守一认为，“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长期持续处于被侦查的状态或者被审判的地位，一般来说对他们是很不利的，故迅速裁判为刑事程序之整体目的要求。”所以，对于同案犯在逃，诉讼迟延的后果仅应由在逃的同案犯承担，该诉讼迟延的后果不应由已归案者承担。

4. 涉及其他原因，不宜与同案犯并案处理的

并不是所有人犯罪都会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及时得到审判，那就只能采用分案处理的方式对这类人进行处理。例如，在关联性犯罪中部分嫌疑人犯罪证据难以确定，而需要继续侦查，就只能将这部分人与同案犯分案处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式，不宜与同案犯罪嫌疑人一并提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而从案件中分离出来单独或者与其他案件并案处理;共同犯罪中部分嫌疑人因涉嫌其他犯罪，需要立案侦查;同案犯因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怀孕、哺乳期以致无法参加诉讼。

5. 涉黑的犯罪

目前，涉黑犯罪在我国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在涉黑案件中，被告人往往人数众多，且这类案件大多作案时间跨度长、涉嫌罪名多。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承办法官不得不反复阅卷，了解案情，等到庭审的时候，又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举证、质证等环节上，如果仅仅由一组审判人员进行合并审理，案件的审理时间就会延长，从而导致羁押率上升，办案效率下降，司法公信力受到公众质疑，也会侵害了部分被告人希望及时得到审判的权利。

6 .“家庭型”犯罪

在家族犯罪中，同一案件的不同被告人因具有亲属关系，很容易情绪激动，给庭审现场造成压力和不可控因素。在审理“家庭型”职务犯罪的案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犯罪，大多数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提高办案效率，依法查清案件事实，可以被分案审理。

二、各国及地区分案处理制度的比较

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分案处理的立法规定，都是以实体上是否有关联性来作为标准。而对关联性的具体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的标准，但是总体上都是为了实现公平，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一)英美法系国家

1. 美国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8条对合并起诉的规定：若数个犯罪行为的性质属于相同或相似的性质，相同的行为或协议，或者是两个以上的协议构成一个共同犯罪的部分，陪审团或检察官就可以合并起诉，并在同一份起诉书中对各自的犯罪进行逐一的指控;对于数个被告人，基于同一行为或协议，或者基于数个共同行为产生的数个罪名，这样的被告人就可以对他们进行一项或多项指控，无须对每一宗罪行的所有被告都进行指控。

同时，该规则第14条对分案审理进行了规定:如果一个大陪审团或者检察官将数个被告人或者数个犯罪合并审理进行指控而可能给当事人或者政府产生不公平的影响，法院可以将其中的单个犯罪或单个被告人进行分别审理，或者根据被告人的申请为其提供其他的司法救济。由此可见，在美国的联邦法院及各州法院的刑事案件中，分案处理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2. 英国

《英国1971起诉书规则》第9条对合并审理进行了规定：若是基于同一行为或者同一性质的犯罪或类似的犯罪，可以合并审理。与美国相比，英国在合并审理上并没有那么严格，但是也通过判例对该条进行了说明：一是基于相同的犯罪实施或者相似性质的犯罪或构成犯罪中的一个部分，那么所有的犯罪指控都可以合并在一个起诉书中，二是本条既包括单个被告人，也包括了数个被告人。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及单个被告人犯数项罪名或者数个被告人相同或类似性质的犯罪，法院都可以合并审理，并从立法上对被告人申请分案处理的权利进行了确认，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法院，不过法院还是会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后再做出决定。

(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

1. 德国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条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关联性进行了规定：单独被告人被指控数项犯罪或者被指控为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包庇犯、隐藏犯等，就会被认为是之间互有关联性。该法典第2条对于还对于分案处理所涉及的管辖权问题进行了规定：刑事案件被分案处理后，分属不同级别的法院管辖时，应该由级别更高的法院进行审理，上级法院在受理这类案件后，可以依职权对其进行分别审理。由此可知，同一级法院审理具有关联性犯罪的不同案件可以进行分案审理，同时也可以依职权对已经进行分案处理的案件进行合并审理。与英美法国家相比，德国的关联性犯罪规定更具有操作性，更能实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2. 日本

《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九条对关联性犯罪的情形进行列举式规定：一是单个被告人犯数项犯罪或者数个被告人共同犯一罪或数罪;二是犯藏匿罪、伪证罪、掩饰隐瞒所得罪等事后犯罪，都被认为是具有关联性。对于这几种关联性犯罪，日本也通过法律管辖权的方式来进行规定。该法第6条对关联性犯罪的合并审理的管辖权做出了规定：数个存在关联性犯罪的案件，分属不同的法院管辖，只要一个法院具有管辖权的就可以合并管辖审理其他法院的案件，但是属于特别法院管辖的案件除外。

对于关联性犯罪的案件是否需要合并审理，该法第313条在辩论环节进行了相关规定：审判进入辩论环节时，是否进行分开或合并、再开，由检察院或当事人申请，再由法院决定，或者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由法院依职权进行决定。因此，日本不仅有裁定分案审判的规定，而且有必要分案的规定，在出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而有必要时，法官有分案审理的义务。同时，在《日本刑事诉讼规则》第210条对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进行了规定，当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出现相对的情况时，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依据检察院或当事人的申请，裁定进行分别辩论。

3. 我国台湾地区

台湾刑事诉讼法第7条对于“关联性”进行了规定：有以下情况的，都认为是具有关联性：第一，一人犯数罪;第二，数个被告人共同犯一罪或数罪;第三，数个被告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分别犯罪;第四，构成藏匿罪、销毁证据罪、伪证罪、赃物罪。同时，该法第6条对于刑事案件的合并审理做出了规定:数个存在管辖权的同级法院审理关联性案件，合并由一个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该法第287条之一规定，当同一案件的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出现相反的情况时，法院可依职权或当事人及检察院的申请，裁定被告人在质证或者辩论环节分开进行。该分离诉讼与合并诉讼的规定与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上规定大体上一致，赋予了当事人申请分案审理的权利，这不仅体现了司法公正，也提高了当事人的辩护权，同时也将都具有管辖权的法院的案件归属于一个法院审理。

(三)域外分案处理制度对我国分案处理的启示

通过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合并审理和分案审理的法律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在分案审理上都有比较完善的立法，同时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首先，都是通过立法来对合并审理的案件进行规定。各国及地区都通过刑事诉讼法对合并审理的案件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增强了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同时也明确了这类案件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合并审理。

其次，严格限制分案审理的适用。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对合并审理案件的规定，但如果当事人的利益出现相反的情况或者具有重大影响时，就可以进行分案审理。针对“利益相反”或“重大影响”的情形，各国及地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我国在立法上可以对此加以规定。

最后，控辩双方可对合并的案件提出分案处理的申请。当双方利益出现相反或者重大影响时，控辩双方都可以依申请对合并审理的案件进行分案审理，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做出决定。我国可以借鉴以上的立法的规定，来完善我国刑事分案制度的建立。

三、我国分案处理机制的完善

我国在构建刑事分案处理机制时，可以借鉴域外在立法上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审判实践，制定出符合我国司法体制的分案处理的制度。

(一) 刑事案件分案处理的适用原则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建立，都必须有明确的立法价值取向，都是各种利益平衡、各种综合考虑的结果。分案处理机制的立法价值取向，就是“诉讼经济、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这三者之间的平衡。针对分案处理，虽然我国没有明确的立法制度，但是在长久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共同犯罪的并案、分案处理，已经形成了“以合并处理为主、以分案处理为辅”的适用原则，该原则既是司法系统在实务中积累的经验，也是权衡诉讼经济、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三者后的理性选择。

(二)提供分案处理的法律依据

分案处理的案件针对的是共同犯罪及关联性犯罪，我国如何从立法上对其进行界定，就必须厘清什么是关联性犯罪，但是从各国法律及我国台湾地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和判例中均没有找到关联性的具体定义，大多数是通过列举的方式进行描述的。

因此，我国在对关联性犯罪进行立法规定时，可以通过列举式的方式进行设定，具体可规定为：具有下列行为的案件，法院可以进行合并审理：第一，一人犯数罪;第二，数人共犯一罪或数罪;第三，数人的犯罪事实存在相对性;第四，犯包庇、窝藏、伪证、销赃罪等。但合并审理可能会损害被告人的权利或者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法院可依法进行分案处理。通过该条的规定，可以有效地防止司法机关滥用分案处理制度进行不当分案或者不法分案，同时，也能给分案处理提供法律支持，更能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维护司法公正。

(三)分案处理的程序

1. 分案处理启动的主体

实践中，刑事案件的分案处理的启动主体一般是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忽略了法院的启动和作为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当一个案件从立案到起诉再到审判的整个过程中，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在分案处理上具有预先审查的决定权，而法院只能被动地接受已经分案处理的案件。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法院也应该是分案处理的启动主体，当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对于该案是否适用分案处理，如果研究认为不适用合并审理，法院就应当依职权进行分案处理。

再者，作为案件当事人是程序启动的利益相关方，构建分案处理制度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个人意愿，赋予各当事人启动程序的请求权，实现程序的良性互动。案件当事人包含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案件当事人由于合并或者分案处理影响了自身的权利，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并附上申请理由，司法机关经过审查后，认为确有必要进行合并或者分案的，可以进行合并或者分案处理。

2. 分案处理的审级

在共同犯罪及关联性犯罪中，有些案件因为分案处理，分属不同级别的法院管辖，例如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如果上级法院的案件没有审理终结，下级法院就只能中止本院案件，直到上级法院案件审理终结后，才能审理案件。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对案件级别管辖作出了规定，该规定对共同犯罪及关联性犯罪中一人或一罪归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笔者认为这条规定是必要规定，只要涉及到共同犯罪或者关联性犯罪都应当由上级法院管辖，而不能因审级不同，就规避了这条规定的适用性。

3. 分案处理的救济

结合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做法，我国在立法上除了规定分案处理及合并审理适用的情形外，还应当将司法救济纳入到分案审理中。

首先，针对司法机关的不当合并或分案审理，法院有最终的决定权。在司法体系中法院是司法结果的裁判主体，而分案处理机制对裁判结果有着巨大的影响，也只有赋予人民法院审查和最终决定的权利，才能保证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法院在审查当事人提出异议的过程中，应当包括程序审查和实体审查两个方面。程序上审查分案决定的启动程序和告知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实体上审查是否有分案必要，并案可能给案件当事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根据人民法院的审查结果，应当有区分地处理异议行为，若是在实体上对案件的事实有不利影响，或可能给当事人的权利带来伤害，就应当不适用分案处理，而进行合并处理;若是在启动程序上出现不当，就要求启动机关进行限期改正。对于异议是否成立，法院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当事人，同时附上法院处理的理由。

其次，因分案处理的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若当事人认为有违分案处理的规定，就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上级法院在进行审查时，发现确实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必须启动再审程序。

4. 分案处理的监督

分案处理从立案、侦查到审判贯穿到整个刑事活动过程中，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要让分案处理真正取得实效，就要让分案处理接受监督，让其在阳光下运行。具体办法是：

一是建立分案处理案件承办人负责制度。

实践中，常常出现“另案不理”现象，因此，应建立分案处理案件承办人终身负责制度，确定分案处理案件的承办人，案件的承办人就是案件的负责人，实行案随人走，不遗案，不怠案，即使出现调离、退休的情况，也要做到人走案清。通过建立承办人负责制度，更能提高办案人员的责任感，确保每一个分案处理案件都能有具体的承办人。

二是定期开展专项分案处理清理工作。

分案处理的案件在实践中是大量存在且难以短时间完成的，所以要开展定期的清理工作，使分案处理的案件彻底结清。具体程序是，基层公安机关对本单位各部门侦办的分案处理案件以每月或每季度进行清理并通报，市级公安机关对所属各县级公安机关的另案处理案件以每半年度或年度进行清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分案处理案件、长期未结的分案处理案件等案件进行监督，并督促办案部门及时清理。对于未能按照要求进行清理的，要发出整改通知书和整改意见书，并将整改意见进行反馈，必要时，可以对不履行职责的相关人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是将分案处理工作纳入年度考核。

年度考核是国家对在一年中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或部门的工作业绩进行考察和审核，考核结果直接与公务员的职级、级别进行挂钩，所以年度考核对于公务员及部门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分案处理的有效实施，在于对其制度的有效落实，关键点在于要对落实情况进行考察，使分案处理不仅仅是承办人或者部门领导方便办案的方法，对其最好的监督方式就是纳入年终考核中，使部门不能随意分案处理，即使分案处理，也要及时侦办解决，促使承办人必须认真地履行职务。

四是确定分案处理的监督范围。

分案处理的监督检查主要涉及实体和程序上的审查。首先，公安机关作为大部分案件的办案机关，对分案处理的适用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在其内部审批分案处理时，就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是否符合分案审理的范围;二是是否提供了分案审理的相关材料，对于不符合审查规定，办案部门应当及时补正。其次，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对分案处理的案件一并进行审查，重点对办案机关移送案件是否符合分案处理的范围，是否移送相关联案件、有无违法或不当分案的情况进行审查，若发现问题，应当及时向办案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并将最终结果及时反馈给检察院。最后，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着国家的审判权，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时，一并移送分案审理的材料，法院也要对分案处理的案件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规定的案件，可以要求检察院补充侦查。

五是建立分案处理说明制度及相关材料移送。

在提请批捕和起诉中，公安机关对于适用分案处理的案件要说明理由并移送分案处理相关法律依据及说明材料，具体有:一是分案处理案件的当事人系未成年人的，应当提供未成年人的年龄证明、社会调查报告等相关材料;二是同案犯在逃的，应当提供网上追逃的信息;三是同案犯涉嫌其他犯罪需要进一步侦查的，应当提供涉嫌其他犯罪相关的立案、起诉等证明材料;四是移送管辖的，应当提供移送管辖通知书、管辖权决定书等材料。检察院在接收到公安机关移送的相关材料后，应在起诉的时候一并移送给法院。法院也应在审判之前对分案处理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符合分案审理条件的案件，及时审判，对于不符合分案处理的案件，及时反馈给检察院。

六是建立事后跟踪监督制度。

侦查机关享有独立的立案权，对于哪一类的案件需要进行分案处理，都是有其内部规定的，虽然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可以对其不当的分案进行监督，但也只能适用于审查起诉环节，对分案处理后的办理结果一概不知，所以要建立事后跟踪监督制度。这需要公安机关将分案处理的案件办理结果及时向检察机关通报，并形成书面材料，一份附卷，一份存档，一份交检察院备案登记，便于检察院的事后监督和法院的审理。

针对法院对于分案处理的案件进行跟踪追查，建立台账，并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将在审情况及时反馈给公安机关，并督促公安机关对其他未审的涉案人及时侦办。同时，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之间要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对分案处理的人员身份、犯罪事实等情况定期进行通报。对于案件影响重大、敏感性案件要做到随时清查和通报。

七是建立分案处理信息公开制度。

首先，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要分别对分案处理的人员的基本信息进行专项登记，包括其身份信息、犯罪信息、强制措施信息、分案处理的理由等进行详细的登记，对于已经经过处理的分案处理人员要及时进行清理，对于新增的分案处理人员要及时进行更新。其次，对分案处理的情况要向社会定期公布，接受社会的监督，同时也能让其他案件当事人对分案处理的情况有所了解，及时为案件的侦办提供线索。最后，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对于在逃、已判刑的案件，要在判决书中说明分案处理的原因，并对符合裁判文书上网要求的刑事判决书及时在网上进行公布，方便接受社会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