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李成军案例
Ⅰ 以案释法:带你详细了解行政处罚中有关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规定——山东省高院判例(2019)鲁行再66号
法理学上有个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指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行为和同一法律依据,给予两次或者两次以上的处罚。一事不再罚作为行政处罚的原则,目的在于防止重复处罚,体现过罚相当的法律原则,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么说有点学术,以案释法可以给我们更直观地感受。
山东省高院(2019)鲁行再66号的这个案例有点长,需要你耐心看完。如果你实在没耐心,那么我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应基于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也就是说对一个违法行为的处罚基于同一个事实+同一个理由(两个要件缺一不可,都要具备),只能处罚一次。
一、裁判要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该条是对行政处罚有关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规定。一事不再罚是行政处罚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指对当事人的同时一个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理旦悔余由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模滚政处罚。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是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共同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同一事实是指同一个违法行为,即从其构成要件上,符合一个违法行为的特征。同一理由是指同一法律依据。
二、裁判文书: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行再6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济南市经十西路29851号。
法定代表人朱玉明,区长。
委托代理人冯艳,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济南市槐荫区应急管理局(原济南前灶市槐荫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济南市经十西路29851号。
法定代表人卢浩,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云泽,山东华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邵炫,山东华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济南联华恒基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和平路50号西楼303室。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槐荫区政府)、济南市槐荫区应急管理局(原济南市槐荫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槐荫安监局)因与被申请人济南联华恒基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华恒基公司)安监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行终79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鲁行申758号行政裁定,裁定本案由本院进行提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侯勇、审判员李拙、审判员李莉军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原一审法院查明:自2013年3月6日,联华恒基公司负责人王某某租赁济南市槐荫区范家庄范庄南路14号院用于生产混凝土减水剂,并雇佣高某某对该公司生产进行全面管理。王某某、高某某刻意隐瞒在生产原料中使用丙酮、甲醛等危险化学品进行生产的事实,未按法规要求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教育,安全管理混乱。生产期间,王某某采购未经检测的设备,生产装置未经有关资质单位设计、建设和安装,未按要求完善安全生产条件。2016年11月29日9时27分,在联华恒基公司院内,生产过程中发生爆炸起火,爆炸物坠落至京沪高铁线路上,造成京沪高铁线供电设备损坏跳闸停电,G176次列车车厢外体多处划伤,部分供电设备损坏,京沪高铁双线行车中断2小时34分,造成德州东至济南西G107、G55等26趟次高铁列车站停3455分钟,造成上海虹桥至北京南间G122、北京南至合肥南间G267等61趟次高铁列车停运,大量旅客滞留。事故发生后,由济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牵头成立联华恒基公司“11.29”一般爆炸事故调查组,并形成《济南联华恒基经贸有限公司“11.29”一般爆炸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认定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949.8万元。后济南市人民政府作出济政字[2016]75号《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济南联华恒基经贸有限公司“11.29”一般爆炸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以下简称《市政府批复》),同意《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的分析定性及防范整改意见及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和单位的处理建议。槐荫安监局就案涉生产事故作出过行政处罚决定书,后被槐荫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予以撤销。槐荫安监局于2017年6月19日重新立案,并于当日向联华恒基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与听证告知书,于2017年8月9日向联华恒基公司告知听证事宜,于2017年8月16日举行听证,于2017年8月18日第二次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于2017年8月23日作出(槐)安监管罚[2017]0619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0619号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
联华恒基公司不服槐荫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于2017年10月23日向槐荫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槐荫区政府于2017年10月23日收到联华恒基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于10月26月作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于11月2日受理,并于同日向槐荫安监局发送提出答复通知书,于12月27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并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济槐政复决字[2017]172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172号复议决定)。联华恒基公司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7年2月21日,沪铁监管局针对联华恒基公司的生产事故作出铁行罚字[2016]第55号铁路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55号铁路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2016年11月29日,你单位在济南市槐荫区生产厂房内3#反应釜(搅拌罐)发生爆炸。因你单位未做好安全防范措施,致使爆炸产生的反应釜搅拌齿等设备部件残片坠落至京沪高铁400公里50米处,侵入铁路建筑限界,撞击铁路牵引供电网、刮碰撞击G176次高铁烈车造成牵引供电、高铁列车、线路等设备设施损坏,中断京沪高铁双线行车2小时34分钟。上述行为违反了《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九十条《违反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决定给予责令改正,罚款19.9万元的处罚。
再查明: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以济槐荫检刑诉[2017]324号起诉书指控王某某、高某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于2017年9月22日向槐荫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经审理后,槐荫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7)鲁0104刑初32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查明了案涉生产事故的过程、原因、后果,认定案涉生产事故直接损失为394798元,判决王某某、高某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共同赔偿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经济损失333054元,联华恒基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493号)第三十二条规定:“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15日内做出批复;特别重大事故,30日内做出批复,特殊情况下,批复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0日。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本案中,联华恒基公司发生的案涉生产事故,发生地为槐荫区,槐荫安监局作为槐荫区行政区域内对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的部门,具备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第四十一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本案中,联华恒基公司发生的案涉生产事故,部分原因是该公司未按法规要求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教育,安全管理混乱。槐荫安监局在其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联华恒基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和四十一条规定,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该生产事故已经由槐荫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4刑初32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394798元,联华恒基公司应当按照上述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接受罚款的行政处罚。但是,在槐荫安监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沪铁监管局针对联华恒基公司同一生产事故,已经于2017年2月21日作出55号铁路处罚决定,决定给予责令改正及罚款19.9万元的处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的规定,联华恒基公司发生的案涉生产事故只能被给予一次罚款的行政处罚。槐荫安监局明知沪铁监管局已经作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联华恒基公司罚款处罚的情形,未对该行政处罚的情况包括该处罚所针对的违法行为和后果及处罚结果等进行审查和确认,并再次作出罚款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属于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同时,槐荫安监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以《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经济损失数额949.8万元作为基本事实依据,但未提供其他证据支持该认定结果,且与槐荫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4刑初32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的直接损失394798元差额巨大,故槐荫安监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处罚明显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本案中,联华恒基公司对槐荫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槐荫区政府作为槐荫安监局的本级人民政府,具备作出172号复议决定的行政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本案中,槐荫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处罚结果明显不当,槐荫区政府在受理联华恒基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并进行审查后,应当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但槐荫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未审查联华恒基公司提出审查的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以济槐荫检刑诉[2017]324号起诉书认定的损失数额及沪铁监管局作出罚款处罚的事实,认为槐荫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并决定维持槐荫安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
综上,槐荫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处罚明显不当,槐荫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均应予以撤销。联华恒基公司请求撤销行政复议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槐荫安监局于2017年8月23日作出的0619号行政处罚决定;二、撤销被告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的172号复议决定。
槐荫安监局、槐荫区政府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起上诉。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本案中,上海铁路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2月21日作出55号铁路处罚决定,载明:“现查明2016年11月29日,你单位在济南市槐荫区生产厂房内3#反应釜(搅拌罐)发生爆炸。因你单位未做好安全防范措施,致使爆炸产生的反应釜搅拌齿等设备部件残片坠落至京沪高铁400公里50米处,侵入铁路限界,撞击铁路牵引供电网、刮碰撞击G176次高铁列车,造成牵引供电、高铁列车、线路等设备设施损坏,中断京沪高铁双线行车2小时34分钟。......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九十条、《违反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决定给予责令改正,罚款19.9万元的处罚。......。”2017年8月23日,槐荫安监局作出0619号处罚决定,载明:“......2016年11月29日9时30分左右,你单位在我区发生一起爆炸事故,造成京沪高铁停运2小时30多分钟,直接经济损失949.8万元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社会影响较大。......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罚款人民币四十五万元整的行政处罚。”从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内容可知,虽然该两份行政处罚决定在违法事实的表述及适用的法律法规等方面并非完全相同,但两份处罚中所认定的违法事实均基于“11.29”爆炸事故及其产生的危害后果所作出,且两份决定均采取了罚款的处罚方式。上诉人槐荫安监局主张其是基于被上诉人联华恒基公司“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并导致安全生产事故”这一理由进行处罚,但其并未在0619号行政处罚决定中对其主张的被上诉人联华恒基公司存在上述违法事实作出认定,因此对上诉人槐荫安监局的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认可。据此,上海铁路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2月21日针对被上诉人联华恒基公司造成的“11.29”爆炸事故这一违法行为已经作出了罚款19.9万元的行政处罚,上诉人槐荫安监局于2017年8月23日又就同一违法行为作出罚款45万元的行政处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不符合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原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槐荫安监局作出的0619号处罚决定程序严重违法,应予撤销,并无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判决”的规定,上诉人槐荫区政府作出的维持上诉人槐荫安监局0619号处罚决定的172号复议决定,应当一并撤销。综上,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槐荫区政府、槐荫安监局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直接经济损失394798元,应按照《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直接经济损失949.8万元,并以此作为行政处罚的标准。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联华恒基公司在本案中存在两个违法行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与上海铁路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是针对同一违法行为,处罚的依据也不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该条是对行政处罚有关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规定。一事不再罚是行政处罚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指对当事人的同时一个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是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共同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同一事实是指同一个违法行为,即从其构成要件上,符合一个违法行为的特征。同一理由是指同一法律依据。具体到本案中,上海铁路监督管理局因联华恒基公司的行为违反了《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九十条、《违反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作出55号铁路处罚决定。槐荫安监局因联华恒基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了0619号处罚决定。55号铁路处罚决定系针对联华恒基公司违反了“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及其邻近区域建造或者设置的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等,不得进入国家规定的铁路建筑限界”的规定,而0619号处罚决定系针对联华恒基公司违反了“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来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规定,二者系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处罚的法律依据亦有所不同,因此并不违反上述法律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处罚决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涉案事故发生后,由济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牵头成立联华恒基公司“11.29”一般爆炸事故调查组,并形成《事故调查报告》,认定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949.8万元。后济南市人民政府作出《市政府批复》,同意《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的分析定性、防范整改意见及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和单位的处理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故槐荫安监局认定联华恒基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涉案0619号处罚决定,对联华恒基公司处以45万元罚款符合法律规定。联华恒基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槐荫区政府依照法律规定作出涉案172号复议决定维持0619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亦应予以维持。原审法院撤销172号复议决定亦属不当,应一并予以纠正。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行终792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4行初24号行政判决;
三、驳回济南联华恒基经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各50元,均由济南联华恒基经贸有限公司负担。
Ⅱ 不起诉决定书范文
关于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不起诉的
律师意见书
军划市人民检察院:
由军划市公安局侦查,贵院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故意伤害一案。北京市奕明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亲属的委托,现指派董艳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辩护人于2014年4月14日向贵院递交委托手续并复印全部案卷,通过查阅卷宗证据和听取刘某某的辩解综合全部案情。
辩护人认为刘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没有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理由如下:
一、不起诉决定是恪守检察职能,再次坚持真理的表现。
卷宗P20:贵院侦查监督部门于2014年1月29日出具遵检刑不批捕【2014】12号《不批准逮捕决定书》;“经本院审查认为:证据不足,决定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刘某某”
卷宗材料不存在2014年1月29日后取得的指控刘某某涉嫌犯罪的证据,所以本案刘某某仍然是批捕部门认定的证据不足。
贵院不起诉决定是对事实的坚持;对证据的坚持;对正确执法的坚持;起诉决定则是对事实、证据、执法的否定,同时也是检察院的自我否定,更是对批捕部门的内部否定。
二、本案达不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起诉标准
(一)刘某某第三份言词证据是非法证据;
“卷宗P44,刘某某询问笔录,第三次询问,2014年1月8日11时”是公安机关诱供所得,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理由不再赘述请见2014年1月27日已向贵院提交的《关于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某非法取证的司法意见书》(附件一)
(二)证据不确实,漏洞百出、矛盾多多;
本案公安机关认定刘某某构成犯罪的核心证据即“卷宗P44,刘某某询问笔录,第三次询问,2014年1月8日11时P44”
1、指使崔某某矛盾;
刘某某:告诉小崔警告这个叫什么福的,我就给小崔打电话转达了李某的意思(1行)
崔某某:我在刘某某的办公室时刘某某告诉我说:修理个人(5行)——卷宗P62,崔某某询问笔录。
2、殴打时间矛盾;
刘某某:过了十天左右,小崔给我打电话说叫什么福的人的事办了(10行)
崔某某:过了一两天,好像是马某给我打电话说要修理那个人在西环岛等着拉出租呢…过了大约一、两个小时,马某给我打电话说:人打完了(16行)——卷宗P62,崔某某询问笔录。
3、给崔某某钱的行为不能核实;
刘某某:我也记不清我是在哪给小崔的钱…具体钱数记不清了,大概是一、两万吧(15行)
崔某某:我在东方房地产公司二楼找到刘某某,当时就我们两个。他给了我1万多块钱现金(11行)——卷宗P75,崔某某询问笔录。
4、打人起因与动机矛盾;
刘某某:不配合李某在大营子村的开发工作(5行P45)。
广某某:纸条上写着“不支持李某某高某某就是下场”(14行)——卷宗P154,广某某询问笔录。
广某某、高某某、田某某、王某某:认为与选举村支部书记有关。
4、关健细节事实矛盾;
刘某某:塑料袋里有几个黑毛线的那种帽子…是我在北京大红门
经公司订衣服时顺便买的,当时看看挺好就买了(14行)。
李某:张某某上车后就让我开车带着他们又买了几个黑色的头套和挡号牌的帖纸(行6)——卷宗P92,李某询问笔录。
(三)证据不充分,强拉硬拽、单调孤立;
1、本案对刘某某定罪量刑只有言词证据
言词证据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受当事人主观认识能力、所处的环境、利益冲突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单一的证据种类也难以形成扎实的证据链。
2、李某否定指使过刘某某
问:你是否曾经指派刘某某,让刘某某唆使他人殴打过大营子村姓高的男子?答:绝对不可能,没有过。——卷宗P172,李某询问笔录。
3、其他嫌疑人和证人言词证据没有提及刘某某
4、没有其他种类证据证明刘某某涉案
三、侦查机关提供的卷宗材料避重就轻;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辩护人有权提出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辩护人没有信心公安机关能够全部听取和采纳意见,但是置之不理、不闻不问、不予入卷还是少见。
为了能够让贵院更全面客观的了解案情和辩护人的意见,请见2014年1月27日辩护人向公安机关递交的《取保候审申请书》(附件二)和《关于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某非法取证的司法意见书》(附件三)
四、贵院督促侦查机关纠正错误,排除干扰、公正办案。
无论大案小案,无论上级督办不督办,无论高级领导关注不关注公安机关都应合法正义侦办所有案件。
(一)贵院侦查监督部门已核实案情
贵院在决定是否批捕时曾经向在押的刘某某进行询问,并且形成询问笔录。审查起诉部门可以向侦查监督部门核实案情和公安机关非法取证的事实。
(二)故意伤害案另有别情
高某某故意伤害一案起因于村委会内部之间的选举、拉票和买票行为,因为其他利益使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无辜遭受牵连。哪里是因为什么拆迁,哪里因为什么高某某不接收年货刘某某面子受损。
(三)因为被害人上访公安机关倍受压力
辩护人深知犯罪分子的狡诈,也理解刑事侦查破案的难度。但公安机关不应将办案的压力和难度转稼到无罪的刘某某身上。辩护人对被害人高某某上访、闹访即理解也不扶持,但是公安机关不能为了维稳政策而让无罪的刘某某承受罪责和刑罚。
为此,恳请检察机关本着刑事定罪量刑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充分体现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有利于被告解释的原则,对嫌疑人人刘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此致
军划市检察院
北京市奕明律师事务所
律 师 董艳国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后附:
《关于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某非法取证的司法意见书》—附件一
《取保候审申请书》—附件二
《关于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某非法取证的司法意见书》—附件三
Ⅲ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例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可是有的青少年因为种种原因而走上了违反犯罪的不归路,人们在对他们的犯罪行为深恶痛绝的同时,也在感叹花朵过早的凋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案例:
1、
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例(链接http://www.66law.cn/laws/109548.aspx)
案例1:
陈xx、单xx均为某校在校学生,一天陈约单去某中学打龚成,因龚向另一学生强索钱财。两人在校门口,正好碰上学生胡某栏住龚,陈上去就打,打后胡提出要钱,龚只好同意交出70元钱由陈、胡等人分。不到一个月,陈又约单、王两人商量说,现在中学正交学费可以去强索或抢学生的钱,之后三人走到学校附近,碰上一名学生,陈上去索要钱财,被害人不服,陈等三人一起上去推打并拉住被害人双手,从身上搜走150元。几天后小单也来约陈、胡、王等四人,说张某有钱,找到张索钱时被拒绝,于是陈等对张踢打,张被迫只好交出身上的钱。他们甚至于向小学生索要钱财,一个小学生被拿10元钱后大哭不走,他们又还给这个小学生6元。尽管这几名学生都只有16岁,而过去没有犯过这类罪错,根据刑法的规定还是被判处刑罚。
2、
案例2:
小王与小顾是同校同学,小王读初三,小顾读初一。一天二人发生口角,小王顺手打了小顾一下,不当一回事就扬长而去。不想小顾人小气盛,当晚就约了几个小哥们找到小王家,要给小王给一点颜色看看,由于王不在家,就在外面砸门吵闹一阵。王回家知道后,第二天连续三次找小魏帮助,小魏自认为是小兄弟的头,欺侮小兄弟就是给他小魏难看,所以一口答应,当即叫了一个朋友,准备了一把长砍刀,到校门口等候,当顾放学刚走校门,上去对准顾就是一刀。顾经抢救虽脱离危险,但颅骨骨折,构成九级伤残。魏家境贫困,母亲体弱,魏犯罪后其母举债请律师,到处奔走,劳累、忧郁成疾,在魏判刑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其父说:“这不争气的儿子一刀下去,活活追去了他母亲的命,弄得我家破人亡”。王是独生子,家庭不仅要承担请律师、经济赔偿等难以承受的负担,而且案发前正值王初中毕业面临中考,在他进监狱的时候,职高的录取通知书也寄到了家中,他的犯罪断送了自己的学业、前途,也毁掉了家庭的幸福。顾也是独生子,受害致残,今后一辈子怎么办,父母整日以泪洗脸。魏的一刀不止毁了小顾一人,而是一刀毁了三个家。
Ⅳ 列举5个侵犯他人姓名权的案例。
侵犯他人姓名权的案例。
案例一
2000年至2001年期间,原告徐诚被某市招生办派往下属某区招生办协助进行中专、技校的招生工作。2000年8月,被告李桦以“徐成”的名义,向省招生办公室写检举信,声称考生张剑“在入学考试时,系他人冒名顶替参加”。
并在信中称“我是市招生办干部,现协助某区招生办进行本年度中专、技校招生工作,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对此事予以反映,本着对国家、对学校、对张剑本人负责的精神,恳请省招生办领导予以查处此事。”省招生办接信后对此事认真进行了调查核实,并进行了考卷笔迹鉴定。
8月28日,省招生办复信“徐成”,说明“参加考试系张剑本人所为,无冒名顶替现象”。徐诚接信后,感到莫名其妙,就向市招生办及有关部门反映此事,要求调查事实真相。
2001年3月,经鉴定:检举信是被告李桦书写。在调查取证及进行鉴定的7个月内,徐诚因精神压力大,受到一定的精神损害。
案例二
江某为能赶上其男友即林某所在单位的分房,因其未到法定婚龄,不能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于是,谎称其身份证已丢失,以购买进口药需要居民身份证为借口,向张某借用身份证。
随后,江某假冒张某之名到其单位开出婚姻登记介绍信,并拿走张某所在地的公共户口薄,与林某一起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江某的假冒行为后被张某发现,张某认为江某的假冒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姓名权,并因此承受了强大的社会压力和精神打击,于是要求江某赔偿损失5000元并赔礼道歉。
案例三
原告A系某公司的股东、董事,在A未参加董事会的情形下,B董事直接在董事会决议等文件上伪造A的签名,致使A变成了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A认为,B的行为是公司职务行为,因此公司未经其同意而盗用其姓名,侵犯了其姓名权,要求法院确认上述盗用姓名的侵权事实,并要求被告公司撤回相关的工商登记,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案例三
第3562067号“易建联Yi Jian Lian”商标(即争议商标)由案外人名乐公司于2003年5月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并于2005年9月被核准注册,其专用期限至2015年9月,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服装、柔道服、足球鞋等。
2009年5月,经商标局核准,争议商标转让给易建联体育用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建联公司)。2006年3月,易建联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请求撤销争议商标。
评审期间,易建联提交的新浪网网页打印件等证据载明:易建联自1999年开始从事篮球训练,2002年入选广东队,同年入选国家青年队。2002年获得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冠军,2003年获得全国男篮甲A联赛亚军。
网页打印时间为2006年3月。2009年11月,商评委作出商评字〔2009〕第33584号《关于第3562067号“易建联Yi Jian Lian”商标争议裁定书》,认定:易建联系我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之前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
易建联公司未经易建联授权,将与其姓名相同的文字申请注册商标,侵害了易建联的姓名权,违反了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争议商标予以撤销。易建联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案例四
几年前,高先生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期房购销合同,约定房地产公司保证在高先生入住之日起1年内为其办理房屋产权手续,如现房实测面积与期房预测面积发生变化时,按实测面积交纳相关税、费。
高先生入住后不久,房地产公司通知他到公司交纳办理房屋产权证所需的契税、过户费及印花税,高先生交纳了全部费用,并将私人印章交给房地产公司。因高先生购买的期房实测面积大于预测面积,办理产权证需按实测面积重新签订《北京市内销商品房买卖契约》。
房地产公司在高先生在场的情况下,填写了3份内容相同的《北京市内销商品房买卖契约》,同时在乙方签字处填写了高先生的名字,并加盖了高先生的私人印章。
半年后,房地产公司将房屋的产权证、新合同及高先生的私人印章交给高先生,并向他讲明新合同是为了办房产证而签订的,双方仍沿用旧的期房购销合同。
后高先生起诉至通州法院,称签订新合同他不知道,此合同中减少了许多对他有利的条款。房地产公司为自身便利,冒用他的姓名侵犯了他的利益,要求房地产公司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
诉讼过程中,房地产公司辩称,我公司为高先生的利益使用其姓名,且我公司与高先生实际履行的仍是旧合同,没有给高先生造成经济和精神损失,不构成侵犯他的姓名权。
案例五
2005年6月份,被告王某、李某准备登记结婚,因李某全家搬迁,户籍丢失,无法办理结婚登记。王某随找到自己妹夫姨家(即原告方某家)亲戚,称未婚妻户籍登记丢失,无法办理结婚登记,想用方某的户口薄和身份证附李某的照片去办理结婚登记。
当时方某在外务工,只有父母在家,其父母想只是借用女儿的户口簿和身份证,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同意把女儿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借给王某使用。2005年6月24日,王某、李某登记结婚,结婚证上是方某的名字。
后方某务工回家得知此事,找到王某、李某两人要求用他们自己真实姓名登记结婚。2005年9月5日,王某、李某到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又于2005年9月8日以双方真实姓名重新登记结婚。方某户籍薄上留下了“离异”字样,引起了男友对其有“婚史”的误解,无奈之下诉至法院。
Ⅳ 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的图书目录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指导案例】
(一)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王洪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第8号]——对于生产、销售不具有生产者、销售者所许诺的使用性能的新产品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
刘泽均、王远凯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案[第47号]——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如何具体界定
熊漓斌等生产、销售假药案[第115号]——生产、销售假药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韩俊杰、付安生、韩军生生产伪劣产品案[第143号]——为他人加工伪劣产品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陈建明等销售伪劣产品案[第118号]——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产品行为如何定性
胡廷蛟、唐洪文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第144号]——如何认定非法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
林烈群、何华平等销售有害食品案[第94号]——以工业用猪油冒充食用猪油予以销售致人死亡的行为如何定性
李云平销售伪劣种子案[第109号]——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犯罪的法律适用
鞠春香、张志明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第165号]——生产、销售假药行为的定罪量刑
俞亚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第166号]——销售以“瘦肉精”饲养的肉猪致多人中毒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二)走私罪
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姚志俊等走私普通货物案[第1号]——单位走私犯罪在法律文书中如何表述
林春华等走私普通货物案[第18号]——以公司名义进行走私,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是个人犯罪
陈德福走私普通货物案[第151号]——犯罪单位的自首如何认定
宋世璋被控走私普通货物案[第267号]——在代理转口贸易中未如实报关的行为不构成走私罪
上海华源伊龙实业发展公司等走私普通货物案[第268号]——擅自将“进料加工”的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行为的定性
王红梅、王宏斌、陈一平走私普通货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第336号]——以单位名义实施走私犯罪,现有证据只能证实少量违法所得用于单位的经营
活动,绝大部分违法所得的去向无法查清的,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
蓑口义则走私文物案[第416号]——走私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化石的行为应以走私文物罪定罪处罚,走私古脊椎动
物、古人类化石以外的其他古生物化石的行为不能以走私文物罪定罪处罚
林永杰、卢志强走私普通货物案[第423号]——走私仿真枪犯罪案件中的有关鉴定和计税依据问题
张俊等走私普通货物案[第455号]——单位责任人员在实施单位犯罪的同时,其个人又犯与单位犯罪相同之罪的,应
数罪并罚
(三)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管桦虚报注册资本案[第70号]——虚报注册资本构成犯罪的标准如何掌握
周云华虚报注册资本案[第102号]——检察机关以自然人犯罪起诉的单位犯罪案件应如何正确处理
薛玉泉虚报注册资本案[第130号]——开具假银行进账单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如何定性
杨文康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第187号]——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之区分
沈卫国等挪用资金、妨害清算案[第269号]——妨害清算罪的具体认定
高原、梁汉钊信用证诈骗,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第270号]——如何理解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客观条件
董博等提供虚假财会报告案[第285号]——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
杨志华企业人员受贿案[第320号]——筹建中的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财物的
能否以企业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四)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杨吉茂伪造货币案[第23号]——伪造美元的行为应如何适用法律
赵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案[第48号]——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抬高股票价格获利的行为如何处理
张顺发持有、使用假币案[第188号]——购买并使用假币行为应以购买假币罪从重处罚
高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第56号]——利用经济互助会非法集资的行为如何定性
王昌和变造金融票证案[第71号]——涂改、变造存折后再进行金融凭证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汪照洗钱案[第286号]——洗钱罪主观明知要件的理解与认定
张炯、李培骏妨害信用卡管理案[第386号]——刑法修正案(五)第一条的适用
潘儒民、祝素贞、李大明、龚媛洗钱案[第471号]——上游犯罪行为人尚未定罪判刑的如何认定洗钱罪
姚凯高利转贷案[第487号]——套取银行的承兑汇票是否属于套取银行信贷资金
惠庆祥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第488号]——如何认定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五)金融诈骗罪
曹娅莎金融凭证诈骗案[第4号]——使用变造的金融凭证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
朱成芳等金融凭证诈骗、贷款诈骗案[第33号]——使用伪造的银行存单作抵押诈骗银行贷款的行为如何定性
河南省三星实业公司集资诈骗案[第72号]——犯罪后单位被注销如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郭建升被控贷款诈骗案[第88号]——贷款诈骗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如何把握
陈玉泉、邹臻荣贷款诈骗案[第103号]——对于1997年刑法施行前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应如何处理
吴晓丽贷款诈骗案[第95号]——如何区分贷款诈骗罪和贷款纠纷
季某票据诈骗、合同诈骗案[第96号]——骗取货物后以空头支票付款的行为如何定罪
姚建林票据诈骗案[第145号]——票据诈骗罪是否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袁鹰、欧阳湘、李巍集资诈骗案[第167号]——非法传销过程中携传销款潜逃的行为如何处理
刘岗、王小军、庄志德金融凭证诈骗案[第168号]——犯罪故意内容不一致的能否构成共同犯罪
马汝方等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案[第305号]——单住与自然人共同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罪名适用
张福顺贷款诈骗案[第306号]——贷款诈骗罪与贷款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分
周大伟票据诈骗(未遂)案[第277号]——盗取空白现金支票伪造后使用的应如何定性
李兰香票据诈骗案[第307号]——利用保管他公司工商登记、经营证章的便利条件,以他公司名义申领、签发支票并非法占有他公司财物行为的定性
曾劲青、黄剑新保险诈骗、故意伤害案[第296号]——保险诈骗罪主体、犯罪形态的认定
王世清票据诈骗、刘耀挪用资金案[第387号]——勾结银行工作人员使用已贴现的真实票据质押贷款的行为如何处理
田成志集资诈骗案[第464号]——亲属提供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能否认定自首
张北海等人贷款诈骗、金融凭证诈骗案[第424号]——伪造企业网上银行转账授权书骗取资金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李路军金融凭证诈骗案[第425号]——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以换折方式支取储户资金的行为构成盗窃
罪还是金融凭证诈骗罪
张国涛信用卡诈骗案[第472号]——如何认定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范围
徐开雷保险诈骗案[第479号]——被保险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利用挂靠单位的名义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的,构成保
险诈骗罪
(六)危害税收征管罪
张贞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第89号]——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_区别如何界定
芦才兴虚开抵扣税款发票案[第110号]——虚开可以用于抵扣税款的发票冲减营业额偷逃税款的行为如何定性
何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第119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何计算
吴彩森、郭家春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第231号]——税务机关利用代管监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高开低征”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普宁市流沙经济发展公司等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第232号]——单位共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何定罪处罚
北京匡达制药厂偷税案[第251号]——如何认定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曾珠玉等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第252号]——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出售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中国包装进出口陕西公司、侯万万骗取出口退税案[第287号]——“明知他人意欲骗取出口退税款”的司法认定
杨康林、曹培强等骗取出口退税案[第329号]——如何认定明知他人具有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主观故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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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07)一中刑终字第01756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某某,男,35岁(1972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河南省禹州市,小学文化,农民。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06年11月13日被羁押,同年12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赵某某犯诈骗罪一案,于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作出(2007)房刑初字第21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赵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赵某某,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赵某某与张红军(另案处理)在北京市崇文区天桥地区以贩卖假古董为业。2006年10月26日下午,被害人朱昌火在天桥见赵某某与张红军在摆摊卖“古董”遂上前询问。张红军、赵某某谎称展示的碗、杯等物品均是古董,后以人民币2800元的价格卖给朱昌火18件仿古玉器和陶瓷制品。
同年10月28日,被告人赵某某与张红军又到朱昌火家中,以人民币500元的价格卖给朱昌火1件仿古假玉狮子。后朱昌火到北京博古艺院做鉴定,证实所买物品均为假货。
2006年11月13日,被告人赵某某应邀再次到朱昌火家卖假古董时被群众抓获。后朱昌火向公安机关报案。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马玉海、鲁兴红、温超远、冀克刚证言,被害人朱昌火陈述,物证照片,文物鉴定书,扣押物品清单,报案记录,到案经过,工作说明,情况说明,身份证明等证据。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故依法判决:一、被告人赵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二、追缴被告人赵某某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千三百元,发还被害人朱昌火。
上诉人赵某某的上诉理由是:其没有欺骗被害人,且只卖出800元的物品,原判量刑过重。
上诉人赵某某在本院审理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经审核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赵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的欺骗手段,骗取公民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对于赵某某提出的上诉理由,经查,其伙同他人以仿古制品骗取他人钱款,符合法律规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亦应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原判对其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量刑,于法有据。故赵某某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人民法院根据赵某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定罪、适用法律正确,量刑及判处罚金的数额均适当,对追缴违法所得的处理亦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柏 军
审 判 员 宋 磊
代理审判员 马惠兰
二○○七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范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