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实践

A. 如何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给点建议

中国的法制改革思路经历了从加强法制到依法治国的过程。依法治国，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已然成为举国上下的政治共识和追求。具有高度民主的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治国方略的重大变化。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确立宪法和法律作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崇尚法治大于人治和党必须遵守宪法法律的根本原则。依法治国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民主形态的符合国际人权法要求的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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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初步形成由宪法，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组成，以宪法为中心的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及其他部门法律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特别是近年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不断增加，使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为建设法治国家初步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离法治国家的实质要求和形式要求还有很大的距。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保障方面无法可依或恶法难依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部门法律缺乏基本法律或程序法，缺宪法配套法律法规。各部门法的规定不尽完善，部门法之间不协调的情况突出。许多部门法律制度受到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束缚和影响，不能很好地适应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要求。甚至宪法本身还亟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还缺乏实施保障的系统规定，离法治国家标准的实质要求和形式要求都有很大差距。要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和适应法治国家的需要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在立法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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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点首先是要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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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还将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现代政治民主形态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要推进政府工作的公开化和法制化，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在行政法制方面，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行政实体法，而且要抓紧制定行政程序法，进一步实现政府工作程序的法制化。行政程序必须体现民主原则，注重从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行政主体职责，权限，行为方式的规范，对行政权的运行进行控制和监督。行政法制改革还要求实现行政公平。还要加快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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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还需要大力推行司法改革，确保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要逐步形成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责任制，建立和完善冤案错案追究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司法监督机制，确保公正执法。在这方面，要继续将审判方式改革推向深入。要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把勤政廉政建纳入法制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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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宣传，提高全体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重点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法治观念。

B. 急求一篇如何“加强我们的行政法制建设”毕业论文

加强行政组织法制建设 国家行政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成为发展最快的部门法之一，行政法制逐步完善。从1979年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陆续颁布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政府组织法》）、《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初步建立了以行政机关产生、组成、职权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主体法律规范，健全了行政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政治体制，确立了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必须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此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陆续制定了一大批政府管理经济事务、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行政法律、法规，政府的行政执法领域越来越宽，行政执法部门越来越多，行政执法权力越来越大。自1989年以后，为了加强对公民、法人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控制行政权的违法使用，我国陆续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这四大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公民、法人权利救济和权利保障法律制度已基本形成。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规范行政主体的组织以及内部行政行为和内外行政程序的法律规范或者过于简略，或者已经过时，或者完全或缺，严重滞后于改革实践，阻碍改革的继续推进。为了迅速改变这一状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李/鹏/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要加强行政组织立法，实现各级政府机构、职能、编制和工作程序的法制化。”因此，如何以邓/小/平/行政法治理论为指导，运用法律手段加快政府机构改革，规范政府机构改革的秩序，保障政府机构改革的实施，巩固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果，就成了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尽快实现各级行政机关组织、职能、编制和工作程序的法定化，将成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重心和行政法学研究的热点。 一 我国关于行政组织的法律规范古已有之，而且远较其他法律规范完备。自秦汉而下，古代中央政府为适应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一直建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部”，并设置3 — 4级地方政府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唐六典》、《明会典》等就是中国古代行政组织法律规范的集大成者，其详尽、细密、完备程度，在世界古代史上是罕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不仅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行政组织法律规范，而且制定了专门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务院及所属机关组织通则》、《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大城市区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同时还制定了一些部门组织法，如《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试行组织条例》、《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等。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的颁布，开创了我国行政组织法制建设的黄金时代。此后，陆续制定了国家计委工作条例和监察部、劳动部、国家体委、国务院秘书厅、国家计量局，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专家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委办局的组织简则，制定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等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行政组织法，健全了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组织法，这就标志着我国当时已初步形成了涵盖中央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派出机构，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组织法律体系。在经历文革十年动乱和停顿之后，新时期我国的行政组织法制建设主要是拨乱反正，恢复五四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其间虽然也有局部内容的增删和修改，虽然也有一些新的法律、法规规定有新的行政组织法律规范，但总体上行政组织法制建设一直没有达到五四年以后的完备程度。 从国外的行政组织立法来看，由于存在着联邦制和单一制、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因此，不可能存在统一的立法模式。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主要是以宪法来规定行政组织法律规范，美国、法国、德国等均是如此。英国作为普通法系的代表国家，则既没有宪法法典，也未制定专门的内阁法或中央政府组织法之类的法律、法规，而是以大量的宪法性惯例来规定行政组织法律规范。这些宪法性惯例主要有：内阁的主要职责及其与议会的关系，首相和部长的权限，部的设置、变更、规模、组织等。英国虽然没有法律对部的数目加以限制，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部一直保持在18 — 21个左右，没有大幅度膨胀。与没有专门的内阁法相反，英国的部门组织法却较为完善。在英国，如需设立一个新的部，必须通过法律加以规定，一般称作《××部法》或《××委员会法》。英国部门组织法的历史与中央各部的历史同样悠久，许多部门组织法制定于十八、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该部职能的变化而不断修改。部门组织法的内容主要包括：（1）序言，即设立某某部，从何时开始行使职权；（2）部长（部）的职权；（3）部长（部）行使职权的方式及程序；（4）部的主要内设机构；（5）有关部的人员结构方面的规定，如1919年的《农业和渔业部法》规定设立若干名部副长，1919年的《卫生部法》规定该部的内设委员会必须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与英国没有一部成文法来规定中央政府的组织规范相反，印度宪法则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权进行了最明确、最具体和最严格的规定，但实际执行情况却很不理想，各邦自行其是，中央政府缺乏权威，以致一位美国官员竟如此评论：“印度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之一，而印度政府的腐败现象、执行不力情况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行政组织立法方面，似应以日本的立法最为完备，执行得也十分严格。日本除在《宪法》中规定行政组织法律规范外，还制定有专门的《国家行政组织法》、《内阁法》、内阁各省厅设置法，以及规定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地方自治法》、各郡道府及市町村机构设置法等。 综合比较世界各国的行政组织法，是为了为我所用，借鉴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做法和经验。就我国行政组织立法的现状来看，的确存在着诸多问题。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内容上不能与正在逐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治体制和精简、统一、效能的行政管理体制相适应。《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没有很好地体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府权力下放、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在这方面要下大的工夫研究，动大的动作修改。其二，条款上过于简约、粗疏，有些条款法律含义不明确。《国务院组织法》只有十一条，不到1200 字；《地方政府组织法》规定政府的条款也只有15条，3300字左右。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12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如在宪法、《国务院组织法》中要不要对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的人数进行限定，要不要对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数目进行限定，要不要对国务院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协调机构的法律地位、设置条件和程序等作出规定。又如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与重大问题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之间是什么关系，遇意见分歧时决策是实行合议制还是实行一长制，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全体会议是决策机构还是决策咨询机构，哪些重大事项应当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哪些重大事项应当由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等等。又如是否应当对不同地区、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政府的设置、组成、职能等作不同的规定。其三，体系上很不健全和完备，没有形成一个相互配套的行政组织法体系。中央政府只有《国务院组织法》，没有各部委办局组织法；地方各级政府不仅没有分级的政府组织法，而且现行的政府组织法还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放在一起，没有独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城市政府也没有自己的组织法。 综上所述，我国应当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与机构改革不断走向深入的有利条件下，抓紧修改《国务院组织法》，使其更加科学、具体、完备；抓紧制定国务院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议事机构的组织简则，可以考虑将“三定方案”上升为由国务院批准颁布的行政法规，以加强其权威性，增加其规范性；适时修改《地方政府组织法》，将其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分开制定，最好在《地方政府组织法》外，再分别制定《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市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乡镇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地方政府组织法》规定各级地方政府设置、组成、职权、撤销等共性内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地方各类政府组织通则则规定各类别政府设置、组成、职权、撤销等个性内容，并可考虑再根据管辖人口、土地面积、经济发达程度等不同情况，对各类别政府分别作出不同的规定，如同是县级人民政府，由于上述诸因素不同，其副县长人数、组成部门数目和工作人员编制等均应有所不同，该类组织通则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在修改和制定了《国务院组织法》、国务院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议事机构组织简则、《地方政府组织法》、地方各类别政府组织通则之后，我国的行政组织立法将形成一个以宪法为统帅、以《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两个基本法律为主干、以地方各类别政府组织通则（法律）和国务院各部委办局组织简则（行政法规）为辅翼的、完备的行政组织法律体系，它既是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成果的直接确认与总结，又是防止旧体制回归的有效法律控制。 二 所谓政府职能的法定化，就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管理领域以及实现该管理任务所应具有的行政职权。政府职能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是行政组织法的核心。行政机关是否需要设立，其主要依据是职能；甲行政机关区别于乙行政机关，其主要依据也是职能。职能的内核是职权。我国的整个改革过程，就是政府职能不断转变、过分集中的权力逐步下放的过程。对此，邓小平曾作过大量的论述。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 完整的政府职能包括政府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三个方面。而在我国现阶段，政府职能的法定化则主要是对政府的经济职能转变、社会职能加强以及权力下放等改革成果的一种法律确认。它涉及到对三个方面关系的行政法调整： （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政企职责分开，转变政府职能，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这段话说得十分明确，十分到位。至于哪些属于企业的权力，哪些属于政府的权力，其中大部分已经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达成共识，少部分还需要根据改革的深入发展，从经济学、法学和行政学的角度多方加以研究。 行政组织法要调整和解决的，是对转变后的政府职能进行确认。这大体有五种情况：一是保留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如保留综合经济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能，同时某些保留的职能也有局部调整或内容更新，如宏观调控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二是取消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如取消专业经济部门对企业直接进行管理的职能；三是转移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如将专业经济部门的职能转移到综合经济部门；四是加强政府的某些职能，如加强工商、税务、审计等政府部门行政执法和监管的职能；五是增加政府一些新的职能，如社会保障职能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新的职能。 要根据政府职能总体转变和总体配置的要求来决定政府机构的保留、新设、合并、分立、更名或撤销，并以行政组织法加以确认。如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撤销15个部委，新设4个部委，更名3个部委，保留22个部、委、行、署。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的共有29个部、委、行、署。要在政府的经济职能中强调为企业服务，而不是过多干预企业。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做得比较好。如英国的贸工部是负责英国贸易和工业发展的主要部门。该部职能中规定的总目标是“全心全意为在欧洲及世界各国的英国企业服务”。其具体职责是：“（1）通过对话和分析国内外竞争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了解企业的需求；（2）保证和促使政府及欧共体考虑企业的这些需求；（3）努力实现全球的自由贸易，使英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优势；（4）创造竞争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5）开发能源并监督能源的有效利用；（6）在减少政府加给企业的负担的同时，通过立法保证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的权益；（7）鼓励技术创新；（8）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9）针对不同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10）合理考虑环境问题，确保政府的环保政策对企业的影响；（11）教育、引导贸工部的全体职员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行政组织法调整的主要内容，它的实质内容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我国宪法第三条第四款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分别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但是，这些规定显然过于笼统和原则。 在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程度，直接决定着每个朝代的兴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既产生过中央与地方关系协调时期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也出现过中央与地方权力失衡时期的社会动/荡/、封建割/据。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1956年到1958年、1970年到1974年、1978年以后的三次大调整，目的都是为了将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到既能保证国家稳定、又能利于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 国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宪法加以调整。其中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小一些，地方政府的权力相对大一些，但各国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宪法对联邦政府的权力采取列举式规定，剩余权力属于各州所有，联邦政府不得行使。而印度宪法则既规定了中央政府享有的97项权限，又规定了地方政府享有的66 项权限，同时还规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享有的47项权限。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较大，地方政府的权力较小，法国即是典型代表，英国虽然实行地方自治，但地方政府实际上权力也很小。目前世界各国总体上是要求扩大地方政府权力的呼声较高，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我国在运用宪法、政府组织法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时，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做法，将外交、国防、国家安全、货币、邮政、宏观经济调控等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的职能划归中央政府承担；将管理纯地方性事务的政府职能划归地方政府承担；介于两者之间的政府职能，则或者归中央政府承担，由中央政府直接在地方设置机构管理；或者归地方政府承担，由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规范和领导下管理。 （三）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 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效率低下，是这次机构改革之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统一配置政府职能，理顺政府各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对职能相近的部门予以合并，成立综合管理部门；对职能交叉的部门进行重组，成立新的部门；对职能重叠或消失的部门予以撤销。要以各部门组织通则的形式对各部门的职能进行梳理、规范和确认，以调整好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杜绝“五/龙/治/水”之类现象的发生；同时，也要对各部门内设机构的职能予以规范。 三 早在1975年7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编制的法定化问题。他严肃地指出：“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 1980年3月，他又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指出：“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总之，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 “这一套制度”就是编制法律制度。 所谓编制，狭义上指的是一个单位的人员定额和人员结构。行政编制是编制的核心部分，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要实现行政机关人员定额和人员结构的法定化，防止公务员人数和职数无限膨胀，就必须完善行政编制法律制度。《贞观政要》一书的法释者在评论唐代“贞观之治”时，认为“贞观之善政，以省官为首”。由此可见行政编制的重要。而唐贞观年间之所以能做到省官，皆应归功于《唐律》的严厉规定。《唐律。职制律》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谓非奏授者），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 行政编制到底是应由行政组织法统一调整，还是单独制定行政编制法专门予以调整，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均有争论。赞成由行政组织法统一调整者的主要论据是：（1）行政编制是行政组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可能离开行政组织而单独存在；因此，行政编制法律规范显然应当放在行政组织法中统一规定。（2）世界各国除了日本的《行政机关职员定员法》外，尚无制定独立的行政编制法的先例；而且即使日本的《行政机关职员定员法》，也仅是规定行政机关职员总数和各部门职员数，而没有关于编制核定的实体和程序的规定。赞成单独制定行政编制法专门调整编制者的主要论据也有两点：（1）现行《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关于编制的规定过于简单，而修改这两个组织法的动作又太大，难以迅速完成；（2）虽然外国没有单独的行政编制法，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制定。 争论可以不必停止，法制建设却丝毫不能停顿。1997年8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现在看来，该条例的颁布虽然满足了编制管理的亟需，但似也存在着几个明显的弱点：其一，该条例的大部分内容规定的是国务院的机构设置管理，而这本来应当由《国务院组织法》加以规定，有越俎代庖之嫌；其二，该条例未对编制的申报、审查、论证、批准等各项程序作出具体而严格的规定，不利于从程序上加强对编制的严格控制；其三，该条例的法律责任条款尚不够细密、有力，不利于条例的严格实施。 为了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能和编制进行统一规范，同时也提高编制法律规范的立法层次，建议在修改《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时，列专章规定行政编制管理问题。在该章中，要突出对行政编制的实体和程序双重控制，要加大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在行政组织法之外，可不再制定单独的行政编制法，但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以《国家公务员定员法》（法律）的形式规定中央政府公务员的最高限额，以《国家公务员定员令》（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中央政府各部门公务员的定额；后者由中央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发布，人员总数不得突破中央政府总人员限额，但可根据行政职能的变化在各政府部门之间灵活配置与调剂。按照这样的立法设想，就可以形成以行政组织法规定行政编制实体与程序控制法律规范，以公务员定员法和定员令规定行政编制人数的总量守恒与“动态”调节相结合的、完备的行政编制法律规范体系。 四 实现行政机关工作程序的法定化，这是党的十五大和这次行政管理体制与机构改革提出的又一项迫切任务。行政机关的工作程序，既包括外部的行政执法程序，也包括内部的行政管理程序；前者直接影响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后者直接影响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行政程序。我国现行调整行政程序的法律规范，主要散见于大量的单行法律、法规中，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审计条例》，等等。这些程序性的规定既很不系统和完整，也缺乏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立法宗旨加以统率，有些程序之间甚至相互冲突；因此，亟需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典统一规范内外行政程序。 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为提高行政程序的地位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它在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判决撤销。该规定向我国一直重实体、轻程序，重司法程序、轻行政程序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传统提出了挑战。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则第一次对行政处罚程序作出了较为系统、完整的规定，特别是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更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重大突破，对于切实维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正是由于有以上行政程序立法的法律基础和理论基础，更由于我国法制建设实践的迫切需要；因此，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者和全国人大法工委一起开始讨论制定《行政程序法》问题，并即将进入试拟稿的起草阶段。毫无疑问，《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将全面解决我国行政机关工作程序法定化的问题。 要制定行政程序法，首先必须解决行政程序的功能问题。对此，国外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的主要功能是提高行政效率。这一观点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1889年西班牙制定世界上第一部行政程序法为标志，以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要求政府予以迅速、有效的干预为背景。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的主要功能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一观点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1946年美国行政程序法的颁布为标志，以公众强烈反对行政权专横、武断、不受制约为背景。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是其法治的基石之一，行政程序法是其行政法的核心。很多美国行政法学者甚至认为，美国行政法的主要内容甚至全部内容就是行政程序法。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行政程序兼有保护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的双重功能，二者可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这种观点体现在六、七十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之中。由于第三种观点兼顾了民主与效率的统一，因而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 行政程序对民主和效率的双重保护功能主要体现在它对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平衡与调和作用上。一方面，在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中，行政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公民在强大的行政机关面前显得较为弱小；因此，为了在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地带，在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掺入一定的民主因素和建立某种事前制约机制，行政程序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又是一个迅速执法的过程，违法行为应当尽快予以追究，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应当始终处于确定和稳定的状态；因此，行政程序又必须具有促进行政效率的功能。正如美国一名行政法学家所言：“行政程序最基本的任务是如何设计一项制度既使行政机关官僚武断和伸手过长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又能保证其能够灵活有效地进行管理。” 当然，行政程序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其每一项环节、步骤和方法固然可以在保障民主或保障效率方面有所侧重，但却不可能脱离行政程序的整体功能而绝对地保障一方面，舍弃另一方面。如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时效规定固然对提高行政效率有重要作用，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行政机关超过法定期限实施的处罚无效，则又保护了相对一方的权益。再如听证程序固然是保障民主的重要手段，但它又保证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改善了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关系，调动了执法者与守法者双方依法办事的主动性与自觉性，推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从而在深层次上促进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正如美国的韦德法官所言：“对行政机关而言，遵守程序会耗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但如果这能够减少行政机关运转中的摩擦也是值得的。因为程序促进了公正，减少了公众的怨言，其作用是促进而非阻碍了效率。” 可以认为，设立完备的行政程序并保证其得到严格执行是解决民主与效率这一现代二律背反难题的一项重要措施。

C. 我国政府如何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建设法制政府的目标

一、建设法治政府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
对如何治理国家，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探索。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法治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模式。“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无不奉法治为治国之道。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期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治理国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曾走过一段弯路，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党的十五大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适时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以此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这一治国方略写入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予以保障；党的十六大又将依法治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政府。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立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的目标必然是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就是用法律来规范、约束政府。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把坚持依法行政作为本届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之一。为了更扎实、更有成效地推进依法行政，国务院在集中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智慧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
（一）建设法治政府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思想。为了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本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形势对我国总体有利，我们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环境。国内也具备加快发展的条件，经过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新的形势下，要加快发展，尤其是经济要上一个新台阶，需要认真研究解决四个问题：一是降低经济活动中的行政管理成本；二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业积极性，利用各种制度和机制构建一种只要付出辛劳就能获得成功的社会预期；三是打破因行政管理而形成的垄断，以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资源；四是维持统一、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确保政令畅通，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制裁。就政府而言，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转变职能、改革体制、从严治政、依法行政。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有待进一步协调，更需要厉行法治，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来解决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与矛盾。总之，要加快发展，要富民强国，就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为政府的基础性、全局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法治政府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二）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基于民意、依靠法律实施统治，是当代政治统治的最为普遍的准则和规律。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第一，确保我们的政权不变质、不变色，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首要任务。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由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如果我们不能摆正自己与人民的关系，不能正确对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人民的公仆就可能变成人民的主人，人民的权力就有可能转化为个人的权力，由此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甚至站到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就会产生消极腐败现象。行政权力在本质上是非平等的，是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公共力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维护公共利益最有效的工具，又可能成为侵害公民个人权利最严重的手段。同其他权力一样，行政权力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力，其本意是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其主体在本质上应该是非人格化的（这一点与权利是不同的，权利的主体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人格化的，这样才能使支撑权利的利益在取得、分配和维护上落到实处）。但是，行政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又必须靠有意识、有利益偏好的特定人来行使，因而又有一种本能的人格化倾向。这种倾向是行政权力往往成为谋取私利的主要根源。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要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行政权力的设立和运作真正顺民心、合民意，真正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第二，提高执政能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政府工作涉及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诸多方面，任务繁重，要求很高。政府既要维持社会秩序、提高管理效率、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及时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又要公正执法、尊重并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行政决策和行政决定还要瞻前顾后、相对稳定，考虑行政管理的社会成本。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推进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创新，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统筹协调的能力。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依法行政的水平。总之，要完成宪法、法律赋予政府的各项职责，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和行使行政权力，并以此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基础。
第三，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纠纷，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环节。随着社会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纷繁复杂、突出多变。如何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纠纷，是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长期任务。矛盾可遇不可躲，可解不可结，可疏不可堵。政府化解矛盾、处理纠纷的总的要求是：风险分散，责任分担，瞻前顾后，及时处理。经验证明，只有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纠纷、矛盾，才能符合这一要求，才能使纠纷、矛盾的解决更具理性、更有预期，而且后遗症较少。
（三）建设法治政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也好，依法行政也好，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对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更在于它们本身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追求的重要价值。人们在社会中工作、生活，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理性的预期，有一个为多数人所认同、遵守的是非标准（准则）。这是人类对规范的本能渴求。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这种渴求，更多地表现在人们希望了解自己的政府是如何为大众谋利益的，明白在与强大的公权力打交道时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不被侵犯。这是现代法治重在治“权”、治“官”的人文基础，也是现代文明得以永续发展的制度保证。因此，一个文明国家、进步的社会必须要有一套完备而又得到良好实施的法制，而且这种法制能够真正地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的取得和运作。
二、建设法治政府，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认真落实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是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政治责任。当前，需要结合实际，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确保法律实施、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等方面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体制保障。为此，需要抓紧四项工作：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落实“三个优先”原则。“三个优先”原则是行政许可法确定的重要原则，其基本内涵是：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落实“三个优先”原则，首先需要认识三个问题：（1）人民的政府，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一切事情都要政府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2）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成为一个“经济人”。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是第二位的，尽管市场中的一些问题有时需要超市场的力量——政府权力去解决，但总的来说，政府不能凌驾于市场之上，更不能试图改变市场的运行规则。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要善待各类市场主体。（3）社会中介组织通过自律来解决某些问题,比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来解决更有效、成本更低廉、副作用更小、更具亲和力。我们的政府要大力培育中介组织，克服两个“不放”：不放心、不放手。
第二，恪守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基础，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必须全面、准确、真实；行政机关发布的政策和作出的决定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确需改变的要尽可能给相对人合理的预期，由此造成相对人损害的，行政机关要依法予以补偿。落实这个原则，要求政府想问题、办事情务必缜密、周到、慎重，切忌出尔反尔。做到这一点，实践中会有难处，也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该负的责任、该承担的风险、该付出的代价是躲不过的。分散风险、分别解决矛盾总比积攒风险、集中解决矛盾要好得多。因此，遵守信赖保护原则说到底就是化解风险、分散责任的有效办法。
第三，公开透明。凡是需要老百姓知晓、执行的政策、决定，都要公开；凡是老百姓比较关注且需要他们遵守执行的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应当多听老百姓的意见。这是确保决策科学合理的保障，是决策得到老百姓认同并执行的社会基础。公开透明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行政机关的信息资源应当尽量共享。这是树立规则权威（由服从组织到服从规则的转变）、克服部门保护主义、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础。
第四，创新管理方式。我国现行行政管理方式主要是以权力导向型管理为特征的，这种管理方式的缺点是随意、没有预期、强调命令，而且副作用大。规则导向型的管理方式的优点是比较稳定、规范、有预期且副作用小。其具体要求是：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之间，重在间接管理；在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之间，重在动态管理；在事前管理和事后管理之间，重在事后管理；在管理与服务之间，强调服务。总之，规则导向型的管理方式要求具有间接、选择、协商的特点。政府管理方式体现这一特点，就会最大程度地减少因管理方式不当而引起的问题。
三、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提高包括立法在内的制度建设质量
（一）对制度建设要有科学认识。制度建设是一门科学。制度建设是国家机关的权力活动，具有权力的一般特性；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权力，它属于决策权范畴，具有决策的一般特性和理论基础。从认识论上讲，制度建设是一种认识活动，制度建设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过程。从事制度建设工作，研究制度建设问题，必须善于认识、把握制度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规律。
第一，制度建设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这是认识、把握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论前提。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反映，一方面，制度是依据人的主观认识来制定的，一项制度制定的好与坏，与制度建设者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制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客观的。因此，制度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从本本、概念出发，不能搞土教条，也不能搞洋教条。
第二，制度建设是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应然性是指所确立的制度应当是什么样，实然性是指所确立的制度实际上是什么样。制度建设的应然性要求：所确立的制度必须符合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符合人们本来的价值追求，具有公认的道德基础。制度建设的实然性要求：一切制度必须符合客观现实的需要与可能，对客观条件不具备或者目前还过高的一些要求，在制度建设中就要注意加以避免，否则，所确立的制度就会行不通，改革时期制度建设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非常突出。理想与现实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也正是这一矛盾，制度才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因此，做好制度建设工作必须善于发现问题和矛盾。一方面，要力求实现制度建设的科学性，使制度符合事物的本质、规律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对一些问题由于实践经验不足，人们的认识还难以统一，可以暂不予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再作补充。
第三，制度建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制度所规范的社会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做好制度建设工作，首先，必须善于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及个案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把握，以从中抽象出普遍使用的规则。其次，任何普遍规则都有例外，要在确立普遍规则时，妥善地规定例外，以保持制度的适用性。第三，在研究、确定规则时，对重大原则问题必须是非分明，态度明确，敢于坚持，同时又要注意照顾各种具体情况和不同意见，实事求是地灵活处理各种矛盾。
第四，制度建设是民主性与集中性的统一。多谋才能善断，体现多数人的智慧是制度优越性的表现。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基层单位、基层群众、基本群众的意见。集中性主要是把各种意见集中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二）认识、把握衡量制度建设质量的标准。衡量制度建设质量的标准，是一个复杂、动态的体系。从实际情况看，这个体系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以维护法制统一。“法不公则不善”，立法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和上位法，避免各自为政、相互矛盾。（2）遵循并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包括该制度所调整事项的规律，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要避免一些法律规范成为影响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财富增加的绳索。（3）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任何制度都应当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多数人所认同，而不是相反。这是制度得以实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社会基础。（4）制度内容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内在逻辑要严密，语言要规范、简洁、准确。
（三）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应当采取的措施。
第一，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科学安排立法项目。立什么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把握立法规律。要统筹考虑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继续加强有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的立法的同时，更加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需要明确：制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是主观想象的；必须是反复出现的，不能是偶然发生的；必须是普遍的，不能是个别的。对需要用制度调整的事项，也要“当时而立法”。要特别注意，不能事事都要求助于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避免法律对社会的过度干预。
第二，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确保制度的科学性。制度建设是科学性、规律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握规律，才能确保制度建设的质量。为此，需要处理好以下关系：（1）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关系。制度建设必须维护公共利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同时，也要注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做到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平衡。为此，要对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合法权益，都要切实维护。要确立这样的观念，只要是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都不应受到制度的干预。（2）正确处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责任是行政权的核心。制度在赋予行政机关必要行政权力的同时，必须规定其相应的责任，并有严密的程序作保证。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3）正确处理强制与引导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特别注意发挥制度的引导功能。为此，我们的制度建设要重在为解决问题提供一种供人们自己判断是非、自己承担风险、自己分配责任的规则来解决问题。要鼓励、引导市场主体之间以契约等自治形式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4）正确处理立足现实和改革创新的关系。当前，我们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如果制度建设不顾现实，就会行不通；如果不加区别地把现实肯定下来，有可能妨碍改革。因此，制度建设要立足现实，着眼于未来，把制度决策与改革决策紧密结合起来，体现改革精神，用制度引导、推进和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对现实中合理的东西，要及时肯定并采取措施促进其发展；对那些不合理、趋于衰亡、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能一味迁就。总之，制度建设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力求在体制、机制、制度上不断有所创新。（5）正确处理实体与程序的关系。实体与程序都非常重要，且相辅相成。当前，制度建设要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要下功夫研究如何通过设定程序制约权力的行使、保障权利的实现。
第三，改进工作方法和机制，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对制度建设的参与程度。为此，需要建立以下制度：（1）公开征求意见和听证制度。确保制度能很好地反映群众，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意见，这也是确保制度得以很好实施的基础。（2）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这里的成本主要是制度得以实施所需的成本。（3）专家咨询制度。（4）争议协调制度。（5）定期清理制度。这项制度旨在及时消除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提高制度的适应性。
四、建设法治政府，必须理顺执法体制、确保法律实施
法律得以顺利实施，一般取决于三个条件：（1）该法律本身是一部良法；（2）有一套比较健全的法律实施机制；（3）具有有利于法律实施的社会基础。其中，良好的实施机制是确保法律得到实施的关键。从理论上讲，法律由预期效益到实际效益客观上是递减的。因为法律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成本的，成本支付带来的往往是效益递减。法律实施机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整合各种成本（支付必要成本、降低甚至取消不必要的成本），以确保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将效益递减降到最低。我们现行的法律实施制度，往往重在机构的设立，而不重视机构的保障，包括人员与经费保障，更不重视法律运行机制的建设。结果是，没有机构法律效益要递减，有了机构法律效益递减有时甚至更快。因为机制不畅，就往往从增加人员上找对策，这势必增加法律运行成本；经费无保障，执法人员又往往只好“自费”执法，甚至搞“执法者养违法”。就行政机关而言，确保法律实施，需要从理顺体制、完善机制着手，抓紧以下工作：
第一，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行政执法体制的总的要求是：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1）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尽量改变“大盖帽”满天飞的状况；目前需要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2）减少行政执法层次，改变行政执法“上下一般粗”的状况。目前可考虑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机关实施。上下级行政机关的执法职能要分解。基层行政执法机关重在解决事实问题，上一级行政执法机关重在解决法律问题。（3）行政执法权与执法者的利益要彻底脱钩，执法经费必须予以保障。（4）下大力气建设清正廉洁的高素质执法队伍。
第二，行政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乱执法与不执法是目前行政执法中最突出的问题。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严格按程序办事。要克服“运动式”执法的弊端，纠正领导批示才执法、领导不批示就不执法的现象。要公平、公正执法，平等对待当事人，不得滥用权力。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第三，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应当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要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第四，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这是确保法律实施的重要举措。这项制度的核心是：记录真实，立卷归档，公开查阅。凡作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决定以及对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检查，都必须有记录，记录有签字，有关证据材料、执法文书连同有关记录都要立卷归档。归档的案卷必要时可以公开，供有关人员依照规定查阅。这有利于增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历史责任感，促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兢兢业业、依法办事。
第五，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1）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2）强化行政复议监督。（3）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4）强化社会监督，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监督。（5）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
五、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下大力气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关乎依法行政进程，关乎行政机关的形象，关乎行政权力的行使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关乎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养成，关乎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客观地说，法律素养的提高是一个漫长过程，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的国家更是如此。当前，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需要把握以下几点：（1）要掌握法律知识，包括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知识，规范行政机关共同行为的法律知识，自己所从事专业的法律知识等。通过掌握这些知识，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知道手中的权力从哪里来？权力边界在哪里？（2）要提高法律意识，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与忠诚。法律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且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我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信仰，对法律的忠诚就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3）要培育法律思维和能力，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能用法律思维来研究情况、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法律思维就是一种权衡利弊、瞻前顾后、照顾其它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既要考虑解决眼前问题，又不能给将来埋下隐患；既要考虑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又要顾及所支付的成本；既要考虑当事人的利益，也要考虑其他相关人员的利害得失。越是情况紧急，越是问题突出，就越要用法律思维、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备较高能力的标志。

D.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具体步骤，论述题，急用谢谢，

1、健全法律制度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颁布实施了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疫苗管理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

在脱贫攻坚上，完善反腐败基础性制度框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重要法律法规；在污染防治上，制定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制的健全和完善，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为依法治国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撑。

2、强化法治监督是依法治国的有力保障。强化法律实施监督，切实提高执法和司法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把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应通过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多元的监督主体共同构建多元化的监督体系，形成国家和社会共同监督的格局。

另外要重视公众监督环节，注重媒体合法监督的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媒体把公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坚持媒体监督效用最大化，才能在社会中真正形成一股发起问责、监督问责的强大力量。

3、依法治国需要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只有全社会的人都信奉法治，崇尚法治，厉行法治，才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尽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就是法治建设的唯一目的。

(4)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实践扩展阅读：

法治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它不是和西方法治模式相适应，不是要建立一个同党和政府抗衡的社会力量。

法治社会建设体现的不是西方的分权制衡模式，而是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社会治理打牢法治基础。

E. 如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深入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一、坚持科学立法，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必要前提。迄至今天，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领域、新情况、新特点，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及时制定、修改、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使立法更加充分地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更加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二、坚持严格执法，切实做到依法行政。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法治国家对政府行政活动的基本要求。深入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必须坚持严格执法，切实做到依法行政。
一是要求合法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二是要求合理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恰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正确使用相关行政措施和手段，避免损害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三是要求程序正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尽可能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四是要求高效便民。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五是要求诚实守信。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
六是要求权责统一。通过科学的法律和其他制度，合理规定和配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和责任，保持责任与权力的对应;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切实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三、坚持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发挥着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社会成员合法权益，建立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等重要作用。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要坚持司法公正。严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理性地权衡案件所关涉的各种社会利益，妥善把握和处理好案件所关涉的各种关系，对各类案件作出正确处理，对各种纠纷予以有效化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实现司法高效。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不断完善司法程序，切实改进司法作风，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全面提升司法活动的效率，有效应对社会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
要树立司法权威。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要切实做到公正、高效、廉洁司法，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全社会要依照宪法的规定，尊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尊重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裁决。
四、坚持全民守法，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社会成员知法、信法、守法、用法，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社会基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模范带头遵守法律;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尤其是在享受自由和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运用法律规定或法律允许的方式与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掌握和熟悉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五、强化监督制约，构建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社会主义法治是“治官之治”和“治权之治”。要从法律上构建起“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以保证执政党的权力和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种权力的设置和行使始终不偏离我国民主政治的正确轨道。要围绕权力运行的总体目标，进一步完善各种权力的配置，统筹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以及行政机关自我约束与监督的作用，扩大公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有序参与，强化人民群众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广泛监督，同时重视和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从法律上规范各种监督行为，不断提升监督的科学性、合理性，建设性和实效性。

F. 如何建设法治政府

重点在五个方面着力：
一是提高认识。我们要建成的法治政府，既是一个尊法守法的政府，更是一个有为、有效、有力的政府。
二是抓住关键。推进法治建设，领导干部是关键。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在工作实践中，发挥好示范表率作用，带头运用法治思维思考处理问题，带头运用法治方式推动完成任务，带头参加应诉出庭等法治实践，以自身实际行动维护法治、推进法治。
三是完善规则。建设法治政府，全面依法履行政府职能，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同时，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与协调，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奠定坚实基础。
四是健全体系。加强政府内部的制约和监督，以法律的全面有效实施为目标，努力实现行政执法监督从个案监督到体系监督的转变。进一步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强行政执法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升行政执法效能，确保法律有效实施。
五是加强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既具有政治视野、又精通法律知识，既能坚持政治原则、又能捍卫法治精神的政府法制工作队伍，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G. 法治政府的制度基础是什么

我的认为：“来合法行政自”，这也是行政法的首要基本原则。 以下内容也可作简单参看：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合法行政。行政机关事实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规定。 因此建立健全行政立法，作为重要。 另外法治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公权力关进笼子，这比赋予公民权利更为重要。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的教材上、老师的笔记有答案的话，以那上的为准吧。 不过既然是题目，自己也要开动脑筋，法律题目，除了客观题和依据法条的主观题，答案并不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