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行政法律制度
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一 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一般沿用汉制，承袭汉律。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由陈群、刘邵等人参酌汉律，“作新律十八篇”，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曾由伊籍与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
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吴之律令，多依汉制”。其立法活动。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
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
3、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沿用《晋律》。
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重视律令的编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魏、两晋，下启隋、唐，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共计十二篇，949条。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而定律十二篇，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 首创“八议”、“官当”制，特权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议”制度。这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八议”的对象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凡属上述八种人犯死罪时，“议其所犯”奏明皇帝裁处，一般可降为流罪，流罪以下减刑一等。
至北魏、南陈时，法律还确定了“官当”制。这是封建法律关于官吏用官职爵位抵当徒罪的一种制度。
(二) 五服制度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所谓“五服”，即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所规定的五种丧服的服制，根据服丧期限的长短与丧服质地的粗细，服制共分斩衰（三年）、齐衰（一年）、大功（九个月）、小功（五个月）、缌麻（三个月）五种，统称“五服”。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即对于亲属间的相互犯罪，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则与此相反。它是罪刑确立标准以及整个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并对后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指被封建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谋反、篡权）、大逆（毁坏皇家宗庙、山陵或宫殿）、叛（背叛国家、里通敌国）、降（投降敌伪）、恶逆（谋杀或殴打尊亲属）、不道（残酷地杀人，如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盗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过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养尊亲属或不依礼服丧）、不义（逆杀本属官长）、内乱（亲属之间犯奸乱伦）。凡犯有“重罪十条”之一者，不在八议、上请、赎免之列，一律予以严惩。
(四) 刑罚制度的改革进步
族刑连坐范围不断缩小。魏初将“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家属从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孙”。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东晋“惟不及妇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而以“女子没县官”。自东晋、北魏以后，凡从坐之妇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没为官奴婢，这对于后世的刑罚制度有明显的影响。
免除宫刑，进一步废止肉刑。魏晋时，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关于肉刑的争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罚而言，是沿着进一步废止肉刑的方向发展的。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至此，结束了宫刑的历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劳役刑与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内容。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继续改进，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
（五）法律形式、立法体例的发展和法律概念的规范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于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现，它们互相补充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灵活有效的法律武器。从而推动了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
中国封建法律之体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改具律为名例律，置于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于律首始于曹魏，综合刑名法例为名例成于北齐。其次，经过长期沿革，北齐定律十二篇，为以后隋唐律的篇章结构提供了先例。
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日渐规范化。就晋律而言，从张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区别；主犯与从犯的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罪与罪之间的区别等，
对封建刑法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三 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三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用汉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书三部分组成。廷尉是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下设属官政、监、平。南北朝时，北齐将廷尉扩大为大理寺，为专门审核刑案的官署，设卿、少卿、丞为主官，下有政、监、平，并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干人，使中央司法机关趋于完备。在地方，由行政长官兼理狱讼，一般是由县令先作判决，后经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断决，送州刺史，最后送廷尉。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司法审判制度，大体沿袭东汉之制，又有所发展改进，主要表现在：
皇帝直接控制审判亲自录囚。为了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这一时期普遍推行录囚制度。许多皇帝都亲自参与审录讯问囚徒的活动。同时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审录囚徒。南北朝时期，封建皇帝还通过案验制度，监督检查各地的司法审判工作。
确立死刑奏闻复核制度。为了慎重对待人命关天的死刑重罪，同时也为了便于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开始逐步确立死刑奏闻皇帝复核的制度。死刑奏闻复核制度的确立，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司法。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死刑三复奏制度。
“登闻鼓”直诉制度的建立。这种在朝堂外设鼓以待有冤抑者击鼓直诉的制度，有利于补救审级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员枉法舞弊，是对不许越级起诉限制的补充，符合诉讼审判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
⑵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礼与法的融合及进一步发展
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政权由士族集团控制，在立法上标榜儒家思想，维护士族集团的等级特权，儒家礼教与封建法律进一步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都曾进行过大规模法典的编纂，但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作为正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在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律学进一步发展。
一、立法指导思想
（一）厉行“法治”、“一赏”、“一刑”
我国古代“刑罚世轻世重”的传统法制思想在三国时期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三国乘汉末之弊，战乱不止，统治者亟需以刑法安定社会秩序，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三国统治者在肯定礼治对法制具有指导作用的同时，格外强调法律在治理乱世，拨乱反正中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曹操认为，治理太平盛世，统治者应致力于礼乐教化，以淳朴风俗；而治理乱世，统治者应首先树立法律的权威，以安定社会。这就是：“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拔乱之政，以刑为先”。曹操不但积极提倡，而且认真身体力行，其“割发代首”实践了其人人守法、违法必罚的主张。蜀国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行者诸葛亮，也认为治理国家应当礼法并用、德威并用，主张审时立法、厉行法治。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且一再规劝蜀后主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依法奖励和处罚。统治者的这些行为都明确地体现了法家的“一刑”、“一赏”的主张。东吴君主孙权也是一个重刑主义者。汉代早已废除的族诛之刑在东吴屡见不鲜。孙权为重刑辩护说：“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三国时期的统治者大都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制度，主张执法从严，依法行赏罚，使老百姓相信令必行，禁必止。
（二）立法和司法应“理直”、文约例直、宽严适中、轻重得当、罪刑相符
建立晋朝的司马氏集团，系东汉末年发展起来的世家大族，他们以精通儒学而在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掌握最高政治权力后，司马氏集团格外注意以法律反映、确立和保护士族的特殊利益。因此，“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成为晋代法制的指导思想。汉代所开启的礼律融合的事业在晋朝有了长足的发展。
晋代统治者认为“礼治”是法制的灵魂。张斐认为法制必须“理直刑正”。所谓“理直”，即法律必须明确体现儒家的纲常明教，以儒家所提倡的精神和原则立法和司法。张斐在总结晋律体例时，认为晋律体现了“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的原则。所谓“王政布于上”，即君主有最高的立法权，在立法上应处居高临下之势；“诸侯奉于下”，即诸侯贵族必须遵守君主之法而统治百姓；“礼乐抚其中”，即所有的立法和执法都必须体现礼乐的精神，以礼为指导原则。晋代统治者认为立法与执法社会效果的优劣，完全系于“礼”。礼是律产生与执行的依据。统治者认为，断狱不能呆板地遵用教条，而应该用礼的原则去裁判是与非，罪与非罪。所谓“刑正”，即立法和适用法律应该做到宽严适中、轻重得当、罪刑相符，应当明确界定和规定各种犯罪的概念。其时，得到官方承认的律学家杜预认为，立法时应当做到“文约例直、听省禁简”，即法律条文简约、法例明白易懂，这样老百姓就知道怎样守法而不触犯刑律。
晋代统治者在立法实践中“纳礼入律”，使礼律合一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晋朝统治者将维护士族礼仪的礼大量入于律中，使礼直接成为法律条款，“礼律合一”不再是一种主张而是一种现实。西晋制定的《泰始律》，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
（三）积极变法、重视法制、引礼入刑
南朝统治者的法制指导思想多因袭魏晋时期的主张，因而没有什么建树。北朝统治者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充满了兴趣。他们非常喜欢汉文化，在法制方面多有建树。同时他们本身开放和豁达的民族文化特点，也为汉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所以，南北朝时期“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
北朝统治者建立政权后，积极进行变法，虚心采用和学习汉民族创立的先进的封建经济体制、政治法律制度和以儒家礼制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礼对其政权法制建设的指导作用，注重礼与刑的统一。北魏孝文帝提出恤刑、慎刑等法制主张并积极实践。如其时，统治者认为在执行刑罚时，犯人裸体受刑，有伤风化，违背礼仪，因而下令更改此制。另外根据礼治“恶恶止其身”的原则，统治者修改了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门房之诛”。只要不是谋反罪，由一人承当。北齐统治者设置“重罪十条”对违背礼制的行为进行重罚。
二、法律形式和立法概况
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和立法概况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基本的法律形式仍然是作为成文法典的律，但同时也创立了一些新的法律形式，如格、式等，令的含义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为隋唐时期封建法制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律的演变与发展
作为法律的基本表现形式，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体例不断完善，内容逐渐丰富和充实，概念和术语逐渐科学。三国初期，大都沿用汉律。公元229年，曹魏政权制定了《新律》。267年，西晋制定和颁布了《泰始律》。南朝也进行了许多立法活动，如南朝梁制定了《梁律》，陈朝制定了《陈律》。但其立法成就并没有超过晋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晋律的完全继承。北朝在律方面的立法成就比较多。北魏制定了《北魏律》，北齐制定了《北齐律》、北周制定了《大律》等。其中以《北齐律》最为著名，立法成就最高。现以曹魏、西晋、北齐和北魏的律典为例介绍律的发展成就。
1.《新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魏明帝即位后，令陈群、刘劭等在吸收汉代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新律》，共18篇。《新律》早已失传。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其内容较为丰富，体例较为科学，结构更加严密。与汉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正式将律作为定型化的法典，一经制定即不再有单行法规编入。这开启了后代法典的基本形式。其次，增加了篇目，由汉律九篇增加为18篇，弥补了以往法典“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的缺陷。再次，规范了律典的编纂体例。将《九章律》中的《具律》改为《刑名》，列于律首，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法典的体例更加合理和科学。再次，改革了刑罚，使刑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文明化。魏律取消了汉律中的宫刑，减轻了对某些罪的处罚，将刑制定为死刑、髡刑、完刑、作刑、赎刑、罚金和杂抵等七种，为奴隶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的过渡创造了条件，推进了刑法文明的发展。第四，《新律》将刑名与刑期联系在一起，使法律更加直观。此外，“八议”入律，使礼律进一步融合，开辟了礼律融合的新途径。
2.《泰始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泰始律》是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考汉魏之律典而制定的，共20篇，620条。泰始三年（268年）完成，次年颁布实施。 与汉、魏律相比，《晋律》在许多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和自己的特色。
首先，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法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分了律与令的性质，将律确定为定罪量刑的法典，将令确定为规定国家各项制度的法典。《泰始律》颁布后，张斐和杜预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泰始律》一样具有法律效力，称为《张杜律》。张斐不仅对法律的字义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而且对晋律中一些相似而又容易混淆的罪名作了区分。
其次，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泰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首，完善了我国古代刑法总则，有利于人们正确理解法律的含义和律典中的其他各篇。
再次，礼律进一步融合。纳礼入律，礼律并重。如为了维护士族的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设立了“杂抵罪”，确立了 “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则，强调父在子不得分家异财，允许被杀者之功亲为之复仇；晋代甚至直接把儒家礼教的精神和原则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第四，在省减的条文中，主要减少的是重罪的条文。如缩小了妇女缘坐的范围，废除了“捕亡没为官奴婢之制”等规定。
3. 《北魏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北魏为鲜卑拓拔贵族所建立的王朝，是北朝的第一个王朝。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前，既无文字，也无法律。进入中原之后，积极变法改革，学习汉民族法制建设经验。北魏孝文帝亲自主持修律，在参酌汉、曹魏、晋和南朝律令的基础上于太和十九年（495年）撰成《北魏律》20篇。北魏律综合吸收各地的儒学文化和西晋以来律学的重要成就，在礼律融合方面颇有创新，具有较高的立法成就。如，北魏法律创制了存留养亲之法，即对于犯有死罪之人，如果家中父母、祖父母年老而又没有成人的孙子，旁边也没有近亲属来抚养老人，法律规定罪犯可以减轻处罚，留在家中抚养老人。存留养亲之法一直适用至清末。
4. 《北齐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北齐取代东魏后，便着手制定律令，由高颕等人编纂，经过十四年的努力，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终于制成《北齐律》，共12篇，949条。与晋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精简律文，将律典从《泰始律》的20篇减为12篇。其12篇的篇目是：名例、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其次，确立了“重罪十条”，这是后世“十恶”的前身。再次，确立了死、流、徒、杖、鞭五刑，为隋唐笞、杖、徒、流、死封建五刑体系奠定了基础。总之，它是一部上承汉、魏律之精神，下开隋、唐律之先河的法典，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令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方面变化最大的是“令”。这一时期“令”不再与皇帝的诏令发生直接关系，成为定型化的、与律对称的国家法典。令逐渐演变为积极性的、正面性的法律规范，用于规定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制度。
曹魏时期已经开始制订定型化的令。史籍记载，曹魏制定有《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邮驿》等法律，总篇目达到了一百八十多篇。
西晋立法的原则是将一些“太平当除”的临时性法规，以及“施行制度、以此设教”的积极性、正面性的法规编入令典。268年，与《泰始律》同时颁布的还有《晋令》40卷，2306条，分为32篇。篇目为户、学、贡士、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佃、复除、关市、捕亡、狱官、鞭杖、医药疾病、丧葬、杂、门下散骑中书、尚书、三台秘书、王公候、军吏员、选将、选吏、选杂士、宫卫、赎、军战、军水战、军法、杂法等。其体例显然是按照官府行政事项以及职官机构两个方面来编制的。
南朝时期的南梁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令典的编撰。503年，与《梁律》同时公布的还有《梁令》，共有30卷，28篇。其篇目为户、学、贡士赠官、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公田公用仪迎、医药疾病、复除、关市、劫贼水火、捕亡、狱官、鞭杖、丧葬、杂、宫卫、门下散骑中书、尚书、三台秘书、王公候、选吏、选将、选杂士、军吏、军赏等。南陈编有《陈令》，也是30卷。
自西晋以后，律令并列已成为习惯。北魏时期曾多次立法，律令常常没有同时制定。因此，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大臣孙绍说，如果只有律而没有令，大臣就不知道按照什么来行事。可见令已经成为政府机构必备的制度性的法律规范。
北魏也制定有令典。据《太平御览》记载，其令典有《太和职员令》21卷。北齐在564年制定了篇幅达40卷之多的令典，其编制方法与晋以来的惯例不同，完全按照朝廷的尚书24曹机构名称来进行编制。篇目为：吏部、考功、主爵、殿中、仪曹、三公、驾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度支、仓部、左户、右户等。北周也制定了自己的令典。
（三）科和格的变化
科是三国初期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是汉魏之际起支配作用的具有独立地位的临时性法规，后来发展成为三国的基本法典。它给予当时的政权建设以直接的重大的推动和促进，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魏、蜀、吴三国建立之初，都承袭汉制，沿用汉代法律。但汉律经过四百多年的实施，到汉魏之际，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三国各政权往往采用“科”的形式。曹操比较重视法制建设，在吸收借鉴汉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科”和“甲子科”，使科成为曹魏政权初期的一种临时的主要的法律形式。蜀国在刘备定都成都以后，也由诸葛亮、伊籍等人制定了《蜀科》。晋朝在立法时取消了“科”这种法律形式，但是南朝时期又恢复。南朝梁有《梁科》30卷，陈朝有《陈科》30卷。东魏政权编纂了《麟趾格》，颁行天下，首创了“格”，并作为其主要的法律形式。
（四）故事和式
故事，即司法判案的成例。作为一种法律形式，开始于东汉初期，但是其时还没有编撰系统的法典。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故事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并且出现了成文法典。晋朝在颁布律、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故事》30卷，将律令以外的皇帝诏旨之类的法律文件汇编在一起，作为国家各级政府机关的规章和办事细则。南朝将“故事”改为“科”。另一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的法律形式是“式”。“式”是这一时期有关政府具体办事细则的法律规范。据记载，晋代有“户调之式”。西魏在大统十年（544）颁布了《大统式》5卷，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以“式”为主要法律形式的法典。所以，这一时期“式”的内容还不太确定。但是毫无疑问，“式”已经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