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商法劳动法

1. 简述德国战后经济立法及其意义

联邦德国主要通过以下两项手段来实现适当干预：
1、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保护竞争，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成立联邦银行；
2、颁布一系列政策，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联邦德国通过颁布收入再分配政策、劳动力市场改革政策、 劳动力保护等政策实现了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了垄断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损害。
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就是为保证市场经济协调发展、 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的手段、实现福利制国家目的而建立的法律制度的总和。这些法律有：为商品生产和流通提供基本规则的民法和商法，为国家调控提供手段的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稳定法，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实现福利制的社会立法等。这些法律构成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完全法律化的经济体制。其中经济法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德国民商法提供给市场经济参加者合法的身份和必要的权利，那么德国经济法所体现的国家积极干预则是给市场经济提供运行的秩序，保证经济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
联邦德国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基本覆盖了的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完善的法制提供了社会经济所需要的稳定政治环境。从德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经济法是在经济发展产生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束手无策之时应运而生的，经济法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并规范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活动（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和政府间接干预或参与经济的活动（进行宏观调控），为民商法对市场经济活动的调整打造一个清洁有序的竞争环境。经济法从一开始就坚持鲜明的社会整体效益的价值取向，并以社会公益原则为根本准则来指导立法、执法与司法活动。
从德国二战前后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其经济法的发展，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当时德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背景，从而更加深刻地从中汲取营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服务。

2. 合同的成立要件包括

一、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
合同成立三要素：从构成合同关系的要素这一角度来看，要判断某一合同是否成立，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合同关系主体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客体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内容是否存在。只有对这三个问题同时肯定回答，合同关系方才成立。由此，合同成立应具备有合同关系主体存在、合同关系客体存在、合同关系内容存在这三个条件，合同成立的这三个条件被称为合同成立的三要素。
合同关系主体存在：即合同关系的成立须有两个以上合同关系主体的存在，英美法中有“一个人不能自己与自己订立合同”的规则，指的就是这一条件。在此，合同关系主体是指合同主体还是指订约主体？在第一章“合同关系主体”一节中，我们已经介绍过，所谓合同主体是指实际承担合同权利义务的主体；订约主体则是指实际订立合同的人。合同主体与订约主体的关系有五种情形：可以合二为一即订约主体就是合同主体；也可以相互分离即订约主体与合同主体不是一个人，譬如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约；而仅有合同主体却无订约主体的情形以及两者均无的情形在现实中是没有意义的；最后一种情形是仅有订约主体而无合同主体（如A以虚构的B公司名义订约），此种情形因为虚构实际承担合同权利义务的主体而构成欺诈，显然违法而无法律效力，并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因为存在意思表达一致或协议，所以合同还是成立的。因此订约主体的存在而非合同主体的存在才是合同关系存在的前提条件。
合同关系客体存在：即合同标的确定且可能。合同标的的确定，包括已经确定和可以确定两种情形，以未确定或不能确定的对象作为合同标的，譬如笼统地说我要卖给你一批货物或借给称一笔资金，不能认为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合同标的的可能，指合同标的可以给付、履行或实现，以不能的给付作为合同标的，构成给付不能。给付不能分为自始不能和嗣后不能、主观不能和客观不能、一时不能和永久不能、事实不能和法律不能等。从合同成立角度看，订立合同时，合同标的可能是指自始不能、客观不能、永久不能的情形（譬如说我要卖给一颗原子弹），须承担缔约责任，而嗣后不能、主观不能、一时不能涉及到的是合同履行的问题，承担的是违约责任。但有人认为“标的可能”这一条件应归属于合同效力之中，因为在实践中要区分标的的自始履行不能和嗣后履行不能非常困难，且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将此类问题按欺诈、重大误解等情况来处理，即按合同无效处理。但从理论上讲不通，没有标的的合同可以说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合同，没有意义。
合同的标的须确定。是指合同标的自始确定和可得确定。至于合同的标的是否须可能，前德国民法和台湾民法将其规定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并区分自始不能及嗣后不能。然合同标的是否可能一般不影响国家利益及社会利益，国家没有必要对此作出干预。如果合同生效，即便标的不能也可在履行不能时追究违约方责任。如2002年新修订的《德国民法典》就不再将标的可能作为合同生效要件，取消自始不能及嗣后不能的区分。
合同关系内容存在：合同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已经形成的协议，即当事人已就相互之间将要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达成协议。合同关系是否存在，除上述两个条件外，就看是否存在这种协议。协议达成的标准是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达一致。对什么意思表达一致？这个问题被称为“合意的范围”。原来的《经济合同法》规定的是“对主要条款意思表达一致”即意味着合同成立。但新《合同法》对此未做出明确规定。根据新《合同法》第61、62条规定的精神看，要比原先“对主要条款意思表示一致”的规定要宽松，当事人既可补充协议，也可由法官做出解释。其他国家对此的规定也是经历了一个由严格到宽松的过程。

二、合同成立的特殊要件
1.法定的附加条件
合同成立的法定条件：合同的成立，可能还需具备有法定的附加条件。主要有要物合同与要式合同这两种情形。
要物合同：要物合同即实践合同。实践合同的成立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外，尚需物的交付。如《合同法》第367条：“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第293条：“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第186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另外，借用合同一般认为也是实践合同，其成立亦需以借用物的交付为条件。
要式合同：要式合同的成立，要求合同必须具备特定的形式，一般指书面形式。《合同法》第10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种合同一般都是比较重要的合同，为使当事人在订立时较为慎重，订立后减少纠纷，又易于保存证据，我国有不少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某种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此作为合同成立的条件。《合同法》分则中就有许多这样的规定，如第197条（借款合同）、第215条（期限在六个月以上的租赁合同）、第238条（融资租赁合同）、第270条（建设工程合同）、第330条（技术开发合同）、第342条（技术转让合同），在其他法律中，还有劳动合同（《劳动法》）第19条，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0条、第49条、第53条），船舶转让合同（《海商法》第9条），保险合同（《保险法》第12条），银行贷款合同（《商业银行法》第37条），保证合同（《担保法》第13条）等。
另外，特定的形式，也指鉴证、公证、登记、批准、审核等形式。某些合同，法律规定必须具备这些形式中的其中之一，才能被视为成立。
2.约定的附加条件
合同成立的约定条件：合同成立还可以约定附加的条件，如当事人可以约定采用书面形式作为合同成立的条件。《合同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里说的“约定”是指当事人特别就某一合同的订立做出约定；至于当事人径直订立书面合同的，当然并不需要另订一个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约定。当事人还可以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主合同成立的条件。
合同确认书：《合同法》第33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确认书实际上是与承诺联系在一起的，双方达成协议以后，一方要求以其最后的确认书为准，这样他所签订的确认书实际上是其对要约所作出的最终的，明确的，肯定的承诺。而在其签订确认书以前，双方达成的不过是一个初步意向，并无真正拘束力。可见，在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的合同中当事人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确认书实际上是承诺的最终组成部分，是判断是否作出承诺的要素，并非合同的特别成立要件。
案例：原告向法院诉称，其系孤老，体弱多病，丈夫去世后生活需要他人照顾，1999年起其同事的女儿被告照顾原告日常生活，之后被告要求原告将其名下的房屋赠与给她。同年6月17日，原告将自己的一间房屋赠与被告，赠与书上同时写明“本赠与在受赠人接受赠与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后成立”，被告也亦签署了受赠书，赠与书与受赠书均进行了公证，但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现因被告未照顾原告，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赠与合同。问题：如何理解该赠与合同中的特别注明条款？
分析：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赠与书上注明“本赠与在受赠人接受赠与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后成立”，而将双方当时订立的合同视为预约合同。预约合同相对于本合同而言，指的是当事人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本合同则是指为履行预约合同而在将来订立的合同。本合同与预约合同的效力不同，预约合同的效力在于当事人应当订立本合同，但双方并未发生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本合同的效力就在于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本案而言，双方在1999年6月17日订立的合同中，并未约定将来还要另外订立一个合同，所以，当时订立的就是本合同。
其次，赠与书中这一特别注明，也不能理解为“附条件的合同”，因为：第一，《合同法》第45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的规定，是有关合同生效或失效时所附条件的规定，而并非合同成立时所附条件的规定。第二，根据通说，附条件合同中所附条件，必须是当事人约定的，不能是法定的，而该赠与合同中所附的“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条件，正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规定的房地产转让合同应当具备的条件，所以，即使将此约定的条件解释为赠与合同所附生效条件，也是多此一举，毫无意义，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第三，原告起诉到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是撤销该赠与合同，说明原告已经认可该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因为可撤销的合同肯定是已经成立并生效的合同。
最后，赠与书中这一特别注明，应当理解为附成立条件的合同，但并非附法定成立条件的合同，而是附约定成立条件的合同。合同双方可以约定合同成立的条件，譬如，“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合同法》第33条）在实践中，当事人还可以约定一方提供担保（如交付定金、提供保证人）时合同成立；可以约定一方支付预付款时合同成立；可以约定经公证或见证作为合同成立的条件。这表明，合同可以按照当事人的意思，约定附加的成立条件，以表明其不受约束，并防止产生合同的法律效力。由于此情形下，合同实际并不存在，更谈不上生效，所以，这时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一个初步的协议，英美合同法中称之为“不完全协议”。
但我国《合同法》中并未对合同附成立条件作出概括性的规定，绝大多数合同法的教科书中对此也未加讨论。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于1994年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13条对此有规定：“在谈判过程中，凡一方当事人坚持合同的订立以对特定事项或以特定形式达成的协议为条件，则在对这些特定事项或形式达成协议之前，合同不能订立。”该协会对此条文的解释是：在某些特定情形中，合同当事人可以认为某一特定事项非常重要，如果双方不能满意地解决这一事项，他们将无意订立有约束力的合同。但是，这种意图必须非常明确地加以表达，简单地表达并不足以证明这种的意图的存在，所以，条文中使用了“坚持”一词。
合同附成立条件与附生效条件的主要区别在于：附成立条件的合同，在所附条件尚未成就时，合同不成立；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在所附条件尚未成就时，合同已经成立但未生效；成立条件，当事人可以有意使之不成就，而仅仅导致合同不成立的后果；生效条件，如果“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合同法》第45条第二款）
在本案中，赠与合同中的双方当事人，有“本赠与在受赠人接受赠与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后成立”的约定，从字面上看，这是该赠与合同所附的一个成立条件，但不能将其理解为赠与合同中所附的成立条件，因为原告即赠与人并未将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作为赠与合同成立的一个条件，单独提出来加以特别强调，并且非常明确地表达其完全依自己将来的意愿是否履行赠与的意图。
退一步讲，即使将此约定理解为赠与人用来控制赠与合同成立的一个条件的话，由于此条件与该赠与合同目的直接相悖，也将导致自相矛盾，从而使这一条件不产生影响。因为房屋赠与合同中，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是赠与人在订立赠与合同以后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赠与人一方面作出了愿意无偿给予受赠人房屋的意思表示，还将表达该意思的赠与合同提交公证，另一方面，却又以此作为赠与合同成立的先决条件，这无异是说，愿意将房屋赠与，但是否履行赠与，还需以赠与人自己将来的意愿为准。因而，该约定不应影响赠与合同的成立，法院应以经公证过的赠与书和受赠书为标准，判定该合同成立生效。

三、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1.合同成立的时间
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涉及到当事人权利或义务、责任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这是指不要式合同。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书上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这是指要式合同。《合同法》第32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要式合同还有合同确认书的形式。《合同法》第33条：“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
意思实现合同成立的时间：以相对人依承诺的意思完成一定的行为，而由要约人受领该行为结果的时间为合同成立的时间。
2.合同成立的地点
合同成立的地点，涉及到案件的管辖。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这是指不要式合同。《合同法》第34条：“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书或者确认书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这是指要式合同。《合同法》第35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意思实现合同成立的地点：除要约人事先声明或交易习惯有定论外，以要约发出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3. 经济法和商法的区别

1、宗旨、原则均不同

经济法的宗旨是保护社会中的公共利益，并以此为己任。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保证经济的公平。同时在经济法中对国家的经济干预进行为强调，这里说的干预不是指以行政行为进行直接干预。经济法会对私人的经济进行相应的限制与调控。

商法的宗旨是促进营利，其基本原则则是商事自治。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法中的侧重点是经济公平，商法中的侧重点则是商事自治。在传统的商法主要是用来保护商人的利益不受到损害，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的商法中出来保证商人的利益之外，还将商事的安全与公平列入其中。

2、法律属性有区别

经济法属于公法，主要用来干预国家经济；商法属于私法，主要用来调节商事交易。经济法的主体有两部分，一部分主体是国家，另外一部分主体是经济组织、个人，经济法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发挥自身的作用，主要运用的方法是经济杠杆，例如税收政策、货币政策、财政等，虽然不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 ，但这些行为都是由国家来实行。

商法的主体是商事企业，主要是用来调控商事交易行为，私法的属性表漏无疑。现代商法中已经添加了商事公平与保护，因此商法中不断增加强制性的规范，再加上行政部门也开始对商事进行监督管理，导致商法越来越公法化。

(3)德国商法劳动法扩展阅读：

经济法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家的经济法概念主要见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术文献。尽管英美法系国家存在我们认为是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但它们没有注意法律部门之间的区别，没有民法的概念，更不用说经济法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对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法解释进行解释。

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于其调整的对象具有特定的范围，它只调整发生在国家经济运行协调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其调整对象可以与其他调整对象分离。法律法规。

商法的概念起源于古罗马商法，而现代商法则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法，1807年法国商法典正式确立，发展到今天。维吾尔法律国家广泛继承。20世纪初以来，我国商业立法主要引进了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商法。但改革开放后，它也借鉴了英美法系的许多商业立法。

4. 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法最具有代表性的原因

就日本的经济法理论而言，对其讨论大致可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两个阶段。战前的日本经济法受德国经济法理论的影响，以统制经济法为基本特征。战后受美国经济民主的自由竞争思想的影响，以维持市场竞争秩序法为基本特征。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思想

经济统制是指国家在确定了某一目标后，对经济活动施加权力干预使之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国家的特定经济目的。而以经济统制为基本特征的法律，可以说在日本拥有百年的历史土壤。日本社会是极其容易地接受这样的法律制度的。

1、二战结束前的统制经济法立法活动

从近代日本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尽管明治维新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为此建立健全了市民法体系，如明治23年（1890年）就颁布了《民法》《商法》等。但是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能通过自由竞争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而都是在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被统制经济所代替，而统制经济法[2]正是国家实现统制经济的最有效的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虽处于战局之外，但却是参战国的市场，这为日本国内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为适应战时需要，保护经济的继续发展，日本政府一方面采取了强权的战时经济统制，如大正3年（1914年）制定的《有关战时工业源料出口取缔事宜》，大正6年（1917年）制定的《黄金出口禁止令》和《战时船舶管理令》等；另一方面又对与战争有关的产业进行特殊的保护措施，如《军需工业动员法》、《战时海上保险法补救法》、《染料医药制品奖励法》等。二战爆发，日本社会又进入了所谓的战时经济时期，日本政府重操战时经济统制政策，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以保证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战争，同时还颁布了各种战时临时经济统制法令。

2、经济法概念的引入及其影响

正如大家所知，经济法这一用语最初是从德国法中的“Wirtschaft srecht”一词中翻译过来的，并且是以经济统制为其基本特征的。

日本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是从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开始的。孙田秀春于大正14年（1924年）发表的“劳动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中最早把经济法的概念介绍到日本。由于历史上日本法律对德国法律的依存性，加之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共性以及本国在统制经济体制下所存在的上述大量的经济立法活动，使日本各界非常容易接受当时德国的以经济统制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理论，将经济法与经济统制法视为同一概念，从国家强权介入经济活动以实现特定目标这一立法目的来认识经济法的现象。

善长逻辑思维的德国学者曾从不角度来定义经济法的内涵，他们的理论对日本的经济法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学者们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各种含义。一些行政法学者们从政府的“公共福利”目的来认识经济法，并使用过“经济警察”这一概念[3]；民商法学者也对政府所实行的官民企业一体化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行政权力的企业组织和事业者团体组织十分关注。

当时针对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各部门的法学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以阐明各自的观点。如公法学者田中二郎的《经济统制法的发展及现状概况》，民商法学者末川博的《加强统制法与对私法的关心》、川岛武宜的《经济统制法与民法》等[4]，都是从经济统制的角度来认识经济法。可以说当时日本经济法的核心概念是“经济统制”。

总之，明治维新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社会一直是处在统制经济体制之下，这种否定私人企业经营自由的统制经济，必然要影响立法目的。强调国家的特定经济目标、垄断特权，忽略甚至不允许私人企业自由竞争，集中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经济法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所以，日本经济法学者称这一时期的经济法是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时期。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经济法思想

如前所述，日本在从德国引入经济法概念时，曾对经济法问题展开过大讨论，但对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研究却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的。

1、经济法的新理念与经济法理论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根据美国的经济思想，要求日本经济非军事化、民主化，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主化法，其中重要标志就是1947年4月《禁止私的垄断与确保公正交易法》（以下简称《禁止垄断法》）的制定。

随着《禁止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有的学者开始主张要以的竞争理念为中心开展对该法律制度的研究，并积极地去思考如何建立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新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当时为九州大学副教授的丹宗昭信在1958年的《经济法》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经济法（学）的独立性――试论由“统制”概念而形成的经济法的统一体系》的论文，作者以带引号的统制概念为基础，提出应当把《禁止垄断法》体系中自立性的“统制”这一本国的经济法与战时经济统制法体系中他律性的“统制”这一外来的经济法区分开来。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既不是什么行政法，也不是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我们有必要将经济法从行政法、商法中独立出来进行单独地研究。[5]但是，由于长期受战时统制经济法思想的影响，在许多从事经济法学研究的学者中政府与经济一体化的意识依然很强，为此要建立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经济法理论，并使其成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正式的新的经济法理论，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时间上都需要有一个适应期。尤其是由于“统制”是一个包含着对多种经济活动加以规制的、内容极为丰富的概念，所以，新的经济法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是涉及到各个领域的法律制度。为此，如何将战时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与新的以《禁止垄断》为中心的经济法联系起来，进行继承性的研究，如何将新的经济法与既存的法学领域中的商法、行政法、民法、劳动法相区别来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如何具体地整理出具有统制特性的新的经济法的概念，均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课题。

在日本的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美国占领军想将日本建成像美国那样的小政府型的自由竞争式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为了将支撑这一经济体制的重要的法律制度――《禁止垄断法》的基本理念能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于是就有“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这一说法，同时试图来确立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日本经济法理论体系。但是，关于在美国干预下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问题，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后来由于东西冷战的日益尖锐、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1952年日本从美国的占领政策下独立出来，日本经济又很自然地转向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制定了大量的有关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的保护垄断的产业政策法，[6]而且政府用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不仅仅是《禁止垄断法》，还包括财政金融法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某些“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因此主张应当平衡地把握促进竞争与适当地限制竞争的关系，于是“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的说法也渐渐地不再提起了。即使是被认为日本市场经济体制已达到一定的成熟度的今天，在重谈如何建立小政府、如何建立以竞争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当前日本经济的重要课题，并提议应当恢复以往经济法有关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理念时，也没有人再度用“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的提法。因为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的是产业政策法，而《禁止垄断法》却一直处在不正常的“冬眠”状态，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产业政策的抗衡上。也就是说当政府过度地利用产业政策法去保护某一产业而有损于市场竞争机制时，公正交易委员会和有关的经济法学者就用《禁止垄断法》的规定来抵抗政府有关产业政策法议案的通过。[7]所以说，如何处理好反垄断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在今天依然是日本经济法学的重要话题。

2、有关经济法理论体系中的“中心说”与“非中心说”

在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进行研究的同时，形成了两大经济法理论。这就是以丹宗昭信、正田彬为代表的“中心说”（即经济法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和今村成和、金泽良雄为代表的“非中心说”（即不认为《禁止垄断法》是经济法的中心）。

就“非中心说”而言，以金泽良雄教授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所谓的经济法是应经济性＝社会协调性的要求，用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即因市民法自动调节的局限性而产生的困难）。它要求用“国家之手”，从国民经济的立场出发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并为实现这些经济政策而进行的国家干预。经济法的出现是为了弥补市民法所不能涉及的空白的法的领域，能够这样来把握经济法的本质特性，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各种社会环境下，经济法的内容既可以是促进垄断法，也可以是维护竞争秩序法。作为经济社会协调要求说，金泽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维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法律。为此，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就需要有促进垄断和维持供求关系的法律。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则需要禁止垄断法。因此，国家在这两方面的规制同样重要，不赞同经济法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8]

就“中心说”而言：以代表竞争法核心说的丹宗教授为例，他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即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这是经济法最基本的特性。这样定义经济法是为了说明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把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市场支配的各类现象（不能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状态及可能性）作为自己独自的调整对象（调整的目的、方法也是多样的），从而形成经济法自身的体系并与相邻的行政法、民法、商法及劳动法等法律部门加以区别。在竞争法中，有关于禁止市场支配维护竞争秩序的法，如《禁止垄断法》。也有促成市场支配而限制竞争的法，如禁止垄断的适用除外法和经济统制法，他们都与竞争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的核心是竞争法，有关竞争的法律在经济法中占据核心地位。

3、两种观点对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影响

从两种不同学说中我们不难看出：“非中心说”认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应当由《禁止垄断法》和产业政策法二部分内容构成，政府依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对市场活动的规制包括鼓励与促进，也包括禁止与限制。经济法的功能对“市场失灵”即有事前的御防性，也有事后的纠正性。与之相反，“中心说”则认为，经济法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而产业政策法仅仅是在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特殊情况下才存在的，不应当与禁止垄断法拥有同等的地位，国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只能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主，只有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在此之前国家不应当对市场的竞争活动加以干预。由于两种观点的分歧使日本经济法的教科书也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由竞争法与产业政策法二部分内容构成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一个是由以《禁止垄断法》为主，在该法的适用除外中介绍产业政策法的、直接以《禁止垄断法》命名的经济法教科书。但是有关“事后介入说”[9]在日本始终没有被政府所接受，而且在学术上也是少数人所坚持的观点。

三、经济法学会的成立与各时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课题

1、 经济法学会的成立及前期的研究活动

如前所述，《禁止垄断法》颁布实施之后，如何理解经济法的竞争新理念，如何使日本的经济法理论从战前的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统制经济法的影响中摆脱出来，成为研究经济法学的一项重要课题。日本经济法学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1年5月4日在东京成立。转贴于 热点论文网 http://www.lwhot.cn

经济法学会的成立大大地推进了经济法学的研究。学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学会研讨会，事先确定大会报告议题，并广泛地展开讨论。如第一次的研究会（1952年）的议题就是《我国禁止垄断法中的诸问题》。这一时期大家所关心的重点是经济法自身理论的建设，学术界力争明确经济法的概念，并试图建立起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现代经济法理论体系。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随着日本经济完成战后的重建而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学者们开始注意对与《禁止垄断法》相关联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拓宽了经济法学的研究领域，也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作为日本经济法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1961年有斐阁出版的法律学全集中的金泽的经济法和今村的禁止垄断法及第二年出版的正田的经济法，这些经济法学专著在质与量上都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并且在他们三者之间分别形成了具有代表意义的三学说，即以金泽为代表的纵观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规制的金泽经济法说，以今村为代表的全面解释《禁止垄断法》的今村《禁止垄断法》机能说以及从社会法的立场入手对金泽说与今村说持批判态度的正田社会法说。

2、新一代经济法学者的研究课题与相关学会的成立

进入七十年代中叶，出现了直接从经济法学入手研究经济法理论的一代研究者。他们在业已建立的日本经济法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展开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以及与《禁止垄断法》有关联的各种事业规制法与竞争法的关系研究，如电气事业法、邮电通讯事业法、道路运输法与竞争法的关系等。

八十年代后半期，随着日本限制政策的缓和化，也同时带来了限制政策下的竞争行为的普遍化，这为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和更加活跃的气氛。这一时期，由于日美贸易磨擦不断升级，美国强烈批判日本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产业界也利用美国的压力，要求政府放松对企业的控制及对国际贸易的管制。面临国内外的压力，日本政府于1993年12月16日公布了《关于经济改革的最终报告》，提出了规制缓和的基本思路：“原则自由，例外规制”。社会的规制[10]应当是“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规制”。围绕着政府的行政改革及由经济规制转向社会规制的规制缓和化，经济法学界及时提出了在规制缓和中导入竞争理念，一方面有必要针对过去产业政策法中的有关促进垄断发展的倾向，提出缩小《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立法的范围；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处理好社会公共利益及安全与竞争法的关系，因为这是《禁止垄断法》终极目的（――确保消费者的利益和国民经济民主、健康的发展）的本质要求。这些理论为改革过程中的立法活动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地完善日本市场机制及时地提供了法律保障。从90年代开始日本终于逐渐出现了规制日益缓和，竞争日益强化的倾向。

伴随着国际贸易磨擦的激烈化和美国关于对不公正贸易制裁的措施的运用，促使人们注重对外国经济法的比较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九十年代初，国际经济法从经济法学会分离出来，由研究国际经济法和经济法的学者共同成立了新的国际经济法学会，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国际贸易与关税、国际通商法等。

在日本，知识产权由知识产权研究会专门研究；证券法、银行法等由商法学会加以研究；消费者权益保护由经济法和私法学会共同研究；税收法律由税收法学会进行研究。此外，公益事业学会主要研究事业规制法。在这些学会里，既有经济学者、经营学者，也有法学者。最后是公法学会，他们主要是研究财政法，但其研究活动很少。

近来，日本经济法学研究的新动向表现为研究法与经济的关系，这主要是受美国关于“法律与经济”（Low and Economics）的影响，运用价格理论来研究法律现象，并且在研究《禁止垄断法》中引入产业组织论[11].

进入二十一世纪，日本经济法学的研究课题仍然是探索运用数学的方法，在现实中能对禁止垄断法做出何等程度的解释，并继续讨论“规制缓和”政策的有关问题。具体地讲，日本虽然确立了以市场体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但在必要的公益事业规制中，如何处理好产业政策法与竞争法的关系。或者说，在日本不断趋向高龄社会和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实施竞争法，是日本社会的最大政治课题。在国际经济法方面，讨论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是该领域的中心话题。

5. 劳动法的性质 高手请进！！

一、劳动法的立法宗旨是劳动者保护与劳动管理的统一。 公私法分类理论之一是所谓“利益说”：保护公共利益的法是公法，保护私人利益的法是私法。劳动法是劳动者保护法与劳动管理法的统一，很难说它是只保护公共利益还是只保护私人利益，因为，相对而言，对劳动者的保护体现出私法性，而对社会劳动的管理则体现出公法性，准确地讲，它既保护公共利益又保护私人利益，在这里，劳动法体现出鲜明的公法与私法的混合性。 劳动法首先是劳动者保护法。无庸置疑，劳动法要保护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但是，在总体上它向保护劳动者倾斜。这主要表现在：1、劳动法关于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中，偏重于规定劳动者的权利和用人单位的义务。可以说，劳动法对劳动者是权利本位，对用人单位则是义务本位。2、劳动法对劳动者利益，以强制性规范规定只准提高而不准降低的最低标准，使其得到基本的保护；对用人单位利益，则无这种保护性规定。3、劳动法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实行严格限制，即不仅规定必备的许可性条件，而且规定具体的禁止性条件和限制性条件；对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有的国家不规定条件，有的国家则只规定许可性条件而不规定禁止性条件和限制性条件。4、在劳动监察制度中，监察对象一般只限于或者主要是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的行为；至于劳动者遵守劳动法的行为，许多国家并不规定为劳动监察的对象。[4](p61) 劳动法同时也是劳动管理法。劳动法将劳动管理纳入法制轨道。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尽管依赖于市场机制，但与劳动管理密切相关；至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更离不开劳动管理的协调功能；另外，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状态，也只有在劳动管理的作用下才有可能形成和保持。因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法中，劳动管理规范被作为必备的重要内容。例如，美国有专门的《美国劳动管理关系法》，《卢旺达劳工法》把“行政管理组织和执行方法”作为其第八篇。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法中，劳动管理规范所占比重更大，以致许多人认为劳动法即劳动管理法。 二、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和内容涉及的社会主体和社会生活广泛而复杂。 按照公法与私法的分类理论，私法关系是彼此平等的个人或法人之间的关系，公法关系是国家机关之间或国家机关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服从关系而不是平等关系。在大陆法系国家，劳动法或劳工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劳动关系，或者说是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劳资关系[1]，这种劳动关系或劳资关系的公私性质很不明确，因为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兼具平等性和隶属性——劳动关系建立前是平等关系，建立后是隶属关系（劳动关系的一方劳动者成为另一方用人单位的成员，并遵守单位的内部劳动规则），这使得劳动关系既不同于民事关系，也不同于行政关系，这一特点体现了劳动关系中公私法关系之间的相互渗透。 此外，劳动法还调整大量的附随劳动关系——其本身并不是劳动关系，但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并且劳动法调整劳动关系时离不开它们，这些附随劳动关系主要有：劳动力管理关系（如劳动行政部门与用人单位或职工之间因就业、培训发生的关系）、社会保险关系、工会与单位行政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监督劳动执法发生的关系、处理劳动争议发生的关系，等等。这样，劳动法涉及的社会主体和社会生活就更加广泛而复杂。西方的劳工法可以涵盖工时、女工、童工、青工、工资、开除、集体谈判、雇主代理人、劳资纠纷、劳动法庭、劳动检查和劳动交换、工矿企业或农业工人的保健、安全和福利、劳动事故和损害赔偿等等内容。[5](p157-158)我国劳动法是包括促进就业、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工特殊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争议处理、监督检查等法律制度的部门法律体系。最具社会性的社会保险法（social security laws,又称社会法、社会安全法或社会保障法）一般也归于劳动法部门。[2] 显然，上述社会关系中，既有公法关系又有私法关系。即便是公法关系，它也是以保障私人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如国家机关监督劳动执法发生的关系。 三、劳动合同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以当事人意志为主体的特殊合同 公法的调整原则是公法关系完全依法设定，私法的调整原则是“协议即法律”。“私人自治”（private automomy）是公私法之分的重要概念，其主要含义是：个人享有财产和缔结合同的绝对权利，国家的活动仅限于保障个人的这些权利并充任私人之间纠纷的裁决人，而不应干预个人的自由。[5](P121)只有实行“私人自治”的合同才具有私法性。 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就个别劳动者（工人）和用人单位（资方）基于雇用合同而成立的法律关系而言，显然属于私法范畴。但劳动法中又包括了以国家作为雇主的大量规则，加上国家对私人企业劳资关系的积极干预，这使劳动合同具有国家意志为主导、当事人意志为主体的特性，或者说这种合同既体现国家意志，又体现双方当事人共同意志。这种特殊性在劳动合同的法定条款和约定条款中体现出来。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的内容可分为法定内容和商定内容两部分，其中法定内容主要有：①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是法定的，必须在劳动合同中依法规定。②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前者是为保障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所采取的各项保护措施，后者则是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劳动安全卫生标准的工作环境。③劳动待遇。包括工资、保险、福利等劳动待遇，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对于劳动合同的法定内容，当事人双方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协商具体执行办法，但不得低于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标准。 早期的劳动合同原先都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大多数民法典中都有关于劳动合同的规定，但当人们逐渐认识到其特殊性后，它便被作为一种特别合同对待，如《法国民法典》中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已被废除或已并入1910年发布的《劳动法典》的第一编中。1896年制定的《德国民法典》中有关劳动合同的修正极为重要，但也已由《工业法典》、《商法典》和其他单行法中特别规定加以补充，一部分已被它们废除。在大陆法系各国，并没有统一的劳动合同模式。[5](p158) 四、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与管辖具有特殊性 19世纪在大陆法系各国先后建立了双重法院——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这种司法体制的依据与公私法分类理论互为因果。它们的管辖权严格分开，普通法院受理私法案件（民事和刑事案件[3]）。行政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通称为公法案件。[5](p127)而劳动争议案件的管辖，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都有归属于专门的劳工法庭，虽然这种法庭有的属于普通法院，有的属于行政法院，其构成、管辖权和职能等在各国大有区别，但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在一程度上也是其社会性的反映。 在我国，依现行劳动法律规定，处理劳动争议适用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四种形式，其中仲裁是主要形式，且为进入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即当事人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时，才可以在规定时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劳动争议案件的管辖主要是劳动行政部门和普通人民法院。 仲裁可分为民间仲裁和国家仲裁。我国对劳动仲裁属国家仲裁，由国家授权的专门仲裁机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行使仲裁权。这种仲裁不适用属于民事程序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而适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案规则》、《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特别劳动仲裁法规，劳动仲裁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采用规范的办案形式和程序，裁决结果能够引起争议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或消灭效果，且形成为正式的法律文书，执行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显然，我国的劳动仲裁具有公法程序色彩。 诉讼是劳动争议案件的最后解决方式，我国的劳动诉讼具有私法色彩，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由人民法院民庭依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五、劳动监察是以保护劳动者个人利益为主要目标的具体行政行为。 与其它法律部门一样，劳动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劳动法律主体双方的自觉行为，但基于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事实，对于用人单位的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劳动者不能完全运用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这样劳动执法就离不开以国家权力为依据的劳动监察制度。在我国，“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于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6]（第88条），但真正具有法定劳动监察权力的机关是劳动行政部门。 国家专门的劳动监察，西方称劳工检查或劳动纠察，是由劳动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遵守劳动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检查并对违法行为予以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劳动监察关系的行政性质使得劳动法具有公法性，但是这种监察的关键和重点是用人单位，特别是用人单位的行政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通过劳动监察，避免和减少诸如玩忽职守、忽视安全、违章指挥、强迫命令、无视职工合法权益以至产生重大责任事故等不执行劳动法、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就劳动关系的双方主体而言，它显然是以保护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为主要目标的。 以上是劳动法社会法性质之荦荦大端，它们使我们无法为劳动法贴上公法或私法的标签。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劳动法具有社会法这样的特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和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置身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把握这些要求和规律，对于利用劳动法来保护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广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6. 简述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商法与经济法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学科。简单地说，商法调整的是各商主体之间的关内系，经济法则调整国家容与经济主体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二者侧重点不同。而且商法属于私法，是用来维护主体的私权的，关注平等主体的利益关系；经济法则更大一部分属于公法。

7. 民法的体系包括哪些

民法包括哪些？
一、法学理论上的体系

（一）小民法

总则、物权、债权（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亲属（婚姻、继承）。

（二）大民法

小民法+知识产权（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

如果算上商法部分，还有公司法、海商法等等。

二、立法体系

总则：民法通则

物权：物权法

债权：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亲属：婚姻法、继承法

知产：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其他：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海商法、担保法，等等。
民法体系是什么？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民法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减少和消除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将更加便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

2002年12月22日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对此种体例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我认为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种民事关系。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有些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例如，德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不动产登记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
民法系统包括哪些法律？
您好。民法是关于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是有关民事关系法律法规的统称。我国现行有民商合一的立法倾向，故民法继民商法。有成文的民法典和有关民事法律的单行法规。独立成文整编法律为：民法通则及其司法意见适用。物权法。债权法（担保法，合同法及其适用法律的解释矗规定）。亲权法（继承法，婚姻法。收养法）。侵权责任法（适用任何侵害合法权益案件）。商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民事单行法：在行政及经济方面的单独立法条例。
民法的基本体系 是 什么？
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体系分两种：

一为以法国民法典的法学阶梯式，分为三编，第一编为人法，第二编为物法，第三编为取得物的方式。

二为以德国民法典的学说汇纂式，分为五编，第一编为民法总则，第二编为物权编，第三编为债编，第四编为亲属，第五编为继承。

我国因为没有民法典所以并无明确采多少编，但大致体系为德国的五编制。
民法体系中包括哪些基本制度
就民法总论而言，主要有法律主体（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法律客体、法律行为与法律关系、代理以及期间期日、诉讼时效等。

从民法分论所调整的权利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制度：

总的来说可以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另外还包括一个知识产权

具体来说，财产权可以分为：债权（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和物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人身权可以分为：人格权（一般人格权、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等）和身份权（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发生的相关权利，如扶养、继承等）

知识产权因兼具财产和人身双重属性，故而单独列出，具体而言，知识产权还可以再分互：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
民法都有哪些结构？如何掌握民法体系的要点？
首先是总论部分

分论就由物权编债权编人身权编侵权责任编组成
中国民法体系
没有民法典，现在以物权法为基础的一系列民法法律作为民法体系。
民法包括哪些法
，《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常》、《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
属于民法部门的法律有哪些?
债法（包括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物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
什么是民法？民事主体包括哪些
民法：调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的总称。

民事主体：是指根据法律规定，能够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当事人。 能够充当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