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看法

① 刑事诉讼法产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被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尽管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行为，但我个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是充满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深刻的发展动因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剖析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别是回答为什么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这一国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GDP连年以9%以上的速度递增。这种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也必然会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为了决策机关与社会公众越来越关系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均着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改革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了推动中国法制状况前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最能为政治决策机关所认同？我个人认为，诉讼法的修改是首选的方案，诉讼法是关于诉讼程序、诉讼步骤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强调纠纷的程序化解决，与剧烈的司法体制、人财物等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不同，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可以逐渐、安全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要进行再修改的第一个背景与动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会公众与法律人当中越来越受到认同，这为刑诉诉讼法的修改创造了另一基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学术界对程序独立价值的研究逐步开始深化，新闻媒体也通过不断的宣扬程序的价值、功用来提高社会公众对程序独立性、正当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认知程度。观念的转变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第三，刑事诉讼法自身存在着若干重大弊端与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细致的执法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整治，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立法中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频频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得通过立法修改，遏制长期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这一社会实践要求显得更加突出。要切实解决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必然之路。坦诚地讲，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法治先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中国近年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在民商事方面进展较大，我们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为先进。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发达程度却不容乐观。这一推论可以从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两个角度来证明：从“质”的角度来看，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法治国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则与制度在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处于缺失状态，最简单的例子是西方国家200多年前就已经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恐怕很难用“中国的国情”这一借口就能解释得通；从“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225个条文，2万字多一点，这样的一种条文规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须知刑事诉讼法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执法人员、相关人如何操作，作为一部操作性质浓厚的法律必须完备、详细，其条文数量应当多于实体法的条文数量，而我国刑法现在的条文数量都有448个，可见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真是少得可怜。由于条文数量少，规定粗，导致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个机关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这种状况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是严重相悖的。总之，保质保量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也呼唤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② 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

一、增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二、将《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三、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増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四、増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

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

五、将第《刑事诉讼法》三十七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査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六、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査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七、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増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

八、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修改为“（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九、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

十、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査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十一、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増加一款，作 为第二款:“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应当记录在案，随案移送并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有关情况。”

十二、増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监 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依照本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査。人民检察院经审査，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査，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不计入审査起诉期限。”

十三、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十五日。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十四、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审査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下列事项的意见，并记录在案:

（一）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

（二）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

（三.）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

（四）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事项。

人民检察院依照前两款规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

（三.）其他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形。”

十六、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増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并随案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

十七、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三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査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査封、扣押、冻结。

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十八、第二编第三章增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不起诉。

根据前款规定不起诉或者撇销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

十九、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或者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案件可以7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至七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或者七人组成合议庭进“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至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三人或者五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

二十、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増加一款，作 为第二款:“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审判长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审査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

二十一、増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对于认罪认罚案 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

（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

（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二十二、第三编第二章増加一节，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节:

第四节速裁程序

“第二百二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侯，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

第二百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速裁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

（三）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或者适用速裁程序有异议的；

（五）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

（六）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章第节规定的送达期限的限制，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当庭宣判。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情形的，应当按照本章第一节或者第三节的规定重新审理。

二十三、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款修 改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当予以减刑的，由执行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报请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十四、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修改为:被判处罚金的罪犯，期满不缴纳的，人民法院应当强制缴纳；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二十五、第五编增加一章，作为第三章

第三章缺席审判程序

“第二百九十一条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毕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人民法院进行审査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前款案件，由犯罪地、被告人离境前居住地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或者外交途径提出的司法协助方式，或者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将传票和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

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后，被告人未按要求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作出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人民法院缺席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将判决书送达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不服判决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辩护人经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同意，可以提出上诉。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确有错误的，应当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五条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罪犯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将罪犯交付执行刑罚。交付执行刑罚前，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罪犯有权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罪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依照生效判决、裁定对罪犯的财产进行的处理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六条因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被告人仍无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或者同意恢复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况下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七条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人民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

二十六、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条改为第三百零八条，修改为:“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中国海警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对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査权。

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

军队保卫部门、中国海警局、监狱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章节及条文序号，根据本决定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③ 刑诉法修改草案

我国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制定的，1996年，我国对这部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一次大修改。当时，徐静村作为当时全国人大邀请的国内专家组副组长参加了修订工作。徐静村对记者说，那次修改完成后，绝大多数专家都以为刑事诉讼法至少20年不会再修改了。然而仅仅过了4年，徐静村及很多法学家就分别提出了要对刑诉法进行修改的意见。

原因是什么呢？徐静村解释说，1996年那次修改是为了改革庭审制度而进行的。因为过去庭审实行的是“法官一问到底”的方式，控辩双方在庭上处于消极状态。这种庭审方式多次受到批评，国内学术界、立法界和司法界一致认为这样的审理方式不科学。于是，一些法学专家和法律界人士提出，要一改“法官一问到底”为“控辩双方当庭举证质证，法官居中审判”的形式。然而这一良好的愿望并未通过那次修改而达到，后来的庭审实践证明，至少在以下的几个方面存在明显的缺憾并无法克服：(1)主要证据庭前移送无法避免法官庭前形成预判的问题。(2)起诉制度的修改不尽完善，无罪推定的精神难以得到充分体现。(3)侦查制度的修改势在必行。比如收容审查作为一个非法定程序，被普遍实行。(4)律师提前介入形同虚设。为了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作用，主张律师提前介入是1996年刑诉法的进步。但是，实际效果却并不乐观。律师介入受到诸如申请、批准、限时、侦查人员在场等种种限制，到了庭审时，由于侦查阶段证据收集受到限制，律师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据，当律师言辞稍有过激时，不仅庭上可能受到法官的指责，在庭外也经常受到伤害。最高法院的统计表明，1996年刑事诉讼法公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律师参与辩护的案件，比起修改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很多。

刑诉法修改的三种不同意见

虽然国内对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在对如何修改这一法律的问题上，专家学者们的意见也是有区别的。当时主要有三种观点：一、不用修改刑诉法，而仿国外实行统一证据法，即通过制定统一的证据法统辖刑事、民事和人身关系三个证据法，从而达到完善法律之目的。二、只制定刑事证据法。我国的诉讼理念不同于美国等国家，我国的刑事诉讼遵循确凿证据原则，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民事诉讼遵循优势证据原则。而人身关系部分，涉及的主要是人的相互关系(如夫妻离婚)，无关生命、自由等问题。因此，这种观点主张不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也不制定统一证据法，只制定刑事证据法。三、全面修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这种观点认为，一是现行的96版刑诉法本身亟待完善，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只有通过修正法律本身才能根本解决；二是司法解释中存在严重的冲突。全国人大也关注到该问题，并由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中央六部委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国家安全部作出过48条解释。然而，这样的解释不仅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其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司法部、公安部以及国家安全部四部门根本就不具备司法解释权；三是有关证据的收集也应该与程序法相融合。我国是制定法国家，刑诉法是程序法，从侦查到起诉到审判，无一不跟证据密切相关。因此只有对刑诉法本身进行修改才能根本解决存在的问题。

徐静村自2000年开始课题研究。他说，他的一个初衷就是为了推动国家立法机关尽快将刑诉法的修改提上议事日程。至2003年8月，该课题有了成果《21世纪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研究》，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此书一经出版，很快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和支持。司法部在计划外将“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增列为2004年重点研究课题直接下达给徐静村教授。课题组在进行了广泛收集资料，通过问卷调查、访问座谈等方式听取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同行专家和社会各界，对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意见和建议，范围及于20多个盛市、自治区。

④ 辩护制度的制定与修订刑事诉讼法

中国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提出意见，对涉及这部法律中律师的辩护权、律师会见、调查取证、死刑复核中的辩护等方面提出建议，旨在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目的。
全国律协是以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建议稿与论证》一书的方式提出上述意见的。
全国律协会长于宁说，回顾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1996年修订这20多年的历程，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对人权的保护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其中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律师广泛地参与了刑事诉讼活动。
但是他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公民权利意识增强，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其结构性缺陷以及法条粗疏等问题逐渐显现，导致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途径狭窄，行使辩护权利受限，执业风险加大等一系列问题，出现了很多律师不愿办理刑事案件，刑事案件辩护率大幅下降等问题，其结果是刑事司法活动缺乏有效制衡，司法公正难以保证，负面的社会影响逐渐增加。
因此，这本书的主编田文昌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作为全国律师业自律性组织，把这次修法看作是完善律师辩护制度及其他诉讼制度的重大契机。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出发点就是强化人权保障理念，从以打击犯罪为中心转变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而保障辩护律师的职能，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控、辩、审三方构成了诉讼基本要素，缺少任何一方、或者各方权利配置失衡，都会导致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难以实现。”他说。
这次建议稿起草的拟制法律条文不涉及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全部内容，只是局限在与律师辩护权和嫌疑人、被告人权益保障相关的制度涉及的范围之内。涉及辩护权、律师会见、调查取证、阅卷、刑事强制措施中的辩护、死刑复核中的辩护等16个方面。
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颁布实施，作为中国的基本法律之一，其内容与中国的司法制度、公民权利等重大问题关系密切，直接体现并影响着中国法治现状和发展进程，因此，其修改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法律于1996年进行了修订，2007年10月、2012年3月12日又对这部法律进行了再修改。

⑤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特点

法律分析：确立了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革刑事辩护制度，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即可聘请律师协助；改革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放宽逮捕的条件，完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适用程序；废止收容审查，并将其原适用的对象纳入到拘留中来；改革审查起诉制度，废除免予起诉；改革刑事审判程序，取消开庭前的实体审查，改革法庭调查程序，扩大控.辨各方的参与权；设立简易程序，使轻微案件得到迅速处理；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使其拥有当事人的地位和诉讼权利。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条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⑥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结构之特点

【刑事诉讼】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兼具三角结构的特点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原有的刑事诉讼结构做了重大的变革。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诉讼结构淡化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色彩，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成分，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兼具了三角结构的特点。
我国刑事诉讼三角结构的特征是：
首先，审判中立。第一，不告不理。法院作为争议事实的裁决者决不能主动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只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自诉案件原告起诉后，方可依法予以审理。第二，审判的非偏向性。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有义务与控、辨双方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在当前尤其不能偏向检察机关。
其次，控、辨平等。它包含一下两层含义。其一，控、辨双方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双方都是诉讼主体，而非一方是诉讼主体，一方是诉讼客体，或双方都是诉讼客体。这一点在自诉案件中自不待言，即使在公诉案件中，也不能应为控方是国家机关的检察院，辨方只是普通的公民而有所区别，须知双方在社会中虽具不同身份，但在刑事诉讼中，在法庭的审理中都只是所审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其二，控辩双方权利相同或对应。既然控辩双方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其诉讼权利自然应相同或对应。相同是指双方完全享有同样的诉讼权力。如：庭审双方都有权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勘验，都有权申请相关人员回避等。相对应指一方行使与他方相对应的权利。如：辩护方的辩护权对应与控诉方的控诉权，一方的反对权对应与另一方的请求权等。
再次，控辩积极对抗。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追诉者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很明显，控辩双方对此的看法和主张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对立势必体现为诉讼行为方式上的对抗。由于控诉方是刑事诉讼的发动者和刑事责任的追究者，整个诉讼过程基本上呈现出控方的进攻性诉讼活动和被告方的防御性诉讼活动相互交织的情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最大的修改处之一就是审判方式上的变化，即强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使得双方积极对抗，以推动刑事诉讼活动向前发展。因为，“控辩双方的相对辩论，是法官发现客观真相，正确运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所以，这种变化能够充分推动控辩双方的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的发挥，增强庭审的辩论性和透明度，以便法庭审理更趋科学，审理结果更能为当事人接受。

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1996)

一、第一编第一章的题目修改为：“任务和基本原则”。二、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三、第二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四、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五、第三条后增加二条，作为第四条、第五条：
1、“第四条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2、“第五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六、第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七、第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八、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五条，其中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的规定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第六项修改为：“（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九、第十二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十、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十一、第十五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反革命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三）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十二、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三条，删去关于“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规定。十三、第二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九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十四、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三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十五、第一编第四章的题目修改为：“辩护与代理”。十六、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十七、第二十六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三条：“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⑧ 比较2012年刑事诉讼法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的规定有什么不同

新刑诉法中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应该进一步细化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当依法逮捕。
    新刑诉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对比新旧两种对逮捕条件的规定，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1996年刑诉法对逮捕条件规定得比较笼统，新刑诉法的立法者力求将逮捕条件规定得详细，更便于操作，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易操作的问题，如新刑诉法采取列举式的方式来规定逮捕的条件，尽量做到便于对照操作，但无论是“可能实施新的犯罪”还是“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或者是“企图自杀或者逃跑”，均为对犯罪嫌疑人主观的判断，是一种预期可能性，和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认定不同，是否可能发生，只能通过相关间接证据的分析来推断，判断者的认识主观性更强。
    因此，如何正确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可能”发生新刑诉法列举的逮捕条件，就对侦查监督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公安机关对这些主管判断逮捕必要性证据收集也是一个问题。例如：某甲盗窃一辆摩托车价值5000元，既无前科又非累犯，又无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行为，也无可能实施新的犯罪迹象，也没有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或者是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等证据，仅仅一次盗窃5000元属数额较大，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总之不符合刑诉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是批准逮捕还是不批准逮捕，如果批准逮捕，显然属欠缺逮捕必要性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那么如果不逮捕，谁又能保证其不继续犯罪和打击报复呢？如果继续犯罪，谁又能承担起此责任呢？
    对此，笔者认为应该继续细化逮捕条件，使侦查监督部门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例如可以规定：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的；因防卫过当造成重大损害或者避险过当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并积极赔偿损失的；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犯罪后有悔罪表现且明显符合缓刑条件的；过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等为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此外，还可以增加侦查机关提请前论证，提高审查针对性和准确性，也有助于防止对明显无逮捕必要的盲目报捕，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⑨ 为什么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有什么政治意义（或作用），有什么重要性

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制定，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进行了修正。实践证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总体上是科学的、合理的。刑事诉讼法修改16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刑事犯罪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有必要在认真梳理代表议案、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照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对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进一步加强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需要。当前，在惩罚犯罪工作中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增强，对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护公民权利提出了更高要求。各方面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十分关注。本届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有2485人次和1个代表团提出相关议案81件。司法机关和其他方面也在不断提出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建议。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护公民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各方面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十分关注。本届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有2485人次和1个代表团提出相关议案81件。司法机关和其他方面也在不断提出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建议。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护公民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暴力犯罪增多，犯罪的种类和手段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都对我国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通过刑事诉讼准确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适时修改刑事诉讼法，着力保障公共安全，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需要。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中央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推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需要加快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要求的具体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