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刑事诉讼法

『壹』 命案必破是怎么来的

一、何为命案
(一)命案释义
我们通常所说的命案,一般是指杀人和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命案必破”的基本涵义是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命案的发生,即使发生了命案,也必须千方百计地力争破获。在2004年11月公安部南京会议(全国侦破命案工作会议)上,公安部认可了此前湖北、河南等地所做的尝试,正式提出“命案必破”口号。
(二)“命案必破”的缘起
而为什么会提出“命案必破”呢?应该是源起于1996年和1997年《刑事诉讼法》、《刑法》的修改而导致的公安机关内部组织的变化。
对公检两机关而言,1997年《刑事诉讼法》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公安、检察院的侦查管辖权作了较大的调整,将原来配属于检察院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的涉税、打假等经济案件的管辖权划归公安部门。1998年,以“两高三部一委”的“四十八条”为最终形成标志,确定了新的管辖格局。
此睁乱外,由于公安机关内部有严格的职能分工,而“命案”主要由刑警(支)队负责,公安内部跨管辖权办案又是“讳莫如深”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对“命案”提出特别激励的话,公安各警种分散的警力和各级公安部门主管领导分散的精力导致的结果一定是“命案破不了”。由于持续的投入不足以及资源调配不均衡,造成命案的侦破率的下降甚至命案侦破上无所作为。
比如此前的黄勇案件、杨新海案件。但命案又存在着极大的恶劣的社会影响,如果不侦破,将给百姓带来恐惧和不安,基于此,公安部提出“命案必破”的口号。
可是在这种“重破案,轻保护”,特别是搞“严打”时,还会有“限期破案”这样的口号;另外还有破案业绩的考核,破案以后就奖励,案件还没有定,“英雄”的称号就给了,这是不正常的。
从此,湖北的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内蒙呼格案以及河北的聂树斌案都是在这种“严打”的氛围中产生的冤案,从证据法学的角度来看,“命案必破”理论也是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的。
二、证据法上关于“命案必破”的探讨
边沁曾经说过:“证据是正义之根基:排除证据,就是排除正义”。当发生刑事案件乃至于命案时,如果站在理想主义的角度排除一切案外因素的话,当事人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公权力机关要主持公道、实现正义的基础无疑首先考量的应当是证据,因为当事人的诉求、司法机关的裁决都必须建立在证据的支撑之上!
从上一段可以看出,“命案”的侦破也必须是在充分证据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确认。我国学者曾先后提出过数十种证据的属性,目前影响较大的为相关性、可采性、可信性。相关性是证据的根本属性,它是证据和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它能表示出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一种直接或间接的证明关系。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48条:“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可采性是证据能否被采纳作为定案依据的属性,表示一种证据资格,首先不相关的证据是不可采的,其次相关证据也不一定采纳,因为根据证据对待事实支持或否定的强度不同,从而得出是否采纳不同的意见。可信性是指证据有值得相信的特性,实物证据来源也必须可靠,言词证据也要存在可信性。这是证据的三性。
从证据影响最大的三性中可以看出,证据需要求真、求善,并且根据证明不同的案件事实,还存在排除的过程,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做到每个案子都能发现“既真又善”的证据的,那么“命案”要求的百分之百破案率也是无从谈起了。
再看看“证据之镜”原理。众所周知,事实认定是审判过程的重要环节,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人民法院只有在证据基础之上查清事实真相,才有可能正确适用法律。事实认定是事实认定者对特定事物及其关系真实存在之可能性的确定。
“命案”的审判是由法官确定的,法官根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通过经验推论,通过思维推理来重现过去事实的发生过程。但是,法官并不是案件的亲历者,他只有通过大量的证据来间接的认定事实,从而证据成为沟通案件事实与认识主体之间联系的唯一桥梁。证据就像一面“镜子”折射案件事实,没有证据,就不可能认定案件事实。
“证据之镜”原理决定了证明标准是概率标准。因为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始终存在自己的主观的臆断,没有法官可以百分之百的保证自己在进行自由心证的过程中可以不偏不枉,完全重复当时案陵早液情发生的真实情况。
在美国,有数据表明,在强奸谋杀审判的死刑定罪中,重罪审判的错误率大约在之间。从这些数据也能看出来,对于“命案必破”所要求的百分之百的准确性,确实是不能达到的标准。
再看看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证明责任包括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举证责任是提出尺物证据的责任,说服责任是提供“充分”证据的责任,与证明标准相连。在刑事诉讼中,一般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即诉讼地位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定罪之前应处于无罪的诉讼地位;在举证责任上,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在诉讼权利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当案件发生疑难时,应作有利于被追诉一方的解释。
而证明标准不仅要说服事实认定者,还要说服对方当事人。诉讼双方在履行了自己的说服责任后,使对方“心服口服”,使争端得到终局性解决,从而保证案结事了。
那么在“命案”中,进行控诉的检方能够完美无缺的进行每次控诉吗,都能搜集到具有高度证明力的证据吗?这值得我们质疑,更加说明了命案不能百分之百的得到准确的侦破。
三、结语
所以,如果坚持“命案必破”的口号,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促进“命案”的侦破率,也能提高公安机关对于“命案”的重视程度,但由于证据的特点,不能找到百分之百“既真又善”的证据,“命案”根本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的侦破,如果非要强行为了这一标准侦破,那么会造成很严重的冤假错案,不利于保护人权

『贰』 我国的司法机关有哪些再审改判聂树斌无罪体现了哪些司法原则

一、聂树斌案改判无罪具有重大意义，堪称我国刑事司法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
首先，聂树斌案改判无罪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中实现的。案件从2005年王书金出现、聂树斌母亲张焕枝不断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听证、决定再审到最终宣判，虽然步履艰难，但始终在向正确的方向推进。冤错案件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严重影响法律尊严。中央政法委于2013年7月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2014年10月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要求完善再审制度，解决再审启动难、改判难问题。没有这些重要精神和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聂树斌案改判是不可能的。此案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走向文明的代表性案例。
其次，聂树斌案再审无罪，彰显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重塑司法公信力、纠正冤假错案的坚定决心，以及敢于直面错案疑案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及负责复查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承办人多次表示，聂树斌案件的复查、再审要经得起真相与历史的检验。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改判体现了一种审慎的司法观念。虽然聂树斌已无法复生，但今天的改判是对其家人多年不懈努力付出的慰藉。
再次，聂树斌案再一次为“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作了有力的背书。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近三十余件重大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许多案件是按“疑案从无”的原则改判的。“疑罪从无”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是程序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遵循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冤错案件的唯一选择。聂树斌案案发时间长、证据灭失多，查清事实和证据的难度极大。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存在多种不同意见与观点。从公布的现有证据来看，既不能证明王书金是真凶，也不能否定公安机关认定聂树斌具有作案嫌疑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坚持“疑罪从无”改判无罪，为未来的司法活动提供了准则和标杆。
第四，聂树斌的复审、改判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中立裁判、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坚定立场。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以审判为中心，人民法院坚守司法中立，树立司法权威。聂树斌案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媒体和法律学术界的关注，舆情复杂多变。无论舆论如何，审判活动关注的核心始终是证据和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定异地复查、再审过程严谨、审慎，坚持证据裁判，对案件保持了超然和客观的态度,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居中裁判。
二、聂树斌案改判过程中旨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各项制度探索，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是使案件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提审作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的一种方式，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已经二审终审的刑事案件为数不多,足见其对提审案件慎之又慎。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本案，是对此案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也是对民声民意、社会关切的有效回应。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案件，有效避免了自错自纠和久拖不决。因聂树斌案在河北省一审、二审，被告人家属多年申诉无果。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这在我国刑事诉讼历史上非常罕见。聂树斌案被异地复查，最大程度保障了复查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聂树斌案开启了疑案异地复查的先例，指出了冤假错案纠偏的示范路径。
再次，复查、再审环节充分保障当事人参与权、阅卷权和公众知情权，召开听证会等有益形式，为处理社会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充分保障代理律师阅卷权，确保其能够完整复印、拍摄聂树斌案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王书金案卷宗。举行聂树斌复查工作听证会也是一种有益的制度创新。听证会邀请了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监督员、妇女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等广泛参与，检察院派员监督，法院官方微博全程图文直播,听证人员填写不记名意见表等做法，都体现了处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总结聂树斌无罪案的沉重教训，完善刑事冤错案件预防与纠错制度
刑事误判、错案的后果极为严重，不仅会对那些被错误定罪的人及其家庭造成严重伤害，也会对司法公信力乃至国家形象造成严重伤害。特别是对错杀、冤杀的情况，其代价是无法挽回的。聂树斌案无罪案，再一次警示严格规范司法的重要性。
首先，要坚持从司法规律出发贯彻落实刑事诉讼制度，消除冤错案件发生的土壤。
聂树斌案的出现，固然有着上世纪90年代办案科技力量不足、水平有限、执法规范化建设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任何时期发生冤错案件，都同样是一个悲剧。查办该案过程中存在的不当、错误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都值得再次反思。如原判对聂树斌案定罪主要依据是聂树斌本人口供，凸显了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思路和“笔录中心主义”的证据审查模式。以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和“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为标志，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保障人权、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从严掌握死刑案件证据标准等原则和制度。但是，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依旧存在着过于重视口供、有罪推定，甚至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等不当理念和行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不再制订“命案必破”等可能导致司法不公，违反司法规律的不合理考核指标，防止因急功近利追求办案效率而造成冤错案件。
其次，以聂树斌案的平反为契机，推进完善刑事案件纠错机制，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和证明标准体系。
聂树斌案虽然平反了，但是应该看到，这起案件平反的原因是偶然的，是王书金这个“真凶”或者“疑似真凶”落网、招供，并进入舆论视野后才成为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而无论是此案“真凶落网”还是其他案件“死者复活”，都是小概率的事件。然而，刑事错案的纠正不能依赖“偶然”。要明确推翻有罪生效裁判的证据标准。从“有错才纠”走向“有疑即纠”。“有错才纠”是目前我国司法在再审程序上的基本观点，其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极高。而“有疑即纠”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显然降低。聂树斌案成为多年的“疑案”，在复审、听证阶段控辩双方存在的分歧主要是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应当明确“疑罪从无”的“疑点”需要证明到何种程度即可作为无罪处理。为确保有错必纠，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查阅聂树斌案完整卷宗，一直成为困扰该案代理律师的最大难题，当事人、辩护人依法享有的阅卷权等程序性权利要充分保障。对于重大、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要将听证程序进一步规范化、常态化，保障公众知情权。
再次，正视和正确认识冤错案件的存在，特别是疑罪从无案件，要“权责统一”明晰错案责任，完善司法责任制。
“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完全避免冤错案件几乎不可能。例如在美国，根据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统计，1989年到2013年之间，至少有1188名曾经被判处有罪者因出现新证据被改判无罪，每年约60-80名服刑犯人被改判无罪，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对于保留死刑的我国和美国等，都存在着错杀的可能。而凶杀、强奸等特定犯罪在冤案中占有相当比例。对于冤错案件，追责程序是督促和预防冤错案件的制度保障，同时“权责统一”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对冤假错案的追责,要公开透明,主动回应社会关注。冤假错案的追责同样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明晰责任。

『叁』 仅凭口供可以定罪吗

不能，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肆』 从刑事诉讼上来看，聂树斌案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的哪些问题（从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思想上来谈）

1、立法与刑事政策与价值理念方面。由于我国刑法长期以来的传统就是“有罪推定”，这项原则已经在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普通民众的心中扎根，这与现代法治社会的刑事政策与价值理念背道而驰，可以说，“有罪推定”原则是冤案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从具体的制度上分析，我国的立法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亟待完善。
首先，无罪推定原则尚未真正确立。我国立法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上还没有给予保障，所以可以说我国并没有确立一个与国际社会保持一致的无罪推定原则。尽管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对沉默权规定的缺失使得在实践中，司法人员一旦认为某人有嫌疑，就直接将其认定为罪犯，对其进行羁押以获取其承认有罪的口供，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冤案发生的概率。
其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规则的不完善。证据在刑事案件整个过程当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案件的审判结果，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尽管立法机关已经明确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事诉讼法》，但在实践当中仍然存在许多办案机关使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行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之一在于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规则尚不完善，例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监督机制就还没形成详尽的立法。
2、良好刑事司法环境的缺失。
首先，公安机关一直以来都顶着“命案必破”和“限期破案”的压力在履行着职责，所以公安机关在办案的时候往往为了达到快速破案的目的而采取一些非法手段，如刑讯逼供、诱供等，甚至会出现某些办案人员迫于压力寻找替罪羊等极端的情况。事实上，纵观世界，刑事案件的破案率并不是很高，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只有40%左右，而在我国，根据相关数据显示，1999年以前，破案率居然高达60%以上，这从侧面反映我国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另外，办案经费不足、办案人员能力的缺乏也是公安机关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
其次，检察机关、法院难以独立办案。刑事诉讼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寻找证据得出结论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必须要办案人员心无旁骛地去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这就要求检察机关与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独立办案，这也符合我国的司法的精神。但在我国实践中，在出现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时，地方党政部门进行干预的现象比较普遍。许多地方都存在“三长会”的做法，即由地方政法委组织公检法三机关负责人就疑难、复杂、重大案件进行讨论、协调。地方党政部门并未亲自审查全部证据，对案件事实不太了解，并且基于“维稳”的需要，往往倾向于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因而很容易导致冤案。

『伍』 判刑了还可以翻案不

当然可以翻案，案件审结后，无论是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只要有证据证明系冤假错案，都可以向上级法院或检察院申请启动司法审判监督程度，要求再审。准确地说，这个程序不叫翻案，这是案子走到生效判决后的一个处置方法，法律术语叫申诉。

只要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以前的判决的依据是错误的，那么申诉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大（申诉成功的表现形式或无罪，或减刑）。与二审终审制度不同，再审是一种审判监督的机制一般来说，三大类案件的审判，如果确系冤假错案，那么当事人都有权主张自己合法权益。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五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二百五十二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二百五十三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

（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5)聂树斌刑事诉讼法扩展阅读：

冤假错案翻案案例：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改判聂树斌无罪。法槌落下，沉冤21年的聂树斌终于得到昭雪。在庄严的法庭上，72岁的聂母张焕枝泣不成声。

“我等这个无罪判决等太久了，我很满意这个结果，可我儿子再也回不来了，我很想他。”张焕枝说。21年来，为了给儿子讨回清白，她四处奔波碰壁，但始终没有放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司法系统依法纠正包括聂树斌案在内的重大冤假错案34件，涉及54名当事人，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迟到的无罪判决，虽饱含辛酸，但令人欣慰。

“我们看到了国家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心和司法改革的成效，希望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说。

如何建立起依法纠正和从严防范冤假错案的诉讼制度和工作机制，让正义不再迟到，已经成为司法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一项重大课题。

『陆』 聂树斌案的始末

聂树斌案始末：

1995年，河北省鹿泉县人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

2015年，聂树斌案复查期限先后延期四次，至2016年6月。复查后因不能认定聂树斌杀人强奸，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2017年3月3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告，该院已对聂树斌家属聂学生、张焕枝申请国家赔偿案作出赔偿决定，赔偿金额共计268万余元。

(6)聂树斌刑事诉讼法扩展阅读：

案件时间轴：

一、案件发生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在该市西郊孔寨村附近一块玉米地里被强奸杀害。一个月后，原鹿泉市综合职业技校校办工厂工人聂树斌被警方以该案嫌犯名义抓捕。

二、一审判决

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及强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聂树斌提出上诉。

三、二审判决

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作出二审判决：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强奸妇女罪，改判15年，合并执行死刑。两天后，聂树斌被枪决。

四、“一案两凶”现端倪

2005年，河南省荥阳市警察抓获河北省公安厅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王书金供述称多次强奸、杀人，并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奸杀案也是他所为。

五、王书金案开审

2006年，邯郸市中院开庭审理了王书金一案，但起诉书内只字未提与聂树斌案关联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

六、王书金案一审判决

2007年3月，邯郸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王书金死刑。王书金提出上诉，坚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是其所为。

七、“一案两凶”王书金案判决

2013年9月27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 [6]

八、法院复查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决定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九、院进行复查。

2014年12月12日，山东高院立案复查当天，该院复查工作合议庭法官会见了聂树斌近亲属和其代理人，依法向聂树斌母亲张焕枝送达了立案复查决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