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A. 详细解读司法考试各门学科

一、法理学、法制史、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

法理学是司法考试中一项基础性学科，每年的大纲都会随着学术研究以及政治形势的新动向作出适当调整。因此，每年的大纲变动和新增考点都会成为当年司法考试的重点内容。但是，法理学基本的知识点和结构框架都是固定的。法理学的重要知识点集中在法的本质、法的价值、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关系、法的溯及力、法律体系、法的运行方式、法的继承和移植、法与道德、法与人权、法治与法制的区别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根据近几年出题的规律，法理学的测试越来越注重运用法学知识分析、评价有关的案例、事例或者法条。自2003年开始，每年都会考查一道法理学的论述题。法理学所占的分值也逐渐加大，接近50分。因此，法理学的地位非常重要，值得重点关注。

法制史的内容比较少，教材上所有的内容仅占几十页，考查的形式是选择题，分值在10分上下。物稿困法制史的重点一直比较突出，中国法制史方面集中在各朝法制思想、婚姻继承制度、司法制度，法典、重要刑罚制度及其入律时间、清末修律、“预备立宪”等内容上。外国法制史主要掌握罗马法、美国宪法、英美司法制度、两大法系、大陆法系中宪法与民法的主要内容。这些知识点要理解并能够运用其分析相关案例。相比较而言，法制史的考题难度不大，是考生拿罩念分的科目。

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的地位和法制史相类似，分值在12分上下。司法制度的重点内容集中在司法的基本原则、审判、检察、公证制度的基本原则。法律职业道德的重点内容包括法官、检察官的任职回避、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类型，这部分内容参照《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以及相关法律规范学习，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二、民法

民法历来是司法考试中的所占分值最多的科目，故有“得民法者得天下”的说法。民法内容博大精深，需要我们全面理解并融会贯通。司法考试考查的比较全面，但还是有重点可循，而且这些重点在历年的考试中反复考查。

民法总则部分，主要集中在意思表示、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诉讼时效、代理、特殊侵权等重点内容。物权法的重点主要包括物权变动、物权的效力、共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合同法中，重点是要约规则、缔约过失责任、合同的效力、买卖合同和赠与合同等。婚姻法主要集中在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承担，继承法集中在遗产的分配这一重要考点上。知识产权法在 14分左右，《著作权法》是重心，试题难度也。当前的知识产权法命题越来越集中于侵权行为的认定。《著作权法》还易于考核权利主体、合理使用和权利内容。《专利法》易于考核专利的新颖性，《商标法》易于考核商标的构成条件。由于知识产权法愈来愈侧重理论考查，试题几乎都是拟制的案例，考生仅仅靠复习法条是绝对行不通的。建议在全面了解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认真阅读教材或接受培训和辅导。

三、刑法

相信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刑法的重要地位。刑法也是司法考试中体现“重者恒重”这一特点的学科。在刑法总则中，着重掌握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构成、排除犯罪事由、共犯、犯罪停止形态及其处罚、罪数形态、刑罚的种类以及数罪并罚的原则。刑法分则的罪名当中，盗窃、抢劫、绑架、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罪、拐卖妇女儿童、诈骗、贪污贿赂犯罪是历年考查的重点，必须要牢牢掌握。刑法的试题难度较大，需要投注较多的精力复习。除了对教材的细致把握之外，相关的司法解释、刑法修正案也是重点内容敬好。

四、宪法、行政法

宪法在司法考试中所占分值为20分左右。宪法的内容比较多，但考查难度不大，虽侧重于对法条的考查，但近几年对理论也有加强考查的趋势，而且论述题的出现，也需要考生对宪法基本理论予以把握。宪法的重点主要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选举制度、立法体制以及港澳基本法的重点内容。

行政法由于学科特点以及理论的深度决定了对该科的掌握难度较大。在司法考试中，对行政法的考查内容繁杂、题目灵活，考生不易得分。行政法涉及行政法的基本理论、行政复议、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政府采购、公务员法、国家赔偿法以及应急条例等内容。行政诉讼法的考查集中在证据以及和民事诉讼程序的不同之处。另外，需要格外关注的是，自 2003年始至今，有 3年都考了行政法的论述题，而且都是考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这就需要在对行政法的掌握深度上，比其他学科要深刻。

五、民诉

从题型来看，无论是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还是案例分析都有考查民事诉讼法的题目。所占分值在 70分左右，也是司法考试的“大户”。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故掌握起来宜按照程序的开始、进行、结束这一过程来学习。从历年司法考试出题的内容来看，管辖、审理程序是必然的重点。此外，第三人、共同诉讼、证据、调解、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执行等也是重要内容。仲裁法部分主要集中在诉讼和仲裁的关系、仲裁协议、仲裁程序、仲裁裁决的撤销和执行。作为程序法来说，司法考试考查的题目几乎都可以从法条找到依据，因此，对《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掌握非常重要，但是，随着司法考试整体上对理论考查力度的加大，对当前的理论热点也要予以关注。

六、刑诉

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相比较民诉而言，在所占分值上略高于民诉。其内容更多、程序更细致，掌握起来的难度也更大。具体而言，复习法条是必要且非常有效的方法。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内容比较多，集中在管辖、侦查程序、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回避、辩护人、审判程序、简易程序、刑事附带民诉、死刑复核程序。尤其要注意公、检、法在处理某一案件时，相互的联系和制约。另外，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近几年来也是热点，也有出论述题的可能，不能掉以轻心。刑事诉讼部分要拿高分，《刑事诉讼法》、《刑诉解释》、《高检规则》等法条必须牢记。

B.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对法的价值进行整合，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出处】《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摘要】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形成了诸如“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政府法治论”以及“人民主权论”等十几种学说和观点[1]，堪称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国行政法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十余年的“论战”，在其建国之时，制宪先驱们便开始奉分权与制衡为国家政体之圭臬，在目前中国。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专断和越权的危险，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动的部门法，而不是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律。[2]当然。

【关键词】行政法；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虽然持“控权论”者都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力之法，但是从持“控权论”者的相关著述来看，似乎呈现出两种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权论，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权有双重目的，即不仅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和逾越，而且还要能够通过驾驭行政权使其有效运作[14]。两种意见相比较，后种表达方式显然更为成熟和恰切。诚如有学者所洞见的那样，“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权，但是控权一词的涵义更为丰富，近代的控权就是指严格限制行政权，防范和制裁违法行政行为。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控权，是指法律高于行政权，法律支配着行政权，控制成为一个中性词，它除了传统的限制的含义，还包括引导和鼓励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权论的历史脉络以及控权论的内涵界定、基本内容和主张之后，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进路，深入地对控权论做出理论上的检视。也正是由于“控权论”在行政法历史上饱蘸着人类“警惕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政治智慧和宪政要髓，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才能使其备受青睐，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质与表象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出现，绝对不是学者们努力创造或建构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它产生于西方社会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理性文化和深刻的历史反思能力——怀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对政府和政府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控权论思想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对“人性恶”[4]和“权力导致腐败（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19世纪阿克顿爵士言）的本质认识。

孟德斯鸠早就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在他看来，“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结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制约权力。”[16]孟氏的以上论述，实质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学底蕴。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也指出“与专断的权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绝对的至高性和主导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专断的、特权的，或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17]可见，由于“权力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18]。不仅如此，在西方人看来，政府及政府权力是从来不被信任的。作为1787年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的汉米尔顿认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9]杰斐逊也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带有人类弱点和某种痕迹，带有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运用狡智便能发现，居心叵测并去发掘、培植和助长。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护人。”[20]诸如此类思想家们的经典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正是“控权论”这种理念——对人性的反思和对权力的警惕，才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控权”来达到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这是一种基于对事物（权力）性质的本质而非表象认识所得出的理性结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控权论）并非简单移用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而是建立在对行政权力本质认识的基础上，从而正确揭示了行政法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21]。有人在批驳控权论时指出：控权论所主张的“控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为控权而控权；并进一步指出控权论不注意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与保护，只强调个人利益[22]。这种认识之所以值得商榷，其关键就在于对权力认识的“表象化”，没有看到在权力与权利博弈过程中权利的弱势地位和权力的暴力性。如果仅仅因此便主张“平衡论”，反倒给权力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么平衡的结果必将是：不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权力的施暴将会变得肆无忌惮。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控权论一度成为英美法学国家和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追逐的主流观点，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学界不少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有学者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整合为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5]但是，“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强调控权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早已为中外思想家所公认的法治精髓和实质。人们可以不赞同作为‘理论基础’的控权论，但谁也不能否认控权作为实现正义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经典的价值和意义。”[23]

（二）价值：工具性与目的性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曾经在其学术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在相对的意义上，二者各种自己的侧重点。如果说“工具理性”更侧重于指向为达致特定价值而采取的手段或实现途径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较多地关怀手段实施之后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学意义上，对于法治的基本价值，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一种是工具性价值，另一种是实体性价值（其实也就是“目的性”价值）[24]。同样，关于行政法的价值意蕴，可以从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尽管从学理上看，对法的价值还有其他方式的划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价值分析方法，无疑更具有学术讨论意义。而且，笔者所考察的这两个方面，从纯粹哲学意义的层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脚的，[⑦]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分析意义。据此，所谓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就是对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一样看待，视其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实体性价值则更多的着眼于某种目的或目标，把行政法作为一种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或称实体性价值）从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上来说，在于西方国家一直重视程序对法的意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甚至有学者认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救济的法，而不是实体法”[25]。行政法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体现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权”这两个层面的价值取向上。而控权论正是立足于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即通过对行政权的控制（严格划定权力的界限、贯彻程序原则、控制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等措施），来达到保障私人权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于，美国行政法把从英国“自然公正原则”中继承而来的“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精神）视为美国行政的基石，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政府权力[26]。相比之下，所谓的“平衡论”着眼于一种理想目标的追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其实，这是追求“平衡”的价值诉求，如果说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的话，便是对中国现实情况“有意无意”的忽视。因为，“平衡”之理想的实现，说到底还是要借助于“控权”这一手段。“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行政法旨在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27]。可以说，没有“手段”（工具），就无法达致“目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2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控权论所主张的为保障私人权利与自由之目的而为的控权并不会导致行政机关办事效率的下降，不会影响行政效率，相反还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况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视为终极目的”[29]，政府不能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对待私权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

从哲学上讲，事物的状态有“实然”与“应然”之分，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对它们向上进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实，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可以通过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探究来予以说明。而对事实与价值的近代分野却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会实证主义。近代已降，“休谟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界。在休谟看来，对道德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问题。休谟还提出，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由事实命题不可以推出价值命题。分析实证法学家奥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应当是什么是另一回事”的命题。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价值判断和经验事实，也即要认识到价值命题和事实命题有着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实上，我们的言谈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实”（Faktizitat,fact）与“价值”(Geltung,value)的界限；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它们的能指(signifier)分别对应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别是“应然”（sollen）和“实然”（Sein）的问题。[9]

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上，控权论是摆正了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的关系，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准确的定位。因此，在笔者看来，控权论的恰当性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应然”与“实然”的取舍。控权论的建构不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理想追求（应然的层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实然的层面）：在实际生活中，行政权往往会滥用，只有控权，才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应然状态（层面），才能够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实践上的证明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⑩]

相比较而言，平衡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应然层面）而创设：行政法不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追求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30]。而在事实（实然层面）上则往往会于此追求背道而驰。可见，平衡论既要保障公民权利又要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实施这一价值/理想追求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状况下，它的正确也只能停留在应然的理论层面上，尽管它可能是比较先进和“远见卓识”的。在缺乏分权、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权等宪政基因及法治传统的中国背景下，平衡论一旦进入到实然的现实中，它就会被异化，其结果必然是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激烈冲撞中沦为行政权“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社会现实是逐步推进并在点滴累积中迈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跃，由于理论探讨本身往往比实践具有超前性，而中国平衡论所面对的社会阶段与现实状况和西方国家迥然有别，从而平衡论之于中国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较远，而在现实针对性方面而不及控权论那样干脆和更受欢迎。”[31]

四、暗合：中国语境下“控权论”之证成

既然“控权论”作为“普遍价值”可以分享，那么控权论可否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呢？笔者以为，“控权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可以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只有“控权论”，才真正切合了中国的社会现实。鉴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也只能选择控权论作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一）控权论：一种可以“价值共享”的理论

从立宪主义的角度而言，宪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勾勒了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还在于它是关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制度架构。其核心要义，则是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而达至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于是，限制公权力，成了宪政的“关键所在”；甚至于，宪政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来指代强制权力受到了约束的观念。借用麦基文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宪政，其最古老、最坚固、最持久的本质，仍然跟最初一样，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32]。中国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其中的关键就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义在于“治者先受治至于法”。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说，“限权”、“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浓厚法哲学基础的“控权论”，加之其具有“价值共享”的特点，虽然肇端自欧美诸国，但其精神本质和要求却能够其他国家所引见和适用。也正因为如此，“控权论”可以而且能够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及环境条件

如果仅仅从哲学基础上认定“控权论”的合法性基础，只能证明其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理论主张；而其究竟是否适合作为中国行政之理论基础，还需要对中国现实情况和法治环境作出具体分析，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1.法制文化传统。历史性考察中国的法制文化和法律传统，大致上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集权专制传统；二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三是对个人价值的漠视；四是重实体轻程序。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欠缺那种个人本位、个人主义观念的历史积淀，从而也就没有所谓“个人权利”的概念；相反，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法律一向与伦理道德混杂在一起，成为权力的附庸；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认为有保障私权的功能。在法律关系中，官是主体，民是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平衡”。另外，我国法律文化还明显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2.政治基础条件。如前所述，行政法从本质上来说在于对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配置和定位。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比角度而言：第一，从行政权（政府权力）角度看，目前我国政府权力趋于膨胀且异化现象普遍。这表现在：行政主体队伍扩增，行政机构种类繁多，行政职能不断扩张，自由裁量权大为增加、非权力性管理作用加强（例如，行政指导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审查受限、立法监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显等。第二，从公民权（公民权利）角度看，公民权利远弱势于行政权，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公民救济途径受限且获得救济十分困难等。第三，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对峙和互动来看，行政权力腐败情况普遍；公民权利受侵犯严重。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与公民权严重失衡，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3.经济基础条件。事实上，行政法治不仅要有其法制文化条件，政治条件（宪政背景），而且还要有其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就是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契约等精神中发展而来的。中国目前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权过大，干预的太深，管理的领域太宽。虽然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但由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而较少关注行政管理自身规律的探究和总结，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政府的职能仍需要继续转变，尽快地从经济活动中“可能的领域”抽身出来。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主要国家行政法基本观念和理论基础的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各国在定位本国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时，都是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在具体的行政法实践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在选择和建构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时，西方诸说只能作为参照，因为“不区分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而认为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观念都是一个模式，无疑是一种便狭、绝对化的态度”。正确的作法是，“我们既有必要面向当代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体系，也不可能脱离一国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国行政法的理论说明中国的现实，也不能以中国的理论去指导他国的做法”[34]。换句话说，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都，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当下社会现实（社会环境）的特点而进行。

事实上，中国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与西方诸国不同的进路。在目前中国，对“行政法的认知和把握必须紧扣‘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政理念，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峙中点滴积累行政法的实践，以此迎来宪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笔者以为，在有关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诸学说当中，“控权论”真正地契合了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主题。因为，只有“控权论”的“控权”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权与公民权相互关系中的关键环节，从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控权论”当中的“控权”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权原则、制度和机制，才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受到制约和监控而趋于“理性”，中国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简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联合培养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

C. 行政法如何保护公民权利

行政法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通过赋予行政机关合法权限并监督其行使，来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各项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实现；

二、是通过赋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为的监督权(如检举权、控告权)，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的参与权(如知情权、要求听证权)，特别是对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提起复议权、诉讼权和要求赔偿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

《国家赔偿法》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3)美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扩展阅读：

《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四条

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D. 行政法制的构成要素

1.两要素说。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都持此观点，当然，在要素的具体涵义上存在较大差异。如英国的依法行政由越权无效和自然公正组成。越权无效的核心内容是：越权的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既约束行政实体行为，也约束行政程序行为。自然公正则指：一方面，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无论在行政上，还是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行政裁判官和司法官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才能作出判决。另一方面，避免偏私，“不能自己作自己的法官。”（注：参见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77页。）美国的依法行政构成两要素表现为基本权利和正当程序。前者指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但这种法律必须旨在保护而不是摧残人类固有的基本权利。后者指法律的实施必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 （注：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116页。）台湾学者则主张依法行政的基本内容包括法律优越和法律保留。（注：参见翁岳生：《法治国家之行政法与司法》，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25～229页。）中国大陆也有学者认为依法行政的基本内容有两项：（1 ）行政活动必须根据法律；（2）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 （注：转引自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2.三要素说。认为依法行政由三方面的因素构成。如日本有学者提出依法行政的三项内容为：（1）法律保留。建立议院内阁制、 议会制的民主主义，通过国会对行政进行政治限制。（2）法律优先。 行政立法、行政裁量和行政手续中存在着立法权优先的要求或者立法的统治问题。（3）司法救济。通过法院对行政进行司法方面的事后救济。（注：参见〔日〕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法国的依法行政也包含了三项内容：行政行为必须根据法律；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机关必须采取行动来保证法律规范的实施。（注：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7页。）

3.四要素说。依法行政构成的四要素说主要见诸中国学者的著述中。如有的学者归纳为：（1 ）任何行政职权都必须基于法律的授予才能存在；（2）任何行政职权的行使都必须依据法律、遵守法律；（3）任何行政职权的委托及其运用都必须具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要旨；（4）任何违反上述三点规定的行政活动，非经事后法律认许，均得以宣告为“无效”。（注：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有的学者归结为：（1） 所有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并执行行政法律规范；（2 ）任何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都不得享有行政法律规范以外的特权；（3 ）一切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都属于行政违法行为，自始无效；（4 ））一切行政违法主体，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2页。）还有学者认为，依法行政就是要使一切行政管理活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使行政管理活动合法化的前提条件；有法必依，是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办事；执法必严，是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宪法和法律的过程中，必须保持高度的严肃性，不许有任何的任意性，行政活动都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违法必究，在行政法范围内，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对其违法行为向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群众承担应有的责任。（注：参见侯洵直主编：《中国行政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4.五要素说。台湾学者张载宇对依法行政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素，即：（1）行政权之作出，不得与法规相抵触。 不问法规规定之形式如何，均有拘束行政权的效力。行政权的行使必须遵守法规，不得与法规相抵触。（2）行政权非有法规依据， 不得使人民负担义务或限制其权利。人民与国家的一般权利义务关系，并非权力服从关系，而为行政法规所规定，人民对国家的义务与权利，自以法规所规定者为准。行政机关不得滥用其权力，使人民负担义务或限制人民权利。且因行政权之作用为人民设定权利或免除其义务后，行政机关自身亦应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更改。（3）行政权非有法规依据，不得为特定人设定权利， 或减免其义务。行政机关对于法规在同一情形下应为同一的适用。即对于人民权利的设定或义务的免除，均应依据法规为同等的措施，不得有例外的歧视。若无法规的依据，对于特定人赋予超过一般规定的权利，或免除一般规定所课之义务，均属违法。（4）行政得自由裁量， 须受法规之限制，并符合公意。裁量不得超越法规所定之界限，如裁量超过其界限，则为违法。另外，裁量须适合于社会公意，如不合公意则为不当。（5）行政法规之适用，由行政机关本其职权主动为之。 如社会秩序不良，行政机关应主动适用治安或交通等法规，以维护或整饬秩序，而无须等待人民之请求。此与司法官适用法律采不告不理原则不同。（注：参见张载宇：《行政法概要》，台北汉林出版社1970年版，第99～ 101页。）

E. 什么叫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论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2006年10月（总第期）

孙 建

摘要：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行政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其起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的理念，并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与光大，在我国的许多行政立法中也贯彻了这一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行政法领域要求作到程序的中立，程序的参与及程序的公开。其对防止行政权力滥用，保证行政实体公正的实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落实民主精神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行政法；法律原则；正当法律程序

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基本涵义和历史渊源
正当法律程序是指“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在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1]在《布莱克法律辞典》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中心含义是指：“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听审的权利。” [2]在1996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中,对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有着比较明显的体现。这部法律首次将作为现代行政程序核心内容的听证程序引进了行政处罚领域。此外,《行政处罚法》还规定了行政处罚的公开制度、告知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此后，《价格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也规定了相关的听证制度。这表明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中国已开始落地生根。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起源于英国法中的“自然正义”(Nature Justice),光大于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到了20世纪,包括世界多数国家纷纷进行行政程序立法,通过立法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确立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在英国,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最早可追溯到1215年制定的《自由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凡自由民,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放逐或被加以任何其他方式侵害,我们不得违反这些规定而为之。”《自由大宪章》中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主要涉及到刑事诉讼领域。而在1354年英国国会通过的第二十八条法令——《自由令》第三章中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法律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和生命。”这个法律文件首次以法令形式明确提到并解释了“正当法律程序”这一词语,并扩大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适用范围。
考察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英国的制度生成,则应当溯及英国普通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可以说, 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与“自然正义”一脉相承的概念。在普通法的传统中,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自然正义的核心思想主要有两方面的要求：第一是任何人不得在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第二是应听取双方之词，任何一方之词未被听取不得对其裁判。[3]
美国内战前期,汉密尔顿在1787年的纽约州批准宪法会议上提出了“正当法律程序”一词,该会议予以采纳并提出《人权法案》。该法案规定:除非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否则,任何人都应得到保证,不被剥夺特定的权利。这是最早用“法律的正当法律程序”取代最初来自英国大宪章“国家的法律”措词的美国法规，并且构成了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和后来的第14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起源。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1868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从《权利法案》提出正当法律程序一词，到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对正当法律程序的明确规定，正当法律程序从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发展到了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广泛应用于司法审查领域，体现了美国对正当法律程序的重视。正当法律程序体现了正义的基本要求，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美国宪法、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美国甚至将程序正义视为‘看得见的正义’。” [4]
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具体要求
关于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具体要求，有学者认为应当包括四项，即：角色分化、有意识的阻隔、直观的公正、意见交涉；[5]亦有学者认为这些要求包括：正当过程、中立性、条件优势、合理化。[6]结合其他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具体要求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程序是中立的而不是偏私的。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在参与者各方当事人间保持一种超然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和位置。这要求行政主体作到:首先，不能存有利益牵连。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其所处理的事件及事件各方的当事人没有个人利益上的联系。其次，不能存有偏见。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给予各方当事人同等的机会,对各方当事人都平等的对待，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带任何偏见。“中立不偏”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权力时实际上作到“一碗水端平”,而且在外表上也不能让人们有理由怀疑有不中立的可能性的存在。这就需要包括回避制度、禁止单方面接触制度、职能分离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来加以配合和保证。一种程序只有作到了是中立的、不偏私的，才能防止权力的“寻租”，才能保证权力“为人民服务”的性质，才是正当的程序。中立是判别一种程序是否是正当的最低要求。
第二,程序是参与性的而不是恣意的。这是指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相关的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有权利通过陈述、讨论、辩驳和说服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发挥对权力运行及相关结果产生的影响作用，同时行政主体也负有“倾听”的义务，从而达到公众对权力运行的参与。在现代，体现程序的参与性的一项重要的、普遍的制度即是听证。所谓听证即“听取意见”。它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对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时,必须直接与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进行“对话”，听取相关当事人的意见和辩驳,不能单方面认定事实,作出处理，剥夺对方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程序参与的价值体现在它能够实现集思广益，能够实现“兼听则明”，从而确保行政权力在行使时，能够作出符合客观的、符合情理的良性抉择。
第三,程序是公开的而不是暗箱的。这是指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都要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公开，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知情。英国有一句古老的箴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公开的益处概括起来讲就在于，它使行政运行的全过程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防止行政权力的不当使用。现代民主与法治要求保证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因此，公开的内容应当是全过程与全方位的,不仅行政的整个运行过程要公开,而且行政主体自身的有关情况也要公开。行政运行过程要公开的内容包括：事前依据公开、事中过程公开和事后结果公开。行政主体自身情况的公开内容一般包括:行政机关的名称、负责人、机构设置、职责权限等。但公开的信息的范围也是有限制的，如果信息的内容涉及到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这样的信息就是不能任意公开的。具体公开的方式可根据公开的对象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对特定的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公开方式一般有：查阅案卷、表明身份、告知、送达、说明理由等。对社会公众的公开方式主要有:新闻发布会，互联网公布、会议旁听、媒体报道、查阅、公榜等形式。
三、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行政法功能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重要的法律原则被各国行政法加以普遍的遵守和贯彻，其原因之一即在于其功能显著，意义重大。笔者认为，该原则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有利于防止行政权力滥用，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人类法治实践的历程表明，程序是对权力进行控制的最佳工具。一套组织严密，设计合理，充分体现各方面“声音”的程序设计，无疑是使行政权力得以正确行使，相对人权利得以合法保障的最有效措施。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使命正在于此。它要求行政主体不偏不倚；它给予当事人要求进行听证，参与权力行使的机会；规定了行政主体的表明身份，告知理由，说明依据等公开义务，从而使保证了行政权力得以公正、公平、公开的行使，防止权力滥用，保证了实体公正的实现。
其次，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基础上，作为程序的参与人可以依据正当法律程序性条款直接享有和行使程序性权利，如被告知理由，要求进行听证等，这可以规制国家权力的正当运行，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具体体现，从而保障人权的有效实现，防止国家权力可能给人权造成的不法侵害。
再者，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民主的本质就是由人民当家作主，凡属于人民自己的事，由人民做主。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要求下，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监督等，都必须让当事人或社会公众广泛地参与，这无疑是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2]H.C.Black,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publishing co.1979.p.1083。
[3] [4]胡建淼主编．论公法原则[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2页，第438页。
[5]孙笑侠、夏立安主编．法理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8-230页。
[6]参见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作者简介：孙建（1983- ）,男,蒙族，内蒙古突泉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2005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

F. 英美法系国家为什么开始不承认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

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但对什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西方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学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国中，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和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认为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法系。这两大法系各具特点，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也有各自鲜明的特色。所以，这里主要以西方两大法系作为比较对象。通过对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深入比较，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规律，以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大陆法系-以法、德为代表的分析

（一）法国：行政法治与均衡原则

法国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它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法国也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概言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准备，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标志着法国行政法的产生，并使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与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法治国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均衡原则，这两个原则被认为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所谓行政法治原则，即政府行政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果。行政法治，作为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含3项内容：第一，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第二，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1]

在法国，均衡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出现的，它是“二战”后，法国行政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渐强化的产物。但是，“均衡性”作为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或审查的原则，其含义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解释。大体说来，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在无法依据法律条文或其他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裁决的情况下，监督、审查、决定是否撤销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手段。它根据具体情况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理、行政决定是否适度，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国：依法行政、比例与信赖保护原则

德国与法国并称为现代大陆法系的两大脊梁。法国在大陆法系中以民法的贡献最大，同时亦被誉为行政法的母国。但在公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领域，后来居上的德国也形成了现代世界行政法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各国行政法影响极大。[3]在德国，对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法治国思想。法治国的思想发轫于德国，法治国理念孕育着依法行政原则。而且随着法治国思想在德国从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发展变迁，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在法治主义由机械走向机动，行政权由消极走向积极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即由作为形式主义的依法行政原则过渡到实质主义的比例、信赖保护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是法治国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接受议会法律的规制，必须置于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动违法的，必须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国行政法学创始人奥托。麦耶尔（Otto Mayer）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以下三项原则：第一，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即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范是法律创造的；第二，法律优位原则，即法律对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第三，法律保留原则，即一切行政作用虽非必须全部从属于法律，但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 [4]多数学者则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两项内容，即法律优位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则，又称为均衡原则[6]或平衡原则[7]，是实质意义法治国原则的典范。它不但为现代条件下的干预行政提供了新的规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适用性。在行政法上，无论是制定普遍性规则的行政活动还是传统的行政行为，都应当接受该项原则的规范和制约，并以此判断它的合法性。[8]奥托。麦耶尔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则”。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部门法中的“帝王条款”。[9]一般认为比例原则是一个具有宪法位阶的法律原则，它滥觞于19世纪警察国家时期，渊源于“法治国家理念及基本人权之本质”，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逐步成为限制行政权的有效手段。它具体包括三个子原则： 第一，行政措施对目的的适应性原则。即所采取的国家措施（普遍的或个案的）适应于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规定的目的，不得偏离。第二，最小干预可能的必要性原则。如果以国家措施干预公民自由为实现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么这种干预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权力对公民一般自由权利的干预，只应当发生于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于基本权利的性质，个人对于公共权力不必要的干预可以提出异议进行抵抗。第三，禁止过分的适当性原则。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预自由的国家措施对当事人来说是不过分的，对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来说是适当的，又称为狭义的比例原则。质而言之，比例原则要求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相适应、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在德国发展成功的又一项行政法原则。其涵义是指：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该原则的核心思想即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11] “保护人民权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过程中却处处隐藏着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规范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作出修正，行政行为因违法或不合适宜也需要加以撤销或废止而发生变动等。为不使社会成员因信赖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损害，有必要对其正当权益设置一道屏障。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对这一现实需要的制度回应。当然，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且因信赖对象的差异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别。概括而言，其适用条件是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值得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为代表的分析

（一）英国：越权无效、合理与程序公正原则

英国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国家。与大陆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国没有划分公私法的传统，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与公民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调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辖。虽然现代意义的行政法理念与制度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下半叶，但直到现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采用过去普通法的一套规则和形式。[13]普通法传统中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义原则”（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对英国行政法一直起着支配的作用，并由此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等三项基本原则。

所谓“法的统治”，又称“法治原则”，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戴西（A.V.Dicey）的解释，其涵义即“英国人依法，而且只依法进行统治”。[14]“法的统治”这种理论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相结合，作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确立，与“议会主权”原则在近代英国宪法中同时占据了稳固的地位。[15]所谓“议会主权”的原则是议会制定法处于英国法的顶点，不存在优越于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审查它的机关。它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宪法斗争胜利的结果，亦被戴雪称为英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在行政法上，议会主权原则与法治原则同样重要，共同构成行政法的基础，并由此产生行政法的一个中心原则”，[16]这就是“越权无效”原则。因为根据法治原则，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它的严格的法律依据，受到影响的人都可以诉诸法院。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议会制定的法律为最高法律，法院必须无条件地适用议会所通过的一切法律，不能审查议会所通过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机关的行为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以内时，法院就无权过问。也就是说，英国法院对于行政诉讼的管辖权，只在行政机关行为超越其法律权限时才发生。法院通过判例由此发展了著名的“越权无效”原则。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公共当局不应越权，这一简单的命题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行政法的核心原则。”[17]这个核心原则是英国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直接后果。

当然，在戴雪的法治观中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认为行政法是保护官吏特权的法国制度，和英国宪政传统、法治国情即法律平等主义或普通法统治不相容，这使得行政法在英国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人的法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承认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观念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础。新的法治观念一方面继承了戴雪的法治观，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之处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英国发展了合理性原则。对戴雪而言，法治与专制是天敌，而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权力专断的集中体现，任何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加以拒绝。戴雪这种将“专断”（arbitrary）与“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并论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观，受到了现代英国著名宪法学家詹宁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击。詹宁斯认为，在英国，“事实上，公共机构的确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专断”并不等于“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适应社会需求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同样适应社会需求的法治并不冲突。[18]另一位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大师威廉。韦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人民通常认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不相容，这是传统的宪法原则。但是这种武断的观点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确实它也并不含有什么道理。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19]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法院通过判例建立并发展了英国行政法上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合理原则。

同时，由于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观点被完全否决，英国自然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也在行政法中获得新生，并在广泛的行政法领域中适用，从而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在英国，自然正义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于自然法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成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导引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20]在普通法的传统中，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听证规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避免偏私规则，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拥有利益。[21]自然正义原则最早只适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说，在负有义务按照司法要求进行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该原则，而不能将此原则适用于纯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从而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同样也适用于行政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司法热衷于通过限制行政权力的干预来保护个人的司法能动主义被认为有悖于公共利益，加上战时的紧急状态赋予行政机关许多不受自然正义约束的特权（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戴雪意义上的真正的特权。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节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显示出对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 activism）的决定性胜利。[24]但是，1963年上议院在处理“理奇诉鲍德温”一案中，认为政府在作出解雇警察局长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听取被解雇人的个人意见，因此这种解雇决定是非法的。[26]这标志着司法政策的重大变迁，表明自然正义重新受到重视并扩展地应用于一切影响个人权利或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决定中。[27]“里奇诉鲍德温案”为自然正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英国行政法在传统的根基上的复兴带了个头。“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决，使行政法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建立了与过去的联系。自然正义原则获得了适当的适用，它给行政正当程序规则提供了广阔的基础。”[28]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已构成英国行政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中，越权无效原则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但在英国，越权原则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制定法的明确规定，因而在理论上存在着广泛争论。根据英国法院判例的发展，越权理由主要有三类：一是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二是程序上越权；三是实质上越权。实质又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二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三是权力滥用；四是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29]由于近代以来，自然公正原则与作为约束权力滥用的合理性原则已发展成为一项单独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因此，狭义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并不涵盖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约束的范围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权、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不履行法定义务和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即便如此，越权无效原则仍旧是一个涵盖面广泛的原则，只要不属于自然公正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约束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越权无效原则来约束。总之，在英国，如果说合理原则主要是实体法原则的话，那么公正原则则主要是程序法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则既涉及实体也涉及程序；如果说越权无效原则（狭义）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一种授权法原则的话，那么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则主要是一种普通法原则。从这个角度，英国的这三项原则是平行的。当然，广义的越权无效原则包含着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后两者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立法所隐含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又只是越权无效原则这一总原则的分支部分或补充原则。这就是英国以上三项原则之间的关系。

（二）美国：正当程序与行政公开原则

美国法的基础是英国普通法，两国同属普通法系国家，其行政法理论和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美英行政法几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纪末，为了解决工业迅速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美国建立了独立管制机构（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标志着美国行政法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据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而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从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对庞大的行政权加以控制，从而使美国行政法得以迅猛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对行政法的影响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并经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美国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则即行政公开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美国宪法中的确立，先是在纽约州1787年“人权法案”中得到发展，然后才被吸收到联邦宪法修正案中，并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发扬光大。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程序法的规则，称为程序上的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在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其二，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实体法的概念，称为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议会制定的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31]在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上，自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行政权的扩展，美国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开始向行政法领域渗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当程序规范，从而使得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呈爆炸性的扩张，而不再只适用于法院的诉讼程序。所谓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它是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领域的渗透与扩张。

行政公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行政法发展的又一重要方向。这段时期，由于越战失利、总统选举舞弊及种族歧视扩大，公众对行政机关越来越不满，从而导致行政机关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在这段时期经过几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实现行政公开。公众认识到过去通过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来限制行政权，只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免受行政机关的侵犯，而不能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证行政机关能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须公开，由公众直接参与对行政的监督，以补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审查的不足。于是，国会于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关于政府文件公开的决定，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规定除该法列举的九项情况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须公开，任何人有权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机关不得拒绝；1976年制定《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合议制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1974年制定《隐私权法》，规定行政机关所保持的个人纪录，有对本人公开的义务等。[32]行政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由此得以确立。所谓“行政公开是指个人或团体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称这种权利为了解权。”[33]当然，公众享有了解权，有权知悉并取得政府掌握的档案或信息，同时，法律也对公众的了解权作了限制。《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和《隐私权法》分别就政府文件的公开、会议的公开和个人记录的公开问题作了详细规定，构成了美国行政公开制度之骨架。

三 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与对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之共性规律

无疑，西方各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又有着深层次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差异，还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国情基础。尤其是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国国情，适应各国的法律传统、民族传统、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情况。由于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不同。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寻求出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些共性特征和规律。

1.法治国家与宪法精神

正如现代行政法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一样，作为规范行政权力之基本法律准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也是伴随着近代法治国思想的发展而形成的。虽然法治国思想发轫于德国，但是“大自然迫使人类去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34]因此，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国不同程度地确立为本国基本的治国原则。尽管早期在德国所表现出的“法治国”（Rechtsstaat）思想与在英国表现出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确存在某些层面上的不同，但“就讲求法治国家的基本目的乃在于保障人权与抑制政府的滥权，使得法成为规范国家生活的惟一准则，此是英、德两国法治主义者所不争的事实”。[35]

法治的要义在于对公权力的合理配置。在专制国家时代，公权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国家时代，国家公权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审判的拘束，而法治国则更进一步，所有公权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务就在于为行政权力的运作提供依据，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随着自由法治国家向社会法治国家的发展，近代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变迁，法治原则已不仅仅是判断权力运作合法性的准绳，而且也成为衡量权力运作正当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据。相应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即行政必须服从法律的基本准则，也在此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成为衡量行政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正当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法治原则不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则，而且推动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逐步发展并完善，因而始终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法治国家的理念与原则又是通过宪法而确立的，它们反映到宪法之中而成为基本的宪法精神和原则，并发挥着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之功效。作为“宪法的具体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则正是从体现民主法治国家精神和观念的宪法原则中推导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据。质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决定的，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宪法，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如德国宪法所规定的法治国原则、议会民主原则和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不仅决定着德国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则，还要求行政活动符合比例原则，遵循信赖保护原则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法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决定的。越权无效原则之所以是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由英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与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所决定的。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则直接形成为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

宪法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而且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和精神。因此，虽然法治是各国行政法的共同目标，但其具体内容却因各国宪政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是德国依法行政原则的内容，而不是英国越权无效原则的具体内容，尽管两者都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

2.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

从方法论上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还是一个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相结合的过程。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其行政法都是一个基本的部门法，但多数国家却尚未制定出一个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样的统一行政法典。这就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无法通过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确、统一的规定，而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国家，这种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确认，并辅之以理论的归纳、总结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通过法官的判例来确立，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国行政法上的程序正当原则和实体合理原则，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确认，然后被后来的判例所反复援引、实践后发展起来的。英国行政法学权威韦德在分析实体合理原则时，就述及了对该原则确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数十个判例。[37]作为英国行政法之核心原则的越权无效原则，虽然是一个制定法原则，但该原则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即越权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错误”

G.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是个什么样的法律

作者：Wang S
链接：https://www.hu.com/question/29119972/answer/43277115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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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re Act，APA）可以算是美国行政法的基石。它规定联邦行政机关（所谓的administrative agency）行为的一般程序性原则。

先简单说说美国行政法的背景可能会好理解一些。当代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之后出现了所谓“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现象，即尽管传统的三权分立依然是政治体制中公权力划分的宪法基础，但是出现了很多无法利用传统的国会（立法legislative）和总统（虽然也称“行政”，但是这里指executive *）之间界限来划分的所谓“行政机关”。很多这些机关既有行政机构的特征（比如去调查）、又有立法机构的特征（比如制定“法规”（rule）——美国法律语境下，“法规”是亚级，低于“法条”（statute）。立法机构制定的叫做“法条”、政府依凭宪法或法条授予之权力所制定的带有法律效力的东西叫做“法规”）、还有司法机构的特征（比如作出行政决定和裁决）。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以及节奏的加快，这种集多种权力为一体，运作远比单纯的国会部门（比如各类专门委员会）、行政部门或者法院高效的机构在现代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扮演越来越普遍和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行政国”的概念出现的原因。问题在于美国传统的宪法分析在如何处置行政机关的问题上是存在真空的，因为这些部门既不属于立法也不属于总统一支。所以，这些行政机关的行为在程序上应该有哪些义务和权力，违反这些义务或者越权后应该怎样约束，这是APA关心的问题。

* 美国的行政法语境下的“行政机关”（administrative）和传统宪法中总统分支的行政机构（executive）虽然中文都是叫”行政“，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总统支的所谓”行政机构“很多时候狭义指的是内阁部门cabinet，广义上指cabinet和agency合在一起（虽然这种分类有争议）。真正在行政法讨论时， cabinet基本上都是叫某某department；而行政机关笼统称为agency或者independent agency。

大体的框架上，APA最核心的部分涵盖了四种行政机关的行为：

Formal Rulemaking（法规的正式制定）
Informal Rulemaking（法规的非正式制定）
Formal Adjudication（正式行政决定）
Informal Adjudication（非正式行政决定）

APA给这些行为限定了行政机关必须遵守的程序规范。比如说第二类（IR），一个行政机关如果需要非正式制定法规（在决定制定一项法规应该通过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手段的问题上，APA和相关案例有具体的判断标准），需要经历发布公告（notice）、征求各方意见（comment）、发布最终规定且阐述对于各方意见的反馈（concise general statement）。这里面具体的程序细节此处不表。对于其他行为，APA也有类似的要求。

除了这四种行为之外，APA也有一些豁免条款，比如一个行政机关针对紧急事项的行政行为、政策通告的公布、行政部门的解释性条款发布等等很多可以不必满足APA规定的某些程序。

在这些干货的程序规定之外，APA还有两个重要的部分。首先是《信息自由法案》FOIA（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这个和APA不是同时颁布的，但是有些人会把FOIA算在APA的框架内因为联邦法典内（U.S. Code）这两个是拴在一起的（传统认为APA从5 USC 500开始；FOIA的主要内容在5 USC 552）。FOIA的话，基本上是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应该类似于国内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尽管国内是国务院而不是人大制定的，而FOIA是国会通过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从5 U.S.C. 700左右往后，APA有授予司法审查行政机关权力的条款。这个在美国的行政法里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和很多案例组合起来后产生了不少关键的行政法原则（最核心的是司法尊重judicial deference，即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尊重行政机关的行为，即使法院的判定和行政机关不同，只要行政机关的行为不特别离谱，法院将维持原判。具体的若干deference级别需要分析APA文本和案例）。

但是APA也仅仅是“一般性”的行政行为程序原则，很多具体的法律可以给具体的行政机关施加其他的程序规定，如果是那样的话，行政机关就必须遵守APA *以及* 其他所谓“组织法条”（organic \ enabling statute）或者实体法中的程序规定。这就更复杂一些，需要具体的情境分析了。

APA是联邦法律。各个州也基本有自己的小APA（虽然不一定叫这个名字）。那些就限制州内行政机关的行为。

所以我不知道国内对应的法律是什么。在美国的法学院APA基本上是任何行政法课程的主要授课内容。之前上中国法的时候教授说国内没有一部统一的可以和APA相对应的法律，部分内容对应《立法法》、部分对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有一些散见其他法律。因为没有在国内读过法学院，只能做此理解。

H. 美国早期制定了哪些法律

【图书简介】 - 美国法律发达史
本书的前两章对自殖民地以来美国法律发展的历史作出系统描述，从第三章起依次对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立法、刑法、诉讼法、移民法以及国际贸易法等各个部门法的内容作出比较系统的介绍，对当前美国遇到的各种法律难题以及其所采取的对策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对美国法律在一些主要的领域中的发展趋势作些预测和展望。本书旨在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作者简介】 - 美国法律发达史
何勤华，男，1955年3月生，上海市人。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12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自1984年起居华东政法学院任教至今，主要从事法律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其间曾两次赴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修。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法学会学务理事、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带回会长。1992年起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著和合作的成果主要有：《东京审判始末》（1986年）《法学新学科手册》（1988）、《当代中国法学新思潮》（1991年）、《法学史研究I·当代日本法学·人与作品》（1991年）、《比较犯罪学》（1992年）、《中西法律文化通论》（1994年）、《日本破产法》（译著，1995年）、《法学史研究II·西方法学史》（1996年）等。另发表论文100余篇。

【图书目录】 - 美国法律发达史
第一章殖民地时期的法律
第一节新大陆的发现与殖民地的建立
第二节殖民地时期的法律制度
一、宪政制度
二、私法
三、刑法
四、司法制度
第三节殖民地时期法律文化的特征
第二章合众国的建立与美国法的发达
第一节独立战争及其历史意义
第二节近代以后美国法的发展
一、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1776—1861年）
二、从南北战争到“新政”时期（1861—1933年）
三、“新政”时期（1933—1935年）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美国法律的发展
第三节法律教育的展开
第四节法学家的作用
一、杰斐逊
二、汉密尔顿
三、麦迪逊
四、利文斯顿
五、菲尔德
六、马歇尔
七、肯特
八、斯托里
九、惠顿
十、兰德尔
十一、威格摩尔
十二、庞德
十三、卢埃林
第五节美国近代法律文化的特征
第三章宪法
第一节美国宪法概述
一、美国宪法的法律渊源
二、美国宪法的社会根源
第二节宪法的制定
一、独立宣言
二、邦联条例
三、各州州宪
四、联邦宪法的制定、颁布
第三节联邦宪法的内容与特征
一、联邦宪法的内容
二、联邦宪法的特征
第四节联邦宪法的实施与修改
一、《权利法案》
二、第11至第29条宪法修正案提案
第五节宪法理论与判例
一、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
二、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宪法理论
三、马歇尔对美国宪法的贡献
四、美国宪法史上的重大判例
第六节美国宪法对世界各国的影响
一、总统制
二、联邦制
三、权力分立与制衡
四、违宪审查制
第四章行政法
第一节美国行政法概述
一、美国行政法的界定
二、美国行政法的法律渊源
三、美国行政法的目的
第二节建国后的行政立法
一、英国法的影响
二、建国初期美国的行政立法
第三节南北战争后的行政立法
一、《州际商业法》
二、《海普明法》
三、《塔克法》
四、沃尔特——劳根法案
第四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行政立法
一、《联邦行政程序法》
二、《联邦侵权行为赔偿法》
三、《情报自由法》
四、《联邦咨询委员会法》
五、《隐私权法》
六、《阳光下的政府法》
第五节美国行政法的特点
一、美国不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二、美国行政救济设立专门的程序法
三、美国行政法不构成一个特殊的法律体系
第六节美国行政法理论与判例
一、美国行政法理论
二、美国行政法的判例
第五章民商法
第一节财产法
一、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美国财产法的起步
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美国财产法的发展
三、20世纪以后美国财产法的变化
第二节契约法
一、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美国契约法的起步
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美国契约法的发达
三、20世纪以后美国契约法的发展
第三节侵权行为法
一、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美国侵权行为法的起步
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美国侵权行为法的发展
三、现代侵权行为法的系统发展
第四节公司法
一、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美国公司法的起步
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公司法的发展
三、20世纪以后公司法的发展
一、19世纪上半叶买卖的起步
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买卖法的发展
三、20世纪以后买卖法的变化
第六节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
一、婚姻家庭法
二、继承法
第七节近现代美国民商法的特点
第六章经济与社会立法
第一节概述
一、美国经济和社会立法的起步
二、新政立法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社会立法
第二节金融、证券法
一、美国金融、证券法的历史发展
二、美国金融、证券法的未来走向
第三节税法
一、美国的税务机构
二、美国税法的渊源及组成内容
三、美国税法的历史演进
四、里根的税制改革与新税法
第四节知识产权法
一、专利法
二、商标法
三、版权法
第五节消费者保护法
一、美国消费者保护法的历史演进
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联邦机构
三、美国解决消费纠纷的途径
第六节产品责任法
一、契约责任关系时期
二、过失责任与担保责任时期
三、严格产品责任时期
四、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的免责条款
五、美国产品责任法的发展趋势
第七节反托拉斯法
一、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历史演变
二、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基本原则
三、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执法机关
四、美国反托拉斯法所规范的托拉斯
第八节破产法
一、美国早期破产法的历史发展
二、从1898年破产法到1978年破产改革法案
三、现代美国破产法的立法宗旨
四、美国破产法典的集体内容
第九节劳动法
一、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立法
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立法
三、现代美国劳动法的主要内容
第十节环境法
一、美国环境法的历史发展
二、美国环保法体系的主要内容
第七章刑法
第一节美国刑法的历史发展
一、独立战争至南北战争时期的刑事立法
二、南北战争后至19世纪末期的刑事立法
三、20世纪刑事立法的发展
第二节当代美国的犯罪及其对策
一、少年犯罪
二、有组织犯罪
三、毒品犯罪
四、职业犯罪
五、法人犯罪
第三节美国刑法的理论与判例
一、刑法绪论
一、犯罪论
三、刑事责任论
四、刑列论
第八章司法制度和诉讼法
第一节美国司法制度概述
一、美国的司法机关
二、美国的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
二、律师
第二节美国的刑事诉讼
一、一般原则
二、陪审制度和保释制度
二、侦查
四、起诉程序
五、法院的审理前程序
六、附带民事诉讼
七、刑事初审程序
八、上诉审程序
第三节美国的民事诉讼
一、概述
二、民事诉讼管辖
三、民事诉讼参加人
四、民事审前程序
五、民事初审程序
六、民事执行程序
七、民事上诉程序
第四节美国的行政诉讼
一、概述
二、司法审查的范围
三、司法审查的当事人
四、司法审查的原则
五、行政侵权赔偿责任
第九章移民法
第一节美国移民法的历史
一、美国移民法的起源
二、移民限额政策及其法律规定
三、1952年移民法及其修正案
二、1986年的IRCA法案
五、1990年以后美国的移民法
第二节美国政府的移民管理
一、美国联邦政府移民管辖权的依据及其范围
二、移民法的实施机构
三、移民程序中美国国会的作用
第三节美国的签证制度
一、移民签证
二、非移民签证
第十章美国国际贸易法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美国进口贸易法律制度
一、进口关税
二、进口限制和配额
三、退税
四、对外贸易区
第三节美国出口贸易法律制度
一、出口管制
二、出口鼓励
三、禁止对外贿赂法
四、反抵制法
第四节美国反不公平贸易法律制度
一、反倾销法
一、反补贴法
三、关税法第337节
四、在外国市场的反不公平贸易实践（第301节）
附录1美国历届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附录2美国法律年表

I. 什么是正当程序原则的源头

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必须遵遁正当法律程序,包括事专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属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等。
1.
正当程序是英美法系的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程序的正当性包含的价值是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参与、自治、及时终结和公开;通过正当程序达到宪法的至信、至尊、至上从而实现宪法权威。
2.
法律的正当程序,通常又译为"正当法律程序"或"正当程序"。它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观念与宪法原则,起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光大在美国,传播于全球。注重程序公正日益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共同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