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外化理论

❶ 权力清单制度涉及行政法的哪些内容

广推权力清单制度，是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施行的政府内部的自觉行动，是一次深具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色彩强于法律强制要求的自我变革。
首先，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提高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行政效能强调数量与质量、功效与价值、目的与手段、过程与结果的统一。[1]公布权力清单目录，有利于明确权力边界，增强组织内部的协调性和外部的遵从度，部门内外达成共识，一定程度上可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冲突，降低行政管理和运行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其次，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调控行政立法的必要补充。20世纪以来，一般性、抽象性的根据、基准由法律来规定，而具体性、实质性的内容则委托给行政立法，“框架立法”越来越多。[2]立法权被分割、转授，而道德约束相对软性和政府部门有限理性等极易导致部门利益化，在阳光下晾晒权力并进行制度化运作，倒逼立法良性，是对行政立法天然缺陷的自我修复。
再次，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深化行政治理的突出体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关键是制度现代化。要培养和增强制度自信，就必须尊重制度形成规律并厉行制度创新。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是在人类历史长河的消逝和人类活动沉积的双重结果。[3] 广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一次崭新的行政实践，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制度创新，必将为国家治理体系注入行政治理的强大内生动力。
第四，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优化行政服务的内在要求。美国“重塑政府运动”三原则：顾客导向原则主要是解决思想观念即“为谁服务”的问题;竞争导向、结果导向原则主要是解决程序和实际效果即“如何服务”的问题。[4] 在职权法定基础上，用行政手段编织权力的制度笼子，并着力规范权力运行轨迹，进一步解决“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如何为民用、如何让民满意”的问题，最终达到优化行政服务的目的。
最后，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推进行政公开的应有之义。在美国，公开公正成为民主程序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让阳光照耀所有重要行政决策的过程，可激励政府机关更高质量达成行政目标。[5]行政公开包括：行政立法和政策公开、执法行为公开、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行为公开以及行政信息、情报公开。[6] 公开以权力依据、类型、数量和运行程序为核心内容的权力清单，既是公权的自我约束，也饱含对私权的尊重和敬畏，一定程度上明晰了公私权力(利)的界限。
(二) 逻辑起点：限制权力而非设定权力
权力清单制度的逻辑起点，在于限制权力而非设定权力，通过行政层级的内部管理方式进行梳理汇总并分类公布，具有“示范性、规范性、公示性、工具性、变动性”[7]等特性，在权力制约制度谱系中展示了四个维度。
1.权力清单应是伸缩有为的指向标。一般来说，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力行使包含积极和消极两个指向，即：依法作为和依法不作为以及应当依法行为而消极未作为。从对相对人的影响看，尽管大多数行政行为是赋予义务或限制甚至剥夺权利即侵益性行为，但某些行政行为赋予当事人权利或减免其义务即授益性行为。[8] 20世纪行政国家的产生，源于国家行政职能的增加和行政权的扩大，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秩序的确立和保障，也意味着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受侵害的威胁性和可能性增大。[9]
2.权力清单应是动静结合的刻度尺。从形式看，权力清单一经公布便成为静态，而从内容看，权力清单目录中的权力范围、数量和类型等则是动态的。国家治理是个综合体，在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等多种治理力量此消彼长、相互渗透或转化扩张;国家管理领域、范围和事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发生变化;而且立法不可能事前对所有权力进行事无巨细的明确授权;加之法律具有滞后特性;并且制定的法不一定是良法等等，因而公布权力清单不能是得一劳永逸之功，而应实施动态管理。
3.权力清单应是松紧有度的调节阀。权力清单能将行政权力“一网打尽”吗?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是一对矛盾，一项制度的有效性某种意义上应遵循“木桶理论”，将有限成本规制最可能肆意滥为的权力比不顾制度成本更为有效。从行政权的属性看，行政裁量和权力滥用是一对矛盾，“自由裁量意味着在在合理意志范围内，符合法定要求并服务合法目的采取行动”[10]，这样的行政行为即具有公定力、执行力和拘束力。
4.权力清单应是公私分明的警戒线。行政实现的是公共利益，[11]任何行政行为都是从其所欲实现的公共目标中获得强制力和价值。[12]行政权力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些特殊权利维护国家的普遍利益和法制，归入国家的普遍利益和法制之内;[13]另一方面，政府管制服务公共利益的程度和对公共利益的增进是国家管制活动正当性的基本原因。[14] 这也意味着行政权力的拥有和行使都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未经授权不得进入社会自治、公民自治的私人领域、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侵犯私人合法权益。
二、制度本质：最优选择和行为清单
(一)行政行为承载行政权力：退而结网的最优选择
行政行为是行政权力的外在载体，通过规范行政行为达到控制行政权力，是退而结网的最优选择。
1.学理上，行政权力内涵界限难以清晰界定。
首先，行政、公共行政、行政行为、行政权力和行政职权是含混夹杂的综合概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互用或混用，对行政权力作出非此即彼且最令人信服的惟一性诠释，难度很大甚至难以进行，因而直接编织关住行政权力的“制度笼子”并不可行。有学者将行政和权力互用，认为行政，就是执行和实施法律的权力。[15]有学者将行政等同于为行政行为，认为其目的旨在完成更为技术性的与重复出现的、细节性的、区域性的任务。[16] 还有人按照行政活动的范围和性质将公共行政区分为消极定义和积极定义。前者指立法和司法之外的活动;后者区分为实质意义、形式意义和组织意义等三种公共行政。[17]
其次，行政权力与行政职能、行政职权的内涵和界限不易界分。主流观点认为，权力是依法赋予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并从而具有的处理公务的资格和能力。[18] 按照组织机构行使的不同权力大体区分，法律终极的权力是国家强制权力。[19] 行政并不仅限于执法，而且也包含了立法和司法职能的意味，实质是一个集立法、执法、司法三权于一身的复合体。[20]有学者总结，行政职权包括决策权、执法权、任免权、外交权、军事指挥权、紧急状态权、刑事特免权以及其他权力。[21]相应的，行政权在结构上也分为决策、执行和裁判等不同部门。 [22]行政职能，行政管理学和法学的定义并不相同。行政管理学上，行政职能是行政机关的基本职责和功能作用，主要涉及管什么、怎么管、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其基本职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服务职能，运行职能包括决策、组织、协调和控制职能。[23]法学上，行政职能除了立法职能和司法职能外，还包括全部行政权力;具有剩余的特征，从制定广泛的政策到对日常事务事无巨细的管理，都是行政职能的行使范围。[24]
2.实践中，行政行为和行政权力不能剥离
从行政实践看，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相伴相随，行政行为是行政权力的载体，“无形的”行政权力只有通过“有形的”行政行为来体现;静止状态的权力不具有危害的现实性，运动状态的权力才是利害并行的“双刃剑”;行政权力数量的多少和有无通过行政行为外化出来，行政行为的效力直接反映行政权力的运行效果，无权或不正当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应属无效，反之行政行为无效、被撤销等意味着行政权力越位、失位、越界，因而规范行政行为是约束行政权力的最好抓手，通过规范行政行为，以间接方式达到规范行政权力的直接效果。
(二)行为类型规范权力类型：名为权力清单实为行为清单
将行政行为抽象成不同的类型，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也是规范行政权力类型的基础工程。一般来说，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政。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立法权。具体行政行为，分为行政司法行为、行政执法行为和行政救济三大类;行政司法行为细分为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和行政仲裁;行政执法行为则分为行政决定、行政确定、行政许可、行政裁定、行政处理、行政处罚、行政征收等;行政救济分为行政法制监督、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25]
从各地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实践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力清单其本质是，将行政权力置换为行政行为，按行政行为类型规范行政权力类型，名为行政权力清单实为行政行为清单。
三、实然局限：实践试错和症结剖析
(一)实践试错：权力清单暴露内在瑕疵
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出台较早、反响较好、传播较广的浙江、江苏、安徽权力清单模板进行比对、分析和评判。
1.三张清单样本
(1)浙江模式：部门清单汇总
2014年6月25日，浙江发布了省级政府权力清单，有关媒体报道是全国首张权力清单。(a)按类型：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奖励和其他行政权力;(b)按部门：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等42个部门;(c)部门权力分为：省级保留、市、县(市、区)属地管理、共性权力、审核转报等四种权力。[29]
(2)江苏模式：改进的部门清单汇总
2014年11月，江苏省在省编办门户网站上汇总公布了省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各部门权力清单可分项查询。(a)按类型：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征用和其他;(b)按部门：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等51家单位。
(3)安徽模式：总清单+部门清单
2014年10月31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了该省政府权力总清单，同时还公布了部门清单。(a)按类型：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奖励、行政确认、行政规划、行政征收、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给付和其他权力;(b)按部门：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厅等55个单位。
2.内在瑕疵
从权力依据、类型和数量看，包含度不够且数量不统一。权力依据，有的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有的则扩充到法律法规规章及省政府三定方案文件。权力类型总数均为十种但具体类型不尽相同，权力的具体数量则多少不一。除去相同的权力类型，不同的表现为：浙江将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列为权力类型;江苏将行政许可、行政征用列为权力类型;安徽将行政审批、行政规划列为权力类型。究其原因，未准确把握好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的内涵和界限;二者分离的根本原因是立法层面未能处理好 “权限法定”与“实践需要”的紧张关系。行政机关创造性地把行政审批作为行政许可的上位概念，将行政审批分为许可类和非许可类审批;并通过规范性文件形式进行公布，获得了实践层面分类的法律效力。[26] 而行政征用和行政规划则属于其他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行政权力。此外，应作为“主业”的行政权力却遗漏未列入，如浙江省权力清单中省地税局未有行政征收的权力类型。
从职权部门看，职权部门名称及职权认识不规范统一。职权部门总数，浙江42个、江苏51家、安徽55个，最大差数达到13个之多;职权部门名称更是“政出多门”。还有对部门职权的性质认识不统一，比如省政府法制办是否列入清单，还有一些与行政相对人接触不多、平时在行政管理领域“亮相”很少的单位如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是否属职权部门，安徽列入了清单，其他两家则未列入。从权属等级来看，浙江分为省级保留、市、县(市、区)属地管理、共性权力和审核转报等四种权力，其他两省未作细分。
(二)症结剖析
1.功能误区：正衣镜还是通行证。一种观点，把权力清单当通行证，即认为未列入清单目录的权力不得行使;另一种观点，权力清单可作正衣镜，从权力设定法律效力位阶、清单制度价值和实践情况等分析，权力清单制度的利好不得优先于职权法定。[27] 笔者认为，权力清单并非设定(限定)权力的通行证，而应作为权力运行的正衣镜。
2.调控误区：行政权还是执法权。从各省公布的权力清单来看，清单目录制度调控对象均为执法权;而行政权是集立法、执法、司法三权于一身的复合体，且实践中导致行政管理乱象的源头性因素正是行政立法的失控，各类红头文件大行其道，将行政立法权“置之度外”明显欠妥，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的要求也明显不符。
3.权责误区：职责含混职权。实践中，未正确区分职权和职责的内涵和界限，导致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含混不清、夹杂难分。职权与职责相比权力和义务职权是依据、基础，对某一部门而言是其存在的依据，对某一行政行为而言是其成立的基础;职责是后果、约束，职权应行使未行使或行使不当应承担相应的后果;达到职权和职责的统一。目前来看，“职权法定”比“职责法定”的法定化程度高，行政职责更多的由内部管理制度文件作出规定。
4.职能误区：法定覆盖实有。如前文所述，行政职能具有剩余的特征，从制定广泛的政策到对日常事务事无巨细的管理，除了法律明确授权，还有广泛发挥作用但尚未职权法定的实有职能。按照现行公布的职权依据法律效力等级，大量实有的职能因没有法定依据或依据“不够格”不能进入权力清单目录，未能列入是否意味着被覆盖或取消呢?笔者以为，法律永远落后实践，实有职能并不等量于法定职能，随着社会发展，实有职能和法定职能同处于辩证发展变化中，法定职能和实有职能均应进行制度化调控，但不一定采取“格式化”的清单模式。
5.依据误区：条款代替条规。各地公布的权力清单目录，权力事项进行细化分解并将依据精确到条、款、项、目，展示了制度的精细化程度，也不当挤压了行政权力的弹性空间。权力类型化和依据条款化是一对矛盾，司法中法律适用要求精确、准确，而行政管理事项量多、事杂往往注重效率、简便，将所有事项分解对应具体条款，可能导致事与愿违、事倍功半。事实上，往往一个行政管理事项对应多个不同的法律依据或不同的条款，权力清单制度不同于具体办事指南，更不是一个行政处理决定，以条款完全替代条规不值提倡。
6.主体误区：政府等同部门。从各地的权力清单目录看，都把政府部门清单汇总作为政府清单目录，未对政府独享权力开列清单，且政府部门名称和数量严重不对应，暴露出了权力底子不清、职能不顺等问题。各级政府均为独立执法主体资格，且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部门职权来自政府指定或授权的现象并不少见，正是因为机构改革不彻底、不完全，部门职权法定程度低，政府授权不规范等问题的存在，导致部门职能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等现象层出不穷。
7.运行误区：实体重于程序。从清单样本看，各省的权力清单目录均从权力依据的实体法角度进行了制度梳理和架构，而权力如何运行则有所偏失。实体和程序谓之行政行为的双翼，也是行政运行的二轮驱动，缺一不行。当然，并不主张对每个具体的行政管理事项制画权力运行流程图，而应总结权力类型的共性，规范权力运行的程序轨道。
8.衔接误区：权责偏离权义。除了权力清单，目前政府也在推行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简称“三单”制度，由于对三份清单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不到位，导致衔接不好、夹杂不清。“三单”制度的逻辑起点均为限制行政权力，权力清单突出正向例举、侧重打造阳光政府;责任清单注重中间兜底、彰显建设责任政府;负面清单进行反向限制、凸显私法自治，共同划定国家、社会和私人的治理领域。
四、局限克服：思路引导和路径选择
(一) 思路引导
一要遵循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为了突出社会自我调节的优先权，国家和社会必须分开但相互发生联系，一方面确保国家能完成保障个人自由和社会自治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国家滥用权力侵害自由。[28]凡是市场能自我决定、自行调节、自我净化的事项和领域，公权不得介入、无权干涉;然而，市场机制没有能力在所有情况下或对每一种财产都提供正义性的利益性平衡,[29]当市场失灵、失控、失位的时候，公权为了公共利益应及时介入、主动干预。
二要遵循公权与私权的边界。“区分真正现实中的利益竞争与法律规范的利益价值判断”[30]既是法理命题，也是实践问题。法律通过私益和公益的概念，对利益结构作了多重规范。事实上，公益和私益的范畴和边界是变化发展的，界限是模糊的也是清晰的。对负有履行管制任务的行政法而言，认知特定行政领域中实际利益的数量、利益结构及典型运作规则，是必要前提条件。法律授予广泛的利益衡量空间，实质上也展现了公益到私益之间的多重过渡阶段。[31]
三要遵循积极行政和消极行政的边界。积极行政和消极行政分别对应不同的国家任务和行政任务。一般来讲，消极行政对应守夜人式国家，也称“最低限度的国家”(minamal state)，国家是再分配的，其功能局限于保护所有公民免于暴力、盗窃等，公民能得到以税收为基础的担保。[32]积极行政对应社会福利(法治)国，国家不仅仅只是出现灾难或危机的时候才作出反应，而是要预见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通过早期控制措施使其消灭于萌芽状态。[33]事实上我国，既提供基本生存保障也提供预防性的积极服务，行政是积极行政和消极行政的有机结合。
四要遵循政府职能和部门职能的边界。凡履行由法律秩序决定的职能者就是一个机关，这些职能不论是创造规范性质或者是适用规范性质，全都是最终旨在执行法律制裁。[34]不论政府还是其部门，作为行政机关均具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职能，既有造法功能也有适法功能;并且按照事务和地域划分，行政权从普通向特殊、从复合向单一推移，划分为不同部门和上、下级，实现行政权的横向和纵向分配。
(二)路径选择
从已公布的权力清单样本看，“一股脑儿”公布的总清单暴露出制度瑕疵，不可贪一时之功，宜探索路径，着眼长远，稳妥推进。
1.轻重缓急，先后有序。从行政行为(权力)对相对人的利益影响看，行政行为分为侵益性与授益性，侵益性行政行为的现实危害性大于后者，应先公布侵益性权力清单;从行政权力性质看，除了执法权力，还宜公布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清单，且须明确各级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加大对规章及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力度。
2.循序渐进，从粗到细。权力清单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越织越密的制度网，按法律效力位阶自上而降，权力依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等逐步梳理公布。按权力类型分期分批公布，可按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类型逐步公布。
3. 法律保留，程序正当。对属于法律保留的权力和事项，未经授权不得实施;对清理出来的违规设定权力的依据文件，要宣布作废或提请有权部门出台有效文件。对清理出来的权力(事项)，要通过网络、座谈、听证会等方式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并组织专家评审论证。
4.上下联动，内外有别。建立上下联动机制，按照中央、省、县(市)区、乡镇四级，对应清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下一级拟公布的权力清单应经上一级审核批准、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要提交政府汇总;同时在时间安排上亦应从中央到地方、从上级到下级逐次公布，避免冲突。对内要完善组织规范，提高部门职能职责的法治化程度，明晰授权或委托，禁止多次授权或转委托。对外要明确权力边界，不得越权、违规行使权力;公布权力运行流程图和时限要求，接受公众监督。
5.权权相称，权责一致。对具有对外职能、行使权力的部门，要建立权力监督机制，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并对应逐级完善罚则体系，做到权责统一，确保权力清单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6.格式统一，形式固定。为维持权力清单制度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央地上下应统一权力清单格式，同时给予地方少许调整空间。权力清单的路径构造，一种是视为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以非正式文件公布;一种视为外部行政行为，通过正式文件发布。建议以同级政府以规范性文件形式统一公布清单，权力清单包括政府权力及部门权力;同时注明实行动态管理，如与上位法冲突以上位法为准。
五、结语
制度的建构及发展完善，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发展轨迹，历经实践先行、理论提炼、修正完善、实践发展再到理论总结等不断循环过程。政府及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并非如列出“菜单”般简单，隐蕴其后的制度价值、功能定位、本质属性等必须从理论上凝结、提升并及时反哺实践并及时纠偏，推进制度建设，才能焕发制度生命力。

❷ 内部行政行为能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内部行政行为并非法律条文上的定义，新旧《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涉及到内部行政行为的具体定义，只是学者们对某一类行为的提炼和概括，因此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存在模糊交界。为了便于研究，结合各家学说的共通之处，对内部行政行为作出如下较为宽泛的定义。

内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主体管理过程中，所作出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是国家自身管理的反映，主要受内部行政组织规范的调整，产生内部法律效果，不针对外部特定人。

内部行政行为可以分为人事性质和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

人事行为的争议不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已成既定事实，《行政复议法》、《公务员法》等法律规定均无一例外地将公务员寻求救济的途径局限于行政系统内部，而没有赋予其进行司法救济的权利。

究其理论根源，特别权力关系是产生于行政系统内部的一种法律关系，具体表现为行政主体以达成特别的行政意图为目的，根据特定的法律缘由，对处于被管理地位的相对人下达总括性的命令，采取强制性的措施，相对人对此只能无条件服从和执行而不能对之反驳和违抗。

公务员与行政机关处于一种特别权力关系之中，相比公民与国家间的一般权利义务关系，公务员享有特殊权利，也因此必须承担特殊义务。

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包括上级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批复、指示、命令，还有同级机关之间往来的公函、通知、建议、意见等，新、旧版《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可诉，只是理论上的总结与概括。

除受上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外，还考虑到两个方面：

一是行政机关内部工作管理行为大多属于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调整、政治决策，专业技术性强，主要目标指向国、部门和机关利益，一般不牵涉私人利益，且为保障行政管理的效率最大化，行政机关理应享有完全的自主决定权而不受司法权的干预。

二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设立的初衷即是为了体现私权利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从而维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等相对人的权益。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使得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被默认地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

(2)行政法外化理论扩展阅读：

案例：内部行政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可诉？

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安监局)。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延安宏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盛公司）。

一审法院查明：宏盛公司承建延安市子长县石窑坪小区河东村村民安置建设工程项目后，与山东省济南圣龙建筑机械有限公司签订塔吊买卖合同，购买了该公司制造日期为2004年7月14日的塔式起重机一部，合同"约定卖方不负责安装，由买受人找有资质的队伍安装，出卖人派技术人员指导。

后项目部将起重机的安装口头承包给一个长期从事塔吊安装但没有建设厅签发的《资质证》和《上岗证》的安装队伍，并于2007年7月16日将塔吊首次安装好。同月23日，延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对塔吊检验为合格。

20O7年11月21日7时许，因塔吊提升高度不够，在安装附墙加升第4个标准节的作业过程中，塔吊外套架、回转机构及以上部位的起重臂、平衡臂、平衡重及塔帽整体朝后臂方向倾翻，从33米高处坠落，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431415.2元。

事故当日天气多云转晴，日平均温度9.6度，日平均风速1米/秒，可排除自然因素造成事故。事故发生后，由市安监局、市技术监督局、市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等单位成立子长县“10．21”"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调查，调查期间，技术组于11月18日给调查组出具了事故分析报告，认为“该塔吊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有待于司法鉴定”。

后宏盛公司就塔吊的产品质量向调查组申请司法鉴定，调查组认为事故的原因很明确，不需要进行技术鉴定。宏盛公司遂向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申请司法鉴定，后经子长县公证处证据保全公证后。

2008年1月7日，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为：顶升套架焊接质量存在明显缺陷；顶升套架所检结构材料中部分材料性能不符合GB/T700-2006对Q235B的要求。其间，子长县“10．21”事故调查组于2007年12月5日向延安市人民政府作出《子长县“10．21”建筑工地塔式起重机倒塌事故调查报告》，认为该事故是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直接原因是塔吊安装队没有安装资质，并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报请延安市政府批复。

2008年1月10日，市安监局作出了延市安监发【2008】16号《关于子长县“10．21”建筑工地塔式起重机倒塌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报告》中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的认定。

后子长县监察局将该《批复》内容告知被上诉人宏盛公司，并向宏盛公司送达了该《批复》的复印件。宏盛公司后向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08年7月4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对该《批复》予以维持，同时告知申请人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I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宏盛公司遂起诉至法院。

宏盛公司诉称，《子长县“10．21”建筑工地塔式起重机倒塌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延安市安监局作出的延市安监发【2008】16号《批复》，“同意《事故调查报告》中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的认定”是违法的。

严重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27条之规定，应当进行技术鉴定而不作技术鉴定，并据此提出对宏盛公司和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是错误的。该起事故的原因是产品质量，而不是安装资质。子长县监察局通知宏盛公司要按该《批复》对其进行处理，并给宏盛公司送达了该批复的复印件，该《批复》严重侵犯了宏盛公司的合法权益。

宏盛公司不服该批复，向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陕西省安全监督管理局行政复议维持了该批复，现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延市安监发【2008】16号批复中“同意《事故调查报告中》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的认定”。

延安市安监局辩称，其作出的延市安监发【2008】16号《批复》是其代表延安市人民政府对子长县人民政府的批复，是内部批复，批复中认定的事故责任、事故性质、事故原因仅在之后职能部门的处罚中作为处罚的依据，并不对宏盛公司送达，不对宏盛公司产生法律效力，该批复不可诉。

分析报告中虽有“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有待于司法鉴定”这一句话，宏盛公司也口头申请司法鉴定，但出事塔吊有厂方生产合格证，也经特种设备检验所检验合格，调查组的专家排除了质量问题，认为主要是无资质造成事故，无须鉴定，所以就未鉴定；本案中司法鉴定不是必经程序，上诉人所作批复是合法的，应予维持。

一审法院认为，2007年11月18日事故调查技术组出具的事故分析报告明确指出“该塔吊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还有待于司法鉴定“。原告也一再要求对塔吊的产品质量申请司法鉴定，调查组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27条“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进行技术鉴定。

必要时，事故调查组可以直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的规定进行技术鉴定，致使事故调查未能够准确、全面查清原因。原告所述理由及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市安监局于2008年1月10日作出的“延市安监发【2008】16号”《关于子长县“10．21”建筑工地塔式起重机倒塌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中“同意《事故调查报告》中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的认定；并由被告延安市安监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案件诉讼费50元由被告市安监局承担。

❸ 有关“不可诉行政行为”以及“公法上的利害关系”的案例浅析

        “AB基地项目”，由A公司于2014年12月通过C县发改委转报方式向S市发改委申请项目核准。

        2015年1月，S市发改委作出《关于A公司和B公司合资建设“AB基地项目”核准的批复》，同意A公司、B公司合资设立项目公司建设“AB基地项目”。核准文件的有效期为2年，若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项目的，应在有效期届满前向S市发改委申请延期。

        2015年3月，C县发改委向A公司发出《关于转发<关于A公司和B公司合资建设“AB基地项目”核准的批复>的通知》,将前述批复转发给A公司，并要求A公司严格落实批复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之后，由于土地收储及出让等工作的迟延，导致“AB基地项目”无法在核准文件的2年有效期内开工建设。于是，2016年12月，A公司根据批复的要求，向C县发改委提交了核准文件的延期申请。但C县发改委并未将该延期申请文件转报到S市发改委，导致项目核准文件过期失效。

        出于某些原因，对于上述情况，A公司、B公司皆未提起行政诉讼或向县、市发改委提出任何异议。但B公司的股东之一W公司却认为C县发改委不转报申请的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准备就该“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

        引例中，W公司拟起诉的C县发改委不转报申请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行为属于下级行政机关与上级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并无直接的对外效力。这就不难让人产生疑问：C县发改委不转报申请的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

        关于不可诉行政行为的类型、范围，主要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人事管理行为、行政终局裁决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以下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1、刑事司法行为；

        2、行政机关的调解或仲裁行为；

        3、行政指导行为；

        4、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5、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

        6 、过程性行为（包括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

        7、根据法院文件作出的执行行为；

        8、上级对下级作出的行为（如检查、听取报告等）；

        9、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行为（如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

        10、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不难发现，W公司拟起诉的C县发改委不转报申请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列举的 “层报”类过程性行为 ，并且其不直接产生外部法律效力。故而，笔者初步认为该行为的可诉性存在问题。

        部分研究者认为，行政行为需具有职权性、单方性、效果性。职权性，即是行政主体运用行政职权的行为；单方性，即以行政主体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法律效力; 效果性，即该行为发生了法律效果。[1]  内部行政行为对外不直接发生效力，因而并不具有效果性，一定意义上也不具备单方性。

        在《颍上县恒运矸石厂、安徽省颍上县凯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295号”）中，最高法院认为，行政行为需具有单方性、个别性、法效性。“ 法效性强调的则是，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所谓直接，是指法律效果必须直接对相对人发生，亦即行政行为一旦作成，即导致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所谓对外，是指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之外的人发生法律效果，行政机关之间或行政机关内部的意见交换等行政内部行为因欠缺对外性而不具有可诉性 。” 就本文引例而言，C县发改委的内部层报行为，显然不具有直接对外的法效性。

        不过，前沿行政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早已对内部行政行为的外化及其可诉性进行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发布的《指导案例69号：王明德诉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中认为，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对其权利义务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 ，而对该程序性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按照该指导案例及相关观点，过程性行为要获得可诉性， 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1、过程性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性影响；2、当事人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

        具体到本文引例，为便于讨论，我们假设准备起诉的系行政相对人A公司，笔者认为A公司似可通过提起针对S市发改委的不作为（即对其延期申请无任何反馈）获得救济。本案行政法律关系实际发生于行政机关S市发改委与行政相对人A公司之间，C县发改委仅起接受材料和内部层报职能。对于A公司而言，其关注的事实应该是提交的延期申请未获市发改委答复，而不是C县发改委是否履行了内部层报手续。因而， 本文引例的过程性行为并不满足最高院在指导案例69号中明确的可诉性条件 。

        本文引例中，作为行政相对人的A公司以及A公司的合作方B公司皆不准备采取维权措施，B公司的股东之一W公司却有意起诉。那么，W公司是否属于适格的原告？

        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二条对“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进行了列举式解释，但该等解释不能用来直接回答上述问题。

        在《王龙英、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行政管理:房屋登记管理(房屋登记)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4983号”）、《关卯春、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乡建设行政管理:其他(城建)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4361号”）以及《刘英超、上海市人民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429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皆认为：

        1、 在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是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并不包括私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

        2、公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一般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为重要标准。

        3、只有行政实体法对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明确加以保护的情形下，该权益才能成为行政法上受保护的权益，当事人与行政行为之间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并取得可请求司法保护的原告主体资格。换言之， 只有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恰好落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保护范围时，起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被承认。

        4、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评价，主要依据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一般不受事后变化了的事实等影响，因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

        具体到本文引例，笔者认为：

        1、A公司作为行政相对人，具有成为相关行政诉讼适格原告的可能性。

        2、B公司作为A公司的合作方，且系项目核准批复中明确的“AB基地项目”的建设方之一，故而其项目建设和经营权可被认定为属于与核准行政行为相关的利益，具有成为相关行政诉讼适格原告的可能性。

        3、W公司是B公司的股东，在民商法的私法层面，享有相关股东权益，并通过股权对于“AB基地项目”的建设和经营具有私法上的利害关系。但是，若讨论其通过股权所建立的利害关系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公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笔者暂持否定态度。

        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以及原告的主体适格性问题一直是行政诉讼的常见争议焦点，律师办案及司法实践中需要重点关注。本文引例案情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反映的问题却十分典型，故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总结，望能产生抛砖引玉之效。

参考文献：

[1] 周律格. 试论内部行政行为的外化和其可诉性[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8)第31卷第10期：86页

❹ 法理学体系的概念是什么

法的效力的概念：广义，指法的约束里和强制力，即凡是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都对人的行为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法律上的约束力和强制力，这是规范性法律档的效力。狭义，仅指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档的效力。
★法律体系的概念：是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法律部门的概念：法律部门是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各个不同的法律部门的有机结合，便成为一国的法律体系。
★权利和义务的概念：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
★法律责任的概念：因损害法律上的义务关系所产生的对于相关主体所应当承担的法定强制的不利后果。
★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的概念：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构成法律责任的各种必须具备的条件或必须符合的标准，它是国家机关要求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时进行分析判断的标准。
★法律关系的概念：是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的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形态。
★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的概念：1过错责任、是以存在主观过错为必要条件的法律责任，换言之，即承担责任以其行为有主观过错为前提的一种责任。2无过错责任、是不以主观过错的存在为必要条件而认定的责任，换言之，即承担这种责任不必考虑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3公平责任、法无明文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但适用过错责任又显失公平，因而不以行为人有过错为前提并由当事人合理分担的一种特殊责任。
★法律关系主体的概念：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或负有义务的人，通常称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
★权利能力的概念：权利能力是由法律所确认的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资格，是参加任何法律关系都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不具有权利能力，就意味着没有资格享有权利，甚至也没有资格承担义务。
★行为能力的概念：行为能力是法律所承认的，由法律关系主体通过自己的行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能力。具有行为能力首先意味着法律允许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独立地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法律关系，行使自己的权利或履行自己的义务。
★法律创制的概念：法的创制是指有法的创制权的国家机关或经授权的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补充、修改和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认可法律的一项专门性活动。
★法典编纂的概念：法典编纂是指对属于某一类的或某一法律部门的全部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整理、审查、补充、修改、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一部新的系统化法典的法的创制活动。
★法的遵守的概念：法的遵守通常简称为“守法”，是指各国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政党、团体等）和公民个人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去从事各种事物和行为的活动。
★法的执行的概念：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广义：指一切执行法律的活动，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实施法律的活动。狭义：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谓之为“行政执法”。
★法的适用的概念：法的适用，通常简称为“司法”，是法的实施的重要方式之一。法的适用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

★法律监督的概念：是指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种法律活动的合法性依法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这是广义的法律监督。狭义的法律监督专指有关国家机关依照职权和法定程序，对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
★法律解释的概念：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对法律的字义和目的所进行的阐释。
★法律推理的概念：指以法律与事实两个已知的判断为前提运用科学的方法和规则为法律适用结论提供正当理由的一种逻辑思维活动。
★法律程序的概念：指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所必须遵循或履行的法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步骤和形式，是实现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条件。
★诉讼结构的概念：指诉讼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方式和关系，即诉讼主体行为的安排、组织和关系所构成的诉讼关系模式。
★诉讼程序的概念：指司法机关和案件当事人在其他参与人的配合下为解决案件争议依法定程序所进行的全部活动。
★法学是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科学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总称。
★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1阶级分析法，是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方法。2价值分析法，马克思主义法学在运用价值分析法的时候必须遵循生产力标准和人道主义标准，必须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3实证分析法，特点是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分析来建立和检验的理论命题。以及，比较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
★法的特征：是法的本质的外化，是区别于其它事物和现象的征象和标志所在。
★法的要素区分为3类：规则、原则、概念。1法律规则是法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法律中明确赋予一种事实状态以法律定义的一般性规定。2法律原则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则和准则。3法律概念是在法律上对各种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
★法律规则的种类：一、权利规则、义务规则和复合规则。权利规则又称授权性规则，是规定人们可以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及可以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则。义务规则是规定人们必须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则。复合规则又称权利义务复合规则，是兼具授予权利和设定义务的双重属性的法律规则。二、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强行性规则又叫强制性规则。指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具有绝对肯定形式，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相互协议或任何一方任意予以变更的法律规则。任意性规则是指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具有相对肯定形式，允许当事人之间相互协议或单方面予以变更的法律规则。三、确定性规则、委任性规则和准用性规则。确定性规则是明确的规定了行为规则的内容，无须再援用其他规则来确定本规则内容的法律规则。委任性规则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了行为规则的内容，而授权某一机构加以具体规定的法律规则。准用性规则是没有明确规定行为规则的内容，但明确指出可以援引其他规则来使本规则的内容得以明确的法律规则。四、调整性规则与构成性规则。调整性规则是对已经存在的各种行为方式进行评价，并通过授予权利或设定义务来调整相关行为的法律规则。构成性规则是以本规则的产生为基础而导致某些行为方式的出现，并对其加以调整的法律规则。

❺ 内部行政行为外化可诉吗

内部行政行为的外化及其可诉性
（一）外部化的标准判断
内部行政行为的外化标准，在我国理论和实务上仍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内部行政行为的外部化是指内部行政行为作出的本意是不对外产生法律效力，但其实施对行政机关以外的行政相对人产生了实际影响，其效力超出了机关内部的范围。[1]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相关当事人通过一定的渠道获得了内部的决定就视为内部行政行为已经外化。[2]比较两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是从实质外化的标准来定义，而第二种观点是从形式外化的标准来定义的。内部行政行为如果对当事人产生了实际直接的影响，并为当事人所知悉，则属于实质外化。如果仅为当事人所知悉，且已被外部决定所吸收、覆盖，则属于形式外化。
（二）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分析
内部行政行为，一般不具有可诉性，因内部行政行为对外并没有产生法律效力，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但是，当内部行政行为被相对人知悉，并被付诸实施，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直接的影响，即内部行政行为实质外化后才具有可诉性。
1.形式外化不具有可诉性
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主要的理论根据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一理论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认为，行政机关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或履行其行政职能，而对其内部公务人员的管理行为如录用、考核、任免、处分、奖惩等，都属于特别权力行为，这种行为由于特别的法律关系而具有概括的强制权力，内部工作人员对于这些决定或命令只能服从，其结果是上述内部行政行为不适用法律保留原则，权利人的利益受该类行为侵害时无法寻求司法的保护与救济。后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将国家与公务员之间的特别权力关系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将特别权力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公法上的勤务关系，如公务员与国家之间形成的关系；二是营造物利用关系，如学校与学生、监狱与罪犯之间形成的关系；三是公法上的特别委托关系，如受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或个人与其委托机关之间的关系。包括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的隶属关系。
其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被引入日本，再由日本传入台湾地区及大陆，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极为深刻地影响。
2.实质外化具有可诉性
然而，内部行政行为实质外化则是具有可诉性的，这在理论和实务界都得到了认同。[3]这主要源于我国的行政诉讼起诉标准，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则相对人具有了行政诉讼起诉权。
《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实际影响由此成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判断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是否可诉的标准之一。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该项规定的本意，实际影响标准主要适用于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因未成立或处于内部运作阶段而不具有可诉性。这一作法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美国行政法中的“成熟原则”。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认为，“这里所说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主要是指还没有成立的行政行为以及还在行政机关内部运作的行为等。将这类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是因为行政诉讼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消除非法行政行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不利影响，如果某一行为没有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提起行政诉讼就没有实际意义。”[4]很明显，最高院在此将“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成立的行为；另一类是还在行政机关内部运作的行为。可见，实际影响标准主要适用于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因未成立或处于内部运作阶段而不具有可诉性。据此，《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一般作为了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的依据。
但是，内部行政行为实质外化后，即内部行政行为被付诸实施，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那么此时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呢？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虽然是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依据，但是该司法解释的本意是将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排除在外，如果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那么该内部行政行为就具有了可诉性，其法理是可以从该司法解释推论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