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老一代学者

Ⅰ 行政学的发展

行政管理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行政管理学的产生奠 行政管理
定了物质基础；行政管理的实践为行政管理学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材料；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的发展为行政管理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行政管理学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L.von施泰因提出，他于1865年撰写的《行政管理学》一书，用行政法的观点阐述行政问题。1887年美国学者T.W.威尔逊发表了《行政管理学之研究》一文，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建立一门独立的行政管理学科。威尔逊因此被誉为行政管理学的奠基人。1893年美国学者F.J.古德诺出版了《比较行政法》，此书成为美国的第一部行政管理学教科书。1900年他出版了《政治与行政》一书，提出行政与政治分离的理论。此后，愈来愈多的学者把行政管理学作为单独学科加以研究。1926年美国学者L.D.怀特撰写了《行政管理学导论》一书，论述了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讲求效率的必要性，以及对行政管理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1927年美国学者W.F.威洛比发表了《行政管理学原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基本形成。 行政管理学的产生和形成受到当时工商企业科学管理的影响，并从中吸收了许多原理、方法。1911年美国管理学家F.W.泰勒根据长期实践经验，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提出一套企业科学管理的理论。法国管理学家H.法约尔提出了组织管理功能理论，并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14条管理原则，对改进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和发展行政管理学起了积极作用。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科学管理时期或传统理论时期。其理论的主要缺陷表现在过分重视机械效率，忽视社会效益；把行政组织视为封闭式组织系统，忽视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片面强调人的物质利益，忽视人的精神因素，缺乏对人的尊重。 20世纪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工人运动的发展，使传统理论受到很大冲击。1927～193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G.E.梅奥等人通过霍桑实验，提出人际关系理论。美国学者C.I.巴纳德在《执行者的职能》中提出均衡理论。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А.Н.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F.赫茨伯格在《工作的动机》提出双因素理论，美国学者D.麦克格雷戈提出X理论和Y理论。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A.西蒙开创了以行政决策为重点的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他从人的有限理性出发，把决策理论、数学方法、计算机学融为一个新的研究体系。美国组织学家J.G.马奇提出理性与组织融合理论；美国政治经济学家C.E.林德布洛姆提出渐进决策理论。他们把行为科学和决策理论用于行政研究，对行政管理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Ⅱ 行政法最早是谁提出的

这个问题在中国应该没人能回答你。行政法起源于法国，法国行政法学形成是在1870年代，回在此之前从答1810年代开始就有人在从事行政法的研究，但是行政法概念应该早于这个时期。
对这个问题，国内学者由于资料原因没有人能够真正解决，关保英《外国行政法编年史》也没有解决。

Ⅲ 杨海坤的主要学术思想观点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行政法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时至今日，不仅行政法的学科地位已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同，而且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是与一批具有浓厚的历史责任感和扎实理论功底的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苏州大学法学院的杨海坤教授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自1984年开始从事行政法学教学与科研工作以来，杨海坤教授先后出版了数部有重大学术影响的著作和三百余篇行政法学术论文，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崛起做出了突出贡献，已经成为行政法学界公认的数名学术带头人之一。
杨海坤教授的行政法学术思想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关于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
在各国的法律体系中，行政法与宪法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法律部门，二者都被认为是传统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杨海坤教授就对“宪法是根本法、母法，行政法是宪法实施法”的主流观点提出过质疑，认为应当全面地把握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除了“从属关系”和“部分重合关系”之外，二者还存在一定的“补充、发展关系”。也就是说，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在宪法的范围内有能动活动的余地，并对宪法的发展起着实际的推动作用，而这种在宪法基本精神指引下的有所创造、有所作为并不是“违宪”。后来，他又通过分析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响亮地提出行政法与宪法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行政法的发展不仅落实了宪法的原则性规定，传播了宪政的基本理念，而且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补充、发展了宪法，推动着宪法的修改与完善。为了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互动关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宪法至上”的基本理念，并尽快建立卓有成效的违宪审查制度。
2．关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关系
科学地认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之间的关系是行政法发展中的重大课题。针对国内十分流行的“行政法必须与行政诉讼法相分离”的观点，杨海坤教授很早就提出过不同意见，他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组织关系、行政管理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而形成的三类法律规范的总和，而近代行政法的产生则是以行政诉讼制度的产生为其重要标志的。在我国，虽然《行政诉讼法》的颁行推动了行政法各项制度的发展，但它仍然属于行政法的组成部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完全适合于行政诉讼法，并贯穿于行政诉讼法中；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救济法或行政法制监督法的一部分，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之间教材可以各自独立，但两者之间内在的紧密关系却无法割断。
3．关于“政府法治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杨海坤教授就十分敏锐地“发掘”了“行政法理论基础”这一重大课题。他认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是行政法学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由其决定了一个国家行政法学的社会阶级性质、基本框架结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方向，对于该国行政法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石。后来，他又将其进一步修正、发展为“政府法治论”，其核心思想由五句话组成：政府由法律产生、政府由法律控制、政府依法律管理并为人民服务、政府对法律负责、政府与公民法律地位平等。“政府法治论”可以认为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理论基础。
4．关于现代行政的公共性
“行政”是理解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如果没有人类的行政活动，也就没有行政法存在的可能性。鉴于我国学界在行政特征表述上的混乱局面，杨海坤教授主张应当着重研究行政的最基本特征，并将其归为行政的“公共性”。他认为，公共性是现代国家行政诸多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其理由包括：行政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是适合社会公共生活需要的形成物；行政以公共事务的管理为内容，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行政的公共性具有直接性、主动性，以此与立法、司法的公共性相区别；公共性是行政其他特征的根本来源，其他特点都来源于公共性。可以说，公共性是行政的生命力所在，是其存在价值所在；没有公共性，就没有行政。行政的公共性理论对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强调行政的公共性，就必然会突出行政的合法性、合目的性和自律性，必然突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控制；必然要求增强行政的公开性，并日渐增强公民的公权利观念；必将使行政权的民主内涵进一步深化，使行政法的调整领域进一步拓宽。
5．关于行政法的实质渊源和不成文形式渊源
受国内法理学关于法渊源片面认识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都将行政法的渊源机械地理解为行政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众多行政法学教材都将行政法的渊源概括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规章、法律解释及国际条约等。十分稀罕的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杨海坤教授就敏锐地洞察出行政法渊源研究的不足。他认为，法的渊源应当是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的统一，法的渊源不能仅仅归结为法的形式渊源。其中，法的实质渊源是指法的内容、材料究竟从何而来；法的形式渊源是指构成法的材料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即法的存在形式。我国法渊源研究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既忽视了对法的实质渊源的研究，也忽视了对法的不成文形式渊源的研究。他指出，根据我国的国情，行政法的实质渊源至少包括：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国内已经建立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行政制度、行政关系和不断积累的行政工作经验；外国现存的行政法、行政法律制度；政党的主张和重要政策；公众舆论、要求，专家意见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法的理论，特别是宪法学理论和行政法学理论。行政法的不成文形式渊源主要包括与行政法有关的解释、行政实例、行政案例的记载及行政判例，行政习惯等。
6．关于行政指导的法律属性
行政指导是杨海坤教授所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几无任何参考资料可以援用的情况下，杨海坤教授就在国内率先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展开了对行政指导的研究。后来，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他指出，从现代民主行政的发展以及基于其上的现代行政法学的发展趋势来看，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依法在其职权范围内，以建议、劝告、引导、指示、鼓励等非强制手段，使相对人接受其意思表示并付诸实践的新型行政行为。针对时下流行的行政指导是一种“非权力性行为”的观点，杨海坤教授尖锐地指出，行政指导既然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那么它必定是一种权力行为，因而不可将行政行为再分为“权力行为”和“非权力行为”。不过，权力本身有强弱之分，权力行为可进一步区分为“强权力行为”和“弱权力行为”。据此，应当将行政指导定位为一种弱权力行为。与行政命令等强权行政行为相比较，行政指导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它主要依靠相对方的自觉、自愿产生作用。以权力的强弱为标准将行政行为划分为强权力行为和弱权力行为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学术探索，它不仅丰富了我国的行政行为理论，而且为人们理解行政指导的法律属性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视角。
7．关于行政紧急权力行使的法治化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抗击“非典”斗争的胜利和“紧急状态”一词在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中的出现，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紧急状态”研究热。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杨海坤教授就已经极其敏锐地意识到了行政紧急权力行使的法制化问题，并率先展开了研究。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行政紧急权力，但必须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防止行政紧急权力蜕变为镇压人民和实行独裁的工具。为此，他提出了行政紧急权力行使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必要性”原则，即只有从对付最严重、最险恶、最紧急的情况出发，才能严格依照法定条件运用行政紧急权力；二是“合宪性”原则，即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不得动摇宪政体制；三是“适当性”原则，即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必须根据具体时间地点情况区别对待，正确、及时、稳妥地运用；四是“程序性”原则，即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同样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在紧急状态问题研究已日渐兴起，《紧急状态法》提上立法日程的今天，上述观点仍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8．关于中国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程序问题逐渐引起了国内法学界的关注。在我国行政法学界，近十年来行政程序法的研究也一直是最为热门的话题。对于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杨海坤教授自始至终都是坚定的支持者和鼓吹者。早在1995年，他就撰文提出，规划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决不是法学家们心血来潮的凭空想象，它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势在必行的重要步骤。数年来，围绕“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这一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杨海坤教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认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正面临着空前未有的良好机遇：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所创造的良好契机；高层对行政改革的大力支持；知识精英阶层的启蒙之功；单行行政程序立法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人权公约的巨大挑战；域外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经验可资借鉴。关于我国行政程序法典的立法结构，他认为应当采取程序与实体并存型、规范外部程序与规范内部程序并存型、共通程序规定与特别程序规定并存型的模式，但应以程序规定、外部程序及共通程序规定为主；关于我国行政程序法典的目标模式，他认为应当采取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模式。这些见解不仅大大丰富了我国行政程序法学基本原理的研究，而且对未来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9．关于行政法院的设置
现行《行政诉讼法》堪为人忧的实施状况也牵动着杨海坤教授的心。早在十年前，他就撰文分析了摆脱行政诉讼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体制改革。他认为，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培育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而稳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则是推进行政诉讼制度的关键。其中，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确保人民法院和行政法官依法独立审理行政案件是重中之重。为此，他主张应当组建独立的、与普通人民法院相平行的行政法院系统，提高审级，设立与中级人民法院同级的行政法院审理一审行政案件，在高级人民法院内设立行政上诉法院，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管辖。
10．关于21世纪中国行政法治的模式
在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执政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而人类法治实践的历史已表明：行政法治是法治的重点和难点，法治的实现与否将取决于行政法治的发达程度。杨海坤教授认为，中国的行政法治道路不可能简单地照搬别国的模式，它应当是普遍性的法治规律和中国特殊国情的结合，即应当采取一种“后发的综合的行政法治模式”。具体来说，这种综合的行政法治模式体现为七个方面：宪政环境下的行政法治；司法监督下的行政法治；授权与控权相统一的行政法治；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行政法治；消极功能与积极功能相统一的行政法治；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的行政法治；静态意义与动态意义相统一的行政法治。“综合行政法治模式”概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行政法学者对法治多样性与一致性规律的深刻洞见。在某种程度上，它体现了一代行政法学人对中国行政法治的殷殷期盼之情和绵绵眷注之意。也许，在这一模式的指引下，中国的行政法治道路将更加宽广！ 1．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人权保障
公民基本权利与人权保障是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宪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因此杨海坤教授始终保持着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早在1982年宪法颁布之初，他就指出：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它清楚地表明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从而构成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法律基础。1982年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权利自由的真实性、广泛性、合理界限性以及社会主义权利义务的平等性、一致性，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义务观，是一部真正的人民自由宪章，在通过艰苦的努力予以实施，让人人充分享受权利，人人自觉履行义务。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亦称宪法权利，它是由宪法所确认的首要的、根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权利。宪法主要由国家机构的设置和基本人权的保障两大要素所构成，宪法在形式上非常重视国家机构及其权力安排，而在本质上则更重视对人权的保障。一部近代宪法史就是一部公民基本权利入宪并日臻完善的历史。杨教授主张宪法学界应当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修宪问题作深入研究和充分论证，进行全面、精良的设计与安排。公民基本权利的修宪李考虑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中的重要地位，要考虑与国际人权公约接轨，要考虑国外公民基本权利立宪的经验，要考虑公民基本权利修宪的最佳方式，并应该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主权在民”的精神。 而对于学界甚为关注的公民基本权利修宪的方式，杨教授主张全面修改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但不是马上全面修改，而是应该持谨慎态度，先高屋建瓴地进行理论上的充分准备，进行全面、精良的设计和安排，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对现行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进行全面修改。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扎扎实实地开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修宪方面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准备，同时他也不反对先对现行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有关规定进行部分修改，特别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补充规定一些公民基本权利，早日将当前我国公民亟待保障的权利载入宪法。 为了呼唤学界作好理论上的准备，杨海坤身体力行，组织骨干力量精心撰写《宪法基本权利新论》一书，对生命权、平等权、私有财产权、迁徙自由权、思想自由权、知情权、公职权、请愿权、全民公决权、社会保障权、工作权、环境权、诉讼权、公正审判权等十几种国际人权宪章和世界各国宪法所公认而国内研究尚不多见的基本权利进行了专题探讨， 引起学界较大反响。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后，他即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是一条宣言性、纲领性的重要条款，必须同当前我们开展的各项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加以落实。他认为，树立新的科学发展观同“尊重和保障人权”目标完全一致；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核心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同国际人权公约逐步接轨，有利于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现；建设负责任的服务型政府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关键；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加强人权理论的研究。
2．关于选举制度与竞选
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宪政的前提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杨海坤教授就指出完善我国的人民选举制度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一环。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而选举作为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则是政治参与程序是否健全的衡量标志。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杨海坤教授毫不讳言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仍然有一部分人对选举不感兴趣。他认为，选举的实质就是人民积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自下而上地选择为自己服务的公仆，并使自己的利益在政治体系内得到表达和实现。他主张，人民代表的权利和义务要明晰化、法制化，要普遍地提高人民代表的素质，机会均等原则要体现在选举领域。“论功行赏”不是选择代表的标准，“唯才是举”、“量才选用”才是选择代表的原则。人民选举代表的惟一标准就是人民代表能为人民说话、办事，能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对人民高度负责，不应该附加许多不应附加的条件。他还指出，竞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竞选的实质是为选民争当合格的公仆。竞选实际是正当竞争。竞争是最公正的裁判，是能力的角逐，是品德的比较，是最好的政治优选方法。当然，这种竞争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立足基础，甘为人梯
宪法和行政法学，构成我国公法学的主要部分。公法学要发展，不仅需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和依法行政实践的推动，而且需要公法学者们在理论上不断创新。特别是宪法学要实现理论创新，则首先必须回顾总结过去，全面地、准确地了解目前宪法学研究的现状。回顾总结20世纪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学的研究成果，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然而，尽管我国的宪法学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却鲜有学者去系统地总结，而这也造成了近几年来宪法学界存在重复研究少有突破、难有突破的现状。据此，杨海坤教授深感有全面系统地综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我国宪法学研究现状的必要，以推动21世纪我国宪法学研究的发展和理论创新。于是，他精心组织编写了《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宪法学研究现状与评价》一书。尽管这种工作是艰辛的，甚至于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努力，但杨教授没有放弃，因为他始终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其希望通过自己以及自己所领导的研究团队的基础性工作，为国内外有志于研究中国宪法学现状和发展趋势的人们提供较丰富的、可信的原始资料，为他们的深入研究寻找突破口指示方向。同时，杨海坤教授注意到现在能够重视基础积累的越来越少了，急功近利的治学现象越来越多了，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引起学界的关注，使学界形成良好的治学研究风气。令人欣慰的是，杨海坤教授的努力换来的不仅仅是上下两本厚厚的书籍，他的成果也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认可，该书获得了2002年度法学教材和法学科研优秀成果奖，很多中国宪法学研究者把它视为重要的工具书，还有许多高校以它为研究生教材或认定参考书。

Ⅳ 人民大学，关于胡锦光

姓名： 胡锦光职务：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位： 法学博士

1960年2月出生，安徽黄山市人。1986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5年～1998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两次赴日本立命馆大学作访问学者，多次赴国外、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讲学，曾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1996年）及香港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项目奖（1996年），论著及论文多次在全国获奖。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宪法行政法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家》杂志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社会兼职：1、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2、北京市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3、海口市仲裁委员会委员；4、国家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及政策法规司法律咨询顾问；5、中共沈阳市委政法委执法监督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6、甘肃省国家税务局依法治税高级顾问。

主要科研成果有《中国宪法问题研究》（专著）、《行政处罚研究》、《宪法基本知识》、《当代人权保障制度》（合著）、《中国宪法的理论与实践》（合著）、《行政法专题研究》（合著）、《行政法》（合著）、《行政法教程》（合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合著）、《香港行政法》（主编）、《行政诉讼法教程》（主编）、《行政法案例分析》（主编）、《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主编）等。

胡锦光 任端平 论宪法救济（本文发表于2003年）

胡锦光 论审判权的界限（本文发表于2003年）

胡锦光 论公民“上书”的基本条件（本文发表于2003年）

胡锦光 违宪审查的基本功能（本文发表于2003年）

胡锦光 穿警服结婚及其他 （本文发表于2003年）

胡锦光 徐振东 秦奥蕾 牛文展 王锴 关于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改的建议（本文发表于2003年）

胡锦光 论宪法适用与宪法解释权的关系（本文发表于2002年）

胡锦光- 林毅- 乔占祥诉铁道部2001年春运价格上浮案研究（本文发表于2002年）

胡锦光/刘飞宇 2002年行政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发表于2002年）

胡锦光 任端平 受教育权的宪法学思考（本文发表于2002年）

皮纯协/胡锦光/王丛虎 2000年行政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发表于2001年）

胡锦光 刘飞宇 论国家行为的判断标准及范围（本文发表于2000年）

胡锦光 王丛虎 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本文发表于2000年）

许崇德/胡锦光/王丛虎 1998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发表于2000年）
胡锦光 我国宪法修正案的技术性与规范性评析（本文发表于1999年）

胡锦光 臧宝清 “宪法”词义探源（本文发表于1999年）

许崇德/胡锦光 1997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发表于1998年）

胡锦光 论法国宪法监督体制（本文发表于1998年）

胡锦光 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探讨（本文发表于1997年）

许崇德/胡锦光 1996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发表于1997年）

Ⅳ 行政法谁得教材比较好

都差不多。行政法没有法典，理论性强，但是学者的观点都大同小异。比较而言，姜明安主编的高教版内容比较全面，被很多其它学者的行政法教材大量引用，推荐之。毕竟是国家组织编写的，集合了许多行政法大神。

Ⅵ 熊文钊的其人其事

从小喜欢“填表格”
与熊文钊教授接触多了，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头脑极为敏锐的人。这与他早年的音乐修养有关。他1962年生于湖北黄冈，自幼喜欢音乐，在黄冈中学就读期间上的是文艺班，1974年进入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乐团，演奏萨克斯和黑管，转眼就是七年。朋友们开玩笑这样评价熊文钊，说他是法律界音乐玩得最好的人，又是音乐界最懂法律的人。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拿了几年工资工作稳定的熊文钊，决定弃艺从学，参加高考，并且报考法律专业。熊文钊说：“这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我从小就对政治有一种敏感。”
上小学的时候，熊文钊就喜欢看报纸，并且对有官员出席的会议看得非常仔细。那是在“文革”期间，他特别关注哪个省的“革委会主任”是谁，副主任是谁，省军区司令、政委是谁，并且自己制作了表格，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就在表上填一个，渐渐就把这些官员的名单填满了。时间长了，连驻外使节、外国元首他都分别制作了表格进行填写。
填表的同时，他开始了分析。他发现，五一、国庆等重大庆典和接待外宾的场合，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出现了，那就预示着他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消失了，那他就很可能要“下台”。预测一次次应验，让他很有成就感，渐渐成为一种爱好。时至今日，他在这方面的敏感非常人所及，预测常常神准，令朋友们总以为他有什么特殊“渠道”，其实呢，他的渠道就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熊文钊如愿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本科学习。他自己都不曾料到，正好赶上了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步与发展阶段，他与中国的行政法治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给应松年送炉子
当时北京政法学院建立了“行政法学教研室”，负责人是方彦。方彦是延安时期的老报人，对推动中国行政法学贡献很大，近些年来却少有人提及。熊文钊说，改革开放后中国行政法学的第一批人才，都是方老网罗到北京政法学院的。像行政法学界泰斗王名扬，还有当时在西北政法学院的应松年，都是方老想尽办法调到学院的。
当时选修课表上有一门名叫“行政法学”的课程，熊文钊很感兴趣，进行选修，这样与方彦的接触多了起来，渐渐成为方彦的亲密弟子，方彦有什么事儿，都喜欢叫上他，他成为教研室的一个主要劳动力。
记得应松年刚到政法学院的时候，被分在6号楼4楼朝东的一个小房间里，居住条件十分艰苦。尤其是冬天，房子里漏风严重，又没有暖气，住在里面不得病才怪。方彦有一天叫上熊文钊，说是要给应老师弄个炉子生火，否则冬天过不下去。熊文钊说，我再去叫个同学。方彦说，叫什么叫，我们两个不就行了。方彦领着他从学院事务科领来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然后两人一起抬到应松年的房子里去。当时方老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把应松年感动得不得了。现在回想起来，熊文钊说，延安时期老干部的作风，真是感人啊，有这样的榜样，自己不努力学习对得起谁？如果没有方老，中国的行政法学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出现那么蓬勃发展的局面。
“接力”翻译
当时行政法学的这帮老师和学生，对行政法学知识的渴求，真是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1984年3月，司法部委托北京政法学院举办行政法研究班，邀请中外知名学者讲授行政法理论，这是全国首期行政法学理论培训班，荟萃了一大批后来行政法学界的骨干。熊文钊当时还在读本科，但他硬是争取机会进入研究班去听课，而且节节不落、风雨无阻。
研究班聘请的比利时专家麦耶尔用法语讲授行政法专题，翻译遇到一些行政法学方面的专业术语，时常“卡壳”，要请教坐在讲台下的王名扬先生。王名扬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并获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行政法学专业)，精通法语。可操着浓重湖南衡阳口音的王名扬先生所做的解释仍然无法让大家听明白。姜明安是湖南汨罗人，听得懂王名扬的湖南话，而他的普通话并不比王老好多少，他用湖南汨罗话转述王老的湖南衡阳话，大家还是弄不明白。在北京长大的朱维究性子急，有时没等姜明安说完，她就把自己的猜测抢先“翻译”出来，“翻译”得不对，王名扬就急忙摆手说“不地(对)不地(对)”。熊文钊是湖北人，听湖南话有点优势。于是熊文钊就斗胆接过来“翻译”普通话。由于从小就从事艺术工作，熊文钊的普通话可算得上湖北人中讲得最好的了，经过这样的“接力翻译”才能让大家明白这些专业术语。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麦耶尔教授就睁大眼睛迷茫地看着。
初生牛犊进入 国家立法殿堂
1985年，熊文钊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王名扬、龚祥瑞、应松年等著名的宪法与行政法学者，继续研习宪法与行政法。时值《民法通则》颁布后不久，全国人大法工委资深顾问陶希晋先生提出，废除了旧中国的旧六法，应当制定新中国的新六法，并明确提出要制定《行政法通则》。陶希晋先生早年长期担任董必武的秘书，资格非常老，在建国初就是政务院副秘书长，在全国人大说话有分量，他对我国行政立法的推动功绩，彪炳史册。
1986年10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组，陶老提议由《民法通则》起草组组长江平教授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组长，研究组由罗豪才、应松年、张焕光、皮纯协、朱维究、姜明安等组成，王名扬、方彦等任顾问。熊文钊有幸参加了行政立法研究组主持的《行政法通则》的起草工作，并参与撰写了若干份试拟稿。这一年，熊文钊才24岁，就能进入全国人大的行政立法研究组起草法律文件，历史给予他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
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以后，通过起草《行政法通则(试拟稿)》，编发《行政立法研究资料》和《行政立法研究动态》，为全国行政法学者提供了国内外行政法研究的最新资料和动态，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者的求知欲望。
1986年底，第二届行政法年会在山城重庆召开，陶希晋抱病从桂林赶到重庆。他感觉当时国内行政法学界的思想还偏于“保守”，希望有年轻人能出来“放几炮”。他通过秘书约请了包括姜明安、熊文钊在内的几位年轻人到他的住所汇报《行政法通则》框架的起草情况。陶老提出，能否让年轻人到会上去讲一讲《行政法通则》的立法框架设想？
在前辈的支持和鼓励下，熊文钊这个“初生牛犊”，在会上突破了原定议题，以自由发言的方式介绍了《行政法通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法制监督、行政诉讼”的立法框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现在许多行政法学界的权威专家都很怀念那次会议，认为那次会议为行政法学开拓了一个新境界。
相对人、听证会与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当时年轻的熊文钊思想大胆，敢说敢为，常常冒出一些非常新颖的说法。
熊文钊是1985级的研究生，现在担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的胡建淼当时是1986级的研究生。熊文钊当时没恋爱，胡建淼来自上海，到北京后也是“单身汉”，两人一见如故，晚上经常在一起整几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在宿舍里闲吹胡侃。两人都觉得，当时行政法学的专业术语太少，大白话太多，应该创造一些术语。有一次，胡建淼提出“行政主体相对的一方”应该怎么说，熊文钊说：“那就叫相对人吧。”从此，两人的学术论文中开始出现“相对人”这个概念，渐渐被通用。“后来从外国的翻译资料中也发现了‘相对人’的术语，但当时国内是我们提出来的，提出时也没看到外国的翻译资料。”
后来，全国人大行政立法研究组在罗豪才、应松年的领导下，先后为《行政诉讼法》《行政监察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的制定提出了重要的立法框架及专家试拟稿，熊文钊都进入了专家咨询组。1989年4月，在北京平谷金海湖畔的一个宾馆召开了关于《行政处罚法》草案的专家研讨会。研讨会的一个焦点是，要不要把“听证制度”写入《行政处罚法》，如何写。当时“听证制度”在中国完全是个新鲜事物，从没写进过法律条文。写是应该写，但如果写得太多，许多专家担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时会引起较大的争议，反而延缓了这一制度的立法。包括熊文钊在内的一些专家提出，在中国建立听证制度非常必要，与其写得太多引起争议被搁置，不如就先将听证制度确立下来，待以后再进一步完善。人大法工委最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就在第42条、第43条写了几行字，送到常委会讨论，果然顺利通过了。从此，“听证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
在1988年太原召开的行政法学年会上，熊文钊还提出，我们国家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行政法学也应该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国家核心价值赋予的行政职能”，“两个基本点”，一是“授予政府权力”，一是“控制权力滥用”。当时不少专家认为行政法学就是研究“控制政府权力”，不包括“授予政府权力”。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专家接受了熊文钊的观点，并提出“平衡理论”。熊文钊的“两个基本点”，其实就是讲行政权力的平衡问题，权力的授予和控制必须平衡，才能保证行政的安全、有效，减少行政风险，提高行政效率。
减少“副职”观点 屡遭“封杀”
2006、2007年来，熊文钊对“大部门制”的研究成果屡见报端，但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他在《望》新闻周刊上提出减少“副职”的问题之后，有多家中央和地方的报纸杂志记者和编辑来采访或来约稿，熊文钊总要提到行政机关应减少“副职”。他说，根据1982年颁布的《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各部应设正职一人，副职二至四人；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员五至十人。可实际情况是，副职大大超编，例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达到12个，严重超过法定职数。
当时编辑记者们都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可最后发表出来的文章，这一观点总是被删掉。编辑记者们解释说，老总说这个观点太敏感，红笔“框”下去了。熊文钊很执着，坚称：国家有法律规定，政府要依法行政，这有什么敏感的？
后来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减少领导职数”，熊文钊笑着对那些编辑记者说：“你看，你们当初要是报道了多好！”
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近年来，熊文钊对国家行政机关部门利益膨胀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大部门制”改革是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2005年，国家经贸委研究撤销审批项目，在各部门研究来研究去，结果谁都不愿意撤销自己部门的审批项目。后来向熊文钊等专家咨询，专家们提出撤销方案，然后在经贸委的办公会上通过，这一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还有一年，科技部在各部门征求立法草案的意见，也是争论来争论去，最后也是按专家意见通过。这其实都是部门利益在作祟。
我国的部门利益膨胀，首先表现在“部门立法”上。许多国家法律法规是由相关部门起草，在起草时往往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将部门权力扩张法定化，而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例如政府专营、行政准入限制、计划配置资源、部门保护等方面。
其次，部门利益集团化、个人化、违法化。郑筱萸案件中反映出行政腐败、官商勾结、利益同盟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并非个别。有些为了部门利益公然违法，例如交通部门居然让2004年通过的《公路法》中开征燃油税的规定搁浅至今。
再次，对公共财政奢侈浪费。我国每年用于公车、公款吃喝以及公务出国的费用已高达几千亿元。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004年度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结果报告中就指出，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用于发放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和借给下属单位投资办企业2204万元……
部门利益膨胀是权力的属性使然。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孟德斯鸠也曾说过，行使权力的人总是会行使到法律的边界为止。我们总是对于权力保持良好的预期和渴望，以为掌权者一定会奉公执法、一心为民。事实上，我们不能对权力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特别是在制度的设计和规范的建构上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权力的腐化性、自私自利性。而“大部门制”改革，是将许多部门“连锅端”，可能是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在熊文钊的“大部门制”前瞻中，提出了“大部门制”的通盘规划和分步实施的整体方案，国土建设部=区划+规划+建设+国土资源等；大农业部=农业+粮食+林业；大交通部=交通+铁道+航空+公路+水运+邮政等。对于现在的调整方案，将公务员当作人力资源要素、社会保障职能仍然没能整合以及铁道部没有被合并到交通部等问题，熊文钊说，这还是部门利益在作怪，但他相信，迟早会有整合的那一天。

Ⅶ 应松年的个人轶事

他是著名法学家，却也爱好历史学和文学，他说那是他的精神家园，可以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心智的启示；他职务多、工作紧，却忙里偷闲，偶尔拉上一会儿二胡，一曲《二泉映月》让人如醉如痴；人到中年后，他创造了中国行政法众多“第一”，从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到培养第一代行政法学研究生，从参与新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的起草到此后众多行政法的出台，都深深地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与新中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制同行，成为中国行政法学著名的“领头雁”之一。

“挫折是垫脚石”
磨难对于有志者来说是一块垫脚石，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挫折能造就强者，也能吞噬弱者。
1937年，应松年出生在宁波奉化的一户书香门第。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踏进华东政法学院，在大学的日子里，他很快崭露头角，第二年就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向新生介绍大学生的学习经验。
可是，厄运很快降临，1957年“反右”开始，巨大的政治风浪波及全国众多高校，同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一样，他也被卷了进去。毕业后，他被“发配”去了新疆伊犁。
这里有戈壁胡杨，逆风怒吼，但这里也有葡萄苹果，青山绿水，还有朴实热情的各族人民，伊犁河谷不乏温馨。天涯何处无芳草，边地赋予应松年生活的激情。这里成了他砥砺人生的起点。
远离家乡，远离专业，不免彷徨，但他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没有法学书籍可研读，历史、文艺书籍也足以慰藉，总之是找到什么就看什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读了许多自己喜欢的文学和历史书籍，还写了一些民族文学的评论文章，发表了一组伊犁诗话和有关伊犁的史话。林则徐、左宗棠、细君公主，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故事中，金戈铁马，雪野情长，显示了可歌可泣的边地历史画卷，应松年教授从中也深得历史的启迪。
回首往事，应松年平静地说：挫折对于人来说，未见得全是坏事，它可以磨去身上的稚气和傲气，促使人更加懂得生活的含义和人生的意义，更加懂得珍惜人间美好的东西，尤其是能使人练就敏锐的洞察力和清醒的辨别力。
“困难和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正如契诃夫这句话所言的那样，生活的磨炼和知识面的拓展，为一个未来的行政法学家留下了深厚的储备。
“填补”出来的行政法学家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在伊犁20年了，应松年也已经步入中年，但生活的轨迹却面临改变。1980年，西北政法学院和其他政法院校一样，停办多年，这时决定恢复重建，但因法学人才断流，缺乏师资，吁请西北各省支持该院人事处长还专程到新疆觅才。这时，应松年已担任伊犁州教育局的教学研究室负责人。得知应松年想离去，劝留不得，教育局采取了行政手段，扣住人事档案不放。面对领导的信任和挽留，应松年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但他很清醒，也很坚决。20年的生活经历，已使他深刻认识到，民主与法制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怀着对伊犁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深依恋和感激，打点行装，应松年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西北政法学院，重返他热爱的法学领域。
机遇选择了应松年，应松年也抓住了机遇。
由于对历史和哲学的偏爱，应松年对法理学和法制史似乎更感兴趣。可是当时西北政法学院的行政法没有教师，应松年又满腔激情地填补了这块空白。没想到这一“填补”，竟补出一位行政法学家，也使他与其他的行政法学家一起，共同补出了行政法学的一片辉煌。
没有教材，缺乏资料，难以入手，做事有股倔劲的应松年一头扎进了图书馆，详细研读了所有民国的和前苏联的行政法学著作。接着，他又从西北到西南，又到中南，收集资料，还结识了当时也刚刚踏入行政法学门槛的同行。
这时，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的王珉灿先生在厦门主持召开了行政法学教材编写研讨会。应松年得知消息，觉得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便毛遂自荐，要求参加会议。望着这个风尘仆仆、满脸执著的后辈，王珉灿老先生心头一热，心里珍视着来人的这份热情。没想到在研讨会上，应松年侃侃而谈，掌握资料翔实，对行政法学有着独到精辟的见解，众人对他开始刮目相看，王老先生当时就决定把他借调到北京，专门从事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写作和编辑。
王老先生的这一决定成为应松年人生历程上的重要契机，揭开了他的行政法学之路的开端。岁月如流，王老先生已经逝去，应松年始终铭记着老先生的知遇之恩。应松年说，有时深夜伏案，稍有懈怠，想起王老先生，就又笔不辍手，耕耘在行政法教学研究的阵地上，并以王老先生为榜样，视奖掖青年学者为己任。
20多年来，我国行政法制发展迅速，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到《立法法》，一直到刚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中国行政领域里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被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参与起草，还是参加讨论，或是提供咨询，这些法律都倾注着应松年的一份心血，寄托着他的法治理想，承载着他的人生追求。应松年在治学、立法研究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脚印。
拥有众多“第一”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行政法学领域里，应松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中国行政法治发展历程中，应松年有幸参与了教学、理论研究、法制建设的开创性工作，成为众多“第一”的拥有者。
1981年，应松年参与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行政法概要》。他回忆此事时说：“我们也是在‘边学边编’，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是我那时去得最多的地方。”边学边编，包含了我国行政法学开创研究的几多辛酸。
1984年，他主编了建国后最早的行政管理学教材之一《行政管理学》，这一著作包含着应松年对于中国行政法治之路最初的思考、体悟，第一次揭示了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内在联系。这本书后来发行达数十万册，获得全国行政管理学论著一等奖。
1985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成立，十多年来，应松年一直担任该学会的副总干事兼秘书长，后来又担任学会会长。学会在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行政法学研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86年，著名法学家陶希晋发起了组织行政立法研究组。近20年来，应松年作为研究组主要负责人之一，组织在京的一些学者和在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一起，从事了多部行政立法的研究和试拟稿的起草工作。
为促进行政法学的繁荣，应松年一直希望行政法学界有一个可以探讨争鸣的园地。在没有经费，没有专职编辑的条件下，群策群力，白手起家，终于创办起了一份理论刊物。开始用油印，1993年取得一些资助后正式出版，成为我国法学领域里惟一的单科理论期刊，这份杂志就是现在的《行政法学研究》。
挂在嘴边的法言法语有时被遗忘了
在谈到中国行政法体系时，应松年说，法律的制定，某个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也许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法治之路才得以不断向前延伸。
对于他参与已经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应松年如数家珍，欣慰之情油然而生。目前他又把期盼投向了《行政程序法》。他说，近几年来，行政程序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个别政府部门在审批过程中的不透明、效率低下和“寻租”行为。除《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作了较完善的程序规定外，其他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比较简略，且不统一。因此，从长远来看，仍然需要制定一部全面的行政程序法。它将更加体现规范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宗旨。应松年指出：“我国过去重实体、轻程序，现在必须重视程序的作用。只有程序公正了，才能更好地促进实体的公正。”“进一步说，程序不光是一个工具，程序本身也具有独立价值”。
但是，应松年同时指出，立法中的缺陷也不容忽视。他说，目前正在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关系到中国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部重要法律，但却遗漏了权利救济问题。该法在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委”关系和司法救济问题。当时立法讨论时，关于“两委”关系还有些争论，但后来还是写下了相互矛盾的法条。对于司法救济，大家却集体“失语”了。该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但当一个又一个民选村主任被非法撤换、停职或者无法上岗时，村民们却没有什么救济渠道。告到法院，法院却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未规定，政治权利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拒绝受理。
“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这是法学专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这句话却在立法的关键时刻被遗漏了，无论从中国的民主法治角度来说还是从法学专家角度来说，都教训深刻！”应松年遗憾地说，对此，他自己也没有尽到一个行政法学者的责任。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人们将自我实现视为最大满足，对我来说，最大满足是学生们的成长！
1986年，应松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之后，中国政法大学招收了中国最早一批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应松年先后担任导师组副组长、组长，后又担任博士生导师，承担了培养中国第一代行政法研究生的任务。其间，他还担任师资培训和法制干部培训的组织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行政法学教师和实务工作者。
1997年，时值应松年教授从教35周年暨60华诞庆祝会召开之际，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不管如何辛苦劳顿，应老师总是精神抖擞地登上讲台。他善于用浅显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来解释深刻的法学思想，受到听讲者的普遍欢迎。”
他的另一位学生也饱含深情地说： “每次上课，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很早赶到等着我们，常令我们感动和惭愧。他采用‘讨论式教学’启发和激励我们各抒己见，使我们在讨论中深入，在交流中受益。”
学生们从应松年那里不仅收获了知识，更传承了民主法治信念。一位当法官的学生说：“在跟应老师读书的日子里，不论探讨学问，还是处理事情，他总是很民主，先让你说说看法，最后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解决办法，我们很平等。亲其师，信其道，我们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知识，而且学会了做人的道理”。
谈到自己的学生，应松年颇为自得：“硕士上百名了，博士有几十个。许多人都羡慕我这一点，在学生身上，我也学到许多东西。人们将自我实现视为最大满足，对我来说，最大满足是学生们的成长！在他们身上，我感到了人生的延伸，理想的延伸。”
认真履行代表的职责
永远立于大众的立场。
应松年喜欢读小说。他说：“文学即人学，法学也是如此。”关注人，关注人性，这应该是文学和法学的共同之处。文学对于正义的崇尚，对于邪恶的鞭挞，也是和法律精神相通的。文学的感性，法学的理性，殊途同归。只有在深刻参悟人性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才是切合人民意志的。
“人民的利益就是最高的法律”，这是应松年教授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学术宗旨和做人准则。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说：“他经常教育我们，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相对人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在这种情况下，一名法律工作者一定要把正义和公平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尽己所能为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应松年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也写道：“保障人权，体现人性，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这是现代法治理念的核心。在立法、执法领域，坚持人文关怀，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制定法律、实施法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应松年告诉记者，尽管中国行政法制发展很快，但目前基层违法行政、滥用权力的现象仍然很严重。作为人大代表，他每年接到的申诉信都有300封左右。他总是很认真地转给相关部门。他说：“相当一部分群众反映的都是有问题的。”
应松年介绍说，有一次，有一位职工拄着拐杖来找他，主要问题是工伤评定等级过低。应松年教授耐心地听他诉说后，经过一次次电话联系，多方奔走，终于解决了这位职工的问题。还有一次，有两位基层法官找他，诉说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处理。为此事，应松年多次反映，最后取得了高检院的支持，终于使两位法官的问题得到公正的处理。言及此，应松年对高检院重视人大代表反映的问题并认真处理的行为，深为感动。
作为一位行政法学者，应松年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中作出了业绩，同时，在行政法制建设中，在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中，应松年作为一个学者，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与行政法同行，是应松年人生轨迹的写照，我们相信，他将继续精神抖擞地与行政法一起前行。

Ⅷ 行政法领域有哪些知名学者

应松年、韩大元、罗豪才、胡锦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