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行政法学的先驱
Ⅰ 德国法学家耶林格说：“执法的人如变成扼杀法律的人,……”出自他哪一部著作
这句话出自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一书，很多人引用这句话，多数是转抄自内他人文章容，就是不注明出自何处。这句话的另一种翻译是：世上不法之事，莫过于执法之人自己破坏法律。法律的看守人变成法律的杀人犯！犹如医生毒死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这是天底下最悖理之事！在古罗马，法官受贿，便处死刑。法官审判，不肯依据法律，而端视金钱多少，势力大小，法律将因此而灭亡！人民将由政治社会回归自然状态！盖国家权力乃所以保护人民的权利。而今人民的权利感情反为国家权力所侵害，则人民将放弃法律途径！这是势之必然！
Ⅱ 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历程
行政管理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行政管理学的产生奠
定了物质基础；行政管理的实践为行政管理学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材料；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的发展为行政管理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行政管理学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L.von施泰因提出，他于1865年撰写的《行政管理学》一书，用行政法的观点阐述行政问题。1887年美国学者T.W.威尔逊发表了《行政管理学之研究》一文，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建立一门独立的行政管理学科。威尔逊因此被誉为行政管理学的奠基人。1893年美国学者F.J.古德诺出版了《比较行政法》，此书成为美国的第一部行政管理学教科书。1900年他出版了《政治与行政》一书，提出行政与政治分离的理论。此后，愈来愈多的学者把行政管理学作为单独学科加以研究。1926年美国学者L.D.怀特撰写了《行政管理学导论》一书，论述了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讲求效率的必要性，以及对行政管理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1927年美国学者W.F.威洛比发表了《行政管理学原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基本形成。
行政管理学的产生和形成受到当时工商企业科学管理的影响，并从中吸收了许多原理、方法。1911年美国管理学家F.W.泰勒根据长期实践经验，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提出一套企业科学管理的理论。法国管理学家H.法约尔提出了组织管理功能理论，并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14条管理原则，对改进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和发展行政管理学起了积极作用。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科学管理时期或传统理论时期。其理论的主要缺陷表现在过分重视机械效率，忽视社会效益；把行政组织视为封闭式组织系统，忽视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片面强调人的物质利益，忽视人的精神因素，缺乏对人的尊重。
20世纪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工人运动的发展，使传统理论受到很大冲击。1927～193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G.E.梅奥等人通过霍桑实验，提出人际关系理论。美国学者C.I.巴纳德在《执行者的职能》中提出均衡理论。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А.Н.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F.赫茨伯格在《工作的动机》提出双因素理论，美国学者D.麦克格雷戈提出X理论和Y理论。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A.西蒙开创了以行政决策为重点的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他从人的有限理性出发，把决策理论、数学方法、计算机学融为一个新的研究体系。美国组织学家J.G.马奇提出理性与组织融合理论；美国政治经济学家C.E.林德布洛姆提出渐进决策理论。他们把行为科学和决策理论用于行政研究，对行政管理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行为科学时期。
行为科学推动了行政管理学的发展。
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从只注重行政组织结构、法令、规章制度及权责分配，到同时重视组织成员意见的沟通、个人欲望的满足、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从只重视监督制裁到重视激发人的积极性；由专断领导到民主管理；由“重事”到“重人”。这些都表现出行政管理学的飞跃。但是，这个时期又出现了新的片面性，如过分强调人的行为因素；过分注重人的理性作用，忽视了组织结构、法制的作用，忽视了环境的影响作用等。60年代，行政管理学理论有了新的突破，进入了系统科学阶段。主要特点是广泛应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新成就来研究行政管理，特别是重视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管理理论认为，行政组织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不同要素所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系统，各个部分彼此独立，但又相互依存和制约。因此，行政管理既要重视行政系统与外界环境、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又要重视行政系统内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既要强调行政组织结构、工作程序等因素，又要强调人的因素。还认为管理活动中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要寻求唯一最佳管理方式是困难的。所以主张随环境变迁来选择管理方式。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提倡生态系统理论的美国学者F.W.雷格斯；主张社会系统理论的美国学者T.帕森斯；研究环境系统理论的美国学者F.E.卡斯特；以及提出Z理论的美籍日本学者威廉·大内等。系统管理理论已被普遍接受，成为当代研究行政管理的一种值得重视的理论。 行政管理学诞生于美国。美国的学者和改革家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1887年，威尔逊发表的《行政研究》，1900年，古德诺出版《政治与行政》以及1926年怀特（Leonard D?White 1891～1958）出版的《行政学导论》，对行政管理学的主要内容作了论述，使行政管理学成为一个独立的重要学科。
西方国家公共行政学的阶段有的学者把西方国家公共行政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的行政管理阶段（大致期间为1900年以后）；人性的行政管理阶段（大致期间为1930年以后）；系统权变的行政管理阶段（大致期间为1960年以后）。有的学者把它分为形成阶段——传统管理阶段；成长阶段——科学阶段；科学化阶段——现代化管理时期。
西方国家公共行政学产生的条件：行政管理学于19世纪末萌芽到20世纪初诞生于美国，是有历史必然性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上层建筑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政府行政活动的变化而言，主要有：
⒈政府职能由政治统治扩大到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由消极放任“守夜人”变成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行政国家”。
⒉行政职能加强和行政活动范围扩大，使行政机构迅速增加，行政人员队伍日益壮大；而“功绩制”的实施和“政治中立”原则的确立，更促使行政成为“非政治化”的管理领域。
⒊行政机构臃肿所造成的庞大的财政开支和效率极低的官僚作风，妨碍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上述客观条件，推动了行政管理学产生于当时的美国。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行政管理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威尔逊等人则是顺应这一时代需要并进行了理论创造的著名代表。
同时，学科发展也为行政管理学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行政管理学在西方
行政管理学在西方各国的发展演变有如下情形：由政治与行政分离的研究，到政治与行政配合的研究；由静态的研究到动态的研究；由以事为中心的研究，到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由法规的研究到行为的研究；由机械的效率观到社会的效率观；由单科的研究到科际的研究等。发展趋势表现为：
（一）研究领域的拓宽和加深
（二）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更结合实际
（三）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和交流
行政管理学在中国
行政管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但在当时的年代，未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未造成学科研究的强势；虽是新生学科，但发育不全，步履维艰。
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学科建设认识上的偏颇，行政管理学的有关专业和课程被取消，该学科的研究和传播也随之中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和行政改革的迫切性日益鲜明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也因此而推动人们对行政管理学的重新认识。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召开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由政府主持的第一个研究行政管理学的会议——“行政科学研讨会”。会议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开展行政学研究的必要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科学体系的任务及发展中国行政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次研讨会的成功，标志着行政管理学在中国的重建，并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新起点。
在往后的20多年里，中国行政管理学在恢复重建的同时获得迅速和健康的发展。
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封建行政管理体系：实行大一统的国家行政组织体制；实行封建官僚制度；在中央集权制内部实行等级尊卑主从制度；建立严格的监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管理法规，如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典《周礼》、《秦律》、《唐六典》、《元典章》、《明会典》、《清会典》等；建立周密的官吏管理制度，包括官吏的选拔、任用、察举、奖惩、回避、俸禄、致仕等。
当行政管理学在西方国家产生之后，中国学者很快就予以重视，加以引进和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所著的《行海要术》、《行政纲目》，日本学者蜡山政道所著的《行政管理学总论》、美浓部达吉所著的《行政法撮要》。孙中山参考国外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传统提出五权分立思想，中央与地方均权的思想，公开考试、择优选官的思想等。同时，中国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设立行政管理学课程。从30年代起，中国学者撰写的行政管理学著作陆续问世。其中最早、最系统的行政管理学专著是1935年出版的张金鉴所撰的《行政管理学之理论与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后，行政管理学虽然没有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系统研究，但相关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国家行政却作了有益的探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广泛恢复了政治学的研究活动，其中包括行政管理学的研究。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劳动人事部发起召开行政管理科学研讨会，同年11月劳动人事部成立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1988年夏正式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国共产党各级党校、成人教育组织均成立了行政管理学研究或教学机构。同时，还出版了一批行政管理学著作和教材。
Ⅲ 什么是行政事实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不能根据其职权产生、变更或者消除行政法律关系的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是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有关的个人任意行为，由下列情形组成：
（1）事实损害的发生。不损害事实的，不建立行政事实行为，更不涉及行政赔偿问题。
（2）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存在重大主观错误。一般来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存在严重的主观缺陷，表现为不遵守法律和违反职责要求，故意或者严重过失，侵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主观上存在着严重过错。
（3）侵权行为与义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在义务活动中存在着个人的任意行为，或者产生损害事实的行为的工具和机会与公务有关，尽管不履行职责。
(3)德国行政法学的先驱扩展阅读：
现代法治国家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必须服膺于依法行政的理念，行政事实行为作为一种行政行为，不能免除这一义务。“无法律就无行政”，行政事实行为应当符合相应的合法性要求。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行政主体必须在法定权限内实施行政事实行为，越权行为无效；另一方面，行政主体必须作出相应的行政事实行为，不得否定。t或延迟履行公务。
（2）行政事实行为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规定。本法所称守法，不仅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指符合法律的原则和精神。
（3）行政事实行为应当遵循比例原则。行政主体大惊小怪或者以过失和错误判断为依据作出行政事实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违法。
Ⅳ 英美法系国家为什么开始不承认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
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但对什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西方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学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国中，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和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认为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法系。这两大法系各具特点，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也有各自鲜明的特色。所以，这里主要以西方两大法系作为比较对象。通过对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深入比较，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规律，以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大陆法系-以法、德为代表的分析
（一）法国：行政法治与均衡原则
法国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它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法国也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概言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准备，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标志着法国行政法的产生，并使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与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法治国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均衡原则，这两个原则被认为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所谓行政法治原则，即政府行政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果。行政法治，作为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含3项内容：第一，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第二，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1]
在法国，均衡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出现的，它是“二战”后，法国行政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渐强化的产物。但是，“均衡性”作为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或审查的原则，其含义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解释。大体说来，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在无法依据法律条文或其他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裁决的情况下，监督、审查、决定是否撤销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手段。它根据具体情况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理、行政决定是否适度，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国：依法行政、比例与信赖保护原则
德国与法国并称为现代大陆法系的两大脊梁。法国在大陆法系中以民法的贡献最大，同时亦被誉为行政法的母国。但在公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领域，后来居上的德国也形成了现代世界行政法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各国行政法影响极大。[3]在德国，对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法治国思想。法治国的思想发轫于德国，法治国理念孕育着依法行政原则。而且随着法治国思想在德国从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发展变迁，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在法治主义由机械走向机动，行政权由消极走向积极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即由作为形式主义的依法行政原则过渡到实质主义的比例、信赖保护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是法治国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接受议会法律的规制，必须置于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动违法的，必须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国行政法学创始人奥托。麦耶尔（Otto Mayer）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以下三项原则：第一，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即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范是法律创造的；第二，法律优位原则，即法律对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第三，法律保留原则，即一切行政作用虽非必须全部从属于法律，但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 [4]多数学者则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两项内容，即法律优位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则，又称为均衡原则[6]或平衡原则[7]，是实质意义法治国原则的典范。它不但为现代条件下的干预行政提供了新的规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适用性。在行政法上，无论是制定普遍性规则的行政活动还是传统的行政行为，都应当接受该项原则的规范和制约，并以此判断它的合法性。[8]奥托。麦耶尔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则”。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部门法中的“帝王条款”。[9]一般认为比例原则是一个具有宪法位阶的法律原则，它滥觞于19世纪警察国家时期，渊源于“法治国家理念及基本人权之本质”，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逐步成为限制行政权的有效手段。它具体包括三个子原则： 第一，行政措施对目的的适应性原则。即所采取的国家措施（普遍的或个案的）适应于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规定的目的，不得偏离。第二，最小干预可能的必要性原则。如果以国家措施干预公民自由为实现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么这种干预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权力对公民一般自由权利的干预，只应当发生于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于基本权利的性质，个人对于公共权力不必要的干预可以提出异议进行抵抗。第三，禁止过分的适当性原则。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预自由的国家措施对当事人来说是不过分的，对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来说是适当的，又称为狭义的比例原则。质而言之，比例原则要求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相适应、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在德国发展成功的又一项行政法原则。其涵义是指：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该原则的核心思想即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11] “保护人民权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过程中却处处隐藏着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规范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作出修正，行政行为因违法或不合适宜也需要加以撤销或废止而发生变动等。为不使社会成员因信赖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损害，有必要对其正当权益设置一道屏障。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对这一现实需要的制度回应。当然，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且因信赖对象的差异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别。概括而言，其适用条件是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值得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为代表的分析
（一）英国：越权无效、合理与程序公正原则
英国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国家。与大陆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国没有划分公私法的传统，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与公民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调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辖。虽然现代意义的行政法理念与制度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下半叶，但直到现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采用过去普通法的一套规则和形式。[13]普通法传统中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义原则”（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对英国行政法一直起着支配的作用，并由此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等三项基本原则。
所谓“法的统治”，又称“法治原则”，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戴西（A.V.Dicey）的解释，其涵义即“英国人依法，而且只依法进行统治”。[14]“法的统治”这种理论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相结合，作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确立，与“议会主权”原则在近代英国宪法中同时占据了稳固的地位。[15]所谓“议会主权”的原则是议会制定法处于英国法的顶点，不存在优越于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审查它的机关。它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宪法斗争胜利的结果，亦被戴雪称为英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在行政法上，议会主权原则与法治原则同样重要，共同构成行政法的基础，并由此产生行政法的一个中心原则”，[16]这就是“越权无效”原则。因为根据法治原则，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它的严格的法律依据，受到影响的人都可以诉诸法院。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议会制定的法律为最高法律，法院必须无条件地适用议会所通过的一切法律，不能审查议会所通过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机关的行为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以内时，法院就无权过问。也就是说，英国法院对于行政诉讼的管辖权，只在行政机关行为超越其法律权限时才发生。法院通过判例由此发展了著名的“越权无效”原则。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公共当局不应越权，这一简单的命题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行政法的核心原则。”[17]这个核心原则是英国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直接后果。
当然，在戴雪的法治观中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认为行政法是保护官吏特权的法国制度，和英国宪政传统、法治国情即法律平等主义或普通法统治不相容，这使得行政法在英国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人的法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承认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观念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础。新的法治观念一方面继承了戴雪的法治观，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之处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英国发展了合理性原则。对戴雪而言，法治与专制是天敌，而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权力专断的集中体现，任何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加以拒绝。戴雪这种将“专断”（arbitrary）与“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并论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观，受到了现代英国著名宪法学家詹宁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击。詹宁斯认为，在英国，“事实上，公共机构的确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专断”并不等于“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适应社会需求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同样适应社会需求的法治并不冲突。[18]另一位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大师威廉。韦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人民通常认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不相容，这是传统的宪法原则。但是这种武断的观点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确实它也并不含有什么道理。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19]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法院通过判例建立并发展了英国行政法上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合理原则。
同时，由于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观点被完全否决，英国自然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也在行政法中获得新生，并在广泛的行政法领域中适用，从而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在英国，自然正义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于自然法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成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导引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20]在普通法的传统中，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听证规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避免偏私规则，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拥有利益。[21]自然正义原则最早只适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说，在负有义务按照司法要求进行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该原则，而不能将此原则适用于纯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从而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同样也适用于行政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司法热衷于通过限制行政权力的干预来保护个人的司法能动主义被认为有悖于公共利益，加上战时的紧急状态赋予行政机关许多不受自然正义约束的特权（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戴雪意义上的真正的特权。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节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显示出对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 activism）的决定性胜利。[24]但是，1963年上议院在处理“理奇诉鲍德温”一案中，认为政府在作出解雇警察局长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听取被解雇人的个人意见，因此这种解雇决定是非法的。[26]这标志着司法政策的重大变迁，表明自然正义重新受到重视并扩展地应用于一切影响个人权利或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决定中。[27]“里奇诉鲍德温案”为自然正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英国行政法在传统的根基上的复兴带了个头。“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决，使行政法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建立了与过去的联系。自然正义原则获得了适当的适用，它给行政正当程序规则提供了广阔的基础。”[28]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已构成英国行政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中，越权无效原则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但在英国，越权原则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制定法的明确规定，因而在理论上存在着广泛争论。根据英国法院判例的发展，越权理由主要有三类：一是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二是程序上越权；三是实质上越权。实质又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二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三是权力滥用；四是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29]由于近代以来，自然公正原则与作为约束权力滥用的合理性原则已发展成为一项单独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因此，狭义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并不涵盖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约束的范围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权、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不履行法定义务和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即便如此，越权无效原则仍旧是一个涵盖面广泛的原则，只要不属于自然公正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约束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越权无效原则来约束。总之，在英国，如果说合理原则主要是实体法原则的话，那么公正原则则主要是程序法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则既涉及实体也涉及程序；如果说越权无效原则（狭义）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一种授权法原则的话，那么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则主要是一种普通法原则。从这个角度，英国的这三项原则是平行的。当然，广义的越权无效原则包含着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后两者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立法所隐含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又只是越权无效原则这一总原则的分支部分或补充原则。这就是英国以上三项原则之间的关系。
（二）美国：正当程序与行政公开原则
美国法的基础是英国普通法，两国同属普通法系国家，其行政法理论和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美英行政法几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纪末，为了解决工业迅速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美国建立了独立管制机构（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标志着美国行政法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据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而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从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对庞大的行政权加以控制，从而使美国行政法得以迅猛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对行政法的影响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并经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美国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则即行政公开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美国宪法中的确立，先是在纽约州1787年“人权法案”中得到发展，然后才被吸收到联邦宪法修正案中，并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发扬光大。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程序法的规则，称为程序上的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在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其二，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实体法的概念，称为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议会制定的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31]在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上，自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行政权的扩展，美国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开始向行政法领域渗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当程序规范，从而使得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呈爆炸性的扩张，而不再只适用于法院的诉讼程序。所谓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它是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领域的渗透与扩张。
行政公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行政法发展的又一重要方向。这段时期，由于越战失利、总统选举舞弊及种族歧视扩大，公众对行政机关越来越不满，从而导致行政机关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在这段时期经过几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实现行政公开。公众认识到过去通过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来限制行政权，只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免受行政机关的侵犯，而不能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证行政机关能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须公开，由公众直接参与对行政的监督，以补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审查的不足。于是，国会于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关于政府文件公开的决定，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规定除该法列举的九项情况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须公开，任何人有权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机关不得拒绝；1976年制定《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合议制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1974年制定《隐私权法》，规定行政机关所保持的个人纪录，有对本人公开的义务等。[32]行政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由此得以确立。所谓“行政公开是指个人或团体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称这种权利为了解权。”[33]当然，公众享有了解权，有权知悉并取得政府掌握的档案或信息，同时，法律也对公众的了解权作了限制。《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和《隐私权法》分别就政府文件的公开、会议的公开和个人记录的公开问题作了详细规定，构成了美国行政公开制度之骨架。
三 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与对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之共性规律
无疑，西方各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又有着深层次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差异，还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国情基础。尤其是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国国情，适应各国的法律传统、民族传统、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情况。由于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不同。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寻求出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些共性特征和规律。
1.法治国家与宪法精神
正如现代行政法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一样，作为规范行政权力之基本法律准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也是伴随着近代法治国思想的发展而形成的。虽然法治国思想发轫于德国，但是“大自然迫使人类去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34]因此，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国不同程度地确立为本国基本的治国原则。尽管早期在德国所表现出的“法治国”（Rechtsstaat）思想与在英国表现出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确存在某些层面上的不同，但“就讲求法治国家的基本目的乃在于保障人权与抑制政府的滥权，使得法成为规范国家生活的惟一准则，此是英、德两国法治主义者所不争的事实”。[35]
法治的要义在于对公权力的合理配置。在专制国家时代，公权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国家时代，国家公权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审判的拘束，而法治国则更进一步，所有公权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务就在于为行政权力的运作提供依据，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随着自由法治国家向社会法治国家的发展，近代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变迁，法治原则已不仅仅是判断权力运作合法性的准绳，而且也成为衡量权力运作正当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据。相应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即行政必须服从法律的基本准则，也在此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成为衡量行政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正当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法治原则不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则，而且推动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逐步发展并完善，因而始终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法治国家的理念与原则又是通过宪法而确立的，它们反映到宪法之中而成为基本的宪法精神和原则，并发挥着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之功效。作为“宪法的具体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则正是从体现民主法治国家精神和观念的宪法原则中推导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据。质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决定的，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宪法，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如德国宪法所规定的法治国原则、议会民主原则和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不仅决定着德国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则，还要求行政活动符合比例原则，遵循信赖保护原则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法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决定的。越权无效原则之所以是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由英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与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所决定的。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则直接形成为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
宪法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而且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和精神。因此，虽然法治是各国行政法的共同目标，但其具体内容却因各国宪政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是德国依法行政原则的内容，而不是英国越权无效原则的具体内容，尽管两者都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
2.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
从方法论上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还是一个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相结合的过程。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其行政法都是一个基本的部门法，但多数国家却尚未制定出一个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样的统一行政法典。这就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无法通过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确、统一的规定，而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国家，这种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确认，并辅之以理论的归纳、总结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通过法官的判例来确立，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国行政法上的程序正当原则和实体合理原则，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确认，然后被后来的判例所反复援引、实践后发展起来的。英国行政法学权威韦德在分析实体合理原则时，就述及了对该原则确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数十个判例。[37]作为英国行政法之核心原则的越权无效原则，虽然是一个制定法原则，但该原则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即越权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错误”
Ⅳ 塞缪尔·普芬道夫的普芬道夫法哲学的历史地位
作为17世纪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和德国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普芬道夫的思想和著作对德国和世界法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著作被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普芬道夫的思想在18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通过这些书籍使他对自然法传统的深入研究被传播到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那里。普芬道夫曾因其思想的折衷主义、缺乏原创性而被看作是二流的政治思想家，不过，也许正因其糅合各家思想的折衷主义，普芬道夫的思想引起了18世纪政治家、法律思想家的关注。洛克、休谟、卢梭以及亚当·斯密等人均受其一定程度的影响。
普芬道夫所生活的时代可以说是德国的黑暗时期，16世纪发生在德国的宗教改革并没有使德国很快实现统一，更遑论民族国家的形成。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使当时处于分裂中的德国人口锐减，农业衰落，工业降到15世纪以前的水平，原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下滑，德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欧至少半个世纪。恩格斯指出，30年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德国有200年不见于政治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当时的德国文化也是落后的，有教养的德国人都不用德语写作和通信。普芬道夫就是生长在这样的国家背景之中。普芬道夫在古典自然法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即普芬道夫与同时代的古典自然法学家相比较有何独特之处；普芬道夫在德国法学发达史上的特殊地位。
比普芬道夫稍早或处于同时代的古典自然法学家有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和斯宾诺莎，巧合的是普芬道夫、斯宾诺莎、洛克同出生于1632年。格老秀斯、斯宾诺莎生活的荷兰与霍布斯、洛克生活的英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比德国发达，而且德国当时处于分裂之中。作为古典自然法学家，他们在对古典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理解上都有共同点，但也都有明显的差异。普芬道夫的自然法思想更倾向于霍布斯的法学理论，中心概念是关于国家的理论。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被认为是逻辑性最强，论证最缜密的政治哲学与法学著作，普芬道夫的论证方法也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思维传统的严谨性。普芬道夫在其两卷本的《依据自然法论人和公民的义务》中，按专题分别地论证自然法对于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事务的基本原则，典型地表现出德国哲学的逻辑力量。斯宾诺莎和洛克对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的论证相比霍布斯和普芬道夫则不甚严密，显得更为激进。斯宾诺莎则没有彻底摆脱神学的束缚，仍然沿用了许多宗教的术语。
霍布斯为国家至上主义进行论证缘于世俗王权与神权的彻底分离，在当时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普芬道夫所建构的国家主义和法学理论则是由于当时德国统一的理论需求，认为真正的自然法思想必须建立在统一的民族国家基础之上，可以说普芬道夫的自然法理论对德国的现状而言是超前的。因此，在落后的德国产生了先进的古典自然法思想，普芬道夫与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等人则同为近代古典自然法思想的代表性人物。
德国的法哲学理论彰显于世是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为标志的，《法哲学原理》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法哲学”为主题的著作，黑格尔同康德、费希特等人共同创建了一个新的法学统派，即哲理法学派。哲理法学派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主要内容，使法哲学达到了新的高度。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哲学主要是莱布尼茨哲学和德国启蒙思想。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首先使用了“法哲学”这一概念。比莱布尼茨出生稍早但活动又几乎同处一个时代的普芬道夫是德国历史上最早在世界上有着影响力的法学家。一般认为，德国近代法哲学理论的创始人是阿尔杜修斯，他先后在科隆和巴塞尔大学攻读法律，著有《论政治汇编》等。阿尔杜修斯试图摆脱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认为法学是一种实际应用的学问，而不是政治理论的源泉。阿尔杜修斯提出了社会契约理论，认为社会是个人之间自由地建立的契约的实现结果，这种个人的“契约观念”是每一个民族的社会集体得以存在的基础。在个人的社会契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要求一个共同承认的“统治者”和每个个体服从这个统治者的契约。可以说普芬道夫是在阿尔杜修斯之后指出和发展关于人民主权的自然法理论。普芬道夫受格老秀斯的影响，但他建立了一个比格老秀斯更为详尽的自然法体系。普芬道夫赞同霍布斯的观点，承认的人的本性有一定的恶意和攻击性，但他不完全赞成霍布斯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况”，认为人性中还具有一种追求与他人交往、在社会中过一种和平的社会生活的强烈倾向。普芬道夫继承本民族阿尔杜修斯的社会契约思想，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自然法理论。普芬道夫的古典自然法思想对德国未来的法哲学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追随者主要有伯雷罗奎、沃尔夫等人。
普芬道夫是在莱布尼茨之前德国法哲学理论的最早奠基人。在德国法哲学的这个最初历史形态中，自然法的精神突出了人性或人自然本性的重要地位。法哲学的上述精神对其他社会科学、文化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因此，普芬道夫既是近代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先驱人物和奠基人，更是德国法哲学的真正创始人。
Ⅵ 谁帮我介绍一下历史法学家萨维尼呢谢谢
萨维尼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学家，历史法学派的创立人。他主张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坚决反对制订民法典。他的理论对世界各国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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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年2月21日，在中部莱茵河的支流美因河下游河畔的法兰克福市，诞生了一位后来成为饮誉世界的法学大师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他的名字来源于“萨维尼城堡”（der Burg Savigny ）这一地名。萨维尼的血统属于古老而尊贵的lothringischen家族，富有资产，其父担任重要公职，母亲也出生于公职家庭。然而英才总是比常人要经历更多的磨难，1791年后的两年内，萨维尼就遭遇了父母相继去世的沉重打击。无奈，从此他在父亲的好友康斯坦丁•冯•赖特（Constantin von Neurath）监护下成长。赖特是德国最高法院的陪审法官，后来荣登巴登邦王室法院院长的宝座。也许从孩提时就受到了这位尊贵的监护人的熏陶，萨维尼耳濡目染，从小就对法律与法学有着特别的兴趣和感受。由于少小就经历了人生的大挫折，他自幼就形成了内向的性格，沉默、容忍、稳重和独立……
在1795年，也就是在他十六岁的时候，萨维尼顺利进入马尔堡大学主修法学，师从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Anton Bauer（1772—1843），以及以研究中世纪法学而著称的 Friedrich Weiss教授，可以说，Weiss教授对萨维尼的罗马法研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启蒙作用。当然，他起初在马尔堡大学学习的时间并不算长，一学期后，又先后前往耶拿大学、莱比锡大学、格廷根大学就读；在哥廷根大学他曾随博闻强识的历史学家Spittler修习人文主义，期间，他有幸聆听了一次时任哥廷根大学法学正教授、历史法学派奠基人之一的古斯塔夫·胡果的讲座，两人学术观点一致，惺惺相惜，萨维尼从此对这位精通罗马法文献资料的考辩和罗马法渊源研究的大师尊崇有加，于此，便有了后世所称的师生情分。后来，在他进行关于民法学家“胡果的历史”的讲课的同时，下定决心大量研读胡果的著作，并通过交流，使他的历史法学观得以“正本清源”。
1800年，萨维尼又转回马尔堡大学学习，10月31日，21岁的萨维尼被授予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是《论犯罪竞合形式》，并于同年获聘为马尔堡大学编外讲师，讲授刑法和潘德克登法学。萨维尼的求学生涯是充满坎坷的，他多次因为健康问题而暂时中断自己的学业，譬如在1797年，他因为咳血而休学，也因此，萨维尼经常保持着一种与世隔绝的工作与学习状态，也许这种状态成为影响他法学观的重要因素。1803年，初出牛犊不怕虎的萨维尼出版了《论占有》一书，该书的出版使得萨维尼轰动整个学术界，影响及于整个欧洲，使他一举跻身法学经典作家行列；该书的出版盛极一时，例如他后来的论敌、德国著名的民法学家安东·弗里德尼希·尤斯图斯·蒂堡（Anton Friedrich Justus Thibaut，1772—1840年）因此书的出版，将年仅24岁的萨维尼封为“我们的第一民法学家”， 一向比较严苛的英国法理学家奥斯丁也将该著作赞誉为“一切法学著作中最为完美醇熟者”。该作品的成就之高由此可知，萨维尼也极为珍视这部作品，生前共进行过六次修订，在该作发表后的半个世纪里，民法释义学深受其影响，萨维尼本人也被公认作真正学术性地处理法律问题的模范。也可以说，该作品对后来的德国民法典的制定不无影响。萨维尼在马尔堡大学任教不久，于1808年正式受任巴伐利亚的兰茨胡特（Landshut）大学罗马法教授。1810年，时逢柏林大学创办，于该年5月，他正式受聘于柏林大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30年之久的教育生涯，在柏林大学，他主讲罗马法课程。1813年，萨维尼担任柏林大学校长。此后，他曾担先后兼任普鲁士王子的法学教师，普鲁士国务委员会成员、法官、法律上诉部部长、立法—上诉委员会委员、国务部主席。1842~1848年任普鲁士政府的修律大臣。1815年，萨维尼与艾希霍恩、格兴共同创办《历史法学评论》，传播历史法学理念，成为历史法学派的前沿阵地，影响深远；同年，鸿篇巨制《中世纪罗马法史》（第一卷）问世。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DeutscherReich，史称第二帝国，区别于神圣罗马帝国）宣告成立，德意志民族完成统一，并且颁布了德意志帝国自己的宪法。但是，适用于德意志全境的民事法律很不统一，适用极为混乱，罗马法与日尔曼法并存并发生冲突的事情时有发生。当时，适用于德意志境内的具有民法性质的法律主要有《巴伐利亚民法典》（又称《马克西米利安民法典》）、《普鲁士普通邦法》、《奥地利普通民法典》、《萨克斯民法》等。针对这一情况，1777年，有一名为希罗塞尔（J.G.Schlosser）的学者出版了《关于制定一部完善的德国民法典的建议和计划》的著作，该著作成为最早论及德国民法典编纂的作品。而真正掀起是否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典论战的，则属于瑞赫贝格于1814年撰写的《拿破仑法典及其引进到德国的问题》一书。在该书中，他基于德国与法国不同的政治特点的主张而反对德国民法典的制定。
1803年受聘于海德堡大学的法学教授蒂堡看到该书后，立即发表了一篇名为《论制定统一德意志普通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呼吁迅速编纂一部适用于德意志各邻邦的统一民法典。一石激起千层浪，蒂堡的观点立刻遭致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的强烈反对，他为此撰写了名为《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的小册子。于是，一场围绕着是否制定德意志民法典的世纪大论战由此开启。可以说，1814年开始的这场伟大的学术论战旷日持久，且该场论战最后使得包括黑格尔、后来的马克思在内的许多哲学著名哲学家参与其中，譬如马克思曾对萨维尼代表的历史法学派评论道：“18世纪仅仅产生了一种东西，它的主要特征是轻佻，而这种唯一的轻佻的东西就是历史学派。”（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页）。直到1834年，蒂堡在其去世两年前还撰写了《所谓法的历史学派和非历史学派》一书，再次提出新的理由，对萨维尼曾将自己的学术区别为“非历史法学”而耿耿于怀；而萨维尼也是不依不饶，在蒂堡死后的1840年出版的《当代罗马法体系》中，也不忘添上一笔，对这场论战进行了回顾，并以胜利者的姿态再度宣称历史将成为最终的判决者，暗示这场辩论的胜利者属于己方。当然，此后，他也遭遇大规模的批评。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被称为是历史法学派的“纲领和宣言”，被认为代表了萨维尼法学思想的核心，成为萨氏历史法学的宝贵文献。与蒂堡所倡导的用自然法思想指导立法的观念不同，萨维尼认为法律就像语言、风俗、政治体制一样，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识”，“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它“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法主要体现为“民族精神”，属于民族意识的范畴。而且，他认为，具有生命力的习惯法的地位远远高于立法。法需要自发地、缓慢地成长，而不是立法者有意为之、任意制造了的。他认为，在当时德国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时机尚不成熟，且不可贸然立法。
现实地看，萨维尼的主张使得《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因此而延后半个世纪以上，《德国民法典》于1887年才着手起草，直至20世纪初方正式施行，这部彪炳千秋的《德国民法典》无论如何是无法绕开这位法学大师之卓越贡献的。
萨维尼晚年最为宏伟的法学名著就是八卷本的未竟巨制《当代罗马法体系》，该著作被很多中外罗马法研究者奉为圭臬。萨维尼是一个全能的法学家，他一生的研究涉猎法学的很多领域，而且贡献也非常之大。可以说，“罗马法”、“德国民法典”、“德国历史法学”、“潘德克顿学派”、“法律关系本座说”等词汇都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也因之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法学家”和“美国法学的缔造者”。
他所提出的“法律关系本座说” 主要是从法律关系的“重心”以及与法律关系存在最密切、最重要的联系出发的，认为存在着一个“相互交往的国家的国际社会”，各国的法律也形成了一种“法律的共同体”，而每一种法律关系依其性质总是与一定地域的法律相联系，进而主张平等地看待内外国法律，即不管案件在什么地方提起，均能适用一个法律，使案件得到一致的判决。他的学说对欧洲冲突法法典化和冲突法趋同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实质上将国际私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他又被喻为“近代国际私法之父”。 1861年，萨维尼永诀自己的终生伴侣弗罗林·库尼冈德·勃伦塔娜，驾鹤西去，享年八十二岁。
Ⅶ 世界著名法学家有哪些
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公元1589～1645年），荷兰人，14岁入大学，攻读数学、哲学和法
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7岁任律师，20岁任荷兰律师公会主席。他的研究范围相当
广泛，涉及法学、政治学、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学方
面。他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学创始人。其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
利》（1625年）不仅是重要国际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基础自然
法或自然权利理论的开创性著作。格老秀斯在法学上有两个重要地位：第一，开创
了国际公法学，被人们誉为“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在国际法领域中提出了一系
列较为完整的原则，这些原则对国家关系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后来
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他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中第一个比较
系统地论述理性自然法理论的人。他汲取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家自然主义自然法
理论的精华，扬弃和摆脱了中世纪神学主义自然法的桎梏，开创了近代理性自然法
（古典自然法）的先河。在自然法的研究上，他使自然法学的研究人化而不是神学
化，同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几何学的实证方法引入法学研究，推导
出一系列相关的命题。
孟德斯鸠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鸠生于法国名城波尔多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园，
其家族，是当地有名望的“穿袍贵族”，即取得了贵族称号的资产阶级。19岁的
孟德斯鸠获得法学学士的学位，并担任了议会律师；先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和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公元1755年2月10日，孟德斯鸠去世，享年66
岁。1721年，他匿名发表了《波斯人信札》。它在许多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
上，向传统的封建观念宣战，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种。
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论法的精神》一书，该书堪称是资产阶级法学
的“网络全书”，被伏尔泰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对后来美国独立战争中
的《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都有巨大的影响。孟德斯鸠的社会
政治理论尤其是关于分权和法制的学说，超越了国界，对各国资产阶级政治和法律
制度的确立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产生了相
当大的影响。《论法的精神》在1913年就被严复译成中文，以《法意》的书名
出版。孟德斯鸠仍不愧为18世纪法国的杰出思想家之一，在宗教愚昧和专制黑暗
中发出了最初的呐喊，他的思想学说是法国大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思想
中的一份宝贵财产。
边沁
耶利米，边沁(Jeremy，Benthan，1748——1832)是英国法学家、哲学家、伦
理学家自由主义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功利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出身子一个律师家
庭，有“神童之誉”，13岁进入牛津大学学法律，十六岁毕业后曾一度从事律师事
务，后转而专门从事法学理论研究。1781年起担任伦敦大学教授，1832年创办了著
名的“威斯敏斯特评论”。边沁的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论》 (1776年)、 《道德与
立法原则导论》 (1789年)、《司法证据原理》(1827年)，《宪法典》（1830
年）。其中《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是其最主要的著作，其学说代表了自由资本主
义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利益，是这一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学说，其著作后被编成《边沁
文集》山版。边沁学说的中心是功利主义，他极力反对17、18世纪以来的古典自然
法学的理性法观点，认为它们是虚构的；大自然将人类置于苦乐两大主宰之下，人
的天性是避苦求乐，功利原则就是一切行为都适从这两种动力的原则。谋求功利是
人们行为的动机，也是区别是非、善恶的标准；是自然人和政府活动遵循的原则，
也是道德和立法的原则。最好的立法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立
法就在于促进社会幸福。他认为良好的政府和立法必须达到四个日标：即公民的生
存、富裕、平等和安全。应该说，边沁对19世纪30年代英国立法还是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推动了塞缪尔罗米利爵士所提出的刑法刑法的改革和布鲁厄姆勋爵所主
张的法律体系改革。
萨维尼
萨维尼（1779—1861）萨维尼从十六岁开始学习法律，1800年起开始法学教学
活动，1813年任柏林大学校长。先后曾担任了普鲁士国务委员会成员、法官、法律
上诉部部长、立法—上诉委员会委员、国务部主席。主持该部制定了1848年《票据
法》、《普鲁士刑法典》、《帝国刑法典》等。著作有《中世纪罗马法史》、《当
代罗马法体系》、《作为当代罗马法部分的债法》、《历史法学杂志》。萨维尼在
法学史上被作为所谓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历史法学派这一表达具有萨维尼自己的
烙印，其出发点是当代法乃是通过法学的历史性而不是通过理性法的抽象或者开明
立法者的命令而预先确定的。萨维尼由此得出了影响深远的法学方法和法律政策上
的结论。萨维尼是他的时代影响最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学教师。不管是在法学还是在
法律实践和立法中都有他留下的痕迹。他的学说在当代虽然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
色，但他的遗产对与德国法以及国家法都具有重要意义。萨维尼在当代不仅仅是作
为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而著名，他还经常被称为现代法学的缔造者。尽管欧洲法学
被分为各个国家的法学，但萨维尼的思想涉及到了整个欧洲。他划定了法国民法典
的势力范围，并且继续遵循罗马法这一基础，这一点不同于大多数其他大陆国家。
萨维尼起决定性作用并参与形成的学说汇纂法学在后来对其他一些国家立法起到了
作用。萨维尼从开始就接受了将“历史的”方法和“体系的”方法结合起来的要
求，他是第一个发展出体系化的、内容广泛的方法的人，在任何一部法律确立同时
就将其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之中。因此，围绕思考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他扩大了对
符合历史的法学的理解，这种法学同时也就超出了单纯历史科学的范围并形成一种
区分，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就是建立在其独立性基础上的。萨维尼对19世纪的科学产
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不仅体现法学领域，而是兼跨历史、法律和哲学不同领域。
霍姆斯
霍姆斯（O.W. Holmes,1841~1935）。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1866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波斯顿从事一段时间的律师工作之后，于1870年入哈
佛大学法院担任讲师、教授，1882年12月担任马萨诸塞州最高法官，1899年起任院
长。1902年~1932年，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的学说，主要体现在他于1881年出版的著作《普通法》（Thee Common Law）、《法律之路》(The Path o
f the Law)、他逝世后出版的判决意见集《霍姆斯法官的司法见解》(The Judicia
l Opinions of Mr.Justice Holme Shriver ed 1940)以及生前发表的一系列论文
之中.和其他法律思想家相比，霍姆斯(O.W.Holmes，1841——1935)可能不是最伟
大的，但是他一定是最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也是最特殊的一个人。这首先反映在
他的身份上：他首先是作为一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其次才是作为一个法律思
想家而存在。因此，要了解霍姆斯的法律哲学，如果不了解他作为法官的经历，就
会错过他思想中很多精彩的部分。事实上，他思想中的许多精华并不是通过专著的
形式表现出来，而是散见在他的司法意见、演讲和书信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他作
为法官所做出的许多判决，就在法律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次，霍姆斯在某
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一种美国的精神，代表了实用主义哲学和普通法的某种意义上的
结合。
韦伯
社会法学的大师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现代一
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其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政
治论文集》，《学术理论论文集》，《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社会学和社会
政策论文集》，《经济与社会》等。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
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随后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
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后先后任弗莱堡大学的经
济学教授和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
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
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韦伯理解的社
会学思想，对于改变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统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促使现象学社会学
的产生。他的社会行动理论是T.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先驱，并对微观社会学
起到启迪作用。有关官僚制的论述对组织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发生重要影响，也是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他的宗教社会学对比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思
想启发作用。当代西方一切重要社会学理论和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从韦
伯著作中汲取营养。韦伯社会学之于中国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站在比较世界法律
文明的宏观立场上，对东方社会及其法律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理论思考，特别
是他着力探讨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法律文明的特质。然而我们了
解和探讨韦伯却是在现代。在思想禁锢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把韦伯当做马克思的
敌人来对待，几乎在那时连韦伯的名字都知之甚少。可他力图揭示传统中国社会与
法律的运作规律，试图解释中国法律现代化可能性问题，作为一位研究中国传统社
会与法律文化的“伟大外行”，韦伯的思路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庞德
庞德（Roscoe Pound 1870~1964），美国著名法学家，社会学法学派的主要代
表之一。出身于法官家庭。曾任律师、内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上诉委员会委员、内
布拉斯加大学法学院院长。1907年起先后在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执
教。1916年起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长达20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中华民
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司法部和教育部顾问。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
的》（1911~1912）、《法哲学导论》（1922）、《法制史阐述》（1923）、《法
和道德》（1924）、《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1942）、《法的任务》（1944）、
《正义来自法律》（1951）和《法理学》（5卷集，1959）。庞德的社会学法学是
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和一战后发生在美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革相伴而生的，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法学生涯中他致力于法律体系和法理学的批判与重构工作。
其学说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实用主义哲学、美国L.F.沃德（1841~1913）和E.A.罗斯
（1866~1951）的社会学以及R.Von耶林的新功利主义法学。庞德是20世纪西方各
国，尤其是美国法学界权威的法学家之一。他所代表的社会法学长期以来在法学中
占有主导地位。
哈特
哈特(H．L．A．Hart,1907～ )，英国法学家，现代西方新分析法学的代表。
192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32年任出庭律师，1952年任牛津大学教授，1978，年退
休。主要著作有：《法律中的因果论》(1953年)、《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
律、自由和道德》(1963年)、《惩罚与责任》(1968年)、《功利与权利》(1979
年)、《法理学和哲学论文集》(1983年)等。哈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最负
盛名的法学家之一，由他创立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是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之一
(另两派是新自然法学和社会学法学)，在对法的概念的分析与法律现象的说明、法
律关系的梳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哈特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自
20世纪5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统治英国已达半个世纪，仍能保持强大的控制
力。哈特关于法的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法律和道德、法律概念的学说，是在与美
国法学家富勒(L．L．Fuller,1902～1978)、德沃金(Ronald M．Dworkin,1931～)
等人的长期论战中形成的。他一方面坚持了奥斯汀的法实证主义的立场，同时，又
对其作了修正，从而使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进一步适应了战后英国的社会现实。目
前，哈特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已为新一代西方法哲学家拉兹和麦考密克等所继
承、发展，该学派作为当代西方的一个重要法学流派还将继续存在。
德沃金
德沃金是当代最著名、最活跃的法理学家之一。德沃金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
州，先后在哈佛学院、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
位。他起初的兴趣是哲学，但在牛津时开始学习法学，从此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兴趣
所在，随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1957年毕业后进入美国最高法院，任法官汉德
（Learned Hand）的办事员，以后又当过律师。1962年成为耶鲁大学教授，1969年
他应邀担任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首席教授，直到1998年。1975年开始同时担任纽约
大学法学的教授至今，他还不定期地担任过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1984年以来还是伦敦大学（大学学院）的客座教授。2002年5月中旬应邀来
我国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作过讲演。罗纳德·德沃金被公认为当代英美
法学理论传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总的来说，德沃金所展现的是一种由政治自
由主义指导的法理学。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广泛的讨论，其中既有赞同
者，亦有批判者。在德沃金的法理学体系中，有四个主要的观点（它们构成了当代
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批判并超越法律实证主义；第二，坚持认为法
律理论依赖于政治与道德理论；第三，把法律理论根植于一种解释理论；第四，将
平等的政治价值作为法律理论的核心部分[注1]。这四部分前后是联系在一起的。
法律实证主义是德沃金的直接批判对象，也是论证的起点；德沃金将政治与道德价
值融入自己的解释理论中，作为选择判断的标准；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平等与自
由的政治社会。《法律帝国》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著作，全面体现了他的法律与政治
思想。虽然德沃金的基本观点较之以往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发生
了重大转向。主要著作有《认真看待权利问题》、《原则论》、《自由论》、《法
律的帝国》等。他从60年代初就开始撰文批判实证主义法学，特别是批判H.L.A.哈
特的学说，认为是实证主义法学最新的典型。他的学说以“权利论”（right thesis）作为核心。他之所以强调规则、政策与原则之分，就是为了强调个人权利，即
原则。他又认为，他所有个人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权利，即“政府不仅必须关
怀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关怀和尊重人民”。
波斯纳
波斯纳（R.A. Posner，1939~ ），1959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62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先后年赴斯坦福大学任教和芝加哥大学教授，1981
年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法律的经济学分析》（19
73年）、《正义的经济学》（1981年）、《侵权行为法：案例与经济学分析》（19
82年）等。波斯纳作为集大成者，全面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构建了用经济
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宏大体系。《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其成果的杰出代表。正是
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理论，才得以有一个以"法律经济学"命名的独立学派。波斯
纳将20世纪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的第一篇侵权论文和科斯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论文
发表以后的法律经济学称为"新法律经济学"。在《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二章中，科
斯说，"新法律经济学"--过去30年来发展起来的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
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的分析，包括侵权法、契约法、赔偿法和财产权
法等普通法领域；惩罚的理论和实践；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立法和管制的理论
和实践；法律实施和司法管理；以及宪法、初民法、海事法、家庭法和法理学。波
斯纳有个著名的观点：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
最珍视它们的人。波斯纳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始终贯穿着经济效益观，使之
成为取舍某一法律制度的最高标准，因而招致许多信奉正义观念的法学家的激烈抨
击。
Ⅷ 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的区别
所谓法律优先，是指上一层次法律规范的效力高于下一层次法律规范。
原则要求：在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已有规定的情况下，下一位阶的法律规范不得与上一位阶的法律规范抵触；上一位阶法律规范没有规定，下一位阶法律规范作了规定的，一旦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就该事项作出规定，下一位阶法律规范就必须服从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实践中，若是法律、法规、规章均对某事项作了规定，法规、规章与法律不一致的，适用的顺序依次是法律、法规、规章。这是行政机关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实施行政管理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
法律的优先适用原则包括基本法优于部门法；部门法优于地方法；新法优于旧法。
法律保留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初，最早提出该概念的是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根据迈耶的经典定义，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范围内对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因此，法律保留本质上决定着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从而也决定着行政自主性的大小，
法律保留是指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没规定的行政主体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为。
区别：
首先，法律保留原则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是指一切行政行为都要与法律规范相一致，不得与之相违背。相比之下，法律优先原则只要求行政行为不得违背法律，至于法律没规定的情况下，行政行为能不能作出，法律优先原则并不过问；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法不禁止皆自由”。而法律保留原则则相反，它要求行政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作出，法律没规定的就不得作出；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法无明文规定者不得为之”。所以，法律保留原则要比法律优先原则的要求更高，如果说法律优先原则是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消极要求的话，那么法律保留原则则是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积极要求。
而且虽然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都是行政主体必须遵循的，但更能体现行政法基本精神的是法律保留原则。因为法律优先原则仅要求任何行为不得与法律相违背，其实这不仅是对行政主体的要求，而且也是对法治社会中任何一个主体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话，那么它也应是民法、刑法等任何其它一个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所以与其称其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还不如称其为法治的基本原则更准确。但法律保留原则就不同了，它针对行政主体，且只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普遍指导性，而在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领域它就不具有普遍指导性。它这种只钟情于行政法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才真正称得上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并不仅限于代议立法所定之规则，而且还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规则。法律保留原则的实质是使行政权在立法权的监控之中，以实现“为民行政”的目的。照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应仅指代议立法所定之规则。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奉行“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观念，政府职能较少，因而代议立法完全能适应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但20世纪初开始，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空前扩大，复杂多变的管理对象、日益专业化的行政技术以及行政效率的内在要求，都使得代议立法再也无法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为此它不得不把一些原本属于自身的立法权授予行政主体来行使，一旦行政主体获得这种授权后，它们也就成了立法主体，而它们按照授权所定之规则也成了法律。由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就不仅仅指代议立法所定之规则，而且还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规则。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行政立法所定之规则也纳入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不免使行政主体既是立法主体，又是执法主体，这不就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所追求的以立法权（民意）监控制约行政权的基本精神吗？其实不然，虽然行政立法使行政主体也有了立法权，一定程度上确实削弱了代议机关对它的监控和制约。但我们必须看到行政立法的产生和存在并不是为了取代代议立法，而仅仅是为了代议立法的补充和完善。再则，行政立法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它必须事先得到代议机关的授权，并在其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这些都使得行政立法还是始终处在代议机关（民意）的监控制约之中，并无任何摆脱。所以，把行政立法纳入到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并没有违背法律保留原则的所追求的基本精神，而仅仅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贯彻它的基本精神，我们所采取的方式有所改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