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第9条

1. 行政法第81题选项D为什么错误，有法条依据吗

81．田某认为区人社局记载有关他的社会保障信息有误，要求更正，该局拒绝。田某向法院起诉。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田某应先申请行政复议再向法院起诉 B．区人社局应对拒绝更正的理由进行举证和说明 C．田某应提供区人社局记载有关他的社会保障信息有误的事实根据D．法院应判决区人社局在一定期限内更正[标签： 知识类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提问者：kaoshi88 提问时间：2012-10-19最佳答案：本题考的是今年司考大纲新增的一个重要行政法司法解释，即《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规定》，属于司考中新法必考的规律，请大家注意。【考点】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参考答案】BC 【逐项解析】本案不属于复议前置的情形，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选项A错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规定》第5条规定：“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政府信息的，应当对拒绝的根据以及履行法定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的情况举证。被告拒绝更正与原告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的，应当对拒绝的理由进行举证和说明。”故选项B正确。《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规定》第5条规定：“原告起诉被告拒绝更正政府信息记录的，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过更正申请以及政府信息与其自身相关且记录不准确的事实根据。”故选项C正确。《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规定》第9条规定：“被告依法应当更正而不更正与原告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更正。尚需被告调查、裁量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重新答复。被告无权更正的，判决其转送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处理。”故选项D错误。

2. 2020法考备考考点【行政法】行政强制的界定

一、行政强制的界定(★★)

行政强制，是指为了实施行政管理或达成行政管理目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行为等采取强制性措施的制度。行政强制是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项制度的合称。

【关联法条】《行政强制法》第2条 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1.概念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2.特征

行政强制措施有以下特征：

(1)预防性和制止性

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或扩大。

(2)临时性和中间性

行政强制措施常常是行政机关作出最终处理决定的前奏和准备。

(3)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和经授权的组织

3.种类

【关联法条】《行政强制法》第9条 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

(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三)扣押财物;

(四)冻结存款、汇款;

(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1)限制人身自由

行政机关为制止违法行为、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主要包括留置、约束、强制带离现场、强制戒毒等。

(2)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行政机关为了保障行政决定有效作出或者保障行政决定得到有效执行，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暂时封存。

(3)扣押财物

行政机关为了预防、制止违法行为，保障行政决定的执行，对行政相对人涉嫌违法的财物予以暂时扣留的行为。

说明：可移动的财物方可使用扣押方式，若财物不可移动只能就地封存。

(4)冻结存款、汇款

行政机关为防止当事人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损毁证据，或者为保障行政决定得到有效执行，对当事人的账户采取的停止支付、禁止资金转移的强制措施。主要针对当事人的资金账户，主要包括存款、汇款、有价证券等。

3. 行政法的行政立法

行政立法是有权的国家行政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以及有权机关的授权，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制
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抽象行政活动。行政立法的涵义：行政立法是一种抽象的行政行为，其所针对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行政立法是委托立法或叫准立法。行政立法是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的行为，其主体是法定的，权限是有度的。行政立法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行政立法的结果包括行政法规和规章。在中国，行政立法大致有如下三点意义：第一，减轻立法的负担。第二，现代行政国家的需要。第三，“因地制宜”的需要。 在中国行政法学的框架下，存在着授权立法和职权立法的两分法。（1）授权立法。根据授权的来源不同，又可将授权立法分为以下三类：
a) 替代法律的授权立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00年7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为《立法法》）第9条的规定，应当由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事项，在尚未制定法律前，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b) 特别授权立法。例如《第七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提请审议授权深圳市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的议案的决定》（1989年4月4日第七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c) 法条授权。即在制定的法律中专设一条规定国务院可以就有关问题制定行政法规。
（2）职权立法。职权立法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宪法和组织法所进行的立法活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有力的促进了中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1) 国务院的行政立法权限：a) 为领导和管理各项行政工作制定和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b) 尚未立法的事项先行制定行政法规；
c)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内批准。
(2)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立法权限：
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3)地方政府的行政立法权：
依据地方组织法和相关法律，深圳、汕头、珠海和厦门有地方规章的制定权。
(4) 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行政立法权限：
制定行政政策，发布行政命令和制定行政法规并颁布执行。
4. 体制
行政立法体制是指一个国家的行政立法主体的设置及其立法权限的划分，是一个国家整个立法体制的一部分。中国行政立法主体设置：
(1)国务院立法（制定行政法规）
(2) 国务院各部、委立法（制定部门规章）
(3)国务院直属机构立法（制定部门规章）
(4)地方行政机关立法（制定地方行政规章）
(5) 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
5. 行政立法的效力涵义：
（1）行政法规、规章的拘束力和强制执行力；
（2）适用力。根据2001年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行政法规、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是，涉及国家安全、外汇汇率、货币政策的确定以及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行政法规、规章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 税务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

最近有朋友来问：税务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是什么时候呢?税务行政处罚的追诉又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整理了税务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分享给大家!

税务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

税务行政处罚追究时效是指税务机关对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人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有效期限，如果超过这一期限，则不能再追究。可见，税务行政处罚追究时效能否准确界定是区分税务机关执法行为合法与违法的一个重要标尺。科学、公正的税务行政处罚时效追究制度对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税务机关行政处罚的效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一、建国后税务行政处罚追究时效的历史演变

建国后我国税务行政处罚追究时效经历了三个阶段：

1、追究时效的缺失阶段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重实体、轻程序”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同其他行政处罚一样，我国税务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处于虚无阶段，包括199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在税务行政处罚追究时效上也是一片空白。这种状况常常导致税务机关执法效率低下，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2、追究时效的依附阶段

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举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统一规定了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税务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处罚的一个分支，开始适用2年追究时效的规定。这虽然是一种依附式规定，但可以说是我国税务行政处罚追究时效零的突破，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税务机关执法效率的提高，保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然而由于税收违法案件的复杂性、特殊性，税收执法装备的滞后性，这种规定又不完全切合税收执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税法的刚性。

3、追究时效的独立阶段

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新征管法)，并于2001年5月1日开始实施 .在建国后税收史上，该法第一次单独规定了税务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而且大大突破了行政处罚法中2年时效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同一延长为5年。税务行政处罚享有的这一特殊礼遇受到了税务执法部门的广泛赞誉。但笔者认为，这一“历史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适应了税收执法的实际，有利于更好地震慑税收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这一突破是否真正科学、公正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为了做好新旧《征管法》适用的衔接工作，2001年5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1]54号文)对适用新《征管法》与原《征管法》的一些问题加以明确，特别是对追究时效部分作出了补充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税收违法行为发生在1996年9月30日以前的，按原《征管法》的规定执行;发生在2001年4月30日以前的，按《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发生在2001年5月1日以后的，按新《征管法》的规定执行。”

二、目前我国税务行政处罚追究时效存在的问题

1、 法律规定不严密。新征管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这一规定明确了违反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涉税违法行为的追究时效。但实际工作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章也可以设定行政处罚，其追究时效究竟是适用五年还是两年的规定不够明确。笔者认为，新征管法的立法本意是涉税违法行为一律适用五年的规定。而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里的法律指的是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会指定的规范性文件，如征管法。据此，则规章设定的处罚追究时效只能适用两年的规定，这又违背了新征管法的本意。

2、追究时限未分类。针对税务行政处罚的特殊性，新征管法突破了行政处罚法处罚时效的规定，这确实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有矫枉过正之嫌。一是违背了行政处罚的公正原则。行政处罚法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这一规定当然包括追究时效的设定和执行。实际工作中，税收违法行为的轻重有较大差异，追究时效相同导致结果不公正，如逾期申报和虚开专用发票两种行为的危害性差异较大。二是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追究时效过长，特别是对一些恶性较轻的违法行为适用五年的规定，容易助长执法人员的执法惰性。三是与刑法规定的界限不清。我国刑法针对犯罪的轻重，规定了四档追诉期限，较好地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的最低追诉期限也是五年，税务行政处罚处罚的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而非犯罪行为，笼统地规定其追究时效为犯罪追诉期限的底线，显然忽略了违法与犯罪的恶性之差。

3、时效起点难计算。行政处罚追究时效起点的准确界定是保障行政处罚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尺。新征管法对税务处罚的追究时效未作规定，那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显然适用于税务行政出罚。行政处罚法规定，追究时效通常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延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实践中上述条款如何理解争议很大。如在稽查案件中“违法行为发生之日”究竟是指违法行为作出之日、检查开始之日、还是审理之日、还是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送达之日，各地执行不一。“连续状态”、“延续状态”如何区分，时间间隔如何把握，执法实践中往往令人困惑不已。新征管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其中“发现”如何理解、如何执行也是困惑执法人员的执法难点。

4、补充规定不合理。根据总局的补充规定，对发生在1996年9月30日以后2001年4月30日之前的税收违法行为实施处罚应适用《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即2年的追究时效;对发生在2001年5月1日之后的税收违法行为实施处罚应适用新《征管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这两种情形都符合追究时效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合理又合法。但根据该补充规定，对发生在1996年9月30日之前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应适用原《征管法》的规定，而原《征管法》对追究时效又没有限制，那么根据法理，税务机关对上述违法行为进行追究仍然是合法的，这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发生在1996年9月30日以后2001年4月30日之前的税收违法行为可能因超过追究时效不被处罚，而发生在1996年9月30 日之前的违法行为，税务机关依法则必须追究，不追究税务机关就违法，税务机关如果追究合法但又不合理，对纳税人而言可以说是显失公平。

三、完善我国税务行政处罚追究时效的几点建议

完善税务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是实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前提条件。法治的经典含义包括两部分：一是法律得到人们普遍遵守。二是人们普遍遵守的法律是良法。税务行政处罚的追究同样如此，如果追究的制度本身不公正、不科学，其追究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尽快完善我国的税务行政处罚追究制度应是我们的必然选择。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国家立法机关应明确“法律”的外延。

首先要明确我国税务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选择的是一元体制，还是二元体制，如果选择的是前者，笔者认为，国家税务总局应建议全国人大会对新征管法进行立法解释：第一种方案，明确新征管法五十六条的“法律”包括税收规章。这种办法比较生硬，因为从“法言法语”角度来看，“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法律通常是指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第二种方案，修改第八十六条，在行政法规后增加“、地方性法规、规章等”。

2、参照刑法模式修改《征管法》的相关规定。

为了保证追究时效的科学、公正，我国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模式，对税务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分两类规定，违反税收征管基础管理的违法行为追究时效为两年;偷税、抗税、骗税等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追究时效为四年。

3、在税收规章中细化追究起点的确定 方法 。

《行政处罚法》对追究时效的规定比较笼统，新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税务行政处罚追究时效的计算起点均未作出较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国家税务总局应该根据税务行政处罚的特点制定单行的《税务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结合税收违法行为的类型对“违法行为发生之日”的确定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对“连续状态”、“延续状态”等模糊用语的内涵和外延作出较明确的解释;对“发现之日”如何把握作出较规范、统一的规定。特别是“发现之日”的认定在稽查案件很不一致，有的地方认为应是检查 通知书 送达之日;有的地方认为应是检查结束之日;有的地方认为应是内部审理完毕之日;有的地方认为应是税务行政出罚事项告知书送达之日等等。执法标准的不一致必然导致执法不公，必然会侵害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4、尽快修改总局下发的补充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在制定单行的《税务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之前应尽快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1]54号文)中的追究时效部分进行修改。笔者认为应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税收违法行为发生在1996年9月30日以前的，按原《征管法》的规定执行;”修改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税收违法行为发生在1996年9月30日以前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按《刑法》的规定执行;”，这样修改才符合从旧兼从轻原则。

税务行政处罚

税务机关实施的一项制裁性法律行为。适用于违反税法但尚不够给予刑事处分的纳税人。税收行政处罚是税务机关依法行政最有力的保障，其基本形式是罚款。这里应当说明两点，

一是税务机关请求其他行政机关施行的处罚不应认为是税收行政处罚，否则税收行政处罚与其他行政处罚则失去了必要的界限，税收行政处罚应以自身享有的处罚权实施行为为标志。

二是对税务人员违法的处理是行政处分而不是行政处罚，其区别在于行政处分是依据行政机关内部规定对内部工作人员违法实施的，而行政处罚是依据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对管理相对人实施的;行政处分的形式包括警告、通报批评、记过、记大达、降职降薪、开除公职等，与行政处罚不同。

税务行政处罚适用的要件有哪些?

行政处罚的适用与行政处罚立法(包括设定)的概念相对应，是对行政法律规范规定的行政处罚的具体运用。它具体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授权的组织在认定行为人行政违法的基础上，依法决定对行为人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和如何实施行政处罚的活动。它是将行政法律规范规定的行政处罚的原则、形式、具体方法等运用到各种具体行政违法案件中的活动。

行政处罚的适用，必须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政违法行为为前提，对没有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必须以法律及法规为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处罚;必须由享有行政处罚权的主体实施;所适用的对象必须是行政违法者而非行政违法行为及相关的财物，且具有一定的责任能力;适用行政处罚还需要违法者具有主观过错条件，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不得适用行政处罚。

此外，适用行政处罚还要考虑追究责任时效。具体来说，行政处罚的适用前提，一是违法主体由作为行政管理对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构成;二是在客观方面存在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上述若干方面，是构成行政处罚适用的必要条件。在具备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处罚主体决定行政处罚所适用的内容即对违法者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和如何实施行政处罚等。适用的内容具体说来主要包括：

(1) 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2) 什么样的处罚即行政处罚的具体形式警告、罚款、拘留、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产停业等;

(3) 决定从轻、从重、单处等等具体裁量方法;

(4) 只给予一种处罚还是数种处罚;

(5) 罚款与罚金的折抵;

(6) 税务行政处罚的追责时效。《征管法》第86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5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适用既是一个实体问题，同时也是个程序问题，适用的过程也就是实体与程序综合的过程。

行政处罚的适用是处罚实施主体对违法案件具体运用行政处罚罚法规范实施处罚的活动。

一、应受处罚的构成要件

应受处罚的构成要件是指某种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它是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加以确认的。具体的构成要件是：

(1) 必须已经实施了违法行为。违法事实已经客观存在，不能将行为人主观想像或者计划设想当作违法行为。

(2) 违法行为属于违反行政法规的性质，行政处罚只能针对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

(3) 实施违法行为的人是具有责任能力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对人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其中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主体，可以适用行政处罚，而对于公民则必须是达到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才能实施处罚，因此，《行政处罚法》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

(4) 依法应当受到处罚。相对人有违法行为存在，但因有些违法行为可能尚未达到受处罚的程度，或者因法律有特别规定而不应给予处罚的，行政机关不能对其实施行政处罚，只有法律明确规定应受到处罚的违法行为，才能适用行政处罚。

二、不予处罚的规定

不予处罚是指行为人虽然实施了违法行为，但由于具有特定的情形而不给予处罚。《行政处罚法》规定有下列情形的不予处罚：

(1) 不满14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2)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3)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三、从轻或减轻处罚

从轻处罚是指在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和幅度内，适用较轻的种类或者处罚的下限给予处罚，但不能低于法定处罚幅度的最低限度。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处罚幅度的最低限以下给予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从轻或减轻处罚适用于以下情况：

(1) 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 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4) 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 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四、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

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是指对违法行为人的追究责任，给予行政处罚的有效期限。如果超出这个期限，则不再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为两年，在违法行为发生后两年内，未被行政机关发现，在两年后，无论何时发现这一违法行为，都不能给予行政处罚。时效的计算，是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如果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则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连续状态是指行为人连续实施数个同一种类的违法行为，如一个月内，每天都在销售盗版光盘。继续状态是指一个违法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如制作盗版光盘先后花了15天的时间。

追诉时效为两年，属一般规定，如果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则依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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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权，相关法律、法规裁量有不同规定时，行政机关应充分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从更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保护角度选择处理方式，行政裁量不得违反比例原则。
【案例索引】
一审：诸暨市人民法院（2008）诸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2008年7月3日）
二审：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绍中行初字第37号行政判决（2008年11月25日）
【案情】
原告：郭建军
被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
诸暨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郭建军系诸暨市暨阳街道东三村赵四自然村村民。2001年3月开始，郭建军在拆除老房的基础上，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擅自重建东面一间40.96平方米的住宅。2002年11月16日，诸暨市人民政府向郭建军颁发了诸暨集用（2002）字第1—13279号《集体土地使用证》。2006年2月7日，诸暨市人民政府以郭建军未经批准、擅自重建东面一间面积为40.96平方米的住宅，提供的房屋权源证明失实为由，对郭建军作出诸政行决字（2006）第1号行政决定，撤销诸暨集用（2002）字第1—13279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由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依法办理更正登记。郭建军不服，向绍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06年5月28日，绍兴市人民政府作出维持诸暨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的复议决定。郭建军于2006年6月19日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06年8月3日作出（2006）诸行初字第22号行政判决：维持诸暨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郭建军不服，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0月27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7年3月22日，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对郭建军未经审批、非法占地建房行为进行立案查处。2007年9月11日，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向郭建军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2007年11月28日，诸暨市国土资源局认为郭建军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和《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属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郭建军作出责令其退还在暨阳街道东三村郭庄处非法占用的40.96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房屋的诸土资监罚（2007）第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郭建军不服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于2008年1月28日向诸暨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08年4月20日，诸暨市人民政府作出维持诸土资监罚（2007）第169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
郭建军不服，诉至法院。
【审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诸暨市国土资源局是诸暨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其对郭建军擅自建房行为进行查处，主体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已建的建筑物、构筑物，需要重建、扩建的，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和城市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并依法重新办理规划、用地审批手续。郭建军从2001年3月开始，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在暨阳街道东三村土名为郭庄处，将原平房拆除后重新建造占地40.96平方米三层住宅。诸暨市人民法院（2006）诸行初字第22号和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绍中行终字第55号行政判决书，分别确认郭建军违反法律法规，擅自建造40.96平方米住宅的事实。诸暨市国土资源局根据郭建军非法占地、擅自建房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关于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的规定，对郭建军作出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40.96平方米土地；限郭建军在处罚决定书接到之日起十日内自行拆除非法占用的40.96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房屋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据此判决：
维持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于2007年11月28日作出的诸土资监罚（2007）第169号行政处罚决定。
郭建军不服，提出上诉。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说明行政执法中行政裁量必须遵循执法成本和执法收益的均衡，应当符合比例原则。从行政执法目的和手段关系而言，手段对目的应当是适当的，虽然行政目的是正确的，但也必须选择是合适的手段。行政机关必须选择相对成本最小的执法手段，选择对行政相对人最小侵害的方式，从而使行政执法的成本与执法收益相一致。
本案上诉人郭建军在拆除60多平方米老房的原宅基地上，重建一间40.96平方米的住宅,并未多占其他土地面积，也未改变土地用途和性质，从庭审调查情况及双方提交的证据看，上诉人所建房屋是否违反城市规划及所在村区域是否有具体的规划要求，被上诉人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且从实际状况看，上诉人的重建房屋与其他房屋在结构上已联为一体。可见，上诉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比于其他未经审批非法占地行为相对轻微。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已建的建筑物、构筑物，需要重建、扩建的，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和城市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并依法重新办理规划、用地审批手续。不改变土地用途并在规定的占地面积范围内重建的，应当简化手续，及时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被上诉人在《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条规定的补办手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拆除选择中，应当考虑上述特定的基本情况，首先选择最小侵害的方式，在此方式不具备条件时，可再考虑更严厉的制裁措施。也就是，农村村民宅基地原拆原建，不改变土地利用性质，不扩大土地利用面积，不违反城市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虽未经审批，但其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比于其他未经审批非法占地行为相对轻微处理方式，应有所区别。否则行政裁量不符合比例原则。因此，被上诉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维持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行政处罚的时效问题，对非法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在未恢复原状之前，应视为具有继续状态，因此本案未超过行政处罚追诉时效。据此判决：
一、撤销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08）诸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诸土资监罚（2007）第169号行政处罚决定。
【评析】
行政法的基本使命就是要确保政府官员对裁量权的行使负责。如果不对行政自由裁量决定实质内容进行适度的司法审查，那么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制度也会暗淡无光。所谓行政自由裁量就是指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对作为或不作为，以及怎么样作为在方法、种类、幅度、结果、程序等进行选择的权力。对自由裁量的司法审查就是审查裁量决定是否合理，裁量权有没有不适当地行使。法院在什么层面，依据什么标准控制对行政裁量行为司法审查的深浅？如何才能保证行政裁量是适度的，不会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不会采取总成本高于总利益的行为。在大陆法系中，是通过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衡量来实现，即借助比例原则来进行有效控制。行政机关的裁量行为，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用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这就是行政法比例原则的核心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从文义上看，该条款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属于羁束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必须严格依照法律不具有主观判断而进行选择的空间。但是，行政主体在选择适用法律过程中是无法回避自身的主观参与及价值判断的。更何况在本案中，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行政处罚中同时引用了《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条规定。该《办法》明确已建的建筑物在符合相关规划时，不改变土地用途并在规定的占地面积范围内重建的，存在重新办理审批手续并且应当简化手续及时批准。显然，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理方式有明显的不同，行政主体对处理的结果存在裁量的选择。上诉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比于其他未经审批非法占地行为相对轻微，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拆除处罚，显然与其违法程度不相适应，违反了行政裁量的比例原则。笔者认为，绍兴法院作出撤销判决是正确的。

6. 台湾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全文】浅析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比较
作者：佚名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的引用比大陆更为明确。大陆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14条中原则性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外，对本法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事实上行政诉讼程序的每一具体步骤可以参照哪些民事诉讼法条文很不确定，可见大陆引用民事诉讼法条文实际上是一种弥补行政诉讼法不足的手段，由于被引用的条文并未明确下来，这些条文并未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中每一具体程序可以引用哪些民事诉讼法条文均一一列出，便于操作，从而使这些条文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以及行政诉讼法结构之差异
1.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的区别
目前较为典型的行政诉讼体制有两类，也称为行政诉讼的一元制与二元制。一元制又称合并主义，以英美为典型代表;二元制为分离主义，以法、德、奥等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属于典型的分离主义。行政诉讼案件由高等行政法院与最高行政法院管辖。行政法院独立于其他普通法院(但较为独特的是它与普通法院均隶属于“司法院”)。并且将行政诉讼由以前的一级一审改为两级两审。这既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注：在国民党政权盘踞大陆时期，行政案件数量很少。从1933年至1947年15年间，行政院年均受理案件不足48件，最少的年份仅有2件，最多也仅为82件。故只设中央一级行政法院足以应付需要。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沿用旧的行政诉讼体制，一级一审体制只到近二、三十年才暴露出其不足。数据引自《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一)》，第313页。)也是为了进一步给予当事人以充分救济。当然这也与台湾地区行政法学者大力推动有密切关系。大陆地区行政诉讼体制则属于合并主义即一元制。行政案件与普通案件均由普通法院管辖。但较为独特的是在普通法院内设有行政审判庭，具体负责行政案件的审判。虽然大陆也有学者呼吁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1]，但在目前情况下难度很大。大陆普通法院共设四级，也是两审终审制，存在着级别管辖的问题(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共设两级，一审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辖，不存在着级别管辖的问题)。
台湾地区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院，且司法院大法官有违宪审查权，因此其行政诉讼法第252条规定：最高行政法院就其受理案件，对所适用之法律确信有抵触宪法之疑义时，得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声请大法官会议解释。大陆法官没有违宪审查权，并且在第53条规定，行政规章之间相互矛盾时，得声请国务院予以裁决。这一规定被学者们认为是大陆行政诉讼法中最不和谐的音符。
2.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结构存在差异
大陆行政诉讼法与大陆民事诉讼法的结构相似，分为总则、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和受理、审理和判决、执行、侵权赔偿责任、涉外行政诉讼、附则等共计11章。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则分为：总则、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审程序、上诉审程序、抗告程序、再审程序、重新审理、保全程序、强制执行程序、附则共计9编。
台湾地区以不同审级的、不同性质的审判程序为单位架构其行政诉讼法体系。将受案范围、管辖、当事人，以及共同的诉讼程序如送达、当事人书状、期间、诉讼卷宗、诉讼费用等均归之于总则内容。这样简洁明了，便于操作。
另外从总体上看，双方行政诉讼法均有对方所不具备的内容。大陆行政诉讼法所独具的内容有：侵权赔偿责任，涉外行政诉讼，以及总则中关于行政案件审理所应遵循的原则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所独具的有：一审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和解，一审简易诉讼程序、抗告程序、重新审理等。
大陆行政诉讼法虽然也有总则，但其内容不似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总则那样将所有共同的不属一审、二审、再审等程序的规范均包容在总则中。大陆行政诉讼法总则实际上只有三部分，即行政诉讼的目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原则。可见大陆行政诉讼法总则实质上是该法的纲领，双方对总则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
四、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之差异
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均于总则第一条简明概括了立法宗旨。大陆行政诉讼法指明其目的是：“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依此规定，立法者赋予行政诉讼法鲜明的控权色彩。这也与大陆行政法学的主流思想相合拍，即不管是控权论还是平衡论均认为行政诉讼法的主要功能为控制、监督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正因为此，使得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在中国行政法学乃至整个法学发展中具有开创中国民主、法治新局面的里程碑式意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指出其目的为：“行政诉讼以保障人民权益、确保国家行政权之合法行使，增进司法功能为宗旨。”相较之下少了“监督”二字使具控权色彩较淡，更侧重于行政诉讼法作用的均衡发展，既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运行，同时也注重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但其多了“增进司法功能”一语。将其列入总则中体现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立法注重其司法的可操作性。
总之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看似相似，但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对以后的条文产生较大影响。
五、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差异
1.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为概括式。在其第2条中规定：公法上之争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诉讼。并对两种特殊情况作出处理，即第9条规定可受理自身利益并未受到侵害的人民，为维护公益提起的诉讼。并规定选举罢免之争议由行政法院受理(这些也均属于公法上的争议)。
大陆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采用结合式即首先在该法第2条作了概括式的规定，并在该法第11条作了列举(先作内容列举，再作法律列举，最后在该法第12条作了具体排除列举)。
2.受案范围不同
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依本法提起诉讼。这里它要求首先应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抽象行政行为则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其次，权益受到侵害者才有权起诉，再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将“合法权益”限定在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这两类，而政治权益、受教育权益则无形中被排除在外。并且对于非行政主体的公法人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时，对他们提起的诉讼是否可以受理，法律依据不很明确。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则比大陆广得多，认为公法上的争议均可提起诉讼。有些台湾地区学者将公法定义为规范公权力的法。由它引起的争议，其范围显然要比行政权行使引起的争议范围大得多。(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公法契约争议与选举争议也可提起诉讼。甚至利益未受侵害的人民对公法上的争议所提起的诉讼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受理。)
我国大陆地区不承认公私法的划分，所以在行政诉讼法中将其受案范围定义为公法上之争议显然不恰当。但我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所采取的混和式规定的模式其缺点也十分明显，正如台湾地区学者管欧所言：“列举主义其优点在于规定明确，防止滥诉、杜绝纷扰。唯社会新兴事业日多，行政事项极繁，列举既难免遗漏，且无法适应变动不居的行政事项，若不在列举的范围之内，则因违法行为所受的权利损害，即无法定的救济。至于概括主义，其得失则与列举主义相反。唯就行政诉讼制度的趋势及法制思想与社会进步的情形言之，则由列举主义而趋向于概括主义。”瑞士公法学者鲁克认为列举主义是行政诉讼达成概括主义的一种过渡手段。事实上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也是从列举主义经过司法机关不断地突破，如早期司法院与行政法院的见解均认为公务员与国家关系乃特别权力关系，公务员不得对其身份上所受处分提起行政诉讼，但经大法官屡次解释之后，公务员对于公法上财产权之争议，以及免职处分或对于公务员身份有重大影响之处分，均得提起行政诉讼以资救济，最终导致由列举主义过渡到概括主义。大陆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实际上也在不断突破列举主义给出的界限。走向概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再有，抽象行政行为最终也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之内。目前英美等国已有条件地将其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中。台湾地区由于采用概括主义，实际上也已把它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内，大陆在这方面与其相比已有些差距。
六、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管辖的规定不同
大陆由于地域广大，并且设有四级法院，其管辖较为复杂。可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与裁定管辖。地域管辖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但也规定了几种特殊的地域管辖，主要有：经过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原告选择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大陆行政诉讼法尤为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凸现其控制监督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功能。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为两级两审制，一审均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辖，因此不存在级别管辖的问题，地域管辖则普遍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虽然比大陆简单，但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行政权的监督控制力度显然不如大陆行政诉讼法的大。大概由于其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之故。
七、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参加人制度之差别
1.原告资格的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提出严格限制。原告只能是认为其自身合法的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只能是被告。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资格是依据诉的不同而不同的。撤销之诉与请求处分之诉之原告只能是行政相对人。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原告可以是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是行政主体。这与大陆行政诉讼法有很大的区别。尤为独特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不以其权益受到侵害为前提。如台湾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律特别规定者为限。第25条，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于其章程确定目的范围内，由多数共同利益之社员，就一定之法律关系，授与诉讼实施者，得为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该社团法人没有原告资格)。可见，现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诉讼利益的保护范围进行了重大突破，逐步将部分反射利益、事实利益纳入诉讼利益范畴，且这些利益并非仅局限于某特定个人，可以为他人甚而是社会大众之共同利益。考虑到具体受行政侵害之个人未必会提起行政诉讼，立法者承认公益社团的诉讼主体资格，允许它为其成员或社会上更广泛抽象之集团利益提起行政诉讼。这也是一大突破，也有利于更好地监督行政机关合法行使职权。
相形之下大陆行政诉讼适格原告条件过于苛刻。正如韦德所指出的：对于原告的适格，采取限制性规定，有害行政法的健康发展。大陆行政诉讼适格原告条件应该降低，以保障人民充分实现诉讼权利。
2.适格被告条件存在差别
在大陆，当被委托机关或者个人因行使被委托的职权而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时以原行政机关为适格被告，受委托组织或个人为第三人。
在台湾地区，人民与受委托行使公权力之团体或个人因受托事件涉讼者，以受托团体或个人为被告，而不像大陆以委托机关为被告。
3.诉讼代理人资格的区别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除律师外，依法令取得诉讼事件代理人资格者、因职务关系为诉讼代理人者、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者可以为诉讼代理人。
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律师、社会团体、提起诉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相比而言，可供选择的诉讼代理人的范围比台湾的要大得多。
另外，在大陆，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在行政诉讼中被赋予一些优于其他诉讼代理人的权利。如可以依照规定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可以向有关组织或公民调查收集证据。而一般当事人行使上述权利需人民法院批准，并且不得查阅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台湾行政诉讼法则未授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优于其他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4.当事人诉权存在差异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授予当事人的诉权比大陆为多，而且当事人的诉权不仅平等，而且近似于对等。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原告有起诉权，被告有反诉权。原告撤诉权的行使在某些情况下也应征询被告的意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诉讼等等。而大陆行政诉讼法控权色彩十分浓厚，它追求当事人诉权实质上的平等，为保障原告诉权的有效行使，往往对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的诉权作某些限制，如诉讼中不可自行收集证据，需负举证责任等。可见大陆行政诉讼法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理念仍然优于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理念。
八、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前置程序之间的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较为复杂，采用自由选择为主，先行强制为辅的方法。哪些行政案件需复议前置由各具体法律加以规定。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则较为简单，它将行政诉讼分为撤销诉讼、给付诉讼与确认诉讼。对于撤销诉讼一律需要先经过诉愿程序，即复议程序。而确认之诉中虽未明确指明需诉愿前置，但实际上也有诉愿前置的要求。给付之诉在实务上往往与确认之诉或撤销之诉密切相关，因而可以认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以诉愿前置主义为其基本原则。这与台湾地区行政法受大陆法系行政救济制度传统影响较深有关。对于前置程序目前有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赞同者认为诉愿前置更有利于尊重行政权，维护行政统一，并且经过诉愿程序的过滤淘汰将大大减轻法院的负担。从整个救济系统来说，此设置也便于协助人民澄清疑点，扩大救济机会以及加速救济程序。反对者认为：将诉愿列为行政诉讼之先行程序究其实际，实有先行强制主义与行政选择式任意主义之别。诉愿制度日益完善，使其与行政诉讼制度并存，孰曰不宜[2]?主张以先行选择主义代替先行强制主义，使诉愿成为与行政诉讼、请愿鼎足而立的行政救济制度。也有学者建议，对有些情形的违法处分得不经过诉愿或再诉愿程序，迳直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在世界各国中诉愿自主选择主义已成为主流。即使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原则上也采用自愿选择主义。德国行政诉讼法中就确认诉讼，一般给付诉讼及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对联邦最高官署或联邦最高官署所为之撤销诉讼或义务诉讼，均采用直接诉讼。大陆行政诉讼法较为充分地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志。相形之下，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则显得过于保守，但与1975年版的“两级诉愿一级诉讼”体制和“再诉愿前置主义”相比无疑已有进步。显然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还应有所发展。
九、证据制度之间的差异
1.举证责任之间的差异
大陆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行政主体在诉讼期间应举证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事实上与法律上的理由。(人民法院认为必要，亦可自行收集证据)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奉行职权主义原则，(注：事实上现行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台湾行政诉讼法并无举证责任的规定。基本只能依照民事诉讼法来确定举证责任。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案例。参见[台]陈清秀：《行政诉讼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1994年8月版，第316页。)即行政法院就诉讼关系所依据重要之法律事实上收集及澄清负完全责任。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25条规定：行政法院依职权调查事实关系，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第133条规定：行政法院于撤销诉讼，应依职权调查程序，其他诉讼为维护公益者亦同。第134条：当事人主张之事，虽经他造自认，行政法院仍应调查其他必要证据。甚至人民无法对其主张举证，而需借重法院之职权时，亦可请求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以维护人权。虽然职权主义的本义为更好地调集证据，但其效果显然不如大陆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规定。
2.证人作证责任的差异
大陆将作证作为知情者的法定义务，任何知情者均有作证的义务，唯一的例外是涉及国家机密时可以免除作证的义务。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45条规定：证人恐因陈述致自己或与之有亲密关系之人受刑事追诉或蒙耻辱者，得拒绝证言。即使自愿作证亦不得令其具结。显然这与受西方人权思想影响较深有关。
3.证人作证范围之差异
在大陆，证人作证仅限于与案件有关之事实，而不涉及法律问题。与案件有关的法律问题由被告举证，原告亦可就法律问题举证证明其主张。
台湾行政地区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就诉讼事件之专业法律问题，征询从事该学术研究之人，以书面或于审判期日到场陈述其法律意见。可见就法律问题，台湾地区可以要求证人作证。
事实上大陆在这方面也有所突破，在一些行政诉讼中，法官往往会接受法学专家对法律问题提出的意见，但目前尚未见诸于法条。
4.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时间限制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未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时间予以限制。大陆行政诉讼法对被告收集证据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要求其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或证人收集证据(第33条)。其目的为更加严格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5.对诉讼参与人妨碍证据调取的处理方式不同
大陆对妨碍证据调查的诉讼参加人的处理方式为处罚，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等。台湾地区则遵循“任何人不得从其不当行为中获利”这一古老法律原则，对此作出截然不同的规定，其第139条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困难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这一规定显然比大陆单纯使用处罚这一方式更为科学。
十、一审程序中存在的差异
在一审程序中，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之间存在诸多差异。最为明显的为台湾地区一审通常程序中可以和解，同时也不排斥行政法院调解。台湾地区行政审判一审中还有简易诉讼程序。之所以会存在这种情况是因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为给予当事人以充分的司法救济而不似大陆将其定位于控权法。因此只要能达到给予当事人以充分司法救济这一目的，简易程序以及和解、调解等并非不可接受。而且由于其迅速、简便，处理小型公法上的争议优势尤为明显。但缺点是对行政主体的监督不力。因此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不宜引进这些制度。(注：由于大陆法系国家较为强调其保权功能，和解程序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被广泛采用。参见陈清秀：《行政诉讼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1994年8月版，第343页。)尤其是在有些行政机关法治意识还不十分强的今天。
另外在裁判时，大陆要求法官应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而台湾地区则遵循法官自由心证原则。其行政诉讼法第189条规定：行政法院为裁判时，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依论理及经验法则判断事实之真伪。依前项判决而得心证之理由，应证明于判决。显然大陆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裁量标准太理想化了，实际上也难以完全达到，尚不及台湾“法官自由心证”这一规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