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法的现状弊端

A. 行政主体的欠科学性

在起源上，中国行政主体概念是一个典型的舶来品。这一概念的引入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此之前，中国行政法学理上主要是以“行政机关”或“行政组织”用来指称有关行政管理的主体，并由此引申出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责任等相关的基本概念，这在当时的行政管理实践和行政法学发展阶段都是合理的。但随着行政管理实践的广泛展开及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该“行政机关”或“行政组织”的概念愈现弊端。为了修正这些弊端，行政主体概念也就悄然进入了中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正如杨海坤先生和章志远先生在《中国行政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一书中所阐述的，行政主体概念在中国大陆的引入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客观情况：一是行政机关概念在承载和传递“行政权力行使者”的使命上的不足；二是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的需要；三是法国、日本行政法主体理论的外在影响。上述背景既决定了行政主体概念在中国行政法学理上的特殊功能，同时也为限制行政主体理论自身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行政主体概念的过于功利、过于匆忙的引入必将概念理解上的不完全和欠周密，事实也证明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行政主体概念与域外的“源概念”有着巨大的不同。

B.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形成

1 、 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并能独立地承担因此而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国家行政机关是最主要的行政主体，此外依照法定授权而获得行政权的组织，也可以成为行政主体。
2．、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行政主体不等于行政机关，除行政机关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也可成为行政主体。
3．、行政主体与公务员。行政主体与公务员联系紧密，不可分割。尽管行政活动是由公务员代表行政主体具体实施的，但公务员并不是行政主体。
4．、行政主体的职权与职责：是国家行政权的转化形式，是行政主体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资格及其权能。行政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职权，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过程中，所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行政职责的核心是”依法行政”。
完善建议

行政主体界定
中国行政主体概念从产生之初就不成熟，本身定位不合理，内涵和外延也显狭窄。笔者认为，中国行政主体理论本来就是域外的概念，应该充分考虑该概念在域外产生发展的土壤以及全面而准确的学术含义。而不能徒有其表的借助该概念的外衣而功利性工具性的应用于中国行政管理实践及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在现今的理论困境面前，我们应该出重新界定中国的行政主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借鉴法、德、日等国家界定行政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架构符合中国本土特色并与中国行政管理实践及行政法学发展相协调的行政主体理论。随着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深入和社会行政的增加，中国应以“公共管理职能和行政权”为标准界定行政主体。一切行使公共管理职能、享有行政权力的公共组织均应属于行政主体的范畴。行政法学应加大对从事社会行政的行政主体类型的研究，以反映行政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所说的行政职权不仅包括传统的行政职权，还包括公共管理性质的行政职权。所以其他公权力组织只要从事公共管理职能的，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行为的就应该是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就应该是可诉的，法院此时可以依行政主体界定标准对其进行可诉性判断。所以在政主体的类型应该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那些没有法律法规特别授权但是从事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

诉讼重塑
中国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由概括式、列举式和排除式的三种规定，即使是这样一种安排，行政受案也有许多的真空地带，因为中国是以是否是行政主体来确定被诉组织是否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这就导致许多本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组织行为得不到审查，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救济。其实，传统行政主体理论所标示的“行政实体法上的独立权利义务主体与行政诉讼法上的独立诉讼主体合一”的命题是不准确的。作为行政诉讼主体之一的被告与行政实体法上的行政主体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和阶段，其所遵循的逻辑并不相同：其一，被告的确定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只要是行为者实际地行使了行政权力，就应当成为被告。虽然被告的确定也会考虑到诉讼后果的承担，但它并不意味着参与诉讼的主体就必须实际承担最终的实体责任。其二，行政主体所体现的则是实体权力的行使与实体责任承担的一致性，强调的是某一组织具有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
因此，行政主体的确立与认定行政诉讼的被告之间并无多少必然的联系，在很多情况下，诉讼主体可以独立于行政主体。不管是行政主体还是非行政主体充当行政诉讼的被告，最终的实体责任都是由相同的行政主体承担的。在确定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逻辑关系相分离的同时，中国行政诉讼涉案范围应该以行政行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规定为接受司法审查的实质要件；摒弃现今行政诉讼法只承认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为被诉主体的规定，在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同时应把行使公共事务职能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诉讼领域。这样，对于中国行政诉讼实践的顺利开展和行政法学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贯彻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C. 法学考公务员有哪些利弊

法学专业毕业生在考公务员时有优势，法学的就业方向为律师， 各类企事业单位，合同拟定、法律咨询、诉讼处理， 司法机关，检察辅助人员、检察官等。弊端在于那些迫切的希望在事业上有一番大作为的话公务员会限制发展，更适合选择一些更加灵活的平台来施展。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国策的确立，从长远来看，法学专业作为“朝阳”专业，其毕业生的就业是大有发展前景的。再者，社会各界的法治民主意识日益增强，对法学专业的人才需求迅速增长。

法学知识和能力：

1、掌握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 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法学 基础知识。

根据不同的专业方向（如法学理论、刑事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 学、环境法学等）系统深入地掌握该方向的知识体系。

2、深刻掌握法学学科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基础知识 素养、求实创新精神、科学素养、公正的品质、综合分析素养、法律意识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精 通法律，熟悉法律和相关业务。

3、能将所学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融会贯通，灵活地综合应用于法学和法律实务之中。毕 业生应特别具备以下几方面的能力：

D. 给我提供一片行政法读后感

读《中国行政法的创制与面临的问题》后有感

行政法的创制的主体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创制却又是行政法范围内的命题，这真是一对悖论。
行政行为法是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法，还是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组织法可以由行政主体自己制定吗？如《公务员暂行条例》——如何体现管理管理者？《行政诉讼法》从属于行政法吗？那么，本人期待的未来的《司法法》体系将如何构建呢？诉讼法的本质是规范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还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立法监督形同虚设。司法监督走走过场。根源：行政权一权独大。
行政权的特征：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动（司法必被动）。换言之——行政权可以——主动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让人不爱“她”。为什么独大呢？唯追求者甚众，其中还不乏精英豪杰。在中国，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权（也可以说是诸权合一），而后，直至近晚才出现立法权和司法权。而且，此二权皆脱胎于行政权。因之，必受制于行政权，必仰赖于行政权，必胆寒于行政权，必依从于行政权。特别是当此二权羽翼尚未丰满之时，注定唯行政之命是听。这就是铁的事实。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样，上述流变的事实已经逝去，未来的事实也一定流变。这就是钢的规律。有分歧的只是对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则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无异于“左手打右手”。自己监督自己，这是连话语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义灭亲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规律。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成体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应当追问。在诸多方面与行政诉讼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应。差异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确，复议比之于诉讼在合理性审查、受案范围、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简便程度、不收费用等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在整体上，是诉讼的翻版。两种惊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后继”、“薪火相传”，不排斥，却链接。实在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复议不在于实质有别于诉讼，而仅仅是审查者的身份的差异。复议的弊端更是致命：属自我监督，有悖公正；不开庭审理，无法公开。是想节省资源，还是多此一举？是想维护尊严，还是威信扫地？实际效果是：费力并未讨好。也许诉讼法完善之时，就是复议法正寝之日。
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没有能够恰当的处理审查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与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但实质上却将二者混为一谈、纠缠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整个行政法体系没有清晰的区分相对人违法与行政主体违法二者的界限。
恰当的制度可以这样设计：区分行政管理之诉与行政侵权之诉。一、行政管理之诉是指，行政主体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应主动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即相对人违法行为），有权先行处置，如相对人信服，则纠纷归于平静。如相对人不服，则可由行政主体将其公诉至法院，由法院最终裁决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不是行政管理之诉审查的对象。在诉讼中，行政主体负举证责任，证明相对人的行为违法。二、行政侵权之诉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含不作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将其诉至法院，由法院裁决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违法。此时的相对人也可能另有违法行为，但不是本诉的审查对象。在诉讼中，相对人负举证责任，证明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
如此划分绝非多此一举，梳理了法律关系，明确了控辩双方的地位，确立了诉讼规则，将两类截然不同的诉讼从混杂到分离，是行政法体系构建质的飞跃。
由于行政管理之诉的被告不是行政主体，而恒定是相对人，因此这种诉讼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这一根本制约现有“民告官”诉讼制度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主体“三位一体”——一身兼三职：“立法者”（规则的制定者）、执法者（规则的实施者）、“司法者”（纠纷的决断者）——俨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试问，站在“无所不能”的行政主体的对立面，有谁能够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诉至少让解决纠纷的职能与行政主体相分离。只要相对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当上“免费”（败诉者，应付费。）被告。此种设计绝非异想天开、空穴来风，而是将现有的行政主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之后的制度升华。同样面对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为其设定的义务，均要过法院这一关，与其“暗审”，不如“明审”。正如两人赛马，比谁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维模式，无法比。只有善于求异思维，才能敢于换乘坐骑，快马加鞭、争先恐后。原有的诉讼模式无论如何完善，均无法解决相对人“不敢告”、“不愿告”、“不能告”的体制性弊端！！！近几年，每年的民事诉讼案件均已达数百万件，而行政诉讼案件却徘徊在十万件上下。真应该统计一下，每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数量，以及理论上的“出错概率”（当然，只具参考价值。）。我想，就算是万分之一，也应该远远超过十万。只需因势利导，便使得解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出现的纠纷——“天堑变通途”。
行政管理之诉的另一个思维来源就是刑事公诉。至于刑事公诉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由于答案太过明显——当然属行政权，因而不再展开。在此，有必要谈一下行政违法（即相对人违法）与犯罪的关系。很简单，“五十步笑百步”——同质不同量。两种行为均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违法行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它们的防范与制裁也自当机理相通。于是行政公诉应运而生。只是出于投入——产出的效益考虑，才设置行政主体的先行处置权（准司法权）。从中过滤大量轻微、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只有重大且有争议的行政违法行为才会启动行政公诉。理性相对人自然也不会虚掷败诉费用，甚至还有宝贵的时间。
国家在国家范围内，无疑是第一强势主体，超越于任何其他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在享有更多权力的同时，理应尽到更多的义务。其中就包括赔偿义务。其赔偿范围及额度，理应最宽广、最充实，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计，在个案中，强势民事主体的赔偿数额尚可达天文数字，国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要合乎国情。而且是在一国之内进行比较。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愿不愿。
当然，赔偿之诉与侵权之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与管理之诉则毫不相关。这也正面解决了以往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之间不尴不尬的关系的难题。
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在性质上并无二致。除了主体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归责原则。这是公理，但不是现实，好在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关于公务员的责任追究问题，不是空白却胜过空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责任归属主体。否则，一定是责任虚置。虽然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却客观存在。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行为不是由自然人来决断、来实施的。除了作为整体的最高立法机关（因为他们就是全体国民的化身，自己说自己错了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实际意义。）的公职行为外，任何其他公权机关的违法行为，其行为的自然人均难辞其咎。然而现实却是，只要不触犯刑律（即使触犯刑律，也因职位高低，罪减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责任形同虚设。原本，公职人员违法（不论故意还是过失）理应“罪加一等”，却由于没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机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系统内的自我约束何堪众望。至善之道应是确立外部惩戒制度，即在侵权之诉中，只要行政机关败诉，就自动启动监察执法程序，将个人责任落到实处。
行政主体职权法定也不尽然。例如，现行《宪法》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没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质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认立法与行政的差异。我以为，公法领域至少有如下三条公理（当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认可的话，我将试图通过证明使其成为定理。）：一、权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权力专属，不可让渡。三、权力有限，越权无效。显然，《宪法》也应该服从这些至高无上的原则。立法机关将专属自己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问。立法的本质是制定规则，而且是一体遵行的规则。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适格的制定者。此种与主体的身份特质密不可分的专属性决然排斥转让。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种权利，他或他们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国民的重托“转赠他人”。此等职权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体法定。时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远。究其原因，是行政权的性质与边界无从确定。我们先人沿袭了千余载的、卓有成效的吏、户、礼、兵、刑、工的行政权力格局在新时代遇到了新挑战。在不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情况下难免摇移不定。常识告诉人们，法律规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权力越大的部门。因为没有谁天生愿意受到约束，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的观点非常鲜明，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当然不是行政行为，而是立法性质的行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础（前已论及），实属怪胎。我建议的时间表是：在未来五年内，取消乡级（抽象行政行为，下同）；在未来十年内，取消县级；在未来十五年内，取消市级；在未来二十年内，取消省级；在未来二十五年内，最终取消国务院级。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未来十五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地方规章在未来二十年内，转制为地方法规；部门规章转制为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在未来二十五年内全部转制为法律。到那时，中国不再有“红头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规。当然，我希望在未来五十年内，所有的地方法规也将全部转制为法律或特别法律（只对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适用）。再大胆，再乐观一点，在未来一百年内，各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法将全部转制为统一的世界法。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设想的实现还有赖于立法机关自身性质和地位的回归和实现。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决的就是代表专职、机构常设问题。目前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是定期临时召集会议制，只有各级人大常委会才是常设机构。其人员虽为专职，但人数极为有限。形成了一元双层体制，大会与常委会的权力界限极为模糊。给人的印象是，常委会往往起着比大会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大会的权力虚置。代议机关在民主社会无疑居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须臾不可或缺。仅仅常委会常设，远远不能适应其工作的难度与强度。我们的立法任务绝不是因为太少而需要精简机构，恰恰相反，立法机构远远没有起到其应该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项职权远未落实到位，人大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远未在国民心目中树立。所有这些的实现，均有赖于改革现有的一元双层体制，将人大自身常设，而且让每一位人民代表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由各级各类机关领导来兼任。至于具体人数，会议的频度，则属细节问题，无须赘述。
《行政处罚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处罚目的与边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复仇与补偿，使受害人的心灵得到慰籍。那么，无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行政责任（相对人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的目的呢？惩罚的结果得不到受害人心灵慰籍的效果。为过错付出代价吗？那就要首先分析论证过错所侵犯客体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此种客体显然不是恒定的、当然的。正如行政许可的范围一样，应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变性。但愿，世人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滥罚的国家。
法治，法治，还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来，立法的理论与实践还是我们的软肋。只谈行政，以及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立法，实乃隔靴搔痒。
行政强制更是一团乱麻。所谓行政强制只能是行政主体实施之强制行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本与本题无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为行政强制的主体，那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一种简易司法审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为的范畴。即时强制与强制措施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自行强制则应根本杜绝。劳教无疑是行政处罚的变种，自然应——依法予以取缔。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规范和约束的只是行政行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决最表象化的问题，行政权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权的立法来决定的。
如何监督行政机关？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种不逊于行政机关的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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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对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摘 要 行政法基本理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产生的，不同的社会背景，会形成不同的行政法理念，同时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整个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的关键就在定义好行政的理念。

如今，在当下构建和谐中国，和谐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大环境下，公众希望政府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声音越来越高。

随着行政主体们在权利方面意识的增强，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中，惠民成为最重要的要求，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惠民理念的行政观念。

关键词 行政法 理念 行政惠民

从古至今，无论是公众、政府还是学者，对于行政法理念的研究历来不缺乏。

行政法的理念也在研究变化中不断变迁：从过去的行政管理论到控权论;当前我国业内普遍认可是平衡理论、行政法合作理念、平等以及契约等理念，但我国目前努力营造和谐的大背景下，管理行政法的思想意识是不是会因此出现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怎样发展?怎样调整行政法的内涵以确保其适应现阶段行政实践的要求，才能真正的做到服务行政，指导行政。

一、有关行政法理念的形成发展探索

(一)行政法的管理理念

管理行政法的理念是与管理行政法的理论同时出现的一种行政法理念。

在我国，管理理念是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行政法理念。

有人对行政法做过如此的定义：“行政法是概念上的管理方法，可以说就是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法律。

在管理上，对应的那方要承担起义务，执行权力是由行政机关来完成的。

因此，双方形成了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的关系。”但是在管理行政法中，依法行政的性质会受到来自“法”的范围大小的影响。

有人还针对这一问题做过这样的描述：强制力作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强迫对方服从是行政的主要特征。

但以当今的视角看来，管理行政法因为在实际运作中将行政相对方完全撇开，缺少了实体的参与，因而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法的理念和精神，从而逐渐被淡出人们的视角。

(二)行政法的控权理念

控权理念是起源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行政法理念，其发展得益于两个最有利的条件：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自由民主的观念。

控权理论主张：“只有那些尽量不管的政府才是真正的好政府”;每个国民都期望政府控制行政权是通过“干涉最小化”的方式来实现，这样能偶最大化的确保公民行使自由的权利。

它以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为核心，具体内容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控权理论主张用最小的权利发挥最大的效果，最小的权利是指它的功能只是发挥有限范围内的有限权利，比如保护公民的财产人身安全。

如此来抑制行政权利的滥用，也阻止了行政权对公民隐私的侵犯。

第二，控权理念认为要适当限制行使行政权利的手段和方法，这里包括行使手段的实体意义以及限制程序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抗行政权力的目的。

最后，控权理念的行为准则是“依法行政”，通过这样的准则来对自由量权进行控制，如果没有法律，就无从谈行政。

通过限制行政主题的作用范围确保另外一方公民的自由与权利。

著名的行政法学家戴雪就是这种主张的支持者和积极维护者，他提出的对专横武断的权力的掌控，即是控制行政权力的.体现。

(三)行政法的平衡理念

行政法中的平衡，是要将国家、公共、个人方面的利益都统一起来，实现行政双方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平衡关系。

简而言之，平衡行政法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意识公平配置权利义务的立法工作：二是要在整个行政法的解释过程和适用过程中都平衡各方的利益。

由此，行政法律规范进行义务和权利的分配时，就不可以将视角限制在一个角度，而是要照顾到每个角落，不能只关注一方利益。

平衡得照顾到各方面利益的前提是相对方的积极参与其中，如此才能够正确探寻到不同主体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管理行政法、平衡以及控权等理念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现的，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的先进理论，但是在当下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特定背景下，作为行政主体，如何最大限度地将行政权利还给相对方，如何把更多的资源利益划分给另一方，怎样友善对待另一方等问题应当其具体你离的目标和方向指针，新的行政理念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强烈呼唤，就是一种把公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新的行政法理念。

(四)新兴行政法理念概要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行政法理论，新的行政法观点等层出不穷，不仅国外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思想，我国学术界也提出了许多诸如：合作、契约、契约平等等理念。

尽管多方没有取得一致的共识，但他们的核心思想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平等合作的意识。

平等合作理念抬高了相对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希望以此来实现行政的民主化，从而为它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关系模式，因为行政主体因为拥有比相对方更多资源，就不可能单纯的是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平等协商。

我国作为较早关注行政法的国家，突出行政机关的服务性质，行政机关保障义务方权利的新理念，这和当前所说的行政惠民的内涵式统一的。

所以，行政惠民理念因为对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明确划分，而相比于其他行政法理念而言，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相更符合，更能突出政府的民本立场，从而当仁不让的地发展为基本的行政法理念。

二、惠民理论的生成有了社会现实性条件

惠民理论的生成有其前提条件，得益于所处的社会现实条件的发展和成熟。

惠民理论在我国的提出，有以下几点：首先，我国行政法理念受到来自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改革的影响，并成为其发展的源泉和理论基础。

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的管理者，在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时候需要对公民服务和放权，其工作重点不是掌舵和划桨，而是应该通过完整的有力度的整合力和回应力来建立有效的机构。

公共服务理论认同行政机关为义务方提供相关服务以及给予特殊照顾的思想，从而为给惠于民提供了正当的理论依据，也同时基本的行政职责;公民理论是以此为前提公民权利的外延扩大并为其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支撑，也就是说扩大了民众的权利范围，由开始的仅有的政治参与权，到后来放开的行政参与权。

其次，经过接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变迁，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乃至各个角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行政“惠”民的观点并不是一时的发明床在，通过我国近年来在处理民生问题的时候制定的政策以及总结的教训和积累的经验而来。

中央最近发布的文件和我国高层领导人的公开发言都按时了我国政府当前“惠民政策‘的目标，这是研究行政法中行政惠民思想的条件和来源。

三、政治以及经济条件导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一)政治条件导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中国的民主发展和改革的作用下，政府职能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人们的利益得到了相关的重视。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国政府由之前的”行政服务“逐渐转向“服务政府”制定和出台和很多惠民政策和措施;新的技术拓宽了群众的诉求渠道，诉求愿望变得畅通，让距离不再成为诉求的障碍，使得不在场的群众也能反映问题;转变行政工作态度和机关工作作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服务方式变得多元化;完善志愿者服务体系，推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等的措施。

这些手段，让惠民成为实际。

(二)经济条件导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建设推进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权负责管理模式的整体转变，政府转变行政模式和服务方式，逐步建立起了服务型政府的新模式，细化服务的职能，转变了强权管理的现象。

市场在经济调控的基础上得以自由发挥，资源配置转向多向发展。

这种经济模式的优势在于预防了经济垄断现象的出现，降低了市场收外部市场的负面影响程度，同时保证了提升和发展经济战略化的步伐。

为了适应我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需求政府逐步成为服务者，进而为行政惠民创设了基础条件。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下，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参与市场竞争，是保证公民享有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

此外，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推动了政府不同调控方式的全面发展。

引入了更多人性化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行政惠民精神的建立。

四、和谐社会的发展促使行政惠民的根基牢固

构建和谐的主要目的是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各类矛盾都有得以解决的有效途径，逐步推行民主政治，为人民服务。

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并取得喜人的成就，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思考怎样让人民继续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幸福。

目前，基本形成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模式，在这一目标的敦促下，社会冲突得以日益减少，矛盾得以缓和，民主观念和制度得以有效推行。

行政惠民的管理意思应该和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彼此融合、相互促进，在全国积极追求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行政惠民因此发展为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其理论支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行政惠民强调建设民主社会，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积极引导行政机关及其客体主动参与，以便保证各方利益的平衡，妥善解决矛盾。

2.行政惠民同时也尊重民众的意愿，体现了国家尊重人民的尊严，力求通过构建政府和群众诚信的关系积极促进人民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积极向上、道德崇高等。

只有充满活力的社会才可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并且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

3.行政惠民要求需要行政主体为民众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愿望与活力社会理念不谋而合。

所以说，惠民理念促进了二者平衡，最终实现和谐社会。

五、权利意识形成给行政法惠民提供了思想保障

行政法惠民需要满足人民的现实需求，需要分析民情，因此只有在人民的广泛积极参与行政及良好表达的前提下才能使行政主体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令行政法更具有效性和针对性。

行政惠民离不开全体民众的积极合作与全面参与，公民精神及权利意识是人民在行政实践中积极活动良好前提，同时逐步养成的公民精神与日益普遍的权利意识，进一步促进了行政法惠民的形成和发展。

传统模式下的法学研究将法律价值定位在阶级层面，压制了人们的积极参与热情，不能体现政府服务职能，也无法满足公民利益需求，因此呈现出现实弊端，迫切需要优化改革。

新时期，公民权利及意识持续强化，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越来越强烈，使得权利主体其充分意识到公民权利的重要性，行政法则成为彰显公民意愿的体现，切实发挥行政惠民服务的力量，成为行政惠民科学理念的形成良好基础。

六、总结

总之，行政惠民理念的形成促进了行政法的人性化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相一致，因此我们只有对其内涵进行深入探析，明确其形成的客观条件，并实施惠民理念的深化发展，才能真正创建良好的服务型政府，令民众利益、合法权益得到全面保障，并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远.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的探讨.法制与社会.2010(2).

[2]胡正方.行政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法制与经济.2010(14).

[3]钟发斌.行政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及实现路径.行政与法.2011(8).

[4]黄学贤.我国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保障及其完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3).

[5]汪地彻，陈根强.论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6]潘战雄.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执法中的体现.资治文摘(管理版).2012(1).

[7]邵铁民.论海关法制建设的理论基础.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2(2).

F. 司法审查的国内现状

根据中国的政体、国情、体制、观念、宪法原则等种种情况，中国制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审查制度，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特点，下面分述如下：
1、在普通法院内设立专门法庭实施司法审查。
世界各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的两种模式已如前所述。一种是专门的行政法院模式，盛行于大陆法系；一种是普通法院模式，广见于英美法系。这两种模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起源，并各有利弊。但可以说，凡是没有专门行政法院的国家，都面临着行政审判组织专门化的问题，而大陆法系的一些没有专门行政法院的国家如瑞士等，在普通法院内设置了专门行政审判法院。
中国采用的也是普通法院设立行政审查法庭的模式。但是中国采用的这种模式，是根据中国的宪法体制和现实情况所作出的决策，与别国不同。各国采用什么模式的司法审查制度，都不能不从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中国亦不例外。
2、在中国的行政诉讼中，既审查法律问题，又审查事实问题。
审查法律问题既是审查行政机关的认定和裁决在法律上是否成立，审查行政机关对法律的执行和适用是否错误，而审查事实问题就是审查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是否成立，并可以以法院自己对事实的判断来取代行政机关的主张。一些英美国家只审查法律问题，不审查事实问题。而我国法院与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既审查法律问题，又审查事实问题，若只审查法律问题，与中国行政诉讼的另一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相抵触，同时也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符。
3、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渊源以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为主。行政诉讼法规定，规章及其以下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在判案时可以参照，主要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审理依据。但十多年来，各种新型案例层出不穷，而法律又要保持其相对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司法实践，针对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上所不明确的问题，适时作出不抵触法律的司法解释，以弥补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足，并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也可以认为是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渊源。

G. 行政法新论的问题：从行政法产生的角度，谈我国行政权利的现状和行政法的发展趋势

我国行政法的建立和完善，应当说是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同步的，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分散在集中、从低层次到高层级的逐步发展的过程，其中有两次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一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它从司法监督的角度有力推进了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其中有宣言式的规定条款：具体行政行为违背的法定程序的，得以撤销；二是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全面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开始，《行政处罚法》的重要贡献在于：在行政诉讼法确立的程序违法无效的原则上，又进一步确立了保障公民权利与促进行政效率相结合的公正、公开原则，规定了告知、陈述、早辩和听证等程序制度。总体来看，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1、新宪法为行政程序法律化提供了宪法依据。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往往有关于行政程序基本原则的规定，这些规定构成这些国家行政程序的根本法律渊源。我国宪法并没有专门明确规定行政程度的基本原则，但是，宪法中的有些规定却可以被认为是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依据。例如，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一规定是行政程序法上公开原则、参与原则的宪法依据。

2、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使行政程序无法可依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20世纪80年代以后，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有关国家机关先后制定了《行政法规制度程序暂行条例》、《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行政复议条例》、《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使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覆盖面大为扩大。

3、某些行政领域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程序制度。虽然目前我国的行政程序制度总体上还比较落后，但从局部看，有些领域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如行政处罚程序、行政复议程序等。以行政处罚以例，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以及行政处罚的执行程序都作了统一、明确、具体的规定。此外，还制定了大量专门规定特定领域的行政处罚程序的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这使我国行政处罚程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规则体系。

4、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行政程序制度开始得以确立，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行政程序已不再被单纯地看作保障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它的控权功能和保护公民权益的功能逐步被立法者所认识，其结果，使得我国行政程序中以控制行政权和保护公民权益为主要目的、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规则和制度逐步被确立。例如，告知程序、听证程序、回避程序、复审程序等。这种变化表明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化逐步向现代化迈进。

5、行政程序制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随着国家法治的发展，行政程序开始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例如，《行政诉讼法》明确地将程序合法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行政处罚法》则明确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些规定表明，我国行政程序不再是行政实体法的附庸，它已经获得了独立的法律地位。尽管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化的水平还比较低，行政程序法律化还存在诸多问题。

二、完善我国行政法的必要性和趋势（途径）

就我国行政法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来看，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应当加以改进和完善；根据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应当加以改进和完善；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程序制度也应当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完善我国行政程序制度，是改变我国向来重实体、轻程序这一落后观念的必要途径

行政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有机统一，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就谈不上行政实体法律目标的实现，甚至还可能带来破坏和其它消极的作用。在行政法制建设的起步阶段，一般地说，行政程序法往往成煤其实体法的附属品，行政程序法远没有行政实体法发达。但是，随着行政法治与民主观念的提高，行政过程中的一切活动，不仅实体上要求合法，而且带必须在程序上合法。行政程序法的兴起和发展，使其具有与行政实体同等重要的法律效力和地位。违反程序法则，与违反实体法规则一样，都将影响行政行为效力。

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在美国，行政法就是正当的法律程序，行政法就是行政程序法。美国学者认为，“程序法是执行，而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从实际的观点来看，程序法的重要性超过了实体法。一个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断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在我国，以往往重实体法，轻视程序法，认为行政行为只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上有所不足，责令予以补政即可，一般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近年来，人们开始重视程序法，认为违反程序也是违法。立法上在规定实体权利义务的同时，作出了适当的程序性规定。其实，从某种意见上说，程序法比实体法更重要，如果存在着一些实体规则，但没有好的程序规则去执行，实体规则定是再漂亮，没有程序规则来保障，十有八九是执行不好的，相反，即使没有实体法制，但却有一个良好的程序法律，我们仍然可以实现理想的目标。为什么在执法中经常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关键是我们的法律缺乏科学合理的程序设定，以致受该实体法律规范调整的人可以寻找很多对策来对付这个法律，致使法律得不到贯彻执行。有时实体法无法解决的问题，通过程序法可以公平合理地解决好。即使没有一个实体规范，只要有一个好的程序规定，事情仍然可以处理得很好，所以行政程序规范具有独立存原的价值。

行政机关的程序义务在很多情况下将会影响相对一方的实体效权益，但也有相当一些行政程序，并不涉及相对一方实体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权利义务问题。首先，行政机关不履行程序义务，即程序违法，是行政机关违反法律的问题，就“违法”这一点而言，是实体违法还是程序违法，并无差别；行政机关违法而不纠正，其危害远较公民违法要严重很多。其次，实际上程序问题也涉及到实体问题。比如，在检查公民身份证时，公安人员必须首先出示自己的证件，这是表示身份程序。是否表明身份，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影响相对一方的合法权益。立法者设置这一程序，首先是为了体现执法工作的严肃性，也是为了防止假冒，避免社会秩序混乱，损害国家利益。可以说，在很多情况下，程序的背后都体现着国家的、社会的某种更高层次的利益。

凡是违法行为都必须追究法律责任，这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切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同样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程序制度，是发挥行政程序法功能的基本的主要途径

各国的行政程序法律由于其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在功能上表现出一定差异。从理论上讲，现代行政程序法功能有三种：

一是效率型。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其基本功能。这种类型的行政程序法律讲究比较少的人力、财力来进行行政管理。

二是控制型。以控制行政权力为其基本功能。这种类型的行政程序法律侧重于防止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滥用权力。

三是权利保障型。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为其基本功能。这种类型的行政程序法律侧重于保护相对各种合法权益，尤其是程序上的权利。

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功能类型应当是以效率为基础的权利保障型。学术界普遍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当兼顾权利保障和效率两方面。以提高公民的民主和法治意识来看，应当保障公民的程序权利。但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如果脱离社会利益而过分强调公民权利的保障，就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也要把效率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效率型和权利保障型都是非此即彼的思路，并不可取，“并重型”的具体设想是把效率和权利保障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兼顾权利保障和效率。这样的功能类型既不是完全的效率型，也不是完全的权利保障型，而是介于的选择。立法者应当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出发，考虑每个公民的具体利益应当保障到什么程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处理好效率与权利保障的关系，因为效率更多地反映社会利益，而权利保障更多的反映个人利益。处理两者关系的原则是：以提高效率为范围，以权利保障为目标，在效率允许范围内，对权利的保障努力达到“最大化”。

要实现行政程序的上述功能，只有通过完善行政程序制度，即通过科学的立法，才能构建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只有有了完备的或尽可能完备的程序法，才可能发挥程序法的功能，以保障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实现公共管理职能，同时又最大限度的维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和社会进步。

（三）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可以有效地发挥行政程序制度的积极作用，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程序在行政行为中无处不在的，实体法不通过一定程序，就不可能被实施。为批准某一申请，可以通过几个部门，盖几个章就简明迅速地完成，也可以盖上几十甚至几百个章，使这一程序成为一个漫长的难以完成的过程。对当事人从事一种行为，可以放任，可以要求备案，也可以要求审批，程序不同，效率也不同；对于审批许可，是规定一个月，还是三个月，直接影响行政效率。程序法的作用，就在于将合理的、即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能保护公民权益的程序法律化、制度化，免去不必要的程序或简化繁琐的程序，从而大大提高行政效率。

2、制约作用。所谓制约作用是指行政程序法能够在程序上对行政机关起制约作用，防止其失职、越权和滥用职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行政程序法律使行政程序或为行政行为产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行政程序法律使行政程序成为行政行为产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行政程序合法，不等于运用实体法也正确；但是，如果行政程序严重违法，即使运用实体法正确，也将导致行政行为无效。例如，依照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局批准专利权必须经过三个月的公告期。这是批准专利权行为的行政程序。如果专利局不经过公告程序就给予申请人专利权，那将导致该行为无效，即使申请人的发明实际上已符合专利的条件，还是不能获得专利权。第地理与腐败行为等行政违法行为做斗争的重要手段。行政违法中的失职和滥用职权等行为，大都与行政程序不健全、不规范有关。例如，在公民申请某贰权利的程序中由于没有明确的时效限制，就可以为以权谋私开方便之间。处罚程序中缺少说明理由和听证程序，就便于滥用职权。行政程序强调公开原则、参与原则，都对防止腐败起积极作用。健全和完善行政程序法，将从制度上制止腐败、违法现象，保证为政清廉。

3、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仅要靠行政实体法予以规定，还要靠程序法予以保障。例如，在行政处罚中设置说明理由，听取意见以至听证、裁决的顺序性程序，就具有避免和减少滥用职权，保障个人和组织法权益的作用。

总之，适应依法治国、建议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我国加入WTO的需要，必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我认为，我国尽快制定“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等，并对有关单行法律、法规、规章等作进一步的清理，以备在制定我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时参考。

参考书目：

1、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

2、林纪东《行政法》

3、赵震江《中国法制四十年》光明日报出版社

4、周旺生《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5、王名杨《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王名杨《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7、王名杨《美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8、应松年《行政法新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9、应松年、徐平《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

10、应松年、徐平《涉外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1、罗豪才《行政审判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2、应松年、胡建淼《中外行政诉讼案例述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3、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4、姜明安《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15、张宗厚《法学更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