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及刑事检察工作意义
Ⅰ 1996年为什么要修改《刑事诉讼法》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建议稿》增加规定了此原则，并将其表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性诉讼行为，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所追究罪行的严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 5.增加规定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基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防止刑讯逼供、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建议稿》第十二条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至于此原则是否包含沉默权，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解读。 6.增加规定刑事和解原则。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既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在国际社会的蓬勃发展趋势，《建议稿》在第二十条将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增加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追诉之现实，结合国际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化的发展趋势，《建议稿》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增加规定国际法优先原则。鉴于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不少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为此，《建议稿》参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条增加规定了国际法优先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9.增加规定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发展的状况，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诉人的特别保护对于保障人权以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建议稿》第二十三条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0.完善辫护人的职责。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职责的规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在辩护的内涵上对程序性辩护体现不够;二是过分强调了辩护人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稿》第五十四条将辩护人的职责修改为:“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维护其诉讼权利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1.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尽管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但是没有明确赋予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而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建议稿》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12.通过加强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方式解决辩护方的知情权。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的突出问题，《建议稿》结合实际，不明确规定证据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时间，另一方面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建议稿》第五十五条规定:“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录、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辩护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有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人依法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条件和便利。”
Ⅱ 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
一、增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二、将《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三、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増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四、増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
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
五、将第《刑事诉讼法》三十七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査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六、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査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七、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増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
八、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修改为“（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九、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
十、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査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十一、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増加一款，作 为第二款:“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应当记录在案，随案移送并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有关情况。”
十二、増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监 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依照本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査。人民检察院经审査，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査，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不计入审査起诉期限。”
十三、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十五日。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十四、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审査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下列事项的意见，并记录在案:
（一）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
（二）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
（三.）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
（四）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事项。
人民检察院依照前两款规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
（三.）其他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形。”
十六、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増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并随案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
十七、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三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査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査封、扣押、冻结。
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十八、第二编第三章增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不起诉。
根据前款规定不起诉或者撇销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
十九、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或者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案件可以7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至七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或者七人组成合议庭进“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至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三人或者五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
二十、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増加一款，作 为第二款:“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审判长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审査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
二十一、増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对于认罪认罚案 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
（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
（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二十二、第三编第二章増加一节，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节:
第四节速裁程序
“第二百二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侯，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
第二百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速裁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
（三）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或者适用速裁程序有异议的；
（五）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
（六）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章第节规定的送达期限的限制，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当庭宣判。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情形的，应当按照本章第一节或者第三节的规定重新审理。
二十三、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款修 改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当予以减刑的，由执行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报请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十四、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修改为:被判处罚金的罪犯，期满不缴纳的，人民法院应当强制缴纳；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二十五、第五编增加一章，作为第三章
第三章缺席审判程序
“第二百九十一条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毕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人民法院进行审査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前款案件，由犯罪地、被告人离境前居住地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或者外交途径提出的司法协助方式，或者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将传票和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
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后，被告人未按要求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作出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人民法院缺席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将判决书送达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不服判决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辩护人经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同意，可以提出上诉。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确有错误的，应当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五条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罪犯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将罪犯交付执行刑罚。交付执行刑罚前，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罪犯有权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罪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依照生效判决、裁定对罪犯的财产进行的处理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六条因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被告人仍无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或者同意恢复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况下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七条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人民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
二十六、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条改为第三百零八条，修改为:“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中国海警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对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査权。
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
军队保卫部门、中国海警局、监狱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章节及条文序号，根据本决定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Ⅲ 新刑诉法修订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在哪些方面扩大了
新刑诉法从九方面规范强化法律监督:
一、辩护权的强化与检察职能的延伸
修正后的刑诉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侦查期间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在第一次讯问或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律师侦查期间会见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应经检察机关批准，检察机关应事先通知看守所。会见时不被监听。
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辩护人认为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直接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调取。与此同时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涉嫌律师伪证，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是律师的还要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此次修改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在侦查、起诉期间都涉及检察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的投诉处理权
新刑诉法第115条首次建立了对各种违法侦查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其中规定人民检察院为申诉或控告的处理机关，以及其他条文规定的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环节，这都是对侦查监督程序的进一步赋权与完善。此外还增加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进行监督的职责。
三、细化逮捕条件、完善批捕审查程序、建立羁押定期审查机制
新刑诉法第79条细化且降低了逮捕条件，除明确“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具体情形外，增加规定了应当逮捕的情形。同时为进一步体现对剥夺公民自由权的审慎，参照近年来检察机关的自身实践探索经验，完善了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即规定了“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形，包括对逮捕条件有疑问、嫌疑人要求当面陈述、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且规定了听取律师意见的环节。
此外新刑诉法第93条创设了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定期审查机制，虽然何为“定期”、如何审查等具体规定并未在法律中加以明确，但这一新制度已经为检察机关继续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如何理解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审查中的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决定释放或变更，只能建议逮捕措施的提请机关或决定机关予以释放或变更，这样体现了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分离，利于办案部门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决定。
四、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完善
侦查章修改的主要意图有二:一是完善各项侦查手段、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二是增强侦查讯问程序的规范性，严防刑讯逼供。
从前一方面来看，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的时间、新设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增加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增加了强制采样作为人身检查的一个子类、扩充了“查冻扣”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授予了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决定采取技侦手段的权力(但无执行权)，这些都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自侦案件侦查手段受限的实际困难。
从另一方面来看，严格规范侦查讯问程序的相关修改也给自侦案件的办理带来新的挑战:拘留或逮捕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讯问必须在看守所内进行等，这些规定都对自侦部门侦查讯问的合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证据制度中的职权变化
新刑诉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从而明确了检察机关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与检察机关关系亦极为密切。在侦查、审查起诉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依法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的依据。另外赋予了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权。非法证据的庭审调查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的手段应结合“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
第62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四种案件的证人保护，在该条条文之后还有“等”字，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所要予以重点探讨的是在查办职务犯罪中哪些案件、什么情形需要证人保护，以及如何保护的问题。
六、公诉制度的修改
公诉程序主要有两点修改，一是把没有犯罪事实作为法定不起诉的情形之一，两次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二是提起公诉须将案件材料、证据材料移送法院。
七、审判程序的调整对公诉职能的行使提出新挑战
新刑诉法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同时为保持合理的诉讼结构，要求检察官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中应当一律到庭支持公诉;在一审程序中还增加规定了“与量刑有关的程序”，即“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公诉部门应当总结前期量刑程序改革中的相关经验，做好量刑建议、量刑辩论的相关工作;二审程序明确了“应当开庭”的范围，特别是对于被告人一方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也应开庭审理，这一变动将增加上级人民检察院出席二审法庭的工作量;对于死刑复核，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也强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死刑复核程序提出的新挑战，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继续探索有效表达监督意见、强化监督效果的路径，以更好地履行新法所赋予的职责。此外，新刑事诉讼法还强化了检察机关对再审案件的参与，规定对于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
八、加强对执行活动的监督
新刑诉法主要强调了对暂予监外执行以及减刑、假释的监督。就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而言，以往只有在有关机关作出决定之后，才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抄送检察机关，这是一种事后的监督方式。此次刑诉法修改加强了监督的力度，要求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批准或者决定机关提出书面意见。这就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由事后监督扩展到了事中监督。与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相同，新刑诉法要求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进行事中监督，执行机关提起减刑、假释的，应当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九、特别程序中增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新内容
新增特别程序一编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体例上的重大调整，四项特别程序均与检察权的行使息息相关，比如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强制医疗程序的参与与监督等都是新增的赋权规定。检察机关需要厘清自己在这些特别程序中的角色、定位、职权和职能，特别是没收程序与强制医疗程序过去实践中没有经验基础，立法中写的又比较宽泛，需要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解释、探索实施经验
Ⅳ 浅析公诉部门如何应对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相关问题
刑诉法增加和修改的条文几乎占了现有条文总数的一半。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共111条，主要对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公诉工作，这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挑战、新任务和新要求，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新刑诉法的规定，积极做好公诉部门的应对工作，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执法理念方面刑诉法的修改最大的亮点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强调在打击犯罪的时候，更加注重对于人权的保障，这就促使公诉部门干警要切实更新执法理念，而只有通过加强对新刑诉法的学习才能落实执法理念的更新。因此公诉部门要尤为重视新刑诉法的学习，不断开展并积极参加各种新刑诉法的学习活动，积极组织公诉人原原本本地学习研读，深刻领会修改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全面掌握修改内容，准确理解立法原意，做到学懂弄通、熟练掌握。特别是要教育引导公诉人正确处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等关系，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权限意识、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真正做到在严格公正执法的同时，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二、机制建设方面（一）加强检察机关自身量刑建议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提出量刑建议制度机制。公诉人在办案当中要强化量刑的意识。公诉人是一个量刑建议制度的执行者，必须要树立强化量刑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在具体诉讼行为当中是要有所表现的。比如说在审查案件时要加强对细节的审查，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一贯表现、身份、作案动机方面。在审查时要加强这些细节的讯问，在审查报告讨论笔录当中，要反映出对如何提出量刑建议以及提出量刑建议幅度的问题。但是如果检察机关屡次提出司法建议，都得不到司法裁判的支持，这实际上会造成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因此，在办案过程中，公诉人应当与法官之间建立沟通机制，在进行充分的探讨后，在情理法的基础上，达成较一致的观点，在此观点基础上，由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和保护制度。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办案人员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决定的依据。因此在办案中，公诉人应当牢固树立严格审查意识，对于不符合规范的，有可能违法的证据予以重点审查。借鉴其他省市的作法和经验，公检法移送故意杀人等五类案件时，必须随案移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由此取得的材料，不仅可以固定言词证据，而且还可以作为视听资料，独立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仅明示作证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而且明确了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范围，应当到庭而不到庭的法律后果，包括强制到庭和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以及对惩罚措施不服的救济程序。与此同时，新刑诉法还对证人、被害人因作证面临的危险，采取了坚决的保护措施，包括因作证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补偿，以及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等。但是，强制证人出庭及制裁措施的适用不宜操之过急，应当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刘辉提醒，证人出庭率过低，不完全是因为法律滞后，还有着丰富的国情因素。目前公诉部门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多数采取积极劝说、说服的方式，在此方面仍有待改进。当证人出庭作证时，证人的口供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实践中，当证人的口供与之前的证言相悖时，以证人当庭的口供为准，这对于公诉工作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公诉人必须要加强庭前与证人的沟通，庭中问话技巧的运用及庭后对证人的保护，确保证人及其亲属不受威胁。（三）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重视捕前审查，而且在捕前审查中，更加重视审查的是案件证据情况和嫌疑人可能被判处刑罚的情况。公诉部门通常认为捕后变更强制措施使逮捕工作显得比较随意，有损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因此捕后往往忽视了对羁押必要性的继续审查。新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四）正确认识完善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意义。新刑诉法规定了审查起诉阶段变化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和申请调取证据权的保障制度，我们作为公诉工作者，在法庭上处于与辩护人职责相对立的立场上，落实这一规定，首先要消除两个误区：一是对立抵触情绪，即片面地认为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会给公诉工作造成更大的障碍，工作中会出现更多的困难。二是消极等待思想，即不是积极主动适应刑事辩护制度新发展，而是漠视等待。其次，要积极面对，认真贯彻执行，在审查起诉工作中积极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对待辩护人的合理要求不推脱，不刁难，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五）力求“三效结合”，健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工作机制。为了在检察公诉环节求得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良好结合和充分体现，建立健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相关工作机制应当至始至终作为公诉改革工作的重点长抓不懈。结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应当重点实施以下几项制度。一是案件进展情况告知制度和“亲情会见”制度。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结合案件性质、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认罪态度和悔罪程度，告知其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适当情况下可以安排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通话。二是专门办理制度，结合受理审查起诉案件“分类督办”制度，指定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并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公诉人承办。三是社会调查制度。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进行调查，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的针对性，增强执法效果。四是坚持宽严相济，当宽则宽，以教育挽救为主。此外，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牢牢把握以下三个适用原则：一是必须坚持自愿原则。新刑诉法赋予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异议权，却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前，应当先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检察机关不能强制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接受这种特别制度，而应当由其自愿处分。实践中，我们可以采取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公诉人在认真审查案件材料后，认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的，采用书面形式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便其自主选择;二是由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主动向公诉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公诉部门经过审查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启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二是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原则。按照新刑诉法规定，对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涉罪未成年人可以附条件不起诉，这个限定条件比较宽泛。在办理具体案件中，首要考虑公共利益因素，如对社会秩序和公众的危害程度、预防犯罪的实际效果以及诉讼成本等，综合权衡利弊，严格把握适用条件，明确不能或不宜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行为对象，对惯犯以及共同犯罪的主犯等与维护公共利益相悖的，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对于曾经适用过附条件不起诉的，也不宜重复适用，以确保该制度不被滥用。三是必须坚持监督制约原则。为增强透明度，保证适用的公开、公正，必须加强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监督制约。三、能力建设方面近年来，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受理的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呈较大幅度的增长，新罪名案件逐年增多、社会热点案件、涉众型案件逐年增加，人民群众对加强法律监督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而现实中，公诉部门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显，使得大部分公诉办案人员疲于应付办案，放松了业务学习。此外，部分公诉人由于客观环境限制及个人的原因，也忽视了对新知识、新政策的学习。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证据要求的提高，执法理念的转变，对公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实现公诉人素质的全面提升，才能使公诉部门在应对更重的任务时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要改变公诉人整体素质与新形势下的执法要求不相适应的现状，进一步提高公诉人的理论水平、业务能力，特别是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所需要的化解社会矛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加强公诉能力建设。（一）建立公诉人教育培训工作体系和机制，提高公诉人的专业理论水平。全面精深的法律知识，广博深厚的文化基础是公诉人出色开展公诉工作的有力支持。具有全面精深的专业理论知识有利于公诉人正确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以及正确酌定犯罪情节、手段、结果诸要素的轻重、性质、因果关系等有关问题。为此，要大力提倡公诉理论研究，通过多种途径为公诉人提供学习机会。如可以通过开设公诉论坛的方式，邀请司法界、法学界的权威人士召开讲座，使公诉人能从优秀法学工作者的身上吸取新的知识和经验，不断拓宽视野，启发思维。（二）深化岗位练兵，提高公诉人的业务能力，培养专家型公诉人。公诉工作是实际操作性很强的工作，承办案件时的阅卷、制作各种笔录、报告以及起诉书、公诉意见书等法律文书乃至法庭辩论活动，不仅要求公诉人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能力、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还要求公诉人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雄辩、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三）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化解矛盾的能力。公诉部门办理的各类案件是社会矛盾进入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作为新时期的公诉人，不能仅仅满足于依法办理案件，还要向修复社会关系延伸职能、深化内涵，坚持把化解矛盾纠纷贯穿于公诉工作始终。要提高公诉人化解矛盾的能力，首先要转变思想，破除旧的执法理念，不能简单地把公诉权定位在追诉犯罪这一个方面，要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三个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的理念，恢复性司法和源头治理的理念等，使公诉人充分认识公诉工作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其次，克服机械执法、就案办案，要将化解和调处矛盾纠纷作为执法办案的有机组成部分，改进办案方式方法，着力提高公诉人对执法办案风险的评估能力，提高公诉人开展释法说理、心理疏导等工作能力，提高公诉人与各部门、各当事人的协调能力。（四）通过拓宽监督思路，创新监督方式，进一步增强诉讼监督的实效。公诉部门除了打击犯罪之外，还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任务。但现实中，部分公诉人还存在着不重视监督、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的问题，导致诉讼监督权的弱化。此外，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的不科学、不完善也是制约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一个方面。为此，公诉部门要拓宽监督思路，创新监督机制，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加大监督力度，突出监督重点，消除监督盲点，增强监督效果。在侦查监督方面，针对案件质量逐年下降的情况，通过建立案件质量定期通报制度，建立追诉案件情况通报制度，完善引导侦查工作机制等方式，及时、全面、有效地对侦查活动开展监督；通过推进捕诉衔接与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堵塞监督漏洞。（五）拓展公诉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和空间，努力实现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是三项重点工作的内容之一，也是考量公诉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在实践中，由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形均不相同，当事人的司法诉求不同，案件当中所涉及的社会矛盾也各有不同，矛盾化解的有效方式也自然不同。四、人员保障方面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责任加重、出庭公诉难度加大等问题使得公诉部门人员数量与工作量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要充分保障公诉部门的人员配备，并且从财力、物力方面加以辅助。新刑诉法实施后，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公诉人需要参加庭前会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也需要出庭公诉等等，这无疑又加大了公诉人的工作难度和强度。因此，对待适用简易程序出庭的案件，公诉人在保证司法质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简化庭审方式来节约司法资源。公诉人办案过程中，对于一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可以适当简化审查报告、量刑建议和起诉书等法律文书。从长远考虑，建议可以从社会上招聘一些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员帮助公诉人从冗杂的文书工作中解脱出来，一心一意办好案，提高公诉工作整体效率。
Ⅳ 论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一、侦查观念的调整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公安侦查工作影响较大的莫过于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庭审方式的改革，以及律师可以介入侦查程序的崭新规定。
收容审查本是一项行政强制措施，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被公安机关广泛用来对付刑事犯罪分子，成了事实上的刑事强制措施。在长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已经很习惯于采用收容审查手段来办理刑事案件，从而形成了以审代侦、先讯问后取证的办案模式。由于是在缺乏证据后盾的情况下开展讯问，所以侦查人员较难通过合法手段获取口供，而只能借助于刑讯通供、诱供等非法手段来逼取、骗取口供。长此以往，侦查人员的讯问水平、取证能力便萎缩了，侦查素质也下了台阶。侦查人员长期遵循先讯问后取证的办案模式，其侦查水平、侦查能力的日益萎缩与刑事犯罪的日益智能化、集团化的反差愈益明显。而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有关机关已明确宣布废除收容审查制度。对此，公安机关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必然觉得难以适应。
评价一个国家诉讼制度的优劣，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看其法庭的审判是否公正。我国原庭审方式由于实行卷宗移送主义，所以在实践中存在法官先入为主、先判后审的弊端，法庭审判成了“走过场”，在法庭上公诉人不承担举证责任，法庭开庭审理，如认为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则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辩护人的辩护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这种庭审方式显然难以体现公正。为了充分保证诉讼公正，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辩论式”的庭审方式，即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交叉询问并开展辩论、质证，法官在充分听取了各方意见后，从容决定对证据的取舍和对案情的认定，最后依法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判决。这就明确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如果控诉方所举证据无法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则人民法院有权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一改革，无疑对控诉方的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公安侦查工作具有重大的影响。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介人侦查程序，这标志着我国的诉讼制度又向民主化迈进了一大步。律师介入公安侦查程序，无疑将对公安侦查活动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律师的介入，必将遏制“警察暴力”，同时也能使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律师介人侦查程序后，其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有权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有权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对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律师有权代为控告。由此可见，律师的介入，对公安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侦查人员应当在律师介入之前就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掌握犯罪的主要证据，以掌握进一步侦查的主动权。
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1996)
一、第一编第一章的题目修改为：“任务和基本原则”。二、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三、第二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四、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五、第三条后增加二条，作为第四条、第五条：
1、“第四条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2、“第五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六、第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七、第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八、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五条，其中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的规定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第六项修改为：“（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九、第十二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十、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十一、第十五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反革命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三）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十二、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三条，删去关于“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规定。十三、第二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九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十四、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三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十五、第一编第四章的题目修改为：“辩护与代理”。十六、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十七、第二十六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三条：“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