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吴鹏西方三权分立

㈠ 西方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一、人民主权原则
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国家是自由的人民根据契约协议的产物,而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因此,国家的主人不是君主,而是人民,治理者只是受人民委托,因而主权只能属于人民.
二、基本人权原则
,由于资本主义宪法所体现的基本人权原则以资产阶级所有权为核心,因而虽然其宪法规范往往以公民普遍享有人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的特点在于以人权的普遍性掩盖人权的阶级性。
三、法治原则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是指统治阶级按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
四、权力制约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它既包括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包括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力制约之所以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取决于宪法的基本内容.

㈡ 论中美行政制度的异同

由于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法律制度，因而两国有关行政决定执行的概念有很大差异。在中国，行政决定的执行有两种含义：一种较宽，包括监督；违法行为的调查；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以及行政强制执行。另一种较窄，仅指行政强制执行，即政府采取措施迫使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履行义务。在美国，行政决定的执行涉及对行政机构规则或命令履行的监督与调查，以及解决履行争议的非正式裁决或正式的行政与司法程序。

在美国的行政法领域，当履行行政规则或决定有争议时，行政机构具有最初的执行权。行政执行的法律包括那些被认为是执行前活动的法律──即规范监督行政决定履行，提交表格和报告，检查和调查，以及和这些活动相联系的强制程序（传票）的法律；行政执行的法律也包括行政机构为确保行政规则或决定履行而采用的程序规范──非正式的解决程序和协定，请愿程序，在行政机构内进行的听证和上诉以及行政机构可能给予的制裁；最后，行政执行的法律还包含了规范民事或刑事法庭以及对不履行行政规则或命令而予以司法制裁的法律。在后两部分行政执行法律中，隐含着一系列的问题，涉及行政机构的执行权在何处终止，法院的执行权从何处开始。在行政执行的许多方面，行政机构的权力与法院的权力有相当程度的交叉。

在中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通常被定义为：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所作行政决定中所规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3）。

与美国的行政执行相比，这一概念较窄，它是法律执行的最后一个阶段，而不包含执行的其他阶段，如调查、协调和行政处罚等。

中国已经开始依法治国的巨大变革。法律改革的实质内容之一是规范政府，这也是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所在。虽然行政法改革自身有许多内容，并且改革尚处在建立完备的行政程序法和规范行政的其他法律的早期阶段，但中国行政法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如何建立一种行政秩序来确保行政决定的执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系和机制仍然零散和不完整。对行政执行没有系统的做法，也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规则和程序来规范各类行政决定的执行。由于美国的行政法较为发达，并且在行政执行方面行政机构和法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因此，对中美行政执行制度进行比较，吸收各自的经验是非常有益的。

（一）中国行政执行概述

中国目前的行政执行制度是在近20年中逐步形成的。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观念的确立以及法律的制定成为改革的中心目标。随着法治观念的普及，尤其是法律的不断制定，行政执行制度和程序的缺乏已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的确，法律不能得到忠实的执行已成为中国法治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

目前，行政执行，尤其是行政强制执行状况可归纳如下：

1.行政决定的执行

一般来说，在中国行政决定的执行包含三个阶段：行政监督、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执行的第一阶段是行政监督。在这一阶段，行政机关对受规范的相对人的活动进行一般检查。如果行政机关从有关的信息中得知某相对人违法，将进行具体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显示违法确实发生，则进入行政处罚阶段。（4）行政处罚的主要目的在于对违法的当事人予以制裁。行政处罚既可以制裁违法者，也可以遏制违法。行政执行的最后阶段是行政强制执行，目标在于确保法定义务的完全履行。与行政处罚相比，行政强制执行主要关注法定义务的履行，而不是对违法者予以制裁。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行政强制执行通常是行政执行的最后阶段，但有时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也可同时进行。

2.行政强制执行立法

在中国，目前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这部分规定比较具体，并直接服务于实际需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37条的规定。（5）另一部分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这些规定比较抽象，可适用于一般需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7）。总的来说，虽然法律规定了行政强制执行，但已有的规定并没有达到改革的目标。有些规定非常原则，难于执行。此外，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包含在现行的规定中，如现行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

3.行政强制执行的中国模式

概括地说，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为补充”（8）。因此，人民法院是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主体，大多数行政强制执行权被赋予人民法院，一小部分被赋予行政机关。在实践中，这一模式运作不理想，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人民法院进行强制执行的范围和程序不明确，行政强制执行的手段不充分，人民法院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任务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准备（9）。

4.行政强制执行的案件情况

近年来，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案件迅速增长，尤其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统计数据指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数已超过当年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数。人民法院面临许多压力，行政机关也常常为其行政决定得不到法院的及时执行而头疼。

5.中国行政强制执行面临的问题

目前，中国正在着手建立一套完备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对中国来说，行政强制执行机制应建立在公正和效率的基础上，并努力在公正和效率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

为此，以下几个问题必须予以考虑：第一，哪些国家机关有权设定行政强制执行？第二，哪些国家机关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第三，行政执行包含哪些内容？第四，行政强制执行应当遵循哪些程序？（10）

（二）美国行政执行概述

对美国行政执行的简短概述需要从美国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开始。首先，美国的体制是联邦制。这里我们将主要描述联邦政府的行政执行原理。同时要理解的是除了联邦政府的行政执行制度外，50个州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各有自己的行政执行制度。美国联邦宪法的最高效力条款（11）使得在联邦、州以及地方的行政执行规则相冲突时，联邦法律具有最高效力，并且国家立法机关可以并经常就某些行政领域制定统一的行政执行要求。然而，通常是各州和比较大的地方政府建立他的自己的行政执行制度，作为联邦行政执行的补充。此外，在某些行政领域，尤其是在健康和安全领域，行政执行权为联邦和州政府所共享。最后，有一些行政领域，如土地使用规则，其执行责任完全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

第二，权力分离原则使得联邦政府的行政执行机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国家，包括大陆法系国家。与议会制以及世界其他的宪政模式不同，美国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在行政执行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美国，政府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实践上都区别于总统。总统除了任命国会所设置的机构的官员以及要求这些官员以书面形式汇报在其责任范围内的事务外，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不受总统的直接影响。[10]相反，总统被赋予行政权并“负责”法律的“忠实履行”（12）。虽然行政官员，包括总统在内，在行政管理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权力分立确保行政机构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总统的意愿。同时，一系列的外部控制可以确保行政机构自身不侵犯三权分立原则。由于行政机构经常同时具有国家政府的三种职能──制定规则；执行规则；裁决有关这些规则的争议──因此，要使行政机构在制定和执行规则时遵循有关的法律规定，以及有对行政机构决定可进行司法复审的机制的存在以提供法律控制，从而保证三权分立原则不被侵犯。

从某种程度上说，行政执行是政府的基本使命。影响公民行为的政府权力很大程度来源于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以确保政府规则的履行。因此，在实质上，政府的每一项职能都包含了行政执行。行政执行的手段包括罚款、监禁、禁止令、中止和终结令、福利的中止和许可的撤销等。行政执行的方法和程序有相当的差别，例如，取决于所履行的刑事职能，福利的管理，许可或规范项目。

因此，行政执行的内容随着政府职能的不同而变化。由于美国行政执行的原型被称为“命令和控制”规则，并且这一模式典型包含了美国行政执行的许多共同特征，因此，本文将用命令与控制项目模式作为行政执行的一个范例。

在美国，行政执行活动传统上被认为包含监督和调查阶段，以及对违法的指控。因此，行政执行包含了要求提交报告和审计，监督、检查和搜查，以及采取措施指控、制裁违法者和对行政执行决定进行司法复审。一般来说，行政执行是由制定被执行的规则和决定的行政机构来发动，而不是由专门的执行机构或法院来发动。此外，行政机构发动执行正日益被这样一种趋势取代，即在没有司法官员干预的情况下，由行政机构和当事人谈判，协商解决条款和条件，以保证行政规则和决定的执行。

在执行前，行政机构通常有几种执行选择。最基本的问题是行政机构要决定是否执行它自己的规则和决定。通常，行政机构被赋予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是否执行。仅在极少的情况下，如果行政机构放弃执行它的规则或命令，则当事人以外的人可以依法通过法院要求行政执行。因此，行政执行的决定要仔细考虑。一旦一个行政机构决定采取行政执行，可有几种选择，包括是否发动行政机构自己的行政执行程序，或通过法院的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来寻求执行。此外，行政机构还有权同时发动行政机构的执行程序和司法执行程序，（13）如果在行政机构执行的同时发动诉讼，那么这种诉讼很可能是一个刑事指控。这是因为民事诉讼所能提供的救济很可能相同或类似于行政机构执行自身提供的补救。行政机构可以制定政策来决定执行的选择，例如建议哪种选择──行政机构自己的执行，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适合于哪些具体的情况。

一个典型的行政机构自执行案要经过三个左右的执行阶段。第一，行政机构将收集信息，了解违反行政规则或决定的行为是否发生。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于当事人自动提交的表格或报告，或通过自我监督程序，或可能是行政机构检查的结果。第二，如果发现违法，行政机构将把案件带入执行阶段。这一阶段涉及听证前的程序，包括双方交换意见和材料以及听证前的解决会议。最后，如果违法者没有解决它与行政机构的争议，某些正式的行政

裁决程序将会启动，接着可能是行政机构执行决定的司法复审。这样，行政执行情况的巨大差异以及违法程度的不同趋向使行政机构的执行程序成为一种公开的和相对的不正式的程序，这种程序鼓励争议双方尽力采取非正式协调解决问题。如果不履行争议协调解决不成，正式执行程序将会启动。受影响当事人经过的执行阶段越多，正式程序或辩论性程序启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美国行政执行初始阶段，涉及信息的获取，即行政机构的规则和决定是否得到履行。由于没有这些信息，行政机构无法完成它的任务，因此赋予了行政机构一系列收集信息的手段。广泛地说，行政机构可以通过行政检查、搜查、扣押、传票和提交表格和报告来获取信息。在整体上，行政执行的调查阶段没有为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所覆盖，（14）但可以为其他法律授权。因此，调查权并不包含在行政机构的一般权力之中。调查权一被授予，调查的安排和手段通常适用于非正式的和简易程序。

在美国，虽然检查是行政机构最广泛可见的调查手段，它也可能在没有听证的情况下，作为行政机构原始决定的基础。例如，农产品可以根据检查人员对有关产品的检查而进行分等和分类。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认可这类程序，在这类程序中，行政机构的决定仅建立在检查的基础上，而排除通常的裁决式听证的要求。（15）

为执行目的而进行的检查或搜查必须由法律授权，行政机构通常可获得这种授权。在调查阶段中，调查手段的运用既可作为发现不履行行政规则和决定行为的手段，又可确保当事人的履行。尤其当检查被用来决定当事人不履行行政规则或决定时，美国宪法（16）要求行政机构在进入受规范的公司进行检查前，要事先得到司法批准。虽然最高法院最初认为宪法第4条修正案不适用于行政搜查，因为这种搜查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刑事犯罪活动，（17）但是后来法院改变了观点，认为第4条修正案和它的搜查令要求应用于居所和商业场所行政搜查。（18）然而，与刑法执行中要求在签发搜查证以前要有个人违法嫌疑相反，法院决定可以因为中立的原因而签发行政搜查令，例如，自上次检查以来隔一段时期的再检查，或者是随机检查（19）。

在本世纪70年代，法院也开始认可对普通规范的企业的行政搜查，行政搜查令是不必需的。虽然关于什么样的工业可以被定性为受“普通”地、“程度较高”地、“密切”地规范尚有争议，但许多长期被规范的工业，如酒精、鞭炮，以及近代服从于全面规范的工业均受制于这一规则，（20）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要求检查或搜查要服务于重要的政府利益，并且要依法在搜查前通知受影响的当事人。（21）这样，检查的可预先性取代了搜查令。

通常，行政机构也被授权来要求选民提供表格和报告。这样，行政机构可以依法或依据依法所制定的规则来要求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当事人定期提交报告，或保持纪录并在行政机构要求时提供。一般来说，如果受影响的当事人不能提供这种报告或表格，他会受到罚款或其他制裁。唯有当在报告中所要获取的信息专用于对当事人的刑事指控时，美国宪法认可不提交该类报告是一种特权。（22）但联邦行政机构在采用要求报告手段前，必须寻求总统行政与预算办公室的批准。根据1980年的《公文减轻法》，（23）行政与预算办公室被授权或者要求寻求报告的行政机构与其他行政机构协调其报告要求，或者认为行政机构的提议“对行政机构职能的履行，包括该信息是否有实践功用是不必要的。”（24）

在调查中，行政机构通常可以采用强制程序，或传票来支持一个在行政听证过程中的调查。传票或者要求当事人出庭作证；或者提交材料，一般为书面材料。在某些情况下，受影响的当事人可能有动力来提供所要求的信息。例如当申请许可或其他政府福利时，当事人必须提供信息以作为获得许可或福利的条件。然而，如果当事人拒绝服从调查传票，行政机构通常要求寻求司法执行。法院会维持行政机构依法定授权所采取的行为。法院也会决定调查的主体与法定目的是否相关，行政机构的要求是否太模糊或麻烦，以及要求提供的信息是否受法律保护。（25）由于受影响的当事人可以对法院执行行政机构传票的决定提起上诉，这种类型的司法程序可能会延迟正在进行的行政机构的执行。

最后，自我监督和自我审计也给行政机构提供了履行其决定的有关情况。从受规范公司的角度来看，自我审计对公司有益。对公司来说，对行政规则履行的自我监督比面对或保护自己免受行政或司法执行的代价要低。同时，自我监督可使受规范的公司来预测其是否达到了它所受制的规范项目的目标。免于行政机构执行的最好保障是避免违法。只要公司对其守法情况了如指掌，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为了有效地自我监督，受规范的公司必须有一套机制来建立和保持常规记录或者对行政规则的履行情况进行复审。此外，公司必须训练有关人员来负责监督履行。最后，一个成功的自我审计政策应该包括如何改正在审计中发现的错误的有关规定。

二、中美行政执行观点比较考定

虽然独立委员会，以及行政机构，必须服从公文减轻法，但是如果委员会采用公开投票的方式，他可以对行政和预算管理局的不批准行为表示反对。

在简单回顾了两国的行政执行制度与现状后，下面将从几个方面来比较中美行政执行的经验，以服务于中国的改革需要。

（一）哪些国家机关有权设定行政强制执行？

在美国，具体的行政机构设置法通常规定了行政执行的内容和手段。联邦行政程序法没有直接涉及执行问题，但规定“除非法律授权，行政机构不得签发、制定调查命令，并予以执行。”（26）这样，在美国，与执行程序和制裁一样，调查必须有法律授权。联邦行政程序法没有规定行政执行权。这种状况的形成很大程度是源于行政执行活动比较宽泛，在不同情况下，所要求的执行政策、策略和手段不同，此外，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新的行政执行制度是在本世纪70年代后在大多数规范项目中实质确立的，远在联邦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后。

此外在美国，实际的行政执行体制可能是立法与行政机构规则相结合的产物。通常，行政机构）设置法只广泛设定行政机构执行的长远目标和具体目标，而具体执行的内容及程序则由行政机构来制定。

在中国，目前法律没有规定哪些国家机关可以设定行政强制执行。一种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执行应由法律设定，特别情况除外。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执行。同样按照这一观点，部委规章和省、自治区及直辖市政府规章也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执行。（27）这种观点的基础是行政强制执行是法律执行的最后阶段，其潜在的制裁十分严厉。行政强制执行可能会导致对相对人的伤害，因此，行政强制执行的规定需慎重考虑。

毫无疑问，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设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权力也应赋予地方当局。由于地方性法规覆盖大量地方事务，地方当局同样需要强制执行。在这一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此外，无论行政强制执行权如何分配，行政法规应当经法律授权后才能制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手段和程序。

将美国与中国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以下区别：第一，在美国存在两套设置系统，联邦和州都可以设置行政强制执行，这是由美国的联邦体制所决定的。而在中国，仅存在统一的设置体系。第二，在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都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立法中设定行政强制执行，但在中国，仅中央和省一级地方政府有权设定行政强制执行，而且主要属于中央政府。第三，在美国，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权被赋予各级立法机关。除非法律授权，行政机构不得自行强制执行，而在中国，除法律设定强制执行外，行政法规也在设定行政强制执行。

（二）哪些国家机关实施行政执行？

在美国，行政机构决定的执行首先是行政机构的责任。根据行政机构设置法，行政机构可以有几种执行选择，包括在法院发动民事或刑事程序。然而，行政执行的决定最初由行政机构官员作出，而不是由法官或其他政府官员作出。

关于实施行政执行的主体制度，中国和美国在某些方面相同，而在另一些方面不同。相同的是行政机构和法院都有权力来执行行政决定，并且行政机构有多种执行选择。其区别在于，首先，在美国，行政机构可以发动行政程序来实施行政执行，但当当事人不服从行政机构的执行命令时，行政机构无权强迫当事人服从。相反，行政机构必须起诉和寻求司法执行。法院是强制执行的最后主体。但在中国，虽然法院在大多数情况下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有些行政机关也可依法进行最后的强制执行。其次，在美国，法院参与行政执行的程度较高，尤其是强制执行。在中国，法院仅参与行政执行的最后阶段。

目前，中国正在研究如何完善行政执行的主体制度。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宜由法院负责强制执行。这种观点着眼于对行政机关的控制和保护当事人的权益。第二种观点主张行政强制执行权宜授予行政机关。在中国，这一观点，比较盛行，因为这一模式

可使得行政机关有效地进行行政强制执行，并可以减轻法院的负担。第三种观点建议维持目前的执行主体体制，但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当在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合理配置。根据美国的经验，法院应该成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最后主体，但行政机关应该被赋予更多的执行选择，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应更好地设置。

（三）行政执行的内容

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的行政机构可以从一系列的执行手段中进行选择。取决于不同的行政机构，他们可以选择几种形式的制裁──行政命令（像中止或终结违法行为的命令，或暂停从事违法行为的受规范公司的许可证或营业执照），行政罚款或其他制裁，以及个别协调解决。此外，行政机构通常可以在法院寻求民事救济，包括禁止令，也包括罚金和其他制裁，行政机构也可以进行刑事指控。

一旦行政机构对当事人课以执行制裁，按行政机构决定司法复审的一般理论和术语，当事人也可以申请对该执行决定进行司法复审。具体地说，行政机构的执行决定可能会基于行政机构对事实的错误理解、对法律的误用、以及对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如罚款的数量）而受到挑战。

在中国，行政机关在行政执行阶段也有几种选择，如给予行政处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直接强制执行。有许多具体的行政强制手段为法律、或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所确立，如强制扣缴。（28）这些强制手段可以分成两类：间接强制手段和直接强制手段。间接强制手段包括代履行和滞纳金等，而直接强制手段包括一系列的直接强制方法，像行政强制拘留。和美国一样，对所有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在行政执行的手段上，中美两国有着重大的区别。在美国，行政机构可以寻求民事救济或刑事指控，也可以启动行政机构的执行程序。而在中国，行政机关主要依赖于行政程序，如果在行政程序后当事人仍不履行他们的义务，行政机关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自己强制执行。这里不存在民事救济。此外，除非在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刑事指控也不常用于行政强制执行。

（四）应遵循什么样的程序？

在美国，许多联邦行政机构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内部规则和程序来指导行政执行。这类规则和程序主要涉及行政执行的非正式阶段，例如要求当事人提交的表格和报告，或涉及争议的协调解决。这类内部机构规则不需服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则制定要求。然而，这类规则一旦被制定，行政机构必须遵循，直到它被改变。

如果一个执行争议不能被解决，一个正式的裁决式的听证程序可能被要求。根据机构设置法的语言而定。如果是一个有记录的听证要求，（29）则要适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正式听证条款，以及为行政机构设置法所规定的条款。根据相同的行政机构决定司法复审的观点和标准，可以对行政机构的执行决定提起司法复审。（30）

在中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很不完善。有关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中。但是这些规定既不完整也不具体。因此行政机关在行政执行程序方面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至于法院的行政执行程序，法律规定比较含糊。关于法院是否要对行政强制执行决定进行实质性审查的争论至今没有解决。在一定意义上，法院在执行程序方面也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

关于行政执行程序，中美两国也有许多差异：第一，在美国，民事和刑事司法程序可作为行政执行的选择，取决于行政机构的权力。此外，如果行政机构申请法院执行其行政执行的命令，法院通常应用相对简单的程序。在中国，法院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比较特殊，不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第二，美国在行政执行中协商解决的程序选择非常特殊，这一程序可用比较小的代价解决执行问题。而在中国没有这类执行程序。

三、美国行政执行的实例：环境保护法的执行

（一）引言

任何规范项目执行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确保被规范者的自觉履行。由于减轻污染的经济代价很大，所以许多污染者有很大的动力来避免，至少是延迟“受到清算的日子”，也就是他们必须服从需适用的污染控制要求的那一天。因此，美国联邦环境法包含了非常有力的执行条款，由美国联邦环保总署负责执行。

美国联邦环保总署对环境法的执行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环保总署必须收集证据，决定违法是否发生。在第二阶段：环保总署必须决定采取执行行为。如果采取行动，它将决定运用哪一种执行手段。由于执行费时而且费用昂贵，因此，联邦环保总署装备了一个执行的“武器库”（多种执行手段）。这些“武器”的有效使用要求环保总署在每一个案件中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最好的执行手段（包括决定不采用任何执行手段）。

（二）调查违法

决定被规范的企业是否守法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容易。通常工业设施要服从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对污染物排放的限定。如果被规范的主体数量大而且有很大差异，那么对这些主体是否服从这些限定的监督和测量可能会非常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有效的环境执行主要依赖于自我监督和自我报告，即把它作为一种发现违法的手段。因此，现行大量的环境法授权联邦环保总署要求受规范者承担监督、保持记录和报告的义务，由于依赖于受规范者自我报告其违法有明显的缺陷，因此，法律通常也授权环保总署进行实地检查和签发提供信息的传票。从技术上说，这种强制获得信息的手段是在没有法院介入的情况下采取的。受规范的企业认为：从长远来看，服从环保总署提供信息的要求，与其保持一种和谐的工作关系对企业有益。因此，环保总署的大多数检查都是提前安排，以保证企业的关键人员到场，环保总署要求的信息很少或不会受到抵制。在那些可能最终导致刑事制裁的案件中，这些自愿的安排将为环保总署或联邦调查所取代。这些检查将根据有关的搜查令进行，并且这种诉讼程序要由司法部提起，大陪审团裁决。

（

㈢ 三权分立中的行政权的定义

行政的核心或实质是行政权，几乎行政法的每条原理都可以从行政权的研究中得到阐释。可以说，行政权是行政法的“起因和归宿”，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注：胡建淼主编《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学者们往往根据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对传统行政权的不同理解对其作出不同定义。其实，对行政权的研究本身就应当是一个具有极大涵摄性、包容性的活动，它不应当是绝对的、片面的。正像波普在其名著《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所说，每种理论都具有“可证伪性”，我们应当依据所处社会的特殊情境——现代中国来重新审视对行政权的理解。

一、传统行政权的概念及属性分析

在国外， 行政权内涵的确定与分权学说相联系， 是一种 “executive powers”（执行权）。在国内，关于行政权的提法仍不统一，主要有“行政管理权”、“行政权”、“行政权力”等。提法上不一致尚属次要，更为关键的是我国学者在定义确定上没有西方那样一种宪政理论可以溯及，缺乏理论原则的贯彻性，较多的是定义确定的随意性。即便如此，对国内学者的上述定义进行梳理仍是必要的，因为任何理论都必定有其时代精神、学术渊源等理论背景蕴含其中。我们对行政权的概念及属性分析也将从国内学者的认识中引出。

1、从分权角度定义及其属性分析

在西方，从分权角度论述行政权是学术的主流。17世纪的洛克首创“立法行政联盟三分论”，之后孟德斯鸠继其滥觞，创立了“三权分立”理论，使行政权成为一种“受控权”。戴西的“规范主义”强调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认为必须通过以司法审查为中心的控权体系来保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而这种理论是根植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期的现实土壤，反映了政府与个人、公益与私益之间的二元对峙。规范主义对行政权的理解基于与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离，对行政权的属性认识从制度层面上认为是一种从属性的执行权，从操作层面上是一种“被控性”的权力，强调“私域”在“公域”（注：哈贝马斯在讨论市民社会时引入了私域（private sphere）和公域（public sphere ）的概念。所谓私域是指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形成的市场体系；所谓公域是指自主的个人所构成的公共沟通领域。）里应受到的尊重，最大程度地防止政府权力的恣意。

规范主义从学理建构上又源出于早期的西方市民社会理念，这种理念认为，行政权只是作为保护市民利益的工具或政治安排而存在的。自由放任时代的市民与国家的二元结构对峙，打破了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无所不及的格局，为行政权纳入法治轨道提供了学理上的引导。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权利随之进入非官方的私域，行政权不能干预个人私域。这种对私域的关注也必然形成行政权必须接受法律控扼的理念。这种理念把行政权置于法律之下（无法律则无行政），使行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法律问题”，“所有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赋予，否则行政机关不得享有和行使任何权力，与此同时，任何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来制约和控制”。（注：《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 第264页。）这说明近代行政学说为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前提， 法律性成为近代乃至现代行政权的基本属性之一。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设立行政权和控制行政权的理由是一致的：“凡是授予职权的一切理由也就是设定保障，以防止滥用职权的理由”。（注：詹姆士·密尔《政府论文集》，转引自张焕光、胡建淼《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著名法学家龚祥瑞先生则从“法治”的高度评价行政权，指出“更重要的是政府权力要受到法律的制约，这是法治的实质意义”。（注：《法制建设》1988年第1期。）

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对近代行政权传统理念提出了挑战。规范主义者把法律视为控制行政权的一种消极工具，看不到变化了的行政权积极的一面，而且原有的对行政权的过分束缚使其它“社会多元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证。为了保障这些多元利益，“政府必须在现在那种有些语焉不详的所谓‘集体意识’中去取得个人赞同与默认，政府由于经常受到攻击、怀疑，处于不稳定状态，因而不得不反复为自己辩护，设法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当的”。（注：〔法〕弗朗索瓦·佩鲁著《新发展观》，张宁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规范主义“行政权——私人自治”的二维关系逐步受到质疑。我国部分学者从这个角度的定义把握住了行政权属性的法律性、执行性这一重要特征，但又带有对分权理论的简单衍化，解释力不足，且对行政权的现代属性未予足够重视。

2、从管理角度定义及其属性分析

从管理角度来论述行政权，认为应当将行政权视为政府有效推行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管制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强调法律对提高行政效率和促进公共利益而具有的管理与便捷功能，其着眼点在于“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注：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功能主义者将行政权视为维护公益的工具，而且赋予行政权以支配性。功能主义者深受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在汲取了黑格尔行政权至上理论的暗涵的基础上，又根据其当时生存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改造。进入20世纪，“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功能主义的行政权具有了很大的“服务性”，极大地渗入了私域：行政权就是用“国家观念”来“关心生存”，“在福利国家中为了国家能按照社会的要求积极贯彻执行政策，法应该为行政提供其所需要的手段”。（注：〔日〕西冈、久＠①·松木、昌悦、川上宏二郎著《现代行政法概论》，康树华译，甘肃人民出版社，第9页。 ）功能主义者重视行政权的效率，关注社会公益的优越性，从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垄断时代——“福利国家”的社会客观要求。

功能主义模式“只是作为一种异端传统维持了它的生命力，该模式的价值和方法很难挑战占统治地位的保守的规范主义模式”。 （ 注：martin loughlin: public law and public theory。 oxforniversity press 1992 page181。 ）后来其制度化形式在前苏联得到了极端性的发展，其有效性已被实践所证伪，失却了时代意义和道德基础。我国学者的定义中虽然也有“管理”，其行政权的概念内涵与属性理解却与西方不同。当然，不同的历史情境是主要原因。

二、现代行政权的概念及属性分析

现代行政权的概念和属性要放到现代社会这个大背景里进行阐述。尤其是研究中国的现代行政权更要扎根于中国的制度现实和法治环境。“现代”一词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要素，而且是一个空间要素。行政权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整合过程，即传统行政权、现实行政权、本土行政权、异域行政权的空间整合过程。正是在这种整合中行政权的概念从价值观念到实证要素都发生着变革，形成一种多维立体的转变。

在对现代行政权的分析工具系统中，我们可以设定若干模式变量来指示传统行政权与现代行政权的基本特性。对于现代行政权模式变量的确定首先应反映世界上现代行政权发展的普遍趋势，其次应与传统行政权在价值取向上有质的差异。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在关于现代行政权的属性分析中将使用以下变量组合：现代行政权的从属法律性——传统行政权的漠视法律性；现代行政权的职能多元性——传统行政权的职能一元性；现代行政权的非专属性——传统行政权的专属性。

1、现代行政权的从属法律性

行政权的从属法律性，在西方是分权理论的题中之义：“行政权的责任承担者不能根据独自的判断进行，而必须根据由代表国民的议会所制定的一般性的规则（法律）进行”（注：〔日〕藤田宙靖《关于日本的依法行政》，见《法学》1998年第42页。）。行政权在现代应当毫无例外地向赋予其权力的权力机关负责，表现出明显的归属关系，行政权在法律之下获得存在和行使的合法性。

传统行政权在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垄断夺去了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成为了一个“独立于社会之上又与社会对立”的“超自然的怪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09、411页。 ）我国古代留给我们的传统是“法律从来不是权力的基础，至高无上的皇权反倒是法律的源泉”。（注：梁治平著《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依靠超经济的行政权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于是行政权本位突出，公民权利被行政权吸蚀。生产者无独立身份、无独立意志、无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自我决策的自由，加上无所不包的计划把对每一个个体利益的承认纳入对全体成员利益的共同承认之中。法律围绕行政权运作，法律为政府适用行政权管理经济服务，完全成为实现行政权的手段和工具，行政权与法律的关系倒置了。

法律支配权力，这是法治的实质意义之所在。行政法治理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并不建立在行政权行使者人人都具有崇高理想境界的假设之上，而是以承认人性的缺陷和不足为前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相关”学说也从历史中透视到了中国行政权的行使特征。当前我们仍然存在的问题是“立法结构仍脱胎于原来的行政机构和管理实践”，“立法和程序由行政机构控制”，“这些行政权力对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的主控权远不限于他们自身拥有的发布一些二级或三级法规的正式权力，这些机构对中国的法律体系拥有更深更泛的控制”。（注：〔美〕帕瑞·凯勒著《中国法的渊源》，桂万先译，《南人法律评论》1998年秋号。）这是传统行政权对现代行政权的极大阻滞。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行政权应具有的第一基本属性便是从属法律性，法律之下方有行政，二者的关系是法律高于行政权力，法律控制和支配行政权力。

2、现代行政权的职能多元性

由传统行政权的职能单一性向现代行政权的职能多元性的过渡中，西方走的路与我国完全不同。西方传统行政权职能单一完全是西方警察国时代的产物，韦德叙述当时的情况是：“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注：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然而随着“福利国家”时代的到来， 公众日益要求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建筑桥梁、维修道路、建造住房等。“今天，除维持治安和确保税收这样一些传统的权力作用外，与人民福利紧密相联的非权力性的管理作用在行政活动领域越来越占了更大的地位”。（注：〔日〕西冈、久＠①·松本、昌悦、川上宏二郎著《现代行政法概论》，康树华译，甘肃人民出版社，第9页。）“福利国家、 保护国家、助长行政、给付行政等新颖之国家目的观及行政作用论渐渐被接受，行政机能遂呈几何级数之增繁多涉”。（注：诚仲模著《行政法之基本理论》，三民书局，第5页。）

我们不能将西方的现时行政权状况照搬到中国来，在中国，原有的行政权是万能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行政权现代化所走的路似乎需要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不仅要求行政权从多元万能走向职权法定，而且更要走上行政权向社会多元服务的路径。即其间要经历“职能多元——职能单一——职能多元”的曲折过程，其复杂性表现在不仅要限制行政权的不正当干预，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要考虑到目前市场体系发育不良，仍需保持宏观调控能力，还要考虑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服务行政的国际背景，加强行政服务职能等综合因素。

我们不能假定中国已经走完了第一个过程（职能多元——职能单一），也不能因为西方国家进入了“福利国家”时代，就假定我们也处于这个时代。正确的思考方法应该是用“后现代主义”（注：参见杰姆逊讲演《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的回复历史的眼光去具体考察行政职能的变化。计划经济下行政权是一种“行动性”的权威，（注：行动性权威是指存在于某种行动组织中的权威，行动组织的成员只能在该组织的合作行为中承担各处要完成的部分，这些部分由该组织中分派并在其指挥下完成。）假定公私合一，公吸纳私；市场经济下行政权是一种“监管式”的权威，（注：监管性权威是一种在某种社会场合中履行这一职责所必需的权威，为了尽到责任，监督权威必须去组织和规范处于某种社会场合中的人们的行为。行动性权威与监管性权威是英国学者a.j.m 米尔恩在《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中所使用的术语。）注重行政权在特定社会场合的运用和实现。我国行政权现代化比西方国家的行政权现代化更为复杂，不仅某些经济领域行政职能要走向单一法定，而且在另外一些领域要强化行政权的服务职能。我们设定的“职能一元——职能多元”是研究现代行政权基本属性的一个模式变项，只有找出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行政权现代化所走道路的特征，才能正确分析出我国现时行政权的实证属性和价值属性。我国目前现代行政权研究的复杂基于我国现代化的经济转轨。职能单一更多地体现制度性实证因素，而职能多元却体现了现代行政权的真正属性和基本品格，两种观念的相互碰撞、冲突，也正反映着我们的现代行政权逐步地趋向现代品格。

3、现代行政权的非专属性

传统行政权理论一般认为行政权具有“定位性”（即专属性）以及相关的“行政权的义务性”（不可转让）属性，这种观点是现有制度性事实的一种阐述而非对现代行政权的分析。西方传统的行政权一般被界定为一种执行性权力，是立法机关意志的执行。警察国时代人们对行政权的不信任和控制是基于对原有行政权属性的分析。由于其行使主体的素质、行政权的归属等级性都使人们认识到：行政权绝非天然具有正确行使的品格。在这种情势下，行政机关在行政权的行使上也确立了若干自我约束机制。最著名的例子当属法国的“公务法人”，公务法人独立于一般行政的层级组织之外，是自给行政的一种方式。（注：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这是与二战后某些职业公务需要财政上的独立、工商企业需要经营上的灵活性紧密相联的，反映了现代行政权在专属主体的变化，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仍然是二战后经济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此外，某些职业公务的社会公务现在开始由专门的职业组织来行使。

在我国，传统行政权理论认为，行政权专属于行政机关。随着行政的法治化，行政主体概念逐渐取代了行政机关这一具有强烈管理学性质的概念，行政权的专属性也呈现出一种松动，即不再专属于行政机关，而只是享有行政权即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从行政权的法治化、民主化、高效化的视角上看，现代行政权的发展更具实质的演进是：行政权不仅限于从行政权不应涉足的领域中退出，而且要进行行政权自身的再分割，确立现代行政权的良性运行机制。

通过以上对现代行政权属性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现代行政权包括如下一些要素：（1）现代行政权的使权主体已呈多元化；（2）现代行政权的行为方式遵循法治理念，循法行事；（3 ）现代行政权的“权力”特征逐渐隐匿，服务功能增强。

人们对于现代行政权属性和概念的认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发生变化并被赋予新的时代涵义。行政权的涵义不断丰富才是行政权的常态，只有不断超越传统的禁区，现代行政权理论的发展才会走入新的天地。

㈣ 中国现行新行政法的亮点

你好！ 一、行政复法产制生的基础
（一）行政法产生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产生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权利、三权分立以及法治理论。
1.在法国大革命前，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了“自然权利”的主张，认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并认为这种权利是“天赋”的，不可让与。这一思想在资产阶级大革命后为法律所肯定。行政法的出现正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然权利。当然，现代行政法更注重拓展公民的权利，促进公民个体及社会的发展。对行政法的产生具有更直接影响的是“三权分立”理论。该学说创始人孟德斯鸠认为一切国家都存在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种权力，主张将这三种权力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行使，以确保自由的存在。三权分立强调权力的制衡，这里必然引申出对行政权的规范和控制。
（二）行政法产生的社会基础
行政法的产生固然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但直接导致行政法产生的原因却根植于现代国家的宪政体制。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权都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之上，它孕育着行政法产生的最基本的条件，即行政相对独立，没有行政的相对独立，也就没有行政法。

㈤ 法律的定义是什么

1、法是被提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

2、法是由专国家制定或认属可的；

3、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

4、法的社会性。

拓展资料:

1、法律就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包括宪法、法律（就狭义而言）、法令、行政法规(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条例、规章、判例、习惯法等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2、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决定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的目的在于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项重要工具。

3、法律可划分为基本法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法、商法、国际法等）和普通法律（如，商标法、文物保护法等）。

㈥ 美国三权分立，三权:财政、行政、司法分由什么掌控管理

美国政府 联邦政府美国的国家组织是依据三权分立与联邦制度、二大政治思想而制定, 当初在起草宪法时因恐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某一部门将危害人民的自由, 因而将立法、司法, 行政三种权力分别独立, 互相制衡, 以避免政府滥权, 根据宪法: 立法机关是参议院与众议院并设二院制议会, 司法机关以联邦最高法院为首下设11个控诉法院, 95个地方法院及4个特别法庭. 行政机关是以由人民直接选举的总统为最高行政首长, 并以副总统辅之, 下设几个行政部门. 政府的权力有联邦政府、州政府之分, 宪法起草人根据政府必须接近百姓才不致剥夺人民自由的原则, 将有关各州自治权保留给州政府, 各州政府本身拥有立法、司法、行政诸权限, 联邦政府的权力系以一州政府无法单独行使者为限, 如课税、财政、国防、 外交、货币银行、出入境管理、对外贸易、国民福利、邮政, 以及科学艺术的发展援助等. 行政政府是由12个部门及根据法律设立之60余独立机关组成. 总统是国家的元首, 政府最高行政首长, 陆海空等各军种之最高司令官, 总统的任期是4年, 期间除了受到议会之弹劾, 不会因受反对势力而去职. 期满后可以连任一期. 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经全民投标产生, 总统在任期中因意外事故发生, 不克行事时, 其残遗任期由副总统自动递补. 白宫是美国的总统府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为了辅佐总统达成其肩负的重责, 白宫内设有十余个因应时代需要而成立的机构, 如国家安全委员会, 经济顾问委员会, 通商交涉委员会、能源委员会等, 此外白宫内还有十余名助理顾问随时辅佐总统. 联邦法律的日常执行和管理, 由不同的行政部门负责, 他们是由国会设立, 以处理各种国家和国际事务. 各部首长均由总统提命, 通常称之为总统的内 阁. 除了12个主要行政部门之外, 尚有很多独立机构, 它们之所以被称为独立之机构是因为它们并不属于那一个行政部门, 这些机构中有其独特的成立宗旨, 有的是管制机构, 如公务委员会, 会计总署, 总务署, 联邦储备局等, 有的为政府或人民提供特别的服务, 例如:州际商业委员会、退伍军人总署, 证券交易委员会、全国劳工关系局、国家航空太空总署、 国家科学基金会、武器管制及裁军总署、联邦邮政总局、美国国际交流总署等.司法 美国的司法权力, 赋予一个最高法院, 以及国会可以随时制定及设立的次等法院. ①最高法院: 为美国最高等法院, 也是宪法特别设立的唯一法院, 设立于首府华盛顿D.C., 法官人数为九位, 一位首席大法官及八位副手,在每年数千宗入禀案件中最高法院通常只审理约一百五十宗, 大部份案件涉及法律的解释或者涉及国针立法的用意. 这种司法监察的权力, 并非宪法特别规定, 而是法院根据它对宪法的解释得出的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一项违反宪法的立法不是法律, 并进一步指出对法律进行解释, 显然是司法部的职权和责任. ②上诉法院: 其设立目的是为了便利案件的处理及减轻最商法院的负担, 全国共划分为11个上诉区, 每区设有一个上诉法院, 每一上诉法院有三至十五名法官, 顾名思义, 上诉法院复审地方法院的判决. ③地方法院: 全国五十州划分有八十九个地方法院, 诉讼当事者能就近进行诉讼, 每一地方法院有一至廿七位法官, 这些法院所处理的大部份案件都是违犯联邦法律的行为. ④特别法庭: 除了联邦法院的一般裁判权外, 另有为了特殊目的而设立的法庭, 例如申诉法庭对那些向美国提出的赔偿申诉作出判决. 关税法庭对涉及进口货物的税款或限额的民事诉讼享有独家的裁判权, 另外还有关税及专利权的上诉法庭, 以聆讯不服关税法庭及美国专利局判决的上诉申请. 宪法为保障司法独立, 规定联邦法官可在行为良好期间任职, 实际上是直至他们死亡, 退休或辞职. 在职期间的法官犯法会像总统或其他联邦政府官员一样受到弹劾, 美国法官由总统任命, 并由参议院批准, 法官的薪水也是由国会核定, 年薪自地方法官的四万四千六百元至首席大法官的六万五千六百美元不等.立法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 联邦政府将所有立法权力赋予参议院及众议院组成的国会, 参议院由每州二名议员组成, 众议院议席按每州人中多寡而定, 每五十万人选举一名众议员, 但保障每州至少有一名, 目前有六州: 阿拉斯加、内华达、德拉华、北达科他、佛蒙特及怀俄明等只有一名众议员, 相反的加利福尼亚州就有四十三名众议员. 早期的国会议员并非由人民直接选举, 一直到一九一三年通过的宪法第十七条修正案才规定参议院由人民直接投标选举, 宪法规定, 美国参议员必须至少年满三十岁, 成为美国公民至少有九年, 众议员须至少廿五岁,成为美国公民至少七年, 二者均需属所代表之各州的居民, 州议会把州划分为数个国会选区, 每区的选民每二年选出一名众议员, 每逢双数年份便举行全国性的选举选出参议员. 由于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 故实际每二年仅改选参议院的三分之一议席以避免国会的功能因改选而中辍.州政府 早在联邦政府建立前便有个别殖民地的政府, 其后成为州政府, 在这之前又有县政府和较小单位, 甚至在一六○二年英国清教徒从船上登陆前, 他们已制定了五月花契约, 当这批拓荒者向西推进时, 在每一边远地区都建立起政府来处理事务, 美国宪法的起草人, 对此多层次的政府制度未加变动, 虽然他们使国家至高无上, 但他们也明智地认识需要有地方的政府, 更直接地与人民接触, 并且更热心于迎合人民的需要. 因此除了国防、外交、货币等全国性的事务划归中央处理外, 其他如教育, 卫生等地方性事务则划归地方政府处理, 美国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一样, 设有行政、立法及司法三部门, 州长是一州的行政首长, 由民众投票选举, 除了少数州任期二年外, 大部分的州长任期为四年, 除了内布拉斯加州只有单一的州立法机关外, 其他的州都有两院制的州立法机关, 在大部分的州里, 州参议员任期为四年, 众议员的任期为两年, 州立法程序与国会极相似, 州的司法组织并不附属于全国的法院体系, 它是由一组类似联邦司法机构形式的法院组成, 处理私人间或私人与州政府之间的民事诉讼并聆讯有关触犯刑法的案件. 许多州除了一般裁决权的法院外, 也有特别裁决权的法院, 例如:遗嘱检验法院, 监督遗嘱的执行, 青少年法庭处置未成年犯, 家庭关系法院处理家庭的不和案件；小额申诉法庭处理小额债款的纠纷. 市政府与其他地方政府:美国曾以农村为主, 但今天已成为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 有四分之三居民现居住于城镇, 大城市或市郊. 城市直接照顾市民需要的程度较联邦或州为大. 从警察、消防到卫生教育、公共运输及房屋无一不包. 市政府是由州特许设立, 市政府的组织在全国有极 大的差异, 不过, 几乎所有市政府都有某类由选民选举的市议会负责制定城市的预算, 订立财政课税率, 并拨款给各行政部门, 此外, 他们尚有权否决城市法令, 一位民选的市长担任行政部门的首长, 除了这类市长暨议会的市政府外, 尚有委员会和城市行政官的市政府组织形成. 此委员会是把立法和行政职务合并由一组官员负责. 这组官员的人数通常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由市民选举. 每一位委员监督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城市部门的工作, 其中有一位委员被任命为主席, 他往往被称为市长. 但他的权力与同僚相等, 城市行政官型的市政组织首先于一九○八年在弗吉尼亚州的斯坦顿实行, 在这种类型下, 由一个小型的民选市议会制订城市法令和拟订政策, 但雇用一名受薪行政人员执行这些政令.除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市政府外, 美国尚有县、自治市、镇、学校区及特别区等行政单位, 县通常是州的再分区, 包括二个或二个以上的镇及数个乡村, 县设委员或监督委员会负责征收、税款、借款、贷款、监督选举、建筑及维持公路和桥梁以及实施全国性、州和县的福利计划. 总统的选举总统的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 日期为11月第一个星期的星期二那天举行选举, 十一月大选举行后, 总统的四年任期就在次年的一日廿日开始, 宪法规定总统必须由一个在美国出生而年龄至少35岁的美国公民担任. 由各政党在总统选举之前几个月的提名大会上选出该政党的候选人. 并草拟一份称为政纲的声明, 对不同的问题表示其立场, 因此选民不但要决定赞成或反对竞选人, 而且要决定赞成或反对候选人所代表之政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哲学. 虽然每次选择的花费不赀, 美国人依然乐此不疲, 因为两个世纪下来, 人们确信选举能使政权得以和平转移.

㈦ 新行政法的形成与发展论述题怎么答

一、行政法产生的基础
（一）行政法产生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产生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权利、三权分立以及法治理论。
1.在法国大革命前，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了“自然权利”的主张，认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并认为这种权利是“天赋”的，不可让与。这一思想在资产阶级大革命后为法律所肯定。行政法的出现正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然权利。当然，现代行政法更注重拓展公民的权利，促进公民个体及社会的发展。对行政法的产生具有更直接影响的是“三权分立”理论。该学说创始人孟德斯鸠认为一切国家都存在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种权力，主张将这三种权力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行使，以确保自由的存在。三权分立强调权力的制衡，这里必然引申出对行政权的规范和控制。
（二）行政法产生的社会基础
行政法的产生固然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但直接导致行政法产生的原因却根植于现代国家的宪政体制。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权都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之上，它孕育着行政法产生的最基本的条件，即行政相对独立，没有行政的相对独立，也就没有行政法。
二、外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一）法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法国大革命后确立起来的。1789年的大革命****了封建****制度，资产阶级按照“三权分立”的理论重新设计了法国的政体。法国的三权分立，不仅是为了限制王权，同时也是为了限制司法权。1790年的《法院组织法》明确将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分开，并排除普通法院对行政纠纷的管辖权。1799年，法国拿破仑一世建立了国家参事院和省参事院。国家参事院一方面受理行政纠纷，提供解决纠纷的意见，另一方面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自此，法国逐步形成独立的行政审判制度。为行政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英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英国行政法的萌芽可追溯至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初期，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普通法制度就已包含了现代行政法的精神，即对行政的控制。但在英国，行政法真正受到重视是在19世纪后期。这一时期，由于科技、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两个显着变化：（1）委任立法。为应付工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问题，需要制定大量法律。议会由于时间、技术等方面的原因，不能满足这一需要，不得不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具体的规则，以补充地方立法之不足。（2）行政裁判所的迅速发展。行政裁判所的职能是行使部分司法权，受理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争端。由于上述变化，英国的司法审判制度得到充实和加强，行政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美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美国是严格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分权与制衡为立国之本，立法、司法对行政的控制与其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但由于美国承袭了英国的普通法制度，公法与私法不分，行政法的出现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洲际贸易委员会的成立，人们常将此作为美国行政法产生的标志。由于严格的三权分立原则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管理的需要，新型的行政机构——独立管制机构应运而生。美国行政法的发展承袭了英国传统，但更侧重于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强调行政程序的控权作用。1946年，美国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之后又制定了许多程序法规，如《阳光下的政府法》等。此外，在行政组织方面，美国建立了许多独立管制机构，集行政、立法、司法于一体美国学者视独立管制机构的建立为美国行政法的开端。在解决民事和行政争端方面，美国还建立了行政法官制度，并逐步使之完善。
三、中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一）中华民国行政法的历史简况
在中国，现代意义的行政法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萌芽。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1911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第一次提到行政诉讼：“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其他他别诉讼，另以法律定之。”民国3年（1914年）5月18日，北洋军阀政府公布了《行政诉讼条例》，同年7月15日公布了《行政诉讼法》，并在同年3月公布了《平政院编制令》，规定了行政审判组织。至此，在形式上初步建立起行政诉讼制度。北洋政府依照日本的体制设有行政法院，成为“平政院”。
******政府成立后，“平政院”改名为“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分立，处理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有三个程序，必须经过向行政机关的诉愿，再诉愿后，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此外，******统治时期还颁布了一些规范行政组织、行政活动的法律，如省政府组织法等。[1]
从总体上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连年内外战争不断，蒋介石******政府又长期实行独裁统治，不讲法治，因此，无论是行政诉讼，还是对行政组织行政活动的规范的作用都是徒有虚名。行政法治只不过是开明人士的良好心愿，客观上并不具备行政法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维护公民权利更谈不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新中国的行政法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但真正受到重视并形成体系、走向成熟则是在80年代以后。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行政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监察法》、《立法法》等相继制定实施，《行政许可法》、《行政程序法》等一批重要的法律正在制定过程中，行政法制度已在逐步地建立和健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经济体制的改革意味着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变化，意味着公民从客体到主体地位的转变，意味着对政府权力重新界定和规制的必要，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历程，可以预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民主政治以及依法治国的推进，我国的行政法将逐步成熟与完善。

㈧ 《西方政治制度》法国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相比有哪些特点

法国是“行政法之父”，是现代行政法的发源地。法国行政法的发展是随着行政法院的产生与完善而逐渐成熟的。所周知，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法国的行政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而代表司法权的普通法院则掌握在封建贵族手中，两者之间芥蒂颇深，相互抵牾。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掌握的政府颁布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但这些法律的执行往往受到代表封建势力法院的故意阻挠和破坏，因此，为规避干涉起见，资产阶级以“三权分立”为理论武器，在1790年制宪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司法组织的法律规定：“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不同，现在和将来永远分离，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行政机关活动，也不得因其职务上的原因，将行政官员传唤到庭，违者以渎职罪论”。自此，普通法院便丧失了行政审判的权力。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制宪会议禁止了普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权力。但是在禁止以后的十年内，并没有考虑设立一个行政法院来专门管辖行政诉讼。法国公民对于行政行为的申诉，主要由被诉行政主体的上级机关受理，而最终的裁判权属于国家元首。因此，这个时期虽然存在行政救济，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尚未产生。拿破仑上台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决定设立国家参事院，就是现在的最高行政法院。但在普法战争后，国家参事院一度被取消，后来又被恢复了，那时又规定，国家参事院以法国人民的名义行使行政审判的权力，据此，行政审判权不再是法国国家元首保留的权力，国家参事院在法律上成为了最高行政法院。1889年，最高行政法院在著名的卡多案件的判决里，正式否定了部长法官制，规定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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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向国家参事院起诉。自此，总体意义上的法国行政法院制度才正式形成，从而奠定了世界上最为典型的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并立的二元司法制度。
法国最高法院是司法法院系统最高级别的法院，于1790年在巴黎成立，是法国唯一对全国有管辖权的司法法院，处于司法“金字塔”的顶端。最高法院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保护合法。最高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判决，对上诉案件只审查原判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诉讼程序是否合法，不审理案件事实；二是统一判例，即统一对法律的解释，法律不仅仅必须实施，还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以统一的方式实施。最高法院的机构设置是依据法国《司法组织法典》的规定，最高法院设6个审判庭，其中包括1个刑事审判庭和5个民事审判庭。院长是法院的最高领导，也是全法国最高级别的法官，主要从事重要的行政职能，特别是主持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和混合法庭作出的重大决定。庭长的主要职权是负责在法官之间分配案件，参加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和混合法庭审理案件。法官由院长分配其所工作的审判庭。助理法官主要是协助法官审理案件，通常年纪较轻，级别也低于法官。助理办案员一般从事行政事务工作，尤其是文件资料工作。最高法院还设有书记员室，由一名总书记官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