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中的权力反射
⑴ 民法中的反射利益
字面看来就知道它是一种“利益”，这里不是双方的主动的。反射性利益，是一个与“法律上的利益”相对应的概念。此概念缘于“国外行政法学”传统理论。而这个词语用的比较多的都是相对于政府与自然人之间的，是以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二元论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它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放在了对立的位置。所谓的反射性利益，指的是当法律完全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不是以保护特定个人的利益为目的时，该法实施给私人带来的利益，即为反射性利益。反射性利益受到侵害，公民个人无权以此为由请求法律救济。举个虚构的例子：某省政府出台一规章，内容为：“为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自某年某月某日始，省内所有公园均免收门票。”该规章一经出台，游园的公众（不特定多数的人群）都是受益者，因为大家均省下了门票钱。但是，该规章施行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加强管理的需要，政府又取消了该规章的实施，重新发布规章规定各大公园再次开始收门票。从免费游园到重新收费，必然会造成游客利益受损。——这部分受损的利益，既为“反射性利益”。按照传统行政法理论，公民反射性利益受损，单个个体不能提起法律救济。在通俗点就好象你通过正规渠道买了块地皮建了房子后，但国家对这一地皮路段要进行修建公共或者机场铁路什么的工程，而此时你那段地皮也已经涨价了，这个就是一方得利了，一方却没受损，有种被动升值的解释。
⑵ 谁能介绍一下“行政公益诉讼”，谢谢！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或者向特定机关提出请求，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第一节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或叫“公益”（PublicWelfare）是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或指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利益。它既区别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利益，也不是社会个体成员利益的简单加总，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综合体。
在我国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除“公共利益”外，还有“社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等类似概念，表达基本相同的含义。例如，有关公共利益的规定如《宪法》第十条，《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对土地实行征用的条件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处罚法》规定其立法目的之一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著作权法》第四条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时“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而《专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可以对专利权实行强制许可，等等；有关社会利益的规定如《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与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它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也同样规定了订立合同应遵循“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此外，《票据法》、《证券法》等也均对社会公共利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立法法》第四条用“国家整体利益”来表达这一概念，该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⑶ 台湾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全文】浅析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比较
作者：佚名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的引用比大陆更为明确。大陆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14条中原则性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外，对本法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事实上行政诉讼程序的每一具体步骤可以参照哪些民事诉讼法条文很不确定，可见大陆引用民事诉讼法条文实际上是一种弥补行政诉讼法不足的手段，由于被引用的条文并未明确下来，这些条文并未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中每一具体程序可以引用哪些民事诉讼法条文均一一列出，便于操作，从而使这些条文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以及行政诉讼法结构之差异
1.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的区别
目前较为典型的行政诉讼体制有两类，也称为行政诉讼的一元制与二元制。一元制又称合并主义，以英美为典型代表;二元制为分离主义，以法、德、奥等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属于典型的分离主义。行政诉讼案件由高等行政法院与最高行政法院管辖。行政法院独立于其他普通法院(但较为独特的是它与普通法院均隶属于“司法院”)。并且将行政诉讼由以前的一级一审改为两级两审。这既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注：在国民党政权盘踞大陆时期，行政案件数量很少。从1933年至1947年15年间，行政院年均受理案件不足48件，最少的年份仅有2件，最多也仅为82件。故只设中央一级行政法院足以应付需要。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沿用旧的行政诉讼体制，一级一审体制只到近二、三十年才暴露出其不足。数据引自《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一)》，第313页。)也是为了进一步给予当事人以充分救济。当然这也与台湾地区行政法学者大力推动有密切关系。大陆地区行政诉讼体制则属于合并主义即一元制。行政案件与普通案件均由普通法院管辖。但较为独特的是在普通法院内设有行政审判庭，具体负责行政案件的审判。虽然大陆也有学者呼吁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1]，但在目前情况下难度很大。大陆普通法院共设四级，也是两审终审制，存在着级别管辖的问题(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共设两级，一审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辖，不存在着级别管辖的问题)。
台湾地区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院，且司法院大法官有违宪审查权，因此其行政诉讼法第252条规定：最高行政法院就其受理案件，对所适用之法律确信有抵触宪法之疑义时，得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声请大法官会议解释。大陆法官没有违宪审查权，并且在第53条规定，行政规章之间相互矛盾时，得声请国务院予以裁决。这一规定被学者们认为是大陆行政诉讼法中最不和谐的音符。
2.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结构存在差异
大陆行政诉讼法与大陆民事诉讼法的结构相似，分为总则、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和受理、审理和判决、执行、侵权赔偿责任、涉外行政诉讼、附则等共计11章。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则分为：总则、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审程序、上诉审程序、抗告程序、再审程序、重新审理、保全程序、强制执行程序、附则共计9编。
台湾地区以不同审级的、不同性质的审判程序为单位架构其行政诉讼法体系。将受案范围、管辖、当事人，以及共同的诉讼程序如送达、当事人书状、期间、诉讼卷宗、诉讼费用等均归之于总则内容。这样简洁明了，便于操作。
另外从总体上看，双方行政诉讼法均有对方所不具备的内容。大陆行政诉讼法所独具的内容有：侵权赔偿责任，涉外行政诉讼，以及总则中关于行政案件审理所应遵循的原则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所独具的有：一审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和解，一审简易诉讼程序、抗告程序、重新审理等。
大陆行政诉讼法虽然也有总则，但其内容不似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总则那样将所有共同的不属一审、二审、再审等程序的规范均包容在总则中。大陆行政诉讼法总则实际上只有三部分，即行政诉讼的目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原则。可见大陆行政诉讼法总则实质上是该法的纲领，双方对总则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
四、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之差异
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均于总则第一条简明概括了立法宗旨。大陆行政诉讼法指明其目的是：“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依此规定，立法者赋予行政诉讼法鲜明的控权色彩。这也与大陆行政法学的主流思想相合拍，即不管是控权论还是平衡论均认为行政诉讼法的主要功能为控制、监督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正因为此，使得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在中国行政法学乃至整个法学发展中具有开创中国民主、法治新局面的里程碑式意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指出其目的为：“行政诉讼以保障人民权益、确保国家行政权之合法行使，增进司法功能为宗旨。”相较之下少了“监督”二字使具控权色彩较淡，更侧重于行政诉讼法作用的均衡发展，既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运行，同时也注重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但其多了“增进司法功能”一语。将其列入总则中体现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立法注重其司法的可操作性。
总之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看似相似，但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对以后的条文产生较大影响。
五、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差异
1.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为概括式。在其第2条中规定：公法上之争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诉讼。并对两种特殊情况作出处理，即第9条规定可受理自身利益并未受到侵害的人民，为维护公益提起的诉讼。并规定选举罢免之争议由行政法院受理(这些也均属于公法上的争议)。
大陆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采用结合式即首先在该法第2条作了概括式的规定，并在该法第11条作了列举(先作内容列举，再作法律列举，最后在该法第12条作了具体排除列举)。
2.受案范围不同
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依本法提起诉讼。这里它要求首先应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抽象行政行为则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其次，权益受到侵害者才有权起诉，再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将“合法权益”限定在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这两类，而政治权益、受教育权益则无形中被排除在外。并且对于非行政主体的公法人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时，对他们提起的诉讼是否可以受理，法律依据不很明确。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则比大陆广得多，认为公法上的争议均可提起诉讼。有些台湾地区学者将公法定义为规范公权力的法。由它引起的争议，其范围显然要比行政权行使引起的争议范围大得多。(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公法契约争议与选举争议也可提起诉讼。甚至利益未受侵害的人民对公法上的争议所提起的诉讼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受理。)
我国大陆地区不承认公私法的划分，所以在行政诉讼法中将其受案范围定义为公法上之争议显然不恰当。但我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所采取的混和式规定的模式其缺点也十分明显，正如台湾地区学者管欧所言：“列举主义其优点在于规定明确，防止滥诉、杜绝纷扰。唯社会新兴事业日多，行政事项极繁，列举既难免遗漏，且无法适应变动不居的行政事项，若不在列举的范围之内，则因违法行为所受的权利损害，即无法定的救济。至于概括主义，其得失则与列举主义相反。唯就行政诉讼制度的趋势及法制思想与社会进步的情形言之，则由列举主义而趋向于概括主义。”瑞士公法学者鲁克认为列举主义是行政诉讼达成概括主义的一种过渡手段。事实上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也是从列举主义经过司法机关不断地突破，如早期司法院与行政法院的见解均认为公务员与国家关系乃特别权力关系，公务员不得对其身份上所受处分提起行政诉讼，但经大法官屡次解释之后，公务员对于公法上财产权之争议，以及免职处分或对于公务员身份有重大影响之处分，均得提起行政诉讼以资救济，最终导致由列举主义过渡到概括主义。大陆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实际上也在不断突破列举主义给出的界限。走向概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再有，抽象行政行为最终也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之内。目前英美等国已有条件地将其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中。台湾地区由于采用概括主义，实际上也已把它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内，大陆在这方面与其相比已有些差距。
六、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管辖的规定不同
大陆由于地域广大，并且设有四级法院，其管辖较为复杂。可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与裁定管辖。地域管辖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但也规定了几种特殊的地域管辖，主要有：经过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原告选择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大陆行政诉讼法尤为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凸现其控制监督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功能。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为两级两审制，一审均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辖，因此不存在级别管辖的问题，地域管辖则普遍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虽然比大陆简单，但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行政权的监督控制力度显然不如大陆行政诉讼法的大。大概由于其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之故。
七、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参加人制度之差别
1.原告资格的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提出严格限制。原告只能是认为其自身合法的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只能是被告。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资格是依据诉的不同而不同的。撤销之诉与请求处分之诉之原告只能是行政相对人。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原告可以是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是行政主体。这与大陆行政诉讼法有很大的区别。尤为独特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不以其权益受到侵害为前提。如台湾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律特别规定者为限。第25条，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于其章程确定目的范围内，由多数共同利益之社员，就一定之法律关系，授与诉讼实施者，得为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该社团法人没有原告资格)。可见，现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诉讼利益的保护范围进行了重大突破，逐步将部分反射利益、事实利益纳入诉讼利益范畴，且这些利益并非仅局限于某特定个人，可以为他人甚而是社会大众之共同利益。考虑到具体受行政侵害之个人未必会提起行政诉讼，立法者承认公益社团的诉讼主体资格，允许它为其成员或社会上更广泛抽象之集团利益提起行政诉讼。这也是一大突破，也有利于更好地监督行政机关合法行使职权。
相形之下大陆行政诉讼适格原告条件过于苛刻。正如韦德所指出的：对于原告的适格，采取限制性规定，有害行政法的健康发展。大陆行政诉讼适格原告条件应该降低，以保障人民充分实现诉讼权利。
2.适格被告条件存在差别
在大陆，当被委托机关或者个人因行使被委托的职权而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时以原行政机关为适格被告，受委托组织或个人为第三人。
在台湾地区，人民与受委托行使公权力之团体或个人因受托事件涉讼者，以受托团体或个人为被告，而不像大陆以委托机关为被告。
3.诉讼代理人资格的区别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除律师外，依法令取得诉讼事件代理人资格者、因职务关系为诉讼代理人者、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者可以为诉讼代理人。
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律师、社会团体、提起诉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相比而言，可供选择的诉讼代理人的范围比台湾的要大得多。
另外，在大陆，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在行政诉讼中被赋予一些优于其他诉讼代理人的权利。如可以依照规定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可以向有关组织或公民调查收集证据。而一般当事人行使上述权利需人民法院批准，并且不得查阅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台湾行政诉讼法则未授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优于其他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4.当事人诉权存在差异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授予当事人的诉权比大陆为多，而且当事人的诉权不仅平等，而且近似于对等。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原告有起诉权，被告有反诉权。原告撤诉权的行使在某些情况下也应征询被告的意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诉讼等等。而大陆行政诉讼法控权色彩十分浓厚，它追求当事人诉权实质上的平等，为保障原告诉权的有效行使，往往对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的诉权作某些限制，如诉讼中不可自行收集证据，需负举证责任等。可见大陆行政诉讼法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理念仍然优于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理念。
八、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前置程序之间的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较为复杂，采用自由选择为主，先行强制为辅的方法。哪些行政案件需复议前置由各具体法律加以规定。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则较为简单，它将行政诉讼分为撤销诉讼、给付诉讼与确认诉讼。对于撤销诉讼一律需要先经过诉愿程序，即复议程序。而确认之诉中虽未明确指明需诉愿前置，但实际上也有诉愿前置的要求。给付之诉在实务上往往与确认之诉或撤销之诉密切相关，因而可以认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以诉愿前置主义为其基本原则。这与台湾地区行政法受大陆法系行政救济制度传统影响较深有关。对于前置程序目前有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赞同者认为诉愿前置更有利于尊重行政权，维护行政统一，并且经过诉愿程序的过滤淘汰将大大减轻法院的负担。从整个救济系统来说，此设置也便于协助人民澄清疑点，扩大救济机会以及加速救济程序。反对者认为：将诉愿列为行政诉讼之先行程序究其实际，实有先行强制主义与行政选择式任意主义之别。诉愿制度日益完善，使其与行政诉讼制度并存，孰曰不宜[2]?主张以先行选择主义代替先行强制主义，使诉愿成为与行政诉讼、请愿鼎足而立的行政救济制度。也有学者建议，对有些情形的违法处分得不经过诉愿或再诉愿程序，迳直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在世界各国中诉愿自主选择主义已成为主流。即使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原则上也采用自愿选择主义。德国行政诉讼法中就确认诉讼，一般给付诉讼及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对联邦最高官署或联邦最高官署所为之撤销诉讼或义务诉讼，均采用直接诉讼。大陆行政诉讼法较为充分地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志。相形之下，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则显得过于保守，但与1975年版的“两级诉愿一级诉讼”体制和“再诉愿前置主义”相比无疑已有进步。显然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还应有所发展。
九、证据制度之间的差异
1.举证责任之间的差异
大陆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行政主体在诉讼期间应举证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事实上与法律上的理由。(人民法院认为必要，亦可自行收集证据)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奉行职权主义原则，(注：事实上现行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台湾行政诉讼法并无举证责任的规定。基本只能依照民事诉讼法来确定举证责任。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案例。参见[台]陈清秀：《行政诉讼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1994年8月版，第316页。)即行政法院就诉讼关系所依据重要之法律事实上收集及澄清负完全责任。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25条规定：行政法院依职权调查事实关系，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第133条规定：行政法院于撤销诉讼，应依职权调查程序，其他诉讼为维护公益者亦同。第134条：当事人主张之事，虽经他造自认，行政法院仍应调查其他必要证据。甚至人民无法对其主张举证，而需借重法院之职权时，亦可请求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以维护人权。虽然职权主义的本义为更好地调集证据，但其效果显然不如大陆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规定。
2.证人作证责任的差异
大陆将作证作为知情者的法定义务，任何知情者均有作证的义务，唯一的例外是涉及国家机密时可以免除作证的义务。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45条规定：证人恐因陈述致自己或与之有亲密关系之人受刑事追诉或蒙耻辱者，得拒绝证言。即使自愿作证亦不得令其具结。显然这与受西方人权思想影响较深有关。
3.证人作证范围之差异
在大陆，证人作证仅限于与案件有关之事实，而不涉及法律问题。与案件有关的法律问题由被告举证，原告亦可就法律问题举证证明其主张。
台湾行政地区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就诉讼事件之专业法律问题，征询从事该学术研究之人，以书面或于审判期日到场陈述其法律意见。可见就法律问题，台湾地区可以要求证人作证。
事实上大陆在这方面也有所突破，在一些行政诉讼中，法官往往会接受法学专家对法律问题提出的意见，但目前尚未见诸于法条。
4.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时间限制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未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时间予以限制。大陆行政诉讼法对被告收集证据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要求其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或证人收集证据(第33条)。其目的为更加严格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5.对诉讼参与人妨碍证据调取的处理方式不同
大陆对妨碍证据调查的诉讼参加人的处理方式为处罚，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等。台湾地区则遵循“任何人不得从其不当行为中获利”这一古老法律原则，对此作出截然不同的规定，其第139条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困难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这一规定显然比大陆单纯使用处罚这一方式更为科学。
十、一审程序中存在的差异
在一审程序中，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之间存在诸多差异。最为明显的为台湾地区一审通常程序中可以和解，同时也不排斥行政法院调解。台湾地区行政审判一审中还有简易诉讼程序。之所以会存在这种情况是因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为给予当事人以充分的司法救济而不似大陆将其定位于控权法。因此只要能达到给予当事人以充分司法救济这一目的，简易程序以及和解、调解等并非不可接受。而且由于其迅速、简便，处理小型公法上的争议优势尤为明显。但缺点是对行政主体的监督不力。因此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不宜引进这些制度。(注：由于大陆法系国家较为强调其保权功能，和解程序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被广泛采用。参见陈清秀：《行政诉讼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1994年8月版，第343页。)尤其是在有些行政机关法治意识还不十分强的今天。
另外在裁判时，大陆要求法官应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而台湾地区则遵循法官自由心证原则。其行政诉讼法第189条规定：行政法院为裁判时，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依论理及经验法则判断事实之真伪。依前项判决而得心证之理由，应证明于判决。显然大陆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裁量标准太理想化了，实际上也难以完全达到，尚不及台湾“法官自由心证”这一规定科学。
⑷ 关于公民的环境权
侵犯了公民健康权了，但是不属于侵犯公民环境权。
环境权，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有两层含义：一是环境的权利，二是主体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而我们现有的理论体系坚持在哲学上“主客二分法”，也就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完全二致和对立”来进行理论的建构，因此我们不承认作为客体的环境有独立的内在的权利。如此，环境权则仅仅是指主体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
权利，按其发展来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我们通常所说权利，多是指法定的权利，因为权利本质上属于特定利益之上法律之力。也就是说，缺乏法律的规定和保障，权利是不复存在的，至少是得不到有效救济的，因此权利之实际享有，必须要以法律的规定为现实的依托。综合上面各个法律部门中有关环境权的规定，可以抽象出环境权的定义。
环境权是指特定的主体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对公民个人和企业来说，就是享有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主要包括环境资源的利用权、环境状况的知情权和环境侵害的请求权。 对国家来说，环境权就是国家环境资源管理权，是国家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利用各种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对环境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环境权的主体与客体
按照环境权的享有所依据的法律属性的不同，可以将之分为私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和公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前者是公民个人所依法享有的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生活的权利；后者是一种环境管理权。私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多体现在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等法律部门，比如民法中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就说明了公民个人享有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受法律保护，不得侵害和剥夺：而公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则体现在环境保护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中，比如环境保护法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管理”就表明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的环境资源管理权。
前者的主体一般包括两类；公民个人、群体。后者的主体则多为国家，此外还包括一部分的组织和法人。需要说明的是，群体多为法人或者其他非法人组织和团体，它所享有的私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可以落脚到公民个人环境权的基础之上。所以环境权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公民个人的环境权：二是国家的环境资源管理权。至于企业的环境权，与公民个人的环境权并无二致，只是侧重有所不同，具体的含义有所差别。比如企业的环境权更加注重环境资源的利用权和环境状况的知情权，而公民个人则较为注重环境侵害的请求权。
环境权的具体内容
1、公民个人的环境权（企业的环境权）
环境权并非一项单独的权利，而是一个由公权与私权、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所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体系。它在程序上表现为国家环境管理的参与决策权，实体上则被赋予民事权利的性质。它以资源的开发、利用权为中心，体现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对公民个人的客观价值，通过成本——收益的效用比较参与经济流通过程。从各国环境权理论和实践方面分析，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进行不同的分类。一般是从权利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按照这种标准，环境权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1）环境资源利用权。环境权的核心在于保障人类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对环境的利用，以获得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环境权首先要肯定其主体对环境的利用权，事实上，各国环境立法的实践也都立足于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展开。将环境资源利用权确定为一项权利，才可以使义务主体承担义务，也才可以使权利主体的权利滥用受到限制，因为，在法律上没有无限制的权利。
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为人类使用环境的合法性，对环境的利用就有污染物的排放和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只有在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环境标准、环境许可、环境开发的各种制度，也才有以环境容量为核心的环境资源使用权交易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及其与权利主体相对应的个人和团体所必须承担的义务的确定，国民的环境资源利用权在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律将为其提供强制性保障，从而为国民向国家、向他人主张环境权奠定了基础。
现有的各国环境立法中关于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静稳权、嫌烟权、亲水权、达滨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公园利用权、历史性环境权、享有自然权等等都是关于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在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哥斯达尼加等国也都有保护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司法实践。学者们也对这些利用权进行了分类，日本的中山教授提出用“环境的共同使用权”来概括这一权利，并将它又具体区分为，“生活环境使用权”、“自然公物使用权”、“特定自然环境使用权”三类。另有学者从环境利益的保护角度出发，将日照权、眺望权嫌烟权等生活环境中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私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为环境私权；而将清 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享有自然权、历史性环境权等“公共性”、“公益性”较高，支配“公共的空间意识”，公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之为环境公权。实际上，这里的“私权”与“公权”和传统法律上的公权与私权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2）环境状况知情权。环境状况知情权又称信息权，是国民对本国乃至世界的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这一权利既是国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又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民主程序。“人们有权知道环境的真实状态，这一权利在立法中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如乌克兰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第9条规定：“公民有权依法定程序获得关于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的确实可靠的全部信息。”泰国的《环境质量法》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环境状况知情权在环境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污染权交易、环境标准等多项制度中也有所反映。
环境状况知情权主要是由法定程序来加以保障的一项权利。有关获得环境信息的程序立 法在此就尤为重要，国民如何获得信息?获得何种信息?对于获得的信息的反馈有无途径? 等等。从另一方面看，环境状况知情权是对政府环境行政机关权力的限制，它要求环境行政 机关负有披露信息的义务，对于不履行职责者，将产生法律后果，在此意义上，环境状况知 情权又是监督权的一种表现。
现行立法除了少数国家对环境状况知情权有比较明确的程序性规定以外，专门对其程序 的规定较为少见。我想这可能与环境状况知情权中所包含的应该知道的必须是具体的信息有 关。从国家权力设置的角度，也有对环境管理行政机关发布信息的规定，但在本质上与规定 国民的环境状况知情权还是有立法思想上的差别的。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立法与从国民权利角 度的立法所反应的是法律本位的不同，也反应出国家对于国民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认识的不 同。
（3）环境侵害请求权。环境权中所包含的环境侵害请求权，是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向有关部门请求保 护的权利。它既包括对国家环境行政机关的主张权利、又包括向司法机关要求保护权利，具体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的请求权，对他人侵犯公民环境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停止不法侵害的请求权等。实际上，也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作法律规范形式意义上的分类，按照这种分类，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宪法权利、行政法权利、民法权利、诉讼法权利等。
2、国家的环境管理权
国家享有公法意义上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享有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很多的法律部门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框架内，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一般都是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这样的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历史的惯性，但是存在弊端——人为地分割了环境资源的统一性，破坏了环境资源的生态性和整体性，同时在决策的时候难免会造成考量的片面和不周全性。因此，我们认为国家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应当变“分级分部门管理”为“统一管理”。由国务院统一行使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权，具体说来，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代表国务院具体负责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
司法实践中，肯定因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行政诉讼，其合法性基础和前提就在于肯定国家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职能。然而仅仅是国家相关部门作为应诉机关被动地去应对行政相对人的诉讼，并没有肯定国家相关部门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可以主动地因为环境污染或资源破坏而向特定的当事人提起诉讼。现行的做法有二：一是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可以支持起诉；二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对环境资源犯罪提起公诉。然而还有一大类环境民事侵害案件缺乏相关的诉讼途径。比如沱江特大污染案件中，约100万人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然而处理结果只是：川化集团被罚款100万元，为渔业损失赔付1100万元；川化集团总裁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姑且不论处理结果是否妥当，沱江流域生态系统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如此高昂的成本应当由具体的主体予以承担。那么就可以由国家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行使诉权，从而突破现有的诉讼法的瓶颈——只有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才可以提起诉讼。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政府主导并实施的公益诉讼。
环境权救济的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以环境权为诉讼理由的判决遭到了否定，否定环境权判决的理由 有多种，如将宪法关于环境权的有关规定解释为程序性的规定或纲领性的规定，认为不能根 据这些规定直接取得具体的环境侵害请求权。认为环境权是针对环境而言的利益，这种利益 不能说是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只不过是反射性利益。还有的法官认为环境权的内容和范 围、环境权的主体范围不明确，无法具体适用。也有人认为，环境是公共利益，任何个人不 能成为它的利益主体，因而原告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主要趋势是否 定环境权理论的。
⑸ 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判断是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键看是否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影响。所谓的利害关系，应当是具有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现实的还是将来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以及法院能否提供适当的救济。
解析：
我国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界定行政诉讼范围的标准有两项：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标准，二是人身财产权标准。
1、关于原告资格问题。
行政诉讼法界定的原告资格是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但是，法律没有区分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与有利害关系的人，也没有明确什么样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才具有原告资格。因此，判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关键要看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起诉人是否具有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现实的还是将来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以及法院能否提供适当的救济。
2、关于被告资格问题。
由于我国行政机关林立，层次复杂，存在大量的内部机构、临时机构、联合执法机构、派出机构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鉴于此，应贯彻“谁行为，谁做被告”的原则，将行政诉讼的被告界定为“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又能够独立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
⑹ 国家理论，请教如何解释耶里内克Jellinek的国家双面性理论
格奥尔格·耶里内克（Georg Jellinek）对研究德国公法学的人来说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其对德国宪法理论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与奥托·迈尔（Otto Mayer）对德国行政法的影响相媲美。耶里内克所生活的年代，是德国宪法学界名家辈出的年代，产生了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dt), 保罗·拉班德（Paul Laband）、赫尔曼·哈勒尔（Hermann Heller）等著名的宪法学者，然而，如论他们对当今德国宪法理论的影响程度，耶里内克无疑占据重要位置。本文将以耶里内克的1892年出版的《公法权利体系》一书的内容为重点，对其公法权利思想进行介绍和评论。
耶里内克的学术经历和思想
耶里内克的学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1872年和1874年分别获得哲学博士和法学博士后，于1876年在维也纳大学开始其学术生涯。由于其犹太人的血统和当时维也纳大学反犹学术势力的盛行，他在维也纳大学可谓备受打压。1878年7月，他的教授资格论文《法，不法和刑罚的社会意义》（ Die sozialethische Bedeutung von Recht， Unrecht undStrafe）在维也纳大学被否决，一年以后，他才以《不法的分类》（ Die Klassifikation des Un-rechts）通过法哲学的教授资格论文。随后在维也纳受海恩里希·拉姆马希（HeinrichLammasch）的委托开始其编外讲师的教学工作。柏林大学法学院在1889年向其颁发了教授资格论文答辩通过的相关手续证明。 1889年他在巴塞尔大学短暂担任教授职位，在1890年到海德堡大学担任教授后，才开始了其学术的黄金时期，其主要的著作都是在海德堡期间出版。
耶里内克对德国公法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两大重要贡献，一是国家学说，二是公法权利理论。 1900年出版的《国家通论》（Allgemeine Staatslehre）是其最重要的著作。这一著作中所提出的国家的双面性理论，与同时代的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从法律规范角度去建构的国家学说以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从社会角度去建构的国家学说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国家提出了其独特的理论阐释体系。按照他的理解，国家“一面是社会的构成，另一面是法律制度”，“因此获得法与社会二者均相关的认识，对探明国家法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通论》被译为多种文字，马克斯·韦伯誉之为“是这个专业很少享有的殊荣”。公法权利理论是耶里内克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他是德国公法权利理论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1892年出版的《公法权利体系》（ System der subjektivenoffentlichen Rechte）一书，奠定了其在德国公法权利理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耶里内克在1895年出版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ie Erklarung der Menschen und Biirgerrechte ），探讨了法国人权宣言的理论起源问题，是其公法权利理论的另一本著作，但这一本著作的影响力不能与《公法权利体系》等量齐观。
二、公法权利的一般理论
在《公法权利体系》一书中，耶里内克集中阐述了他的公法权利理论。这本著作分为总论和分论两个大的部分。在总论部分，耶里内克阐述了国家的法律本质，个体公法权利的一般理论问题，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主观权利和反射利益的区分等重大理论问题。在分论部分，耶里内克分别讨论了个体的公法权利，国家和公法团体的公法权利，以及公法权利的产生、消灭、变更及法律保护问题。
在对之前的公法权利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和评论之后，耶里内克在总论部分的第二小节提出了公法研究所要解决的重要棘手问题，即公法权利何以在法学理论中成为可能，以及公法权利的体系如何构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公法权利何以成为可能似乎是一个伪问题，然而在本书出版时的1892年的德国法学理论界却绝非如此。当时德国的公法理论中，公法主要被认为是一个客观的规范体系，公民个体的公法权利在当时的学者拉班德、奥托·迈尔的理论体系中所占的空间非常狭小。耶里内克建构其公法权利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公法权利在理论上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
耶里内克论证公法权利成为可能的理论支撑主要有两点。首先，国家是一个具有法律人格的组织。根据基尔克（Gierke）所总结的团体人格思想，耶里内克把法律人格赋予国家，通过法律人格的赋予，国家成为一个法律的主体。法律主体都需要具有意志能力，通过其去实现法律利益。国家法律人格的意志力量与个体的意志力量不同，其是一种统一的、多数人所追求的、体现多数人共同目的的意志能力，其法律人格的基础是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其次，国家通过立法受到法律的自我约束（Sebstverpflichtung）。虽然国家的产生是居于法律以外的社会事实，但国家产生以后，其所有的行为都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加以评判。他把国家主权概念界定为：合法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因为从法律的面相看，国家作为一个法律人格，须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否则国家的法律人格便无所依据，国家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和其他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无从展开。通过国家的自我约束，国家对人民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公民个体的公法权利成为可能，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才能够形成。
在回答了公法权利可能性的理论问题之后，耶里内克讨论了公法权利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他把公法权利界定为由法律规范所确认和保护的，以特定的利益为目的的人的意志力，其中，意志力被视为公法权利的形式，而利益才是公法权利的实体因素。他的界定融合了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和耶林的利益法学的内核。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此层面上，还无法把私法权利和公法权利进行区分，因为私法权利也是由法律规范所确认和保护的，以实现特定利益为目的的意志力。耶里内克进一步分析了公法权利这一以特定利益为目的的意志力的独特之处。他认为，法律的“能够”与法律的“可以”有着本质的不同。私法中的法律关系在法律和国家产生之前事实上就已经长期存在，私法规范是一种“可以”类型的规范，因为私法规范实际上是对个体具有法律意义的自然自由行为的认可。在自然的自由领域，只要不妨碍他人的自然自由，就是应当被法律许可的；相反，如果法律规范“不许可”某种行为，其目的并不在于事实上消除此种违法行为。“不许可”的行为，由于仍然属于自然自由的范围，人们仍然可以进行，而只是其法律的效力被否定了，即不具有请求司法机关法律保护的能力。因此，按照耶里内克的观点，私法权利的意志力所涉及的对象是属于自然自由的范围。与此不同，公法规范不是一种“可以”类型的规范，而是一种赋权型的规范。通过公法权利的赋予，个体获得一种在自然状态中所不具有的能力，因此，这种公法权利本质上是一种法律的“能够”，私法中“不许可”的行为仍然可以在事实上进行，而公法中“不能够”的行为却无法在事实上被逾越。
由于公法权利涉及的是一种法律的“能够”，而不是属于自然行为自由的范围。所以公法权利的赋予被认为是扩展了法律主体的法律人格的空间。“全部法律的能够创造了人格”，所以在耶里内克的理论体系中，法律人格并非仅仅是一个静态的主体概念，还被理解为主体的一种法律能力，公法权利的赋予和剥夺会导致这种特定能力的变化。私法权利是以另一个平等主体为对象的，私法权利的增加和减少却对主体的人格不产生影响，所以私法权利原则上可以自由转让；与此不同，公法权利是一种居于公民和国家特殊稳定关系被赋予的一种能力，公法权利的赋予和限制剥夺会对主体的人格产生影响，所以公法权利被赋予后，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的前提下才能被限制或剥夺，自由转让在原则上是不成立的。
作为实现某种利益的意志能力（Wollenkonnen），私法权利往往具体体现为私法的请求权，公法权利也与此类似。私法的请求权来源于特定的法律状态或法律地位，与此类推，公法请求权也产生于特定的法律状态（Rechtliche Zustande）。法律地位或状态既是公法请求权的基础，也是请求权本身所要服务和保障的目的所在。在私法中，要求某人交付某物的请求权可能来源于债权的法律地位，也可能来源于物权的法律地位，他认为这种原理可运用到公法中。耶里内克把公法中作为请求权基础的状态称为法律关系，认为这种法律关系体现了公民与国家关系中不同的法律地位（Status）。公法请求权作为一种意志能力是一种表征，支持公法请求权的是公民与国家的不同的地位关系，即公民在与国家关系中的不同法律地位，相同的请求权的内容可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因此要深入到请求权的目的结构中，分析请求权所服务和保障的法律状态和地位。
三、个体的4种地位
耶里内克把个体与国家的地位关系界定为4种，即被动地位、消极地位、积极地位、参与地位，其中，被动地位导致个体对国家的服从义务，不能够支持个体的公法权利。而消极地位、积极地位、参与地位则支持公民个体的公法权利。
（一）被动地位（Der passive Status）
被动地位简言之即服从的地位，即个人在其个人的义务范围内服从于国家的义务要求和禁令。个人服从国家规定的义务包括履行特定行为的义务（如缴纳税收的义务）和不从事国家禁止行为的义务，与个体的服从义务相对应的是国家的职权。耶里内克赋予这种服从的地位两种含义：其一，处于被动地位的个体服从国家针对其所设定的任何一种义务要求或禁止令。其二，处于整体的民众或阶层中的个体服从于国家对整体的民众或阶层所设定的义务要求或禁止令。在服从关系中，国家可借助具体的规范形态的帮助来设定各种具体的义务，被动的地位关系是对各种具体的规范形态的抽象和总括。
（二）消极地位（Der negative Status）
按照耶里内克的界定，消极地位关系所指向的是个体的自由空间，即国家赋予国家成员的自己主宰的、没有国家介人和国家强制的空间，在这个个体的自由的空间中，个体通过其自由的行为来实现其个体的目的。耶里内克采纳了当时欧洲流行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的理论作为消极地位的理论依据，即国家产生于公民个体对自己部分权利的让渡，个体牺牲部分自由成立国家的目的在于确保个体的安全和确保个体能够享受到未让渡给国家的剩余的自然自由。因此，国家不能侵犯个体所保有的自由空间，国家对个体自由和空间的侵入必须正当化和合法化，个体不应当服从国家违法的义务要求并居于国家认可的自由有权请求国家不干涉其自由空间，撤销越逾规范的强制命令。
从公民个体与国家的消极地位关系出发，耶里内克提出了宪法列举基本权利对整个国家机构的约束意义。他认为，对基本权利进行列举的意义是双重的，所列举的基本权利不仅对国家的行政（包括法院和警察的强制），而且对立法者本身提出了要求，即国家的机构应促进所列举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并且不能侵犯基本权利。虽然基本权利的列举对公民个体消极地位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消极地位所保护的自由并不仅仅限于宪法基本权利所列举的自由，未被列举的基本权利所涵盖的自由，仍然属于公民的自由空间，也不能被国家所侵犯。
耶里内克认为，服从于国家和不受国家干涉是相反的两种可能性，因此被动的地位和消极的地位构成一对矛盾关系。不设定作为义务和禁令，即属于自由，自由空间和服从义务的空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由于他把公法权利看作是个体所拥有的特殊的法律能力，每个公民个体的消极法律地位（或状态）所指向的自由空间并不完全一致，某些公民个体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如通过国家的特许），而某些公民个体的自由空间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被缩小（如通过刑罚）。
（三）主动地位（Der positive Status）
国家行为是促进公共利益的行为，公共利益不是必须和个体利益相关联，但是可能和个体利益相关联。当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相一致并被国家确认时，国家就赋予了公民个体对其特定行为的请求权并提供法律手段给个体使用来实现这种请求权。公民的主动法律地位，指的是个体作为国家的公民，作为国民或市民所拥有的请求国家为特定行为和请求国家对其权利提供法律保护的权利。个体作为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主体与具有法律人格的国家的法律关系是双向的，个体在被动地位关系中服从于国家，承担服从义务。在主动地位关系中，国家则向个体承担义务，而个体则享有向国家的请求权，因此主动地位（状态）和被动地位（状态）是对应的关系。在判断个体是否享有以主动地位为根据的请求权时，区分客观法的反射利益和请求权之间的不同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的行为在整体上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如果个体因为这种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的行为在事实上受益，这种受益仅属于反射利益，不是法律规范所赋予的个体可受法律保护的请求权。只有个体具有向国家主张的，能够用法律手段来保证实施的个体利益时，方具有向国家主张的请求权。在此，国家的确认（Anerkennung）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国家的确认是国家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可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进行，也可以其他方式进行。
居于主动法律地位的个体被赋予两种请求权：其一为对国家行为的请求权，其二为请求国家的法律保护来实现自己权利的权利，后者又称为法律保护的请求权。个体所拥有的法律保护的请求权是法律所赋予的一种能力，构成个体人格的组成部分。虽然法律保护请求权所保护的权利不仅仅限于公法权利，私法权利也要通过法律保护请求权来确保实现，但法律保护请求权本身是一种纯粹的公法权利，其来源不是私法的法律人格，而是公法的法律人格，即个体在与国家地位关系中的主动地位。而法律保护请求权的目的，也不仅仅在于保证私法权利的实现，而是保护具有法律意义的个体的公法地位或状态。
（四）参与地位（Der aktive Status）
参与地位（状态）是指个体作为国家的一个成员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的地位（状态），选举权被认为是个体居于此种地位的典型权利。耶里内克采纳了卢梭的公意理论来对参与地位进行阐述。国家的意志作为一种公意，其本质是个体意志的整合，因此国家需赋予公民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能力，这种参与地位的赋予也不是自然的自由，而是国家法律所创造的能力，是个体人格的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国家法律应当规定，哪些人在何种具体的条件下能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但在耶里内克的理论体系中，不同的个体对国家意志形成的参与程度是不相同的，君主、总统等具有特殊地位的个体和普通公民个体虽然都具有参与地位，但参与地位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居于参与地位而享有的公法权利也是不同的。耶里内克还列举了居于参与地位的具体的权利形态，包括国王的权利、君主的权利、政府首脑和法官的权利、选举权、被选举者的权利、非选举的国会成员的权利、直接民主中的投票权和选举权、来自政府公务员的权利等。
四、耶里内克与德国公法权利理论的发展
德国的公法权利理论的发展，虽晚于英国和法国，但通过数代法学家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广泛影响。在德国二战前公法权利理论的发展历程中，耶里内克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德国公法理论的发展，通说认为始于卡尔·弗里德希·冯格尔伯（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在1815年所著的《公权论》（ fiberoffentliche Rechte）一书。在这本书中，冯格尔伯系统地论述了公法权利，认为个体与民族共同体亦即国家结合时，得享有对国家的公权。虽然其所论述的公法权利，其本质只是界定国家权力行使的客观的、抽象的规范体系而已，并未建立起可通过国家法律保护来实现的公法权利，但他的理论已经打破视国家为先天绝对权威的国家观念，最早体系地、纯粹地从公法观点出发来研究个体公法权利，所以他被耶里内克誉之为公权理论史上的里程碑。而耶里内克所打造的公法权利体系，不仅仅是规范国家权力，实现统治目的的客观法律体系，而且是个体可以诉诸国家法律保护的，以实现自身利益的真正的主观性的、具备现代法律意义的权利内核的公法权利。在耶里内克之后，奥托马·比勒尔（Ottmar Buhler ）通过其1914年的教授资格论文《公法权利及其在德国行政裁判上之保护》（ Die subjektivenoffentlichen Rechte and ihr Schutz in der deutschen Verwaltungsrechtsprechung）对公法权利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这本书提出了至今仍然发挥重要影响的公法权利定义：“公法权利指人民基于法律行为或以保障其个人利益为目的而制定之强行性法规，得援引该法规向国家为某种请求或为某种行为之法律地位。”德国传统的公法权利理论在比勒尔的书中基本奠定雏形，这种公法权利理论也被德国战后的公法理论所继承。
耶里内克对德国公法权利理论的重要贡献不仅体现于其所打造的公法权利体系已经基本上和客观法律体系划清了界限，而且在于其所提出的公民4种地位（状态）理论。耶里内克认为公民个体的公法权利来源于后3种法律地位，个体所享有的具体的公法权利的目的在于保护后3种法律地位，他按照3种法律地位来建构个体的公法权利体系。这一理论模式在当时就备受置疑，例如，奥托·迈尔就认为耶里内克的这种理论是“引人注目地偏爱陌生的词汇”。对耶里内克的公法权利理论模式进行批评的主要着眼点是这一理论模式的纯形式性和各种地位之间关系的不清晰性。黑塞（Hesse）认为耶里内克的模式“没有涉及具体的确定的生活关系”，其理论模式中的人不是生活现实中的人或市民。黑贝尔勒（Haberle）批评耶里内克以一种孤离的假想的方式来界定各种地位，并且各种地位之间的关系相互缠绕不清。阿里克斯（Alexy）对耶里内克的地位理论进行了具有说服力的辩护，他承认耶里内克的地位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形式化的分析框架，但不能因其形式化而否认其理论和实践价值。在用法律来规范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需通过对个体设定义务要求、或确保个体自由空间、或赋予个体向国家要求某种特定行为的权利和权能来实现规范的目的，因此对这些规范形态进行抽象和体系化是有可能也是有必要的。事实上，耶里内克的地位理论正因为其形式性而具有不朽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他的理论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对公法权利的教义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今德国国家法中的基本权利的功能理论，即是通过对耶里内克的地位理论进行改造而形成的。防御权能对应着耶里内克的消极地位，受益权能对应着他的主动地位，参与权能对应着他的参与地位。以耶里内克这种地位理论为基础的公法权利的三分法（即公法防御权、公法请求权和公法形成权），也对当今德国行政法教义学发生了深远影响。比如，撤销之诉是以保障公民的公法防御权为主要功能的，其司法审查的核心要点是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对公民公法权利的侵犯；而课以义务之诉和一般的给付之诉是以保障公民的公法请求权为主要功能的，其司法审查是以起诉人是否享有和能够行使公法请求权为审查要点的。
然而，耶里内克的公法权利思想仍未跳出时代的局限，正如黑贝尔勒所言，耶里内克的公法权利思想是“晚期专制主义的头，民主思想的脚”。在公法权利体系一书的后半部分，耶里内克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国家机构的公法权利。他把公法权利不仅赋予个体，也赋予国家机构，这与现代公法理论的个体享有公法权利，国家机构享有相应职权的权利和权力二分思路相去甚远。《公法权利体系》一书的后半部分在今天的影响力，也远远没有前半部分大。另外，耶里内克虽然赋予了个体公法权利，但其所理解的公法权利是个体之间存在差别的法律人格或法律能力，这种对公法权利的理解与现代公法权利的平等原则是不相融的。再次，他对立法者寄以了过度信赖，认为立法者不受司法审查，按照他的思想，公法权利并不能得到彻底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