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第一部行政诉讼法

A. 请问《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劳动法、婚姻法》之间的关系。及各种法律的通俗解释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它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的变化对宪法的发展变化起着直接作用，同时国际关系也对宪法发展趋势有所影响。
制订刑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律都不能违反宪法。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极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其阶级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刑法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广义刑法、狭义刑法相联系的，刑法还可区分为普通刑法和与特别刑法。普通刑法指具有普遍使用效力的刑法，实际上即指刑法典。特别刑法指仅使用于特定的人、时、地、事（犯罪）的刑法。在我国，也就是指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民法（Civil law），是规定并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间、法人间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民法既包括形式上的民法（即民法典），也包括单行的民事法律和其他法律、法规中的民事法律规范。

诉讼法部门指规范诉讼活动的法律。主要包括有《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另外，诉讼法部门还包括《仲裁法》、《监狱法》以及《律师法》等等。
诉讼法指的是规定诉讼程序的法律的总称，是打官司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诉讼法是典型的法律程序法。在中国有三大诉讼法，分别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除了以上三大诉讼法外，一般还有宪法诉讼。（中国目前还没有宪法诉讼，因此没有规范违宪案件审理的程序法）

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概念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经济法立法，司法等活动的基础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济法现象在世界各国大量出现，经济法概念问题也成为经济法学界争执最多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劳动合同法共分8章98条，包括：总则、劳动合同的订立、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特别规定、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和附则。劳动合同法是规范劳动关系的一部重要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属于社会法。

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全文分为8章，包括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及附则，共27条。内容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同时涉及家庭关系方面的各种重要问题。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原婚姻法自新法施行之日起废止。2011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

B.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为了更好地比较中外行政法的历史发展，应该首先了解各自的发展历史，这是前提所在，然后再分别对中国行政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
一、新中国建立以前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在中国产生于民国初期。1914年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条例》，同年7月15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1914年3月21日公布的《平政院编制令》，平政院具有行政法院的性质，行政审判权不属于普通法院，而属于平政院。1932年11月27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行政诉讼法》，1945年4月16日又颁布了《行政法院组织法》，这两个法律规定，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分立，专门处理行政诉讼案件。它规定行政诉讼有三个步骤，当事人必须先向行政机关提出诉愿和再诉愿，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二、新中国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
新中国行政法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行政法的初创阶段（1949－1956年）。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初创阶段，没有制定系统的行政法体系，甚至对行政法的认识也是有限的。
2、行政法的倒退与破坏阶段（1957－1977年）。这一时期由于反右运动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行政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坏殆尽。
3、行政法的恢复阶段（1978－1988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82宪法开始，行政法进入了恢复阶段。许多领域的行政法律规范相继制定，初步结束了无法可依的局面。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审理行政案件，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行政诉讼制度诞生的。
4、行政法的发展阶段（1989年－）。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具有重大意义，确立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给公民的合法权利以切实的保障，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近年来，行政机关和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机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正朝着“法治国”的目标艰难而稳步地前进着。
三、外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现在人们使用行政法这一概念是指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大陆法系的行政法产生较早，体系完善、理论发达。其特点主要是各国都有两个法院系统，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存在两种法律规则，即公法和私法。法国行政法和德国行政法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各国的历史不同，在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上也存在差异。
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其特点主要是各国都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普通法院在审理各种案件（包括行政案件）时，适用同一体系的法律规则。
1、英国行政法
在英国没有明确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所以早期的英国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作为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是17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产物。
2、美国行政法
美国行政法受英国行政法的影响产生较晚，美国行政法的产生是同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相联系的，1887年成立的州际贸易委员会被认为是美国行政法的开始。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行政法迅速发展，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是美国行政法上划时代的法律，该法以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为基础，建立起准司法的行政程序。
四、历史发展比较
外国行政法主要分为两大法系行政法，即为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
1、中国行政法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
虽然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中国行政法相对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特别是法国、德国的而言，起步较晚。从产生开始，中国的行政法就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德国行政法的影响。
2、中国行政法与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中国行政法研究则起步较早，重视程度也较高。中国现代意义的行政法产生于民国初期，而英美法系国家直到19世纪后半叶，其
学者们才开始注意行政法的功能并逐步建立了理论体系。在英国，作为一门科学，行政法研究真正受到重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美国行政法的发展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
从当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外行政法日趋融合。两大法系互采之长，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范围向广义演进，既包括程序法，又包括实体法，既包括内部行政法，又包括外部行政法。过去上诉法院把行政案件看作私法案件，由民事庭审理，现在，上诉法院专设了行政庭，审理行政案件。大陆法系行政法已经突破公法的范围，在一些行政领域适用私法，在法德等国，行政私法已成为流行词，公私法的界限日渐模糊。
参考文献：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应松年，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2、《新编行政法学》，谭宗泽，重庆出版社，2001年。

C.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行政诉讼法》于什么时候实施

1989 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行政诉讼法。

D. “民不与官斗”观念为何存在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有何新变化

在公民眼中，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因自古有民不与官斗之法谚，所以一般情况下，作为普通公民很少去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
久而久之，公民对行政诉讼领域会很陌生，有时还会对我国法治建设心存疑虑。而“法院会不会暗箱操作”“司法腐败”等观念的存在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基于此，我们首先需要简要了解“民不与官斗”的由来?然后再了解建国后的行政诉讼(民告官)司法制度确立后的变化，以期打消公民之疑虑，并充分了解我国行政诉讼现状，感受法治的进步，叩开行政诉讼的大门。
一、公民缘何有“民不与官斗”之观念呢?
有关此问题，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点与国家的机构设置有关。封建社会时期，国家的执法权和司法权是合并的，因此，古代的官府相当于如今的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两个机关，换言之，官府既是执政者也是裁判者。因此，如果执政者对公民作出错误的行政处罚后，很难再自行更正自己的错误。
第二点与当时的控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在清代，公民若对州县的处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司法机关(同样是官府)提控告，这就是当时的民告官制度。清律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如审判不公，再赴该管上司呈明，若再有屈抑，方准来京呈诉。”“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辙赴上司成讼者，即时亦笞五十。”
可见，为了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百姓们应当安分守己，听从父母官的裁决，不得随便进京告状，而非尽快的解决百姓们的纠纷。即使等到老百姓达到了上京告御状的条件，基本上也资产耗尽，穷困潦倒，加之老百姓心中的官官相护心理确信，便有了民不与官斗的心理确信。
二、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有何新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
之后我国于1989年4月4日，出台了建国后第一部系统性的行政诉讼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用以规范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民告官行政诉讼案件。
随着行政诉讼案件的增多，行政诉讼审理越发复杂，为了适应新时期的需求，国家在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两次修订，最终形成了现行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修正)(以下简称“17年行政诉讼法”)。
那么，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相较之前有何变化呢?
第一，建国后我们便改变了之前的行政权和裁判权合并的模式，将裁判权从行政机关中分离了出来，划归至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根据相关的法律，统一行使裁判权，消除了行政机关即使执法者也是裁判者这一弊病。
第二，由于执法权和裁判权的分离，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便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扰，加之人民法院上下级之间并非隶属关系，而是监督指导关系，便打消了公民心中政府官官相护的这一担心。
从新的行政诉讼法受案相关法条及收费标准等涉及可以看出，国家在设立行政诉讼法之初，也希望公民能够积极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尽可能的降低公民的诉讼成本。
可见，行政诉讼不可同日而语!
三、行政诉讼新篇章
1.何谓行政诉讼?
17年《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这便是行政诉讼活动的概念。
2.何谓行政诉讼案件?
首先，需要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
我们需要理解17年《行政诉讼法》保护的对象仅仅为合法权益被侵犯，《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很明显，《行政诉讼法》保护的是公民被侵犯的合法权益，那么对于公民被侵犯的非法权益，《行政诉讼法》是不予保护的，但是不保护并不代表不能提起诉讼，只是在后续的审判裁决中，不会被人民法院所接纳。
值得说明的是，公民一般很难分辨自己的权益是否合法，也很难认清自己的权益是否因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的行为直接造成，所以，法律在此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采取公民的心理确信标准，即公民认为自己的权益被其侵犯，这一标准的确立，将有助于公民及时的行使诉讼权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至于后续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则需在审理时，就公民的权益是否合法等实质内涵作出法律评价。
其次，哪些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我们需要明白，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会作出许许多多的行为，但并非所有的行为均是可诉的行政行为，也非所有的可诉的行政行为均对公民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故此，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哪些属于被诉的行政行为。
对此，17年《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说的很明确，即对于下列行为，公民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的;
......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最后，哪些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
而哪些属于不可诉的行政行为呢?对此，人民法院亦有规定，即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
(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
3.如何开启行政诉讼?
具备了前两个要件，即侵害要件和行为要件后，那么作为公民的我们，便可以考虑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了，也就是说行政诉讼的开启。
17年《行政诉讼法》对此也有相关的规范，按照诉讼法的要求，公民若准备叩开行政诉讼的大门，需要具备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在此情况下，我们便可以梳理出公民若提起行政诉讼，需要向人民法院准备如下材料:
(一)原告的身份证明资料;
(二)有诉状，诉状中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三)有合法权益被被告侵害的证据;
(四)有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了事实证据;
(五)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

E. 行政诉讼法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在常委会第11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修正，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一、中国封建时代，人们心目中没有民可以告官的观念

封建时代，中国的皇帝代表统治阶级依靠封建法律统治和压迫老百姓。当时的法律，是民、刑、行政不分；实体、程序不分的。由于长期以来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意识形态，人们心目中没有民可以告官的观念。不存在提起“民可以告官”的诉讼制度。

二、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未形成规范的行政诉讼制度

1989年4月4日《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与实施，打破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观念，建立起了民可以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因此，人们普遍地把这部法律叫做“民可以告官”的法律。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

中国行政诉讼法，除《行政诉讼法》中比较集中地规定的一些行政诉讼法律规范外，还包括其他分散规定在其他许多法律、法规中的行政诉讼法律规范。

三、行政诉讼法，是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以后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的国家已制定了行政程序方面的单行法律，如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日本的《行政案件诉讼法》、德国的《联邦行政诉讼法》等。有的国家还设有行政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把程序法同实体法逐步分开来形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已成为当代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代国家的行政法，同刑法、民法不同，大多数国家的许多行政法律文件中，都既规定了实体法规范，又同时规定了相应的程序法规范。而在刑法领域和民法领域中，实体法同程序法已基本分开，形成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民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

F. 应松年的个人轶事

他是著名法学家，却也爱好历史学和文学，他说那是他的精神家园，可以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心智的启示；他职务多、工作紧，却忙里偷闲，偶尔拉上一会儿二胡，一曲《二泉映月》让人如醉如痴；人到中年后，他创造了中国行政法众多“第一”，从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到培养第一代行政法学研究生，从参与新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的起草到此后众多行政法的出台，都深深地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与新中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制同行，成为中国行政法学著名的“领头雁”之一。

“挫折是垫脚石”
磨难对于有志者来说是一块垫脚石，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挫折能造就强者，也能吞噬弱者。
1937年，应松年出生在宁波奉化的一户书香门第。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踏进华东政法学院，在大学的日子里，他很快崭露头角，第二年就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向新生介绍大学生的学习经验。
可是，厄运很快降临，1957年“反右”开始，巨大的政治风浪波及全国众多高校，同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一样，他也被卷了进去。毕业后，他被“发配”去了新疆伊犁。
这里有戈壁胡杨，逆风怒吼，但这里也有葡萄苹果，青山绿水，还有朴实热情的各族人民，伊犁河谷不乏温馨。天涯何处无芳草，边地赋予应松年生活的激情。这里成了他砥砺人生的起点。
远离家乡，远离专业，不免彷徨，但他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没有法学书籍可研读，历史、文艺书籍也足以慰藉，总之是找到什么就看什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读了许多自己喜欢的文学和历史书籍，还写了一些民族文学的评论文章，发表了一组伊犁诗话和有关伊犁的史话。林则徐、左宗棠、细君公主，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故事中，金戈铁马，雪野情长，显示了可歌可泣的边地历史画卷，应松年教授从中也深得历史的启迪。
回首往事，应松年平静地说：挫折对于人来说，未见得全是坏事，它可以磨去身上的稚气和傲气，促使人更加懂得生活的含义和人生的意义，更加懂得珍惜人间美好的东西，尤其是能使人练就敏锐的洞察力和清醒的辨别力。
“困难和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正如契诃夫这句话所言的那样，生活的磨炼和知识面的拓展，为一个未来的行政法学家留下了深厚的储备。
“填补”出来的行政法学家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在伊犁20年了，应松年也已经步入中年，但生活的轨迹却面临改变。1980年，西北政法学院和其他政法院校一样，停办多年，这时决定恢复重建，但因法学人才断流，缺乏师资，吁请西北各省支持该院人事处长还专程到新疆觅才。这时，应松年已担任伊犁州教育局的教学研究室负责人。得知应松年想离去，劝留不得，教育局采取了行政手段，扣住人事档案不放。面对领导的信任和挽留，应松年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但他很清醒，也很坚决。20年的生活经历，已使他深刻认识到，民主与法制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怀着对伊犁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深依恋和感激，打点行装，应松年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西北政法学院，重返他热爱的法学领域。
机遇选择了应松年，应松年也抓住了机遇。
由于对历史和哲学的偏爱，应松年对法理学和法制史似乎更感兴趣。可是当时西北政法学院的行政法没有教师，应松年又满腔激情地填补了这块空白。没想到这一“填补”，竟补出一位行政法学家，也使他与其他的行政法学家一起，共同补出了行政法学的一片辉煌。
没有教材，缺乏资料，难以入手，做事有股倔劲的应松年一头扎进了图书馆，详细研读了所有民国的和前苏联的行政法学著作。接着，他又从西北到西南，又到中南，收集资料，还结识了当时也刚刚踏入行政法学门槛的同行。
这时，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的王珉灿先生在厦门主持召开了行政法学教材编写研讨会。应松年得知消息，觉得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便毛遂自荐，要求参加会议。望着这个风尘仆仆、满脸执著的后辈，王珉灿老先生心头一热，心里珍视着来人的这份热情。没想到在研讨会上，应松年侃侃而谈，掌握资料翔实，对行政法学有着独到精辟的见解，众人对他开始刮目相看，王老先生当时就决定把他借调到北京，专门从事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写作和编辑。
王老先生的这一决定成为应松年人生历程上的重要契机，揭开了他的行政法学之路的开端。岁月如流，王老先生已经逝去，应松年始终铭记着老先生的知遇之恩。应松年说，有时深夜伏案，稍有懈怠，想起王老先生，就又笔不辍手，耕耘在行政法教学研究的阵地上，并以王老先生为榜样，视奖掖青年学者为己任。
20多年来，我国行政法制发展迅速，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到《立法法》，一直到刚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中国行政领域里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被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参与起草，还是参加讨论，或是提供咨询，这些法律都倾注着应松年的一份心血，寄托着他的法治理想，承载着他的人生追求。应松年在治学、立法研究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脚印。
拥有众多“第一”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行政法学领域里，应松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中国行政法治发展历程中，应松年有幸参与了教学、理论研究、法制建设的开创性工作，成为众多“第一”的拥有者。
1981年，应松年参与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行政法概要》。他回忆此事时说：“我们也是在‘边学边编’，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是我那时去得最多的地方。”边学边编，包含了我国行政法学开创研究的几多辛酸。
1984年，他主编了建国后最早的行政管理学教材之一《行政管理学》，这一著作包含着应松年对于中国行政法治之路最初的思考、体悟，第一次揭示了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内在联系。这本书后来发行达数十万册，获得全国行政管理学论著一等奖。
1985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成立，十多年来，应松年一直担任该学会的副总干事兼秘书长，后来又担任学会会长。学会在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行政法学研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86年，著名法学家陶希晋发起了组织行政立法研究组。近20年来，应松年作为研究组主要负责人之一，组织在京的一些学者和在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一起，从事了多部行政立法的研究和试拟稿的起草工作。
为促进行政法学的繁荣，应松年一直希望行政法学界有一个可以探讨争鸣的园地。在没有经费，没有专职编辑的条件下，群策群力，白手起家，终于创办起了一份理论刊物。开始用油印，1993年取得一些资助后正式出版，成为我国法学领域里惟一的单科理论期刊，这份杂志就是现在的《行政法学研究》。
挂在嘴边的法言法语有时被遗忘了
在谈到中国行政法体系时，应松年说，法律的制定，某个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也许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法治之路才得以不断向前延伸。
对于他参与已经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应松年如数家珍，欣慰之情油然而生。目前他又把期盼投向了《行政程序法》。他说，近几年来，行政程序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个别政府部门在审批过程中的不透明、效率低下和“寻租”行为。除《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作了较完善的程序规定外，其他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比较简略，且不统一。因此，从长远来看，仍然需要制定一部全面的行政程序法。它将更加体现规范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宗旨。应松年指出：“我国过去重实体、轻程序，现在必须重视程序的作用。只有程序公正了，才能更好地促进实体的公正。”“进一步说，程序不光是一个工具，程序本身也具有独立价值”。
但是，应松年同时指出，立法中的缺陷也不容忽视。他说，目前正在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关系到中国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部重要法律，但却遗漏了权利救济问题。该法在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委”关系和司法救济问题。当时立法讨论时，关于“两委”关系还有些争论，但后来还是写下了相互矛盾的法条。对于司法救济，大家却集体“失语”了。该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但当一个又一个民选村主任被非法撤换、停职或者无法上岗时，村民们却没有什么救济渠道。告到法院，法院却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未规定，政治权利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拒绝受理。
“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这是法学专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这句话却在立法的关键时刻被遗漏了，无论从中国的民主法治角度来说还是从法学专家角度来说，都教训深刻！”应松年遗憾地说，对此，他自己也没有尽到一个行政法学者的责任。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人们将自我实现视为最大满足，对我来说，最大满足是学生们的成长！
1986年，应松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之后，中国政法大学招收了中国最早一批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应松年先后担任导师组副组长、组长，后又担任博士生导师，承担了培养中国第一代行政法研究生的任务。其间，他还担任师资培训和法制干部培训的组织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行政法学教师和实务工作者。
1997年，时值应松年教授从教35周年暨60华诞庆祝会召开之际，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不管如何辛苦劳顿，应老师总是精神抖擞地登上讲台。他善于用浅显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来解释深刻的法学思想，受到听讲者的普遍欢迎。”
他的另一位学生也饱含深情地说： “每次上课，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很早赶到等着我们，常令我们感动和惭愧。他采用‘讨论式教学’启发和激励我们各抒己见，使我们在讨论中深入，在交流中受益。”
学生们从应松年那里不仅收获了知识，更传承了民主法治信念。一位当法官的学生说：“在跟应老师读书的日子里，不论探讨学问，还是处理事情，他总是很民主，先让你说说看法，最后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解决办法，我们很平等。亲其师，信其道，我们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知识，而且学会了做人的道理”。
谈到自己的学生，应松年颇为自得：“硕士上百名了，博士有几十个。许多人都羡慕我这一点，在学生身上，我也学到许多东西。人们将自我实现视为最大满足，对我来说，最大满足是学生们的成长！在他们身上，我感到了人生的延伸，理想的延伸。”
认真履行代表的职责
永远立于大众的立场。
应松年喜欢读小说。他说：“文学即人学，法学也是如此。”关注人，关注人性，这应该是文学和法学的共同之处。文学对于正义的崇尚，对于邪恶的鞭挞，也是和法律精神相通的。文学的感性，法学的理性，殊途同归。只有在深刻参悟人性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才是切合人民意志的。
“人民的利益就是最高的法律”，这是应松年教授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学术宗旨和做人准则。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说：“他经常教育我们，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相对人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在这种情况下，一名法律工作者一定要把正义和公平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尽己所能为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应松年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也写道：“保障人权，体现人性，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这是现代法治理念的核心。在立法、执法领域，坚持人文关怀，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制定法律、实施法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应松年告诉记者，尽管中国行政法制发展很快，但目前基层违法行政、滥用权力的现象仍然很严重。作为人大代表，他每年接到的申诉信都有300封左右。他总是很认真地转给相关部门。他说：“相当一部分群众反映的都是有问题的。”
应松年介绍说，有一次，有一位职工拄着拐杖来找他，主要问题是工伤评定等级过低。应松年教授耐心地听他诉说后，经过一次次电话联系，多方奔走，终于解决了这位职工的问题。还有一次，有两位基层法官找他，诉说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处理。为此事，应松年多次反映，最后取得了高检院的支持，终于使两位法官的问题得到公正的处理。言及此，应松年对高检院重视人大代表反映的问题并认真处理的行为，深为感动。
作为一位行政法学者，应松年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中作出了业绩，同时，在行政法制建设中，在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中，应松年作为一个学者，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与行政法同行，是应松年人生轨迹的写照，我们相信，他将继续精神抖擞地与行政法一起前行。

G. 我国是在什么时期开始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

行政诉讼制度自1914年在有着长期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华古国尝试建立已有80多年的历史。
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命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剧变迁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法治成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及和平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只能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法存在，并未发挥多少实在的功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2.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依政策治国观念的束缚，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逐渐得以发育，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空间，要求国家保护其利益的愿望愈益强烈，权利意识大为增强。而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强调党政分工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合理分工，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扫清了体制障碍。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从多方面得以奠定。
1989年4月，在此前所颁布的大量涉及行政诉讼的单行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审判实践的基础上，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并于1989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行政诉讼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成文法历史中，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该法的颁行意味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开始。

H. 马怀德的重要活动

三度参加中纪委特邀座谈会
虽然曾在2007年和2009年两度参加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也曾走进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法制讲座，但是，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的这场座谈会仍让马怀德觉得不同于以往。
马怀德教授还记得，此前1周，中纪委给他发来了会议通知，还特别注明要穿便装，这让他觉得有些不一般。更让马怀德意外的是，会一开始，王岐山书记便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座谈会我们改改会风，不念稿子，少说客套话”，并笑言“网上的意见够刺激的，我们都能听进去”。
有了这个开场白，马怀德在发言时便抛下了自己预先准备好的稿子，提出源头反腐需要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与《行政组织法》这三部重要法律。“在我发言的过程中，王岐山频频点头，没有说什么。最后到他讲话的时候，他讲到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时，提到了我发言的部分内容，肯定了制度反腐的重要性。后来，王岐山还说，方便时还要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聊聊。”马怀德说。
亲历国家多部法律的制定
在法学界，马怀德教授以他在行政法学界的丰富经历和权威地位著称。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届诉讼法专业行政诉讼方向的博士毕业生，曾直接参与了《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草稿）、《行政诉讼法》等多部法律的研究和起草工作。
从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本科时起，马怀德就对行政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师从中国行政法学界泰斗应松年先生攻读行政法学硕士后，他对中国的行政许可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知道什么是行政许可吗？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审批。在中国，‘许可’过多过滥的现象一度让百姓感到难以适应。比如说，我给我女儿上户口就跑了十几次，盖了若干个章。”马怀德说。
早在1994年，马怀德就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建议制定行政许可法》的论文，《中国法学》全文转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有了反应，马怀德随后成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启动的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小组中的一员。
作为行政法学的长期研究者，马怀德还把目光投向了国外，多次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拉卓比大学及美国波士顿大学、耶鲁大学进修并做高级访问学者，还曾参加了众多的国际性学术会议。
马怀德教授记得，1995年3月，他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时，5个月里，阅读了大量的美国行政法原著，还编写了《案例诉讼法教程》。马怀德说，“后来，2001年2月，我又到耶鲁大学研究行政诉讼问题，并在2002年主持召开了中美行政诉讼法研讨会，听取了很多专家意见，对后来起草行政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很有帮助，收获颇丰。”
到2003年8月，《行政许可法》终于通过。“现在看来，由于这部法律关系到行政权力的利益格局，起草、通过乃至实施都不易。我对这部法律感情最深，也希望它能更大地发挥作用。”马怀德说。
马怀德的电脑桌面上，是心爱的女儿5岁时的照片。对于47岁的马怀德来说，工作或许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繁重的工作，占用了马怀德大量的时间。妻子说：“我嫁给了一个工作狂。”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学生评价说：“马老师就是一个飞转的陀螺，永不停歇。”

I. 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治国中国的历史进程

从无到有、从有到全
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最明显的成就，就是立法成绩。”谈起新中国65年的法治进程，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说。
新中国的法治历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5年后，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审议通过。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挫折，中国的法治再次启程。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这一“依法治国”战略的理论起点，直接催生了大规模的“立法潮”。仅1979年7月，就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部重要法律颁布。之后，1982年新宪法的通过，则为新时期的中国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一批基础法律的通过，更是在民事、行政、商事等方面共同构筑起了中国法治的框架，使改革开放逐渐“有法可依”。2011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截至今年3月，我国共有现行有效法律242部，同时有68部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列入了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经历了此前“打地基”、“架梁柱”式的基础框架立法过程之后，现在的立法与修订，更加注重食品安全、教育、环保等社会高度关注的立法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