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刑事诉讼法更注重证据

Ⅰ 法院是重证据！还是讲人情

法院是重证据的机构，但并不是不讲人情的，在法院情与法都讲，法官即讲法又讲理还讲情。

Ⅱ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有几条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有十六条：

1、《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全款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全款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3、《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全款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4、《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全款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责任。

5、《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全款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

6、《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全款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7、《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全款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8、《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全款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全款

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10、《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全款

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11、《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全款

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12、《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全款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1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13、《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全款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14、《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全款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15、《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全款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16、《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全款

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2)日本的刑事诉讼法更注重证据扩展阅读

证据种类：

1、书证、物证

是以物品或者文字为表现形式的实物证据。物证是用于犯罪或与犯罪相关联的，能够证明犯罪行为和有关犯罪情节的物品或痕迹，如作案工具、赃款赃物、血迹、指纹、脚印等。

书证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文件或其他文字材料，如毒品犯罪分子进行联络的往来书信;贪污犯罪分子涂改的单据、账本等。

物证的特点是，不具有任何主观的东西，而只以其客观存在来证明案件的事实。对物证必须妥善地加以保管，以保持物证的原有的形态。如果不能保持原来形态或者物证有可能灭失的，行政机关必须采取措施予以保全。

2、证人证言

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或有关人员作的陈述。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刑诉法对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向司法机关作证规定了义务，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不能随意指定，也不能由他人代替。

行政处罚法规定，在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案件进行调查时，“被调查人应当如实回答询问”。这是因为，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处罚案件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因此，在行政机关调查时，被调查人必须据实陈述所了解的真实情况，不作伪证。

3、当事人的陈述

是指当事人向执法人员所作的关于案件真实情况的叙述和承认。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因此，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行政机关必须认真听取，并制作询问笔录；同时，行政机关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成立的，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

4、“被害人陈述”

是直接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就受害情况及案件的有关其他情况向司法机关或有关人员所作陈述。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本人的犯罪行为向司法机关所作的供述，或称口供，或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否认自己有犯罪行为或者承认犯罪，但认为应当减轻处罚、免除处罚所作的辩解。

6、视听资料

是指能够作为证据的录音、录像、电脑储存的数据等，是一种被固定、被保全的证据。它比较可靠，更接近于真实情况。但是视听资料必须经过审查，才能认定作为证据。

7、鉴定意见

是鉴定人运用自己具有的专门知识对案件中专门性问题所进行的分析、鉴别和判断。它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如法医鉴定、指纹鉴定、笔迹鉴定、化学物品鉴定、精神病鉴定等。

8、现场笔录

是书证的一种，是指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在现场，对当场实施行政处罚的现场情况的记录。如交通民警对违反交通管理的司机进行罚款，交通民警开具的罚款单据。

又如工商管理人员对这反工商管理的个体商贩进行处罚时，现场记明其违法事实、没收商贩的违法物品的数量、质量等情况。

现场笔录上应当有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的签名。现场笔录可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行政诉讼法将其规定为一种独立的证据，以防止在诉讼中出现“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情况。

9、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

是指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或者专门人员为了解案件的事实，对事实发生的现场或者物品进行勘验、检查。如查处非法出版物，执法人员对该出版物的印刷场所进行勘验、检查，对印刷的非法出版物或者印刷工具进行勘验、检查等。

勘验应当制作笔录，勘验笔录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是一种独立的证据。

10、电子数据

是电子化技术形成的文字，数字等等，如电子邮件、聊天记录等等；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4日发布的一份司法解释显示，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可以视为民事案件中的证据。

11、视听资料

是以模拟信号的方式在介质上进行存储的数据，例如录像、录音资料等等。

Ⅲ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异同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异同：
1、民事诉讼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在内涵上是有所不同的。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材料。而新刑诉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进行了完善,将其概念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相比而言,民事诉讼证据较注重客观真实,而刑事诉讼证据不仅注重客观真实,更加注重法律真实,实现了证据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更具有科学性。从外延上看,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
2、民事诉讼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证明力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根据该条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且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情况下,一方当事人的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这一证据作出判决。相比较而言,刑事案件有着比民事案件更为严格的证据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第195条规定“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第48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上述两条规定,就是确定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其证明标准的实质内涵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
刑事案件中刑事诉讼证据须具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说明客观真实性是刑事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是可予采信的重要标准。只有“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刑事诉讼中,无论是提供、收集、调取证据,还是审查证据,每个环节都应贯彻真实性的原则。真实性主要体现在证据的来源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证据的采信过程必须主观服从客观,防止主观偏见,证据的审查过程必须经过复核及各单个证据之间能相互交叉印证等。与民事审判比较,在刑事审判中,尚未从立法上确立优势证据规则。对于证据指向的待证事实,可能出现其它合理情况的证据,或者是可能产生其它合理的怀疑,该证据就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因此,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法官只能追求客观真实,这也是“宁纵不枉、疑罪从低从无”刑事审判理念的必然要求。

Ⅳ 在刑事诉讼中国外的鉴定结论能用吗

可以！只要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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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案件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而作出的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确定了鉴定结论系刑事诉讼中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是法官借以查明事实、依法裁判的重要依据。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正确的鉴定结论只有一个，“同一案件出现了不同的鉴定结论只能说明鉴定的主、客观方面发生了偏差，重新鉴定无疑是检验和纠正错误的鉴定结论，得出正确结论的唯一途径，因此各国鉴定制度无一例外地规定了重新鉴定①”。所谓重新鉴定，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案件有关鉴定结论有异议时，申请司法机关另行委托鉴定人就同一鉴定事项进行鉴定，或者司法机关对有争议的鉴定结论依职权迳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综观我 国刑事诉讼方面的相关法律，有关重新鉴定的规定相当少，可操作性不是很强，甚至存在立法盲区，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较难把握。笔者拟就刑事诉讼中重新鉴定的若干问题及法律完善设想作一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重新鉴定的启动程序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重新鉴定的启动程序具有以下特点：

1、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主体较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主体不仅有法院，还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有关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法律条款，散见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部委规章中。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了“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该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该条款确定了人民法院有权迳行决定对案件的某些专门问题重新鉴定。此外，该《解释》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应当同意该申请，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理由并继续审理。……”《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经检察长批准，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2、公、检、法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条件不一。

由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条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提出申请，经检察长批准即可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公安机关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条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即可启动重新鉴定程序，两者并不强调审查有异议的理由是否成立。而法院启动重新鉴定程序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于当事人和辩护人等申请重新鉴定的，经审查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而同意该申请启动重新鉴定程序。要注意的是，法院经审查认为原鉴定结论 “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这就是个较抽象、灵活的概念，审判人员在司法实践中不便掌握;第二种是审判人员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可以迳行启动重新鉴定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中重新鉴定程序启动的现状是公、检、法均有权启动重新鉴定程序，而当事人并不享有重新鉴定的启动权，其仅享有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模式现状显然有悖于控辩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鉴定结论作出后，又赋予其有权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容易造成“多头鉴定”、“重复鉴定”，也给人民法院在采信鉴定结论时增加困难。因此，改革现行鉴定体制，提高辩方的启动能力已是当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同呼声，还有学者提出了“以职权主义为基础，以当事人主义为补充”的目标模式②。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度与大陆法系刑事诉讼法制度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来看，意大利、德国、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均明确规定只有法官才拥有决定是否提起鉴定的权利。③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刑事诉讼法制度，完善《刑事诉讼法》，健全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机制。

笔者认为宜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1、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均平等地有权申请重新鉴定，规定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决定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笔者认为，打破公、检、法三家均有权启动鉴定程序的做法，有利于确保重新鉴定程序启动的中立性、公正性。2、建议立法统一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条件。分析当前司法实践中重新鉴定程序启动的原因，有确系原鉴定结论存在错误的，也有不少是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并获准的，并非一定是鉴定结论的不科学、不公正，现行法律未要求申请方提供任何证据，这就容易导致重新鉴定程序被随意启动。笔者认为，既要保护控、辩双方平等、合法的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也要立法防止对申请重新鉴定权利的滥用。因此，统一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条件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应立法完善《刑事诉讼法》，统一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条件，即规定：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即可依控方或辩方的申请或依职权迳行启动重新鉴定程序：(1)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或鉴定人员未达法定人数的;(2)鉴定程序违法的;(3)鉴定结论的内容有明显错误，或与其他证据、事实有矛盾，明显依据不足的;(4)鉴定材料有虚假或者鉴定使用的仪器或者方法有缺陷的;(5)鉴定人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6)有证据证明存在影响鉴定人准确鉴定因素的;(7)有证据证明鉴定人弄虚作假的;(8)现有的科学技术已能够证明原来的鉴定方法及结论明显错误的。此外，还应明确如果对于原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
二、重新鉴定的机构和费用负担的问题。

1、重新鉴定机构的确定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仅规定了“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对于因其它原因进入重新鉴定程序的，现行刑诉法未明确重新鉴定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5年2月28日作出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第七条规定“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第八条规定“各鉴定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鉴定人应当在一个鉴定机构中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该《决定》中也未明确规定哪些属于重新鉴定的机构。

司法实践中，各地对选择重新鉴定机构的认识不一。有的司法机关采取“依据当事人选择与司法机关指定相结合”的方法，即先由当事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司法机关指定;有的是司法机关直接委托某个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无需征求当控、辩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笔者认为，既然各鉴定机构不存在隶属关系，那么凡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均可纳入重新鉴定机构的范围(但先前已就同一事项作出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除外)。笔者建议完善立法，规定重新鉴定机构的确定应遵循“法定”和“充分体现控、辩双方当事人的意思”相结合的原则。

(1)法律规定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依法指令的医院进行重新鉴定的：A.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的;B.对精神疾病的医学鉴定;C.为罪犯保外就医出具的医学证明。

(2)在法律框架下尊重控、辩双方当事人(包括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害人或被鉴定人)对重新鉴定机构的选择权。因鉴定机构彼此没有隶属关系，故控、辩双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通过协商等办法来确定重新鉴定机构。在具体操作中，可考虑以下几种方法：A.由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害人或被鉴定人自行协商选择重新鉴定机构;B.一方提出若干候选的重新鉴定机构，法院可征求另一方的意见;C.人民法院选定若干适格的鉴定机构，由控、辩双方当事人选择;D.若双方对上述方法均不满意的，由人民法院随机抽取司法鉴定机构库。笔者认为，采取上述办法才能杜绝可能发生在鉴定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确保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客观性。
2、重新鉴定费用负担的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重新鉴定费用应当由谁来支付。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因为办案经费不足，有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是采取“谁申请，谁支付”的方法，即由申请重新鉴定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亲属、被害人本人或亲属支付重新鉴定费用;有的公、检、法则直接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亲属、被害人本人或亲属支付重新鉴定费用。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是由国家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依法揭露犯罪、证实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刑事诉讼中的重新鉴定，可能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实践中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支付重新鉴定费用的做法，难免有“影响重新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之嫌;由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支出重新鉴定费用，则有违刑事诉讼立法的初衷。综观大陆法系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刑事诉讼法典中均明确规定鉴定人的补偿费、报酬费由国家支付。④

因此，笔者建议完善刑事诉讼法，明确刑事诉讼中的鉴定费(包括重新鉴定费用)均由国家支付，

三、重新鉴定的次数限制问题。

我国现行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重新鉴定的次数限制问题并不明确。反复鉴定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可以说是现行司法鉴定体制诸多弊端的集中体现⑤。此外，二审及再审程序中是否存在重新鉴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并无明文规定，这不能不说是立法技术的疏漏。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篇幅设置来看，有关“重新鉴定”的内容存在于“第二篇第二章侦查.第七节鉴定”和“第三篇第二章第一审程序.第一节公诉案件”当中，在“第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律条款中并找不到有关重新鉴定的内容。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在二审程序及再审程序中不乏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

由于法律未作出限制，就同一问题反复鉴定(包括公检法等不同司法机关反复鉴定、法院在一审、二审或再审程序中反复鉴定)，出现多个鉴定结论，不仅无法排除鉴定结论之间的矛盾，反而影响着法官的判断，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如：在“卢伯成诉胡尚军故意伤害赔偿”一案中，参与的鉴定机构众多，围绕被害人的伤势问题，各级司法鉴定部门先后进行了八次鉴定，作出八份鉴定结论⑥。又如：发生在浙江金华市浦江县吴比赛阳诉吴彰引刑事自诉案，历时七年，经过二次发回重审、一次再审共六次诉讼，吴彰引从无罪到有罪再到无罪，都是三次司法鉴定起了决定性作用。⑦
由此可以看出，无限制地重新鉴定，容易造成案件久拖不决，给当事人带来诉累，浪费司法资源，不仅损害了司法鉴定的客观性、科学性和权威性，也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权威。故完善立法，限制重新鉴定的次数，保障司法鉴定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已显得迫在眉睫。

笔者认为，首先应修改《刑事诉讼法》，规范重新鉴定程序的篇幅设置，可将“鉴定”、“重新鉴定程序”的内容单独设立一节，详加规定。其次要明确，无论是依据控方还是辩方的申请，或者是人民法院迳行决定重新鉴定(包括一审、二审、再审程序中决定重新鉴定)，重新鉴定以两次为限，避免案件因为无休止的重新鉴定而导致鉴定结论复杂化。

四、重新鉴定启动后的审限计算问题。

笔者认为，重新鉴定程序启动后的审限计算问题在立法技术上存在一定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33条也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指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案件，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病鉴定时间不计入办案期限外，其他鉴定时间都应当计入办案期限。对于因鉴定时间较长，办案期限届满仍不能终结的案件，自期限届满之日起，应当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改为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而《解释》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存放的地点，说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应当同意该申请，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理由并继续审理。依照前款规定延期审理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延期审理的时间不计入审限。”

笔者对上述规定理解为，当重新鉴定程序启动后，若直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则应当对重新鉴定时间(作精神病重新鉴定除外)计入审限;但如果变通适用《解释》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因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可以作出延期审理决定(延期审理期间不超过一个月)，那么按照相关解释的规定，该延期审理的时间(实质上包含了重新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审限。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解释》均属广义上的法律渊源，二者对鉴定时间是否计入审限的规定不同，但实质上的法律效果有相同之处，不免有法律渊源相冲突之嫌。
众所周知，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必然会影响案件的正常审判进度，人民法院在法定审限内难以如期审结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就审限作出的上述相关解释实际上是考虑到审判实践上的客观原因，通过延期审理的形式，规避《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除精神病以外的鉴定时间都应计入办案期限的规定，达到刑事案件不超审限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解释》对于指导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有着重要作用，但就法律渊源来讲，其地位毕竟不如《刑事诉讼法》的法律地位高。

因此，笔者建议完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鉴定(包括重新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审限”，这样既尊重了客观事实，保证了人民法院的办案期限，又避免了现行司法解释与《刑事诉讼法》存在的冲突。

五、被鉴定人拒绝配合重新鉴定的问题。

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后，被鉴定人拒绝配合的，法院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目前还是法律规定的盲区。

某地法院就遇到这样一起案例：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的伤情经公安机关的法医鉴定为重伤乙级(初次检验结论暂定为轻伤甲级;复查检验被害人的功能恢复情况后，又定结论为重伤乙级)，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及辩护人对该鉴定结论提出质疑并申请重新鉴定结论，法院作出了同意重新鉴定的决定，并委托了某鉴定机构对被害人的伤情作重新鉴定，但被害人一直以种种理由推托、不配合重新鉴定，司法鉴定机构只得被迫终止鉴定。由于伤情的轻重影响着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在被鉴定人拒绝配合重新鉴定后，由于法律无明文规定，法院既不能强行带被鉴定人去鉴定(即便强行带被鉴定人去作重新鉴定，由于须对其功能性恢复情况进行检查，若其在检查过程中不配合，故意隐瞒身体某些功能的恢复，对鉴定结论势必造成影响)，又不能贸然对被鉴定人进行处罚(在此情况下对其进行处罚于法无据)。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均找不到解决上述问题的相关答案。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2年6月1日通过的《江西省司法鉴定条例》第二十四条也只规定了具有这类情形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终止鉴定。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对解决该问题的立法空白，使得法官对被鉴定人拒不配合重新鉴定束手无策，不仅有损于法院的司法权威，也不利于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

笔者认为，要解决被鉴定人拒绝配合重新鉴定的问题，应立法强化被鉴定人的权利、义务，同时增设有关强制性和惩罚性规范。首先，应立法保障被鉴定人享有因重新鉴定导致误工而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被鉴定人获得经济补偿的范围包括交通费、误工费、参照国家工作人员出差标准的伙食补助费、住宿费等，可明确规定该补偿费用一律由国家支付。
其次，应立法明确被鉴定人具有依法配合鉴定及重新鉴定、配合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义务。

再次，应完善立法，对于被鉴定人不履行配合鉴定及重新鉴定的，立法增设有关强制性和惩罚性规范。(1)明确人民法院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后，被鉴定人经两次通知仍拒不履行配合鉴定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必要时可以对被鉴定人采取拘传的办法，强制其到场鉴定。(2)立法增设对于被鉴定人经做工作拒不配合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结合“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的刑事诉讼理念，采信不利于被鉴定人的证据。如：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被鉴定人系重伤的法医鉴定结论提出合理质疑并申请重新鉴定，人民法院决定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后，被鉴定人经做工作仍拒不配合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采信不利于被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即可以按轻伤处理。当然，在适用此惩罚性规定时，人民法院应该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慎重把握，不得随意滥用。

六、数个鉴定结论相冲突的问题。

鉴定结论虽是一种重要证据，对于证明案件事实有重大作用，但其并没有当然的法律效力，须经过举证、质证程序，被法官采信后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重新鉴定后，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重新鉴定结论可能与原来的鉴定结论一致，也可能相差甚远。对于同一案件中出现数个相冲突的鉴定结论，如何认识、判断其效力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现行法律对此也无过多可操作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法官采信鉴定结论这一证据有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客观、统一的认识标准。有的认为重新鉴定结论作出的时间更晚，更为接近客观现实，一般采用最后的那份鉴定结论作为定案的证据;有的是结合数份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来综合认定。

笔者认为，要正确认识、采信鉴定结论，首先应加强立法，完善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质证是鉴定结论采信为裁判基础的必要前置程序。鉴定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当事人可通过质疑、询问、辩驳等形式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进行对质核实。⑧完善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包括：(1)增设强制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制度。虽然鉴定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如果其拒不出庭接受质证，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疑问无法解决，法院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难以采信，便会给案件的审理增加难度。笔者建议，对于鉴定人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法院可以采取训诫、传唤、拘传等强制手段乃至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对虽到庭但仍拒不质证者，应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且视具体情况对其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或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建议有关单位取消其鉴定资格或从司法鉴定人中除名。当然，为保护鉴定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建立鉴定人出庭补偿制度和鉴定人保护制度;对于鉴定人确系有病或出差，无法到庭质证的，应赋予其请假的权利。(2)完善庭审中对鉴定结论的交叉询问程序。世界各国对鉴定结论的质证一般通过交叉询问程序进行。⑨现在的刑事诉讼理念是法院居中裁判，法官应尽量让控、辩双方对鉴定人交叉询问，法官对鉴定人的询问只是必要的补充;要注意的是，对鉴定人的质询应避免流于形式。(3)建立并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⑩鉴于司法鉴定涉及专业知识与特殊技能，只有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展开实质性的质证活动。目前我国在民事诉讼中已经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刑事诉讼中同样可以借鉴两大法系鉴定制度的有关经验，允许当事人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辅助人出庭询问鉴定人，以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有利于体现质证效果。
此外，应完善立法，规范法院对鉴定结论的审查、采信程序。对当庭出示经过质证的数份鉴定结论应按以下方法审查：A.审查数份鉴定结论的鉴定主体是否合法;是否具有鉴定资格;是否达到法定人数;B.审查鉴定结论作出的程序是否合法，如：鉴定人是否具有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等;C.审查鉴定结论赖以依据的检材、样本、鉴定对象是否客观真实;是否符合鉴定条件;D.审查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使用的仪器、设备以及鉴定方法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标准;E.审查判断数份鉴定结论之间的区别及与其他证据之间有无矛盾之处;是否有充分的论据支持;F.审查鉴定人是否有受到外界的影响;是否有徇私、受贿等情形。

法官按照上述方法审查判断数份相冲突的鉴定结论，凡合乎法律规定、与其他证据之间没有矛盾、且各证据之间能形成证据锁链的鉴定结论，应予以采信;反之，则不予采信。法官对所采信的那份鉴定结论，应当在判决书中公开阐明所采信鉴定结论的理由及对证据取舍的情况，这样有利于提高法院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使当事人对法院采信鉴定结论等证据的情况做到心服口服。

参考文献：

①《医疗官司陷入鉴定泥潭》，载《齐鲁晚报》A7[N]2005.4.20。

Ⅳ 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模式的区别和联系

法系是指根据各国法律的特点和历史传统等外部特征进行分类将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的若干国家的法律划为同一法系。在当代一百多个国家中，有两个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法系，即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前者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自20世纪以来，上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互相借鉴、吸收或融合，但由于法律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不同，客观上仍然各自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法律形式上的特点

英美法系发源于英国，自11世纪起，以中世纪英国普通法的概念和原则为基础、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重新解释和改造而成。

英美法系以判例法（Caselaw）为主，英美国家高级法院的判例是重要的法律渊源之一。适用判例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遵照先例”（starede~isis）的原则，下级法院必须遵守上级法院的判例，尤其必须遵守最高法院的判例，因而判例实际上起着法律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美法系国家也加强了议会立法和修订原有立法，如英国《1965年证人出庭法》、《1974年陪审团法》、《1976年保释法》、《1980年治安法院法》、《1985年犯罪起诉法》、《1995年刑事上诉法》等；美国《1975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1983年联邦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规则》、《1984年联邦保释改革法》以及各州的立法，如《纽约州刑事诉讼法典》等，但是上述议会立法或国会立法，多系单行法，不是统一的法典。

大陆法系以罗马法为基础，盛行于欧洲大陆诸国，以后又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陆法系以成文法典为主，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既有总则又有分则，内容比较严谨，形式比较完整。在古罗马，查士丁尼[1]就禁止法官引用判例，当然法官更无权造法（1awmaking）。直到如今，1804年《拿破仑法典》第5条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公认的一个原则，该条规定：“审判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判决。”[2]因此，成文法才是大陆法系法官判决案件的依据，判例仅供参考而已。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分卷首和五卷，共803条，《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分8编，共477条；《日本刑事诉讼法》分7编，共506条和附则；《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分11编，共746条；都自成体系，比较严谨和完整。

二、侦查程序的特点

英美法系的侦查由警察机关负责。现代的警察机关起源于英国，于1829年9月由当时担任内政大臣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伦敦创建，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和侦查刑事犯罪。美国于1845年依照英国的模式在纽约市建立起第一个警察机关。这一模式还对世界上许多国家产生过影响。英国警察机关根据1984年制定的《警察机关与刑事证据法》开展对犯罪的侦查[3].英国警察机关具有较广泛的询问权，警察机关为了了解案情和收集证据，可以询问任何人，而不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但除了成文法有特别规定的（如恐怖主义分子）以外，被询问人可以拒绝回答。自1991年起，警察机关询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用同一部机器同时录制两盘录音带和录像带，不许复制，一盘供诉讼中使用，一盘封存，如果以后在法庭审理时，被告人及其律师对警察机关的录音、录像记录提出异议，就可以由法官主持，当众启封另一盘进行对比，以核实口供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当警察机关认为被询问人确有犯罪嫌疑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即可以不开口说任何话。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沉默权问题上，英国已有所变化，虽然《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仍保留沉默权，但在某些法定的情况下的沉默，法庭或陪审团可以对此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4].此外，为了提高侦查和鉴别犯罪的技术手段，英国向警察机关投资1.07亿英镑，扩大建设含300余万件样品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数据库，计划到2004年用于对所有犯罪进行DNA鉴定。[5]在美国，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是一项宪法性权利，并且通过判例规定警察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其律师必须在场，否则，该证据应当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用。在侦查阶段，英美的警察机关还有权采取搜查、扣押、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等强制措施。同时，英美在侦查阶段对保释的运用比较广泛，即除了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罪、逃犯和曾经违反过保释规定的以外，一般的轻罪嫌疑人均可在提供担保、承诺随传随到和履行必要的手续后予以释放。

大陆法系国家负责侦查的司法警察要受检察官或预审法官的领导或指挥。法国的预审法官是从法官中选出任命的，任期3年。预审法官有两项主要职能，一是领导、指挥侦查，二是有权签发传票、拘票、拘留证或逮捕证[6].德国的检察官领导和指挥警察的侦查，但一般案件仍由警察机关进行侦查，案情基本查清之后，移送给检察官，检察官可以要求警察机关补充调查证据[7].日本法律赋予犯罪侦查权的有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和司法警察职员，三者无明确分工，但检察官对司法警察职员有指示、指挥权[8].意大利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由检察官领导侦查工作并且直接调动司法警察。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或继续危害社会，大陆法系各国均有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但在名称和分类上有所不同。关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拘留20小时以后，被拘留人可以要求会见律师。”[9]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被指控人可以在程序的任何阶段委托辩护人。”[10]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可以独立选任辩护人。”[11]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即48小时之内应讯问嫌疑人，同时应告知他有权委托律师，与律师会见和通讯。”[12]

三、起诉程序的特点

英国在传统上是由警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权限和作用较小。1985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了《犯罪起诉法》，该法规定自1986年1月1日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设立皇家检控署（CrownProsecutionService），[13]强化了检察官在公诉中的作用，即警察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以后，认为应该起诉的案件，必须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官独立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这明显是吸收大陆法系的制度和做法。

美国起诉有两种形式，一是经大陪审团（由16至23人组成）审查后批准的起诉书（indictment），二是检察官提出的告发书（information）。联邦和半数的州规定重罪案件必须由大陪审团决定是否批准起诉。在起诉书或告发书送达法院以后，法院应迅速及时安排传讯。如果被告人作认罪答辩，而且法官确信该答辩系出于自愿，被告人懂得其后果和意义，在一般情况下法院不再开庭，法官可以迳行判决。如果被告人作无罪答辩，法院将安排开庭审理。基于此，审前程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许多案件在审前程序阶段已经解决，只有少部分案件才进入开庭审理程序，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辩诉交易（又称答辩谈判、答辩协议）在美国合法化以后更是如此，即起诉方和被告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或谈判，如果被告方满足起诉方的要求作认罪答辩，检察官则作出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指控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的承诺，即控辩双方达成辩诉交易；法院如果接受该辩诉交易，将在定罪和判刑中体现辩诉交易的内容；法院如果拒绝该辩诉交易，则应将这一事实记录在卷，通知双方当事人，并给被告人以撤回其答辩的机会，而且要告知被告人如果仍然作认罪答辩，案件的最终处理可能比辩诉交易所期待的更为不利于被告人。

检察官制度始于14世纪的法国，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及其制度比较完备。法国的检察官一般派驻于各级法院内，实行检察官一体原则，即同一级检察官系统的检察官相互之间可以调换。法国没有自诉案件，公诉案件均由检察官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但重罪案件必须经过两级预审，即预审法官预审和上诉法院刑事审查庭预审，经刑事审查庭裁定起诉，重罪法庭才能受理。德国的起诉不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而是与侦查共同组成审判前程序。德国的检察机关对应设置在各级法院内。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除了8类轻微的刑事案件为自诉案件以外，都是公诉案件。德国在刑事诉讼中一直实行法制原则（又称起诉法定原则），自20世纪60年代又引入机会原则（又称起诉便宜原则），即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用以撤销案件或者决定不起诉。从80年代以来，提起公诉的案件不到案件总数的20％。日本没有自诉案件，实行国家追诉主义、起诉垄断主义（一律由检察官提起）和起诉便宜主义（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提起公诉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即只能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而不得载人可能使法官对案件产生预断的文书和证物。意大利的检察官派驻于各级法院内，由于检察官领导初期侦查，因此有一个快速的审查程序即初步庭审阶段，由法官主持该程序，检察官、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参加，但证人不参加。初步庭审结束，法官可以决定提起诉讼并发出审判令外，还可以宣告不追诉判决，对后者，任何一方均可提出上诉。决定提起公诉以后，与意大利旧刑事诉讼法典不同的一点是，新法对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作了很大的限制，许多证据由当事人在庭审时当庭提出。起诉以后，检察官可变更或增加指控的内容，但要给予被告方以充分的辩护机会。

四、审判程序的特点

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主义，庭审采用对抗制（adversary sys-tern），即原告、被告双方地位平等，权利相同，控、辩双方就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证据以支持本方的主张，申辩事实并进行辩论，法官负责主持庭审，不主动调查证据；参加庭审的陪审员（juror），负责判断证据，认定事实，庭审结束后，由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提示，指出所控之罪的法律，该案的争议点、各种争议问题的证明责任归哪一方、不同问题所要求的证据的可靠程度等，然后陪审团进行秘密评议和表决；法官不参加评议，原则上要求12名陪审员一致作出有罪或者无罪裁断，实在不能取得一致，也至少要10名陪审员取得一致意见；在陪审团作出有罪裁断之后，法官负责适用法律和判刑。

英国和美国的正式审理程序基本相同，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选定由12人组成陪审团；2.开庭陈述，先由起诉方，后由被告方在审判开始向法庭作陈述，即简述案情，说明准备提出的证人和证据要点；3.起诉方出示证据，证人逐个在法庭上就事实问题作证，同时法庭也可以出示物证、专家证人的证明，还可以让证人当庭鉴别文件、图片或其他物证；4.主询问（美国称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询问本方的证人即主询问（直接询问），由对方询问本方的证人即交叉询问；5.再次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如有必要可以进行第二轮询问；6.被告方提供证据，原则上不要求被告方提供证据，如果被告方希望作证，则同样要接受对方即起诉方的交叉询问；7.法庭辩论（美国称终结辩论），在陈述和提证的基础上，可以对证据加以评论；8.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提示，包括适用于所控之罪的法律、各种争议问题的证明责任归哪一方等；9.陪审团退庭进行秘密评议；10.陪审团返回法庭宣布陪审裁断，如果陪审团宣布为无罪裁断，法官必须接受，被告人如系审前拘留，则应立即释放被告人，审理程序即告结束；如果陪审团宣布为有罪裁断，则以后由法官判刑。英美法系的判决书由法官个人署名作出，多数意见作为判例，判决书中必须写明判决理由，判决所用的推理形式多用归纳法。

大陆法系实行职权主义，庭审采用审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rn）。审判长指挥整个庭审，由他主动询问当事人，主动追查犯罪，收集调查证据，按照审判长规定的次序，证人出庭依次作证，审判长还要向合议庭和诉讼双方出示物证、勘验报告、鉴定结论等。大陆法系的参审员（assessor）“[14]在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与法官有同等权利，即由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共同听审，共同评议，在判断证据、认定事实和判处刑罚上，均由法官和参审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共同决定。

大陆法系国家的庭审程序虽已吸收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和辩论原则，但仍有几点不同。1.强调法官在庭审中的指挥作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09条规定：“审判长有权维持法庭秩序和指导审判。”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38条规定：“审判长负责指挥审判。”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4条规定：“在公审期日的诉讼指挥，由审判长进行。”2.职业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法国的重罪法庭由3名职业法官和9名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德国也是由职业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但参审员的人数各级法院有所不同。日本不实行陪审或参审制度。3.法官可以主动调查证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10条规定：“审判长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凭自己的荣誉和良心，采取自己认为有助于查明真相的任何措施。”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44条规定：“为了调查事实真相，法院应当依职权将证据调查延伸到所有的对于裁判具有意义的事实、证据上。”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8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可以请求调查证据”，同时又规定“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调查证据。”现在，意大利的法庭审理以当事人为主而展开，但法官还有权调查新证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507条规定：“在取证结束后，如果确有必要，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调取新的证据材料。”大陆法系的判决书以法院的名义作出，推理的形式多用演绎法，法典中的有关规定是大前提，具体案由是小前提，最后推导出结论，即从一般法则推演到特殊事例而后获得结论。

当代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扩大和增设简易程序和其他速决程序。英国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97％，美国（包括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占90％，德国占85％以上，日本占94％，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典增设了5种特别程序，为了鼓励被告人选用简易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被告人选择简易程序，则减轻法定刑的的三分之一或者减少罚金的百分之五十。

五、救济程序的特点

由于主客观上的各种原因，法官作出的判决裁定，难免不会出现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各国有必要根据其审级制度，设计出各种救济程序加以补救，通常有上诉程序（包括事实上诉和法律上诉）、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

英美法系的上诉程序，在上诉理由和审查范围上有更多更严格的限制。英美法系国家对于一审案件中被告人自愿作出有罪答辩（认罪答辩）的，一般不能就事实问题提出上诉，而只能就法律问题提出上诉。上诉审法院一般由法官合议，实行书面审，而且是法律审。少数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并且涉及有普遍意义的重大法律问题，才能上诉至最高审级。

大陆法系都有统一的刑事诉讼法典，对上诉程序的规定更为明确和完备，而且上诉制度与法院的审级制度密切相关，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实行两审终审制的，以一次上诉为限；实行三审终审制的，第二审为事实审，第三审为法律审，如法国、德国和日本。

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前者是对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发现事实有错误而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均有再审程序。后者是发现裁判有违背法律的错误而依法纠正的程序，英国的审判监督权由高等法院王座庭行使，总检察长和内政大臣也依法行使某些审判监督权，以纠正审判工作中的违法错误。英国还在伯明翰市还设有独立的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CriminalCasesReviewCommission），负责接受申诉并进行审查，如有新证据，认为可能有错误，则转上诉法院处理，至于如何认定，完全属上诉法院的权限。“[15]美国设有”调卷令“程序，当事人不服终审判决，经过特别申请，由联邦最高法院颁发调卷令，进行重新审查，不过获准者为数不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监督审案件由最高法院管辖，统由检察总长提出，如法国和日本，日本的监督程序称非常上告，即检察总长在判决确定后发现案件的审判违背法令时，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告。

Ⅵ 刑法什么时候规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在哪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是在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上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6)日本的刑事诉讼法更注重证据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历程：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