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行政法规案例分析ppt

㈠ 请高人帮忙用渔政法规方面知识做下案例分析

「评析」

怎么就没有诉辩双方的主张啊？
（一）查明案件事实，是行政机关正确处理行政争议的前提条件，也是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行政案件的基础。本案原告陈乃信、陈信祥在禁渔区、禁渔期无证捕捞的违法事实存在。但是，被告霞浦县渔政管理站没有按照行政执法程序，进行认真调查取证，而是轻信个别知情人所作的不是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证言，错误地将陈信祥违法捕捞的行为认定为是另一渔民陈祖兴的行为，因而导致行政处罚主体的错误，亦即案件事实认定上的根本性错误。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虽然发现了行政处罚主体错误的问题，但在一审判决中未依法作出正确的裁判予以解决，从而影响了法院对行政争议案件的及时、合法、正确的处理。

（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在适用法律问题上，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法律的规定不一致时，法院对此应如何判断并据以作出正确裁判。我国渔业法第三十条规定：“未按本法规定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没有规定可以没收渔船。《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未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或者伪造捕捞许可证进行捕捞，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上述地方性法规的这种规定是否与法律的规定不一致？有的认为，当前本地区无证捕捞、炸鱼、毒鱼和电鱼等违反渔业法的活动十分猖獗，严重破坏了渔业资源，加剧了本地区的渔业资源的进一步衰竭。地方性法规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规定无证捕捞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这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渔业法的具体补充，不能认为与渔业法的规定不一致。地方性法规的有关规定，应当作为行政机关查处案件和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依据。有的则认为，这种情形属于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法律的规定不一致，法院判案应依据法律的规定。这一问题经逐级层报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法院经研究并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局的意见后，认为上述福建省地方性法规的有关条款的规定，是与渔业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遵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和渔业法的有关规定，认定霞浦县渔政站所作没收渔船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

（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违法或者部分违法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霞浦县鱼政管理站因违法没收原告陈乃信、陈信祥的渔船，使俩原告两条渔船造成损坏和生产上的一定损失，应当给予经济赔偿。霞浦县人民法院在重审中对经济赔偿问题依法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达成了协议，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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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案例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我国农业法律的效力问题。

法律效力也称法律的适用范围，是指法律对哪些人，在什么空间、时间范围内有效：一般认为，法律效力包括对人的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三个方面。

1．法律对-人的效力是指法律规范对哪些人有约束力。这里的“人”是广义上的，即不仅包括自然人，还包括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原则上说，我国法律规范对于全体中国公民，无论其处于国内或国外，都具有约束力；同时，我国法律规范对于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人，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也具有约束力。

2．法律的空间效力是指法在哪些地域、空间范围内发生效力。又可分为三种情况：(1)在国家主权管辖所及的全部领域内有效。我国绝大多数法律、行政法规都属这种情况。(2)在国家局部区域内有效。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只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生效。(3)某些法律、法规不仅在我国领域内有效，而且在特定条件下还可以有域外效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2条第3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以外，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污染的，也适用本法”。

3．法律的时间效力是指法律何时生效、何时终止生效及法律对其颁布实施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法律生效的时间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自法律颁布之日起生效；(2)由该法来规定具体生效时间；(3)规定法律颁布后经过一定期限开始生效。我国法律终止效力的形式有：(1)新的法律公布后，原有的法律即丧失效力；(2)新法律取代原有法律，同时宣告旧法律作废；(3)法律本身规定的有效期届满；(4)由有关机关颁发专门决定宣布废止某个法律；(5)法律已完成其历史任务而自行失效。法律的溯及力是指新的法律颁布后，对其生效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则具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则不具有溯及力。一般情况下。我国法律坚持“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但在适用新法律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利时，法律也可溯及既往。

作为本案渔政管理机关执法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2条明确规定，该法在空间效力方面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滩涂、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在对人的效力方面，第8条规定“外国人、外国渔业船舶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或者渔业资源调查活动，必须……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照条约、协定办理。”同时，第46条还规定：“外国人、外国渔船违反本法规定，擅自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和渔业资源调查活动的，责令其离开或者将其驱逐，可以没收渔获物、渔具，并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渔业法》是适用于在我国管辖海域内的外国人、外国渔船的。

本案中，某国渔船青龙第888号渔船超越捕鱼许可证许可的作业范围(对于超越的部分来讲，实质上属未经批准作业)在我国管辖海域从事渔业生产活动，属于“擅自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的行为，故我国渔政管理机构根据《渔业法》第46条的规定，对其作出责令离开，没收全部渔获物，并处罚款人民币30万元的处罚决定。

㈡ 谁能提供一个税务机关执法危机应对的案例，如果详细加分

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是指由于税务行政执法风险所产生的，对税务机关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因素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税务行政执法危机即“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时刻，是税务机关组织命运“转机与恶化的分水岭”，如果处理不当，组织危在旦夕，然而处理得当，则又成为未来良性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体现及意义

税务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困难重重，“行万里路，进千家门，受百家气”就是税务人员工作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由于税务行政执法风险而导致潜在危机的存在，也对税务机关规范执法、有效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有关资料和媒体报道，由于税务人员执法不当、执法错误、行政不作为或税法执行不严谨等方面的问题，引起的税务行政复议案和行政诉讼案在全国是比较普遍的，近年呈上升的态势，因此而受到责任追究的税务人员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税务行政复议案件1994年至2000年为1035起，2001年至2005年上升到3305起，是前六年的3.2倍；全国税务行政诉讼案件1994年至2000年为328起，2001年至2005年上升到1081起，是前六年的3.3倍；在行政复议案和行政诉讼案中，能维持原处理决定的并不多，败诉率比较高，如2005年全国税务机关已办结的复议案件中，复议决定维持和撤销、变更的比率为54：46；人民法院审结的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判决维持和撤销、变更的比率为48：52；2004年全国税务机关受责任追究的税务人员20.49万人次，受行政处分的4597人次，移送司法机关的191人次；2005年7月至2006年底，全国税务机关因渎职侵权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税务人员439人，2006年全国仅国家税务系统因渎职侵权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税务人员为144人。而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份，广州地税干部队伍中接连发生8名基层一线税务人员、一名局属单位的副局长玩忽职守，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问题，先后被纪检、检察机关询问、拘留、取保候审甚至逮捕关押，给广州地税带来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惨痛的教训，不得不敲起警钟，引起我们的注意。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可以有效维护税收执法人员的切身利益。科学防范、化解税收执法危机，从而保障税收执法安全，这是保护同志、稳定队伍的基础，也是内树正气、外树形象的关键。

（二）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可以树立税收执法机关的良好形象。如执法人员能够时刻保持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意识，做到正确执法，文明执法，同时做好税收服务，努力化解征纳矛盾，不仅能够化解税务行政执法危机，而且能够很好地树立自身以及整个税收执法队伍的形象。反之，如执法方式简单，执法手段粗暴，就会造成征纳关系紧张，降低自身执法安全系数，增大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损害执法队伍的形象，使税收执法工作处于被动。

（三）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可以确保税务执法质量和税收收入。如果执法人员能始终保持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意识，就能确保政令畅通，提高执法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克服麻痹心理，确保尽职尽责，应收尽收。

（四）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还可以防治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推进廉政建设。尽管因不廉洁行为造成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是税务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人，但他们的行为严重影响和败坏了税务工作者的形象，损害了税务机关的权威，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二、税务行政执法系统危机成因分析

税收法律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规范纳税人纳税行为的同时，更大程度上约束着税务执法权力的行使。当前，税收执法危机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既有税务机关自身的因素，更有社会经济根源；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税务人员执法危机意识缺乏。部分税务执法人员对税收执法行为不当可能导致的风险和后果缺乏有效认知，其法律意识淡薄，执法工作中随意执法、执法不严；部分执法人员素质提升滞后，未能适应经济税收发展的巨大变化，造成执法程序不严谨，导致执法危机的发生。主要有：

1、工作效率低。例如稽查部门办案时间过长，造成纳税人失踪、证据资料遗失，导致一些原来能够处理的案件最终因证据不足无法处理；征收机关超时限办理涉税审核事项，被纳税人质疑；税源管理信息失真，纳税人骗购发票后失踪，造成税收流失。这类风险日常表象上不易察觉，容易忽视，而最终造成的后果可能极其严重，甚至要承担法律责任。

2、税务处理不当。税收执法人员对税法及相关法条理解上的偏差，使其对税法未明确规定的事项，做出补税处理；对未经批准缓缴税款的行为没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对一些应该行政处罚的案件没有处罚；工作中注重实体，忽视程序，造成因程序违法导致案件不能处理。据有关资料显示：1999年至2004年期间，税务部门的败诉率由66%左右上升至82%左右，远远高于全国行政机关40%的平均败诉率。其中，税务执法案件对法律举证的有效性是执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3、税务执行不到位。一是文书送达不合法，文书未送达到法定的人员手中，如果涉及到要对纳税人采取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等措施时，引起争诉冲突，有直接败诉的风险；二是执行措施不到位，对欠税（费、罚）存在追缴不力的情况，法律赋予的追收税款的措施没有充分运用，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4、制发不规范文件或内部工作流程，一定程度上增加危机产生的概率。目前各类管理制度对税务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从长远看有利于税收征管的规范和发展，但对税收执法人员的有些要求过高，甚至将本应由纳税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要求税务机关和税收执法人员来承担过失；而且各类管理制度和管理要求交叉重叠，制定频繁且一个要求比一个要求更完美，对于目前法制环境和征纳环境中从事基层税收管理工作的税务人员形成了极大的压力，从而为自己设计了制度性不作为陷阱，增加了执法危机产生的概率。

（二）个别税务人员将手中权利作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基层税务人员工作在第一线，经常与纳税企业、经办人员及中介机构打交道，特别容易成为个别不法之徒拉拢腐蚀的主要对象。部分别有用心的人通过物质利益“诱饵”千方百计拉拢和“密切”与税务干部的关系，或通过中介机构担当“掮客”，从中谋取和寻求不缴或少缴税款。而当个别税务人员将自己手中的权利作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时，就有可能导致廉政危机产生。

1、稽查选取人情案、关系案。在目前选案评估尚不健全、选案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个别人员利用选案环节处于案件稽查“入口”、“放水不留痕迹”等便利条件，采取“当立不立”等选择性立案方式，牟取不正当利益。

2、案件稽查实施。税务稽查员实施案件稽查时，利用证据取舍标准和程序不够统一、证据取舍过程缺乏有效监督等管理漏洞，对发现问题抓小放大、避重就轻，对检查出的税款查多报少或以不熟悉业务、证据不足为借口少处理应追缴的税款，私下牟取不正当利益。

3、案件执行实施。稽查人员利用案件执行公开度不高、执行监督不严、主观随意性较大等漏洞，采取纵容或指使纳税人转移可执行财物等方式，导致案件稽查处理结果无法执行或部分执行，私下牟取不正当利益。

4、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后续管理。税收管理员利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大多由中介机构代理的现状，与中介机构或纳税人达成默契，采取对存在问题视而不见或指定中介机构等手段，私下与中介机构或纳税人合谋牟取不正当利益。

5、税收减免。无论政策性减免还是困难性减免，实践中减免税具体操作口径往往掌握在税收管理员手中，在申请企业数量众多、实际批准减免额度有限的情况下，税收管理员易利用上级对自身工作、纳税人对减免税条件的“双重信息不对称”牟取不正当利益。

（三）税收立法的缺失及不够完善。税收立法的缺失对于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原因：

1、税收实体法有关要素难以准确把握。我国现行税收实体法主要是由各税种单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组成，有些税种的征税要素，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并没有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执法权时自由裁量权过大，主观因素很容易左右最终的征税结果，这就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势必引起税收争议而产生执法危机。

2、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不够严谨。就广义的税法体系而言，税收规范性文件处于最末的位置，其法律效力最低；而狭义的税法体系则仅指由国家立法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税收规范性文件不属于狭义的税法范畴，一般都是作为对税收实体法的补充和解释而存在。由于部分税收规范性文件在内容上存在漏洞，制定上不够严谨，以致前后矛盾，衔接性差，影响了实体法的实施效果。而税务案件一旦进入行政诉讼阶段，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仅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规章只能作为参照，由此，规范性文件对税收实体法所作的解释或者补充在行政诉讼中是没有效力的，据此作出的执法行为，可能导致执法危机。

3、税收程序法有些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操作。在税收执法实践中，《税收征管法》仍存在一些模糊空间，如：对关联交易纳税调整查补的税款是否加收滞纳金；对纳税人不属计算错误但未足额申报纳税行为，税款追征时效如何掌握等等都未明确，使税务执法陷于执法“乱作为”或“执法不作为”尴尬局面中，并可能遭遇执法危机。

（四）税收征管机制等方面的系统原因。由于税收征管机制及外部干预等方面的系统原因从而导致税务行政执法危机主要有：

1、税收征管机制不健全。从“征管查”的辩证关系来看，征收是目的，管理是基础，稽查是保证。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征管查职权范围划分不清、沟通不畅等问题。由于职能的分立，征管查之间信息交流渠道不畅，相关涉税信息无法在各部门之间有效的运转，影响了涉税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大量走逃户和非正常户，形成执法危机。另外，税务与工商、银行、金融等部门之间，国、地税之间及不同地域税务部门之间由于同样存在信息不共享、交流不及时等问题，也会影响税收执法的打击力度，造成工作的被动。

2、来自各方面的干预风险。由于受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社会就业等的压力，许多地方政府遵循“惟经济论”、“惟GDP论”这一片面的工作思路，而税务机关与地方政府存在着种种联系，特别是在税源、经费、建设上对地方政府依赖性增强，对政府的“愿望”、“大局”常常采取合作的态度，政府一些走在法律边缘的“保护”、“发展”政策不可避免地给税收执法增添了法律风险，这种风险最终都只能由税务机关来承担。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税收执法始终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行政干预、人情干预、部门配合不力、司法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执法的公平。

3、税收执法行为受到多层次的监督和制约，增加了执法危机。随着税收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日益增大，税收执法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部分，受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人民检察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社会对税务机关及执法人员的监督力度增大，要求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水平更高，执法尺度更严。

三、税务行政执法危机化解

对策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化解是国家税务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依法治税、税收法治的根本保证。对此，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怀特指出，由于在行政运行中存在着滥用权力、违法乱纪、侵犯公民权利、管理无力、不负责任等不良情形，容易导致税务行政执法危机，因此有必要发展完善相应的对策机制，以便对行政系统实施有效的监督，确保其高效地运作，同时也“确保行政官吏之行为，不仅使之与法律相协调，且同样与公民之目的及心理相切合” .我们可以通过事前沟通、制定完备的危机应急管理预案等方式来将危机带给税务部门的损失降到最低；此外，危机一旦发生，税务部门更要学会有效沟通、学会应对和化解危机；将危机转化为税务事业发展壮大的机会。

对策之一：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危机管理又叫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如果没有事先准备就会在危机发生时容易出错。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对我们提高危机反应的质量和效率是非常必要的。面对有可能发生的税务执法危机，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有回避、顺应和合作，采取那种措施，决定了我们能否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有效地化解危机，解决危机。在当今以和谐为主旋律的社会中，以沟通、协调的合作态度去解决行政执法危机应该是我们的首选。我们可以通过与纳税人沟通、与上级有关部门协调、与司法部门协商，以及在一些对自己不重要而于对方很重要的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等等来化解执法危机，避免行政败诉以及被追究执法责任的发生。特别是危机发生之后，面对纳税人或外部监督单位，我们要说什么，由谁来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说，我们又如何去控制或争取最好的传播效果、沟通效果。因此，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十分必要。

具体而言，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应把握以下原则：首先应分清责任，然后采取相应对策。如果税务机关无责任，危机完全是纳税人引起，应采取速战速决策略，尽快书面回复纳税人说明问题。如果税务机关应负完全责任，应采取以退为进策略，首先书面承诺公正处理问题，其次采取措施制止事态蔓延，最后勇于公开检讨挽回影响。如果税务机关应负部分责任，应采取社会协商策略，首先邀请公正第三方认定责任，其次选择纳税人的“意见领袖”进行平等协商，最后主动改进不足推动工作。通过上述应对策略的采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法摄人，最终目的是化解危机、渡过难关、解决问题。

对策之二：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客观上任何一个组织都存在着各种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和缺陷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量变到质变，在一定的诱因引诱下，就会成为危机的易发部位、频发部位。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的制度化管理，事前监控加以控制，即令所有的税务人员对危机的频发部位、易发部位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有良好的危机意识、良好的危机反应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事前进行各种危机的培训、教育，提高全体税务人员的危机意识，完善税务执法机制，控制和减少税务危机的发生。

一是提高税务人员综合素质，提升化解危机能力。要对税务人员进行“法治”教育和“执法危机”警示教育，深化稽查干部执法危机的意识，使其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因此，强化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升税收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是最终达到防范税收执法危机目的的基础。学习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现行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这是日常税收执法的依据和标准，只有透彻掌握了税法知识，才能提高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避免因执法不到位造成玩忽职守，或者在越权执法形成滥用职权；二是执法过错及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处理的相关规定，这是税收执法人员应努力避免触到的“高压线”。明确税务人员只有熟知不规范执法的相关责任，才能更加自觉地规范执法，有效减少和防范税收执法危机的发生。

二是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加大内部惩处力度。必须进一步完善内部执法责任制。要做好岗位职责与工作流程的适配，规范各执法岗位及上下环节之间有效衔接的执法程序；提前发现因执法过程不衔接、难以操作可能导致的管理漏洞和监控不力，及时进行弥补和修正，减少系统潜在危机；继续强化评议考核，充分发挥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功效，建立起以税收执法责任制为核心的目标管理考核机制；严格过错责任追究，加大内部惩处力度，以促进税务执法人员依法治税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要我规范”到“我要规范”上转变，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行为的发生，减少违法执法行为，化解执法危机。

对策之三：建立健全危机化解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危机化解运行机制主要要求税务机关创新税务管理机制，促进依法行政。

一是开展事前防范。建立执法程序及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制，定期对正在适用的执法程序及规范性文件进行审视，对税制缺陷和税收政策漏洞，积极向上级提出对策措施，以规范税法解释，维护税法的统一性、稳定性与严肃性，保证税收执法有法可依，避免执行错误的文件导致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损害，进而导致不必要的行政诉讼，甚至于执法犯法。针对一些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或比较原则的条文，在征管稽查工作中难以把握的情况，建立疑难事项会商制度，化解执法危机。

二是以大集中核心系统为依托，建立稽查员平台，通过信息技术将涉及稽查管理的各种特定信息整合到一个工作平台去，围绕提高稽查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按照案件任务管理、案源信息管理、查帐事项管理、综合管理设置四大功能模块，通过信息平台下达具体的工作事项、职责要求、工作流程和考核标准，形成面向操作层、管理监控层、决策支持层的全方位稽查信息资源服务体系，与税收管理员平台一起实现征稽有效衔接，通过信息数字化来实现税务管理的精细化，从而达到提升税收管理工作效能，实现良性互动，形成“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沟通信息，及时进行查处”的高速运转机制，确保各职能部门在税务执法活动中的有序性和高效性，最大限度化解执法危机。

三是在税务稽查中推行审核式稽查工作底稿，通过统一规范审核程序、步骤和方法，纠正人的主观判断和随意性造成的偏差；通过确定审核要点，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揭示性审核，使稽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保证；通过工作底稿能够具体反映稽查人员的工作过程以及稽查质量，为考核稽查员提供了监控和约束的标准，使稽查人员在不廉政、不作为问题上“不能为”。

四是建立分类管理的纳税评估工作指引，构建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和预警指标体系；建立一套中介机构代理质量风险评估办法，完善对中介机构实行风险级次的分类管理措施，完善监督机制；将征收管理延伸到与企业经营有关、与税收有关的各个环节，掌握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核算体系，掌握企业的经营特性，掌握企业的重大生产经营变化情况，以避免因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税收流失。

五是加大税收办税事项公开，公开期限、流程并及时通报结果；细化操作规程，规范减免程序，减少税管员人为操作空间；逐步取消内部减免税名额控制，依法审批。

对策之四：建立危机协调沟通机制建立危机协调沟通机制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在强练内功的同时，我们要做好税法宣传，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争取社会各界对税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形成群众性协税护税体系，共同维护税收秩序，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化解税务机关的执法危机。一方面，要有效地利用各种媒体，普及税收法律知识，增强社会各界的依法纳税意识，使税收法制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逐步协调。将税收执法行为、程序、时限置于广大纳税人的监督之下，塑造良好的税收执法形象，这样，可以取得纳税人的理解和支持，有效减少税收执法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同时，深化与国税、工商、房管、海关、银行、中介等部门的合作层次与内容，切实利用好地方政府协税护税机构的作用，以取得相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强和纪检、监察、检察、公安、法院协调沟通，对税务执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共同研究，商议解决，从而化解外部税收执法危机，共同构建和谐、互动的良好征税环境。

1、杨柯 杨宽：《规范履行税收职责－规避执法风险》，兰州市国家税务局网（2007-09-05）。

2、霍志远刘翠珍：《防微杜渐胜于亡羊补牢—浅谈税收执法风险之防范》，河北省国家税务局网（2007-12-17）。

3、谢少卿：《如何防范和化解税收执法风险》，《中国税务报》。

4、陈瑞莲 蔡立辉：《公共行政》。

㈢ 法律案例分析报告的格式是什么

这个没有标准格式的。你的格式可以。再加一点，法律依据

㈣ 行政处罚法案例分析

某房产开发公司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河道边建造价值5000万的商品房。市防洪指挥部领导小组认版为该片住宅违反权了《防汛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予以拆除的处罚决定并于第二天强行爆破拆除，但没有下达任何书面决定。房地产开发公司认为处罚决定不合法，申请行政复议。1房地产开发公司应以谁为被申请人？为什么？2房地产开发公司应向谁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为什么？3经查，市防洪指挥部领导小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在事实、证据、程序上确实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此案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㈤ 关于要约的案例分析

案件（范本）如下：
A公司于某年某月月承包某小区建设工程。当时由于钢材供应短缺，又没有存货，工程急等着施工。为此A公司向H省三家钢材公司——B公司、C厂和D厂发了通知，在通知中说明：“我公司因为建设所需，标号为***的钢材1000吨，如贵公司有货，请速与我公司联系。我公司希望购买此类钢材。”A公司于同一天收到三家钢材公司的复函，都说自己公司备有现货，并将价格一并通知了A公司。B公司在发出复函的第二天，派本公司车队载运200吨钢材送往建华公司。A公司在收到三家公司复函后，认为D厂所提出的价格最合理，且其是老牌钢厂，产品质量信得过，所以于当天下午即去函称将各其购买1000吨钢材，请其速备货。D厂随即复函A公司，说其有现货并于第三天将钢材运往H省。在A公司收到D厂复函的第二天，B公司的车队运送钢材到了A公司，要求A公司收货并支付货款。A公司当即函电D厂，请其仅运送800吨钢材到H省。D厂复电说，全部1000吨钢材已经发往H省。A公司收到D厂复电后，就对B公司说，为照顾其损失，只收下其中100吨钢材，其余的不收。B公司对此不服，认为A公司应当收取全部钢材。A公司同时再次向D厂发函称，本公司将仅收其中的900吨钢材，对此造成的损失，由D厂自行负责。第三天，D厂的钢材1000吨运到建华公司，A公司仅收取了其中的900吨，剩余的不予收货，为此发生纠纷，D厂和B公司双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A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分析如下：
（1）在本案例中，A公司向B公司和D厂发出的通知是要约邀请而非要约。理由如下：
①A公司向B公司和D厂发出的通知称：“我公司因为建设所需，标号为***的钢材1000吨，如贵公司有货，请速与我公司联系。我公司希望购买此类钢材。”这表明A公司希望在B公司和D厂向自己发出欲卖钢材的要约后与自己联系再协商是否购买或购买数量。所以，以上说明A公司并没有明确表示与D厂和B公司订立合同的意思。
②A公司在通知中称，“请于我公司联系，我公司希望购买此类钢材。”，表明建华公司只是说有意向购买，但并未标明接到通知后就一定会购买。
③通知中并未包含合同有效成立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如价格。
综上所述，A公司发出的通知是要约邀请，不具备法律拘束力，它与B公司和D厂之间并没有形成合同关系。而且B公司给A公司发出答复函称自己有货后，A公司并没有给出购货承诺，此时B公司自行组织车队运输钢材到建华公司。A公司与B公司之间并没有合同成立的条件，所以也无所谓违约责任，B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损失应该由B公司自行承担。
（2）而A公司在收到三家公司复函后，认为D厂所提供的钢材价格最合理，且其是老牌厂，产品质量信得过，当天下午即给D厂去函称其将购买1000吨钢材，请D厂速备货。D厂随即复函称其有货并于第三天送到A公司。此时，A公司与D厂的函已经构成了要约。并且，D厂在规定的时间内将钢材送达A公司。所以，D厂与建华公司之间已经构成了合同的条件,具备法律约束力。综上所述，A公司有违约责任，D厂的损失应该由A承担。

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识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第十五条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
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
第十六条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
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
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第十七条 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
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第十八条 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
受要约人。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
（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
（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
（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参考文献：http://wenku..com/link?url=JGAQmeHBdZRU5ShxT72YQ3wwT---poOFPFKLm3gITFUr_cmL15IQ06mcnrCCdYmZsetVylNkG

㈥ 求高手分析 行政法案例

1、答：本案中涉及的行政主体有三个，分别是垂岗乡政府，县供电局，垂岗乡变电所。行政主体它本身是个学术术语而非法律术语。至于什么是行政主体，学术界有争议。我国行政法学使用的“行政主体”通常有两中用法：其一，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他社会公权利组织；其二：具体是指能独立以自己名义对外行使行政职权和承担法律责任的某一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他社会公权利组织。因此，垂岗乡和县供电局作为行政主体我们不难理解。但是垂岗乡变电所能否作为行政主体，判断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的第20条第2，3款的规定：” 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我们知道垂岗乡变电所是可以作为行政主体的。

2、答：本案应当有垂岗乡政府和县供电局以及江某承担赔偿责任。垂岗乡政府在进行规划的时候，将村民的宅基地规划在高压电线附近，尤其是将江某的宅基地规划在10万伏配电线路的正下方，垂岗乡政府的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是有欠考虑的。因为其可能严重威胁到江某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使其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县供电局明知有人在其所有高压线路下建房，却未及时制止，也没有和相关部门协调处理好这件事。县供电局的这种消极的行政不作为明显是一种违法行为。因此，县供电局作为该高压线路的所有者，对其所有的高压线路造成的他人人身损害，应当要付赔偿责任的。而江某自己明知在高压线路下建房会有危险，在向有关部门反映未果后，仍然在原来规划地点建房这是其一。其二，是江某在对通往房顶的入口处理上不到位，并且也没有对小婷及其家人告之。因此，江某主观上有过失。要付赔偿责任。至于变电所，虽然是行政主体，但在整个案件里它并没有与江某存在行政法律关系，因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㈦ 一道行政法案例分析题，急求答案~~

（1）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3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前款规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据此，结合本案的情况看，A市政府的规章只能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而对于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则是无权设定的。
（2）A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在处理甲某的过程中，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的有关程序性规定，在没有对甲某拒载乘客的事件进行合法有效的取证调查之前，便作出了停业整顿30天的行政处罚。该种行为属于行政处罚行为的程序违法，而不属于滥用职权。